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鹅卵石交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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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鹅卵石交党费

2009-06-06 22:10:04 来源: 网易历史 跟贴 5 条 手机看新闻

听了他的话,我认认真真地到河边捡了两颗光滑、洁白的小鹅卵石,交给了他。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党费……

摘自《亲历者首次披露革命史实:星火燎原·未刊稿》

徐向前 等/著 解放军出版社

原标题:党费—鹅卵石 作者:李炳甲

作者简介:李炳甲时任红四方面军某部战士。

已经是半夜了,我在睡梦中被人推醒,我翻身坐起来,用手背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才认出是连里常常给大家剃头的蒋长礼。他轻轻地推了我一把,低声说:“小鬼,跟我来一下。”

我还以为连里半夜有啥子紧急信要送,就抓起床上的衣服,朝身上一披,跟着他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

大巴山区的夜雨是有名的,潇潇秋雨,打得宽大的芭蕉叶发出清脆的响声。蒋长礼把屋门口的蓑衣拿起来对我说:“来,我们两人顶。”我把敞开的衣服往怀里合了合,就挤到他那宽宽的身旁,踩着泥泞的小路,朝村外走去。

出了村,我们沿着小路爬上了山。山上有一座倒坍半截的山神庙,我们穿过破庙的庭院,到了庙里。这时,我看见高高的庙台上,放着一盏马灯,灯光下,坐着我们连里的三个人。他们见我们进来,就站了起来,什么话也没讲,把目光都集中在蒋长礼的脸上,好像他们都在等我们似的。这时,我才觉得这里的气氛不寻常,不由得心里嘣嘣直跳,一句话也没讲,老老实实地往后退了退,站到蒋长礼的后面。

蒋长礼是湖北人,在连里,大家都很尊重他。莫看他平日里少言寡语,可连里哪个人有了困难,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帮你一把。所以,我总是像对待兄长一样信赖他。

静静的山神庙里,被雨水浸透的四周墙上,泥土沙沙地往下掉,黄黄的灯光照着蒋长礼黝黑的脸膛,他黑黑的胡须长满了下巴和络腮,往常他那种温和、憨厚的神态今天不见了,显得格外庄重认真。他走到我的跟前,十分严肃地问:“小鬼!你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真没想到他会提出这个问题,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只是瞪着眼睛,直愣愣地望着他。

他看了看我,大概猜出了我的心思,接着又说:“共产党就是领导劳苦大众闹革命的党,革那些‘灰棒老二’的命,使穷人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咱们红军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队伍。共产党员就是要一辈子为穷人斗争,让天下的穷人都能吃饱白米干饭,穿上暖和的衣服……打‘灰棒老二’的时候,冲锋要跑在别人的前面。撤退的时候,要在别人的后头。要不怕流血,不怕死……”

没等他讲完,我就兴奋地站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急切地说:“愿意!蒋老哥。我从参加红军那天起,就下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消灭所有的‘灰棒老二’,解放劳苦大众,一辈子为穷人斗争,不怕死。我原来不晓得咱们连里谁是共产党员,今天才知道你们都是党员。蒋老哥,你刚才一讲,我心里就更明白了,我早就愿意参加共产党了。”

蒋长礼点了点头,对其他三个人说:“好!现在我们开会,讨论李炳甲同志要求入党的问题。由我来做他的介绍人。”接着,他向其他的几个同志介绍了我的情况,他说我革命坚决,作战勇敢,完成任务出色等等。最后,他非常郑重地说:“同意李炳甲同志入党的同志举手。”

他首先举起了右手,接着其他的几个人也举起手来,我不知不觉地学着他们的样子,也举起了右手……

山神庙里,马灯的火苗燃得更加明亮了,我被这个从未经过的场面激动得两颊发烫,紧紧握成拳头的左手里,也渗出了热汗。

“好!全票通过,放下手。”蒋长礼说完,走到我的跟前,像熟悉的老朋友一样,用他那粗糙有力的手握住我的手,说:“恭喜你,李炳甲同志。”其他几个同志,也轮流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

当时,党组织在红四方面军内部还是秘密的。我入党后没有几天,蒋长礼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说:“哎!小鬼,该交党费了!”

我望着他说:“怎么,还交钱?我可啥子都卯得,交啥子呀?”

蒋长礼说:“你去把河里头那些白色的小鹅卵石捡来,交给我,就算是交了党费。”

听了他的话,我认认真真地到河边捡了两颗光滑、洁白的小鹅卵石,交给了他。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党费。

后来我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基层党员大都是这样,每月捡上几颗洁白的鹅卵石交给支部书记。一个月后,支部书记把上月的“党费”埋入地下,再保管新的“党费”。

这历历在目的过去,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在我的记忆中消失。洁白的鹅卵石,它不仅是党费的象征,而且象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纯正无私和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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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党费: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党费的决定》。《决定》对党费的性质、标准、用途及缴纳方法等作了明确的确定,指出党的活动需要经费,这种经费须全体党员供给。从此,缴纳党费成为每个党员的义务。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李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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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5-25 03:23: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5月16日上午,记者走进北京八大处脚下一座静谧的小院。

      进屋,简陋的陈设让人恍然回到上世纪80年代。和一般家里最为不同的是,这个小院的屋里,不论是客厅、书房、卧室,还是过道,全是书法作品。仔细一看,作品内容绝大多数是党的创新理论摘要。再看看书桌上、茶几上、沙发扶手上、床上那些《邓小平理论》、《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理论读本》、《十七大报告读本》等,以及当日各种报纸,你会感觉到,这个小院与时代是如此同步。

      这个小院的主人叫杨德千,在他的屋里,有书报的地方总有一个放大镜,因为他已经94岁了。

      杨德千,北京军区装备部干休所副军职离休干部,山西省清徐县人,1915年2月出生,1936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0月离休。他参加过百团大战、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1944年8月被晋绥军区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一天不学理论不行!”

      4月20日上午,北京军区总医院老干部病房楼。护士长何冰娟轻轻推开病房门,只见杨德千左手拿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右手拿着放大镜,正躺在病床上费力地阅读。

      “老首长,住院期间您要多休息,病好了再看书。”何护士长已记不清多少次这样劝他。

      “我可以少吃一顿饭、少睡一会儿觉,但一天不学理论不行!”杨德千也不止一次地这样回答。对于理论的作用,他有切身的体会。

      杨德千在太原第一中学求学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怀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满腔热忱,他报名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太原军政训练班“青年抗日决死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很快加入党组织,成长为一名干部。

      1938年3月11日,担任新军决死二纵队四团三连指导员的杨德千,奉命带领部队前往山西中部执行破袭同蒲铁路、阻碍日军增兵山东台儿庄的任务。7天后,杨德千返回部队驻地时,发现在后方留守的连队司务长任凡发展了20多个老百姓当游击队员,并将连队的军服、留守病号的枪支发给他们使用。

      “随便让人进革命队伍,还乱动枪支,这还了得?”连队许多人认为任凡违反党和军队的纪律,要求处分他。连队的处理意见很快上报到纵队。纵队司令员韩钧听说后,不仅没同意处分任凡,还对他的行为给予表扬,并说要想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必须放手发展一切抗日的力量,任凡的做法符合中央“积极壮大革命武装”的精神。

      这件事使杨德千深刻认识到,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就把握不住革命的方向。从那一刻起,杨德千就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党的先进理论,做一名清醒坚定的革命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不少人对时局感到迷茫,杨德千所在纵队中出现了“速胜论”和“失败论”两种错误思想。为统一官兵思想,纵队领导决定组织全体官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时全纵队只有1本《论持久战》。教导员借来书后,杨德千主动请缨,和另外几名有文化的战友将书分成几部分,点着油灯,趴在石头上,一直抄到天亮。在抄写过程中,杨德千深受书中思想光芒鼓舞,看到了革命的光明前景。他结合部队集中教育,主动向战友谈自己的学习体会,有力反驳了“速胜论”、“失败论”,连队官兵的急躁情绪、悲观情绪一扫而光,部队士气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

      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行动是如此重要。从此,杨德千养成了自觉学习理论的习惯。从党的七大到十七大,他先后研读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理论书籍100多册,做理论学习笔记40多本,撰写心得体会40多万字。

      “政治生命是本”

      1982年10月,杨德千离休了,家人为他制订了出行旅游和养生计划,但被他一一否决。杨德千心里惦记的、手里拿的、床头放的,依旧是一本本理论书籍。

      看到他每天伏案学习很辛苦,身边人员心疼他说:“杨老,你为革命工作了一辈子,现在离休了,应该好好享受,还这么劳神干吗!”有的老干部也不解地问:“你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了,学理论还有啥用?”

      杨德千坚定地说:“一个共产党员既有生理生命,又有政治生命,政治生命是本。老同志要保持活力,首先思想上不能生锈。老同志要跟上时代步伐,就必须加强政治学习,经常听听党的声音,始终紧贴党的创新理论。”他在理论学习上给自己提出了“三个天天有”:天天有个小目标、天天有个小希望、天天有点小进步。为加强学习,杨德千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订了多种报刊,购买了100多册涉及党在不同时期重大理论政策的书籍。

      2006年8月某日,杨德千安装心脏起博器刚出院,得知干休所正在组织科学发展观学习,在家里坐了不到5分钟,就急着要去听课。工作人员劝他:“您身体还很虚弱,天又这么热,别去了。”杨德千坚持道:“今天的学习内容很重要,只要能动我就得参加学习。”大家拗不过他,扶他来到学习室。杨德千硬撑着听了不到半小时,就晕倒在椅子上。经过紧急抢救,杨德千苏醒过来,坚持说:“没事,我们继续听课吧。”在所领导和医护人员的百般劝说下,他才回家。第二天,他专门借来辅导光盘,和另外一名缺课的老同志一起看完了全部内容。

      十七大召开前夕,杨德千腿部受伤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他坚持收看了十七大开幕式、闭幕式和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的实况直播。收看后还觉得不解渴,他便让工作人员找来一张小桌子放在病床上,腿上打着石膏,一边接受治疗,一边逐章逐段地学习报纸上刊登的十七大报告内容,每学完一章,就写一篇心得。住院一个月,他写了6篇学习体会。为记住报告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他自制了一本“口袋书”,把重要内容一一记在上面,用红笔标注清楚,不时拿出来翻看。

      近年来,由于年事增高,杨德千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逐渐增多,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学习5个小时以上。年老眼花,他就买来放大镜;听力下降,他就戴上助听器看新闻、听报告;生病住院耽误了听课,他就让工作人员借来材料朗读,病愈后及时补记笔记;为了克服记忆力衰退带来的不便,他还常和公务员、司机比着学、比着背,相互提问。逢年过节,杨德千家里都会来许多人,为避免过多干扰,他特意把节日学习计划张贴在醒目位置。

      干休所政委张贤良告诉记者:“由于坚持学习,杨老思路清晰,对党的创新理论理解准确,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经常能脱口而出。”

      “你上到什么时候,我就资助到什么时候”

      2008年9月,杨德千收到一封来自华北科技学院的信:“敬爱的红军爷爷,我考上大学了。我们没有见过面,可您却用慈善的爱心,为我们源源不断地送来深切关怀和丝丝牵挂,不仅帮我这个山村姑娘圆了梦,而且谆谆教诲我如何做人。我会把您给予我的这份爱继续传下去,将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写信的女孩叫樊旭芳,山西省兴县山头村人。5月16日,记者在杨老家里见到了小樊。她告诉记者,当年她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因父亲身患重病,家里欠下几万元的债,面临失学的困境。当她听说杨德千多年捐助县里希望工程的消息时,抱着一线希望向他写信求助,杨德千很快给她寄去了500元,并回信鼓励她“安心上学,用功读书,你上到什么时候,我就资助到什么时候”。时至今日,杨老依然每年资助小樊1500元。

      樊旭芳是杨德千资助的36名学生中的一个。1990年,国家启动希望工程,杨老找到北京青年教育资助基金会,选择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山西吕梁地区的贫困学生作为资助对象,并建立长期资助关系。在他的影响下,孙子和孙女也分别与两名小学生和初中生结成了帮学对子。

      在资助失学学生中,杨老并不是给钱了事,而是把思想教育融入捐资助学之中,用党的创新理论潜移默化影响和造就下一代。每次捐款、写信前,杨老都要详细了解、认真分析受助学生的家庭环境、思想状况和个性特点,然后按照不同标准进行捐助,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激励。

      1990年至今,杨德千共资助贫困学生10多万元,写鼓励信数百封。他家里存着一箱箱的学生来信,所有学生都不止一次在来信中提到,杨爷爷的经济资助让他们完成了学业,杨爷爷的开导让他们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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