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所长自杀:坚守耕地红线之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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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所长自杀:坚守耕地红线之殇?(图)   文章提供 于 2009-6-24 11:17:17 (北京时间: 2009-6-24 23:17:17)
  文章作者: 刘刚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在越来越踊跃的土地开发冲动下。基层的土地监管者,既要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的守土职责,又要保证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

  在越来越踊跃的土地开发冲动下。基层的土地监管者,既要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的守土职责,又要保证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

  在这个矛盾下,他们的处境和生命何其脆弱


  国土所长余静鹏,情绪不对劲有一阵子了。

  最早察觉异常者,是农用车司机黄锦标。

  黄家在上汤乡国土所斜对面。2009年3月开始,余静鹏找上门,请求搭伙,一日早晚两餐,每餐5元。起初还有规律,到了6月4日,余静鹏就突然“消失”了。

  5月下旬,余静鹏在路上偶遇黄锦标,硬塞给他100元伙食费。黄纳闷,不是说好了年底结算吗,这个所长怎么啦?临别,余静鹏说,“有机会吃到过年,到时再给伙食费”。

  端午节前,余静鹏专门跑到好友刘声淼家里。那天,刘声淼不在,余静鹏留了句话,“嫂子,搞不好,过完节,我就要进号子。”离开时,余神情黯然。

  5月27日,端午节前一天,余静鹏在农资连锁店,买回一瓶甲胺磷农药。

  5月29日,余静鹏约刘声淼县城见。刘问,说你出了事,是输了钱?还是挪用了公款?“不是钱的问题。他们说我监管不力。”

  “不就是受个处分,有什么了不起?”刘安慰余。

  “不是那么简单。说要开除工作。”

  空了分把钟,余静鹏突然冒出一句,“我想死了算了。”余此前很少向外人表达过绝望,包括他的妻子和3个儿子。

  6月1日前后,从不和儿子谈论工作的余静鹏,分别给远在广东、广西的儿子打电话,父亲跟儿子们开玩笑说,饭碗可能没了。还郑重地交代儿子,结婚时要请谁谁谁,名单罗列了一大堆。

  余静鹏夫妻感情不和,常年两地分居。余最后跟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妻子在江苏,两人没说几句,自此诀别。

  刘声淼当时没把余静鹏轻生的话当真,以为只是玩笑,他当即力劝:你现在是国土所长了,父母都在,两个儿子马上办婚事,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余静鹏不吭声,吃了一个鸡蛋、一碗饭,走了。

  一个星期后,余静鹏死了。


国土所长余静鹏在国土所3楼的宿舍里服农药自杀


  土地的底线

  2008年1月15日,余静鹏调任上汤乡。

  余出身农家,老家在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高中毕业加入当地护林队,后来进入武宁县委党校,在罗坪乡法律服务所工作过几年。上世纪90年代初,余首批进入国土系统,先后在多个乡镇国土所工作。

  调任上汤乡后,余从副所长升为所长,尽管上汤乡国土所总共就两个人,余也把这看做一种提拔,“得到局党组领导的信任”。

  上汤乡党委书记是公安系统出身的徐峰,这是个年轻的一把手,比余静鹏早6年到上汤,在当地已经干了两届。当地村民和退休乡镇干部都说,徐峰曾是原武宁县委书记的司机,但徐峰否认,说自己只是曾借调县委工作过。

  乡党委书记对新到任的国土所长印象深刻,初次报到,“余静鹏就抱怨,路太远了,不想干。”在他看来,余的消极心态,为接下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余临终前留下过一份工作笔记,其中简单地记录了他在上汤的工作经历。那是2008年。“大约3月上旬,徐书记不在家,张乡长找我去,意思是我刚来工作,经费有问题,算我拿4000块活动经费,要我到上汤路边田里,放一些农户的用地线。”

  余静鹏提到的“路边田里”,距上汤乡政府1000米。

  2007年,上汤乡开修公路,乡政府以21元/平方米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得这些农田,之后再以200~260元/平方米不等的价格卖给建房农户。

  乡党委书记徐峰后来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农民买地款已进乡财政专户,但他说这些地属“建设预留用地”,手续还在申报中。

  “这是基层政府典型的‘以地生财’!未批先建!”武宁县当地国土局一位干部称,不管是什么用地,都要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报批手续,逐级报批,“放线”是报批通过后的最后一道程序,“放线”意味着国土部门允许建房,“但连起码的报批手续都没有办理,是绝对不可能去放线的”。

  上汤乡长张武的“放线”要求,遭到了这个新来的国土所长的拒绝。

  “我说,占用耕地必须搞农用地转用,然后再履行报批手续,再可以圈地。(不报批就放线)这种违规操作是不行的。”

  余静鹏的笔记记载,“在办公室谈了两三天,都没有达到效果。”“然后徐书记找我,要我放线。我说,放不得。他说上面的事他会摆平。我如果有事,乡政府给我工资。最后,要我下午一定去放线。”

  徐峰承认,上汤乡武装部长付军荣、乡长张武以及他本人,曾多次找过余静鹏,主要是要求余静鹏尽快办理这块地的报批手续。

  按余静鹏的记录,不管什么人怎么跟他讲,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去“放线”。在徐峰看来,这可能是余静鹏消极工作的表现,但在余的亲友看来,余就是个“一根筋”的人。

  “他原则性很强!”徐立龙回忆。徐是余静鹏的大舅子,2007年,他打算建新房,要占点耕地,想到妹夫在国土所当副所长,找余帮忙。“话还没说完,他就直摆手,说没办法,”徐立龙说,余静鹏拒绝得很干脆,“上面管得很紧。”

  以前是得罪亲戚,但这次不一样,得罪的可是乡党委的一把手。

  和一把手相处

  上汤位于江西湖北两省交界,因温泉而得名,人口不足7000,离武宁县城70多公里,每天往返只有4趟中巴车。

  尽管当地手机信号已经覆盖到了田间地头,但在当地村民看来,四面环山的上汤乡,仍然“山高皇帝远”。

  因为人少,上汤乡政府在编的公务员只有14人,从乡政府大门出来,不到200米,就是乡便民服务大厅,包括国土所在内的“七站八所”都在这里。

  “大家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个基层政府的运作,就像一个圈子,以乡党委书记为核心,围着转。

  国土所是县国土局的派出机构,受县局和乡党委政府双重管理。虽然服务地方经济也是国土所的工作职能,但当同级党委政府的做法与土地法规相抵触时,因国土所的人、财、物都不归乡政府管,不同的所长就会有不同的做法。

  “这其实很考验一个管理者的领导艺术,”一位当地国土部门退休干部说,有的会服从当地党委政府,有的则会向上级国土部门汇报,还有的则坚持原则依法办事。

  余静鹏显然选择了后者。

  受制于交通,上汤虽有温泉资源,但也鲜有外商前来投资。“人少地多。”这些年,“土地出让金”成为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书记徐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规定,正常招拍挂手续下,当地出让土地所得,“67.5%返还乡里”。

  去年,上汤乡财政收入是356万元,而在2005年,当地财政只有149.5万元。

  武宁县国土局一位干部介绍,国家的土地政策重点是保护资源,而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重点是开发利用。“立足点、出发点明显不同,要国土部门履行好既保护又开发的双重职能,很难。”

  实际上,这也是地方一把手和基层国土监管者的尴尬关系。两年前,国土资源部执法局局长张新宝受访时曾说,地方政府仍是土地违法的主导。而市、县国土资源部门的处境十分被动、尴尬。

  书记徐峰否认政府主导“放线”,但他承认,私下里找余谈话时,曾建议“为上汤做点工作,尽快把材料往上报。有没有指标是另外一回事,不报上去,上汤就是死水一潭,经济得不到发展。”

  对乡党委书记说“不”后,余静鹏开始被这个圈子边缘化。在他的工作笔记里这样写道,“乡政府开会,说我不跟党委政府保持一致,阻挡上汤经济的发展,必须给我制约。”

  当晚,乡里开森林防火会。“在会上,我说不会骑车,徐书记回答我,可以走去。”

  “第二天,乡里贴了布告,说我不能在乡政府食堂用饭。当时,我眼泪都快出来。在这环境下工作,我真是参加工作来第一次。”

  无奈,余只有在司机黄锦标家搭伙吃饭。

  余静鹏在最后留下那几页纸里写道,“我当时想拉点关系,都没人敢搭理我。”

  6月16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党委书记徐峰一再强调,上述事情都发生在去年6月之前,没有任何针对余的意思。但在余静鹏亲友看来,这实际上就是乡政府给穿小鞋,原因很简单,他“不听乡政府的话”。

  得知基层土地所长和当地一把手不和,2008年3月20日,武宁县国土局曾派纪检组长余绪华到上汤乡,协调工作。

  县国土局了解情况后给乡政府做工作,称余静鹏是坚持原则办事,没有错。

  即使在协调过程中,乡政府仍主动提议:余静鹏年纪较大,又不会骑摩托车,建议调往别处。

  余静鹏在工作笔记里说,“实际我知道,这是赶我走。”

  “余静鹏是坚持原则,依法办事,这样的人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调走,那岂不是助长乡政府的威风?”武宁县国土局的一位干部介绍。

  2008年4月,武宁县国土局分管报批的副局长认定:余不松口的那块地,是基本农田,不能建房。

  余静鹏得以继续留在了上汤乡。

  但在基本农田上,楼房还是红红火火地拔地而起。

  怕被打击?

  2008年下半年,一些买了地的农户,找到上汤乡政府,要求退钱,最终无果。

  此时,余静鹏记录,“张乡长给我打电话,他说没有指标也要放线,不然不要到上汤工作。”“大概5月下旬,地已经被破坏了,下了地基。”

  余静鹏明显很惊讶,“这是谁指挥,能不顾法律,大胆下基。”

  据知情人称,因余拒绝放线,“最终下田放线的,是乡政府分管土地的武装部长,及乡国土所的一名所员。”

  “这下完了。”余静鹏两页的工作笔记,快写到结尾,字里行间散发出崩溃的情绪,整个人的防线似乎随着农户的破土动工而土崩瓦解,他一连写了三个“完了”——“ 刚上几个月的所长,就这样完了。彻底完了。一旦查出什么都完了。”

  根据监察部、人保部、国土资源部三部门,2008年6月1日签发的“15号令”规定,对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按规定应报告而不报告的、对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不制止、不依法查处的国土部门工作人员,“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

  作为基层的土地监管者,余静鹏自然了解这些。

  2008年7月5日,违规建房破土动工,此后几个月里,余静鹏经常从门前经过,“但从来没有制止过”。

  实际上,这些违法建筑一年后引起县国土局纪检部门的注意后,曾有领导责怪余静鹏,为什么不及时制止?为什么没有向县局及时汇报?

  余静鹏当时的回答很无力,“怕打击报复”“怕再捅马蜂窝”。

  “不敢报,报了怕再受打击报复。”在这张两页纸的最后几行,余静鹏用潦草的字,记录下了当时的心情,“报了怕领导说怎样提用这么一个人。”

  一段录制于2009年5月22日下午6点50分的录音里,余静鹏向县局领导汇报:“我想管但管又管不了,作为所长,去管了又管不住是件很出丑的事情。”这段3分钟的录音,是余生前最后的控诉。

  余静鹏的内心似乎也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他写道“慢慢混吧。过一年得一年。”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举报,上汤乡的违规用地也不会捅出来。半年后,5栋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建筑进入武宁县国土局纪检的视线。

  2009年4月底,武宁县国土局接举报,上汤乡国土所员张远祥向建房户销售水泥。县局纪检介入调查,追查水泥销售终端时,发现了没有报批、却建在农地上的违法建筑。

  事实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查,2007年11月份,也就是在余静鹏调任上汤之前,农户与乡政府的土地交易手续就已经操作好。建房农户交给乡政府买地款,有的拿到“土地出让金”收据。

  5月上旬,武宁县委政府指令监察局介入调查违规用地。

  然而此时,风云突变,建房户们一致改口,称线是余静鹏放的,责任直指国土部门失职。而据知情人透露,建房户改口,是因为“书记和乡长指示温汤村主任和国土所员工到建房户家中劝说所致”,但徐峰坚称并无此事。

  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友发现,余静鹏整个人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焦躁不安。

  在另一张丢弃的纸上,余静鹏写道,“那个地方,是我惹不起,躲不起的地方,他们每人吐一口痰,我都会被淹死。”

  最后,他一连写下四个“再见”。“上汤再见,奖金再见,十三个月工资再见,一切都再见。”

  现在已经无从查起,余静鹏是什么时候决定说“再见”的。但6月5日,他自杀了。

  自杀疑云

  6月2日深夜,邻居听到余静鹏在家里翻箱倒柜,一直到次日凌晨。

  事后,家属在余的书桌上,找到3张《中国国土资源报》。出版日期是2005年,头版评论:“共同坚守这道‘红线’”。余静鹏用黑笔在标题上深深的划了横线,在报头的位置,还故意留下了徐峰的名字和手机号码。

  “这一定是父亲想表达什么。”大儿子余欣说。

  6月3日中午,余静鹏现身上汤乡,在黄锦标家,搭最后一餐伙。

  6月4日晚上,在与乡政府一河之隔的东湾村,余静鹏和好友阮仕林、余仁义吃了最后一顿晚餐。此后,余的手机一直处于通话状态。

  6月5日上午,武宁县国土局通知下午召开全县国土所长会,但怎么也打不通余静鹏的手机。接着,有人发现,余死在国土所3楼的宿舍里。

  胞弟余静书下午3点进入了现场。余光着膀子,穿一条红色三角内裤,嘴角有白沫,笔直躺在床上。身边放着一叠信纸,上面没有一个字。余的手机掉在地上,电板和手机分开,上面没有一条信息,也没有一个通话记录。

  家属们最大的疑惑在于,平时来个领导、买包烟、买副扑克都会写进日记的余静鹏,自杀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就没有留下半句遗言?

  有人推测,余静鹏是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又无人倾诉开导,最终走上了绝路。

  关于余静鹏之死,究竟是坚持原则,遭打压被逼上绝路?还是监管不力“畏罪自杀”?负责调查此事的县监察局局长、纪委副书记汪福箭说,“尚无法给出结论”。

  余自杀后,县国土局给了家属14万元困难补助,据中共上汤县委发至《中国新闻周刊》的函件称,死者家属对善后处理表示满意。

  尽管乡党委书记徐峰一再否认,但死者家属和当地村民均证实了两事:

  6月9日,家属运送余的遗体离开上汤,乡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禁止当地村民放鞭炮或烧纸钱,有居民买来鞭炮,悄悄塞进死者家属的手中。

  6月13日,上汤乡国土所门前,有人前来“唱道”(做道场),从晚上8点30分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附近居民每户凑了20元,乡政府掏了1500元。

  
来源: 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