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写作再招争议——近期文坛热点之五

问题少年写作再招争议——近期文坛热点之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03/27 作者：文波 发布时间：2003-11-04        少年写作是近年来文坛时起时伏的一个文学热点，早年有郁秀的《花季·雨季》，后来又有许佳的《我爱阳光》，以及金今等人的“wowo”小说、黄思路的少年留学文学等。但自韩寒开始，问题少年的写作更为趋热走俏。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于2000年首版，现已四次印刷，印数累计已近百万册。韩寒不同于一般少年写作的是，他以写作的方式表达他对现行教育体制与传统的反叛。而近期出现的另一些问题少年，则是以各自的写作方式，坦然表达着自己或者很功利，或者很私秘的愿望与经历，因而再度招来争议。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武汉第十四中学的高三学生胡坚，一个是北京某职高辍学的十七岁女生春树。
     胡坚厌学而喜爱写作，他基本上是以逃学的方式写就《乱世岳飞》、《RPG杨家将》、《宠儿》等历史题材中篇小说，并在网上流传和开专栏。高三前的一个暑假，一次北大之行，改变了他当初厌学的想法，铁定了心思要上北大。有了明确的目标，他决意结集出书，遂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并取名《愤青时代》。胡坚的小说以古代的中国和中亚为背景，寓历史的畅想于文学的想象，显示出了很不一般的知识功底和文学才力。北京大学年轻的教授孔庆东读了胡坚的《愤青时代》后，很惊讶地说：“这年头，小孩子都快成精了，不过胡坚这精比那韩寒有过之而无不及，喝得墨水要多，想得事情要深，是真正的少年老成。”毕业于北大的余杰也称胡坚的《愤青时代》“是充满智慧的写作”。胡坚毫不隐讳他以此书敲开北大之门的目的。该书出版后，一些媒体采访胡坚时，他略带调侃地说，“如果你要报道，就侧重于怎么把我弄进北大吧。”在今年2月赴上海参加全国新概念作文竞赛时，胡坚在初赛的稿件里夹了一张小纸条，上写“若本次大赛获奖者北京大学不予特招，则作者自动放弃复赛资格”。为此，他还在给别人的信中表示：“我不愿意去北大之外的任何一所学校。”写小说———上北大，胡坚的追求就是这样简单而明晰。有人对胡坚写作之后的“炒”作很不以为然，认为这已经脱离当初写作的意义，把写作与出书变成了达到某种具体目的的桥梁。
     如果说胡坚的问题在于有些急功近利的话，那么，春树的问题则在于过于暴露个人隐私。春树在她的《北京娃娃》（远方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一书中，以散文化、纪实体的笔法，记述了她三年来的乱七八糟的个人生活，包括从小厌学逃学、夜不归宿、14岁时有意失身，把头发染成各种奇怪的颜色，被人调戏也调戏别人，与摇滚青年到处厮混等。应当说，作品异常坦诚地表现了一种另类的学生生活，对认识出生于80年代的一类青少年不无意义。但作品在追求真实性的同时，并不讲求文学性，而那种真实性中又带了较多的个人偏颇性。但这样一本书，一时间内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写评论说，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女孩”写作的“奋不顾身的文字”；“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轻易无法向里窥视的大门”；“在《北京娃娃》面前，另一个辍学少年韩寒的《三重门》在文学上的意义简直就是小儿科的呀呀学语，而写作《上海宝贝》的卫慧则显得矫情和虚假，彻底失去了文学的意义。”有人在评论中说，作者虽然在写一部个人的“成长史”，“但她的生活经历和她的性格，使其一落笔就变成了一部咄咄逼人的残酷青春。”有人在文章中预言，“如果春树再耐心一些，如果她能坚持写下去，总有一天，很多作家会在她面前感到羞愧”。某位音乐评论人甚至说，春树的《北京娃娃》，“是一本真正具有身体性的女性小说”。据说，一些著名电影导演和著名音乐人都看中《北京娃娃》一书，考虑要把作品改编成电影。
     读了《北京娃娃》之后，一些年轻的读者表示，小说中对“性”的随意态度令人难以接受，那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态度。有的读者认为，春树的写作不是文学，只是一些文字，只不过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名词和概念加一些似是而非的个人化理解，再似是而非地表达出来而已。有些评论家对小说表现出来的倾向表示忧虑，他们认为，春树的写作态度是“疯狂而放肆的”，虽然她的写作动机未必有多复杂，但是在“单纯”的外衣下，她的骨子里流淌着的却是令人恐怖的血液，她或者他们这一代会不会成为传统道德彻底沦丧的一代，很让人为之担忧。一些评论家也指出，对于如春树这样的不成熟的作者和《北京娃娃》这样不成熟的作品，不应只简单地从是否真实的角度去给予过高的评价。文学中的“真”，还应连缀着“善”和“美”，才有其意义。只有既真实地肯定其长处，又客观地指出其短处，才能使如春树这样的初露头角的新人更好地成长。
     一篇题为《关于少年创作的是是非非》的文章，披露了韩寒等人的写作在一些学生和学生家长那里引起的种种反映。一些学校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韩寒七门功课亮红灯，照亮了人生的前程”。一些学生家长告诫学生：“千万别学那个北京娃娃”。他们的作品，因而被认为是“问题书”。一些人认为，这样的“问题少年”和“问题书”的出现，也反映了出版界和教育界所存在的问题，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