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捐门”与“文人相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5:35:23
“假捐门”与“文人相轻”
文章提交者:许金声 加帖在 原创评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假捐门”与“文人相轻”



今天上网,看到所谓余秋雨“假捐门”的争论,目前仍然在升级。易中天已经发表了三篇犀利的文章。而余秋雨也已经并不示弱地在自己的博客上做出答复。

     从这一争论,现在又派生了一个新的争论,即“文人相轻”的问题。

“君子之交”这样评价:

精明无比的文化商人易中天,这次突然有看到了追名逐利的好机会,居然破天荒点名对余秋雨发难。易中天推波助澜,因为这是他改变自己形象的一个时机。过去的易中天,走的是红顶路,发的是古难财。他要树立仗义执言的形象,那是一定要有一个垫背的。余秋雨如此一个鸿儒,走的路和易中天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他的身份和地位却远高于易中天。他的大师帽,一定让易中天闹心多年了。这次易中天既可以打死老虎,又可以垫高自己,当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不然就不叫文化奸商了。

余秋雨应该会后悔的,他后悔自己上了贼船。平心而论,余秋雨还是依靠自己那几本文化书出名的。但是很快就和中国的许多名人一样,他非常必然的就被招安。招安以后,他其实就是一个花瓶,给当局做个陪衬而已。后来一顶一顶的荣誉帽,把老余捧上了一个可怕的高度。奇怪的是,余秋雨没有丝毫的自知之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的思想和根底都远远跟不上那个可怕的高度。最可怕的是他对大师这个荣誉看的太重,于是就一直以此自居。反差一大,对手就接踵而至。老余的下场,其实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话说得有一些刻薄,也可以说是尖锐。



宋浩浩则说:

中国文科学者,鲜有人不嫉妒余秋雨。

……中伤者大致有以下5个方面的情况:一、一些文科学者,他们在学院派里,基本上都觉得余秋雨是散文作家,这到不妨事,只要不火烧我们学院派,给我们留点饭吃。关键,余秋雨先生又是戏剧学的一流学者,他的《戏剧理论史稿》等四部学术著作,到现在还为各大学中文系作为教材,这不是急死学者么?你余秋雨在文学界如日中天,在我们学术界学院派里也游刃有余……。

二、当代一些作家与散文家,他们为什么妒忌余秋雨。因为他们写不出黄钟大吕的作品,胸襟不够,写来写去都是小女人文章,而且销售得都不好,看到《文化苦旅》卖了20年了,还这么畅销,怎能不妒忌?

三、余秋雨的书法也是当代文人中之一绝。这还了得,余秋雨先生又抢书法家饭碗了,自然也会遭嫉恨。优秀的人,才情本是天生,自内而发,抢走你们的饭碗,妒忌者应该自己找问题,怎么能怪才情高者呢,才高者只是自然流露而已。

四、批评余秋雨的,几乎都是搞文学的自己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理工科的教授、工程师、科学家等理性群体,到反而特别推崇余秋雨先生的散文。为什么?因为余秋雨没有抢科学家的饭碗,还给他们带来了美学、文化、历史的熏陶和享受,而搞文学的人,却个个觉得余秋雨是威胁。可以这么说,和苏轼同时代的文人是不幸的,和纳兰性德同时代的文人也是不幸的,和鲁迅同时代的文人也是不幸的。我打个浅显的比方,好比一个灯管是1000瓦的光能,旁边的灯管只有50瓦,你说旁边的灯管妒忌不妒忌,你还要不要他们发光?所以,妒忌啊,他们,他们的妒忌全来自于自卑。

五、我不是说过一句最刻薄的话么,我上次评论张艺谋,提到过这个观点。就是:别看你们骂余秋雨,骂张艺谋,骂得如何穷凶极恶,若观音菩萨或者玉皇大帝,给中伤者一个投胎选择机会,一是让你选择批评中伤者的肉身,一是让你选择余秋雨张艺谋等人。这些中伤者,肯定撇下自己肉体一溜烟裤子不穿就赶去投胎,成为余秋雨和张艺谋这样的成功人士。而余秋雨张艺谋这些真正有才情的人,又再次能成为举世瞩目的余秋雨和张艺谋,这就是命。事实上,他们骂你们,是在乎你们啊。我曾诧异地走到田间,看到那些耕作的农民,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那些批评者不来骂这些农民,因为没有抢他们饭碗,没有攻击他并使自己成名的价值啊。好比有的男人,怎么也追不到自己最爱的那个倾城佳人,最后,总是逢人就痛骂“这女人是个王八蛋,我恨死她了”,其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最想的、为她眼泪流得最多的,还是这个女人。学术文化界、演艺界莫不如此,我觉得,我真是看到这些人骨子里了。



     主要是谈人的嫉妒心。嫉妒心,应该是“文人相轻”的人性的基础了。凡人皆有嫉妒心,但只用它来解释对余秋雨的批评,恐怕失之片面。例如,最早的批评者余杰,未必就是出于嫉妒他。

关于“文人相轻”,陈明远提出了看法,说得比较精彩,多引用一些:



历来我们对文人相轻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因为它有违中国人和谐相处的原则,还有损文人温文尔雅的形象,就连一代文化昆仑钱钟书也持“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的‘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这种中庸的态度。

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的‘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这种中庸的态度。其实,那种属于自由化文学批评、真正的、健康的文人相轻是值得我们肯定和提倡的。首先,从文化者的构成看,文化创造者和文化批评者历来都是相互相生的。没有创造者,批评者就失去了意义;而批评者却是一面可以让创造者认识自己、看到不足的反射镜,没了批评者,创造者也就失去了创造出更好作品的可能。所以,健康的文学批评和真正的文人相轻对文化创造的发展师必需的。其次,就历史角度看,自古以来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必定是文学批评最热闹、“文人相轻”最激烈的时候。春秋战国是这样,魏晋时期也是这样,“五四”时期还是这样。在这些百家争鸣的年代,不同流派的文人为了证明自己思想、主张的正确,不停地通过与他人论争竭尽全能地支持自己观点,这时候的文人相轻就成了一场学术论争的大宴会,成了推动文化发展地一种动力,而优秀地文化作品也在这过程得以产生。相反,如果少了这种文人相轻的刺激,文化就会多了一份惰性。社会在斗争中进步,文化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就是所谓的“沙丁鱼效应”。再次,从“文人相轻”的参与者看,就拿鲁迅而言,可以说鲁迅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来从事文人相轻,在我们今天看来鲁迅最优秀的杂文几乎都是在回击别人写出来的,除了七篇著名的《…论文人相轻》,还有批梁实秋的《文学与出汗》、笑林语堂的《拿来主义》,等等,而鲁迅穷尽一生地揭露国民劣根性正是一种最地道、最真正地文人相轻。反过来看,那些骂过鲁迅或给鲁迅骂过的人,无论实郭沫若,还是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等,在人品和文品上都还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史做出了贡献。而我们今天王朔骂金庸、韩寒骂白烨……也闹得不亦乐乎,可却为何出不了一个真正的大师呢?这或许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我们对文学批评和文人相轻的正确态度    其实,那种属于自由化文学批评、真正的、健康的文人相轻是值得我们肯定和提倡的。

首先,从文化者的构成看,文化创造者和文化批评者历来都是相互相生的。没有创造者,批评者就失去了意义;而批评者却是一面可以让创造者认识自己、看到不足的反射镜,没了批评者,创造者也就失去了创造出更好作品的可能。所以,健康的文学批评和真正的文人相轻对文化创造的发展师必需的。

    其次,就历史角度看,自古以来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必定是文学批评最热闹、“文人相轻”最激烈的时候。春秋战国是这样,魏晋时期也是这样,“五四”时期还是这样。在这些百家争鸣的年代,不同流派的文人为了证明自己思想、主张的正确,不停地通过与他人论争竭尽全能地支持自己观点,这时候的文人相轻就成了一场学术论争的大宴会,成了推动文化发展地一种动力,而优秀地文化作品也在这过程得以产生。相反,如果少了这种文人相轻的刺激,文化就会多了一份惰性。社会在斗争中进步,文化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就是所谓的“沙丁鱼效应”。

不能用“文人相轻”的说法转移对“余秋雨现象”的批评自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一说后,几经文化的洗练和词义的变迁,以至我们对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了种种的误解。其一,对文人相轻本义的误解。《尚书》曰:文人,乃文德之人。……我们普遍都认为文人相轻是指文人之间的相互妒忌相互攻击,其实这种理解并不完全对。文人相轻中的“轻”最初是指文人厚古薄今、贵远贱近的一种治学态度。到了魏晋时期,嵇康指出“文人相轻,先轻后重,文章之道”,就成了学术争论的一种方法,也就是我们后来说自由化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就事论事,真理是真理,朋友是朋友,两者完全并行不悖,就像古希腊所谓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再经过严羽在《沧浪诗话》曲意歪解之后,才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人之间无味的私骂。于是,文人相轻先后有了三层意思。举例言之:(1)第一种——文人贵远贱近的一种态度。如,学校请了北京大学某著名教授来开讲座,大家一窝蜂抢着去听;不久又请了某间三流学院的某不知名的老师来开讲座,大家无人肯去听,这是最原始的文人相轻。(2)第二种——学术争论的一种方法,也就是我们后来说自由化的文学批评,这种批评就事论事。如,鲁迅与郭沫若围绕着“革命文学”和“两个口号”展开历时六年的论争,这是真正的、健康的、值得提倡的文人相轻。(3)第三种——才是不正当的、文人之间无味的私骂。如,当代文坛的某些“棍子”见谁骂谁,谁红跟谁急,这是变质的、我们现在常能看到的文人相轻。其二,对文人相轻态度的误解。历来我们对文人相轻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因为它有违中国人和谐相处的原则,还有损文人温文尔雅的形象,就连一代文化昆仑钱钟书也持“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再次,从“文人相轻”的参与者看,就拿鲁迅而言,可以说鲁迅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来从事文人相轻,在我们今天看来鲁迅最优秀的杂文几乎都是在回击别人写出来的,除了七篇著名的《…论文人相轻》,还有批梁实秋的《文学与出汗》、笑林语堂的《拿来主义》,等等,而鲁迅穷尽一生地揭露国民劣根性正是一种最地道、最真正地文人相轻。

反过来看,那些骂过鲁迅或给鲁迅骂过的人,无论实郭沫若,还是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等,在人品和文品上都还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史做出了贡献。而我们今天王朔骂金庸、韩寒骂白烨……也闹得不亦乐乎,可却为何出不了一个真正的大师呢?这或许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我们对文学批评和文人相轻的正确态度了。其三,对文人相轻叙述视角的误解。我们都知道文人相轻是指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都是说你与他文人相轻,或他与某某文人相轻,但我们肯定不会说自己与谁文人相轻,更加不会听到某人说他与谁谁文人相轻,所以说,“文人相轻”只是一个站在第三者(旁观者)视角说的词语。说到这个独特的叙述视角不可避免涉及到文人的性格。文人都是有自己性格和理想的,他们都有着高远之志,要把自己的理想传播给社会,而有碍自己思想传播的他都要反对,所以文人可以胸怀若谷、兼济天下,眼里却容不下别人对自己一丁点的批评和挑剔。所以说文人脾气大、清高、自以为是,不是假话;所以,个性张扬而又极有才华的人与鲁迅私交好的很少,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缘故。而近年来社会公众和博友们对余秋雨现象的批评,主要是对余秋雨代表的一种“瞒和骗”、“拍马吹牛”劣根性、不良影响以及对余秋雨人品的分析评判,请大家仔细想一想,这跟“文人相轻”有多大关联呢?

     陈明远的看法有新意。

      我的想法:

     中国这么大,需要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是一句空的口号。学术需要竞争才能够健康发展,名人需要制约才不至于滥用声望。道德需要监督才能促使大家自省,法律只有健全才能够尽量避免空子。心灵只有遭受挫折才能塌实成长,灵魂只有敢于忏悔才能变得纯洁。

     如果“文人”本来就是要“相轻”,何必虚伪硬充高贵?关键是这种“相轻”,是否能够促进社会乃至文坛的进步,促进文人的成长。社会需要有正常的竞争才能够发展,才能够充满生气。“文人相轻”,某种意义上也是文人之间的竞争,只要这种竞争能够遵守一种公共空间的秩序。所谓秩序,当然也包括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以及尊重名誉权、隐私权等问题。

    中国社会历来片面讲究和气,有一些低估冲突的正面效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冲突,可以暴露矛盾,可以促使双方的情况更加清晰,使边界、立场更加明确。

    易先生介入“假捐门”的争论,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有人对此评论,说他是“引火燃身”,毁了自己的形象。我认为:未必。如果易先生本来对余先生就有个人看法,能够说出来,比闷在心里要好一些。何况,易先生的文章尖锐犀利、逻辑严密、中气十足,恐怕难以只用“文人相轻”来解释。如果硬要贴一张这个标签,似乎也有“相轻”的嫌疑。

     我认为,易先生倒是敢说话,有血性。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在百家讲坛又光辉了一些。他这样做,似乎真有点不以“大师”自居。不像有的人,由于过分在乎自己的形象,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尼采说“活你自己”。“真诚是最好的策略”。就是说错了,又怎么样呢?也就是说,万一余先生是真捐,易先生只会因此又有大成长,因为他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和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