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商学院年度调查之学院篇

 
 
编者按：在经费及学生名额分配问题上，一位商学院院长与一位人类学院院长发生争辩时，前者一句“现在是以什么为中心”，使后者听之无语。
很多大学，如上述人类学这样传统强势学院的地位正在被商学院取代。1991年，被允许授予MBA学位的大学是9所，如今这个数目是95所；三年前才正式现身于中国高校的EMBA学位更是大受追捧；而当下各家商学院正竞相推销冠以各种名目的EDP项目。
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中国企业家对MBA价值的认同，以美式原则建立的商学院教育在中国显然还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也面临挑战：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不对等、一流师资的失衡、评估认证的封闭、本土案例教材的缺失。而他们面临的本质挑战或者是———如何能够建立起按照西方商学院倡导的专业和伦理标准进行经营的管理阶层，并使之背负起中国的道德使命。
一座城市两家商学院的运营空间
一个东北角，一个东南角，一条黄浦江从中间流过，这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简称：复旦管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简称：中欧)在上海地图上看起来的粗略位置。同在上海，却隔江相望，这两重关系，或许是可以拿来类比两家的特点。
拿来主义
复旦管院的历史多少是有些遗憾的，原本最早在1929年就有了商学院，但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整个学院差不多“一锅端”的被清空了。1984年教育部关于管院的文件批下来以后，1985年重新开张，复旦管院那时候差不多是一片“空白”；1991年教育部的文件说MBA可以试点了，1992年复旦招到了七个，“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MBA，就以企业管理系的课程为主，再从统计运筹系拉点数据模型”复旦管院院长郑祖康对那段历史记忆深刻。
一直到1995年和MIT开始合作MBA项目，复旦的MBA才差不多走上了正轨。MBA教学最重要的是老师和课程，而那时候复旦管院最棘手的差不多也就是这两块。于是双方达成协议，MIT同意复旦管院每年送四个老师去进修，可以待五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求每个去的老师在五个月内至少把一门课学会，回来就可以教。”这样用MIT的教材，老师也是在MIT进修过的，“这样理论方面我们就正宗多了”，再加上老师搜集的中国案例。
至于EMBA复旦开始时甚至没有拿到“牌照”，但因为“牌照”未来的可预见性，郑祖康采取了“双教式”的过渡路线，跟华盛顿大学一起办，一个教室里放两个老师，美国老师讲理论，中国老师举中国案例，“这样差不多同时可以完成对老师的培养，因为他实地看见了美国老师如何讲理论。”
到目前为止，复旦管院先后送了60人次的老师去MIT进修，再加上华盛顿大学项目的“内部进修”模式，“基础理论差不多都更新了”。
中欧似乎选择了一条更直接的路，1995年的首届MBA班到2002年最终被国务院批准，隔了整整七年，“游走”在体制外，同时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和充足的资金来源，“我们把当时最好的沃顿课程直接拿来用，把我们能聘请到的最好的老师直接聘请过来。中间很多过程我们就跳过去了。”中欧副院长张维炯说。
中欧聘请教授的标准也类似，多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好的商学院毕业，有海外教学经历，最好对中国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这些教授一般会待上至少三五年，当然他们的年薪也是跟国际接轨，“高达百万”。当然在师资上中欧占据优势，但他也不是没有担忧，一方面，这些老师是聘用的，合约到期后，可能走掉，他们在中欧期间教学和研究的积累也就被带走了。即使能聘请新的优秀老师，可能他的积累又需要重新开始。中欧如何在流通中保持积累？另一块，“国内商学院现在也在努力‘国际化’，这原本是中欧赖以生存的特色，中欧未来怎么办？”
中欧案例研究中心助理主任刘胜军有一点担忧。“或许需要寻找新的特色，就像哈佛的案例特色，沃顿的金融特色一样。”
本地特产
刘胜军所在的中欧案例中心，现在也部分地承担了寻找特色的任务。2001年最初建立的时候就是帮助教授买国外的案例，主要是哈佛的，因为这些国外教授用着“顺手”，也是因为人家哈佛的案例每年出500多个，数量和质量都高产。“但是从长期看我们肯定要用自己的案例。”
但是这并不容易，中欧案例中心2001年成立到现在，大概总数只有160个，平均一年30多个。张维炯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中欧教授数量太少，三十几个教授每人每年写一个也就30多个案例；哈佛有250个教授。教授数量少是原因之一。但似乎还有更深层面的原因，刘胜军认为很重要的一块是教授写案例的机会成本很高，“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对教授来说写学术文章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学术文章的话，你说写了20个案例，学术界是不承认你的。就像德鲁克一样，所以教授需要衡量这个成本。”
尽管如此，中欧还是采取了一套间接“激励法”来鼓励教授，因为中欧EMBA的课程需要学生给教授打分，其中很重要的一块评分标准跟案例有关，案例的新旧程度，是不是自己的，都是很重要的指标。而评分标准又跟教授的薪水和合同挂钩。“最近一个教授为了教营销学的课，一下写了五个案例。”
现在刘胜军不仅要帮教授采购案例，日常的工作还包括对教授的案例写作提供人员支持，联系受访企业，甚至包括扩大案例中心的知名度和中欧案例的出口。“中国案例肯定是有市场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数量太少，知名度也不够。”张维炯计划在中欧北京校区完工后，把教授数量扩大到60人，“这样我们的案例也会多起来。”
而复旦管院的副教授殷志文两周前刚刚送走了《哈佛商业评论》的三个编辑，“他们是来中国采风的，为采集中国案例做些铺垫，两个星期拜访了国内14个企业，全部是我们帮他们联系的。”尽管如此，复旦管院自己的案例中心尚处于筹备阶段，估计到年底的时候，才能开始正式运作。殷志文将是这个案例中心的负责人。
殷志文打算首先把散落在老师手上的零散案例先搜集起来，做标准化。“这些都是老师在跟企业联系或者做项目的时候发现的素材，上课的时候也使用过，现在主要是要标准化，让别的老师也可以使用。”至于案例写作的标准化，殷志文打算借助哈佛的帮助，“他们现在正在大中华区推广他们的案例教学和写作，我们会送老师去参加培训。”这里面似乎多少又有点当初和MIT合作的影子。
殷志文相信等到标准化完成以后，老师还是愿意写案例的，因为一个企业的问题可以同时写成一篇案例和一篇学术文章，尽管写作方法和深度内容都一样，但是采集资料的工作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何乐而不为？至于案例具体写作的事情，“可以让研究生帮忙，另外我们还会再请一些人专门帮忙写作。”如果老师在遇到联系企业的难题的时候，他表示也可以由案例中心出面帮忙联系。
但是殷志文有一个难题和刘胜军是共同的，“中国企业不了解商学院案例是怎么回事情，以为你是要拿他的故事做示范，于是只愿意你写他的正面。”事实上商学院案例是拿来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企业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中国企业就不愿意了，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本土化程度越深的企业和管理越不规范的企业越不愿意接受采访，或者在案例完成后拒绝签字。”而按照美国的惯例，企业不签字，案例就不可以被使用，“这样很多案例都要烂在教授手上。”
支持系统
张维炯和郑祖康也有共同的难题，而且都是关于“钱”字。中欧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学费，“捐赠和出版物两块都没有发展起来，单脚走路。”除了支付高昂的教授工资外，每年还要拿500万作为研究经费，另外北京校区还在建设，似乎全是花出去的钱。上个月，中欧终于正式启动了校友的捐赠系统。
复旦管院倒是较早就有了这个系统，但是真正运作起来也并非易事，“我们的史带楼，造价7000万，学校出了2000万，剩下5000万我们要自己筹。于是我们就靠捐赠，这些企业可以选择命名我们的大楼名称，礼堂名称，包括教室。后来有报纸把我们骂得很厉害，说我们应该用科学家的名字。”但显然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复旦管院尽管不需要自己支付教授工资，但是除了上交学校的部分外，还要留存足够的资金，支持“不赚钱”的本科和博士专业学位教育。除此之外的开支还包括对于教师的奖励，比如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复旦管院奖励2万。国外教授来复旦上课的开支也高达4天10万元人民币，此外还要报销洋教授来回机票和五星级宾馆的花费。“这样算下来，尽管我们学费高，也只能维持日常的开支，如果有造楼或者成立研究中心的计划，就需要靠捐赠。”
除了钱，为了完善复旦管院的支持系统，郑祖康也算采取了一定的“战术”。最初按照管理学院120个教师的编制，只能安排30个人的行政编制，但这显然不够用。”管理学院的情况特殊，辅助人员数量要求比教师数量还多。一是没有编制，二是老师也做不来行政的工作。于是郑祖康通过管理学院下属的人才公司和咨询公司，向社会招聘，他们独立于复旦管院之外，由复旦管院按“市场价格”支付工资，最终复旦校方也默认了这种模式，并帮助这部分人员交纳“四金”，只是工资依然由复旦管院出。郑祖康认为，“这种方式很好，招聘来的人都很会做事情。”
商学院的双学位“筹码”
目前外来商学院进入国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新变化，这个亮点便是双学位教学模式
6月的夏天，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亚洲校区校长舒海慕又在等待中度过了一个月。
5月初舒海慕专程从新加坡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双方的EMBA联合办学做回访。有别于其他的外来商学院，这一次
INSEAD强调的是颁发双硕士学位。“我们是为了建立稳健的合作关系，而不只是为了办一个EMBA班。”舒海慕向记者透露，早在2004年，他本人多次来到北京考察EMBA联合办学的相关事宜。
INSEAD商学院正在努力实践从欧洲的商学院成长为世界的商学院这一梦想，占领中国市场已经提上INSEAD商学院国际扩张战略的日程表。让舒海慕感到欣喜的是，这一合作项目今年初已经上报给国务院学位办，目前双方仍在等待审批结果。
据业界人士介绍，这是今年以来第一例中外商学院以颁发双硕士学位的教学形式进行合作，也是清华大学抢先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开展双硕士学位的EMBA联合办学项目。
领证前的等待
如果审批通过，清华—INSEAD联合培养EMBA项目预计明年开始招生，目前计划只招收一个班40名学员，学费约40万元，采取纯英语教学。
焦急的不只是INSEAD，“等待的滋味”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十分谨慎，项目批准之前清华大学方面尽量保持低调。
事实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自1980年代以来便积极尝试国际合作，包括与哈佛大学合作的清华哈佛高层管理培训项目以及与斯坦福大学的合作项目。但是，清华大学的EMBA教育一直没有与外国商学院进行双学位的联合办学，因而这次选择INSEAD颇为慎重。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EMBA项目，步子迈得很急，事实上国内近几年很少有类似的双学位EMBA项目出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国际部一位人士透露，尽管光华管理学院早几年便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进行EMBA合作，但不涉及双学位。
据这位人士透露，目前国外商学院以颁发双学位的EMBA教学模式进入国内市场的项目很少，大多数是战略性的师资力量合作。
在MBA方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早在1997年先入为主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合作开办国际MBA班。该项目两年全脱产学习，学员毕业获得清华大学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并由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颁发证书。
而对比分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国际MBA班，学员毕业可同时获得北京大学MBA和新加坡国立大学MBA学位。
对于清华大学-INSEAD联合培养EMBA的这一合作模式，国内商学院的部分院长认为，这是外资商学院入侵国内市场的新鲜信号———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只开拓市场，而更加注重长远战略。
早在2004年1月，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联合宣布，双方合作的上海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全球高级工商管理人员硕士项目(GEMBA)获得教育部批准。
“这是一个紧密型的合作，也就是说马歇尔商学院在中国不再找第二个同类性质的合作商学院，同时安泰在美国也遵守这一原则。”安泰管理学院王方华院长认为，像交通大学这样国际化的做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完整的战略。
已经颇具知名度的“复旦－奥林”EMBA项目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合作办学，采取纯英文教学，但毕业学员仅获得由华盛顿大学授予硕士学位。此外，BI挪威管理学院于1996年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开展国际MBA项目，采用全英文的模块教学，毕业颁发BI挪威管理学院的学位。
不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主要精力还是开办颁发本校学位的EMBA教育，其他30所国内商学院也是这一思路。
据张维迎教授透露，目前经过批准的MBA国际合作项目有30多个，这30多家全是OEM项目，即在中国商学院做项目，授予外国大学的学历。更严重的是，现在中国优秀大学的国际合作对象除了个别非常优秀，大部分在国际上只能算是三流商学院。
谁最具有领导力？
经历了早几年的教学实验，目前外来商学院进入国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新变化，这个亮点便是双学位教学模式。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新亮点，而且面临着种种因素的考验。”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石良平认为，双学位模式的尝试表明外来商学院的入侵路径正在拐弯，值得业界关注。
事实上，过去几年的中外合作EMBA项目确实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大多数项目由双方联合招生、授课，但颁发的是海外商学院学位。由于外国商学院过于强势，导致目前的合作格局呈现出一种松散的自由组合状态。
张维迎教授认为，“商学院OEM之忧”的根源也正在此，价值链附加值最高的品牌价值几乎全部被海外商学院拿走了。
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认为，目前的中外合作项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招生宣传需要，另一类才是放下架子完完全全的合作。总体而言，在合作中天平倾向于外国商学院，而本土商学院扮演着“依附角色”。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在部分招生困难的学校，中外合作项目甚至全盘引进，本土商学院实际上只充当了出租办学权的房东角色。
“现在本土商学院在联合办学中强调双学位的教学模式，无疑把自身的筹码加重了，有利于中国商学院发展自主品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廖理认为。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有资质招收EMBA的商学院大多数是两条腿走路，既有自主品牌的EMBA项目，也有中外合作的EMBA项目。多数商学院负责人并不反对中外合作，而是主张在合作中要坚持自主品牌的资源聚集。
2006年5月27日，由北京品牌时代公关顾问公司发起评选的《2006(第三届)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EMBA》新鲜出炉。其中中外合作EMBA项目的第一名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合作EMBA项目，第二名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合作EMBA项目。
业界人士认为，在集体颁发外方商学院学位的情况下评选类似奖项没有多大积极意义。如果要倡导“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中外合作EMBA项目”，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坚持本土商学院的自主品牌价值，否则只能是在为外国商学院摇旗呐喊。
本土商学院的国际化挑战正日益成为一种趋势，其中重要的方式便是国际合作，商学院开展中外合作依然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问题的关键是，在新一轮商学院的跨国合作中，中国商学院能否保持自主权必须引起重视，“双学位”模式无疑是考验外来商学院的积极方式之一。
《金融时报》评出的前十位商学院几乎都已进入中国内地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哈佛商学院
哥伦比亚商学院
斯坦福商学院
伦敦商学院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2006年全球MBA三年平均排名)
华人的优势
拥有相同文化及语言背景的香港及新加坡商学院，在中国自有一套吸引学生的办法。
本报记者　博特　上海报道
比本土商学院更国际化，比欧美商学院更懂得亚洲。对一家香港商学院来说，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优势。新加坡商学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当然，所谓优劣势是一体的两面，你也可以从完全相反的角度考虑问题。但对于商学院和那些选择它们的学生来说，重要的是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一面，并把它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而其中那些有志于开拓中国内地市场的商学院，对自身的长短则了解得更加清楚。
“我们并不想吸引所有的人”，两地商学院的态度同样务实而低调。在它们看来，对那些想要国际化，但又不希望一步踏入欧美的企业家和内地人才来说，同文同种的新加坡和香港是很好的跳板。
香港，中国和世界的通联之地，新加坡，亚洲的“肚脐”。“立足亚洲，面向世界”，这无疑也奠立两地商学院竞争优势的基调。
多头并进
想要在中国内地发挥影响力，上海是必争之地。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都在上海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
据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方面介绍，在内地，同样的派出机构共有三个，深圳、上海和北京，职能同时包括了“适当地宣传学校”，“招生”，“服务于当地校友”，以及，“协助教授在内地的研究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上海代表处的职能大致相同。但就招生而言，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招生包括了本科生，博士生，MBA和EMBA，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招生则集中于MBA和EMBA。
招生、研究和人际网络的同步推进，成为香港、新加坡商学院进军内地一种典型的模式。
和而不同
但即便如此，想要吸引中国内地学生到香港和新加坡去接受教育，至少从目前来看，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们常常要面对的是那些“爱走极端”的学生，“要么留在国内，要么直接到美国去”。而“多元化”则是他们应对的法宝。
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我们的学生是多元化的。MBA班三分之一是内地的，三分之一香港的，三分之一是海外的”，“EMBA班就更是如此了，内地学生可能占10%左右，加上香港学生，大概一半左右，其他全都是海外的”。
“这里没有主流文化，而是多种文化的融合。而在内地，同质文化中有很多默认的假设，去了海外，则很难融入主流文化”。
“我们的教授的来源也反映了这一点，我们有华人教授，香港、台湾的，也有国际的，如美国，韩国等”。“在研究方面，包括案例，我们也是两边都着重发展”。
游学教育
而为了适应内地市场的特定需求，两地商学院也充分展现了其灵活性。这一点在EMBA项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那里有了更多灵活操作的空间。
同样以英文作为官方授课语言的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在内地市场，都推出了
EMBA中文班。这显然不是个巧合。而且，授课的方式也更加灵活，采取了“游学”的方式。
EMBA中文班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上海办事处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每年一个班，40人左右，其中30左右来自中国内地”，而国立大学每年在内地招收的MBA，仅仅10多人而已。
新加坡国立大学上海代表处介绍说，“EMBA班是非脱产的，总共6次，每次2个礼拜，在整个亚洲巡回。三次在新加坡，一次在中国台湾，还有两次在内地。我们希望培养学员的亚洲视野，常常组织他们与当地的企业家、政府官员沟通”。
香港科技大学的中文EMBA班，采取的则是“英文授课，中文翻译”的方式，但在授课地点上更加本土化，主要集中于，“北京、深圳和香港”，三地授课。
性价比优势
最后，价格往往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在MBA课程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EMBA中，很多人要么对价格不敏感，要么“常常不是自己买单”。
“和美国的商学院相比，我们的性价比是很高的。”而即使是和内地的商学院相比，香港和新加坡的学校自认也不处于劣势，“内地商学院的学费正在越来越高”。
而所谓“性能”方面，除了知识、技能和人际网络之外，最直接的指标是就业。香港科技大学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2005年的毕业生中，33%最终在内地就业，55％在香港就业。其中，“来自内地的学生，有一半以上在香港找到了工作”。
在香港、新加坡读书，增大了在当地就业的可能，无疑，“这也是很重要的”，对MBA学员而言，尤其如此。
“中国企业，中国人要走出去，走出亚洲，要抢滩，需要一个桥头堡”，香港和新加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想要吸引的正是这些企业和人才”，两地的商学院表达了共同的目标。而他们希望，并且也正在努力表现出更多的进取心。
·院长观点·
国外EMBA以中层为主，而且EMBA课程体系和MBA差别不大。而我们调查到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表示对EMBA有兴趣的都是一些企业高层，我们的EMBA就不能像美国一样基本上照搬MBA的一套教学体系。我们正在使用哈佛案例库的案例，但是本院开发的案例明显多起来了，而且推进的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在商学院做思想教育更具体的体现，就是鼓励学员们把民族企业做大做强。
———廖理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
中欧过去十几年中的先发优势就是“拿来主义”。今后两年发展的重点有两个，2008年之前把北京校园建起来，目前我们是借了联想办公室的一层楼；另外就是要扩大教师队伍，希望在2008年的时候，教授队伍能够扩大到60名左右，目前是36名。
如果还要做第三件事情的话，我们希望学费、出版物、捐赠能够平衡发展，像哈佛商学院一样“三三”分法。
———张维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
长江(商学院)自建校起，一直把世界级教授队伍的发展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凭借中国政府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教授治校”的制度创新，以及“成为世界十强商学院”的切实可行的差异化战略和路线图，我们成功地聚集了一支以华人为主、全职专属的世界级管理学教授队伍。
从2006年起，长江的发展将迈进第二阶段：正式启动和实施欧、亚、美的“三国演义”战略。同时，长江将邀请世界大师级人文学者从2006年起为长江开设四门人文与管理课程。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我们把“道”和“德”的教育放在非常首要的位置，中国文化曾受到很大破坏，很多人没有信仰，是财富拥有者却是精神流浪者，这会在宏观上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进步。
目前我还感觉不到我们的EMBA学员在“道”、“德”这块有强烈意识，但现在慢慢有些好的迹象。比如出勤迟到问题，作业问题都比最初好很多。
国内大学商学院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体制。体制吸引了好的教授，好的教授吸引了好的学员。
———张建琦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
中国MBA教育还有诸多方面亟待提高。主要表现在：教材建设还有待形成完善体系和应有的特色；中国企业管理案例太少、情景教学案例更少；缺乏具有国际化视野，知识背景，学术背景，同时又深谙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实际运作的一流教授；对学生管理实践能力的评价尚不完善；还没有东方特色的、通行和广为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例如欧洲的EQUIS，北美的AACSB。
中国商学院在传播商业思想和管理观念的同时，需要确定其引领作用，破解中国企业转型变革期的现实问题。———徐飞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