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二）

8、封闭社会“本质主义”化，开放社会呈现实零星性，

从极权主义的政治观，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普尔尔依此推得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事情只依赖于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的概念，这些定义然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世界构筑入逻辑的和普遍适用的关系之中。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可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是使用某种目的论的历史观。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解释并拓展了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历史主义”不仅通过传播历史的“解脱预期”，用一种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总是可能助长暴力的）意识形态理由来装点革命运动，而且从方法论原因来看也是不可立足的。最后有关联的是一种形式的“整体论”，把集合体当作一种能够有着一个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顺序的东西来处理，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政治中可能选择一些似乎作为“整体社会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解决办法而出现的方法和思路。波普尔把这样一种政治观称作为“乌托邦社会工程”，比如所有苏联式计划经济或者希特勒的纯粹种族国家思想就以这种政治观为基础。

波普尔认为，所有这些“本质主义”和“整体论”哲学危险的误区似乎在于：它们意味着一种“对知识的非分要求”，用一种可以简单运用的一般性知识和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蛊惑人心。但是在事实上，它们不再能够与确实复杂得多的现实世界挂钩。这一现实世界是开放社会不能通过“集合概念”，而总是需要通过清晰表述的单一观察进行把握的。一种“批判性的、理性的”行事方式必须总是从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出发。因此，也不可能存在成功的、并且是非极权的社会计划方案。进步总只是通过解决各单一问题得以实现的。不是“乌托邦的社会工程”指明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是“零星社会工程”。后者已经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也是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

9、封闭社会的狭窄排他化，开放社会的宽容和谐性

开放社会是向世界开放的，绝不驱逐一个外部的人，人们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自主生活，但永远准备面临各种危险，开放社会爱美，但不沉醉于幻想，而且，力图增进人们的理智，但这并不减弱人们的意志，承认自己贫穷并不感到丢脸，只有不去努力避免贫穷才是丢脸的事。一个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不会漠视公众事务，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作无害，而是看作无用；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开放社会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人们相信，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而自由则是勇气的果实，同时也不会害怕战争的危险。[1]（一、344）

三、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

1、导致伟大的精神革命，出现了批判性的讨论，以及随之出现了从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文明的协变开始被人们感觉到，人们力求合乎理性，至少要放弃某些情欲的社会需要，要照顾自己和承担责任。随着封闭社会的解体，奴隶制、等级制和阶级统治是“自然的”这种信念就消失了。封闭社会解体的最有作用的原因，也许是海上交通和商业的发展，与别的部落有密切的接触就容易破除人们对部落制的必然感；贸易和商业中的首创精神，看来是个人首创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几种形式之一，它们能够表现自己，甚至在部落制仍然盛行的社会中也是如此。[1]（一、328-331）

1、       诞生一批杰出的民主领袖和民主思想。 [1]（一、344）

2、     开放社会的新信念，平等主义和理性主义对封闭社会的冲击。对人、对平等主义的正义及对人的理性的信念，也许正在形成，只是还没有明确地被提出来罢了。[1]（一、349）智性主义，即认为人类理性是普遍的交流媒介这个平等主义学说；强调智性诚实和自我批评。认为在生活中以个人最为重要这个信念，以及互相尊重和尊重自己的主张。关注个人而不是关注部落英雄和救世者的这种想法已被唤发出来，使人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个人的创造性和自我表现已经成为事实时，封闭社会及其信条（认为部落是一切，个人什么都不是）已经衰落。[1]（一、350-352）

3、     封闭社会内部的瓦解

   内部统治者获得了新近的革命精神的支持，而又正在点燃这一革命精神；他们被迫向人民的平等主义要求作出让步；他们事实上在部落社会的瓦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一、377）

四、波普尔开放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1、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十分贫乏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理论，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未来进程的理论。因为如此，在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再为它的政策提供依据。正如列宁很快明白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对实际的经济问题提供帮助。[1]（二、142）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尽管没有在理论上，但确实在实践上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决定采取各种实际上意味着有限地暂时地回到私人企业的措施。这些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后来的各种实验——五年计划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宣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的宏大的经济研究，甚至没有触及到一项建设性的经济政策（例如，经济计划的问题）。[1]（二、144）

2、科学社会主义将其历史预言建立在最终发现一种历史发展法则的历史解释上。这个法则是经济法则；全部历史被解释为阶级间争夺经济优势的斗争。[1]（一、28）

马克思是历史进程的预言家，但是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更为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看来，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思想方法的破坏性结果负责。[1]（二、142）

构成马克思历史预言基础的论证，是无效的。他想从观察当代经济的趋势出发，推出预言式的结论，这种创造性的尝试已经失败。它之所以失败，不在于论证的经济基础不充分。马克思对当代社会的社会学的和经济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片面的。作为一名预言家，马克思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历史主义的贫乏，即使我们观察今天所表现的历史趋势或倾向，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它明天是否会有同样的表现。

3、波普尔主张每一代人的责任不在于为了千秋万代谋幸福，而是为了同一代人或下一代人少受疾苦，运动就是一切，把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我们一代人的直接责任。波普尔主张逐步的社会工程，反对追求伟大理想目的的乌托邦社会工程。逐步工程将计划订得力所能及量力而行，手段有保证，实现的可能性大，易于得到公众支持，易于避免犯在的错误，受大的损失，犯了错误也易于发现和纠正，从错误中学习，统治者也易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使百姓少受苦难，多得实利。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建立在浪漫主义空想主义的基础上，易于导致铲除现存一切的歇斯底里行为，例如现在中国流行全国的各地城镇改造工程。而且错误难找，统治者不易承认，当权者为了掩饰错误又导致新的错误，恶性循环难以收拾。

类似波普尔的主张，最近谢韬老前辈也独到地指出，设置终极奋斗目标还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受其影响苏式体制国家乞求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 ，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空想失败后欺骗人民的把戏而已了，到头来，终究难免曲终人散幕落收场。

需要说明的是，波普尔的逐步工程既有激进式的也有突变式的，他并没有指明其逐步工程仅是激进式的。确实，有时候不经过振荡飞跃和渐进的中断、产前的阵痛，专制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永远消除专制体制的弊病是不可能的。

4、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据（只有当未来被提前决定——只有当未来像从前一样存在于过去之中、被嵌入过去之中——科学才能够预见未来）把马克思引向固执于这一虚假的信仰，即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和历史发展的“无情规律”的说法，清楚地表明了拉普拉斯氛围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对一门能够进行预测的学科而言，决定论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科学方法不能被说成支持采取严格的决定论。没有这一假定，科学也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把马克思引向歧途的，并不是决定论的抽象的、理论的原理，勿宁说是该原理对其科学论观点、对其关于社会科学的目的和可能性观点的实际影响。如果“决定”社会发展的抽象的“原因”观念不导向历史主义，它就不会如此十分有害。诚然，这种观念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社会制度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同每个人、尤其是决定论者对机械和电子设备所采取的显然是工艺学的态度形成奇怪的对比。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在一切科学中，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实现揭示未来所储藏着的秘密这一古老的梦想。对科学算命术的这种信仰，并不仅仅产生于决定论，而且还由于混淆了科学预测和宏大的历史预言，前者有如我们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中所了解的，后者则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预言社会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两种预测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的科学特征并不为支持后者的科学特征提供证据。 [1]（二、147-148）。

5、“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公式的片面性。如果考虑到阶级内部本身的间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使是阶级问题的历史也不都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诚然，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利益的歧异发展得如此严重，以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应该被视为一种危险的过分简化，只要我们承认富人和穷人的问题一直具有基本的重要性的话。中世纪历史上的伟大主题之—，教皇和国王之间的斗争就是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矛盾冲突的一个实例。把这种争执解释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争执，显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