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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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观点 >>学术理论 >>论著评介 2001年4月01日11:37
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
党国英
发表在今年《读书》第一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是一位在农村生活过２３年的人士的大作。我出身于与农村差别不大的一个北方小县城，又在地道农村“插队”三年，但我读了这位高默波先生的大作禁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个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
高默波不算大账，算小账，算高家村的账。他说人民公社制度下高家村的农民有积极性，甚至还享有做人的尊严，真让我开眼。不过在我插队的地方看不到这种景观。那时，家乡农民一年四季劳作不休，却填不饱肚子。农民被逼无奈，偷跑到数百里之外的子午岭山区垦荒种地，为躲避政府的打击，日子过得像打游击一样。县城里居民也不好过，吃一顿饭，要接待十几拨讨饭的农民，而城里我辈的饭碗里也不过是陈玉米面挤压的面疙瘩而已。“学大寨”的运动要榨干农民的最后一滴汗，哪怕寒冬腊月，农民也要披星戴月挣扎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谁敢不“与天斗”，就要遭受“与人斗”的惩罚。天公作证，那时农民何曾有什么“国家意识”、“社区意识”，他们有的是噤若寒蝉，苟且偷生。
也许我的经历归于我的命运，这小账不算数。那么拿《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算大账吧。１９７８年，我国３亿农村劳动力约播种１８亿亩土地，产了６０００亿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少说是３００天。１９９６年，我国农村实际上是２·５亿劳动力（大多为妇女、老人）约播种了１６亿亩土地，产出粮食为１万亿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不超过８０天。劳动效率天上地下。这都是化肥的功劳么？没人相信。人民公社是不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本来有良知的人们凭直觉就可以判断。如果书读得多了，没有了直觉，该有记忆吧？但凡有过务农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生产队的好，好过几倍。农民的积极性什么时候才焕发出来，这不是很清楚么？再说，当年打破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是农民自己先行动起来的，时过几年，中央政府才正式予以承认。
道理摆不了，就拿道德说事，时下很风行，但在我看来这不管用。农民该偷懒时就偷懒，扯不上道德不道德。在基本行为上，城里人，包括城里的知识分子，与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偷懒，那不是理性之举么？是的，当然有反例存在，但那是个别现象，是某种宗教情感支撑下的异常表现。当年就有过宣誓“扎根农村”的英雄豪杰，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还有那么些个人民公社的最后堡垒，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里上演的是禹作敏式的“庄主经济”。庄主们能量不小，他们不仅在找知识界的代言人，更在找政治上的保护伞。高默波就像是他们的代言人。但高默波一定错了，就像浩然写《艳阳天》那样错了。
农民广泛崇敬毛主席兴许不假，但这不代表农民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农民怀念过去的平均分配制度，并把它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确不意味着农民主观感受到的福利水平提高了，因为决定福利大小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现在贫富悬殊扩大了，并有其不合理性，普通农民不高兴。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平均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农民生存风险的价值，农民向往它，也是农民的理性表现。但不能说平均主义制度永远是合理的，当中国农村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终归会摒弃平均主义，到那时，高默波想一想，农民会崇敬什么呢？
我们当然不能回避现在的问题。农民的确需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面援助。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正是这样一种努力。但在我看来，目前的所有问题加起来，也比不上人民公社制度复辟可怕————如果它还有可能借尸还魂的话。现在有不少人说自己在为农民说话，但我仔细一看，不禁想起马克思的一个精彩评论。１９世纪中叶数路人马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但其中一路人马的屁股上烙着一记封建主的纹章！跟在他们后面的无产阶级们一哄而笑便散开了。在这个时代讲这件事情决不可笑。我体会到的是沉重。我想对农村的朋友们说：对那些说要把你们引向天堂的理论，可得警惕啊！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
党国英
发表在今年《读书》第一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是一位在农村生活过２３年的人士的大作。我出身于与农村差别不大的一个北方小县城，又在地道农村“插队”三年，但我读了这位高默波先生的大作禁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个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
高默波不算大账，算小账，算高家村的账。他说人民公社制度下高家村的农民有积极性，甚至还享有做人的尊严，真让我开眼。不过在我插队的地方看不到这种景观。那时，家乡农民一年四季劳作不休，却填不饱肚子。农民被逼无奈，偷跑到数百里之外的子午岭山区垦荒种地，为躲避政府的打击，日子过得像打游击一样。县城里居民也不好过，吃一顿饭，要接待十几拨讨饭的农民，而城里我辈的饭碗里也不过是陈玉米面挤压的面疙瘩而已。“学大寨”的运动要榨干农民的最后一滴汗，哪怕寒冬腊月，农民也要披星戴月挣扎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谁敢不“与天斗”，就要遭受“与人斗”的惩罚。天公作证，那时农民何曾有什么“国家意识”、“社区意识”，他们有的是噤若寒蝉，苟且偷生。
也许我的经历归于我的命运，这小账不算数。那么拿《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算大账吧。１９７８年，我国３亿农村劳动力约播种１８亿亩土地，产了６０００亿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少说是３００天。１９９６年，我国农村实际上是２·５亿劳动力（大多为妇女、老人）约播种了１６亿亩土地，产出粮食为１万亿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不超过８０天。劳动效率天上地下。这都是化肥的功劳么？没人相信。人民公社是不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本来有良知的人们凭直觉就可以判断。如果书读得多了，没有了直觉，该有记忆吧？但凡有过务农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生产队的好，好过几倍。农民的积极性什么时候才焕发出来，这不是很清楚么？再说，当年打破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是农民自己先行动起来的，时过几年，中央政府才正式予以承认。
道理摆不了，就拿道德说事，时下很风行，但在我看来这不管用。农民该偷懒时就偷懒，扯不上道德不道德。在基本行为上，城里人，包括城里的知识分子，与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偷懒，那不是理性之举么？是的，当然有反例存在，但那是个别现象，是某种宗教情感支撑下的异常表现。当年就有过宣誓“扎根农村”的英雄豪杰，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还有那么些个人民公社的最后堡垒，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里上演的是禹作敏式的“庄主经济”。庄主们能量不小，他们不仅在找知识界的代言人，更在找政治上的保护伞。高默波就像是他们的代言人。但高默波一定错了，就像浩然写《艳阳天》那样错了。
农民广泛崇敬毛主席兴许不假，但这不代表农民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农民怀念过去的平均分配制度，并把它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确不意味着农民主观感受到的福利水平提高了，因为决定福利大小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现在贫富悬殊扩大了，并有其不合理性，普通农民不高兴。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平均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农民生存风险的价值，农民向往它，也是农民的理性表现。但不能说平均主义制度永远是合理的，当中国农村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终归会摒弃平均主义，到那时，高默波想一想，农民会崇敬什么呢？
我们当然不能回避现在的问题。农民的确需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面援助。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正是这样一种努力。但在我看来，目前的所有问题加起来，也比不上人民公社制度复辟可怕————如果它还有可能借尸还魂的话。现在有不少人说自己在为农民说话，但我仔细一看，不禁想起马克思的一个精彩评论。１９世纪中叶数路人马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但其中一路人马的屁股上烙着一记封建主的纹章！跟在他们后面的无产阶级们一哄而笑便散开了。在这个时代讲这件事情决不可笑。我体会到的是沉重。我想对农村的朋友们说：对那些说要把你们引向天堂的理论，可得警惕啊！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