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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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学人认为“五四运动”遗留下另外一个精神病灶是所谓“民粹主义”。据其考证,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这个俄式社会主义在它的家乡就与上一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难解难分,因而也感染上了中国。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证,说民粹主义是农业社会的流毒,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开出民主宪政。
  国内一说到民粹主义,一般都会说到俄国的“村社运动”。其实,美国近现代史上也曾有民粹主义。乔治·斯蒂纳等人在《企业政府与社会》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记载。
  十九世纪中叶,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政府,“不信任普通公民,称‘人民是只大野兽’,极力倡导经济精英统治”,使得“企业团体的政治势力迅速增长”,而“强调田园生活、公民民主和人权的农耕主义意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价值观的支流”。其结果,“在内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大企业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控制着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公司操纵整个国家的政权是常有的事。”比如,“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为煤业公司所操纵。纽约、许多中西部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则为铁路公司所控制。蒙大拿州的政治势力则控制在Anaconda铜矿开采公司手中。在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公司居于主导地位。在华盛顿特区,企业也居于主导地位。在共和党的连任期间,从1868年的Ulysses S,Grant到1900年的William McKirdey,大公司对一连串倾向于企业的共和党总统的提名和选举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国会中,受企业金钱的支使,一些参议员甚至公开代表某个公司或某个行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者指责说,“华尔街拥有整个国家。政府已经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不再依赖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而是华尔街的政府,为华尔街服务。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奴隶,而垄断者则成为奴隶主”。民粹主义者提出,应该由政府拥有铁路与金融性企业,要监督并控制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参议院直接选举中的影响。这场民粹主义运动一直跨越到进步运动时期并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在参议院,修易·龙作为来自路易斯安娜的民主党中的民粹主义者,倡导穷人起来与富人斗争,起来谴责富有的统治阶级。在他看来,这一阶级是由掌握大量资产的摩根、梅隆以及洛克菲勒所控制的。在1934年,修易·龙制定了一项财富重新分配计划,对大的财团和公司征收资产调节税,重新分配货币收入,保证每户人家每年获得五千美元的奖励和二千五百美元的收入。为推行这一计划,修易-龙建立了一个分享社会财富的基金,在1935年。这个基金吸收了五百万名会员。然而,在这个计划执行之前,修易·龙就被暗杀了。而“足以使他的支持者感到欣慰的是,随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倡导了温和式的改革。”
  在斯蒂纳看来,美国民粹主义运动当然有其落后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民粹主义者后来发展到谴责整个工业化的不良后果,谴责整个资本主义,而主张回到农业经济时代。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合流”。但斯蒂纳同时指出,民粹主义对于精英与寡头政治的批评。“要求控制大企业实力的滥用”,作为最“可贵的政治遗产,被带入了二十世纪,尤其是罗斯福新政”。
  而在斯蒂纳的笔下,罗斯福新政最主要的手段是“抑制精英与寡头主义”。“通过干预银行业和工业,加强劳工联盟,并改善社会保障”;“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但相对于民粹主义者激进的要求,罗斯福更为温和一些”。然而,“杜邦、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罗斯福的自由游说者,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社会保障。许多经理憎恨罗斯福。他们认为,他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并且把他的名字改为斯大林·Delano·罗斯福。在1935年,为阻止一项限制企业权力的法案通过,一些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国会发了二十五万封信和电报,并组织一项流言活动,说罗斯福是疯子。”
  而历史业已证明,由于新经济政策吸取了民粹派“那些完全平等和人道,并且重新主张农耕主义的传统”,才使美国避免了发生由于劳资过分对立而可能导致的“民粹式的颠覆性灾难”。罗斯福“不仅为日益扩大、有力和积极的联邦政府奠定了基础,不仅拯救了资本家,而且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
  通过回溯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民粹主义”与什么农业社会或市场经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民粹主义实质上是对精英或寡头主义的反弹,农业乌托邦不过是民粹主义者回不去但又必须拿出来抵抗现实的幻想。而要消除民粹主义的危险,最好的办法也是首先消灭精英或寡头主义。只批评民粹,而不从源头上根除精英与寡头主义。与只批评民族主义,却无视帝国主义虎狼成性在前一样,是某些智识者的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