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噩梦十八年

高考：噩梦十八年　2009-06-07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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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家对面的学校停满了车。今天开始高考了，用许多年前的话说，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候。只是现在的高考，似乎已经不能决定命运。
我的高考，已经过去18年。诡异的是，18年间，已经告别高考的我始终没有停歇关于高考的梦境。甚至前不久，我又做了一次梦。这些梦境小有区别，有时是梦见自己第一次进考场；有时是梦见自己从大学退学了重新高考；最苍凉的梦境，我依然记得——我已经考了8年，一直落榜，因为年龄的限制，我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但是，我面对试卷，忽然大脑悉数空白，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知道自己的这一生完蛋了，心里很凄楚。有的时候，我甚至凄楚得醒了过来。
也有搞笑的梦境。有一回，我在梦境里知道自己已经工作多年，并且已经上过一次大学，但我依然辞职去高考。我终于考上了北大。拿到录取通知书，我看了看，撕了。我并不想去读，只想证明自己也可以考上北大。这也是鲜有的及第梦境，其余的，都是落寞的，悲凉的，落榜的梦。
据我所知，无数的人，都有和我类似的梦境。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在生活里，我早已遗忘和忽略了高考。前不久上夜班，我还与值班主任商榷高考新闻的版面位置，他认为很重要，应该更醒目，而我对连续的高考新闻已经厌烦，主张把另一则民生新闻处理得更高。我当时说，高考实际上是特定群体才关心的，譬如我，就毫不关心。
但是，为什么，高考一直潜伏在我的潜意识里？我甚至怀疑，我70岁的时候，依然会梦见自己去高考。
工作多年的人都知道，你走上社会的时间越久，你毕业的学校和专业越无关紧要，反倒是你的工作履历更重要。但是，对高考的学生，对大学毕业生，大学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那个年代，考上大学是惟一出路。当然现在不是了。我高考的时候，打工的机会还很少，吃皇粮是最佳选择，否则就只能做待业青年。而现在，考上大学也未必有工作，家里还要背一屁股债，不划算。所以，今年弃考的学生据说数量很庞大。我认为，这是一次自发的民间调控，无可厚非。
我是计划经济形态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我的下一届，即92级，开始了双轨制，再往后几届，自费生开始出现。
我只是在上大一时交过400元，算是四年的学费，还有一些不多的杂费。后来，每月还有32元的补贴。总体上说，花费不算特别大，但当时我们家已经很吃力了，因为我和我哥同时上大学，以父母微薄的收入，还要抚养祖辈，若非公费上学，断然支撑不住。
从这点上说，我是一直牢记着，我上大学时，是这个国家的民众用他们的血汗钱供养着我，我欠了他们。我心怀感恩。那些面朝黄土的农民，街头摆摊的小贩，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税收，转化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学费。他们不知道我，但我记得他们。有的时候，我已经漠视了许多底层民众的凄苦遭遇，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麻木了。但一想起我的大学，我就对他们心怀内疚。
我的心态，或许也是无数计划经济形态下公费大学生的心态。我们的关心时局，为弱势群体做一些呼号，或许也是对过往的一种反哺吧。
后来的孩子，都是自掏腰包上大学了。谁都不欠谁的。
对教育产业化，我一直是有限度地支持，持保留意见。如果完全与市场经济接轨，合理地接轨，那么产业化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这块投入节约下来，把资金投入公款消费、出国旅游、楼堂馆所，那么，还不如继续公费投入教育。记得80年代，对教育还是很重视的，黑板报上全都是宣传教育的重要。现在似乎没人说了。没有人愿意担这个责任了。
现在上大学已经不难，只要有钱，脑子发育正常，都容易得很。我高考那年，录取率是十里挑一，而且这个一，是包括了所有的本科、专科、中专，也就是说，九成人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会想，那一年夏天，与我一起上考场的无数人，他们现在活得如何？或许他们正在广东打工，刚失业回乡；或许他们是逃窜的小贩，在城管的棍棒下哀求和哭泣；或许他们正木然耕着田，而他们的妻子正在城市的霓虹灯下木然地飞着媚眼。想起来，有些茫然。
现在，考场上的学生正在考第一个科目，不知道还是不是语文。
18年前的夏天，我在考场上考的第一科是语文。那年的作文题是：近墨者黑/未必黑。我选的题目是未必黑。几乎拿了满分。我写作文是很懂得取巧的，知道如何能够走捷径。
只是在社会上滚了10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一点：近墨者黑是肯定的。你必须黑，你不可能不黑。若是大家都黑，你却不黑，那么，你必定要被驱逐、流放、排挤，最后郁郁而终，忧愤至死。所谓的劣币驱除良币，向来如此。
恭喜现在正在考场上挥笔疾书的无数考生，欢迎来到分水岭，欢迎正式进入凄厉的尘世，欢迎与墨零距离。我代表这个染缸，欢迎你们。
附一篇多年前的专栏，是讲述我的高考的。
九月鹰飞
文/刘原
8月19日那天，我在广州城的屋檐下醒来，望着窗外缓慢游来的云翳，忽然觉得这一天似曾相识。我闭着眼睛点了一棵烟，许多旧事便像幽灵一样浮了起来。
8月19日，是的。13年前的这天，我正满脸惊惶地坐在火车上，跟随母亲去南宁。那一年我高考，却一直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和母亲绝望地去南宁打听录取情况，如果确是落榜了，就找一所好的学校报名复读。
此前的每一天，我都会骑着单车去县教育局门口看小黑板上有没有写我的名字，但终是不见。我像耗子一样静默地溜回家，躲在房间里大口喝白酒，几乎酒精中毒。
作为肩负光宗耀祖重任的种子选手，我考砸了。虽然后来我一直抱怨母亲在高考首日炖了排骨萝卜汤，害我考语文时提前半小时交卷去找厕所，事实上我的语文是全县前茅，砸锅的是物理。最要命的是，我不是文科考生。物理的分数万劫不复。
我想我死定了。
我和母亲坐在咣啷咣啷的火车上，木然无语。那天车上的广播说苏联政变，可怜的戈尔巴乔夫被逼宫，这也是我能够记住那个日期的原因。我甚至记得当时跑到车厢过道上吸烟时遇见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广西电视台记者，我从来没见过记者，卑微地掏出了一根劣质的家乡烟请他吸，他倨傲地挥挥手里的万宝路拒绝了。那时我真是景仰这些尊贵的记者，觉得自己是一只落榜的蚂蚁。10年后我去采访时碰到另一名广西台记者，也热烈地扑了上去，不过不是递烟，而是掐住他的脖子索要拖欠的稿费。
到了南宁，托熟人去打听，说是我报的第一批院校全录满了，第二批的第一和第三志愿也录满了。而我那时心高气傲，觉得自己肯定是重点大学的料，根本没报第三批的专科，连广西的院校都没填。南宁的亲戚恨恨地骂我愚蠢，本来都上了重点线却要去复读，我说那就复读罢，亲戚警惕地说你别来南宁。我心知她怕我在南宁会常去蹭她的饭，冷冷地说：我去桂林。
我面如死灰地收拾行李，准备逃亡。临走前，我摇摇晃晃骑着单车，叼着一根烟，像刁民般行进在省城的桃源路上，骑到一半，却见母亲和亲戚骑车从对面过来，我赶紧呸的一声吐掉烟头。母亲朝我喊：“上了上了！”
我差点往南宁的土地上砸下了自己大瓣的泪珠。自己似乎刚死过一回，地狱之门只剩一条缝了，但终于逃了出去。据说我报考的第二批第二志愿院校因为招不满人，只好怏怏地招报第二志愿的烂人。那学校在福州，我差点就冲东边跪下了。我知道自己是大学生了，以后不会被人嫌弃，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不用像祖辈那样一辈子插秧种田了。
和母亲回到故乡，父亲和哥哥迎出来，幸福地说：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我看到通知书上写“与电力部、煤炭部联合办学”，有些疑窦，却没有深虑。后来，我在这几个字的深渊里挣扎了许多年，那是后话。
于是开始讨论上学的问题，我坚持要独自去福州，父母不允，说那么多行李扛不过来。我勉强应了。父亲力气大，自然是他送。后来我们爷俩在桂林候车等了8个小时，在鹰潭等了6个小时，我才知道父母的话是真理。
母亲送我们走时，一脸涕然。多年以后我在《读者》上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位美国母亲送儿子上大学时，看着儿子蹦蹦跳跳跑过机场安检过道，忍不住想起18年前那个躺在沙箱里的婴儿，忽然就掉下了眼泪。
一路走去，我知道离故乡愈来愈远了。深夜在鹰潭转车，无数人拼命往狭仄的火车上挤，如同乱世的难民，好在还有父亲和我在一起。上车后自然是没有位置的，我们拿出自带的折叠凳子坐，我疲乏不堪，便趴在父亲膝盖上睡觉，父亲却不敢睡，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行李，怕有小偷。一路到了福州，父亲双眼尽赤，像得了红眼病。
父亲只住了两日便走了，我送他到校门坐车，父亲和无数人挤在罐头般的车厢里，他的眼睛仍是红的，像一只苍老的兔子。他隔着车窗嗫嚅了一下，似是想说什么，终是未说。滚滚沙尘扬了起来，父亲不见了。
那是1991年的九月，17岁的我独自站在距故土三千里外的异乡。没有人理我了，在剩余的岁月里，我要单独面对生活的劫数、悲欢和浮沉。我垂着头慢慢走在陌生的校园里，忽然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