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之女讲述在父亲身边的潜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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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

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各路大军完成了对北平城的包围,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义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此时,有四人为了争取傅作义起义做出重大努力,他们分别是: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现名傅冬)和阎又文。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表文告,宣布自22日开始停战,属下20万军队撤离市区,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我到《大公报》当编辑

1924年,我出生在太原,中学时代颠沛流离。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西安、重庆。当时每逢节假日,我经常和一些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去玩。周恩来见到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问我们读了些什么书,对抗战有什么想法等;也常常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多关心社会。我从那时起,就特别喜欢周叔叔,觉得他和蔼可亲。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

那时,我思想有些激进,总怕落在同学后面,落在时代后面,所以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组织,就想很快加入进去。听说地下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一个“号角社”,我就积极申请加入了这个组织。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王汉斌是我的介绍人,一直由他领导我。加入“民联”之后,我和共产党员接触更多了。这个时期,我的思想进步很快,把抗日救亡、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参加进步学生集会的一次经历,军警赶来驱散学生,在急奔中我崴了脚,蹲在地上一时难以挪步。一个男青年飞跑过来,扶起我转入小巷。从那一刻我们相识了,他就是我的终生伴侣——越南归侨、西南联大新闻系学生周毅之。

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联大毕业后,我也回到西安。不久,我给天津大公报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职信,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回信同意接纳我,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编辑。

与父亲激辩张家口

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部队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

开始,是因为受降问题,父亲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由八路军去受降。并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父亲与他们发生冲突后,一下子由抗日时期的合作的友军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他却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

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

当时,我就抓住了两件事对他实施“猛烈进攻”。一件是轰动全国的五原战役:1940年3月至4月,父亲率部在五原战役中,取得了击毙日军水川中将,歼敌3700多人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的慰劳。4月6日,蒋介石发来贺电,并宣布授予父亲“青天白日”勋章。对此,父亲于5月22日发表辞勋呈文,公开予以辞绝。辞呈表面看是推诿功微,不能拜领,实则是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

第二件事就是我抓住了父亲说的一句话:“抗战胜利后,我要‘解甲归田’。”批评他言行不一致,嘴里说“解甲归田”,行动上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行锋。

我那天所以用这两件事来“进攻”他,就是想说明父亲抗日是真心的,对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华丽辞藻作掩护,行“剿共灭共”之实的蒋介石的勋章,不是笑脸相迎,而是冷眼相观。可是到了解放战争,父亲的态度变了,变成了“戡乱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并且不分青红皂白,把打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一方,为反动的国民党蒋介石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