有高干子女亲属充当境外掮客

经济安全专家称有高干子女亲属充当境外利益集团掮客

    “这太司空见惯了，可以说类似的事国际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7月9日，谈及力拓上海办事处四员工被捕一事，江涌语气平静地对本报记者表示。
　　江涌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侧重对涉及国内的重大经济安全问题和突发事件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
　　3年前，江涌的一篇关于警惕部门利益膨胀的调研报告曾轰动一时，引发外界诸多联想，在该报告对境外利益集团通过在华机构和个人进行利益输送、政策游说以及进行商业情报搜集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而关注一些包括商业信息战在内的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事件和情报，是江及其所在部门的一项常规工作。
　　“按常规来看，由国安部门参与调查的案件，如果明确表态称‘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就基本上代表了已经证据确凿，否则不会公开表态。”江涌说。
　　江涌表示，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研讨会等活动，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的渠道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国内有些公司的发展规划刚刚做出，就已经摆在国外竞争对手的案头。
　　江涌认为，商业间谍案已经进入高发期，是立法约束境外利益集团的时候了。
　　司空见惯的“间谍案”
　　《21世纪》：上海市国安局公开确认力拓上海四名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而被拘捕，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江涌：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窃取重大商业情报以及国家机密的事情太平常了。对于我们做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人来说，对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21世纪》：这个事件一出来，很多人不自觉地联想起一些热播的谍战片。很多人感兴趣的是，一些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情报窃取者为什么会从事这种行当？
　　江涌：这要分几种情况：首先，有些人员一方面是一些商业机构涉华业务的工作人员，同时本身又可能是所在国家的间谍机构的人员，获取情报是其工作的一部分。
　　第二种是，这些出卖国家情报者并非专业谍报人员，只是通过工作便利窃取一些重大的国家机密，然后出卖给一些需要的境外部门和机构来谋利。
　　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出于被敲诈勒索而被迫从事窃取重大的商业情报或国家机密。能够使这些人员就范的敲诈无非就是一些“见不得阳光”的个人把柄被情报机构或相关人员掌握了，然后被胁迫，较多地表现为事关权、钱或色等方面的把柄。
　　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窃取重大商业机密甚至国家机密的案例表明，有的国家甚至给自己的国民从小就灌输一种“全民皆谍”的意识，这样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就可能更加多元。
　　获取机密途径多元化
　　《21世纪》：你在3年前发表的《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调研报告中，曾谈到关于境外利益集团在华进行利益输送、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的情况。现在发生的这个事件，你是否认为自己当初的警告得到了印证？
　　江涌：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就存在。3年前我在进行《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专题调研时，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们手里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中国国家部委的研究报告呢？
　　我们后来了解到，国外研究机构，甚至大企业和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给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来获得大量有关我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我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这是我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的一个渠道。
　　于是，我国一些立法计划和规划在尚未公开时，就被相关的国外利益集团获悉，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公关和游说，结果一些酝酿中的立法不得不暂停。
　　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将国内重要的媒体、专家学者甚至部委官员“一网打尽”，从而对国家一些重大的立法和决策施加影响。某些大的跨国公司也会直接通过自己在中国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利益输送和寻找利益代理人，这些机构行为，和一些在华个人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不属于同一性质，它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更为系统和深远。
　　应对商业谍案高发期
　　《21世纪》：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和全球化发展到目前阶段，针对商业秘密的间谍事件开始具有阶段性频发的特点？
　　江涌：随着国家间和企业间的商业往来增多，商业秘密战和信息战势必更加频繁。中国已经进入针对商业机密的谍战高发期。
　　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国民戒防意识，与目前商业谍战高发期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年代，间谍在更多人的意识中似乎只是小说或影视剧里的事，好像离日常生活很遥远，同时信息开放的意识也深入人心。于是很多重要的机密就是这样无意中给泄露了。
　　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比如中国一家资源公司在作出去投资非洲一个项目的决策后，自己的谈判代表赶到非洲与自己的目标客户见面，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了，这时等待中方公司的谈判条件已经变得极为苛刻，甚至连进入市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事关我国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摆在竞争对手的案头，这对中国公司的发展是很致命的事情。
　　还有一种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情况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金融服务机构盲目迷信与崇拜，对待这些西装革履的金融家们毕恭毕敬得像个小学生，往往是“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很多中国公司都是主动拿钱请那些国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与评级机构进行咨询、审计、评级，这当中有很多核心数据与规划等重要商业机密就这样轻易拱手送给别人。
　　依法制约境外利益集团
　　《21世纪》：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来重建我们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戒防系统？
　　江涌：在西方国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等活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境外利益集团无拘无束，如今该是依法进行有效制约的时候了。这方面国外有一些现成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首先是法律制约。美国主要有三部法律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直接管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和《院外活动公开法》。主要涉及对“游说者”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界定；实施主动登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与身份表明制度；以及对违法者实施民事与刑事处罚。其他还有比如《联邦选举法》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对选举进行捐款，《政府道德法案》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代理人向政府官员馈赠礼物。
　　但光靠法律对“外国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远远不够，还需要鼓励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对跨国公司、相关涉外团体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其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三就是鼓励与境外利益集团相对立、相竞争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实现博弈的基本平衡。鼓励竞争性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发展，形成对强势集团的制衡。
　　同时，应当本着“管住政府，放开民间”原则，约束、规范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变相任职”。鼓励相关社会公益团体对那些充当“黑嘴”或境外利益集团代言人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学者提起法律诉讼，以制约某些学者日益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考虑到充当掮客、游走于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一些是领导干部子女亲属。因此，应该强化高级领导干部财产与子女亲属就业的申报、登记与公示制，敦促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管教好自己的子女亲属。

据称宝钢济钢莱钢皆有人卷入力拓间谍案     7月9日，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和中国外交部均公开证实了澳大利亚力拓公司4名中国员工涉嫌“窃密”在沪被拘的消息。中国外交部称，这种行为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同一天，接近宝钢的人士告知，宝钢已有高管被上海警方“请”去协助调查力拓一案。另据了解，包括济南钢铁(600022,股吧)、莱钢集团等上市公司均有人卷入了这起案件。
　　力拓间谍被拘　　7月9日中午，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向媒体发出传真声明称，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等4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国家安全机关正在依法对胡士泰等人进行刑事调查。此前，坊间曾一度猜测胡士泰可能参与力拓方面对中国钢铁企业的商业贿赂。　　业内人士透露，胡士泰等人是力拓中国铁矿石业务部门最核心的团队，是“最得力的四名干将”。很多钢铁企业人士均证实，胡士泰在中国钢铁行业“非常吃得开”，胡士泰本人是力拓铁矿石谈判组成员，和钢铁行业的很多重量级人物都有良好的私交，他有动机也有条件利用私交了解一些中钢协谈判的筹码。　　多家钢厂涉案　　此次力拓4名员工被拘，与目前肃清国内铁矿石进口秩序相关连的非法交易直接相关。据报道，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已于7月7日被北京警方拘留，包括宝钢、济钢、莱钢等多家钢厂涉案。　　作为世界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一，力拓是目前与中国钢企进行铁矿石谈判的主要对象。自从2002年中国加入铁矿石谈判机制后，力拓等三大矿山公司就琢磨如何从中国获得更高的价格。　　根据铁矿石谈判规则，谈判格局是三对三，即供方——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对需方——宝钢集团、新日铁和欧洲钢厂，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　　2003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而在历年的谈判中，中方仿佛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一次次接受力拓等三大矿山公司涨价的要求。这其中的原因，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是中国钢铁行业存在“内鬼”。据了解，力拓从全国各大钢厂和政府部门高薪“挖”有政府公关人员、中国钢铁专家、中国矿业专家等“人才”，此前曾供职于五矿集团、莱钢集团等公司的一些人员目前就供职于三大矿山公司之中，这些人对中国钢铁企业非常了解，且与相关钢铁公司和政府部门人员非常熟稔。　　比如，传出与胡士泰同日被拘捕的谭以新虽然不是铁矿石中方谈判代表，但身兼首钢国贸的总经理助理和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的谭以新却是中方谈判的幕后成员之一，并参与了谈判方案的讨论。有报道说，谭以新和胡士泰私交很好，今年4月胡士泰还到北京见过谭以新。　　贿赂非常普遍　　“虽然被拘是因为涉嫌窃取国家机密，但商业贿赂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熟悉国际法律的一位资深律师告诉声称，跨国公司为开拓市场，采取贿赂行为非常普遍，力拓近两年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很快，不排除其中存在商业贿赂行为。　　“(每吨)70美元，返你0.5美元。”此前，有记者以买家的身份接触了做铁矿石进出口贸易的南京大尊公司进出口公司，该公司的朱先生对记者明确表示，“佣金可以谈。”　　“看看去年的‘奥运包厢’事件，商业贿赂简直明目张胆。”该人士表示，去年6月代表中国与必和必拓达成 “二手首发价”的某大型国有钢企方面人员，两个月后出现在必和必拓的“奥运观光团”中。必和必拓为了款待贵宾，专门成立了代号“IMT”的接待小组，高价聘请美国接待公司安排贵宾的行程，除了白天邀请贵宾观看比赛，晚上还专门邀请著名女歌手为其献唱，必和必拓方面也声称此举更有利于“沟通感情”。本报综合　 力拓公司曾向中国钢铁业提出90亿美元索赔要求     这是一笔巨额交易。2008年,中国铁矿石进口总额高达600多亿美元。这一天文数字使得铁矿石谈判成为一个巨大的博弈场,其间也就催生出为高额商业利润的不择手段者。　　7月10日,国内一大型钢企负责人向本报记者透露,从6月中下旬开始,力拓公司曾向中国钢铁业提出了金额高达90亿美元的“索赔”要求。
　　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点出击在于,6月30日这是传统铁矿石谈判的最后期限。按照惯例,如果6月30日后还无法达成协议,部分长期合约将失效——当然,这一情况在2009年之前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当时力拓一家家走访钢铁企业,要求我们对金融危机期间内未能履行的合同,进行赔偿。”该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他还透露,力拓董事会算了这样一笔账,他们号称在一共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由于中国钢企推迟出货、甚至取消船只,导致其铁矿石业务共计损失50亿美元;涉及租船费用差价、海运差价方面则另需补偿40亿美元损失。　　不仅力拓,同属三大国际矿商之一的必和必拓,也差不多同时提出了类似的索赔要求,“但具体数额不详”　　失衡的违约天平:两拓可以,中方不行　　在铁矿石谈判的最后期限,力拓试图以“索赔”要挟中方企业就范。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铁矿石贸易中,这是一个不均衡的商业天平。　　“在市场好的时期,力拓等矿商也会用不可抗力等原因,来解释他们为何需要减少长协矿的供应。”一位钢铁企业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出了不满,“但最后总是发现,他们的供货总量却一直在增加——在现货价价格居高之时,他们刻意减少长协矿的供应,却增加现货矿的销售。”　　这种反常的违约举动所造成的影响,在中钢协公布的数据中也触目惊心。数据显示,2007年,21家中国钢铁企业与力拓签订的“长协矿”合同为6073万吨,但力拓的实际供货量仅为5237万吨,合同执行率为86.24%。其中,有7家企业合同执行率在80%以下,最低的仅为53.17%。　　“因为现货价格太高了,利益驱使,矿山找理由不发长协货,转卖现货。”联合金属网铁矿石分析师胡凯不久前曾告诉本报记者:2008年,力拓销售了不少于1500万吨的现货矿,约占总量的9%,而必和必拓投放到现货市场的铁矿石销售量则达1900万吨,占总产量的15%。　　当时中方并未就此提出“巨额索赔”。　　但2008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形势扭转。现货价远低于长协矿价格。这时,两拓开始紧盯需求方的执行率。　　“力拓提出,如果此前钢厂的合同执行率在90%以上者,可以继续双方的矿价谈判、签约等后续事宜;如果合同执行率不足90%的钢厂,则需首先进行补偿,否则将不会进行谈判、签约等后续事宜。”上述钢厂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　　从2008年三季度起,受危机影响,钢厂订单急剧下滑,中方对长期协议合同的执行率大大降低。虽然各家钢厂的合同执行率都属各家的商业机密,但就钢铁业此前经历的低迷和困境而言,“去年中国钢厂合同执行率能达到90%者极少。”　　这意味着,到今年4月才基本将高价矿消耗完的中国钢铁业,需“赔付”者甚众。　　此前,华东一家中型钢厂的总经理也曾对本报记者苦笑,因该企业采用“不开信用证”的方式推迟长协矿发货,公司还上了部分矿商的黑名单。    两拓的“索赔”牌　　这并不是两拓首次使用这一招数。　　同样的招数,已经在日方身上用过。在离年度谈判期限一个月时间时,日本新日铁与力拓达成了降幅32.95%的协议。这让中方更加被动。中方的谈判“底线”是,铁矿石价格回到2007年时期的水平,也就是降价40%。　　本报记者从可靠消息渠道处了解到,5月26日,力拓与新日铁首发价后,必和必拓罕见地至今没有跟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必和必拓与新日铁仍未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　　“新日铁之所以接受力拓的首发价,就是因为力拓答应,未履行合同造成的赔偿问题一笔勾销。”知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上述钢企负责人则对记者表示,钢企与矿商二者,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对等的索赔权利。“即使是力拓此前以种种不可抗力为由减少发货,我们钢厂也从不会去真正索赔。因为矿商处于相对垄断地位,钢企怕影响今后的合作。”　　钢铁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矿商和钢厂之间会有一个关于铁矿石总量上的框架协议,时限可以长达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就合同本身而言,肯定是成熟且具备相应索赔条款的。但一年一度的谈判机制对此都很灵活,每年的供货总量都不固定。”　　中国钢铁业从2008年10月开始至今年4月,经历了连续7个月全行业亏损。直到今年5月,中钢协下属72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盈利12.62亿元,首次实现行业盈利。但业内并未将此视为足以兴奋的“拐点”。　　中钢协副秘书长迟京东曾于6月26日表示,钢铁企业扭亏为盈主要得益于钢材价格企稳和市场需求的增长。由于国家拉动经济增长政策措施陆续到位,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均有所增长,钢铁需求有所上升;社会库存继续下降;“主要原燃材料价格均呈上升走势,对钢材价格有所支撑。”　　一位国有钢企的总经理向本报记者分析认为:“今年预计钢市将成锯齿形波动状,目前靠提价所形成的一轮涨势,不知道能够支撑多久。”　　目前,进口矿的价格已达到80美元/吨,煤价也上涨50元/吨,测算下来,钢企吨钢的原材料成本比之前上升了近200元。　　中国钢铁业“身心受困”　　力拓提出索赔要求,在中国钢企看来,“就好像金融危机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上述钢厂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　　2008年中国钢厂所需支付的长协价,乃是在2007年基础上创纪录上涨“79.88%—96.5%”后的结果。而目前的钢价水平,仍在2007年水平以下。　　“去年的市场情况,是长协机制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非常特殊的情况,现在矿商对我们提出索赔,实在是难以理解。”上述人士表示。　　由于矿商近年来在供求关系上的独大地位,钢企在力量上无法与之抗衡。“不少国际矿商的股东,多由投行、基金构成。金融资本是追求超额利润和报酬的,已经到了不惜损害长期合作伙伴、破坏共赢原则的地步。”有钢铁业内观察人士向本报记者指出。　　特别是三大矿商之间的默契,彼此间是否有“串联”,中方亦没有办法求证。“这是中国钢铁业面临的最大两个困境。”　　除了外部压力,内部压力也同样令中国钢铁业“身心受困”。这包括长期以来“两个市场”——长协矿与现货矿并存,这一中国铁矿石市场独一无二的怪状。　　长协矿为每年经过买卖双方谈判、在下一个财年内确定价格的铁矿石,矿商借此锁定供应量,钢企由此锁定成本。进口长协矿,需要由商务部批准的资质,目前我国共有112家钢厂和贸易商具备。　　但自2004年（即中国首次参与国际铁矿石谈判）以来,由于中国钢铁产能的扩大和经济建设需求,对于铁矿石的诉求猛增。2008年,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量已达4.44亿吨,占全球海运铁矿石总量的52%。　　没有长协矿进口资质、却需维持生产经营的更广大的钢厂们,营造了一个完全随行就市的铁矿石现货市场（即“现货矿”）和现货价格。　　上述钢铁业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中国钢铁业本身有太多需要修正之处。除了亟需控制行业产能、通过兼并重组提高集中度外,还包括“这些年来,不应该任现货市场被炒作到现在这个样子”。　　2008年四季度前,“现货价”与“长协价”的差价最高达到近100美元/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