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最重要是公民权利：另一个中国，游民危机

　　主持人：其实这类文学作品，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说到游民，我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无业游民，而更典型的，就莫过于《水浒传》当中，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那些绿林好汉，他们代表了游民的什么主要特征？

　　王学泰：他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非规范性的追求，是把利益作为第一位的，

　　游民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

　　游民这样做，他是有他道理的，因为什么，游民是在最底层，如果他没有这点利益，他明天可能就不能生存。所以，游民把利益看作第一位.

　　王学泰：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游民因为他长期他在社会中，必须自己面对社会，自己解决问题，他增长了能力，增长了才干，他是逆的，我们老说农民运动，实际上，农民必须得有游民带着，游民作为领导人物，作为中坚力量，它才会形成特别大的这种农民战争。

　　（电影《投名状》结拜段落）这是电影《投名状》中的一段情节，三位主人翁比照梁山好汉立誓同生共死。“投名状”一说，在古代就是忠诚之证，意思是加入一个组织前，以该组织认可的行为表示其忠心，所谓“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大意是指一个人在进入绿林时必须签署的一份生死契约，有了“投名状”便落草为寇，而摆脱“投名状”的方法只有接受官府的招安这一条路了。该形式出自《水浒传》林冲投奔梁山的情节，后来很多小说也引用了这一说法。（电影《投名状》）

　　主持人：这种桃源三结义式的投名状，三个人铩血为盟，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证明他们在道义上和心理上，证明这样一种安全感。那这种做法，反映了这种桃源三结义的做法，反映了他们一种什么，什么心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游民意识

　　为了生存与发展游民会形成组织

　　王学泰：讲桃源三结义这是江湖艺人眼中的三国故事，也就是说，是游民眼中三国故事，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故事，最初就不讲桃源三结义，讲刘备跟诸葛亮关系，你看唐代诗歌中，只要咏及三国的故事时候，讲谁呢，讲诸葛亮和刘备。

　　主持人：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王学泰：对，这就是说的君圣臣贤，这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当然这也是实际的三国的故事。

　　等到了北宋，《三国志评话》，这些故事产生之后。逐渐这个视角变了，就是江湖艺人眼中的三国。

　　主持人：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游民其实也有独立的思想意识，他们也会独立地创作一套自己所谓的宗法制度。

　　王学泰：这个，这问题不能这么简单地说，结拜是一个，就是一个。

　　王学泰：一个可以选择的这种结合的方式。当时没有提供新的组织形式，所以说呢，就组成了这种，他们仿照宗法制度，或者是父子关系，或者是兄弟关系。因为觉得光是朋友这个，因为朋友他是以义连结的，所以说朋友，他是以义连结，总觉得这朋友，这个不够，这不够铁，这朋友之间，互相背叛的地方可能非常多，所以说觉得不够铁，说必须得要结成这种超乎朋友的关系。

　　1925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一年后，他又写了《〈阿Q正传〉的成因》：“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后”。

　　鲁迅所思虑的是中国进入“现代”历程“其后”的问题：他深知，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很容易培育出“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阿Q式的革命和改革”；至少说，在中国“其后”的革命和改革中必要打上“游民文化”的烙印。

　　主持人：这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其实鲁迅先生他曾经说过，李逵这两道板斧砍下去，砍倒的大部分是老百姓，那他也刻画了一个很典型的游民形象，就是阿Q，来用以警惕人们这种游民意识，那游民对社会又有一些，哪些负面影响呢？

　　王学泰：游民文化本来是在不同的阶级人心中全都有了生根，所以他们在一起呢是，很容易就跟他原有的游民意识，跟他的现实的生活，就会结合起来，他就发生一些社会动乱，特别是近一百年来，西方进入中国，一种新的工商社会的体制进入中国，使原来的宗法解体，逐渐解体，游民众多。所以近百年来社会动乱不断，可能就跟这个群体非常有关系。

　　王学泰：他不具备工商社会的那种前进意识，所以，他不可能引导社会前进，所以尽管他去突破儒家的一些社会规则，就是说当时主流社会的规则，但是他并不能建立新的规则。

　　主持人：对，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您说枪杆子可以干很多事，唯独不能推进社会进步。

　　主持人：我记得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都流淌着一个道家，一个儒家和一个土匪，而这和您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的，我们如果说，道家代表了清静无为，儒家代表了仁义，那土匪它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形态？

　　王学泰：为什么有一个土匪，土匪就是宗法不能把？？当成是社会的一切，他不能涵盖整个，因为为什么呢，宗法必然它以土地作为依托，那他人口增加了，土地不够了怎么办，战争了，这个宗法被打散怎么办，这有疾病，这一个宗族快灭亡怎么办？

　　处于“游离”状态的游民

　　它必然有一部分，它要流动出来，它要流动出来，就也要靠自我奋斗，自我奋斗，就得不能遵守那个儒家所制订的种种规范，它对规范的突破，就带有一种土匪精神。他就从宗法社会中游离出来，游离出来的这人就是游民。

　　“游民”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凡居民量地以造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成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这个“游民”是指离开其特定土地的居住地区，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们。把脱离土地不务农的人们视为游民的看法几乎支配了整个皇权专制社会的主导舆论。（宫殿，故宫可见，《英雄》老者弹琴，《铜人迷踪》战乱逃荒

　　王学泰：这个游民是什么，游民是从宗法制度游离出来的人，他游离出来，或者进入城市了，或者进入城镇了，小城镇了，或者游动到其他地区了，走村传巷了，他来谋取生活。

　　主持人：根据闻先生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这种游民意识呢？

　　游民意识存在普遍性

　　王学泰：的确我们每个人身上，为什么有呢？这游民思想，他怎么产生，这就跟我讲，游民问题，不单纯是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他是文化问题。中国游民虽然自古代就有，但是形成群体，是在宋代。

　　恰恰宋代又是通俗文学艺术作品的最开创性时期，所以说呢，第一代创作这些通俗文学作品的人，就江湖艺人，他们绝大部分就游民出身。

　　这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仅存于世的名作《清明上河图》，作品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而在这幅画中，我们也能清晰的看到那些供江湖艺人大显身手的瓦舍勾栏。

　　北宋的汴京和南宋临安的瓦舍中最有成就的是"说话"，也就是现今的评书。陈汝衡先生在《宋代说书史》中罗列了北宋著名的说书艺人近二十人、南宋的一百二、三十人。

　　江湖艺人一般出身都很低微，很多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游民，生活贫困，做些本小利微的营生。后来发现自己具有说话表演的才能，而且也能藉以糊口，于是改行作了艺人。在他们的名字或绰号上还保留着个人历史的痕迹。如“枣儿余二郎”“熬肝朱”等演说小说的艺人，大约都是小商贩出身。他们或卖酒、卖枣儿、卖小吃等等，所以才留下了这些绰号。（图片《清明上河图》，《水浒传》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从游民转过来，所以游民意识，必然最早地反映到通俗文艺作品之中去，这是第一个，因为他本身。

　　王学泰：第二，他会演说游民的故事，他听过见过，有的还经过。所以说呢，他就要把他自己见过，听过，甚至自己经过的事情，演说出来，那就不同了。

　　因为游民呢，他在这个社会变迁中，他在垂直社会流动中，他变化最大，他有可能要到最高阶段，甚至成为帝王将相。对吧，他身份改变了，大家伙羡慕他。

　　主持人：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脑子里，也有一些游民意识，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正统的宗法制度，我们就宁愿去看一些，或者说去编造一些其他人，他们能够脱离宗法制度，然后最终能达到一个高度，一个发迹变泰那样的故事，我们会被这样故事所吸引

　　枪杆子不能推动社会进步

　　王学泰：对，这种枪杆子能做很多事，能抢银行，能打劫，能干一切的事，但是它唯独不能做的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社会进步，还得要靠什么呀，要靠劳动，要靠精神的这和体力上的支出，来创造新的文明，新的科学。

　　主持人：那当时政府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制止游民的产生？

　　古代社会靠驱赶解决游民问题

　　王学泰：现在游民，古代没有好的办法。古代，我这古代就是，他们最典型说法，就叫驱游民，就把游民赶回土地去。

　　实际上，他是不可能，他农村，他要有土地，他怎么能出来呢，对吧，出来的，他回不去，回去他除非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中国在大城市生活的很多人，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留恋这种城市生活。

　　他还是想回到老家去，再主要在农村，他能买地，他是，中国是把真正的看作财产的，是土地。直到，是直到建国之前，直到1949年之前，中国这观念基本还是普遍的。W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各大城市共有多少游民已难以统计。1950年8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4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其中游民是指“失去其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

　　重庆市在1950年3月至1951年11月22日，就收容了6批计16000余人。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上海，游民人数则在15万左右，其中扒手、小偷约20000人；贩卖毒品及聚赌的约2000人；国民党遗留的散兵游勇约2000人；娼妓约30000人；流浪儿童约5000人；依赖、依靠游民生活的约8．7万人。仅从各地举办的920所生产教养机构所收容改造的数量来看，到1953年就收容改造了44．6万人。如何解决游民问题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解放初的画面，收容妓女）

　　主持人：44.6万人，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采取了一种什么方式来制止这些流民？或者对他们进入收容和改造的？

　　中共对待游民问题依靠劳动改造和单位制

　　王学泰：最初劳动教养制度，最初是本来是改造这些人，来，最初劳动改造，不是惩罚，所以后来慢慢变成行政，这种惩罚制度，最初他有安排性的。

　　主持人，当时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单位和公社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王学泰：城市的如何单位化，他有一个逐步的过程，你像北京，就拿北京这个城市来说吧，北京解放前，主要是个消费城市，它的就用彭真的一句话说，连大头针都不能生产，曲别针都不能生产，这是事实。北京有点，也都是手工业，所以说，它的就业容纳量非常低。

　　解放后，北京的工业发展。

　　王学泰：工业发展起来了，使周围的各种工业，所以北京逐渐成为，从消费城市，变作生产性城市，特别是1958年以后，1958年以后.

　　稍微好一点的院子，稍微宽敞一点的院子，除了被高干占着的以外，如果要过去的居民的院子，基本上他都改成街道工厂，这样呢，就是逐渐几乎每个人，全都有了单位。这种单位，本来是集体工厂那种，因为基本它的所有制，就分成两大类，一种是，就是国家所有的。

　　主持人：一种是集体所有的。

　　王学泰：一种是集体所有，后来包括有大集体，还有小集体什么等等，分别非常多。

　　应该说，单位制度最初给了老百姓生活一种安定感，所以他有他的，你怎么说呢，他是合理性的一方面。

　　主持人：那在您看来，当时中国政府实行的这种单位制度，是否从根本上解决了流民问题，这种制度又存在着哪些弊端？

　　劳动改造和单位制解决游民问题存在缺陷

　　王学泰：因为他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这种组织制度，它着眼于社会控制，而不是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这种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说，它是成功的，但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它是失败的，因为生产经济是最活跃的因素，你给他做了一个挺小的衣服，对社会控制，就是这衣服，对吧。他一岁的时候，你给他做了一个衣服，这适合他穿。

　　主持人：如果他长到了二十岁，还是一岁那个小衣服。他就穿不上了。

　　王学泰：所以人口增长，他就不长了，早晚这非得要出乱子不成，所以说，就是说，这种单位制度，他是造成他这些，为什么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现在那会儿说得非常好，要到广阔天地去锻炼，什么实际上是把就业转到农村去。实际上，把就业的压力，把本身他应该那什么，转到农村

　　根据中国大陆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高校毕业生495万人，2008年大约超过550万人。按每年大陆公布的大学生当期就业率70%左右计算，2007年大陆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实现就业的人数是350万人，约有140多万名应届高校毕业生未能如期就业。2008年不能如期就业的毕业生规模达到160万人。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大陆农业部最近对15个省份、150个村进行的抽样调查，在大陆1．3亿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现在失去工作或没找到工作，大约有2000万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局面下，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面临诸多困境。（数字做成标题打出来，城市画面）

　　主持人：那我们看现在中国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农民工失业，比如说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那这些种种迹象，都是否都表明，当今中国，它又有新的流民现象产生了呢？

　　讲诚信依法形式以应对游民问题

　　王学泰：现在肯定是，现在因为我们就觉得，现在因为过去的社会控制手段，单位和农村的组织形式，都是不行了，单位实际在不断地解体，现在基本，基本上解体，对吧。

　　王学泰：实际上要进入工商社会，相对的民间应该有市民社会，它从法律角度上说，应该有公民社会，逐渐地形成，但是我们这块还跟不上，所以就造成了一些游民现象。

　　主持人：那您刚才说，公民社会，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合理的公民社会？

　　王学泰：我觉得建立一个，第一就是本来这个时代，应该产生是公民意识的时代，不是应该产生那种游民意识，更不能张扬游民意识时代。

　　每个人都要按照宪法它去做，享受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利，尽在宪法中，所应尽的义务。

　　主持人：从个人来讲，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提高个人修养，那么从政府来讲，政府又应该如何作为，来使这种游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的得到抑制呢？

　　王学泰：第一，政府不能来搞游民那一套，要言而有信

　　主持人：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

　　王学泰：对，那谁在孔子讲到立国三规则的时候，他讲到什么，就是兵良信，一国三规则，他的学生问他说，那他要这三个得要去掉，他第一个先去掉，他说可把礼去掉，说第二个可以去掉，他说可以去掉良，他说要第三个，说第三个绝对不能去，他说民无信而不利。孔子他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利我首先在于信

　　主持人：那对政府来说，有了信，还应该做些什么？

　　王学泰：有了信，这是最基础东西，就是第一，他有信，第二就是说，国家应该按照规则办事。按照规则，什么规则，什么是规则，最大的规则，他就是宪法，通过了宪法，按照宪法规则办事，按照各种法律，有法必依，宪法，宪法第一位的是什么？首先是公民的权利，宪法那么多条款，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公民的权利。没有公民的权利，就没有近代的国家，不是一提到宪法，就是国家权利，首先它是公民的权利。

　　结束语：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了解这样一个隐性的社会显然是不完整的。站在当下，回溯游民文化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