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举制平反，梁启超“复科举便！”

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甚至直接说：“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孙中山不仅称赞科举制度本身，而且连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加以肯定。这一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胡适则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

从清末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则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长期以来，科举制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时，对科举的否定评价，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了，而且百年来占主流的评价也一直是负面的。因此，现在看到本文的题目《为科举制平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或以为只是危言耸听。不过，只要我们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科举制，便可知道直接提出“为科举制平反”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科举时代在一百年前就已终结，尊崇科举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在科举停废一百年后的今天，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将科举制妖魔化的现象也该结束了。

一、平反的呼声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自科举制废止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而且，这种呼声时断时续，总的来说还越来越大。

一千三百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曾被废止过数次，每次在废止之后不久便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要求恢复科举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虽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古代大不相同，已经没有了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走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在此后才几年，也一样有人提出恢复科举制。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07年中书黄运藩以“整顿学务”为名提出恢复科举，给事中李灼华奏请变通学校规则，“兼行科举”，结果都被否定。民国以后，也还有一些人为科举制的遭遇鸣不平，不过因人微言轻，影响不大。以下仅举清末民初一些著名人物为科举制平反的事例。

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已说“科举非恶制也”，他不仅认为科举不是一种坏的制度，而且还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他公开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甚至直接说：“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只是当时梁启超的这番言论并未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以至于长期以来一般人仅知道梁启超早先批判科举的立场，而很少有人听说他还曾发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吁。梁启超的幡然悔悟，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时期重要的科学启蒙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杜亚泉在1911年撰文指出：“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试之程式”，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废科举兴学堂的效果更好。他是最早提出科举制其实可以不废这一观点的名人之一。

后来一些著名学者对科举制也有相当中肯的评价，如胡适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在谈到戊戌变法时，胡适又说：“康梁变法的时候，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国文化，不知道紧要的是什么。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

钱穆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认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1955年，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又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学界的科举研究也空前地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也许部分是由于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经过客观地研究，这才知道人们对科举的坏印象原来是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地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形成的。

例如，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研究员曾谈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须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有的学者在对明清时期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后认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

又有学者认为，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而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于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有的论者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官吏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

甚至还有学者说，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功莫大焉，然而中国自己却在1905年宣布取消科举制，放弃了文官考试的思路。从那时开始，中国倒退了一千三百年，重新采用了“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乱点鸳鸯谱”也就在所难免了。“科举制之废除，只在朝夕之间便可完成，要想恢复，则至少需要百年”。言下之意，似乎中国应该恢复科举考试制度。

为科举制平反的多数论者认为科举的弊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内容问题，即明清两代主要考八股文，这不合理，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然而，甚至对八股文这一科举中最为“丑陋”的部分，也有不少学者要为之平反。例如，1996年海南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八股文观止》，作者对八股多有肯定。启功、金克木、张中行的《说八股》一书纠正了人们对八股文的偏见。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一书也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八股文体。

至于说西方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总体上说要比中国人对科举的评价高得多。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就曾指出：“尽管有其缺陷，但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有不少西方人还认为科举制重要性不亚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我认为，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香港的中国文化研究院所制作的“灿烂的中国文明”网上学习计划，便将《科举制度》列为中国文明的一个专题。

正是在为科举制平反的大趋势中，“科举学”应运而生。“科举学”的提出本身具有某种为科举制平反的含义。在彻底否定科举的学术大环境中，是不可能提出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科举学”的。不论对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科举总是一种客观存在。二十世纪中国人对待科举，总体上可以说是从蔑视到重视、从激愤到冷静、从片面到全面、从批判到借鉴、从政治到学术。“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释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

二、科举评价的误区

以往对科举制的评价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出现各种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这里略为辨析几个认识误区。

1．科举无法选拔真才

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以为科举制造就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腐儒，他们却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范进、孔乙己当然也反映了历史真实，但归根到底总是文学人物，而科举曾选拔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一类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物，远比“范进”、“孔乙己”来得可信。我曾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五代至清代及近代作家共六百零二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三百四十一名，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六，而且这还不包括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因此可以说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多数文学家是科举出身者。

科举的目的不是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官员，从隋唐至明清一千三百年间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才，这说明科举制的选才功能是发挥出来了。宋太宗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因此，总体而言，科举是能够将传统社会的真才选拔出来委以重任的。

2．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

在探讨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将主要矛头对准科举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而缺乏具体分析。中国的科技曾经领先于世界各国，明清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主要怪罪科举。唐宋两代重视科举，尤其是宋代科举地位崇高，是一千三百年中国科举史上最为重视科举的时期之一，而当时中国科技却远远领先于西方。如果仅考察唐宋六百多年间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当时科技发达是受科举制的推动呢？显然不能。同样，对明代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也不能简单归因于科举。中国科技在明代以后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

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明算科，但只是六个常科中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且至宋代以后就消亡了。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辩证而相对拙于实证。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传入，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的科技和社会也可能再过几百年还是传统的东方模式，可能过很久也不见得会发明蒸汽机、发现万有引力。这就像古代中国绘画从来就没有透视概念一样，许多画家肯定看到过物体近大远小的现象，可是在西洋绘画传入以前，只有以浓淡不同来表现山川的远近，就是没有人将房屋等建筑用明暗对比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画出来，应该说这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有关。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应该承担部分罪责，但不应该承担主要罪责。即使没有科举，中国古代士人也不见得会将主要心思用到科技方面去。例如元代有相当长时期未实行科举制，“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脱离了科举制的轨道之后，多将心思用于诗歌创作等方面，并不会将精力转移到科技方面去。日本在八至九世纪曾模仿唐朝实行科举制度，而到十世纪以后科举制便逐渐消亡了，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科技也并没有比中国更发达。古代东西方本是两个基本上相互隔绝的不同的文明体系，十六世纪以后西方科技开始领先于中国，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文化和文明的差异。

3．考试作弊说明科举制黑暗

一部中国科举史，是由考试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压力相互对抗所谱写的历史，是力求公平取士的精巧用心与力图投机取巧的作弊行为斗智斗勇所写就的历史。清代由杜受田、英汇等修纂的《钦定科场条例》，对科举制的方方面面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其细密严谨程度世所罕见，其中对防止舞弊的规定可以说是密不透风、滴水不漏。这些条规是在科举考试上千年的演进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我觉得，未曾读过《钦定科场条例》的人很难想像清代科举制度之严密程度，认真读过《钦定科场条例》的人很难忘记清代科举制度之严密程度。

4．科举考试不公平

指责科举制不公平的说法具有强调实质性机会平等的倾向，是对古人的苛求。若说考试竞争不公平，试问又有什么制度比它更公平呢？有比较才有鉴别，科举无疑是古代社会相对最公平的取士制度。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从隋唐至明清，“至公”的理念成为科举制的制度设计的基本精神。不管科举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实际上古今中外都不存在绝对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举考试从制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北宋时欧阳修甚至认为科举制中密封和誊录评卷以杜绝作弊，是“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元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它将“至公”理念直观地呈现出来，也是科举考试公平性的具体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明代曾有人指出：实行科举制主要是出于公平的考虑，实行其他选拔人才的办法，无法核实真伪，弊端比科举更大，因此实行只看文章才学不看德行表现的科举制是不得已的办法，即“国家设科举为登晋贤良之路，然非得已”。科举时代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科举考试相当公平，今人也无法举出古代有什么制度比科举制更公平，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硬要说科举制不公平呢？

5．妇女无权参加科举，因此科举制很不平等

有不少人指出科举制不允许女性报考，将半数人口排除在外，说明科举制根本不平等。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解。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并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因为除了少数宫廷中的官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官员）以外，中国以及绝大多数国家古代都不设女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科举怎么可能会招考女性呢？当时不可能有这种制度安排。科举制只是选拔官员的途径或手段，妇女不能应考，并非科举制的罪过，而是没有这种社会需求。所以说，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妇女排除在外不应怪罪科举，归根结底是由于帝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官员结构使然。在那个年代，无论采用何种选官方式都不可能将妇女包括在内。

6．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

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官本位、学而优则仕的体制并非科举造成，科举只是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入仕竞争规范化而已。科举确实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读书做官一条道上去。《荀子·大略》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而实行科举制的时代，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少之又少。科举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使学而优则仕大行其道。但我们应该分清楚，这并不等于说科举造成了官本位体制。说到底，科举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为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贵义贱利”、重道轻器的国家了，治术重于技术是儒学社会的一贯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考试相当衰弱，但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是等级森严、品阶齐全，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了。可见官本位体制并非科举制造成，我们至多只能说科举强化了官本位体制。

7．科举导致官场腐败

将清末官场腐败归罪于科举可以说是本末倒置，恰恰是社会衰败、官场黑暗才导致科举走向穷途末路。考试取士是从制度上防止用人方面的腐败，如果没有科举这一道关口，清末官场还不知会更腐败多少倍。晚清吏治腐败的部分原因恰恰是考试选官制度受到了削弱。由于允许捐官以及其它吏道盛行，不少举人和进士很难入仕，甚至有进士出身后二三十年待选的情况。官途多让其他人挤占之后，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科第中人反而长年待选守缺，而通过捐纳等途径入仕者往往不如科甲正途入仕者清正廉洁，这是清末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也说科举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实际上没有科举照样有官场，而且官场的裙带风和植党营私情况还会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