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书海拾贝（18）

“我们有几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周恩来
■真正的国母

1981年5月29日，一代国母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在逝世前半个月，她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称号。有人猜测，她是否会与孙中山合葬中山陵？
出乎猜测者的预料，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她生前的嘱托、安排。
在她逝世前3个月，被她一直尊称为“李姐”、16岁就到了她身边帮助料理家务达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逝世。宋庆龄嘱咐李的骨灰与她的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为此给私人秘书的书面指示中，“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
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传记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补充说：
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在1922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虽然已结婚七八年，但国民党内仍有人故意称她为“宋小姐”，以示不承认她的“孙夫人”的身份。此后，这种无聊没有了，但所谓“名分”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树静风息)，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文革”，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墓地遭严重破坏，后经周恩来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身边？她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却绝不封闭、肤浅的宋庆龄，给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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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中路1843号
上海宋庆龄故居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1843号，是1948年以后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
这是一幢占地面积4333平方米、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的花园住宅，建于1920年。最初的主人是德国船主鲍尔，后来转让给德国医生菲尔西里。1929年被中国工商界人士朱博泉买下。1945年，政府没收了这幢房屋，先由蒋纬国居住，后改为中央信托局招待所。
1948年，由于原莫里爱路（香山路）房屋被改为国父纪念馆，于是政府将此处房屋给宋庆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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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让我们习惯各种事物，就是用它来代替幸福。”——《叶甫盖尼•奥涅金》
■做生意的大气和精明
□吴琦幸
上海人做生意在全国一向以讲信誉和精明著称，但是如果论大气的话，似乎还欠缺一点。当然这不是所有的上海生意人，而是一部分人的思维方式。
外地人外国人来到上海，首先就要接触上海的旅馆业，酒店管理的成败或者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世博会在即，对于上海酒店服务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近我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就碰到这样一件尴尬事。
现在几乎酒店的房门钥匙都使用一张塑胶片的智能卡。由于近来天寒地冻，塑胶片变得又硬又脆，免不了折坏，影响了开门。我到前台去要求换一张，这在国内其他地方或者在国外都是小事一桩。但是前台服务员说，凡是遗失或损坏智能卡必须由客人赔偿，每张五十元。经过解释，这不是损坏，而是自然折坏。但是服务员却不予通融。换了一张，马上就要求客人签单，付五十元。按照此理推算，智能卡总要老化损毁的，而这种消耗都要由客人买单。客人付钱住旅店，钥匙本该酒店提供，但是这家酒店却要客人买单。这也许是做生意的精明之处，但是却大大降低了客人将来再住这家旅馆的热情。
同样的我到深圳住旅馆，那张智能卡上写着，凡有损坏和遗失，请立即通报前台，根本不需要赔偿，换一张就是了。这体现出一种对客人的热情。本来，一张房门卡值个几分钱，坏了重新输入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对于客人来说却给了很多温馨。在美国，甚至客人临走可以带走卡。因为美国各个旅店的智能卡设计不一，有的客人喜欢留作纪念，可以带走。在结账的时候也不需要到前台去，只要将房卡丢进专用信箱就可，所以很多人都会带走一张卡。带走的话，将来要住店就可以根据卡上的电话去订房间，起到了广告的作用。
更离奇的是，我有一次到拉斯维加斯旅游，预定了凯撒大饭店。美国的节日很多，每次到了节日，也是旅馆业最忙碌的时候。我定的标准房每晚一百五十九元，用信用卡预付了帐单。到了那里，接待的小姐一查电脑，发现我们预定的房间已经没有了，于是问我，愿不愿意升等级，到二百五十九元的房间，但是要多付一百元，我当然不愿意。她思考了一下，然后说，那给你们升等级到二千五百元的高级套房，我听了觉得奇怪，我已经不愿意多付一百元升等级，现在却要我升到二千五百元的豪华房间，这多出来的钱我们更不愿意付了。不过，小姐笑眯眯地说，如果升到二千五百元的房间是不要你多付钱的，我们还是按照一百五十九元收费。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仔细盘问才知道有这样一件好事，于是何乐而不为，全家住了一夜最高级的套房。回来后始终不明白这是怎幺一个逻辑。二百五十九元的房间要另加钱，二千五百元的房间却不要加钱。
不久前，我们再度到这家酒店住宿，我特意找了他们的经理询问，为什么住二百五十九元的普通房间要我多付差额，反而是二千五百元的豪华房间，你们可以慷慨提供？
这位叫史密斯的经理同样非常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当时我们由于房间紧张，所有的普通房间已经定满了，只剩下二百五十九元的房间。我们估计二百五十九元的房间一般消费者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销售得出去，才让你多付。即使你不住，其他人也还是会来住的。但是几千元的豪华套房的销售比较难，没有人预定的话，一般是不会临时来住的，因此我们就干脆给你享用，空着也是空着，让你享受一下，你不就是我们的回头客了吗？而且，你对这样的超值服务一定会满意，当你向朋友介绍这段经历，不就是在为我们促销吗？说完，他非常有自信地笑了起来。这位经理还补充了一句，哪一天，如果连豪华套房也都订完了，我们还会拿出更高等级的房间给你。我们愿意让客人占到好处，也不影响我们的声誉。我听了后才知道这家酒店管理的新思维，那就是宁可给客人占便宜，也不要得罪客人。
这才是又精明又大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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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了孩子，让他知道的第一位伟人就是您。”——挽幛
■韩国泪别卢武铉

29日上午，首尔街头人山人海，到处是支持卢武铉的人群，他们头戴具有象征意义的黄色帽子、手持黄色气球，广场上一片黄色的海洋。
韩国29日为6天前跳崖自杀的前总统卢武铉举行葬礼，李明博、金大中、金泳三等现任、前任总统参加。从国内外政要，到普通民众，数十万人含着泪水，送这位平民总统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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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最后一颗树被刨，最后一条河中毒，最后一条鱼被捕，你们才发觉，钱财是不能吃的。”——印第安人歌谣
■航拍：在湖北上空
素有“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美誉的湖北，山青水蓝，花红柳绿，可从空中看到的另一种色彩，却和这片土地的美是那么不协调。这色彩斑杂的一个个场景，宛如大地上的一道道伤痕。
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其实失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的，只是那一片耕地，那一处湖泊，那一类物种吗？如果我们不知道已经和将要失去的是什么，那才是永远地失去。

鄂东一处湖面，推土机步步紧逼，水面寸寸失守

化工厂的废料摧残着大地

在武汉郊外，成堆的钢渣把一块块水面包围，最后的一抹绿即将消失

在鄂州市的长江边，提炼钢渣的土作坊连绵近一公里，带着各种有害矿物质的彩色废水直接排入长江

在鄂南的一处山上，挖掘机开进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裸露出来的地表像撕裂的一道伤口

挖地三尺都难见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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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瘦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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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的安排是奇妙莫测的，令人敬畏的，他分配世人的祸福，往往叫聪明仁厚的好人受糟蹋，让自私的、愚蠢的、混帐的人享福。”——《名利场》
■海珠桥事件，谁是输家？
□唐昊

近段时间来，海珠桥几成了广州的跳桥“胜地”。从4月1日到昨天“跳桥秀”前后一共发生了11起，海珠桥每每被封。公众对此的态度也渐渐从同情、理解转向麻木、厌烦甚至愤怒。前天甚至有老伯将造成交通堵塞达5小时的跳桥者从桥上一把推下，致其多处骨折。
在上述事件中，跳桥者受伤入院、推人者被刑拘，他们各自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从网络上纷纷扰扰的不满和意见中，似乎最后的输家却是政府！究其原因，这不仅仅是因为消防部门没有阻止住老伯的干扰，也没有保证救生设备气垫性能，更是因为类似事件凸显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失望和不满——— 跳桥者和推人者的行为虽然互相对立，但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政府的不信任。
今年以来，爬上海珠桥的人所诉求的事件五花八门，有讨薪、被骗、无钱治病、土地被占等等，几乎涉及到各类政府部门。他们的问题居然“没人能处理”，这说明我们社会法治的粗疏，执法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作为。而跳桥者爬上桥“讨说法”，以公共利益和自己的生命来要挟解决问题，说明其对法院判决、执行机制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至于推人老伯，其不满消防和警方的低效而选择了用极端方式处理此事，但不幸失手。推人老伯固然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究其动机，又不仅是好心办坏事这么简单(推人者之前曾救下另一跳桥者，这次他也一直以为下方有气垫床才敢动粗推人，没想到气垫居然没充满气)。当政府不作为的时候，“侠客”就会出来自己执法，最终会毁坏法治的根基。私人执法表现出两种对政府的态度，一是不信任，二是不满意。无论怎样，政府的权威都会受到严重损害。在一个社会中，私人执法的冲动越大，政府的权威就越小。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政府自己的行为也证明其不被信任是有道理的——— 即使是在面对有人跳桥这种人命关天的情况，在长达五个小时内居然还没有把救生气垫充满气，成为跳桥者受伤的间接原因。
不过话说回来，指责政府是容易的，作为我们每一个普通公民，除了在旁边看热闹之外，又为类似事件的解决做了些什么呢？跳桥者所面对问题的成因，包括法治社会的腐蚀、信用制度的缺乏、社会腐败等已成为社会生存之所必需，在这些现象产生的过程里，谁又没有参与其中呢？老伯把跳桥者从桥上推落，但又是谁把他推上桥的呢？相信没有人是无辜的。在类似事件中，我们会因为这些跳桥者的“非常诉求”而堵车、迟到、受老板脸色，被扣工资，就当成这是我们对社会进步不作为而付出的代价吧。
前几年有媒体发明“跳楼秀”这个词的时候，让人第一感觉就是说这个词的人“没心肝”。但是，几年后“跳楼、跳桥”还真的变成了“秀”：在跳桥秀中，没有几个是真的想跳，像这次陈某被老伯推落下来受伤后，就一直抱怨救生垫子没充满气。但问题是，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谁愿意表演“跳桥秀”？因此，即使他们并不真的想跳，即使只是在做一场“秀”，也是值得同情的。跳桥这种做法虽然以公共利益相要挟，但毕竟还是恶性不大的。真正可怕的是，如果连跳桥这种手段都被证明无效，人们连赌自己的命都没人理会，那就只能赌别人的命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跳桥者的宽容应该成为公众一个基本底线，无论从伦理层面还是事实层面都应如此。但也不可以停留在这个底线上。要真正解决“跳桥秀”的问题，作为政府，当然要提高自己的办事效率；而作为公民，则必须有意识地推动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习惯于参与公共事务和改变国家面貌，否则，可能会连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宁也将无法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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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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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情都是经过双方同意后才发生的。”——陈冠希
■陈冠希不想被人遗忘
□林如敏

走出炼狱
陈冠希就艳照事件接受访问,说“所有事情都是相互的，都是经过双方同意后才发生的。如果我用一部相机对着你的脸而且又有闪光灯，你当然会知道我正在给你拍照，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对许多扮清纯扮无辜扮傻扮天真的女当事人来说,这无疑又将是致命的一击。
那一刻，那一个暧昧狭小的时空里，空气中弥漫着欲望的氤氲，陈冠希和女事主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热烈的性爱。在热烈的性爱里，有人喜欢玩SM、有人喜欢野外作业、有人喜欢玩自拍，不过如此罢了。
陈冠希和女明星之间,实际上就是一场成人间的游戏，没有人是被迫的，没有人是智障，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张柏芝之前的怒斥赢得了一致叫好，而阿娇看似软弱无力的访谈则为她进一步巩固了“天真娇”的名号，这再一次体现了某种根深蒂固的旧道德的强大。首先，在一对多人的男女树形关系中，男性在道德上先要被判死刑，因为二三其德，因为见异思迁；而作为女当事人，怒斥尽管骨子里接近于恼羞成怒，但却恰到好处地表明了某种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姿态，而没怒斥似乎就意味着你还没跟这个被判道德死刑的人划清界限，你的“品质”，将由此而备受质疑。
事实上，作为照片失窃的事主，陈冠希在道德上和与他一起玩性爱游戏的女星是平等的，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时过境迁，当事女星拍拖的拍拖、生仔的生仔，似乎一切都行将平静的时候，陈冠希又站出来接受采访,风又起，又吹皱一池春水，只是，这一次，当事女星基本都不会回应了。因为，一年多的时光，再脆弱的心灵也磨出了老茧，其次，面对“自愿”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也许，陈冠希骨子里的叛逆性格决定了他不甘寂寞。哪怕那些当事女星都纷纷表示已忘了他,但是,他不想被人遗忘。许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陈冠希和满脸鸡皮的张柏芝或阿娇邂逅于香港中环或铜锣湾，不知眼神里会是温存还是仇恨———如果他们还能认出对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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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赐给我最美好的礼物！”——杨振宁
■我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杨振宁夫妇2008年1月6日在北京亮相宣传两人合作的新作《曙光集》，该书于当日推出，精选了杨振宁1979—2006年的五十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和诗歌等，反映了杨先生的科学观点、社会见解和个人情感，既是面向过去的生动总结之作，又是面向新世纪的展望曙光之作。
2006年，婚后首次赴台的杨振宁和翁帆接受媒体专访。专访之后，杨振宁偕翁帆中午参加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颁将典礼并做《21世纪的科学发展》专题演讲。穿着碎花洋装的翁帆掩不住的青春气息，她是杨振宁的伴侣，也是他的“耳朵”。
配戴助听器五年的杨振宁坦然地说，到了这年纪，听力不行，“你们得大声点儿”；若是不清楚，他只消望妻子一眼，翁帆会握着他的手，用略带潮汕腔的普通话把问题重复一次。
以下是访谈内容：
问：两位结婚快两年了，结婚对你们各自的人生，最大改变是什么？
杨振宁：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婚后，我们从彼此学习到一些自己以前没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年纪差很多，媒体有非常多讨论，不过有一点大家都没注意到：一个人到了八十多岁，不可能不想到他的生命是有限的，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姻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
假如我没跟翁帆结婚，我会觉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三四十年后的事，透过翁帆的生命，与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下意识里，这个想法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
翁帆：振宁讲过：“有些事我看不到了，可是再过三四十年，你帮我看。”我们心底难免有点伤感，但大家都晓得这是一个事实，每个人都会经历。对我来说，婚后经常要旅行，参加一些会议和活动，这跟我以前的生活不一样，因为我结婚前还在念书。
问：杨振宁的过去，翁帆没有参与，会造成隔阂吗？或反而可以分享不重叠的人生？
杨振宁：我认识很多人，有的认识很多年，像这两天翁帆和我会看到很多人，我都会预先向翁帆介绍，这个人多少岁、做什么研究。我想人相处了以后，年龄差别没什么重要性，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透过跟翁帆的接触，我也认识很多和她同年纪、在潮州长大的中国年轻人，帮助我对中国今天的各种现象多一些了解。
问：会不会在价值观上因为世代差距有不同看法？
杨振宁：像吃东西，毕竟我在美国住了快六十年，而她最近才长期接触外国生活。
翁帆：我发现他吃中餐和西餐的量不一样，西餐吃得较多，中餐通常吃一点就说饱了。
杨振宁：又比如说她对中国的补药，相信的程度比我大了很多很多。
翁帆：中国人普遍觉得人参是好的，广东人喜欢煲汤，里头会放些药材。这些我相信对身体有好处。他一边喝，一边说不相信。不过只要他肯喝，我还是会煲给他。
问：你们谈论科学吗？跟诺贝尔奖得主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感受？
翁帆：我想他首先是一个人。当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很少去想他是什么得主或什么人物，只把他当作丈夫一样来相处。
杨振宁：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比如说我看电视或看电影，了解的速度不如一般人，一方面是我的耳朵有点问题，不过不只是这个。我跟翁帆看电影，她会觉得：喔，原来杨振宁这人并不怎么聪明。
问：结婚两年，院士做过的什么事让你最感动？
翁帆：嗯，现在我刚好想起两件事，心里觉得是甜的。有一回我们在日本，早上我病了，头晕、肚子疼，没法起床，振宁到楼下帮我拿一碗麦片粥上来，喂我吃。（杨：多半时候，都是她照顾我。）
另一件是在三亚的酒店，他通常比我早起看报纸、看书。那天他不想开灯吵醒我，就到洗手间里去看。我醒来后跟他说，你可以开灯的。
问：你似乎对自己的年龄很坦然？
杨振宁：是，很幸运，我现在身体很好。假如我不能行动了，我们的关系和对前途的看法不可能跟现在一样。有人认为我们的年纪差这么多，兴趣可能完全在不同方向，过去经验也不一样，会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程度。不过，我觉得这些婚姻不成功的可能性在我们之间都没有。
问：婚前你们曾讨论过如何排解别人的议论或亲友的压力吗？
杨振宁：亲人的看法当然是我们比较重要的考虑（杨有三名子女），不过在我们两家的情形，他们没有任何异议。至于朋友，我想绝大多数都觉得这是一桩不寻常的婚姻，不过他们也认为是值得做的事情。
最近我们到美欧去了一趟，因为翁帆是念英文的，所以她和别人交谈一点困难也没有。我曾经想过，如果她不大会说英文，我们会不会结婚？这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人的感情很复杂，不过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
翁帆：我们结婚是先自己决定，再通知家人。当然希望他们支持，不过我想，首先是我们自己做了决定。振宁说过，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罗曼史，我也这样觉得。我这样想没什么特别理由，只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
杨振宁：我想（看了翁一眼），翁帆也许不会反对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讨论结婚的时候，我跟翁帆说，将来我不在了，我赞成你再婚。她说：“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但我的话是有哲理的。人生非常复杂，没有绝对的对与不对。我告诉她，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
问：杨院士曾说自己一辈子非常幸运，人生每个转折都占了很大便宜，这话怎么讲？
杨振宁：一个人到了我的年纪，不可能不想到一生的经历（翁伸手轻轻拿掉杨脸上的一根头发）。我在安徽合肥出生，当时的合肥，像还在十九世纪、甚至十八世纪的状态，没有电，没有马路，大的公共汽车因城门太小进不来。直到父亲在我六岁时回国，到厦门大学当教授，把我和母亲接去，我才从十九世纪跨进二十世纪，第一次看见抽水马桶、罐头水果，也第一次吃到香蕉和菠萝。
到美国时我二十二岁，“二战”刚结束，这以后五六十年来，全世界人类生产力大幅增长。这与我个人一生命运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在美国当研究生时，正好物理学有新的一支刚发展，就是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一个年轻人能和一个开始蓬勃发展的领域结合在一起是最幸运的，那景况像是“遍地黄金”。那也是美国学术研究大发展的时候，各校、各研究所都在扩充，机会非常多。所以我从没找过工作，都是职业来找我，这当然非常幸运。
在个人生活方面，我跟杜致礼结婚五十多年，现在又跟翁帆结婚，不管别人怎么想，在我自己看起来，都是很幸运的。
而这么多幸运结合在一起是很少有的。
翁帆：我想我没他那么幸运，这是肯定的。不过我也觉得，我一切都还不坏，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问：你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总评是什么？有遗憾之处吗？
杨振宁：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我想可以比喻为冲锋陷阵。年纪大的人冲锋陷阵的本领不能和年轻人相比，这点和文学完全不一样。比如我的老朋友何炳棣（历史学家），比我大三四岁吧，著作和研究还是在前沿做得很好。我现在基本上渐渐从最前沿退下来，改走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注意的是过去一两百年学术上发展的总趋势。我到各地去演讲，讲题都与这有关。这些年关于这方面，我写了不少文章，现在翁帆帮我整理文章，翻译成中文，打算出一本《杨振宁选集》。1985年我出过一本英文的Selected Papers（《论文精选》），现在等于出续集，但用中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