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日本偷师了什么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落后挨打的历史，也是先进中国人发愤为雄、立志振兴中华的历史。中国留日学生的大量涌现，也正是这一历史的间接反映。

首先我们来看留日学生大量涌现的原因及过程。先看外因。１８９５年中日《马关新约》（俗称《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重失败。巨额的赔款，难以忍受的割地，造成了中国国运的空前低落，同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响：列强以中国为可欺，认为这个“东亚病夫”正躺在“死亡之榻上”，一些人公开提出“分配这个病夫的遗产”问题，呼吁把“瓜分中华帝国”一事提上侵略日程，并在此后几年间，使中国面临豆剖瓜分的极为严峻的局面；再看内因。国际情况如此，国内，中国人则从甲午的失败中震惊于自己的落后，痛恨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不如人，决心振奋精神，重塑“国魂”。于是先有孙中山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在檀香山发起组织兴中会，号召“振兴中华”，接着康有为在１８９５年５月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变法维新。这种情绪反映到政府，便有大臣奏请派学生赴日留学之议。张之洞的《劝学篇》被皇帝颁发各省，留学日本便被确立为政策。往昔的弟子，昨日的敌国，于今成为中国学子问学之所，变化何其巨大。前引《劝学篇》说，二十年前，日本派人去西洋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其显效如此。“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中国人要去看一看，日本人怎样学习西方，使自己强盛起来的。张之洞说：“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事半功倍”，是当时统治者中高层人士的心态。“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这首诗反映了那时留日青年的热切心情。再看过程。１８９６、１９０２、１９０５，是中国青年留日初期的三个重要标志。１８９６年前一年，即《马关条约》签订的那年，是证明日本雄视东方的一年。于是在次年即有中国人一群１３人赴日留学，是为起步。此后数年留日人数增加并不多，据实藤惠秀研究，１８９９年有２０７人，１９０１年有２８０人，但１９０２年一下猛增到５００人。１９０２年以前两年，八国联军武装侵略中国，并在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同清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辛丑和约》，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降到谷底。甲午战后已证明具有雄视东方实力的日本，在庚子之役中，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派大军来华，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其军人被安排同西方军人一起，整队通过紫禁城，日本国并从《辛丑和约》规定的对外赔款中获得了巨大的一份，再次证明了日本具有雄视东方的实力。于是１９０２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１９０５年，留日人数达到了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的顶峰，这年底，留日中国人约达８６００之多，１９０６年大约也有８０００之谱。这一数字，据最早发表研究中国人留学教育著作的舒新城评论说，“实为任何时期与任何留学国所未有者”。晚近的美国学者也指出，这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１９０５年９月清廷决定停止科举一事，是１９０５年留日学生的迅猛增加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对国人的刺激。总之，１８９６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在１９０２年、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两次激增，是中国青年看到日本雄视东方的实力一再体现的结果。中国朝野上下，都想了解日本致强之由。与留学生人数激增的同时，清廷接连派大员赴日考察政治，正是这一想法的体现。

其次，我们考察一下这些风起云涌的留日学生对中国政坛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

第一，革命。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从１８９６至１９３７年，大约有十万之谱。大约同一时期，中国人留学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人数，都不能与留日人数相比肩。这些留日学生，尤其在早期，无论是官费生、自费生，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还是随大流者，大多是抱着救国的目的浮海东渡的。他们在日本求学期间，或者在回国以后，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影响至大至巨，尤其是政治、军事和基础教育方面，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近代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辛亥革命，其发动和鼓吹，与中国留日学生关系极大。除了国内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外，这一革命的策划和组织，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中进行的。孙中山奔走海外有年，组织发动革命功不可没，但进展不是很大。只是在他于１９０５年接触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并在其后融入了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后，尤其是在东京留学生中组建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就一日千里，一发不可收拾了。中国同盟会的主要干部，几乎都是留日学生。辛亥革命，完全可以说，是在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发动、号召和直接参与下取得成功的。这方面，已有许多论著作了研究，无须多加证明。

第二，参政。先看国民党这边。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曾去日本留过学的人也不少。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出席１７省南京会议的代表４５人中，留日者占了大半，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１９１２年元月就任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包括总长、次长）１８人，留日学生有９人，占了５０％。以劝进袁世凯当皇帝而臭名远扬的“筹安会六君子”，除严复为留英外，其余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五人均为留日学生。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２６人中，留日学生１４人，占５４％；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２４人中，留日学生１１人，占４６％；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８１人中，留日生有４０人，占４９％；在重庆国民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６６人中，有留日背景的３７人，占５６％。以上四组政府委员中，有留日背景的，均较有留学美欧或无留学背景的人比例为高。再看共产党这边。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正式代表１２人中，有７人有留学背景，除陈公博留美外，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李汉俊、周佛海等６人都是留日学生，占全体代表的５０％，只有陈谭秋、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等５人无留学经历。我们还可以看到，出现于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若干汉奸傀儡政权。在这些汉奸伪政权的头目中，留日学生比例极高。汪精卫、周佛海、王揖唐是其最尤者。一本１９４１年６月编印的《中华留日同学会同学录》中记载的６９３人留日学生，居然均在伪政权供职。

第三，军事。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军界的关系，一点也不比政界差。晚清政府于甲午战争败后开始筹练新军，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全面推行新政，而以练兵为第一要政。海军学生一般派往欧洲，陆军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各级军事学校，主要是初、中等军事学校。清末派赴日本学陆军的人数大约３５００人，毕业于军事预备学校（如成城、振武）有８５０人，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有６７３人，陆军大学毕业生极少。据统计，１９１１—１９３１年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有７６９人，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间，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还有１１９人。清末对军事留学生控制很严，一般均为官费派遣。政府原以为“日本陆军教育，系以忠君爱国顺服长官为宗旨，并无侈言自由与反对政府之弊”，因此对留日军事学生寄为干城之望。事实上，这种希望落空了。士官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就有一百多人。回国后在各地新军中任职的留日士官生，大多响应革命召唤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积极力量。武昌起义后，各省的兵权大多由留日士官生掌握。舒新城在１９２６年指出：“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我们只要查一下北洋政府时期将军府的将军名录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将军名录，可以相信舒新城的评论是有根据的。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无不有留学日本陆军的经历。

 从上列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因为民族危机的刺激，许多中国人都把日本视为民族振兴楷模，因而大量涌向日本留学。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那个万花筒里，大大开拓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在国内的封建禁网下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装进了留日学生的头脑，并通过他们和他们创办的各种刊物，广泛传播到了国内。时代的启迪，

新知的吸纳，使他们增强了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增加了他们探索国家前途、寻找国家出路的力量和武器。东西列强的虎视鹰瞵使他们具有了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危机感。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和治国方案，回到国内，接受中国国情的检验，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出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上方向各异的悲喜剧。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一些社会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中国之所以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并没有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真正“近代化”，并没有成为一个“健全”的现代国家，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反哺”力度还不够，作用还欠缺。清末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之所以异常艰难，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坎坷曲折，中国的自由、民主之所以难以实现，或许正因为日本的影响过于强大，换句话说，或许正因为在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就误投了师门、错找了奶娘。因而，由日本文化影响并形成的另一些社会力量则迟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