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教授面对中国学生

发表于 2009-05-15 09:40:32 类别：专栏评论

[杜平]　（2009-05-15）

　　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学教授多诺休（Anne Donohue）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半年后，发现学生们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看法竟然和政府如出一辙，对“自由女神”火炬也没有任何兴趣。她为此感到不解，遂于5月12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番颇为有趣的议论。

　　多诺休教授在文章中说，她的大多数学生都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和西方人不同的是，学生们更关心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认为政府当时采取的行动是必要的。至于她在课堂上提出的民主选举课题，学生们反而告诉教授要有耐心，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迟早会带来政治的变革。中国不需要印度那样的民主，否则社会就会混乱，发展就会迟缓。

　　对于学生们的这些看法，多诺休感到很失望，并且批评说，中国大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喜欢听政府的话，盲目相信国家的发展进程，“我希望他们能和美国学生一样，也有机会自由表达、投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新闻领域工作”。可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永远也不会知道”。而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对政府的拥护，正使他们危险地滑向民族主义。“我同情和钦佩这些真诚、聪明和善良的孩子，即使他们的国家想蒙骗他们，他们依然为自己所生长的国家感到骄傲”。

新一代大学生的自信

　　笔者在上文中之所以说多诺休教授的议论很有趣，是因为她在痛快地批评中国学生的时候，竟然忘了自己也容易被别人抓住小辫。在文中，作者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成见、看待中国的单一角度以及肤浅的结论，还有居高临下的高傲语气，不仅“非常美国”，而且更与美国政客和媒体多年来所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年幼的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性思维，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堂堂的教授缺乏独立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味重复别人的论调，却是不应该的。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都出生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与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确实很不相同。除了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有差异之外，两者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容易被归类为爱国的“愤青”，而不再是头脑发热、充满理想主义的学运分子。这究竟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还是多诺休教授所感慨的悲哀？

　　二十年前的中国大学生，生于政治动乱时期，成长于西方各种学说和思潮纷至沓来的开放之初。他们的社会担当意识异常强烈，同时也因为国门初启和眼界初开之故，在言行上显得过于天真和理想化，包括急于拥抱被视为“先进的”一切外来之物。笔者当年听欧美教师授课，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和正确，不假思索地接受，从不怀疑，更没有所谓挑战权威的“批判性思维”。

　　二十年后的中国大学生为何变得如此不同？一是因为当年的大学生已是现在学生的师辈父辈，社会在进步，两代人不可能停步于同一个脚印之上。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下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和社会最平稳的时期，更是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他们的记忆里没有革命、斗争和动乱，思维模式里也没有传统的反叛与抗争冲动。

　　而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正好遇到国力大幅提升、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也会盲目或轻信，但却不大可能像中国开放初期那样，对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是集体地盲目、集体地轻信、集体地拥抱。

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缩影

　　在网络时代长大的新一代大学生，更不可能像多诺休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此容易地被政府或其他人所蒙骗和说服。中国传统媒体无疑还有太多有待开放的空间，但网络媒体的信息自由与言论多元化状态，应该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对“自由女神”火炬不感兴趣，原因并非是他们听从了政府的教导，而是因为他们对美国及其外部世界增加了解之后，不再认为“自由女神”还有什么神秘的吸引力。

　　不可否认，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于国民教育和媒体影响，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但是，他们之所以和二十年前的大学生不同，是因为拥有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大学生，碰上了中美关系的蜜月时代，因而对西方世界有着相当积极的看法和期待。而对当前这一代人而言，从90年代末至今发生的一些国内外重大事件，例如中美军机相撞、台海动荡与美台军售、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拉萨骚乱、奥运会火炬风波、四川大地震以及中美舰船对峙等等，都是塑造他们对自己国家、对外部世界看法的关键记忆。

　　可是，在看待当代中国时，很多西方人依然生活在二十年前的陈旧记忆中，误以为青年学生对某些现状表达不满和愤怒，就是要和政府进行对抗、乃至与之势不两立。带着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认识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果必定会以沮丧和失望而归。

　　毫无疑问，民主与自由，依然是中国青年一代追求的理想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的某个模式对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更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可以被任何外来模式所征服。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大学生当中，中国都不会接受西方人眼中的那个西方。

　　美国教授和中国学生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实际上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缩影。这位教授遇到不大听话、不太轻信、甚至敢于据理力争的中国学生，不正是西方社会所提倡和鼓励的“批判性思维”吗？但讽刺的是，当他们自己遇到这样的学生、无法说服他们的时候，却又感到很失望、很沮丧，甚至指责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蒙蔽。原来，所谓“批判性思维”，竟然也有虚伪性和双重标准。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