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讲话稿:保卫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讲话稿
保卫我们的安全和价值观
(Protecting Our Security and Our Values)
国家档案博物馆
(National Archives Museum)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g, D.C.)
2009年5月21日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极为特殊的时期。我们正在抗击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我们正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决定美国人民21世纪生活方式的挑战。可谓任重道远，责任重大。
我们已经开始取得进展。就在这个星期，我们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消费者和住房所有者。我们着手改革我国政府的外包制度，在更好地保护我国人民的同时，更明智地使用我们的资金。我国经济的引擎正逐步恢复运转。我们也正在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医疗和能源改革而努力。我对国会在上述问题及其他问题上勤勉于事表示欢迎。
在面前的所有这些挑战中，我作为总统肩负的最重要的一项责任是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这是我每天清晨起身后想到的第一要务，也是我每晚入眠时仍在思考的问题。
这项责任在这个时代更加重大，因为我们的人民受到一种极端主义意识的威胁，而科学技术又使一小撮恐怖主义分子掌握了给我们造成严重伤害的潜在手段。从美国本土遭到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袭击至今，已有近8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基地"组织(al Qaeda)正在大肆谋划对我们再次发动袭击。我们知道这类威胁会在我们身边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力量遏制这种威胁。
我们已经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了几项措施。我们正在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战略方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向那些在9.11事件中袭击我们的人主动出击，这是我们自2002年以来第一次这样做。我们正在为发展21世纪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进行投入，为打击诡计多端的敌人抢占先机。我们促使全球性不扩散制度重整旗鼓，以制止全世界最险恶的人谋取全世界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我们还发起一项倡议，要求在四年内保障所有零散核材料的安全。我们正在更有效地保护我国边境，同时增强我们应对今后任何袭击事件或自然灾害的能力。我们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挫败、摧毁和战胜"基地"组织及其同伙。我们已重振美国外交，从而可再次取得真正引领全世界所需的实力和地位。
所有这些措施对保障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我深信不疑，从长远来看，除非动员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的力量，我们仍无法保证我国的安全。这个大厅存放的文献──《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宪法》(Constitution)、《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不仅仅是写在陈年羊皮纸上的文字，而且是我们国家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为全世界所有寻求自由、公正、平等和尊严的人们点燃了一盏明灯。
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我自己的生命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献的存在。我父亲来到我们的国家寻求这个国家提供的希望。在我身居异国他乡的儿童时期，我母亲要求我每日晨起，接受发蒙教育，学习这些文献包含的真理。我个人的美国人生之旅是由几代公民铺就的，他们为这些简单的话语──“建立更完善的联邦”赋予丰富的内涵。作为学生，我曾学习《宪法》，作为教师，我教过《宪法》；作为律师和国会议员，我必须以《宪法》为准则；作为最高统帅，我宣誓恪守、维护和捍卫《宪法》；而作为公民，我知道我们绝对不能为了眼前的一己私利而违背其永恒的原则。
我发表这番言论，并非仅仅出于某种理想。我们维护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么做是正确的，而且也因为这么做能增强我们的国家，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的价值观一再证明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最宝贵的财产──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国运顺畅之时还是社会动荡的时代，都是如此。
忠诚于我们的价值观是美利坚合众国之所以能从一个个听命于大帝国的弱小殖民地成长为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原因所在。
忠诚于我们的价值观是战场上的敌军士兵之所以会向我们投降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能从美国军队那里得到更好的待遇，却无法从他们本国政府那里得到这些待遇。
忠诚于我们的价值观是美国之所以能从强大的联盟中得益的原因所在，这样的联盟大大增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的敌人在道义上相形见绌。
忠诚于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之所以能战胜法西斯的铁腕统X治，打破G产主义的铁幕，唤起全世界各地自由国家和自由人民为共同事业齐心努力的原因所在。
从欧洲直到太平洋地区，我们是一个关闭了刑讯室和以法治取代暴政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本质。在恐怖主义分子只能制造非正义的混乱和破坏的地方，美国必须证明，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比充满仇恨的意识形态更富有活力。
9.11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遵守任何战争法则的敌人将对我们应用法律的工作提出新的挑战；我们的政府将需要采取新的方式保护美国人民；这些方式必须使我们能够防止遭受袭击，而不仅仅是起诉那些试图实施袭击的人员。
遗憾的是，面对一种不确定的威胁，我们的政府曾经作出一系列匆忙的决策。我相信作出这些决策是出于保护美国人民的真诚愿望，但我也相信──经常如此──我们的政府作出这些决策是出于忧惧，缺乏深谋远虑，往往对事实和证据加以修饰，使之适合于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我们常常不是从战略上运用我们的力量和原则，而是将这些原则搁置一旁，视之为不再有能力企及的奢侈品。在这被忧惧笼罩的时期，我们中间的很多人──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无论是政界人士、新闻记者还是普通公民──都沉默无语。
换言之，我们偏离了正道。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评价，这是美国人民共同作出的评价，他们决定了两大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尽管两位候选人有很多分歧，但都要求采取新的方式──摈弃酷刑，承认必须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
现在我需要说明：我们的确是在与“基地”组织及其同伙交战。我们的确必须为抗击这一威胁加强我们的各项制度。然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对法治和合法程序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对权力制衡和责任制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出于某些我有待说明的原因，过去8年所做出的决定为打击恐怖主义确立了权宜性的法律手段，但这些法律手段既缺乏效力又难以为继──有关的框架未能以我们的法律传统和经过时间检验的机制为依据；未能以我们的价值观为指南。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就任后为更好地保护美国人民采取了几项措施。
首先，我要求禁止美国使用所谓的强化审讯手段。
我知道，有人主张，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诸如水刑之类的残忍手段是有必要的。我完成不赞成这一说法。作为三军统帅，我阅读有关的情报，我有责任确保我国的安全，但我不接受有关这些审讯方式最有效的说法。而且，这些方式有损法治，使我们与全世界疏远。这些方式为恐怖主义分子招兵买马提供了借口，使我们的敌人袭击我们的意念更为顽固，同时还降低了其他人与美国合作的愿望。这些方式使其他人不太可能在战场上投降，也使美国人更容易在被俘时受到虐待，从而对我国军人的生命造成威胁。总之，这些方式无助于推进我方的战局，不利于反恐怖主义的行动──只会损害这方面的努力，这便是我彻底停止使用这些方式的原因。
反对使用这些方式的依据并非来源于本届政府。参议员麦凯恩(Senator McCain )曾说过，酷刑"向那些为袭击我们招兵买马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宣传工具"。即使在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布什政府的一些成员──包括一位国务卿、其他高级官员、军界和情报界许多人士──均承认，那些主张采取这些方式的人在这场辩论中站在错误的一边，在历史进程中站在错误的一边。我们必须弃置这些方式，使之滞留在原有的位置──成为过去。这些不是我们应该使用的方式，不是美国应该使用的方式。
我做出的第二个决定是下令关闭关塔纳摩湾(Guantanamo Bay)的监狱。
过去7年多来，我们在关塔纳摩湾拘押了数百人。在这段时间内，关塔纳摩湾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ssions at Guantanamo )的体系成功地判决了共3名恐怖主义嫌疑分子。让我重复一遍：7年多来才判决了3人。非但没有将众多的恐怖分子绳之以法，起诉工作反而倒退，有关的案件停滞不前；200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整个体系。同时，在布什政府期间，有超过525名在押人员在关塔纳摩获得释放。让我重复一遍：三分之二的被拘押者在我就任并下令关闭关塔纳摩设施之前就已获得释放。
毫无疑问的是，道义权威代表了美国在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关塔纳摩却使我们的威信受到损害。非但无法以我们笃信不移的价值观和传统为基础建立打击"基地"组织的持久框架，我们的政府反而在捍卫有损法治的立场。毫无疑问的是，最初建立关塔纳摩湾设施的部分原因出自一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那里的监狱可不受法律约束──这个观念受到最高法院强烈的驳斥。与此同时，非但没有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工具，关塔纳摩湾反而成为有助于"基地"组织为实现其图谋招收恐怖主义分子的一个象征。毫无疑问的是，关塔纳摩设施的存在很可能在全世界滋生更多的恐怖主义分子，超过其历来监禁的总人数。
因此，这项记录十分清楚：关塔纳摩监狱非但没有使我们更加安全，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关塔纳摩监狱成为我们的敌人相互纠集的口号。关塔纳摩监狱降低了我们的盟友与我们共同打击敌人的意愿，而这些敌人在数十个国家都在进行活动。不论以哪一种标准衡量，维持关塔纳摩监狱的成本远远超过关闭该设施的代价。这就是我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坚决主张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理由。这就是我下令一年内关闭关塔纳摩监狱的原因。
我作出的第三个决定是：下令重新审理关塔纳摩监狱所有悬而未决的案件。
当我下令关闭关塔纳摩监狱时，我知道这将是很困难和复杂的事情。那里有240人多年处于法律的中间过渡状态。在处理这类情况时，我们没有可以从头开始的有利条件。我们正在清理──说得简单些──一团乱麻；一项受误导的实验，遗留下来的是大量的法律难题，本届政府不得不经常疲于应付；消耗了政府官员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于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国家。
毫无疑问，不论我是否决定关闭关塔纳摩监狱，最近数周在华盛顿引起大量辩论的法律难题仍然会出现。例如，去年秋天下达了释放17名维吾尔族在押人员的法庭指令──当时乔治?布什是美国总统。2006年最高法院废除关塔纳摩的起诉制度，其大法官绝大部份由历届共和党总统任命。换言之，如何处理关塔纳摩监狱在押人员的问题并非因为我决定关闭这个设施而引起；问题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开始使用关塔纳摩监狱的决定。
这里不存在明确和简单的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错误的答案是，如果我们维持这个无法持续的现状，似乎这个问题会自动消失。作为美国总统，我不允许这个问题继续恶化。我们的安全利益不允许如此。我们的法庭不允许如此。我们的良知不允许如此。
最近几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使这些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开始回潮，这在过去几年曾司空见惯。我理解这些问题会激发情感，引起关注。情况理应如此。我们正在处理民*主国家面对的一些最复杂的问题。但我没有兴趣让我们花时间再对过去8年的政策争论不休。我希望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全体美国人民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每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总会出现一些散布忧惧情绪的言论，这对我们毫无益处。请注意最近的辩论。我听到一些故意吓唬人们而不是启迪人心的话；一些更多地涉及政治而不是与保护我们国家有关的话。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说明我们正在做哪些事情，我们打算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些有待处理的问题。我希望说明，我们正在采取的每一项行动如何有助于建设一个框架，既保护美国人民，也保护我们珍视的价值观。我将以两大问题为重点：首先，涉及关塔纳摩监狱和我们的关押政策的问题；其次，涉及安全与透明度的问题。
请让我首先尽可能明确地说明一个论点：我们不会释放任何一个可能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人，我们也不会在美国境内释放危害美国人民的在押人员。根据司法和国家安全的要求，我们会设法将一些在押人员转往其他设施──有利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高戒备监狱，我们在这类设施关押境内形形色色的危险凶暴的犯罪分子。在我们做出有关决定的同时，请记住以下事实：我们联邦一级的超级戒备监狱(Supermax)关押着数百名已被判刑的恐怖主义分子，从未有任何人越狱逃脱。正如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所言："如果说我们在美国境内找不到一处严密看守250多名在押人员的设施，这是不合逻辑的。"
我们目前正在对关塔纳摩湾在押人员的案件逐一进行复查，以便确定处置他们的适当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上届政府释放的在押人员后来都重返战场。因此，我们避免采取过去那种计划不周的权宜方式释放在押人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我们采取的是符合法律规定和我国安全要求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接下来，这些案件将被归入五大类别。
第一类，在可行的情况下，我们将在依据美国《宪法》建立的联邦法庭开庭审理触犯美国刑法的在押人员。有些人取笑我们的联邦法庭没有能力审判恐怖主义分子。他们错了。我们的法庭和公民陪审员完全有能力审判恐怖主义分子，而且事实也已做出明证。策划炸毁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的拉姆齐·优素福(Ramzi Yousef)在我们的法庭上被判有罪，正在美国一座监狱中服无期徒刑。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carias Moussaoui)被确认为参与9.11事件的第20名劫机犯，他在我们的法庭上被判有罪，目前也在美国一座监狱中服无期徒刑。我们既然能通过我们的法庭审判上述恐怖主义分子并将他们关进我们的监狱，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处置关塔纳摩湾的在押人员。
最近，经过多年的司法争议，我们在联邦法庭起诉了一名在押人员──阿尔-马里(al-Marri)，他已表示认罪。我们正在准备将另外一名在押人员转到纽约南区(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法院，他将在那里接受庭审，所受指控同1998年我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案有关──这两起爆炸造成了200多人死亡。不将此人引渡到我国便意味着不能对他进行庭审和定罪。10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终于到了能将他绳之以法的时候了，我们也正准备这样做。
第二类案件涉及触犯战争法的在押人员，应由美国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ssion)审理。军事委员会在美国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和独立战争(Revolutionary War)时期。军事委员会是审理触犯战争法的在押人员的合适场所。军事委员会有利于保护机密情报来源和情报收集手段；维护涉案人员的安全和保障；同时可接受在战场上收集的证据，而这类证据在联邦法院不构成有效证据。
如今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我已改变立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2006年，我强烈反对布什政府提出的并获得国会通过的立法，因为该法未能建立一项合法的法律框架，缺乏有意义的合法程序，也未能保障可能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权利。然而，我支持通过军事委员会审判在押人员，条件是应进行几项改革。这些便是我们正在推行的改革。
本届政府没有起用过去7年来有问题的委员会，而是要求本届政府的委员会遵守法治原则。有关法规将不再允许我们将通过残酷、非人道或侮辱人格的审讯方式获得的供词作为证据。我们将不再要求反对传闻的一方承担举证的责任，以证明传闻的不可靠。我们将向在押人员提供更大的余地选择他们自己的律师，如果他们拒绝作证，也会提供更多的保护。这些改革──以及其他改革──将使我们的军事委员会成为一个更有信誉、更有效的主持正义的机制。我将与国会和代表各类政见的法律机构进行立法合作，保证这些委员会的公正性、合法性及有效性。
第三类在押人员包括那些法庭要求我们释放的人员。让我重申我前面所说的：这与我要求关闭关塔纳摩湾的决定毫无关系。但这关系到法治。法庭认为，没有合法的理由扣押这21名目前被关押在关塔纳摩湾的人员。在法庭的裁定中，有20项裁定是在我就任之前就已作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裁决。
第四类案件包括我们认为能安全转移到另一国的在押人员。迄今为止，我们的复查小组已批准了50名在押人员可被转移。本届政府正在与其他一些国家商讨向其境内转移有关在押人员，以便继续拘押和使之悔过自新。
最后，关塔纳摩湾还有一些无法被起诉但仍对美国人民显然构成威胁的在押人员，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
我坦率地说：这是我们将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我们将竭尽全力对关塔纳摩湾那些威胁我国安全的人员进行起诉。然而，即使在这一程序结束时，仍可能有一些人不会因过去的罪行受到起诉，但他们仍威胁着美国的安全。这类威胁的例子包括在"基地"组织训练营地接受全面爆破训练的人员、曾指挥塔利班部队作战的人员、向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表示效忠的人员，以及扬言要杀害美国人的人员。这些人实际上仍在与美国交战。
正如我所说的，我不会释放危害美国人民的人员。"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及其团伙在与美国交战；对那些被我们俘虏的人员──如同其他战犯一样──必须防止他们再度袭击我们。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拘押人员问题上的政策不可漫无边际。因此，本届政府已开始调整这些标准，保证其符合法治。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有理的和合法的标准处理这类人员。我们必须建立公正的程序，使我们不犯错误。我们必须有一个彻底的阶段性复查程序，使任何长期拘押的案件都得到慎重评估并具备明确的合理性。
我知道，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将构成特殊的挑战。其他国家都已努力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但我需要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适用于关塔纳摩在押人员的合理的法律框架──而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在我国宪法制度下，长期关押的决定不应当由任何人单独做出。如果我们认定美国必须关押某些人，以制止他们从事战争行为，那么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将以一个接受司法和国会监管的体系为框架。因此，本届政府接下来将同国会共同确立一个适当的法律制度，以使我们的努力与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宪法》保持一致。
随着我们推进关闭关塔纳摩设施的工作，我知道国会的政治问题将很难处理。有人借这些问题制作30秒钟的宣传短片或直接投递邮件广告，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我很了解。但我们如果继续在一种忧惧的心态下作出决定，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拒不处理这些问题，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这些问题将构成沉重的负担，对我们今后抗击恐怖主义的各项努力造成障碍。我相信美国人民更关心的是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这个国家，而不是某些政治姿态。我并不是这座城市中唯一一个宣誓捍卫《宪法》的人──国会的每一名成员都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我们共同承担责任，在保卫我国人民的过程中弘扬我们的价值观，同时开创一种传统，为未来各届总统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提供便利。
我要谈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安全和透明度。
国家安全必须兼顾一种微妙的平衡。我们的民*主需要有透明度，但有些信息必须保密，考虑到我国的安全不能公诸于众──例如，我国军队的调遣；我们收集情报的工作；或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某个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同伙的信息。上述问题及其他类似情况都关系到生命安危。
几个星期前，在一个案件的庭审过程中，我公开了上届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签发的备忘录。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由于我反对这些备忘录批准采用强化审讯手段，也并非由于我不接受其法律依据──尽管我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确持这样的立场。我公开这些备忘录的原因是，这种审讯方式的存在已然众所周知，布什政府已承认使用这种方式，我也已经下达不得采用这些手段的禁令。有人说，公开这些备忘录似乎是我们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有关他们将面临何种审讯方式的信息，这是无稽之谈──我们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审讯恐怖主义分子，因为这种方式现已禁止使用。
简而言之，我公开这些备忘录，是因为不存在任何对它们保密的重大理由。而随后引发的辩论有助于美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到这些审讯手段是如何得到批准和使用的。
但在另一个方面，我最近对公开美方人员在2002到2004年间拍摄的某些在押人员的照片表示反对。这些照片涉及的违反行为准则的个人已受到调查并被追究责任。对于这些照片中种种行为的不正当性不存在任何争议，也没有任何事实受到掩盖，可让罪行肇事者逍遥法外。然而，我做出的判断是──在听取我的国家安全团队的意见后──公开这些照片将引发反美言论，我们的敌人则可以借机给所有的美国军人涂上丑化和不真实的色彩，致使他们在各个战场上面临危险。
简而言之，有明确和充份的理由不公开这些特定照片。将近200,000名美国军人正不畏艰险地为国效力。身为三军统帅，保护他们的安全是我的庄严职责。公开这些照片所产生的任何效果，都不如面对艰险的我国年轻的男女军人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我都必须在透明度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这种平衡带有一种宝贵的责任。毫无疑问，美国人民已经目睹这种平衡经受考验。早在我就任总统以前，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内的照片以及残忍的审讯手段被公诸于众。美国人民看到了这些以他们的名义，却与美国人民世世代代奋勇捍卫的理念毫无共同之处的种种行为。不论是伊拉克战争爆发的过程，还是各种秘密项目的曝光，都让美国人民屡屡感到他们受到了某些不必要的蒙蔽。这导致人们的疑虑日甚一日。这也促使人们发出问责的呼声。
我在竞选总统时承诺要做到透明化，我说到做到。因此，我们会尽可能地把信息向美国人民公开，以便让他们在知情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并向我们问责。但我从未主张──也永远不会主张──把我国最机密的国家安全事项公之与众。我永远不会放弃──并且会竭力捍卫──必要的保密制度，以便保护我们正在作战的部队、保护信息来源和方法、保护使美国人民安全的秘密行动。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基于正当的国家安全原因无法向公众公布某些信息，我会坚持让国会或法院来对我的行动进行监督。
我们正在开展一项对负责文件保密的所有机构所制定的现行政策进行审查的工作，以便确定需要改革的领域，确保政府其他部门能够对行政部门在这些事务上作出的决定进行审查。因为在我们的制衡制度中，必须有人一直对监察者进行监察──尤其是在涉及机密情报的情况下。
在这些方面，本届政府也正在应对被称为"国家机密"(State Secrets)特权的挑战。基于这一原则，政府可以对涉及秘密项目的法律案件提出异议。数十年以来，多届总统──包括共和党籍和民*主党籍的总统──都曾援引该原则。虽然这项原则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绝对必要，但我担心它已被运用过度。我们决不能仅仅因为某些信息会暴露违法行为或使政府感到难堪而进行保护。这就是本届政府对这种做法进行彻底审查的原因。目前，此项审查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打算采纳几项改革原则。我们将对根据"国家机密"特权能够受到保护的材料实施更严格的法律测试。我们不会在没有首先通过正式程序──包括由司法部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核并由司法部长亲自批准──的情况下行使这项特权。最后，每年我们会主动向国会报告我们何时行使了这项特权并说明原因，因为对我们的行为必须要有适当的监督。
对于同公开机密情报相关的一切上述事项，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但是没有。这些事项涉及多种相互冲突的关切，需要采取像外科手术一样的方法来解决。但贯穿我所有决定的主线十分简单：为了保卫美国人民，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但我们也将确保构成我们宪法制度特征的问责与监督。我永远不会为避免受窘而隐瞒真相。我将把国会和法院作为平等存在的政府部门对待。我会告诉美国人民我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当我就具体事项向公众公布信息或决定保密时，我会向你们说明原因。
在我今天谈到的所有方面，我提议的各项政策代表着不同于过去八年的一个新方向。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已禁止使用强化审讯技术。我们正在关闭关塔纳摩的监狱。我们对军事委员会进行改革，将实行一种关押恐怖分子的新法律体制。我们对更多的资料进行解密，就我们的行为接受更多的监督，并缩小对"国家机密"特权的使用范围。这些重大变化将把我们保卫国家安全的方法置于更稳定、更安全、更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其实施将需要时间。
我们将把一项核心原则应用于我们采取的各种行动：即使我们在清理关塔那摩监狱的诸多问题时，我们也会经常地重新评估我们的方法，把我们的各项决定提请其他政府部门审查，并寻求长期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强大和最可持续的法律框架。通过这种做法，我们能留下一份在本届政府过后、在下一任总统和再下一任总统执政期内仍能继续存在的遗产，一份保护美国人民、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合法性的遗产。
当我说我们需要专注于未来时，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识到许多人仍抱有专注于过去的强烈意愿。当谈到过去八年的行为时，有些美国人很愤怒；另有一些人则要重新展开已经结束的辩论，尽管去年11月的选举结果已经给出了最明确的结论。我知道这些辩论直接导致一项呼吁，要求实行──可能是通过建立一个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更充分的问责制度。
我一向反对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因为我认为我们现有的民*主体制十分强大，足以使问责制到位。美国国会能够审查滥用我们价值观的行为，国会目前正在对强化审讯技术等事情进行调查。司法部和我们的法院能够对任何触犯我国法律的行为进行追究并予以惩罚。
我知道，华盛顿趋向于花时间互相指责已不是秘密。我们的媒体文化也为热衷攻讦的冲动推波助澜。过去8年，年复一年的漫长纷争只会使之雪上加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只能使华盛顿的那些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相互指责，只会使我们分散我们为迎接未来的挑战需要的时间、精力和政治生活。
我们看到这一点，尤其看到最近发生的辩论如何因两个极端对立的观点坠入迷雾。在一个极端，有人几乎不考虑恐怖主义构成的特殊挑战，从不认为国家安全应高于透明度。在另一个极端，有人坚持一种观点，可用两个词来概括："anything goes"(无可无不可)。按照他们的观点，打击恐怖主义的目的本身，即可证明任何手段的合理性，而且总统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只要这是一个他们认同的总统即可。
这两方面的观点可能都不乏诚意，但都是错误的。美国人民不是极端主义者，他们推选我们也并非要求我们对种种问题强加僵硬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知道，我们不必为我们的价值观牺牲我国的安全，也不必为我国的安全牺牲我们的价值观，只要我们以诚实、认真的精神，同时依靠一点常识处理棘手的问题。归根结底，这是美国独一无二的天赋。这是我国《宪法》对我们进行的考验。这是几百年来我们力量的源泉。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独树一帜的原因。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毫不犹豫、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不使用酷刑，我们将在全力保护我国人民的同时，建立一个牢固持久的框架，使我们能以遵守法治的方式抗击恐怖主义。毫无疑问，我们若不能摒弃前几年所采用的方式，我便不能以总统的名义说这些话。我们如果不能捍卫这些核心价值观，便无法忠于这个档案馆珍藏的文献。
起草宪法的先贤们无从预见222年来所历经的种种挑战。但我们的《宪法》经历了脱离联邦的历史和民权运动时期──经历了世界大战和冷战──因为《宪法》为一系列可以实际运用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宪法》提供了指南，帮助我们找到前进的方向。这条道路并不平坦。我国人民并非十全十美。不时会有一些人认为，为了保障美国的安全和成功，我们需要偏离铭刻在这座档案馆内的神圣信条。今天，我们听到了这种声音。但美国人民抵制了这种诱惑。虽然我们也犯过错误，也修改过行动的方向，但我们一直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一座普照全世界的灯塔。
现在，在恐怖主义阴霾笼罩下的这一代人正在经受重大的考验。与内战(Civil 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不同的是，我们不可能为结束这段历程举行一场敌人的受降仪式。当前，不论在偏远的训练营地还是人口稠密的都市，都有人为夺走美国人的生命进行密谋策划。从现在开始到一年以后，从现在开始到5年以后，而且──很有可能──从现在开始到10年以后，情况都是如此。今天，不论我本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站在这里说，今后不会再发生杀害美国人的恐怖主义袭击。但是我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我主政的本届美国政府──与保卫美国安全的我国杰出的军人和爱国男女志士一起──将竭尽全力维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我还确定无疑地知道，我们完全可以战胜"基地"组织。这是因为，恐怖主义分子只能通过扩充势力和离间美国及其盟国的关系，才有可能得逞。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自身的信念；如果我们忠于我国永恒的理想，采取强有力和持久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得逞。
这必须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我竞选总统一职，是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就无法战胜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认为国家安全是分裂美国的因素，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安全──国家安全应该是，也必须是促使我们作为全体国民，作为一个国家同仇敌忾的事业。我们曾经历过比当前更为险恶的时期，当时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我们必将再次做到这一点。谢谢诸位。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