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曾经不想招安

              宋江作为一个投降招安派被历史定了性。他本是山东郓城县的押司，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虽不是豪宅大户，却也颇有资财，不然怎会有那么多钱去“仗义疏财”，赢得“山东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的美名         宋江的日子过得虽滋润，却是胸怀大志，不是“小富即安”的性子，一心想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利用工作便利，他结交了一些梁山及其他山寨的草莽英雄，黑白两道通吃，在社会上很吃得开。不过当梁山好汉拉他入伙时，他果断地拒绝了，他还舍不得现在拥有的权位，虽是小吏，但毕竟是国家公职，怎么能好好的日子不过，甘心为贼呢？何况他的老爸宋太公一心要他光宗耀祖，是绝对不允许他当江洋大盗的。既使是宋江杀了阎婆惜，被全国通缉时，宋太公还存着一线希望，假传死讯，骗宋江回家嘱咐他不可落草为寇：“是我每日思量，要见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写道我殁了，你便归得快。我又听得人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为此急急寄书去，唤你归家。”宋江是个孝子，听从了爹爹的安排，自投罗网被官府抓捕判了个充军江州         从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一夜之间变成一个罪犯，宋江的仕途梦彻底破碎，但他干“大事业”的梦未碎，此时宋朝奸臣当道，皇帝昏庸，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事时有发生。宋江一时也起了反心，推翻这无道的昏王自己做皇帝，所谓酒后吐真言，浔阳楼宋江题反诗就是他此时心理最真实的体现：“自幼曾攻书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又有一首诗道：“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唐朝廷的死对头，从未起过投降之心。宋江此时心里想的是要走黄巢的老路，“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是他一生中反意、恨意最深的时刻，与朝廷是决然对立的。如有招安投降之心，是写不出“他时若逐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之句的          所以说，人的思想变化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宋江并不是天生的“软骨头”，一开始就想招安的，不然他怎么会受到那么多梁山好汉的尊重。他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上梁山—不愿招安—不招安不行”的过程。          蔡东藩的《宋史演义》可为宋江初上梁山时的心理做个佐证：宋江初上梁山时，“京东各军，一再往剿，反被梁山群盗，杀得七零八落，大败而回”。即使在梁山凑齐一百零八将的全盛时期，招安也只是宋江可选择的一条路之一，而不是必走的一条路。        《宋史演义》写道：“宋江置酒大会百余人，依次列席，大众商量进行的办法。宋江首先倡议，一是静待招安，一是出图吴会。旋经吴用等酌议，以吴会地方富庶，若攻他无备，去干一番，事情得利，便从此做去，失利亦可还寨，就抚未迟。宋江恰也赞成。”宋江最后的决策是不招安，而是出图吴会，干更大的事业。没想到他碰到的是大名鼎鼎的战将张叔夜，一战将他的一百单八将几乎全歼，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走投无路之时，还是吴用提出招安：“既系老张在此，我待恐难与战，不若就此归抚罢！”宋江道：“难道去投降不成？”吴用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且可保全兄弟们性命，请大哥不必再疑！”于是宋江下令接受招安投降。可见，吴用在招安的这一过程中对宋江的心理影响最大。        宋江“自幼曾攻书史，长成亦有权谋”，其心计是不同于一般造反的莽汉的。他初上梁山那一刻，就已经彻底地与朝廷决裂，有自立山头称王的打算了。但最后选择妥协，选择了招安这一条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依我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像《宋史演义》所说，是迫于军事上的压力。梁山地处偏僻之地，占山为王、小打小闹还可，随着人马的逐渐增多，粮草必然供应困难，想打败强大的朝廷，实在有些困难，施耐庵所言的“三败高俅，两赢童贯”只是一厢情愿的故事，若宋朝果然举国之兵加之梁山，梁山恐怕很难抵抗。宋江对此忧心如焚在情理之中；二是梁山好汉的组成，以大地主（如卢俊义、李应）、大贵族（如柴进）、投降的朝廷将官（如关胜、呼延灼、孙立等）居多，招降他们时便以“招安”为诱饵，他们绝大多数是主张招安的，宋江为山寨之主，若按民主评议，也不得不遵从大多数的意见；三是宋江本人的心理在两可之间，他只是想干成一番大事业，推翻朝廷做皇帝与“招安”而受封为朝廷命官对他来说都是人生成功的一条路，都可以“青史留名”，比他蜗居在郓城小县当个押司强上百倍，一旦“黄巢”之路受阻，他很容易倒向“招安”一途。只不过，宋江心眼虽多，毕竟斗不过久在朝廷的“社会油子”蔡京、高俅等奸贼，他没料到奸臣们让他北抗大辽，南征方腊做了朝廷的“炮灰”，消耗了梁山绝大部分的兵力。他本人虽被人利用大难不死，然而也逃不过逼喝鸩酒死于非命的下场。虽然也“青史留名”，然众多梁山好汉地下有知，恐怕不定怎么埋怨他这位“领头大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