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英雄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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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1日 07:05:22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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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学家唐德刚博士,于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采访张学良,先后录下11盘录音带。张学良辞世后,唐德刚与其助手历经数年,精心整理录音资料而成此书。书中记述全部忠实于张学良本人的自述,为读者提供了一段真',1)">
实的历史。
我的事情就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
我不是谦虚,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张岳公(张群)他总骂我,说这首诗最没意思。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考语。最近有个好朋友见我,我就跟他说一句,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个话了,英雄?什么英雄,泄了气的英雄!
我年轻时候,做事完全凭我自己,我也没有跟人商量,有时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两次我是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还相当的信任,他是我的秘书长,这个人对我也很负责。我从来没跟谁计较过。全凭我自己。
现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轻时就是骄傲了。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是个很难度过的事情;我父亲的死,是我最难度过的。这都是大事,内忧外患,我都给对付了。后来跟中央的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了难关,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作云,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北方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些个省,我那时候才二十八九岁呀。
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当时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
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到南京,我真是都准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还敢说这句话。假如国家要用(得)着我,我赴汤蹈火我不推辞!好事我不干,假设那个事没人能干,我今天虽然90了,我还是想。可是为私人事情,我也不是帮谁私人忙,我完全是问心无愧!
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人)说我放了蒋介石是为了给蒋夫人一个生日礼物。别人说“扩大会议”的时候,我是帮蒋介石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张,我认为他那么做是不对的。
我跟蒋介石的冲突,没旁的,就是冲突这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
我跟蒋介石是痛陈呐,蒋介石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所以呀,蒋介石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这样子吵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介石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介石大骂我呀,他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90岁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最近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36岁,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蒋介石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
蒋介石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太守旧了!这么讲吧,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
说实在的,蒋介石对我,也算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我到南京的时候,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
当时蒋介石亲自跟我讲:“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我跟周恩来见面了,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周恩来说,如果你能够做保证,那我们共产党呀可以放弃掉这些个事情,我们很希望这样,你能领导,我们更愿意。我当时答应周恩来了。我说我去说服。我自个太自傲了,我说我去说服蒋介石,我能把他说服了,我负责任,我给你保证,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不变,大家说话说了算。他说好。
周恩来我们俩说得很确实,他说,如果你真能做到这,我们立刻执行计划。不过,他说,他要求两个条件:一个,把陕北这个地方还给我们留着,让我们的后方家眷在这儿待着;一个,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给消灭。这是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交给中央改编。我们当时订的是这样计划。
那个时候我们想这样,说好了,阎锡山、东北军、共产党都联合,三方面军队这么摆着,作战的时候这么摆着,我们绝对跟你,服从你指挥,跟你作战,合作,都说好。
阎锡山这个家伙是老谋深算的,他没有什么感情,讲什么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说,西安事变,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寄给我,电报里面说叫我杀掉蒋介石。我没收过这种电报,我不知道,反正我没看到。
西安事变以后,那时候我忙得了不得,应付着四面八方的事情,我都好几天晚上没睡觉,后来回到洛阳,我就倒头睡觉了,太困了。
还有人说阎锡山扯我的后腿,我很生气,好像本来是大家相同的,后来又怪我不对。政治这个事是不一定的,他自个要留个地步,不能那么讲,明白吗?说这话是不懂这个政治。
我还晓得,什么事都得想揭穿了!钱大钧,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但是他如果继续做我的参谋长,就不会有西安事变。简单说,我那个参谋长,就是蒋介石派来的一个间谍一样。
这个晏道刚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老实人,所以蒋介石对晏道刚很气。其实他(晏)并没事前发现我的事情,他没留心,他虽然在这儿也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也没那么多心,就说,他是老实人么。
我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东三省,我从来不干那些事,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给你。我向来这样做事。
我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待人,人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你用这法待人,人家开始不知道,慢慢就知道了,嗯!人么,当然人家也是人。
我现在90岁了,你记住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的两句话:问心无愧。
要还,就把东三省还国家
我在东北的家产都扔给日本人了,我在东北的家产有多大?我没讲过,虽然不能说称亿吧,反正也有五六千万家产,“九一八”以后,日本人把我的家产都要还我呀,他们弄了三列火车把我的东西都送来了,我那些画都很值钱呀。
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给我写了封信,说你那些东西是我花钱给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车,送到北京正阳门外车站。
我大火呀,我说,你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长官,我决不拿自己的东西,要还,你把东三省还国家!这些东西,原来在我家里怎么摆的,你给我照样摆好,我自己会拿回来。你要不给我拿回去呀,我可给你个羞辱,别说面子上不好看,我全放火烧了,我就在这里烧了,那时候你的脸上就不好看了,你赶快照样都拿回去。
我家原来跟日本的大仓有来往,等到“九一八”后,大仓就出来跟我说,你把你的家产可以托付给我,我给你代为保管。我说,我跟你是以前朋友,但今天我们是敌人,我就是这么倔强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我家里亲戚包括父母都骂我说,你这个倔小子。
我把我那个堂弟枪毙了,因为他跟日本人勾结。我当然抓到证据呀,没证据怎么能枪毙他?日本人给他枪,还给他招兵买马。他这些事都是在我家乡做的,“九一八”事变了,我虽然不在东北,但我东北还有人呀,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后来,那三列火车的东西又拉回去了,本庄繁都拍卖了。所以外头现在有好多东西,都是他拍卖出去的,都是我的东西,那些画差不多有几千件。
有一个人,原来是我的部下,那时候他跟我当中校,我本来很想提拔他。那么我到汉口的时候,我就让他来。一天晚上他来了,我就心里奇怪,怎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呢?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肯说,我说你跟我讲么。他说是这样,日本人把他在东北的财产都还给他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再做中国的事情,不能给中国政府做事情。
我说那好了,你今天出去,从今以后我不许你进我的门,我不认识你这个人。你就因为这么点儿钱,你就不做中国人了?我说,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真是可惜了,他的家产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的父亲是黑龙江督军,那时候要办一个事情,他捐点地,就有两个火车站大。东北地方大,讲地都论畋讲,十亩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亩,他家大概有五万方。可是他死的时候,连一个铜板都没有。
有人说我不易帜,自己独立的话,东北可能可以保下来。那我就变成日本的傀儡了。那东北是大呀,可是我们完全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了。日本要干什么呢?对你好吗?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现在90岁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我还敢说这句话,谁也没想到我张学良这个人这么样讨厌。我这个人不受操纵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 唐德刚撰写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