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与遇罗克——看两岸知识分子的命运

　李敖在接受《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曾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您父亲没带你们全家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生活，您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李敖回答：“我可能是王洪文（笑）！王洪文和我同岁啊。我当然不会像在台湾这样的玩法，我不会那么笨，我有别的玩法嘛！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情报头子，不一定要去住牛棚，为什么要把我看得那么笨（笑）！ ”

　　 但李敖或许不知道，在当年的中国大陆上，是一片盛行唯出身论的红色海洋，王洪文由于出身贫农，当过兵，做过工，是工农兵三者得而兼之，因此才算是一个“好的接班人”，而李敖的爸爸李鼎彝在哈尔滨做吉林六中校长、在北京做法部科员、在华北禁烟总局下做太原禁烟局的局长，换句话讲，解放后就是“学阀、右派”，是要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的对象，李敖要做“王洪文第二”，只怕是不能够了。 
 
 

　　 当然，我们无法假设如果当初李敖生长在大陆的命运，但在与李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却有一位令人深深同情的年轻人，他与李敖相差只有八岁，但却远没有李敖幸运。在台湾，李敖十九岁“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二十岁再以同等学力考上台大历史系。在大陆，他十七岁第一次高考，却因为父母双方都是右派，受到牵连，没有被大学录取；十九岁时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再度应考，又再度由于出身问题而名落孙山，想去当兵，更是连参加体检的资格都没有！

　　 二十岁，此岸的他和彼岸的李敖，同样是在困学求变的时期，同样是勉力读书，学识远超同龄人的英杰少年。一九六六年，他二十三岁，写出了震动人心的《出身论》，但却因文获罪，年仅二十七就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身死刑场。

　　 他就是遇罗克。一个应该被中国人深深谨记的名字。

　　 “遇罗克，我们这一代的佼佼者，只要比较一下文集中的日记和文章，就会知道，这中间有着多大程度的区别。只要他跨出个人的房间，就会立刻变得拘谨起来。在日记里，他是一个怀疑论者，十足的思想者和革命者；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总不免要蒙上一具庸人的面具。他那么认真地划分“阶级论”和“唯成分论”的界限，指斥工作队抹杀了“阶级路线”，认为所有的青年都不能放弃“思想改造”；他以极其时髦的语言，鼓励自己的同类握紧“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起而捍卫“革命路线”，紧跟一个人干革命。”

　　 ——夜读遇罗克（林贤治）

　　 这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读了许多书，又深深洞明世事。我们看看他几则日记，就能知道他在那个混沌的年代有着一份难得的清醒：

　　 1966年 5月2日

　　 “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 5月10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1966年 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 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1966年 8月3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一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把干群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呵，既制不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到大雨里，岂不枉哉？”

　　 遇罗克，这一个有真智慧的年轻人，在一个时代的暗帷中写下光照人心茫昧的《出身论》，他是知道后果的。在1966年 8月26日的日记中，遇罗克写下这样一句话：

　　 “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这种甘心殉道的大勇，在1966年此岸的遇罗克身上，在1966年彼岸的李敖身上，都是人间正气的一种彰显。但李敖总是要比遇罗克更幸运一些，他只是遭遇被跟踪、被软禁、被封杀、被囚禁的命运，而最终降临在遇罗克身上的，却是死亡。

　　 在1970年3月5日的北京，遇罗克身死刑场，十年后被追封为烈士，而李敖则在十年后复出文坛，又再度入狱。从这两人的一生去看两岸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惟有深深、深深的感叹。

　　来自：黑马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