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最民主的一次党代会选举

2007年11月01日 09:23:4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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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工作是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完成党的组织建设的关键步骤。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的选举，都对党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与前几次党代会相比，七大以精诚团结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民主选举，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次党代会的选举工作，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按照民主程序，顺利选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保证了革命形势不断走向高涨。
一
中国共产党从1928年召开六大，至1945年召开七大，期间经过了17年时间。在这17年中，党不断发展壮大并走向成熟，从政治、思想、组织等各个方面为七大的召开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
党中央对代表的资格要求和各地区代表的名额分配，都做了明确规定。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中共七大的决议》，规定：各地参加大会代表的名额，依照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和各地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重要性来分配。
1939年6月、7月，中央书记处接连发出关于召开七大的第二号、第三号通知，其中，第二号通知对代表资格的要求做了明确规定：要慎重选择代表质量，政治上绝对可靠，党龄在1年以上，真正能代表该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的各级干部，年龄一般在20岁以上。“选举或指定代表时，要加紧提高警惕性，精密地考查人选”。关于代表成分的分配，依照六届六中全会的要求，尽可能使工人占20％，妇女、青年占10％，并提出要注意代表的质量和当地党的具体情况，要郑重选择，不得滥竽充数。中央第三号通知要求，各地选举代表除应注意中央第二号通知之原则外，同时应注意选举当地有信仰的党与群众领袖。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并应选出1/3的候补代表(总数为150人)。遇到正式代表因工作不能出席时，候补代表可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未得补为正式代表的候补代表亦可出席大会，但无表决权。中央决定，七大代表名额产生的主要原则是，按照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环境、交通等条件来决定。1939年，北方局、华中局、陕甘宁、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有正式党员20.2万、4.67万、5.6万、9万、1万名，要求选出的七大代表名额各为74、50、100、95和50名。
此后，各地开始了选举七大代表的工作，在选举时，各地按照1938年11月的决议来执行，除了某些因环境关系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地区外，尽可能做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按照文件精神，各地选举代表，曾出现了民主选举和领导指定两种情况。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队，基本上采取了民主的方法选举代表。地方上，由各省或区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在部队，则由八路军、新四军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
以中央直属机关的选举为例，中央直属机关的代表由中央直属机关直接选举产生。据七大代表回忆，“中央直属机关选举前，中央组织部分析研究了各单位的情况，考虑哪几个单位可能选出几名代表，再由这些单位去民主选举。能否选上，是正式的代表还是候补的代表，完全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后来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也是这样，严格按照选票的多少入选。七大的选举完全是民主的，选举人、被选举人互相都认识。”这种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的方法，充分体现了民主选举的精神。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党组织也先后召开党代会，选举七大代表。
因为党代会的代表，一般按党员的数量、比例和质量产生，那么在确认中央委员的代表资格时，往届中央委员如果全部由中央直属机关选为代表，就会导致代表比例过高。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就将六届中央委员分配到不同的区域，由各地推举产生，并确认其代表资格。1939年，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所应当选的区域，如八路军党员代表大会须选朱德、彭德怀、毛泽东、王稼祥为七大代表，冀晋豫区须选张闻天、杨尚昆，冀察晋边区须选陈云、关向应；南方局须选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吴玉章，中原局须选刘少奇、董必武；新四军须选项英、邓发，东南局须选陈绍禹（王明）、任弼时，山东须选康生，陕西省党员代表大会须选李富春，边区党员代表大会须选林伯渠、李维汉、张浩，等等。将中央委员分配到各选区，从而保证了党的中央委员参加七大。
二
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七大代表总共实到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对于选举七届中央委员时所遵循的标准和原则问题，各个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为了统一各方意见，5月24日的第十六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他提出了选举的一个大原则，就是选举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组成中央委员会。七大所要选举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一部分过去不是中央委员。当时，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人数并不很多。经过六大以来的17年，经过六届二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选举，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25人。毛泽东认为，这25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同时，还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因为他们也有许多经验。所以，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到什么样的规模？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毛泽东说，主要是考虑到要照顾到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
为此，在选举过程中，中央提出务必坚持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既要承认山头和照顾山头，又要缩小和消灭山头，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三、不要求每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关于第一个原则，毛泽东指出，七大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方法和原则：犯过路线错误，但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我们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方针和原则，争取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和更多的人团结、合作。
关于第二个原则，毛泽东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只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还要照顾到犯错误的。不要一次精得不得了，太精就会脱离群众。
关于第三个原则，毛泽东指出，要选举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对知识也尽可能地要求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的中央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那么这个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现在比较完全，但过几年可能又不完全，这就要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来求完全。
所以，毛泽东指出：“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 他最后强调，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包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也有一些同志担心，如果按照这样几个原则来选，会不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其中主要有三个问题，即是不是会使中央太庞杂、一批人难免要落伍、人数有限还要照顾各个方面，会不会使有些能力较强的同志不能当选、产生不公平的问题。
针对同志们的疑问，毛泽东一一做了解释和说明：
关于中央是否庞杂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党过去就是庞杂的。大革命后期有路线的庞杂，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有几次路线的庞杂；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以前还有点庞杂，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经过整风以后，庞杂问题解决了。庞杂与不庞杂，有性质上的区别，不必害怕庞杂。
关于一些人会不会落伍、会不会再犯错误的问题。毛泽东分析说，有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做了很好的自我批评，大会代表一致欢迎。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希望在大会代表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大家帮助，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大家帮助，才能进步，才能解决问题。从我们全党的经验看，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了大家的帮助，落伍、重犯错误的问题会比过去少。但是，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还可能再犯错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更可能犯错误。
关于会不会产生不公平的问题。因为要照顾各方面，就会使得有些同志按他的能力、知识，本来可以当选，但是没有被选上。从一个侧面去看，这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因为虽然犯了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与没有犯错误的同志有不同，但是我们不选他们，单选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就会有另外方面的缺点，所以一定要选他们。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在精神上都要有准备。
5月24日，在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对选举条例的草案做了细致的解释，大部分代表对选举的程序、标准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也有一些代表存有疑问，现场提出了一些意见。
这些意见，涵盖了选举的全过程，大大小小的问题不下几十条，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候选人名单的产生，候选名单人数中是否有富余的名额，如何从候选人中产生正式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名额各多少，两者是什么关系），如何了解往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关于预选过程中候补代表如何变动和更替，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选举过程中能否以及如何换位，主席团的权限，等等。党代表提出这些问题，既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党代会的高度关心，又可看出当时活跃的民主气氛。
大会主席团十分重视党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最后向大会提交了《关于选举条例草案的几个议案》，包括五项议案，如主席团提出预选的候选人名单时，须比应选的中央委员的人数多提1/3，且无正式与候补之分；主席团在提名正式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名单时，按应选的中央委员的人数提出，不多提，也不少提，并要分清正式委员与候补委员；大会在正式选举时，正式中委与候补中委选举分开进行；并决定中央委员的名额为70人左右，正式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分40人、30人左右，这一议案得到了大会的一致通过。
接着，大会开始酝酿候选人的名单，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没有到会的、我们不认识的同志，要多听各代表团主任的介绍，以便更好的了解情况。根据候选名单应比正式委员“多1/3”的原则，并经过大会联席会议讨论，提出了94人的名单，从中选出70人。此后，预选名单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6月2日，主席团召开了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毛泽东指出：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对有的同志不管怀疑的内容如何，可以怀疑，被怀疑的同志也有权申述。但是选举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要顾全大局。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我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6月5日，各代表团召开大会，讨论预选名单，听取关于预选人员情况的介绍，然后进行预选，并将结果报告主席团。主席团根据各代表团的预选情况，再根据《选举条例》，提出正式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表决通过，并正式选举。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最后确定正式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是44人。
三
6月9日，举行第二十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547名正式代表中，有533人到场参加选举。当时，董必武赴美参加旧金山会议，另有一人因事迟到，被视为弃权。其余12人，因自己或亲属生病未能到会，大会主席团派出工作人员送去选票，其中有两人弃权。最后，实际参加投票的共543人。
大会选举由任弼时任执行主席。当天下午3时半，开始投票，前后用了半个小时，比预计的1个小时提前了半个小时。543张选票大致平均分配到8个代表团分别计票，其中，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晋绥代表团、晋察冀代表团、晋冀鲁豫代表团各分67张；山东代表团、华中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各分66张，中直军直代表团77张。
各代表团主任分别担任计票组组长，组长签字后领取选票，计票结束后，全部上交，再进行汇总。回收选票时，首先检查有无废票，证实所有选票均符合要求，没有废票。
6月10日，大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任弼时公布选举结果。按照大会选举条例规定，超过全票的半数才能当选，总票为543票，半数为272票。共有87人得票，最多的是543张，最少的是1票。超过半数票以上的有44人，毛泽东得满票，得票最多。其次是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等人。毛泽东还特别关心王明的得票情况。而本来在预选名单上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书记王稼祥却落选了。
第二天，开始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工作。在正式选举之前，毛泽东讲话，指出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意义重大。针对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情况，毛泽东还着重讲到王稼祥的功过。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并将他的功劳一一做了说明，包括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毛泽东恳切地对代表们说，主席团把王稼祥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接着，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共有545人参加投票，超过半票的有33人，原候补名单中列的是35人，有两人落选。33名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等。
选举结束后，大会举行了闭幕式。毛泽东在大会上强调，当选中央委员不是当官，而是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负重大的领导责任。毛泽东自始至终参与了这次选举，党的领导成为保证选举顺利完成的关键。
6月19日，七届一中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1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党的七大的选举工作全部结束。
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几十年后谈及七大选举的盛况，对选举中体现出来的民主、团结的精神仍记忆犹新。据邓颖超回忆，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充分地发扬了党内民主。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在七大上曾指出，搞好选举是关系全党利害的，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完全有利于党和人民。而七大的选举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高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