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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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十八岁那年,认识了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我叫她玲姐。认识几个月后,玲姐对我说:“天,我比你大一倍!你四十岁的时候,我都八十了!”我告诉她不对,我四十岁的时候她应该是五十八岁。她摇摇头,说:“男人当然不会懂这种算法啦,男人四十岁的时候就是四十岁,女人五十八岁的时候就是八十岁!”这话我想了很久,有一天旧话重提,我对玲姐说:“我八十岁的时候,你九十八岁,那时候你可能比我还年轻些。”玲姐笑了,很快又哭了起来,她觉得自己活不到九十八岁。
那时候我太年轻,不知道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不同的时间里。对于我来说,时间非常友善亲密,正在把美好的经历一点一点带进我的生命里。我相信,无论过多少年,我和玲姐的交往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说得再文绉绉一点,我有幸品尝的是成熟女性的智慧,是时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珍馐美味。但对于玲姐来说,时间是噩梦中的敌人,要把她从我身边赶开。她被折磨得伤痕累累,按她的说法,每一条皱纹,都是时间留下的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
男人和女人对时间的感受为什么这样不同?时间到底是什么?有一段日子,我努力思考这些问题,希望能找到时间的本质,打消玲姐关于年龄的顾虑。希望能找到时间的秘密罩门,扼住时间的咽喉,把玲姐从时间的酷刑中解救出来。我凭着一股血气,鲁莽地闯进了时间的迷宫,不用说,我这样的智商根本没指望能解决这样高深的问题。我确实太缺乏阅历了,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曾耗尽了多少大师级人物的心血。至今,时间仍然是个谜,空间里到处布满了时间大大小小的漩涡,像幽灵的眼睛。
后来,我放弃了这些抽象的思考,我和玲姐之间的具体问题已经够我费脑汁的了。玲姐不止一次以年龄差距为由,希望结束我和她的关系。

现在,我坐在北京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回想着开头第一段里写到的两次和玲姐讨论年龄的情景。第一次,我们坐在出租车上,玲姐带我去相亲。那天下着大雨,一位姓钟的姑娘正坐在积水潭那边的茶艺馆里等我。第二次,是在玲姐家里,我刚送给玲姐一条项链,那是用我工作后第一个月的薪水买的,我希望这条项链是订婚礼物。玲姐虽然接受了,却不同意嫁给我。玲姐问我:“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女生好好谈一场恋爱?”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女生好好谈一场恋爱?
这个问题曾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通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同龄的或比我小的女孩缺乏热情,我觉得她们太浅薄,太任性,岁月还没有把女性智慧的琼浆灌进她们的身体,她们远不如成熟的女人让人愉快。“你心理有毛病!”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曾对我说。我很遗憾。总有一天她也会成熟,会三十六岁,会进入一个更美好的年龄段。我这样的人迷恋的,正是她的未来。赞美花样年华的人太多了,她应该满意。我这样的人多一点,她可以不必为青春的流逝感到太恐惧。
现在看来,我对年轻女孩的看法是太偏激了,谁都知道春天的美和夏天的美不可同日而语,可我当时就是对成熟的玲姐更迷恋、更沉醉。我的比目鱼眼睛只看得到玲姐的优雅、宽容、体贴入微。她比年轻女孩更懂得我,更欣赏我,更珍惜我。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值得去做呢?我的梦想就是陪着玲姐慢慢老去,像一首歌中唱的一样,在她年老的时候,不管她身在何方我都要陪伴在她身边,为她的腿盖上毯子,带她去年轻人慢跑的公园里散步。那时我是真的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命会比我先一步老去。

我和玲姐的这一段共同的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和玲姐真的心理有毛病吗?对这些问题,我曾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回忆的时候,窗外常常掠过不知名的飞鸟,像一个个念头。树荫越来越深,绿色浓得像幻觉。
我出生在南方的一座小城里,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是个教师,我3岁那年,父母分开了,我跟母亲长到7岁,然后跟父亲过。不用说,我成长的家庭太缺乏女性的样本了。直到18岁,我基本上没有跟女人亲密接触过,如果不是因为玲姐,人类的另一半是怎么回事我会一无所知。小学三年级时,一个女教师轻轻拈掉了我胸前的饭粒,我瘦小的身体里立刻刮起了风暴,望着女教师的手,我一阵一阵发起抖来。有好几年一想起这些,就觉得那个说我“心理有毛病”的女孩并不完全错。
玲姐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我心理没问题。之所以说那个女孩并不完全错,是因为我不大信得过搞精神分析的医生。有时候,我宁愿相信每个人的心理都有点小毛病。同时,还相信一点小毛病没什么关系。有句话大家都知道:“水至清则无鱼。”
在我多少还有些相信心理学的那一段日子,我曾看过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拿那些名气很大的理论来对照自己,有一些地方还真像那么回事,还真让我一度有点自卑。家庭……童年经历……我知道把这一切都详详细细地写出来,会让一些热衷心理分析的人感到满足。
但这一切,真的跟我后来的经历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在我的记忆里,我是有过强烈渴望母亲拥抱和亲吻的时刻,从我能记事起,在我和母亲相处的短暂时光里,我记不得母亲对我怎样亲热过。母亲是个十分严厉的女人,一辈子都想当个女强人那样的角色,她对我父亲的失望,可能还有对她自己的失望,都增加了她对我的希望和严厉。如果这些从心理学书本上套来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恋母情结”从我和玲姐的关系里清除出去。“恋母情结”,一个曾让我忧虑不已的幽灵。
后来命运也让我认识了不少喜欢过年长女人的男孩,有一些男孩的家庭或童年经历,跟我相似,但另一些男孩的家庭却很完整,更多男孩的家庭谈不上完整或破碎,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千差万别,我很容易得出结论:一个人的经历本身总是比分析、想象和总结更复杂,也更神秘。经历虽然会在心中留下痕迹,但那些痕迹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没法归类或预测。了解了这一点,再跟玲姐交往的时候,我坦然了很多。
每次周末玩完牌,我都要睡在玲姐家的客房里,半夜里她会悄悄地溜进来,一动不动看我好几个小时,看着看着她的眼泪就会掉下来。有时候我假装睡着了,乘玲姐抹眼泪的时候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摁在床上,她真挣扎,她真反抗,她的睡袍都被我撕烂了好几件。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能当你妈哩。”另一次,她说,至少我的第一次不能跟她。她觉得我以后会恨她。她说:“怎么着你也得找个处女才扯得平。”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心理在作怪。
我不止一次分析过,由衷希望自己脑子里晃荡的那些半吊子心理知识能够管用,让玲姐也能够坦然一些。但无论我怎样分析,都无法了解她心里的感受,无法理解她内心的挣扎,她朝未来望去的眼睛到底看见了一些什么?好像不仅仅是时间这个敌人……也许,她不想更深地陷进一种会让她恐惧的关系里去……也许,她那些像犯罪感一样的感觉并不是莫名其妙的……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猜想。现在,我能够把自己放到玲姐的角度上想一些问题了。我能看见忧虑不时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从她的语气里流露出来,我能看见忧虑来源的一部分。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玲姐睡不安稳,她反复梦见她赤身裸体,街上的人朝她扔报纸的碎片,报纸的碎片坚硬锋利,她吓醒的时候浑身疼痛,把湿漉漉的汗水当成了鲜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为我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才告结束。有一阵子,玲姐忙着到处为我找女朋友,由于她坚持对方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处女(那时我正上大学三年级,还是个让宿舍里所有的同学都嘻笑不已的处男),因此她屡屡受挫,焦虑、沮丧。她一沮丧就要吃东西。吃了太多的东西,浑身的血都集中到胃里,直到脑袋里的血也被抽空了,她才会忘掉刚才为什么事沮丧。
看见她撑成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我对她说:“以后不能这么吃了,这样要成个胖姐了。”她说胖了才好,最好男人一看见她就远远躲开。我轻轻地抱着她,抱紧了怕挤着她难受。抱着她很舒服,她腰很软,从领口冒出来的气息很好闻。一会儿,她又问我:“我真的有点胖了,你不会嫌我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傻笑。其实她并不胖,只是比较饱满。玲姐看了我一会,我喜欢她这个样子看着我,脑袋略歪,眼睛黑亮,若有所思,天知道她想了些什么,她轻轻地溜下沙发,跑到洗手间里去把吃下的东西都呕了出来。
没几天,玲姐又吃多了。我有她房子的钥匙,我开门进去,看见她在吃东西,她像在梦中吃东西一样,吃的是什么毫无意识,只是一下一下地往嘴里塞。看见我站在面前,她双手撑住餐桌,慢慢站了起来。看样子得跟她谈谈找女朋友的问题了。
我得好好想一想,我应该怎样告诉玲姐,我不需要她为我找女朋友?我觉得她应该也不需要。

现在也许能这样分析:玲姐为我找女朋友,只不过是在下滑的过程中想抓住点什么,她不想看着自己掉下去。
我们刚认识的那几个月,玲姐总喜欢用“下滑”、“掉下去”、“深渊”这些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还喜欢在我身上用“孩子”这个词。好像把我当一个孩子,危险性就小一些。
我对玲姐说:“我不是一个孩子。”玲姐说:“你就是。”我说:“好吧,那我就是。”事实上,我早就不是。我相信,玲姐也知道我不是。我对长期保持这种带表演性的的关系不是很感兴趣,不过,我经常顺着她,因为这样可以跟她亲近一些,再亲近一些。但玲姐经常推开我。有时候我又一头扎进她怀里,像一个孩子。她再推,我就说:“我是一个孩子嘛。”玲姐瞧瞧我,说:“好吧,你不是一个孩子,该为你找一个女朋友了。”
我当时没说话,心里有点难过。我觉得,玲姐是真的想把我从她的生活里推出去,想用一个女孩隔开她和我。
好像就是从这时候起,玲姐真的行动起来了,忙忙碌碌了好一阵子。由于不容易找到处女,玲姐常常失眠,暴饮暴食,把自己搞得很憔悴,很令人生气。
有好几次我想跟玲姐敞开谈一谈,谈需要不需要她给我找女朋友的问题,但想好了的话,像是给强力胶粘在了舌尖上,出不了口。玲姐见我吞吞吐吐的,老以为是她自己哪儿不对劲,她又是照镜子又是换衣服的,有一回还风风火火地跑出去把刚做好的头发重做一遍,恢复成上一次我见她的样子。
我想对玲姐说,除了她,我不想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但我知道,一旦见了面,我还是说不出口。我想在电话里对玲姐说这些,但我觉得在电话里也没把握。如果那时能发手机短信,我相信那种交流方式会比较适合我,我会往玲姐的手机里发很多肉麻的句子。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给玲姐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我有一会儿没吭声。玲姐的呼吸从话筒里吹出来,灌进了我的颈子里,仿佛把我想好了的话都吹走了。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跟玲姐谈了。
玲姐喂了几声,我一着急,就对玲姐说:我不在乎什么处女不处女的,也不要你给我找女朋友,你再这样干,我就去找一只鸡。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说了傻话。
玲姐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才对我说:
“你又发什么神经呀。”
我只好傻到底了,说:
“你不信就等着瞧吧。”
玲姐又笑了,说:“好好好,我信。”
“我知道你不信。反正不要你给我找。”
玲姐叹了一口气,说:“你不要我找,你怎么能事先知道人家是不是呢?”
“人家是不是,都不关我什么事。”
“你以后就不会这么想了。”
“我以后怎么想,以后再说吧。”
玲姐停了停,说:“好好好,你以后怎么想,以后再说吧,我才刚刚忙上了一点劲呢。”
“能不能不忙这种事啊?”
我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对劲,我觉得这像是在假装赌气一样。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说成了这个样子。
其实,我并不想拿“处女”来说事的。处女这种话题,人们已经说得太不像话了。 况且,玲姐当然知道,我对未来的女朋友是不是处女,还是有一点在乎的。我曾经说过,处女,也是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之一。我们一起看过一部电影,新郎第二天早晨走出来,把染着处女鲜血的床单晾到院子里的晒衣绳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仪式。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床单。
不过,现在的焦点不在于人家是不是处女,而是找不找女朋友的问题。如果我心态能平和一点,应该不会在处女的话题上跟玲姐拧上劲。不管怎么样,玲姐沮丧、焦虑、折腾,毕竟也都是为了我。
我觉得这个电话不能继续打下去了。她爱折腾就由她折腾去吧。
瞎扯几句后,我放下了电话,去街上走了很久。春夜的北京,空气在发酵,细软的风是那样缠绵。我好像想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没想。荷尔蒙忽然在身体里奔腾起来了,我停下来,望着天空,城市上方的灰尘被灯光照得发亮。
有一瞬间,我忽然真的很想去找一只鸡试一试,那个念头在大脑里漂浮了一会,就给按下去了。想想自己也真没用,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居然让一个女人稳稳当当的拿捏住了。找一只鸡的说法根本唬不住玲姐。她知道,我不完全是因为怕染上病,怕被抓,怕中圈套,一般男人怕的我也怕,但我更怕的是,女人神秘美好的形象在那样一张床上彻底倒塌。
我打定主意把自己走累,走得疲惫不堪,再回去一头栽倒在床上。一路上能碰到不少情侣,低语轻笑,有一对还靠着树久久地拥吻,我忍不住走几步回头看他俩一眼,差点撞在另一对身上。
玲姐和我刚认识时还勉强跟我去街上走走,后来怎么说都不肯跟我出来散步。即使出来,也尽往阴暗的角落走,还不让我搂着她。有一次我强行牵手,她乘我不注意抽出了手,独自往回走了。老实说,跟她长时间呆在屋子里我有点难受。她有时候斜靠在沙发上抱着我,捏我身上的肉和骨头,她喜欢闻我的气味,我也喜欢闻她的气味,她的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成熟女人特有的光泽和香味,完全配得上“性感洋溢”这个词。但她不让我对她做出进一步亲热的举动。我不知道她是否清楚我很难受,但我知道,她应该也很难受。虽然我比她年轻,比她阅历浅,但我能感到这个36岁的女人有时候深陷在恐惧中,她是那样害怕我对她做出一些亲热的举动,又是那样渴望我对她做出一些亲热的举动。有一次我猛地翻过身,压在她身上,她赶紧抓住我的手,哀求说:“你要吓着我了,你要吓着我了。”看见她脸上有阴影,我只好滚下来在一旁老老实实呆着。我知道她脸上下一步会有泪水,会有绝望,而那会让我更难受的。
5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钟姑娘出现在积水潭边的一家茶艺馆里。她是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处女,她终于出现了,在茶艺馆里等我,而我还在实验室里磨磨蹭蹭的。
头天晚上,玲姐给我打了电话,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当时我又难过又生气,也许还有点赌气,就答应见面了。我觉得玲姐不需要我,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女人需要我的。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又觉得底气不足。再翻一个身,又觉得没必要妄自菲薄。翻滚几次后,似乎从一个死胡同里转出来了,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委屈和赌气,太不成熟了,在这种事上瞎较劲,留下的只能是后悔。实际上已经后悔了,虽然没有打电话去取消见面。
到了中午,玲姐打电话来确认过一次,天知道我又怎么了,竟笑着问起了钟姑娘的详情,对人家很感兴趣的样子。玲姐一条一条告诉了我。我不知道玲姐在说起钟姑娘的时候,心里怎么想,我希望她有点酸酸地难过,我这样真有点混。
钟姑娘是玲姐中学同学的同乡的女儿,看看拐了那么多关系,就知道找到这样一个姑娘很艰辛。玲姐的同学姓孙,我在牌桌上见到过,我叫她孙姐,进牌出牌都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连孙姐都发动了,我对玲姐的良苦用心实在不应当是这样的反应。
下午下雨,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出门时,雨突然下大了,我希望越大越好,但玲姐已经到了实验室楼下,我没法子找借口不去了。再想想这事,觉得去见见一个处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让玲姐知道这种事对我来说,不是介绍介绍就能成功的,她也可以省省心吧。
在路上玲姐向我解释,熟人介绍的知根知底,靠得住些。我嗯嗯着,心中却不以为然,而且相信她也不以为然。我觉得她那么说,无非是找个由头增加这次雨中相亲行动的重要性而已。也许,玲姐只是想随便说点什么遮掩她真正的心情。
到了积水潭地铁附近,通往茶艺馆的胡同正在翻修,的士司机不肯往前开,我们下了车。我注意到玲姐不时踩进积水里,她打着伞,为了不让我淋湿,她半边身子都湿透了。进包间门之前,她打开化妆盒掏出梳子发胶,在我头上折腾了一番。
那个姓钟的姑娘长得还可以,皮肤白白净净的,五官精精致致的,身材小小巧巧的,只是看上去不大像个真人,我们走进去时,钟姑娘像个蜡制的女装模特一样端坐在茶几旁,总算是开口了,脸上才多了些活气,但并没有冲淡冷漠矜持。我问了她一些话,她都淡淡地回答了。她也问了我一些,我的回话很简短、明确。双方都明白没必要多问了。我相信学化学的她已经拿准了跟我在一起,不会产生化学反应。
头一回在这种氛围里跟一个处女坐在一起,有几分钟我听着哗哗的雨声,觉得这个处女正在鄙视我。至少,她应该鄙视我。不过从她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她那张脸很平静,要是再夸张一点的话,她整个人都像裹在了一层冷气四溢的冰壳子里,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过她的手泄露了她的内心,她不时伸手去取糖罐子里的方糖,送进嘴里。不知不觉,这个钟姑娘把那一罐子方糖吃完了。
见钟姑娘和我都不再说话,玲姐和孙姐两人聊开了,一个很含蓄地夸奖我,另一个同样含蓄地夸奖钟。后来我有一点过意不去,就又跟钟处女瞎聊了几句,这会儿钟处女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情了,回话的时候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个不停。
玲姐在桌子下面踩了我一脚,提议去西湖菜馆吃鱼(钟姑娘老家是杭州的),我记得玲姐还豪爽地表示要好好喝几杯黄酒,钟姑娘望了我一眼,我低下了头,看着鞋上的污泥,发现玲姐的鞋子里进了水,这是春天的雨水,还有点冷,我希望玲姐尽快回家换鞋换衣服,抬起头朝钟姑娘笑了笑。钟姑娘如释重负,回报了一笑,说改天改天,今天还有事呢。
从茶艺馆出来,沮丧又来到玲姐脸上了,她似乎还想安慰安慰我,说这样的鬼天气最不适合见这种面,“谁知道突然就下大了呢,女孩子的心情很容易受天气影响的。”
我依然嗯嗯着,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对天气的愤恨,心里很想笑,深深地吸进一口傍晚飘荡的湿空气,才没笑出声来。我知道是什么让钟姑娘那个样子的:我一走进茶艺馆的包间,就朝钟姑娘冷冷地扫了一眼,然后热切盯着玲姐的脖颈。也许,钟姑娘的反应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个,不过那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4年后,在新世界商场,有一辆婴儿车挡住了我的去路,接着我看见了一个精致的女人。我认出了她,她完成了从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后,比4年前更有情致风韵,温婉平和。我轻轻叫出声来:“钟……”她望着我怔了一下,看得出来,她脑子里的雨声正慢慢变大,接着,她认出了我,笑意从脸上红润的皮肤里透露出来了。
听到她欢快地“哎呀”一声,我真高兴。我们有几秒钟没说话,仿佛在体会着命运安排这次巧遇的深意。我想,她应该庆幸没有跟我走到一起——显然,她后来遇到了一个欣赏她并有能力带给她甜蜜生活的人。我笨拙地逗了逗她的孩子,没多少话可说,彼此望着对方笑了一会,分手前留下了彼此的电话。
茶艺馆相亲失败后,玲姐又安排我陆续见了几个女孩,结果当然还是失败。现在想想,我也真够混的,每次把事情弄砸,还要让玲姐安慰我,玲姐找那些处女越来越不容易,中间转的弯越来越多,陪着来相亲的中间人也越来越多(似乎有一点金童玉女小型展览会的意思)。其中有个姓陶的女孩,是玲姐的同事的同学的连襟的朋友的表哥的表妹,真不知道玲姐是怎么挖出来的。一行人浩浩荡荡出现在京郊平谷县桃花节赏花的人流里,让玲姐大为破费,结果却是其中两个跟着来看热闹的中间人互相看上了——正游走着,风起,桃花满天飘飞,惊得那两个有心人四目相向,痴然无语。
我留下的佳话仅仅是:踏着水中的几块石头过河的时候,玲姐要我去牵陶处女过来,我顺手从河里捞起一根树枝,洗了洗,让陶处女牵着树枝的另一头走了过来。众人大笑不已。
6
从平谷回来没几天,短暂的春天就过去了。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好像也过去了。此后整整两年,没听见她提起过这事。偌大的北京,她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适龄的处女了,其实当然不是这样,说句混话,我那时候倒宁愿是这样。
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应该是玲姐终于弄明白了:在这件事上,不会有她想要的结果。可是,两年后发生的事证明,这个推测太一厢情愿了。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玲姐让我“自然而然”地认识了一个女孩,并怂恿那个女孩追我,怂恿我去追那个女孩。由此,我也算是领教了通常的合乎情理,有时候在一个女人那里是怎样合乎情理的。两年,这样的事,这样的耐心,想想真让人心惊。再想想,一丝温暖在心里久久盘旋,伴随着苦涩。
那两年里,我还一直以为找女朋友的事已经过去了。我焦虑的只是我和玲姐的关系,毫无进展,混沌莫辨。依然不时在一起吃一顿饭,爬一爬山,在身体的“非禁区”里非正式地亲昵一下。依然像恋人,但不是恋人,像普通朋友,但不是普通朋友,像亲人,但不是亲人。什么都像,什么都不是,有时候我也懒得去细想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对眼前实实在在的身体进行深入探索的渴望,常常超过了我对抽象定义的热情。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她看一盘碟子,一部浪漫爱情片,我主要看她,我能闻到她的呼吸和香水味,我能感到她的手心在出汗,接着,我能感到自己的挺立和疼痛。令人动荡的音乐从片头到片尾响个不停,想跟她发生关系的念头不时从大脑里呼啸而过,要把我变成魔鬼。我不时毛手毛脚地骚扰她一下,偶尔还去禁区的边界袭击她,弄得她手忙脚乱的。忽然,她抬起脸,呆呆地望着我,两眼闪闪发亮。那一瞬间,我有点傻了,竟莫名其妙地有点怕她。她很快回过神来,走进了洗手间里,锁上了门,我听见她放洗澡水的哗哗声,那哗哗声一直很响,但没有盖住她突然爆发的喊叫。喊叫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已经把我吓着了。我从来没听见过她那样喊叫,我隔着门问她怎么啦。她很平静地回答,没什么,水太烫,烫了一下。热水的气息飘进了客厅里,我胡思乱想了一阵。玲姐出来时,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接着,她趴在我胸膛上差不多哭了一整夜。
我抱着她,轻抚着她的头发,她把她自己和我都哭得软绵绵的。我试图理清纷乱的思绪,她在哭什么?我应当说什么?这时候我完全闹不懂她,也闹不懂自己。曾经在脑袋里翻来滚去的那些问题,有一个异常清晰:这到底算不算爱情啊?以前我没有经历过爱情,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就像一个人没尝过苹果,无论读到过多少篇关于苹果滋味的描写,还是不会知道苹果的滋味。如果这不算爱情,到底怎样才算爱情?要不然,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爱情?再不然,爱情就是这样的?可我怎么觉得这更像亲情呢?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玲姐就像一个母亲一样操心着儿子的婚姻大事……我免不了想:如果我真有这样一个母亲,我还会跟玲姐在一起吗?我不知道。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无力,感到自己渴望拥有一双能洞穿整个世俗生活的目光……有几分钟,我能感受到一个温暖柔软的异性生命哭泣时轻轻的起伏和颤动,我又猛地坚硬了,觉得这正是以那种最亲密的方式慰藉她的时机……可大脑里又有个声音在说,这不是那种时机。这不是那种时机。
跟玲姐在一起,似乎永远遇不上那种时机。
有一瞬间,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也许需要动用大量的脑细胞才能对这个亲密的身体做那种自然而亲密的事情,心里真是不免委屈。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相信,在理论上玲姐像我一样明白,我和她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不正常的,这跟一个年长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孩之间的感情没什么区别。不谈理论。我准备了一些现实的例子:略萨和胡利娅姨妈,卢梭和华伦夫人,雅恩和杜拉斯,这三对名人中,女的都比男的年长10岁以上,相差最大的有40岁(雅恩和杜拉斯)。有一次我看见一本电影杂志上刊载了“情圣”影帝克拉克·盖博和约瑟芬·狄伦的故事,狄伦比盖博大17岁,他俩结成了夫妻,我买下了这本杂志,放在玲姐家的茶几上。我看见她拿起来翻了翻,放下了,然后又拿起来翻了翻,看了好一会,才抬起脸对我笑了笑,说:“你呀!”
我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装模作样地看一本围棋书,用两眼的余光观察玲姐的反应。玲姐忽然开口说一声“你呀”,让我准备好的话一哄而散了,像受惊的鸟群。
我知道,再谈下去,她脸上肯定又要出现阴影和泪水,我心里肯定又要升起阵发性的焦躁和迷狂,弄不好还要上升到“信任危机”的高度上去对抗。只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继续忍受着荷尔蒙的折磨,享受着来自一个年长女人能给予的种种美妙。时间涌起又落下,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尝,一个个日子就已流逝不见。
两年后,一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进行的一项庞大工程,终于浮出了水面。
那是一项可以命名为“女朋友”的庞大工程。从平谷回来后没几个月,玲姐就已经选好了新目标,制定了新计划,然后让她精心准备了两年的“女朋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想想我真是够粗心的,两年,居然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她对那个选好的女孩到底做了什么,我至今也没完全弄清楚。她对我进行的那些“新好男人”训练,我推测,可能正是那个工程的一部分。
那两年里,玲姐教给我各种有关女人的知识,她还教我做菜,教我说甜言蜜语,甚至教我育婴。她说现在这个社会,你要做有钱人,主要靠机会,但要做一个新好男人,不需要什么机会,只要有心学习,然后去做就是了。比如说小便的时候,你把马桶的垫圈掀起来,小便后记着把垫圈放下,这并不太费事,但这样的小事做成了习惯,一点一滴加起来,你就是一个新好男人。你不是有钱人,女人也会爱死你。其它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情人节不买玫瑰,太平庸了,应该写情书,做贺卡,录一首你唱的情歌,或做别的什么能表现创造力的事。再比如,打电话的时候多叫对方的名字。再比如,在浴室里装上有两个喷嘴的喷头。通向女人内心角落的门,一扇一扇打开了。每一项训练都不算困难,有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一个女人是玲姐的敌人,玲姐在教我征服这个敌人的各种方法。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她是在引导我成长,教我做一个生活的艺术家。
生活在继续。我毕业、工作、和同学一起租房子。虽然有不少烦恼、压抑、秘密的颓废,但生活毕竟还没有向我露出狰狞的面目,世界还笼罩着一层彩色光晕。我乘公交车上班、下班,吃食堂或进馆子,差不多每个月郊游一次。我把未来放在未来,把过去放在过去,让现在不受挤压充分敞开,让梦想的种子落进时间的缝隙里……那时候我真年轻,看得见人生白嫩的根须在深入,在发展。
7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
这年春天,我21岁,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去玲姐家里。冷清了一个冬天的牌局,在春天迅速升温了。如果不是因为实在凑不够人数,一般我不会入局的,我宁愿去收拾餐桌上或厨房里留下来的残局。打牌,尤其是打“双升”,跟我喜欢的围棋比起来,完全是一种坐着打发剩余精力的体力活动。由于态度不端正,我打牌的战绩很不怎么样,我不得不上场的时候,往往只有玲姐不得不跟我做本家。
这天正玩着,一个戴铜镯子的女子走进来了,一进门就宣布自己得了感冒,正在打牌的女人们慌忙慰问了她一番,末了,玲姐问她这几天忙些什么,铜镯女子说:“拚命喝水!拚命撒尿!”
女人们都大笑起来,连平时懒得笑一笑的孙姐,也笑得趴在牌桌上,手中的牌搁在后脑勺那儿,全亮出来了。孙姐的搭档笑着直抹眼睛,空出来的那只手有意无意地压在孙姐亮出来的牌上。玲姐一边笑,一边夸:“还真是一副治感冒的水方子!”铜镯女子仿佛受到了鼓舞,咧着大嘴,得意洋洋绕桌一周,要查看每个人手中的牌。轮到我时,我直接把牌交到她手里,说你玩吧。铜镯女子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真乖。她伸出戴铜镯子的那只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玲姐说:“明儿把小帅哥借我一天好不好?我想带他去逛街。”
玲姐收住笑,说:“打牌打牌,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还嫌感冒得不够严重啊?”说完又笑。铜镯女子乱笑个不停。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听着打牌。她们常常停下来谈一阵子男人,然后打一阵子牌。铜镯女子嗓门最大,有十多分钟她差不多打一张牌出来就要骂一声“臭男人”,虽然并不是特定骂我,可在场的男人毕竟只有我一个。我去客房里躺下了,听见牌局散了,才走出来嘟囔了一句:“她以为她是谁呀!”
玲姐赶紧关上门,等牌友下楼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才拉我到沙发上坐下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不该那么小气,“摸了一下头又有什么,你又没少一根头发。”
我一听更不痛快了。铜镯女子说“借”的口气,分明是拿我当小猫小狗,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玩具或别的名称更不好听的东西,我不知道玲姐怎么笑得出来,还这样说我。经过一系列心理转换,我把自己弄得越来越生气,最后闷闷地走掉了,没有像往常一样住在她家里。
到了下个周末,玲姐打电话要我去的时候,我拿定主意,如果那铜镯女子还来打牌,我就不去。
我在电话里有点犹豫,玲姐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一样,扯了几句别的,才说那个宝贝丁当不能来了,丁当出差了。丁当,就是那个铜镯女子的名字。
我笑了笑,没什么好说的了。让玲姐猜中了心思,反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存在心里的不快好像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我有点担心自己的形象会不会有点小气,然后又担心这小气的形象,会不会在玲姐那里真的凝固了。
拿上自己的包,走出公司大楼,站在街边等车的时候,望着树上那些光秃秃的、错乱的枯枝,忽然想起南方小城的春天来了。
小城这阵子一定是春雨潇潇的情景,下一场雨,就等于是往植物上刷一层彩色油漆。三月底的北京,却还只是名义上有个春天,非得等到一场沙尘暴来遮人眼目,那些树枝才肯挂上肥大的叶子,突然出现的绿色总是浓得像幻觉。
出租车拐上二环,穿过了大半个北京,我脑子里还在响着小城的雨声,想着自己为什么突然就想起小城来了。
我来北京,差不多有五年了。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刚下火车,没有坐接新生的大巴,打了辆的士绕道天安门。的士上了长安街,开得很快,我觉得整个北京在我面前不停地打开、打开、打开……透过挡风玻璃,我仿佛看见了十年后自己的生活:在这座巨大而神秘的首都里,在一幢覆盖着爬山虎的居民楼里,在我出门前的最后一分钟,妻子整理了一下我的领带,爱嫉妒的孩子在一旁使劲地踩着一辆玩具汽车。现在五年快过去了,我跟玲姐的交往,差不多是我从这座城市里能得到的唯一温馨。
到了玲姐家,我正要掏钥匙,门忽然打开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长发女孩,虽然说不上非常漂亮,但非常清爽,身材均称结实。
女孩挽着袖子,双手湿湿的,胸前也湿了一大片。她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才慢慢撩开头发,露出被挡住了的半边脸,牵动嘴角笑起来。笑意很快溢满了整张脸。我像给温暖的水流冲了一下。女孩说,玲姐正在厨房里忙乎。正说着,玲姐拎着菜刀出来了。
玲姐说:“这是我表弟小天,这是许可佳。”
玲姐每次跟别人介绍我,都说我是她表弟。起先,我心里不舒服,后来也只好随她了。我也习惯了。
许可佳说:“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她伸出手看看,“我手上有水呀。”
玲姐开玩笑似的说:“见过的啊?那就拥抱一下。”
我努力留住脸上的笑容,望着许可佳,不用说,我感到这种拥抱不合适。同时又感到,我主动提出来不拥抱,好像也不合适。合适我做的,好像只有保持微笑。我记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玲姐的玩笑突然袭击了我,让我没有多少时间去盘点自己的记忆。
许可佳望着玲姐笑了,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玲姐说:“拥抱一下又有什么?”
我很尴尬,手足无措这个词大概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许可佳似乎也很尴尬,笑的时候,抬起手腕遮着嘴。玲姐挥了一下菜刀,说:“两个小傻瓜怎么光知道笑啊!”乘许可佳不注意,玲姐不轻不重推了她一下,许可佳朝我怀里扑过来了。
我几乎是本能的张开臂抱住了她,感到全身里里外外都有点发僵。我长这么大,除了玲姐,我不记得我还跟哪个女人拥抱过。
许可佳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推我的动作并不是很坚决,不过很快离开了我,嘴上嚷嚷着“讨厌,讨厌”,朝玲姐扑过去作势欲打。
玲姐站着没动,乐呵呵地笑着,许可佳第一下打在了玲姐头上,要打第二下的时候,玲姐才抬起一只手护住头,笑着逃进了厨房。许可佳跟着追了进去。我听见厨房里笑得地动山摇的。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不太自然,玲姐乐呵呵地看看我,看看许可佳,说你们俩个差不多大,怎么搞得像有代沟呀。
我和许可佳只是笑,互相几乎不说话,要么装作对电视很感兴趣的样子,要么只跟玲姐说一说。看完一盘碟子后(我现在记不清那盘碟子的具体内容了,好像是香港喜剧),许可佳起身告辞,玲姐让我送许可佳出小区,到大街上去打车。我立刻站起来走在前面,打开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站在楼下等许可佳。许可佳一出单元门,就出了一口长气,像是刚从深水里浮出来的一样。接着,不知道她怎么把自己弄笑了,乱笑一阵后,对我说:“你表姐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走在前面,头也不回。许可佳问:“你们是姑表还是姨表?”我胡乱嘟哝了一句。她紧走几步,追上了我,又问了一遍。我说:“是姑表加姨表,那种拐了很远的表亲。”
许可佳格格地笑了,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没几分钟,许可佳的下一个话题又来了。
许可佳后来说了一些什么,我几乎没听进去,只是随口“嗯啊”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就放慢了脚步。在不太熟的女孩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不时从许可佳的话中挑出几个字,然后重复一遍——这是从“新好男人”训练课上学来的,不料威力还不小,许可佳的谈兴越来越浓了。她上了出租车,出租车慢慢启动的时候,她还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跟女孩说话。直到20岁,我都弄不清楚该跟女孩说些什么。在女孩眼里,我是一个严肃乏味的人,一些女孩刚跟我接触时,甚至会觉得我生硬傲慢。实际上,我非常渴望跟女孩说话,非常喜欢听她们说话。有时候女孩们美好的声音一响起来,我甚至会听不进去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像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歌唱,她们像是一些正在演奏的乐器。我曾问玲姐,我是不是有那种什么“表达障碍”之类的毛病啊。玲姐说:这是“酷”嘛,一个人的特点。当时我还真有点高兴,觉得占了天生的便宜。此后的几天里,玲姐跟我聊别的事的时候,还不时冒出一两句格言: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宽慰我。又过了几天,玲姐才开始给我上交流训练课。这天晚上能跟许可佳说这么多话,可以说,玲姐的训练课初见成效。
送走许可佳后,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心里忽然格登一响,今天怎么没人来打牌啊?这个念头飘荡了几下,很快像风中的柳絮一样不知道飘荡到哪里去了。但有很长时间那隐隐的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玲姐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让我不要在街上呆太久。我嗯了一声,她才把话筒搁下。
8
星期六去书店里泡了一整天。午饭是在书店旁的小馆子里吃的,能感到塞得满满当当的大脑跟肠胃功能一样有些紊乱。那一阵子,我很不喜欢一个人在馆子里吃饭。如果吃饭跟机械加油是一回事,吃饭就真是一个麻烦。平时我在公司的食堂里麻烦,周末,如果不去玲姐那里,就只有上馆子里麻烦了。
回到书店,去美食专柜那儿转了转,很佩服那些写吃的人不厌其烦。不知不觉转到隐私专柜,看到更加不厌其烦地写性的书籍,大都写得很坦荡,找不到什么秘密能对付我的另一个麻烦。一小圈转下来,忽然意识到整个人性对于我来说就是麻烦。食和色,照我的理解,本来都应该是欢乐的,是大自然给苦难人生的微薄奖赏,现在却都成了一个21岁小伙子的麻烦。
在书架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慢慢想起了我的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是在这家书店买的,想到我往这儿扔的钱应该够多了,麻烦却一个也没见少。我把已经挑好了的两本书放回去,两手空空走出了书店。
傍晚的北京,天空浑黄,车流和霓虹让人燥动不安。空着肚子在街上乱走了一气,我决定还是到玲姐那里去。玲姐接到我的电话时,说她还没吃晚饭,还说她刚买到了我喜欢吃的武昌鱼和蕨菜,“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的心情一下子欢畅起来了。走进地铁之前,朝缓缓降临的夜色看了一眼,觉得这好像是个不错的开端。假如今晚运气再好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解决另一个麻烦。
玲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走进来,才开始拆蕨菜的真空包装袋。闻到厨房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清蒸鱼的香味,我知道鱼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是因为蕨菜这东西太过娇嫩,也会炒好了的。一起走进厨房,我给玲姐系上围裙,看见煲着的汤在沙锅里轻轻翻滚,看见树影在窗外轻轻晃动,我意识到自己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一边做饭,一边闲聊着。忽然想起在书店里翻过的一本美食经,上面描写过这种下厨的情景,说跟亲密的人在一起做饭,饭菜里总会多出一些滋味。此时此刻,我觉得那个作者品尝到了人生的真味。
没多久,玲姐就聊到了许可佳,很不经意的样子。
在此之前她聊到了几个女孩,在此之后也聊到了几个女孩,都是我知道的。有的在棋院里见过,有的在玲姐家的牌桌边见过,有的只是在电视里或报刊上见过。玲姐把许可佳放在这堆女孩子里面,放在随意说说的琐事中,一点也没有要突出许可佳的意思。但我的耳朵,像是给轻轻弹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
玲姐说:“也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减肥的,随便吃,总也不见胖。”
我没搭话,想听她接下来说什么。
她接下来聊起了另外几个女孩减肥的故事,然后问我对减肥怎么看。我谈了一些看法,玲姐也谈了一些看法。那些看法基本上不值得在此重述,仿佛当时重要的只是聊天。减肥,顺手捞着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们在餐桌上继续聊着。
玲姐给我夹了一块肥鱼,问我觉得公司里几个女孩子怎么样,接着,问我觉得许可佳怎么样。
虽然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许可佳的名字再次灌进耳朵里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还是晃动了一下。我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尽量显得镇定一些,可能是太镇定了,突然给一根鱼刺卡着了。
我忍着痛,轻轻地说:“才见一面,哪知道人家怎么样和不怎么样。”
玲姐笑了,说:“你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呢。”
窗外的树影晃动得更厉害了,天光更加浑黄。昨天晚上坐在街边长椅上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现在飘荡在室内空气里了。我已经明白,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件事依然隔在玲姐和我之间。现在,又要浮出水面了。
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摇头摇到了半夜,终于把头摇晕乎了。
我对玲姐说:“好吧,我喝醋,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又惊又怒地望了我一眼,坐到沙发那儿生闷气去了。我绕着餐桌转了两圈,一口气把那大半瓶醋全喝了下去。
玲姐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舔了舔嘴唇,舌头好像灵活多了。又扭了扭舌头,真的灵活多了。这才相信它掉下去了,那根鱼刺。
我说:“你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啦。”
玲姐说:“你这是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啊?!”
我说:“跟鱼刺,”过了一会儿,又说,“鱼刺掉下去啦。”
玲姐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了:“你,你,你越来越孩子气了!总是这样由着性子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人!”
我说:“分明是你不讲理嘛。”我声音也大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了,鱼刺也掉下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玲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通常所说的陈谷子烂芝麻那一类旧事,然后恨恨地说她瞎了眼,才认识了我。
我刚刚压下去了一点的火,又上来了,我说:“好,好,好,从今天起,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能听到腹中的肠鸣和楼外的风声。走到了一楼,午夜的世界正在和我的内心一起狂乱,我目睹这年第一场沙尘暴横空而至,轰隆隆地掠过北京。
门洞口蹲着一只小猫,尾巴扭来扭去的,好像在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出去。我陪着猫站了一会,直到玲姐来牵我上楼。
9
现在,我坐在春天里继续回想往事,在一场沙尘暴里回想另一场沙尘暴,在一段人生里回想另一段人生。几分钟前,我写完了我和玲姐第一次吵架的情景,交往史上留下的第一道伤痕——那也许并不是第一道伤痕,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小小的不快,只不过像水滴落进了水里,留不下伤痕而已。
这次不一样了。互相用最柔软的一面相待对方的惯例,已经改变了。在我们共同绘制的壁画上,她钉了一棵钉子,我钉了一棵钉子。虽然后来和解了,钉子拔掉了,但那些小洞眼还在。它不会像以前的小小不快一样很快过去,过去了的倒像是另一些东西——它仿佛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以后每次发生不快,我都会想起这个转折点。
这天晚上,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我洗脚、上床。她在床边的黑暗里坐了一会,问我:“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说没有,只是难受了一会,没想到会这样。我说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从来都不想跟她吵架的。她笑出了声:“这还算不上是吵架吧?”我说:“实际上你已经和我吵架了,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吵架竟然是因为……”我哼哼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她又笑出了声,说:“好好好,你说是就是吧,我算怕了你了。”
外面沙尘暴一直在刮着。玲姐走后,我几乎一夜没睡。有一阵子,心里有点后悔跟她吵架,但这点悔意,随后又被生气的余波一点一点冲掉了。她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那样。我睁眼躺着,听着细小的沙砾打击窗玻璃的声音,又把吵架的过程和许可佳出现的情景放在一起,仔细回想了一遍。用不着尘埃落定,我能看得见玲姐正在堆积沙丘,在她和我之间。我越想越荒凉、烦躁,觉得夜空下的沙尘暴正在展开我的内心世界。
几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看看这事,她当然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倒是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和那样。我好像是太孩子气了,在对自己温暖柔软的人面前,我太放纵自己。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行动再次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到不用鱼刺的事情去刺激她生气——可是,当时到底该怎么做,我又怎么搞得清呢?
那场沙尘暴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突然停止,像一台巨大的鼓风机一下子断了电一样,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我走出玲姐家,朝桔红色的天空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塑料袋、破报纸、树叶和尘土失去了在高空飞翔的力气,正接连不断地缓缓落下。巷子里几乎没有行人,偶尔碰到一两个戴口罩的,还没有看清眉目,一闪即逝。天空没有往常的鸽鸣,树上的鸟一声不吭,连在垃圾堆旁互相撕咬的猫也不叫上一叫,能听到的动静,只有大街上传来的汽车的声音。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别人的梦中。
10
沙尘暴又刮了两天,才算是过去了。附近公园里晨练的人又多了起来,天还没怎么亮,就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声。这天早晨,我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些吼叫声是从我的梦里发出来的,毫无道理地坚信,这一天会出点什么事。
起床,洗刷了好一阵子,想不起做过一个什么梦,却忽然想起了电话铃的声音。我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还住在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玲姐打电话来叫我起床。搬到南城后,才没有把电话铃声当闹钟。
我在东直门那一带上班,在一家通信系统公司。大学毕业后,玲姐陪我到这家公司应聘过两次。第三次,她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里有一位姓韩的老总喜欢下围棋,于是考试我的场地和内容都变了。棋具是现成的,就在韩总办公室的书柜里,我跟韩总下了一局,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我皮包里经常夹着李昌镐的新棋谱去上班。有时候,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能看见等着进公司工作的博士和硕士在门外排着长队。
我从小喜欢下围棋,很钦佩天才棋手李昌镐以著名的安静震动世界。上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棋院打李昌镐的棋谱。那时候我对学校里的课程安排非常失望。通信专业这个行当,每天都在涌现新知识,我们在教室和实验室里还没来得及消化的内容,每天都有几页可以撕下来扔进垃圾桶里。我想,反正我的大学时代注定要给糟蹋掉的,不如我自己来把它掰碎,搁到围棋盘上去糟蹋更好一些。
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竟然会因为不务正业下围棋,而得到这份不错的工作,并且,认识了玲姐。
我跟玲姐就是在中国棋院认识的。
一天下午,我看见一大堆人拥着一个业余四段,在大太阳底下朝棋院背后的教室里走,一个女人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无袖衫,露膝裙,身上粘着阳光。业余四段不时回过头招呼她一下,她笑一笑,点点头,也不加快脚步,还是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
那个业余四段,曾经指导过我打谱,姓常,经常义务帮棋院办围棋训练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棋院门口,当时我正坐公交车去上班,冲他喊了一嗓子,他四处望望,才朝公交车挥了挥干柴棒一样的手臂。后来听说他老婆闹离婚,他吞下了19枚围棋子,自杀了。他是我见过的对围棋最痴迷的业余棋手,他叫常宽,一个不应该被湮没的名字。我希望以后有机会专门写他的故事。
去上班的路上,我只要倒一次39路车,就会经过中国棋院。有好几年,只要中国棋院门口那一段路不让我觉得太难过,我就不会不坐39路。
起初是刻意的,后来就成了习惯。关于习惯,克格勃训练手册中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习惯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你不能养成任何习惯。车过棋院,有时候我会感到心脏紧缩,这时候就会想起克格勃训练手册。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傻笑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玲姐的那个下午。
那个下午的情景在以后的回忆中经常出现。39路车一上玉蜓桥,我就能看见棋院的四方形大楼,那个下午就会出现在车窗外面,那个下午阳光晃眼。
现在追溯起来,假设当时不是因为教材或教育体制那么陈腐,假设不是常四段的讲解那么吸引我,假设没有李昌镐——还是不假设了吧。事实上整个世界无限复杂永不停息地运行着,我和玲姐认识,就是运行的一个结果。我能进这家公司,是运行的另一个结果。我想起了两行诗:“ 在人生所有的细节里 /都晃过了命运不可捉摸的影子。”
这天我依然坐39路车去上班,跟往常不同的是,这天我很容易就有了过多的感概。棋院的大门一闪而过,往事在回忆中不可避免地变形,一个下午被压缩在几秒钟内:一个女人修长的、没穿袜子的双腿在阳光中走动着,空气在她周围一圈一圈荡开。她朝我走过来。她从我身边走过去。那天我们还算不上认识,还没说过话,但离正式认识的那一天已经不远。
在办公室里呆了一上午,不知不觉已过了公司食堂开午饭的时间。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想到了我和玲姐之间很多尚未攻克的难题,我想到了很多解决方案……正借着椅背的弹性一晃一晃的,办公桌上突然响起来的电话铃声让我差点摔下来。
电话是许可佳打来的。许可佳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脆动听,有几秒钟我没听出是许可佳的声音,直到她说起了“周末在你表姐家里”,我眼前才浮现出一个清爽结实的女孩朝我微笑的情景:她先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接着撩开挡住脸的头发,好像要认出我是谁,才决定是否微笑。这真有点特别,跟那种见人就笑的女孩子有点不一样。
许可佳没容我多说话,就劈劈啪啪地告诉我突然找我的原因。她打车走到我们公司这一带,才发现钱包里没带够钱,司机不肯往前开,也不肯倒回去。“你一定要帮忙喔,”许可佳说。
我走下楼,差点没认出许可佳来。这次她化了很浓的妆,跟上一次素面完全不同,紫色嘴唇,蓝色眼睛,有点像玲姐说过的那种韩国妆。
我问许可佳需要多少钱。
许可佳说:“付够车费就行了,”她笑了笑,又说,“肚子饿啦,你做好事做到底行不行?”
我当然不能说不行,问她想吃什么。许可佳说:“随便随便。”
随便这道菜最难点了。我想起同事阿伍过生日时,我们在仙踪林聚过一次,那儿好像有一种炸土豆条叫随便。我带许可佳去了街对面的仙踪林。
一路上这个爱说笑的女孩不停地解释着,说她来这边办点事,幸好在我们公司旁边,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真是没想到会没带够钱,还说她每个月底都会有好几天带不够钱,说完格格地笑起来。
我这才想起又到月底了,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该去韩总的办公室下棋的日子,立刻有些胸闷。那个韩总的日程表上,每个月底都有一天画上了一黑一白两个圈圈,到了时间,秘书就会四处打电话找我。一年以后,韩总退了下来,棋瘾犯了,四处打电话找人下棋,有时候我还会去跟他下两局。
在仙踪林的秋千椅上坐下来,我和许可佳一人点了一个套餐,另外给许可佳加了一个“随便”。许可佳问我“随便”是什么,我没告诉她。等餐的时间,许可佳又一直说个不停。吃饭的时候,她嘴里塞满了食物,依然滔滔不绝,仿佛她嘴里还有一条备用的舌头。“随便”端上来了,见是普通的炸土豆条,她楞了一下,大笑不已。
我模模糊糊的觉得,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好像有一点紧张,上次我送她离开玲姐家时,她也说了很多话,但在夜色的掩护下,我看不到她的表情。这一次,她的脸微微有点红。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的。她说:“出租车开呀开呀就开到了这儿,我说哎呀呀我没钱啦,司机马上停了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了你们公司的牌子。打114一查——我厉害吧?”
我没追着问她是怎么知道我所在公司的名称的。我感觉到玲姐已经跟她说了不少关于我的事。我慢慢地吃着,静静地听着,很快就知道了玲姐是许可佳爸爸的同事,还知道了许可佳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把她管得很严,只要是男人打电话来,她妈妈就会偷听,她爸爸就会查问。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起这些,也没有去细想。把自己的一份套餐吃完后,我对许可佳说,公司里午餐和午休时间都很短,我得上去啦。
许可佳马上把半根黄瓜叼在嘴里,腾出手从大纸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说要给我一点小礼物意思一下,以免帮了她很没有意思。那是一条领带。我笑了笑,说我不打领带。许可佳却一定要我拿着,说是给客户买的礼物,多了一条,实在不喜欢可以送给别人,别人不喜欢还可以退还给商场,里面有发票。我只好收下。
刚回到办公室,手机响了,还是许可佳。许可佳说:“是我。这是我的手机电话。上次蹭你表姐的饭,这次是你,找个周末的时间聚一聚好不好,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回请你喔。”
没等我回答,电话就挂了。我朝电话呆呆地望了一会,然后存好许可佳的电话号码。
11
晚上,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许可佳来找我的事告诉了她。
本来,午饭后一走出仙踪林,就想打这个电话,手机已经掏出来了,忽然觉得应该想一下。
下午下班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电话该怎么打,结果坐地铁坐过了站。换地铁的时候,去报摊前转了转,看见《魅力》杂志里有一个专题:《给爱情加分100招》。其中,鲜花、拥抱、亲吻、微笑、甜言蜜语……都成了两个人的战争中无所不用的谋略和利器,闪着寒光,寻找着情人柔嫩的心脏和任何致命的部位。站在那里看了一会,从脚底升起了一丝凉意。再看一会,这凉意渐渐消失了,仿佛被沸腾的血一点一点加热——不知不觉中,我被鼓舞了,一种争城收地的勇气来到了我身上。
买下《魅力》杂志,走出地铁站,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打电话。我的手机在地铁里话音很差。正是下班高峰,街上拥挤嘈杂,望着暮色中一张张匆匆来去的脸,都那么疲惫、沉默,我忽然问自己:如果人手一册《魅力》,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没几分钟,就觉得要想象那样一副宏伟景象,自己的想象力根本不够用。事实上,我连怎么打好这个电话的想象力都很缺乏。
我决定试试《魅力》中的一招,被《魅力》教唆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善意的欺骗,就算我也善意地欺骗了一回吧。不知不觉,转到了一座平房背后。还算安静,只是气味不大好闻。
我对玲姐说:“许可佳来找过我啦。”
玲姐兴致勃勃的,说了一声是吗,接着一连说了几个好呀。我有点失望。不知道要不要说下去,正犹豫着,玲姐笑着催开了。
“我在等你往细里说呢。”
我把眼一闭,说了我跟许可佳见面的“过程”。
那是经过了篡改的“过程”。虽然并非完全说谎,但言不尽实。我没有完全说谎,是因为我还没有时间静下来处心积虑,及时出台一部完整的玲姐心态全攻略,更不可能对事情的发生过程进行完全的创新。我所做的,只是夸张了事件的某些部位,比如说许可佳对我怎样表示无所不在的好感而我又有心领神会的快感。这事情就在我自觉和不自觉的夸大其词、添油加醋之下,面目微妙的肿大和扭曲了起来。具体怎么篡改的,还是不要让我具体描述了吧……这实在是一件让我有些心虚和惭愧的事。总之,为了让玲姐吃吃醋,我是编了不少瞎话的。
玲姐不时让我停下来,问几个细节问题。吃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许可佳笑了没有,许可佳笑了几次,诸如此类。我全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她。见她这样上劲,我心里忽然又有了一点小小的得意和兴奋。肚子里积攒了半天的话,一句接一句冒出来了。没多久,我感觉到这是另一个人在说话。一想到身体里还有一个人在潜伏着,我真是有些惊讶。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平房背后的空地上走来走去。我觉得自己的言语越来越轻浮,脚步越来越沉重。
玲姐那股劲头好像止不住,还翻出了上个周末晚上我送许可佳的事。又是我说什么,许可佳说什么,许可佳笑了没有,许可佳笑了几次。这次我决定说实话,把能记住的,统统倒给了她。
玲姐在电话那头停了停,然后怂恿我去约许可佳。玲姐说:“今天晚上就可以约她,不用等到周末她回请你。”
我说:“这样啊?”
玲姐笑了,说:“你怕什么?这样没错,相信我,我是这方面专家。我也不谦虚啦。”
“倒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大相信自己。我是不是真那么有魅力呀?”
“魅力嘛,你也不用谦虚。我也懒得长篇大论表扬你了,免得你翘尾巴。”
“好吧,那就这样吧。反正我是不大信得过自己,只好相信你了。”
玲姐又笑了,“又乱说了。”
我也笑,说:“我脑子里面是有点乱。”
我仰起头,望着渐渐深奥的夜空,觉得玲姐的笑声直冲星阵。她一直在笑,刚刚发出的那一阵笑声,比起我今天所有的笑来,都太过明亮和爽朗。我的心里,开始一点一点涨起了委屈和怨气。
玲姐似乎没察觉到我的变化,继续给我鼓劲,她分析说: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许可佳就说见过你,红楼梦里宝哥哥第一次见林妹妹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你以为许可佳是什么人,她皮夹子里有好几张信用卡,哪里用得着你付什么车费啊,还有啊,一个女孩对你笑那么多次,不是因为她笑神经发达。还有——她忽然不说话了。
我也不说话。
附近有人开始练钢琴,僵硬的手指头弹得真蹩脚。街上没完没了地传来汽车开过的声音。灌木另一边,不时涌起孩子们捉迷藏的喊叫。不远处,一扇窗户忽然打开,被灯光照亮的蒸汽涌出来,一个女人探出身子大声喊着一个孩子的乳名,“吃饭啦!吃饭啦!”
时光迅速倒流,停住:我看见玲姐远远地走过来,手里拿着给我买的早餐,我趴在窗台上看着她,她在那个早晨一步一步走过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玲姐在电话那头叫了我一声:“小天。”
“嗯。”
“我只顾着自己呱啦呱啦的,你还没吃饭吧?”
“嗯。”
“你先吃饭去吧,以后再说这事好不好?”
“嗯。”
“你怎么啦,没事吧?”
“嗯。”
“你先吃饭去吧。我也快说累了。”
“嗯。”
她挂上了电话,我也挂上了电话,这次她没像往常那样说你先挂。她挂电话时,咔嗒一响,像什么东西给绷断了。
我呆呆地站了一会,绕到平房前面,气味更难闻了。这才发现平房是座垃圾站,金属铁门紧紧关闭着,一把缠绕的链子锁被路灯照得幽幽发亮。
回到地铁站,我坐地铁到崇文门换39路,一路上闷着,尽量不去想自己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玲姐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路过中国棋院时,想起有很久没见过常四段了,就下了车。常四段没有手机,没有传呼,要到棋院找他只能碰运气。运气好的话,下下棋,聊聊天,也许这个夜晚还不至于糟得一塌糊涂。
在棋院背后的教室里没找到常四段。B班有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常四段没来,这一阵子只有星期四才会来。我去D班门口站了站,朝那些东倒西歪的孩子望了一眼。玲姐刚来学棋时,就在这个班上。这个班上10岁以下的孩子最多。有好几次我看见她端坐在一群孩子中间,神情很专注。也有好几次没看见她。跟她认识后,才知道她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除了英语,还有舍宾,有美容,有英语,有电脑,有钢琴,有投资,有游泳,只有游泳和围棋坚持了下来。
玲姐经常笑她自己到处当学生,只有在我身上才能当一回老师。她给我上“新好男人训练课之神奇三字经:我爱你”这一节时,真是诲人不倦。她说女人对这三个字的需求,剂量巨大。接着让我和她一起练习。这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感觉我的声带打了结,舌头也打了结,但我不愿意让她失望,一个人偷偷苦练。终于有一天,我对她说:“我爱你!”虽然说得像个智障儿童,她还是笑得流出了眼泪。
我又回到B班,坐在一张桌子旁看人家下棋。两眼不时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日光灯下,一切还是从前那样,似乎没增加什么新设备,似乎我结业以后这里的时光就停止了流动。有那么一会儿,我真希望时光能够停止流动,莫名其妙的。
有人碰了碰我,是刚才告诉我常四段没来的那个小伙子。他把我手中的《魅力》杂志要过去,翻了翻,然后坐在一边看得直点头。看见我要离开了,他站起来,一脸依依不舍的表情。我立刻把杂志送给了他,对他说,我看过了,难得你喜欢。
这个小伙子很快结了婚。他在婚礼上半开玩笑的介绍经验说,他是用《魅力》杂志上的技巧,把女朋友追上手的。他的女朋友在C班。听说婚后过得还不错,小两口偶尔去棋院露一下面。
11
在垃圾站背后给玲姐打过那么一个电话以后,接连几天,似乎就摆脱不了那股难闻的气味。第一次跟玲姐编那么多鬼话,那么一个结果,难以名状的种种感受混合起来,在心里发酵。失望是有一些的,对玲姐,也对自己。羞愧也有一些,免不了问自己:如果我魅力十足,哪里还用得上《魅力》杂志里的那些小花招?
关于魅力,玲姐曾经说过:一个“新好男人”,加上一条含金量高的脊椎,魅力挡都挡不住,走在大街上,脊椎会闪闪发光,人们一眼就能把他挑出来。
“新好男人”,我还远远谈不上。脊椎里的含金量,更是远远不够。
记得谈起这些的时候我刚毕业,去通信系统公司应聘过两次,都灰头土脸的回来了,玲姐那么一说,我更抬不起头来。 我不是不知道,玲姐不肯跟我建立共同的生活,并不是因为我无力撑起一个家庭。内心里我还是觉得,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应该也没资格跟她纠缠。
上下班的路上,我坐在公交车里,望着满街跑的奔驰宝马,望着街边肃立的高尚住宅,常常希望自己的目光能穿透汽车的外壳和楼房的墙壁,看清那些富人来钱的门路。我觉得他们多数跟我一样,没什么过人之处,他们拥有的一切,我应该也能拥有。
通信系统公司的薪水还算不错,我每个月能存一点钱,可要靠薪水立业,就算手再紧一点,恐怕也是很远的事。也许,我应当像很多上班的男人一样,用业余时间搞点什么。觉得在围棋爱好上动动脑子应当像定式一样错不到哪里去,再往下想几步,自然就想到了去请教一下常四段。常四段帮棋院办培训班,虽然没拿到银子,办这种事的经验应该还是有的。
星期四下午,正想请个假去棋院,韩总的秘书打电话来了。她问我下午有没有空。我笑了,很想对她说没空。可我知道说没空也没用,她那么问一下只不过是礼貌而已,韩总既然让她找我下棋,就算我真没空,她也会打电话给部门经理,让经理取消我的工作安排。再说我也不想为难她。她姓林,是一个平和大方的中年女人,能替我着想的地方都会尽量替我着想,每次找我,都是先打办公室的座机,再打宿舍里的座机,都找不着了,才会打我的手机。我对林秘书说我马上就去。
坐在办公室里磨蹭了一会儿,一点一点调整心情。既然已经答应去了,我不想带着不快。路过洗手间的时候,我走进去,把剩余的不良情绪跟小便一起排泄掉。拿凉水拍了拍脸,朝镜子中的自己凝视了一会,直到睫毛上颤动的水珠落下了,才慢慢走出来。
我不愿意跟韩总下棋,不仅仅是因为他棋艺差,应该说他还谈不上什么棋艺。我也谈不上。也不仅仅是因为同事的议论,跟公司高层从不来往的人,也会有人议论。主要原因,应该是差不多每次他都有意无意地提到玲姐,有一次还笑着问我,能不能约玲姐来手谈一局。我也笑了,说试试吧。说完,心里一沉,能感到他的话一直压在那里。
我不知道这次他还会不会提到约玲姐来下棋的事,也不知道他提到了我该怎样回答。这事我跟玲姐讲过,玲姐说,告诉他,什么时候有空了一定去拜访他。
我没把这话告诉韩总,担心他会追着问“你表姐什么时候有空”,那时候回旋的余地更小了。韩总50岁左右,分管财务和人事,是公司的元老之一。不下棋的时候,粗豪爽直,批评下级如同争吵,你不跟他争吵他还会不高兴。下棋的时候,却柔婉细腻,半目地盘也会让他鼻尖出汗。通常情况下,我相信一个有棋瘾的人会把自己的性格主流搁在棋盘上,不这样,棋瘾也就没有根基。对这样一个上司兼“棋友”,也许悬而不决就是最好的回答方式,拖一拖,没准他自己就会忘掉或改变主意。
不过,对此我也没抱多大指望。那次他跟玲姐下围棋,是他平生第一次领略跟一个美妇人对局的旖旎风雅。先是在棋盘一角试试探探,小纠小缠,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两条大龙,不即不离,一黑一白盘旋飞舞到天元一带,才正式开始长时间的激烈撕搏——妙手如天女散花纷纷落下——猛然,两块大棋僵硬不动……再斗几个或急或缓的回合后,才渐渐进入收官阶段,棋子落盘,几乎悄无声息。
走进韩总办公室,没看见韩总,宽大的弧形办公桌后面,一张皮转椅还没有完全停止转动。棋具已经摆在了长茶几上。里面套间里忽然传来轰隆的响声,是抽水马桶的声音。我从花架旁拖过一张椅子搁到茶几边,从棋盒里掂起一枚棋子捻了一会,啪地敲在厚木棋盘上,拿起来,再敲下去,觉得我一个人玩这么高档的棋具可能更畅快。
林秘书端着一盘水果走进来,说自己跟自己下棋啊。这才发现自己在复盘,已经把韩总险胜玲姐半目的那局棋摆了一半,听见套间里又一声轰隆,赶紧抹掉清空棋盘。林秘书泡了杯茶笑着递给我,问我能不能教她下棋。我说韩总就是现成的老师呀。她说,韩总教过她,可总是训她。我笑了笑,夸了夸她的衣服,岔开了话题。
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带林秘书去棋院找常四段。在常四段那里,林秘书做了不到4个月的学生,接着,做了不到4年的情人,再接着,跟常四段一起陷入了一个我不愿详细描述的悲剧。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我没想到:这样一个常常在宴会上周旋、在商界翻滚的女子,和一个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把人生搁在棋盘上的男子,两个人走到一起后,竟无处可去。
韩总从里间出来的时候,林秘书又提出了要跟我学棋的事,被韩总一阵哈哈打断了。林秘书站在一旁说笑一番,才轻手轻脚退了出去。我跟韩总继续说笑,天气,股票,围棋赛,除公司之外的一切。说说笑笑的,两个人就从隶属关系中慢慢退出来了,进入了可以对峥交锋的心态。
这次还是像上个月底一样,我让他两子。差不多每下一手棋,他都要凝神不动十几分钟才缓缓敲在棋盘上。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琢磨他,想知道这样一个谨慎精细的人,究竟是什么逼得他在公司里那样毫无禁忌。我觉得他要干不长了,在食堂的餐桌边,有流言说他已经失势,总经理和另外两个副总正联手搞他。
一局棋直到晚上十点才收完官,我小胜。林秘书打电话让食堂送来了晚餐。韩总吃着饭,不时走到棋盘前去瞧几眼,一层微微发红的空气凝结在棋盘上面。他也真够顽强的,让我快速宰他的愿望没能实现,我只好学李昌镐的样子拿钝刀慢慢割他。下完了,他抹抹汗,说累得真舒服,像蒸了一次精神桑那。
这天晚上韩总没提约玲姐来下棋的事,让我放松不少。在送我回去的路上,林秘书却告诉我一个让我有点紧张的消息。公司决定抽调一批人去做销售员,名单中有我,地点可以挑,可以在北京本地,也可以去外地分公司,还可以拒绝不去做销售。正式谈话等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出差回来。
我乱七八糟地想了一通,想不出为什么让我去做销售员。
我请林秘书把车停在河边,说要下去走走。
林秘书点点头,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在这样的公司里,说我是一枚棋子都抬举了我。我笑了笑,问林秘书怎么看。
林秘书显得有些为难,她下车陪我在河边走了几步,朝河水中闪烁的光影望了一会,才说:“这事儿还真看不出什么,犯了错误的,让他去做销售员,要提拔的,也让他去做销售员。”
我没说话,幽暗中看不出河水在流还是没有流,有点臭味。
4年又4个月后,林秘书从她站着的地方下了水,一台沉重的电脑显示器吊在她脖子上。爱已离她而去,她不想独自活着受苦。她朝午夜的河心走过去,大约十几步后,她解开缠在脖子上的电源线扔下显示器走了回来。她实在忍受不了河水的臭气,趴在岸边的石阶上呕吐起来。
12
林秘书走后,我又沿着河走了一会,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回去躺在床上,抓了一晚上脑袋,还是没抓出个主意来。早晨上班,看见公司里有一批人像我一样恍惚。午餐后,看见另一批人聚在食堂背后的小树林里,沉重悲愤,有点要谋反的意思。不用说,上了销售员名单的也有他们。
如果不是拿准了要被提拔,在公司总部,几乎没有人愿意放下熟悉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做销售员。销售员基本工资低,主要靠提成,通信系统的单子一般比较大,小单扣掉交通费等费用几乎没有利,几个月做不成一笔是常事。当然也有人做上了瘾,后来不肯回头做设计这一块。
我又一次面临比较大的选择,连着几个晚上睡不好觉。20岁出头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经事,一件事情带到了床上,差不多就是在床上撒了一把棋子,硌得人找不着入睡的姿势。有几次想爬起来给玲姐打电话,都忍住了。我知道,给她打电话肯定会弄得她也睡不好觉,说到最后,却又未必听她的。
大学快毕业那一段时间,工作还是继续读研,曾经让我和玲姐都很头疼。玲姐的意见是,大学生就业很困难,我应该考研,最好拿到博士学位,她说她可以从精神到物质都一直支持我。我却希望早点工作,早点跟玲姐在一起过日子。我说上了十几年学也该上腻了吧。
玲姐和我没有继续辩论,完全是因为晚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一个刚上大学的男孩爱上了一个比他大12岁的女人,那个女人许诺男孩拿到博士学位后,就跟男孩在一起。男孩发奋读书,拿着博士学位证书去找女人时,女人还是不肯跟男孩在一起,男孩爬上了一座电视发射塔跳了下去。文章倒数第二段写道:“还没到塔顶,男孩停住了,拿出证书和博士帽撕碎,抛向空中……男孩比那些碎片先落地。”看到这条新闻后,玲姐好一会儿不说话,直到从震动中慢慢平静下来,才表示读不读研随便我。
她那么一说,我有一些欣慰,又隐隐有一些失望。有几秒钟,我倒宁愿她说:“你去拿个博士回来,我们就在一起,我决不会像那个女人一样说话不算话的。”如果她这样说,我后来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去不去做销售员的烦恼了。但那几秒钟过后,我又很高兴她从来都没说过那一类话。就算是好意,那一类话中也有让人自卑的含义,至少让人忍不住联想和感觉到推委。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爱情发生,每天都有爱情结束,缘生缘灭,缘来缘去,我当然没有道理固执地将博士的结局与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处境,决定还是工作。我需要自立,需要按我的想象继续我和玲姐的故事。虽然青春期的迷狂是相同的,愿望和忧虑也相差无几,但那时我一直非常乐观的相信,我和博士会有非常不同的故事。
星期天,玲姐要我陪她逛商场,我没精打采的跟在她后面。我心里还装着去不去做销售员的事。我本该很新鲜的,我们有两年多没有一起逛商场了。刚认识的那一阵子逛过几次,后来,她不肯跟我一起去。这会儿她怎么突然来兴致了?乘自动扶梯上楼,我看见男装从她的手指尖无穷无尽地流过去,才意识到她是要给我买衣服。
我有不少衣服是她给我买的,这次亲耳听见她流畅地报出我的肩宽、腰围和腿长,心里一阵阵温暖和感动。这几年我每次过生日,她都要让我焕然一新。过19岁生日时,我不肯要她买衣服,还小小地激动了一下。后来两次过生日我也就懒得激动了,反正拗不过她。这一天离我22岁生日还有一个多月,恍惚中我却有一种过生日的感觉。
工作后,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了条项链,没想到她会不高兴,弄得我也有一点不高兴了。我们闷了好几分钟。我陡然问她:我不能把第一次献出去,把第一个月的工资献出去也不行啊? 她当场楞在了那儿,过了好久才一声接一声地叹气。那一阵子我说话没轻重,有时候冒一句出来,搁在谁心里都是那么咚地一下。 现在有时候我还有这样的毛病。我记得当天下午她就跑了出去,给我买了台笔记本电脑回来。打这以后,只要我给她买了什么东西,她必定买更贵重的东西送给我,弄得我后来什么也不敢给她买。
在男装商场转了两圈,我忽然感觉她有点不对劲,她走得太慢了,仿佛每一件男装都伸出袖子在拉扯她,不放她走过。她脸上有些离愁别绪一样的表情。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影响了她,打起精神逗了她几句,她也打起精神笑一笑。没多久,还是那副不对劲的样子。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天,在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时间表上,差不多已进入第二阶段。照她的设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从此以后跟我一起买衣服的应该是许可佳了。
现在回过头想想这一天买衣服的情景,我真有点难过。我的样子太没肝没肺了。当时,见她走得那么慢,我有一点心急,她每拿起一件衣服在我身上比划,我都要说好好好,就这件吧。她有时候摇一摇头,有时候说试一试。
不知道试了多少件衣服,还是没有令她满意的。有时候她会站在我身边,一动不动地望着试衣镜里我和她并肩站着的样子,让我弄不清她是在看人,还是在看衣服。我碰一碰她,她才轻轻地啊一声,拉着我走开。下一次再试衣服,还是这样。这一天男装层差不多每一块试衣镜里,都留下过我们肩膀挨着肩膀的身影。
终于挑上一件衣服了,她给我穿上。我从镜子里看着她。她绕着我,转来转去,然后站住,又朝镜子里望了好一会儿,才点头说还行,还得再挑一件。她的精神好像一下子好起来了。
我一直有点怀疑商场混浊的空气里,含有什么带性别歧视的化学物质,不然为什么男的会越转越没劲,女的越转越来劲呢?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男的和绝大部分女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真的希望早点买完东西离开,她却还是那样慢悠悠地走着,脑袋转来转去,看了左边看右边,看了右边看左边,还不时停下来,摸摸一件上衣的领子、扣子、衬里,试试一条裤子的拉链。
总算是买完衣服了,她又往鞋帽间那边走,又是挑来挑去。挑好久,才蹲下来帮我穿上一双新买的皮鞋,还重新穿一次鞋带。弄得我感觉自己像个第一次去上学的孩子一样。
我嫌她系得太慢,说还是我来吧。
她皱了皱眉头,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急着要办。
我说:“没有呀。”
她说:“我觉得你好像有事,心神不定的样子。”
我说:“真的没事。”
她看了看我。我干咳了一下,抬头、挺胸、微笑。她说:“好吧,现在我相信了。没事就再转转吧,才刚刚进来呢。”
这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她发现我心里有事,肯定会问到底。这次,她肯定发现了我心里有事。还有,以前她看出我不情愿转了,即使她正上劲,也会说她累了,主动提出离开。 但这些不对劲,当时都被我忽视了。我真是太粗心了,一点也没往心里去。现在想起来,一个年长女子跟一个年轻男孩在一起,年长女子付出和忍受的时候的确容易多一些。除了年轻外,也许我能为自己辩解的,就只能说是那个做不做销售员的事当时把我搅晕了头。
那件事的确让我心神不定。我们再次回到男装层转悠的时候,我还在分析,在推理。我犯错误了?连着几个晚上,我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扫描着,也没检查出一个能摆到公司会议桌上去的错误。要提拔我?这个自知我应该还是有的:资历太浅,又无重大贡献。那么,是谁又是什么原因要折腾我?可能是韩总,也可能是韩总的对头。就算是韩总,什么意图还是不明白。这事儿要是搁在棋盘上就好了,一切都明摆出来,看看全局,就能大致明白对方每走一步的目的,至少自以为明白。可是,在公司里,我位置太低,视野太有限。
再一次从镜子里看见我和玲姐并肩站在一起时,我忽然想到,没准这事跟玲姐有关系。韩总曾几次要我约玲姐下棋,我都没有明确回话。
也许,我应该跟玲姐谈谈这件事?这个念头,一升起来,就像一把火升起来了,烤得我的脸发烫。压下去,它又升起来。
终于从商场里走了出来。快分手的时候,玲姐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上次在电话里说的事,嗯,也不知道你后来约许可佳没有?”
我心里跳了一下,知道她说的是我在垃圾站背后给她打电话的事。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当时在编鬼话?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拱了拱,要冒出头来。
我说:“没有。”
“还是给她打个电话吧,老让女孩子主动,多不好。”
“她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没有,她什么也没有说。”
“你是不是跟她说什么了?”
“没有没有,我会说什么?要说什么你自己给她打电话好了,别指望我会传话。”
她一直在笑着。
我松了口气,看来她还没跟许可佳谈起过这事。公交车来了。我的心跳又一点一点加快。销售员。韩总。下棋。羞耻。这几个词像青蛙一样在舌头上蹦来蹦去。
玲姐朝公交车走过去的时候,我拉了她一下。
我说:“有空的时候……我会给许可佳打电话的。”
阳光下,她好像很开心,笑了一下。攀上车门,还回过头笑了一下。
说不清为什么,看见她挤公交车的样子,我心里忽然有点疼。
13
接下来两天,玲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总要顺便问一下我是否给许可佳打过电话。我说还没有,她语气里就会透出一点点不高兴。我也有一点点不高兴,那几天公司里的事已经让我够烦的。
星期二晚上,我到玲姐家去了一趟。想来想去,打算还是把做销售员的事跟她说一说。这事她迟早会知道的。与其日后知道,不如现在就让她知道。至于这事跟韩总是否有关系,暂时不打算跟她说。
走进玲姐家,听见洗手间的水哗哗地响着,热水的气息飘进了客厅里。我去洗手间门口站了站,看见玲姐正在涮浴缸。她身上的浴袍都湿透了,紧紧贴在皮肤上,简直比什么都不穿还要曲线毕露。玲姐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游泳两次,身上该鼓的地方毫不含糊地鼓出来,该凹的地方利利落落地凹进去。她涮了几下浴缸,直起腰楞楞地站在那里,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忽然看见了我,吓得一哆嗦,手中的刷子也掉地上了。
她低着头笑了笑,说:“你来得可真是时候。”
我走到她身边,捡起刷子,说我来我来。
她从我手里拿过刷子,说快要弄好了,“你洗个澡吧,我帮你搓一下背。”
我脑子里立刻充满了浴波的泡沫。玲姐从来没有帮我搓过背,今天是怎么了?以前她只是帮我洗头,帮我洗脚,不知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让她动了这样的兴致。我的心乱跳起来。见我依然傻站着,她走过来,动手帮我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费了点事,挂得我有点痛。我穿着短裤泡进浴缸里,那样子真是可笑。我藏在浴波的泡沫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偷偷把短裤脱掉了。玲姐用的浴波都是彩色的,淡香型的,我泡在里面,身体的反应迅速激昂。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发动第N次肉搏,以免又一件蕾丝浴袍被毁灭。
浴室里水汽腾腾,微微有点呛人。我软软地趴在浴缸沿子上,嗓子干得很厉害。玲姐用毛巾裹着手,一下一下搓着我的背。整个背都灼热起来。有那么几秒钟,她的胸脯挨着了我的背,我真像给通了电一样。
玲姐停了一下,问我给许可佳打过电话没有。
我含含糊糊地说最近比较忙,还没有。真不希望这时候说这件事。
玲姐问我最近都忙些什么。
这时候我也不想说去做销售员的事,就没吭声。
玲姐的声音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呀,太端架子了吧,不能老是让人家主动吧,人家还是个处女喔。”
“处女幼儿园多的是。”
“不许瞎扯。”
“我没瞎扯。”
“你就是在瞎扯。”
“我什么时候瞎扯了?”
浴室里静了几秒钟。接着玲姐噼哩叭啦地说开了:“你上次给我打电话怎么说来着?许可佳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对许可佳又怎么样怎么样,这会儿怎么又都不怎么样了?就算是不怎么样,你也用不着在这里怎么样吧!”
一连串的怎么样和不怎么样弄得我有些发懵。记得有人总结过男女吵嘴的特点,说男人是点射,女人是扫射。我算是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了。
我闷了一分钟,说:“你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玲姐拧着手中的毛巾,说:“我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还有什么意思?”
我火大起来,想跟她大吵一场。在垃圾站背后给玲姐打过那么一个电话,编过许可佳一些鬼话,本来就让我有点羞愧,有点失望。这会儿更是又羞愧又失望,也许还有些恼羞成怒。我极力压着自己。我想起鱼剌卡在我喉咙里的那一天,我们已经为许可佳吵过一架了,不想为同一件事没完没了地吵。
我趴在五颜六色的泡沫里,拿手指塞着耳朵。玲姐拨开我的手,要我听她说清楚。我想都不想就拉了她一把,她跌进了浴缸里。不用说,我俩又撕扭在一起了。我把她按在浴缸边,我把她按在马赛克地板上,我甚至把她按在马桶上。她照例用牙齿、指甲、膝盖以及她能用的一切部位顽强抵抗。又一件蕾丝浴袍被我撕碎了。她浑身巾巾吊吊的。我浑身牙印和抓痕。
最后,我不得不像以前一样休战。我不愿真的伤着她。但身体已经膨胀,五脏六腑已经被血液的激流淹没,灼热的激流在涌动,在寻找出口。我心里一酸,叫了一声玲姐,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玲姐喘着气,看了我一会,走过来搂住了我的头。她说:“好了好了,刚才都是我不好。我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她快哭出声来了。
我浑身乱抖,也想哭一哭,想嚎啕大哭。
玲姐拿过一条新毛巾,轻轻拭着我的伤痕。我忽然甩开了她的手,爬起来胡乱套衣服。穿裤子的时候,把裤门都穿到了后面,只好又脱下。泪水夺眶而出之前,我终于穿好了衣服,打开门走出去,带着还没擦干净的肥皂泡、血迹和污泥。
这次玲姐没有拦我。
我在楼前一棵树下站了很久,望着玲姐家的窗户,一直到玲姐熄灯。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话,在对一幢黑糊糊的普通居民楼说着再见,再见。
很多年后,每次回想起这一幕,我就想赶紧跳过去。
那时候我怎么了?火气那么大,那么容易冲动。也许跟大自然在我身体里放进了那么多荷尔蒙有直接关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深受欲望之苦。不止一次,我不靠人类另一半帮助,独自解决问题,但问题总是不能彻底解决。每次走在大街上,看见一群又一群鲜美的女人,轻盈柔媚地来去,我心里总是动荡不已。我觉得她们的身上携带着男人的快乐,但要进入那个快乐之门,必须有一个密码。一个朋友曾对我说,最通用的密码就是人民币,XXX元一次。XXX元不是什么大问题。朋友把我带到一个妓女面前,我却失去了自己的本能。认识玲姐之后,我又不知道怎样如愿以偿。有一阵子我只好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把过剩的精力消耗在佛家典籍上。佛家主张灭绝一切欲念,我指望佛家渡我脱离苦海,最后却得出跟初衷差不多相反的结论:欲望让这个世界存在,演化,丰富多彩!欲望是人生的苦也是人生的乐趣!我甚至希望佛陀的爸爸在佛陀出世前一年就离家出走、灭绝情欲。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想法已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变。我坐在春天的小楼里,双手搁在键盘上,试图触摸到自己的内心。我已经知道发生过的事情永远是那样神秘,没有发生过的也一样。浴室里的吵嘴,表面看起来原因并不复杂,但分析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到底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我至今也无法细说。过去了的事情已经与无穷无尽的过去融为了一体,这种湮没让我惶惑。我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心理感受和想法都知道一些什么?我能记住什么?一个人理解自己能到什么程度?我是否能理解左右我的那些力量?我不知道。我只能看见一些往事中的场景。我能看见这一天晚上我站在一棵树下哭泣,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久久地站在那里哭泣。我能看见我的表情一点一点坚毅起来,但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能看见我和玲姐坐在河边下围棋,我能看见我和玲姐在不同的地方翻滚,我能看见她给我剪指甲、掏耳朵、织围巾……当然还有第一次吵嘴的那天晚上,我冲到一楼,目睹沙尘暴轰隆隆地掠过北京……一个个场景蜂拥而至,但我不知道这些场景是否受到了遗忘的侵蚀和想象的歪曲。我的回忆,似乎有太多的敌人,遗忘是其中之一,有意的选择是其中之一,主观想象是其中之一。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过去只剩下一个空洞的故事梗概,一副扔在沙漠上的骨架子。出于一时激情,我给了它血,给了它肉:我想让自己的过去复活,我甚至想让玲姐在文字中永生,我想让我们的故事不被尘埃湮没——但,往事已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拆得七零八落,被想象侵染得色彩混乱,一些平平常常的时刻不经意间溜走了,一些细节永远不知所踪,剩下一副骨架子还残缺不全。那血有点不真实,那肉有点不真实。我没有说出来的太多,我无法说出来的太多,我的记忆能力太有限,许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曾生活过的是什么!
什么是回忆的实体?什么是远离经历的想像?想象和实体在怎样合谋?我有没有可能把想象与实体剥离?我只知道我在宁静中回忆出来的感情,并不是想象出来的感情——也许正是每一次撒出去的回忆的种子,在想象的照耀下,才散发出那样的芬芳?也许,我能做的只是让往事从尘土中一点一点地升起来,让回忆在那样的光芒中生长、分杈,甚至伸展到虚无的边际。
浴室闹别扭后的那几天里,我也曾像现在一样反省和总结自己。现在,我也许比那时候多了一些理性洞悉人生的能力。那时候,只是直觉告诉我:生命中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停下来了,它就停在我身后,没有跟我一起往前走。那应该是一个机会,也许我可以仔细审视一下我与玲姐的交往史,审视一下那段渐渐无望的感情,并改变它们。人生这样的时刻不多,但生活很快又推着我往前走了。当时回头的一瞥,注定只能是一瞬。
我上班,下班,有空上网打一打李昌镐的棋谱。一连几天,玲姐都没有给我来电话,我也没有给她去电话,我不知道这是在较什么劲。绝交这么久,在我们的交往中还找不到先例。以往每次闹别扭,大多数时候是玲姐主动和解的。这一次,我越来越明显地感到,风向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不像往常那样找我,给我打电话,逗我笑。不管怎么样,我决定挺住,至少坚持两周再说。 星期五,我去银行交手机费,在钱包里看见了玲姐的照片,玲姐像蒙娜丽莎一样朝我微笑着。这张照片是我拍的,是我要她装出蒙娜丽莎那副神秘感人的样子的,这个钱包是她送我的,想起这些我胸中一阵绞痛。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没有去玲姐家里。到了下个星期一,实在坚持不下去,决定主动哄哄她。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看到过的一条手机短信,是一个男孩发给女朋友的:“心情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点想你,预计下午转为持续想你,受延长低情绪影响,傍晚将转为大到暴想,体温由此降低五度,预计此类状况将持续到见你为止。”
我觉得,手机短信天生就是为了甜言蜜语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打电话甜言蜜语(至少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却有问题。玲姐给我上过甜言蜜语训练课后,我还从来没跟她甜言蜜语过。当时如果能发手机短信,我想我一定会把上面那一条短信发给玲姐。不过,我还是准备了一些甜言蜜语,准备硬着头皮在电话里说出来,也许还要硬着舌头。
电话接通了。我说你还在生气呀。
玲姐说没有。
“真的没有呀?”
“跟你有什么气好生的。”她停了一下,“咦,你好像有点失望一样,是不是要我努力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
我笑了,好像已经用不着甜言蜜语了。
14
我们好像和好了的那几天,玲姐给我打电话,不是不冷不热的,就是忽冷忽热的。她主动给我打电话次数也比以前少很多。
现在回头看过去,玲姐很可能是有意的。她有意冷谈我,给我们的关系降降温。应该说,火候把握多数时间是恰到好处的。
当时,我对玲姐的计划一无所知。那种不咸不淡的交往,在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我也没怎么打电话过去,不是要赌气,而是那一段时间,公司里的气氛让我的神经绷得太紧。我怕自己一不小心,又惹恼了她。
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回来了,正挨个儿找人谈话。还没轮到我。听说原先确定了去做销售员的人,有几个活动了一下,就从名单上下来了,我琢磨着自己要不要活动活动。在公司食堂里碰到过一次林秘书,透了点意思给她,她只是低着头笑,不肯正面回话。见她这副姿态,就打消了请她帮忙的念头,我不想弄得她和我都很尴尬。有时候我真想直接去找韩总,又觉得我去,不如让玲姐去。但直接跟玲姐谈这事,我又没纯真到这种程度,或者不纯真到这种程度。
星期四,玲姐在电话里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星期五这天,我穿着一件咖啡色衬衣去摸奖,结果中奖了,大奖小奖不清楚。她要我星期五一定穿那件咖啡色衬衣去上班。星期五我还没出门,她就打电话来了,问我是不是已经穿了咖啡色衬衣。接着,问我是不是穿了黑色西裤和方头皮鞋。她说刚刚想起来梦里我中奖时穿的就是这一套。我也想起来了,这一套,正是上个星期天她为我买的那一套。
一般说来,我不愿意一身新崭崭的出门,觉得那样不自在。但这天,我就那么不自在地出门了。我不想说她迷信,不想在这样的问题上让她不高兴。
大三那年,不知道玲姐从哪个道士手里弄来了4枚画了符的围棋子,拿红丝巾包得严严实实的。她留下了一枚黑的一枚白的,给了我一枚黑的一枚白的,还告诉我一套复杂的放置程序和种种妙用。我笑她迷信。她说她就是迷信,要我帮个忙让她安心。听了这话,我心里很感动。这两枚棋子一直在我钱包里搁着,哪个时辰放在哪个口袋里实在太难记了,幸好她也没有认真查问。
那个时候,我不大信命,不信一个人会被命运随机耍弄。如果一定要信点什么的话,我更信个人奋斗。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那时候,我年轻得不相信自己只是一个人。
刚走进公司大楼,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吓了我一跳。接着听见一阵嘿嘿的笑声,不用回头,已经听出来是同事阿伍。
阿伍说:“思考什么大事哪,喊了几声都不理人。”
我笑了,说:“还真有个大事要问问你。”
阿伍是我同班同学,还同宿舍。他比我晚一个月进公司,公司里的人头却比我熟。正想跟他说说做销售员的事,听见一个女孩在电梯门那边喊阿伍的名字。那个女孩一只手摁着电梯按纽,跺着一只脚,喊快点快点。
阿伍问我:“那个小妞怎么样?”没等我回答,他笑了笑,又说:“要不要我介绍一下,很容易上手的。”
我也笑了笑。那个女孩我见过几面,是资料室的,不知道真名是什么,有时候听见同事在背后议论她,叫她“粘糊小妹”,说她很容易糊里糊涂的就粘上一个男人。进了电梯,阿伍跟粘糊小妹调笑了一番,然后给我和粘糊小妹作了介绍。
粘糊小妹研究了我几秒钟,好像拿不准是不是认识我。过了一会儿才对阿伍说:“他不就坐你旁边的格子里嘛!你好像说过他有点纯情吧?”
阿伍坏笑了一会,说:“纯情不纯情,试试就知道了——要不你亲自来一口试试?”
粘糊小妹扭怩了一阵,“那不太好吧?我也很纯情的哦。”又扭怩了一阵,猛地张开鲜红欲滴的嘴唇凑过来了。
我赶紧转过脸,冲着电梯的玻璃墙壁。那一瞬间,我真希望镜子里的我,才是真的我,留在电梯里的我,只是幻影。
阿伍哈哈大笑:“没错吧!没错吧!”
我和粘糊小妹也笑了。他们又开始打趣我的新衣服。粘糊小妹摸着我的衣服问我,穿这么漂亮是不是要去相亲。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只有躲着她。我不是故作纯真,那时候我的确就是那个样子,碰到开放一点的女孩碰一碰我,我就很紧张。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称得上纯真的东西大概所剩无几了。
多年不见的同学见到我,一般都会欣喜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你成熟了!”班上我最小,同学一般都称我老弟。也许是他们觉得我构不成威胁的缘故(女同学当时都声称:决不找比她们年龄小的),在男生中我人缘不错。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甚至为我还不是一个男人而认真地忧虑。在他们眼中,没跟女人发生过关系的,都不算男人,长胡子遗精都只算是男人可有可无的附加标准。睡我上铺的阿伍最上心,曾为我的初夜募捐,到毕业时集资额已突破1000元,最后只好用这笔钱为最后一次聚餐埋了单。
下午阿伍的脑袋从隔板那边冒出过几次,问我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要请教他。还说他端了半天师兄的架子,一直没见人来请教,急死他了。我给他写了个纸条,告诉他这事在办公室不好说,以后再说好不好。
他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见我桌上的电话响了,才闭起嘴巴怏怏地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电话是玲姐打来的,她说今天晚上丁当请客,要我们一起去香山度假村打牌。 我连着说了几遍我不去,还说要去你自己去。
玲姐笑了,说也好,随便你,明天你要是愿意来家里,就来吧,我中午应该能回来了。要是没回来,你就自己弄吃的,反正我已经做好了放在冰箱里,你热一下就行了。
我嗯了一声,觉得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奇怪,忽冷忽热的。放下电话,刚想琢磨一下,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个陌生的女人,自称是热带丛林餐厅的经理助理。她一开口就热烈祝贺我,说我的手机号码被抽中幸运奖了,餐厅将免费为我提供一顿豪华的周末浪漫晚餐。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吓了一跳,想起玲姐说过的梦,这也未免太灵验了。接下来,觉得她在骗我。谁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晚餐似乎也不应该例外。以前也接到过这一类电话,没想到这类人现在越来越坦然地浪费我的手机费了。本该训她几句,后来觉得她声音还不错,就笑了起来,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女助理也笑,要我确定晚上去不去,以便预留座位。
在我的印象中,热带丛林还算个有名气的地方,阿伍曾说起过:“哇,很in的部落!那里的waiter都打扮得像人猿泰山!玩一夜情的小妞和老妞都喜欢去。”
阿伍的话我向来不大信得过,不过英汉夹杂的措辞能勾起我的好奇心。拿铅笔敲了敲脑门,似乎能看见头上升起了两个带字的圆圈,像漫画里表现人物对话或内心活动的那些圈圈一样。一个圈圈怂恿我去热带丛林里放松一下,这些日子神经绷得太紧了,况且今晚玲姐不在家,你也没什么地方好去。另一个圈圈里写着不去,还有种种理由。我从钱包里掏出两枚围棋子,双手捧着摇了一阵,然后闭着眼睛抓出一枚,猜黑白。
刚认识玲姐那会儿我们经常猜黑白,决定去河边下棋,还是就呆在棋院里下棋。她永远挑黑色,剩下的白色只好算我的。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做了手脚,反正去河边的次数,比呆在棋院里的次数多得多。有时候分明是白色,她偏不算,说重新来过。那会儿她还不怎么在乎把小女孩的一面露出来给我看,在她家里下棋,让两子输了,手在棋盘上一抹,憋口气鼓着腮帮子恨恨地盯着我。认识后的第二个月,每次做清洁,我们都能从沙发下面或别的角角落落里扫出棋子来。后来,我成了她的非正式老师,目标是把她从D班那一堆孩子中拯救出来。可我发现,她对棋理什么的越来越不感兴趣,她喜欢的,就是她自己下棋的那种样子,就是正襟危坐,伸出两根纤纤玉指夹着一枚晶莹圆滑的棋子,轻轻敲在硬木棋盘上的那种感觉。在她家里下棋,她总要坐在能从镜子里看见她自己的地方。在河边的柳树荫里下棋,有观棋的走过来,她便很淑女地凝神沉思,半个小时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长考。
我打开手心,是白色棋子。 我对热带丛林的女助理说,我去。
那个助理说了一通感谢光临之类的套话,接着,告诉我将有一名女士(也是幸运顾客)跟我同桌,还把女士的手机号码说了一遍。那个号码有点熟,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女助理后来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把最后一个字送进话筒后,似乎耐心也耗尽了,咔嚓一声挂上了电话。
打开电子通信簿,正想查一查,阿伍的脑袋又从隔板那边冒出来了:“这么说晚上有约会了?”
我唔了一声,没有跟他细说,怕进一步勾起他的好奇心,要跟我一起去。他喝多了酒的时候太闹了,大说大讲,哭笑不定。
阿伍抓了抓脑袋,说他本来想找几个人晚上一起去三里屯泡吧,找了半天都有安排,“看来俺是越来越孤单了。”我心里动了一下,他毕竟是我的同学,我说:“跟我一起去热带丛林吧?”他眼睛亮了亮,摸了摸耳朵,摆摆手说算了,“你有约会,我去干什么?不是弄得你很悲壮,就是弄得我很悲壮。”他翻一翻眼白,缩回到他的小格子里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给前女友打电话,大意是:如果前女友肯跟他一起去蹦迪,他将送一条裆部开洞的连裤袜给她,“刚上市的风情新款哦!”
阿伍的前女友,我见过两次,直发,白净,看上去是个很文静、很纯情的女生。阿伍却说她其实那方面很不纯情,很不文静,听得我好几个晚上连做花梦。
阿伍在仙踪林过生日那天喝多了,对我和几个同事说起了他和前女友做爱的事。他说他俩曾在迪吧的舞池边来过一次,就坐在酒桌边的高脚圆凳子上,我真的有点吃惊。我眼前出现了迪吧激光闪烁、人头攒动的情景,想象不出他俩是怎么办到的。没敢多问,怕露出浅薄。他也没说具体细节,谈笑间不停地转换着做爱地点。我还是头一回知道地点在这种事里的重要性,什么出租车后座飞机洗手间湖上小船等等。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吹牛,不过也不一定,也许他俩后来就是因为技穷才散伙的。
还没到下班时间,阿伍就喜孜孜地走掉了。我觉得他可能是通过什么过硬的关系才进公司的,不然,照他的表现和潜力,怕是早就干销售员去了。我不敢像他那么嚣张,打算老老实实呆到下班时间才离开公司。闷坐了一会,想起我已经是半个销售员了,拎起包就走了出去。
在地铁里买票的时候,一枚黑色棋子从钱包里掉下来,摔了一道很细的裂纹。去热带丛林餐厅的路上,我一直握着这枚棋子。
照道士的说法,这四枚棋子的妙用之一是通灵,能测出感情深浅。一个人把棋子放在手心里,在心中告诉对方棋子的颜色,然后让对方猜黑白。男女连续猜对3次,达到3年情人标准。连续猜对6次,有60年夫妻缘分。我和玲姐的最高纪录是连续猜对9次,那天她一反常态,狂喜不已,我也很兴奋,在沙发上使劲乱颠,飘飘然这个词远不足以形容我的情绪状态,有一会儿我觉得长沙发跟我们一起飘飘然了,长沙发缓缓升起来,长沙发从窗口飘出去,长沙发载着我们浮在城市上空,祥云铺到天际,像床单上的图案……我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我又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我解开了她身上所有的扣子,她只是笑,笑,笑,完全失去了阻止的力气,她的身体在那个下午一点一点敞开了——突然坍倒的沙发把我们从心身俱醉中吓醒过来,假如不是这样,那天我们应该会结合在一起。
现在回过头看看,突然坍倒的沙发,在那种时候……假如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这种事就有点可笑了。每次从喜剧片里看到类似情景,我都会笑出声来。打这以后,玲姐再也不肯跟我玩这种游戏。想起这个,我心里有什么地方裂开了,涌出来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到了热带丛林门口,一个头上插着野鸡毛,脸画得好像《我是谁》中的成龙的侍者模样的人迎上来,领着我穿过两旁画着巨大的动植物、到处吊着藤蔓的门廊。刚在一棵大树下的木墩上坐下来,一个头戴豹子面具、穿着豹纹短裙的女孩就蹦蹦跳跳地走过来了。
她对我说:“我到处掐了一下,这些树都是真的耶!”
15
我刚走进餐厅时,就给迎面扑来的绿色掀了一下。上千平方米的餐厅里,到处都是树和藤蔓。心想老板真够下本钱的,差不多把某一处热带丛林搬到北京来了。回过神后,才想起应该怀疑一下这些树的真实性。本来也想掐一掐的,但没动手。门廊那儿有一块“请勿攀折植物”的牌子。听女孩说都是真的,我朝女孩笑了。
女孩声音嗲嗲的,举动像头轻捷的雌豹。
她看了我一眼,问:“我可不可以坐这儿?”
我望了望一名刚走过来的侍者。
女孩马上又说:“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你朋友来了我再走就是啦。”
我脑子里闪过了一道亮光,叫了一声:“许可佳。”
女孩立刻乱叫乱笑起来,像个正在藏猫猫的孩子给逮着了。她取下豹头面具,质问我:“知道是我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这下把我问住了。那道亮光闪过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是许可佳。说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当然是模仿一些小说书里的说法。看见了许可佳,我多少有些惊奇,也有一些兴奋。显然,关于幸运顾客之类的电话,很可能是许可佳导演的了。我笑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幸好许可佳并不是那种问你话,就一定要你回答的女孩,我正想着怎么对付过去,她就已经说开别的了。
许可佳先夸了一通我身上的咖啡色衬衣,接着夸了一通我的西裤和皮鞋,最后摇头晃脑地笑着,说:“这里就只有你很特别哦。”
不用转头四处看,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么。餐厅里,大部分客人都装扮成了丛林动物,散坐在水墙边、树下和林中空地上。但我觉得那种装扮有些傻气。我问许可佳,我能不能不穿戴那些东西。许可佳说不行不行,招手把侍者叫过来,问有没有打扮成公豹子的衣服。
这个侍者腆着大肚子,做出一副酋长的样子,说当然有啦。然后带着不容置疑的高贵气度,点头,微笑,走开了。
许可佳问我:“晚上没别的安排吧?”
我说:“没有。这里挺不错的。”
许可佳笑了,说她也觉得挺不错的。还告诉我,上个月客户请她,来这吃过一次,当时她就想到处掐一下,看这些树是不是都是真的,没捞着机会。这次,她差不多每棵树都掐了掐。有个侍者想阻止她,她跟人家小吵了一架。她说告示牌上只写着不许攀折,没写着不许掐呀,结果侍者拿她没办法。也正是因为那个侍者激了她一下,她才非闹着要把每棵树掐个遍不可。有几盆据说是直接从美洲运来的吊萝,由于大堂经理出面,她才放过了。末了许可佳问我:“怎么样,本姑娘厉害吧?反正我觉得这一架是我赢了!”
我心里跳了一下,想起金庸笔下那种热衷于斗嘴的人,平时没事都要撩拨别人,何况还占着一点点歪理。一想到许可佳嘴皮飞快翻动、精神越来越旺的样子,我就想笑。再想一想,心里又跳了一下,笑不出来了。觉得这个姑娘我惹不起。以后,她要是知道了我跟玲姐是怎样说她的,我还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一劫呐。
酋长侍者走过来了,拿着豹纹裙子和豹纹帽子,问我怎么样。
裙子我坚决不肯穿,帽子是许可佳直接扣在我头上的。她一只手还在帽子上压了一会,我只好戴上了,算是配合一下气氛。她给我扣帽子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膝盖,她没穿这个季节女孩子常穿的那种长丝袜。
许可佳的五官长得还算凑合,没想到这双膝盖却不能小瞧。很多长期坐办公室的姑娘一站起来,膝盖那儿就堆起了难看的皱褶,但许可佳站直的时候,膝盖依然圆润光滑。
玲姐曾告诉过我,一个女人的脸皮很容易涂得红红白白的,你只有拉她去太阳底下照一照,才看得出有一层化妆品浮在上面。膝盖不同,只要敢将膝盖露出来,皮肤的品质就暴露无遗。
玲姐的膝盖保养得很好,经常用含果酸的乳液轻轻按摩。正式认识她的那一天,我正盘腿坐在棋院里打棋谱,一双漂亮的膝盖出现了,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眼前,停在照进来的阳光中。几年以后,我曾想过哪一天离开公司了,如果不搞围棋培训班,就专门开一家膝盖美容院,只要广告跟上去,生意一定不错,世界一定更美好。
这天晚上,我可能朝豹纹短裙下面的膝盖多看了几眼,引起了许可佳的注意。起先,许可佳把一只膝盖收到另一只膝盖后面,接着,两只膝盖轮流往后收,再接着,两只膝盖都坦露出来了。
菜端上来的时候,许可佳说:“我自作主张点了餐,你可别嫌不好吃哦。”说完马上用手背挡住了嘴。我望着她笑,她很快又镇定自若了。摆在大树桩上的菜,多数其实很平常,不过是牛排、汉堡之类,被叫不出名字来的叶子围着,裹着。没有刀叉,只有两根细树枝,我用叶子包好一块牛排拿起来,才吃了几口,就发现许可佳的那一份只剩下一堆没肉的骨头了。我说:“我给你一些吧。”许可佳直摇头,说了一声谢谢,“吃到最后一块我才尝出来好难吃,这么难吃的东西敢这么贵,一块牛排值一头牛钱了,恨不能再掐一遍这些树上的叶子。”说着又用手背挡住了嘴,停了一会才告诉我:“其实不该用叶子当盘子,在热带雨林,叶子可是土著人的手纸。”
我还没吃完,盯着这些用叶子包着的东西。
后来许可佳谈到了星座,问我知不知道金牛座的最佳伴侣是什么座。我是金牛座,从来没研究过最佳伴侣是什么座。许可佳让我一定查一查。接着,要我一起玩一种心理测试游戏:给我一个假定的情境,然后问我会有什么反应。我老老实实回答了,事后才知道她是在测试我对爱情的态度。我不知道分数,她没有说,她只是笑。
音乐声突然变小了。一个巫师打扮的人走出来,宣布丛林聚会将进入高潮,餐厅将选出一对客人成为今夜“美洲婚礼”的主角,选上的将免掉餐费。不少人跃跃欲试,有些本来不认识的男女也速配成对,但最后还是我和许可佳给选中了。鼓声突然响起,来了一群打扮成土著人的侍者,围着兽皮或树叶子,不由分说把我们两个人抬了起来,又唱又跳,还给我们灌一种味道有点苦又有点甜的果酒。那果酒劲不小,入口很顺,上头很快。顾客起着哄,让我亲许可佳,给许可佳带上花环,最后让许可佳骑在我脖子上进洞房。我没料到许可佳会这么沉,头晕晕乎乎的,急着问巫师洞房在哪儿,巫师大笑着指着通向大街的门。我驮着许可佳摇摇晃晃地走出去,耳朵里灌满了鼓声、欢呼和爆笑。
给街上的风吹了吹,脑袋清醒一点点了,发现许可佳的手还在我手上。
我不记得她的手是怎么到我手上来的。把她从肩膀上放下来后,我们的手很可能就没有分开过。她的手很小,很热,很柔软。头一回牵着一个成年处女的手在春夜的街上走着,我觉得又舒服又难受,不知道是该握紧,还是该松开。后来松开过一次,她又悄悄塞回我手中。
有那么几分钟,我想起在餐厅里刚见到许可佳的时候,我还因为曾经编过她不少鬼话而惭愧,这会儿不知道我是惭愧还是不惭愧了。
在街灯里转脸看看许可佳。许可佳双眼迷离,脸上正浮着梦幻般的笑容。这个女孩真让人捉摸不透,清醒时,能噼噼啪啪说个不停;喝了一些酒,经过一场喧闹后,竟这样沉静。
很多年后,想起这个夜晚,我依然说不清自己当时是怎么回事,仿佛那些神秘的土著果酒依然在起作用。我问自己:假如,那个自称是助理的女子给我打电话时,我就知道将要同桌的幸运顾客是许可佳,我还会不会去餐厅?我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假如,当时我知道我和许可佳之间,会发生后来的一连串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会去。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历史没有假如。”对于个人经历来说,也是如此吧。
夜色中的北京看起来很破碎,华灯闪耀,黑暗东一块西一块的。我们从一盏路灯下面经过时,一样东西“啪”地掉在了我头上。我抬手摸了摸,粘乎乎的。仰头看了看,月明星稀,一只乌鸦站在电线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这是几乎停顿的一分钟,我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敬畏,仿佛夜晚出现了一条裂缝。我站住了,意识到有什么事应该停下来,就停在这儿,不能再往前走。
许可佳迷迷糊糊地问我:“怎么啦?”声音像刚睡醒、嗓子还没有敞开的幼儿一样。我心里不可抗拒地融化了一块,我握了握她的手,说:“没什么,没什么,走吧。”就这样我们又一起往前走了。她温驯地随着我,好像随便我把她牵到哪儿去。
我穿过自行车道走到马路边,招手叫了一辆的士,让许可佳坐进去。关上车门,发现车顶上有一摊鸟屎一样的东西,又打开车门把许可佳拉了出来。另打一辆车,看见她还是那副迷迷糊糊的样子,我不大放心,就跟着上了车。
把许可佳送回家后,我坐原车回到了住处。在水池子里洗了洗头,头在水龙头上碰了一下。后来干脆去洗澡,差点滑倒了。在镜子前怔怔地站了一会,眼前又浮出许可佳婴儿般软绵绵的笑容。她下车后,我对她说:“我走啦。”她就那么笑了一下,只说了一个字:好!
上床前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喂了一声,对方就挂掉了。我朝电话呆呆地望了一会儿,胸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歉疚。
我靠在床头拨通了玲姐的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打牌的声音。我说是我。玲姐啊了一声。打牌的声音迅速变小了。
玲姐问:“还没睡啊?”
“嗯。”
“是不是有急事,小天?”
“没有。”
“没有就睡吧。明天我给你打电话。那边正催我出牌呢。”
“好吧。”
挂上电话,我意识到玲姐在电话里没有笑,这是很少有的事。我走到窗前站了一会。看不到香山那边的山影。城西上空有一块很大的浮云,金黄,明亮,低低地悬着,低低地翻滚,像许多人的梦纠缠在一起。
16
一夜酣睡。睡前,本来想深刻反省一下的,酒劲,长时间散步,兴奋带来的疲倦,却让我很快睡着了。
醒来后,已经弄不明白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算怎么一回事。躺在床上一点一点回味,觉得我和许可佳之间,好像也没什么事。至少,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我那些感受和联想,也许只能说明我自己小题大作,或自作多情。手拉着手,对开放一点的女孩来说,也许跟社交场合的握手一样没多少感情含量。这么想一想,心里轻松多了。
起床去阳台上看了看,才知道下半夜下了一场雨。地上是湿的,空气是湿的,到处都是湿的。气温低了好几度。
我哪儿也不想去,可又不知道一个人这么呆着能干什么。对着镜子照一照,有点厌烦自己那副精力过剩的样子。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想起玲姐说过她中午能从香山回来,决定还是去她那边。
把换下来的衣服塞进一只大纸袋,打算带过去洗一洗,忽然闻到一股酒味,心里悠了一下。餐厅里那些人太能闹了,灌酒的时候,一定有一半洒在了我的衣服上。想了想,又把纸袋搁下了。
路过棋院的时候,看看时间还不到九点,我下了车。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好像都在把我往棋盘里推。我也有很久没畅畅快快下过一盘棋了,很想一头扎进黑白世界里不出来。
去D班门口站了站,学棋的还没有来,教室里没有开灯。我又想起了玲姐在这间教室里听课的情景:她端坐在一群东倒西歪的孩子中间,神情很专注。有很多次我从门口走过,脚步放慢,希望她能注意到我。但我们正式认识之前,她似乎从未看过我一眼。后来我们比较亲近了,我问她是否看到过我从D班门口走过,她笑而不答。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帮她升到了C班,她已不怎么来棋院上课。当然,我也不怎么来了。有一阵子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希望远离人群。
刚要离开教室,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看,一张课桌后面冒出了一颗乱篷篷的脑袋。再看看,认出是常四段的脑袋。我们互相“嘿嘿”两声,算是打过了招呼。走近些,才发现常四段睡在几块拼在一起的棋盘上,腿上还搭着一件旧军大衣。
常四段拉亮日光灯,点上了一支烟。他告诉我说,昨晚他被老婆赶出来了。接着,摸出一副棋子,说下棋下棋,看看你有没有一点长进。走了不到十手,常四段直摇头,问我到棋院里来做什么。我想了想,说除了来下棋,就是来请他收一个学生。接着把林秘书的情况和我在公司里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常四段一听林秘书不能按时来上课,需要单独辅导,而且林秘书还不见得会帮我,他只抽烟不说话。过了几分钟,才说,让她来试试吧。又走了不到十手棋,常四段又摇开头了,问我还有什么事。我意识到,我的手和他的手在棋盘上交谈的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说我想搞一个围棋培训班。常四段又抽了一会儿烟,没说话。烟缕从他的鼻孔里不停地流出来,他的声音终于在一团烟雾中响起来了。他说,这种班搞起来容易,搞下去怕是不容易,不过也可以试试。再走几手,常四段停住了,说你心里还有不少事啊。我把棋子抹掉,说对不起,我自己先静一下。
我对着一张空棋盘,盘腿坐着,能看见红尘在我和棋盘之间翻滚。坐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静下来,这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一头扎进棋盘的能力。围棋,像童年的许多游戏一样,好像离我很遥远了,心里有一些悲哀。我站起来,看了看常四段,不知道说什么。常四段已经写好了《围棋培训班备忘》,递给我,他说今天是没法下棋了,改天再来试试吧。
常四段送我走出棋院大门,朝护城河上漂浮的垃圾望了一会,说:“再忙再烦,静坐的功夫不能丢了呀!”静坐,是常四段教我的入门功,如果连这个也丢了,那就是说我在棋院里什么也没学到。我觉得很对不起常四段,想对他说点内疚那一类的话,但脑子里纷乱不堪,再加上我本来就不如常四段生性坦荡,也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常四段挥挥手,说:“自己多保重,走吧走吧。”
离开棋院,坐公交车去玲姐家里,已经十二点过了。在楼下往她家座机上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我想,玲姐这次在香山呆的时间可真不短。上楼的时候,我掏出钥匙捏了几下,捏得手心微微有点疼。
我和玲姐正式认识的第二个月,也许是第三个月,一起去香山看过一次红叶,回来的当天晚上,玲姐就把这把钥匙交到了我手里。
照流行的说法:香山,是我和玲姐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地方。那天下山的路上,我们去半山腰一片草地上坐了一会。我有点累,就躺下了。玲姐挥着一片红叶替我赶蚊子,赶了一会,她也躺下了。红叶搭在她脸上。我记得那天她一身雪白衣裙,给红叶黄草一衬,鲜明动人。我望着她,然后我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是半清醒半迷糊状态,反正不知道怎么的就把头枕到了她肚子上。她立刻坐了起来,把手搁在我头上说:“小东西,这么会找枕头呀?”手却没有挪开。起先,我以为她是要搬开我的头,没想到她的手搁在我的眼睛和额头上,就搁在那儿不动了,仿佛是要替我挡住太阳似的。我忍着没翻身,能感觉到有个小虫子在心里爬、爬、爬,痒痒的。然后,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温暖安详里,睡着了,就像是给太阳晒化了。
回到她家里,她刚打开门,顺手取下一把钥匙交给了我。她说怕我以后来,她不在,我又会傻傻地坐在楼梯上等她。我是坐在楼梯上等过她一次,有个邻居还警惕地看了我好几遍。接过钥匙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小块金属真的有点沉。
这天玲姐家里一片寂静。我正换着拖鞋,冰箱突然启动的声音让我激灵了一下。我有点饿,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果然有做好了的饭菜,其中还有我爱吃的鱼和我爱喝的排骨藕汤。胃和心里立刻踏实了不少。我觉得一切并没有改变,玲姐只不过在香山打打牌而已。我坐在餐桌边吃饭的时候,忽然有点羞愧,差点又叫鱼剌卡着了。虽然说不清昨天晚上跟许可佳算怎么回事,但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些举止确实有些轻浮。
傍晚,我正对着一张空棋盘练习静坐,玲姐回来了。在此之前,她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也没给她打过。看见她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走进来,我吓了一跳。她眼圈发黑,进门时扶着门框都没站稳,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我脸上的表情可能也吓着她了,她强打精神朝我笑了笑,说她没事。还说,就是打摆子,她摆几下就安稳了。
这天是丁当送玲姐回来的。丁当找着地方停好车后,才丁丁当当地走上楼。我看见丁当走进来,就抑住心中的激荡,没有多说什么。丁当看见了我,眉毛挑了一下,顺势送给我一个笑脸。丁当说,这下好啦,总算有个亲人在这里啦。她夸张地拍拍自己的胸口。
我没搭话,希望丁当快一点离开。
丁当把玲姐送到卧室里安顿好之后,回到客厅里,跟我聊了一阵子。她要我放心,说星期一我上班的时候,她会让她家里的保姆来照顾玲姐的。接着,丁当说起了感冒这种病,其实没什么药可治,又搬出了她那副宝贝方子:拚命喝水!拼命撒尿!再接着,丁当控诉医院里的黑暗与腐败,说一点小毛病会治成大毛病。再接着,丁当控诉美容的黑暗与腐败,说生活真是没劲儿,上个月在美容院认识一个姐们,向她借4000块钱去做整形手术,结果现在她完全不知道那个姐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再也找不着人了。
开始聊起来的时候,我没插话。见丁当一时半会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干脆把话题引到玲姐怎么感冒的事上来。丁当摸摸头发,好像有些不安,她说:“怪我!怪我!”然后东拉西扯了一阵。我总算是听出了一点眉目。
昨天晚上她们在香山一幢别墅里打牌,丁当跟玲姐住一个房间,半夜里刚躺下,玲姐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得很上劲。后来,玲姐怕吵着丁当睡不着觉,就走到别墅外面继续打电话。
天快亮的时候,玲姐回来了。丁当看见玲姐身上的睡衣全都湿透了。到了中午,玲姐开始发烧,发抖。去度假村的医务室里打了一针,才算是止住了一点点。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接到的这个电话,是许可佳打的。不过,许可佳没打那么久。许可佳告诉我说,一个多小时后,她听见外面在下雨,就说不行了,困了,要睡了。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后来我知道,许可佳是有那么个毛病,一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昏昏欲睡。天亮前剩下的时间,玲姐一个人在度假村的花园里走来走去。很可能还走出了度假村,不然,应该不会淋上雨的。
丁当走后,我走进卧室。床头亮着一盏乳白色的台灯,像黑暗中漂着一块透明的冰。玲姐身上盖了好几床被子。看不清玲姐的样子,但能看出那几床被子在抖动。这时北京已经停止了暖气供应。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我摸着了玲姐的手,玲姐的手湿漉漉的。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微微抖动着。我摸了摸她的头,也是湿漉漉的,很烫。
这些症状跟玲姐上一次住院时一模一样,我多少有些放心了。我记得那次医生给她吊了一针柴胡,一个星期后她就好了。那是冬天,我们认识的第一年,外面正下着雪。玲姐告诉护士说输的液很凉,她血管冻得很痛。护士没理她,撇撇嘴走掉了。我调小了滴管上的阀门,捂着她的手,然后捂着输液瓶。见还是不管用,就跑出去买了几只蜡烛点上,一直举着烧烤,还真把那大半瓶子药液烤热乎了一些。
我对玲姐说,还是去医院里看看吧。
玲姐摇了摇头,嘴里发出牙齿磕碰的响声。
我想不去也好。倒不是丁当的控诉影响了我,我一向不大信得过医院。忽然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一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就打来一盆热水,给玲姐擦身子。玲姐浑身都汗湿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条鱼。我把她翻过来,把她翻过去,她的身子是那样软弱,让人怜惜和冲动。
擦过身子,玲姐说她清爽了很多。没过多久,又大汗淋漓,冷得直抖。我又给她擦了一遍,然后上床去抱她。她轻轻地啊了一声,呻吟和牙齿磕碰的响声混在一起。她想推开我,但已经没有力气推开我,接着,反过来更深地缩进我怀里,像个娇弱的小女孩一样偎着我。轻轻颤了一阵后,她慢慢睡着了。
黑暗中,我睁着眼,能看见欲念在屋子里萦绕回旋。这种时候,还有这种欲念,我觉得有点头晕和羞耻。我抱着她,一动也不敢动。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和肚子的起伏,能闻到她的呼吸和汗味。她的手臂软软地搭在我身上,缠绵依人。她身上的冰凉或灼热都传递到了我身上。我意识到,我是她最亲的亲人,她也是我最亲的亲人,这一辈子我一定要跟她相守相依,互相照顾。这天晚上,第一次抱着她睡了一整夜,心中不能平静。
天快亮的时候,不知道她做了一个什么梦,使劲掐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后紧紧地抱着我哭了一阵。迷迷糊糊中,她还求我对许可佳好一些。直到我嗯嗯着答应了,她才又睡着了。
17
平时都是玲姐照顾我,好像只有她生病了,我才有机会照顾她。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没心没肺,可是,这样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她生一生这种小病,好像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烧开水,洗衣服,熬她爱喝的小米粥。我走到阳台上,把她的衣服晾到铁丝上,朝渐渐明亮的城市瞥了一眼,觉得自己的快乐就像眼前的早晨一样新鲜。
玲姐在北京没什么亲人,她交往的圈子,除了同事、同学和同乡,就只剩下单身女子俱乐部里那些人。坦白地说,我一直就不怎么喜欢那些人来瓜分我和玲姐单独相处的时间,现在玲姐生病了,我更不希望那些人来打扰。
忽然想起郊区怀柔山中有一座小院子,前湖后岗,左右森林,觉得玲姐要是能去那里静养一阵子,应该很不错。我跟阿伍去过两次。那座小院子是阿伍的弟弟花了7000块钱,从当地一个农民手里买下来的。他弟弟很少去住,平时只有一个哑巴农妇每天照看一下。
我给阿伍打了个电话。阿伍说去那里住几天没问题,让他弟弟给哑巴农妇打个电话就行了。接着,问我去做销售员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听上去他有点生气。他是昨天才从办公室一个打字员的嘴里掏出这个消息的。他说,不知道现在活动还来不来得及,星期五下午,保障部一个维修员一拳打歪了人事经理的鼻子,公司决定不谈话了,星期一直接张榜公布。我没多解释,只是让他不要帮我活动。这一刻我觉得去不去做销售员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想去管这些了。阿伍却疑心大起,叫了起来:“老弟啊,你他娘的不会是真的要当官了吧?”我说,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吧。他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笑了起来,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也放心,我不会到处乱说的。”只好随他怎么想了。
小米粥熬好了,我盛了一碗端进卧室。玲姐不肯喝。我估计她昨天就没吃过什么东西,拉着她的手,半拖半哄了一阵,她才答应喝一点。扶着她坐起来,她却要先化妆。
玲姐化妆的时候,一般不让我呆在旁边看,我自觉地走了出来。再进去的时候,她脸上已敷了一层薄薄的红妆。她对着镜子瞧了瞧,擦掉红妆,重新敷了一层若有若无的淡妆。看见她一笔一笔画眉毛的样子,我觉得那支眉笔在我心里软软地触动了一下。我很想仿照张敞画眉的典故,试试我的身手,可又想到这不是折腾的时候,就催她快点喝粥。
玲姐喝了几口,又不肯喝了,说嘴里没味道。我琢磨着是不是给她讲个故事,再哄一哄她。记得她上次住院的时候,睡不着觉,要我给她讲故事。我说我不会讲故事呀。她说讲你小时候的事也行,《天龙八部》里阿朱睡不着觉,乔大侠还讲过他小时候的事呢。我发现她在病中,有时候会冒出点小女孩般粘人的性子来,我也乐于顺着她,那次就给她讲了我小时候如何怕打针的事。我说得好几个人按着我,如同上针刑。故事讲得简单枯燥,她听着听着头一歪,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是装装样子,还是真睡着了。
我决定试试。我说给你讲个故事吧,条件是讲一句,喝一口粥。她一听就笑着张大了嘴。这次我讲的还是小时候的事,有一次我感冒了,半夜里吐在了床边的地上。我摇醒了父亲,说我吐了。父亲说,你去拿扫把来扫掉。那一年我七岁,按照父母的离婚协议,刚从母亲那边来到父亲这边。扫掉后,我爬到床的另一头,离父亲远远的躺着。
讲完后,我才发现这个故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玲姐还是很守信,听一句,喝一口,最后眼眶里涌出了眼泪。我不再逼她喝粥了。从这以后,我开始研究各种故事,希望自己能讲得好一些。
给玲姐喂过小米粥,我走到客厅那边的阳台上给经理打电话。
我不知道经理袁大头肯不肯让我休假,按照劳动法和公司规定,我攒了十来天假。但袁大头跟我合不来,我刚进公司那会儿,袁大头曾很阴险很坦率地对我说,如果我把大伙儿在背后怎么议论他的都告诉他,我每个月可以多报销200元交通费,我不置可否地笑着。他也笑,笑过了他才说刚才是在开玩笑。这以后,他就板着脸跟我说话。我呢,除了业务关系,也不怎么爱搭理他。我也是真的看不上他那副做派。有时候他一走到我身边,我就觉得像有人吐过来一口痰。再后来,天知道这老兄是哪只眼睛出了毛病,居然从我身上看出了我自己都没发现的野心,老觉得我要夺他的权,有一次还在部门会上说一些转弯抹角的话,指责我越过他直接找老总汇报。他也不用他的大头想一想,他用业务经费天天吃馆子,夜夜泡酒吧,这样的事国营企业有时候都要敲打一下,我们这种公司里又怎能盖得住?想私下里奏他一本的人当然少不了,我只不过不想卷进跟袁大头对着干的另一帮而已,那一帮,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要搞他袁大头会当面搞。
电话接通后,我对袁大头说我要休假。
袁大头只说了一个字:“好。”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他没问我为什么要现在休假。如果他打官腔问我,我很可能会跟他蛮横一下,反问他:“你应该知道吧?”他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反倒楞了楞。我说了一声谢谢,正想挂电话,袁大头又说开了。他暗示我销售员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没接他的话。
我一直怀疑让我去做销售员的人中,可能有袁大头,但他不是重点怀疑对象。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我笑了笑,说做销售员也没什么不好吧。他又嗯嗯啊啊了一阵,才挂上了电话。
我转过身,发现玲姐站在客厅里看着我。我有点不安,不知道玲姐是不是听到了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玲姐走过来,眼睛潮红,望了望晾到阳台上的那些衣服,又望了望我。
她问:“你要休假?”
我嗯了一声。
她笑了笑,说:“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就是听到了。”
我又嗯了一声。
我扶着她离开阳台,不想让风吹着她。见她没提别的,心里轻松多了。我把向阿伍的弟弟借房子的事告诉了她。我说等她好起来了,很想跟她一起去住几天。我们有好久没一起出过城了。
玲姐一听就笑了,立刻给单位一个什么领导打电话,说她要休假。打完电话,就动手收拾东西。
我有点吃惊地望着她。她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拖着旅行箱,哗哗啦啦的越走越精神,好像力气一下子回到了她身上。刚才,我给她喂小米粥的时候,她软得扶都扶不起来,哄了那么久,才算是喝下去小半碗。我把她从阳台上扶进来的时候,还觉得她的身子有点沉。这会儿,竟有点神采奕奕的意思了。
我跟着她走了一阵,问:“这就走啊?”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阿伍那边还没回话哪。”
“先出城再说。能去的地方多得很。再呆下去说不定哪儿都去不了。”
想想也是,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她的身体。可我也不想扫她的兴,还是由着她吧。我也收拾了一下,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楼下。然后上楼接她下来。
我们先往怀柔的方向走,打算路上再跟阿伍联系。
快出城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忽然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从车前走过。那个女人脸色祥和,整齐干净,步态优雅从容。我心头怦地一震,赶紧指给玲姐看。玲姐也看出了神,车子开动了,她还趴到车窗边看了看。
每次碰到这样的老美人,我都会奇怪地受到感动。头晕目眩后,甚至有点感激她们,她们很容易让人对生命的黄昏充满乐观的心气。一个女人在青春华年漂亮动人,理所当然。到了这把年纪,还能把人生的美体现出来,才叫珍稀罕见。
不用说,我远远看见了身旁这个女人的晚年,在道路前方闪烁变幻。
18
出租车跑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城东北深山的一座小村里。再往山上去,路窄得有时候只能过一只轮子,哑巴农妇和我一个推,一个拉,才算是把一辆满载着食物和行李的独轮车弄上了山。多数时候,我搀着玲姐跟在后面。
翻过一座短松岗,就能看见那座小院子。从外表看,那座小院子跟山里其它小院子几乎一模一样,青瓦土墙木篱笆。但里面已经被阿伍的弟弟大大改造了一番:打蜡地板、贴墙木板、吊顶天花板、席梦思、壁炉、简单却精致的仿明家俱。
几个月没人住,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从未跟外面的空气交流过,得在门口站一站,才能走进去。我和哑巴农妇开始打扫,让玲姐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休息。玲姐稍稍喘口气,就从包里往外拿东西,那真是一只魔术女郎的皮包,看着不大,却塞满了毛巾衣架卫生纸帽子化妆品等等,好像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儿摆摆,那儿挂挂,只一会儿,一间死气沉沉的屋子就给她弄活了,仿佛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小住的地方,1964年以前还没有湖和单独的名字,人们说起它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指指戳戳。1964年,在山谷里筑了一道大坝,那一带才被称为“红旗水库”。我和玲姐到来之前,已有几个画家买地造屋,他们给水库另外起了个名字,叫天鹅湖。今年元旦刚过,我打算呆在湖边写这篇故事,旧地重游,被机器的轰鸣闹得心烦意乱,才知道金鑫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建度假村,该公司已拿下了水库的冠名权,改名为金鑫湖。
名字也许将来还会变,但在我心中,这个地方永远是天一湖。天一湖,玲姐取的名字,她从我们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天一湖:树顶鸟儿的歌,林中小溪的歌,我和玲姐的歌。湖边一星期,是我这么多年来离幸福最近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东奔西走,南下北上,心中一直装着天一湖,才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沙漠。
在我的记忆里,天一湖永远是我和玲姐一起看见时的样子。它没有后来的亭榭楼阁,索道游艇。它安静得像一个隐秘的念头,干净得像一场真正的爱情……湖水,因为比天空更加透明而难以比喻;森林的倒影,因为不是森林本身而颤抖……偶尔有鱼跃起,有鸟像一支燃烧的火把投进湖中……有一次我和玲姐正在浓荫里下棋,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就睡着了。
曾经有很多次从梦中醒来,脑子里还留着梦的片断,以为我躺在天一湖边的小屋里,身边睡着玲姐,伸过手臂去搂一搂,懵懵懂懂叫几声玲姐,才算把自己完全唤醒。坐在床头一天一天的回忆着那一星期:第一天,我在阳光中劈柴,她抱着劈好的木柴眯起眼看我。第二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只带回了一枝野花,插进花瓶里。沾染在手上的浆汁结成了一层薄壳,她像脱掉手套一样脱下来。第三天,我们呼吸着松树的气味,互相扔松果,地上满是松果。第四天,我帮她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差不多三年,我的指甲都是她给我修剪的。第五天,又是散步,脚步的回声在绿树繁花的山谷里传送着香气;我看见阳光到达她的额头之前,经过了无数树枝的挽留……然后是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
第六天早晨我就感觉到这一天将会不一样。
我们沿着湖边散步,玲姐搂着我的一条胳膊,我的肩膀能感受到她胸部的压力,我能看见湖水在她的眼睛里闪亮。到了晚上,她在壁炉前铺了一块毯子,席地而坐,梳着头发。我看见壁炉的火光在她的眼睛里闪亮,进一步印证了早晨的感觉。接下来的联想让我双腿发软,但我还是走近了她。
我走到她背后,坐下来,帮她梳头。以前她不让我给她梳头。她老家有一种风俗,一个女人允许一个男人给她梳头,就意味着这个女人把自己的身体,把青丝一样多的日子全部交付给这个男人。
梳完头,我轻轻环抱着她,手臂压在她两只乳房上。她轻轻一颤,让我所有的骨头都动摇了。这种感觉有一点陌生和振奋。这种颤动,跟她打摆子时偎在我怀中的颤动完全不一样,跟她以前被我抱住时所有的颤动都不一样。我的身体完全苏醒了。
屋子外面流水的声音一下子变响了,还有屋子里面火焰的声音,也变响了。流水的声音与火焰的声音融汇在一起,将我们轻轻托举起来。她轻轻松开我的双臂,轻轻挣脱出来。她解开了我身上的一颗扣子,我也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她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我也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两块劈柴慢慢燃着了。两股火焰互相舔了几下, 缠在一起化成了一股火焰,再也分不出彼此。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最后一课。
截止到这一天,我们正式认识已经3年9个月17天。我们在床上比较用力的撕扭不少于8次。她的睡袍被我扯烂3件。她一共给我介绍女朋友6人。她在我面前流出眼泪发出声音的哭泣不少于13次。
现在也许可以这样分析: 她已经挣扎累了,她向自己妥协了,不再和自己较劲了。这里,远离人群,一切烦恼都可以留在山外,甚至时间也可以留在山外。我们之间暂时抹掉了时间的深渊,也许还抹掉了未来。
窗帘轻轻鼓动着,像一片裁剪下来的波浪。几乎一整夜,我们互相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然后是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
最后一课,是漫长的一课。我学习的主要是无声的交谈。她告诉我身体和身体怎样缓慢、轻柔地交谈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了交谈。手和手在交谈。脚和脚也在交谈。鼻子和鼻子交谈了一会儿后,我的鼻子开始与她的脖子、她的头发、她的肩膀、她的肚子交谈。我的膝盖找到了机会,赞美她的膝盖。我的舌头找到了机会,与她的舌头默默地呆在一起,第一次用没有音节的语言交谈。有时候我的舌头也与她的腹部交谈,它们好像很高兴互相认识。我的手与她的乳房开始交谈的时候,她的手正在与我的胸脯交谈。她的手与我的腰背交谈的时候,我刚刚长出来的胡子正在与她的大腿交谈。我的胸脯免不了要跟她的胸脯交谈。能深入交谈的地方,我们都免不了要深入地交谈。接通交谈热线后,我的身体内部与她的身体内部也开始了交谈。肝脏与肝脏在交谈。胃和胃在交谈。心脏和心脏很可能是率先开始交谈的,但也有可能是肺和肺率先开始交谈。交谈,交谈,交谈。交谈理所当然变得越来越盛大:我们的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细胞都加入了交谈,并引起了共鸣。然后是空气加入了交谈,这是免不了的。还有森林湖泊星群加入了交谈,这也是免不了的。还有白天,还有夜晚。
令我惊讶的是,我一开始就适应了这种缓慢、无声交谈的节奏。我没有像从前那样过份亢奋和急切。仿佛我们无数次做过这件事。仿佛身体与身体在毯子上的交谈,只是模仿了黑棋与白棋在棋盘上缓慢、无声的交谈。
据昆德拉在一篇小说中的说法,“慢”,是一种正在失传的乐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速度的时代。人们匆忙远离“慢”的同时,把自己也匆忙丢在了身后。昆德拉还在这篇小说中写到了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的秘密联系,他举例:一个人在路上走,突然要回想什么事,但就是回想不起来,这时候他放慢脚步。相反,要忘记他刚刚碰到的倒霉事,不知不觉就会加速走路的步伐。我从这段文字中联想到了慢与珍惜。
女人似乎天生就懂得这一点。中世纪悠闲的贵妇们,甚至把性爱发展为一门缓慢的造型艺术。她们把完整的过程细分成一块一块,让每一块都有内容和质量。一次性爱就有了一幢精致的时间建筑。
没有形态的东西无从捉摸,也难以记忆。多年以后,我读到昆德拉的文字就想到了湖边小屋壁炉前的最后一课。是的,我看见了我和玲姐从虚无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时间纪念塔,它矗立,它发光,它无法拆毁。后来的日子里,我每次回到这座塔中,能呼吸到甜蜜的同时也能呼吸到苦涩。
真希望时间在第七天停止。像人们有时候会感叹的那样:让时间,停止。
19
太阳照常升起。
第八天理所当然地到来了。我醒来,发现玲姐不在床上,也不在屋子里。心里一阵模糊的恐慌。我拉开窗帘,看见玲姐站在湖边,倚着一棵松树。心里立刻踏实了。
我估计玲姐在看日出。她一直仰着头。太阳从东山之巅一点一点冒出来,山谷里响起细微的涨潮般的声响,空气中桔黄色的光在加强,山的阴影迅疾收缩,阴影的边缘掠过窗前的花丛、草地、小溪,掠过玲姐的脸,掠过湖水和山林。
一切是那样鲜亮,整个世界仿佛刚刚从光中出浴。我知道,我这样描写,注入了太多的主观感受。可是,我已经无法把纯粹的客观从回忆中分离出来。在刚刚过去的夜晚,我经历了一个男人一生中的大事。我进入了生命之门。拿大学同学的话来说,我已经由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湖边小屋壁炉里的火,见证了我的成年仪式。
在此之前,我听很多人谈起过他们的初夜,有男人,也有女人。还在许多书上读到过。女人撕裂的痛楚不用说了。男人们互相矛盾的叙述,让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更增添了这种事的神秘感。有人说妙不可言,有人说一塌糊涂。说妙不可言的,我现在已经知道,极有可能是在一塌糊涂之后吹牛。说一塌糊涂的,也极有可能是故意吓唬我。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一次次被撩拨起来,膨胀到极限。
写这一节的前一天,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份统计资料,上面说97.63%的男人在第一次后,沮丧,空虚,茫然不知所措。剩下不到3%的人,感觉良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比例:感觉不好的人能从中得到安慰,感觉好的人觉得幸运。我对这种让所有人满意的统计数据深感怀疑。当然,我很乐意不去弄清它的真实性。
另有一份相对权威一点的精神分析杂志,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了第一次性爱留下心理创伤的概率,作者说:“虽然不能准确计算,但可以肯定它不小。它在所有人的初夜里盘旋。”
故事进行到这里,我相信读者朋友已经理解,我那样描写,我引用那些初夜数据和文献,并不是要炫耀我的幸运,而是想表达我对玲姐的感激之情。她以一个成熟女子的经验和智慧,让我的第一次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美好,几乎称得上完美。
我站在窗前,注视湖边松树下的女人,心中的爱意像阳光在漫溢。我是一只横越大洋的飞鸟,已经降落在陆地;我是一颗熬过寒冬的种子,已经进入春天的泥土。我想写诗赞美玲姐,可惜我不是一个诗人,写出来的诗句趣味有点过时。我想打一个滚表达喜悦,我就光着身子跑到她面前的草地上,打了一个滚,身上沾着露水和草叶。
她说:“唉,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她说:“我怎么就碰上这么一个疯子呢。”
我说:“一个疯子一高兴,就让你碰上了。”
她说:“我也很高兴。”
我说:“我比你更高兴。”
她说:“这个也要比一比呀?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我笑了,抱着她在草地上又打了一个滚。我们都高兴得像疯子。时间变得稀薄。世界变得不真实。我变得虚妄。我对我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生出一种莫名的同情。我对第八天来到湖边的哑巴农妇生出了深深的怜惜。脑袋一发热,我决定教哑巴农妇说话。不是手语,而是真正的开口说话。
哑巴农妇并非天生的哑巴,刚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阵高烧,加上医院一阵胡折腾,她的嗓子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我教她的是一种电报语言。这种语言,可以由同一种音节的长短组成。经过笔谈后,她很快掌握了字词和短语的编码技术。虽然说起来和听起来都有点麻烦,虽然日常生活中不是很实用,但哑巴农妇学会后高兴得也像一个疯子。她在山谷里奔跑,喊叫。听着那长短交错的啊啊的回声,不用查解码表,我知道她在说:我——又——会——说——话——啦——我——又——会——说——话——啦——
一种类似自豪的东西来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有人这样教过哑巴说话。我能想到电报编码,我觉得是因为情爱激发了一种特殊状态,让我产生了诗人们常说的那种灵感。我和玲姐把编码整理了一下。我打算带一份给阿伍的弟弟,也许他以后给哑巴农妇打电话时能用得着。玲姐还把一首流行歌词编上了码,自己啊啊地唱了一遍,然后教给了哑巴农妇。哑巴农妇唱着那首歌蹦蹦跳跳地下山了,身后跟着一群蝴蝶。
4年后,阿伍和一个女孩在湖边小屋里被一群蒙面人绑架,哑巴农妇拨通了阿伍弟弟的手机,正啊啊地说着话,两个蒙面人走了过来。其中高个子笑了,说:“你看,这个弯脚杆(四川话:农民)吓傻了。等她说,等她说,随便她说啥子,不要管她。”两个蒙面人就站在哑巴农妇身边嘻嘻地笑着,哑巴农妇打完了电话,两个蒙面人让她再打,“我们哥子还没见过哑巴打电话咧。”不用说,阿伍获救了。这是后话。
这天下午,玲姐坐在小屋旁的溪边,唱着她教给哑巴农妇的那首歌,突然容光焕发。她拉着我走进小屋,从旅行包里掏出了一台小音响,开始了最后一课的最后一部分。她轻声哼唱着她学过的一支钢琴曲,对我讲解了其中的节奏是如何奇妙变化的。然后是另一支钢琴曲。然后,她打开了小音响,我们试着把那些节奏引入性爱的过程。玲姐短暂的示范后,我的手指开始在她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她的手指也开始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照玲姐的说法,无论用身体的哪一部分演奏,这种音乐的秘密都是来自被控制的力量,来自愉悦对方的同时愉悦自己的愿望。
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那一阵阵感觉风暴,那一缕缕缠绵,我会说那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玲姐再次带我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真的领会其中的奥妙,当然是在以后。经过多年的练习和反复摸索,现在,我已经了解:性爱的乐趣主要取决于创造性。仅仅有体位的变化还不够。仅仅有情话的变化还不够。在一些音乐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曾经有不少人尝试过把音乐引入性爱,可惜那些经验现在快失传了,确实应该找回来。维也纳曾经流传过一句谚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女人是一架钢琴。”其实在维也纳音乐辉煌时代普通市民的性爱生活中,男女都是乐器,也都是演奏者,几乎都擅长不同的指法,不同的引子,不同的第一乐章,不同的变奏、复奏、柔板、快板、回旋……渐强……渐弱……不同的速度……每一次的结构也不同,或采用经典的交响乐模式,或采用牧歌或民谣模式。前者有一些过于庄严,后者有一些过于活泼,据说,根据个人特点稍加改变和组合,效果会更明显,更容易一起进入振动……关于结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很有研究。法国宫廷乐师就曾把巴赫赋格的秘密教给了皇帝,那是一种可以让人着迷、高潮叠起、无限循环的结构。意大利人马莱尔巴为了方便他的同胞查阅各种音乐模式,甚至汇编了一本枕边音乐手册。他写道:小快板——行板,自由节奏——非常活泼——温和的小快板的模式,取自西贝柳斯的D大调交响乐第2号作品或第43号作品,凡是取自西贝柳斯的各种模式都易于实现,而且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快速而不失其男人的权威感,应该采用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K.364号作品……诸如此类。我记忆最深的是后记中的这样一段话:“在各种音乐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得集中精力,如果其中一个人走调,那么就意味着失败。相反,则意味着狂喜。”至于他个人,他很可能偏爱博凯里尼式的幻想曲和突然的变奏,以便了解自己和女方的潜力。不过,大多数时候他的各乐章都有固定的速度,有时候让他高奏凯旋曲的也有可能是维也纳的小进行曲,激变后再来一点德沃夏克式的终曲,或者像18世纪弥撒曲般的模式:缓慢——行板——小快板。
玲姐的手指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我的手指也在玲姐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地方不能演奏。头发、睫毛、鼻子、嘴唇、舌尖、耳朵、上半身和下半身等等,都能变成演奏者和乐器。有的是古典风格演奏者,有的是流行风格演奏者,有的则是这种风格那种风格混合的演奏者。有的变成了弦乐乐器,有的变成了管乐乐器,有的变成了键盘乐或打击乐乐器。音乐在皮肤上流淌,在血管里流淌。音乐在胸膛里激荡,在细胞里激荡。
演奏完毕,我们互相搂抱着小睡了一阵。 我先醒了过来,坐在门口,越过湖水眺望落日。山谷上方的空气越来越红,飞鸟在两山之间不停往返。有几分钟我的脑子里浮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那是亲水别墅的销售广告:水边林前的别墅,停在私家车道上的小汽车,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和狗,坐在门廊里的男人和女人。我觉得我看见了我和玲姐的未来,我知道我脸上浮起了微笑。
玲姐走过来的时候,我把这幅广告向她描绘了一遍。
然后,我说:“将来……”
玲姐在我嘴唇边竖起了一根手指。
第六部分(1)
玲姐说她只有8天假,我们不得不回到了城里。
工作上的挫折在城里等着我。
星期二我去公司销假,一走出电梯,就看见几个人站在走廊白板前指指点点。我停下来,看见白板上贴着一份销售员名单。A5打印纸,共3页。每页上都有几个名字被人拿笔或涂改液涂掉了。盖着公司印章的地方,有人吐了一口痰。我找到自己的名字和配属后,赶紧走开,怕有认识的人过来搭话。我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同情,更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祝贺。
这件事在看不见的地方悬了一个月,我一直没管它,按理说,我不应该指望名单上没有我,但看见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希望自己看错了,或办公室打字员打错了。当然,我也知道我不会遇到那样幸运的错误。我已经够幸运的了。到此为止,工作上的悬念实实在在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我觉得我摔得也不算太痛,毕竟有从湖边带回来的快乐在心里垫着。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我觉得应该马上让玲姐知道。得到消息这么久,没告诉她,已经对不起她了。前些时没告诉她,也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了。我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应该告诉“另一半”(我喜欢人们有时候爱用的“另一半”这个词)。 况且,我已经不认为去做销售员完全是一件坏事。稳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这样的公司里做技术也做不出头。做销售,我要面临的除了动荡和艰辛,也许还有一本励志书上讲的神奇时刻,那种能改变命运的神奇时刻。
我走到露台花园里,打算给玲姐打电话。露台花园建在一幢附楼的楼顶上,玻璃天棚,半个北京尽收眼底。面对敞开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气翻涌。目光正从玫瑰色的天际吸取词汇,脑袋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姐说这事,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丛美人蕉后面,朝我招着手。阿伍指着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诉我,名单上也有她,阿伍说:“我都跟她说好几遍了,在这哭没有用,要哭就上总经理办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这里哭。” 粘糊小妹说:“在那里人家哭不畅快嘛。”接着,粘糊小妹笑起来,说其实她知道上哪儿哭都没有用,她只是自个儿哭着玩的,觉得不哭一哭,好像对不起正式开始冒险的日子。我笑了笑。 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着我,说:“小天哥带着我跑销售好不好?”
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说:“我可说不上好不好。我长这么大,只会买东西,还没卖掉过一样东西呢。”
阿伍说:“别说那么多了,搭个档,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客户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给我打电话。”
我笑了,“这么一说,我们成卖什么的了。”
阿伍严肃地说:“卖服务。这年头,只卖东西,不卖服务,什么都卖不掉。”
我说:“那倒也是。”我没心思跟他们多扯这些事,谢了谢阿伍帮我借房子,就走开了。见在露台花园里不能安安静静打电话,公司大楼里别的地方也不够私密,我觉得不如先去找经理袁大头销假和告别,然后再下楼给玲姐打电话。
走到袁大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隔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请进。”袁大头即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你去敲门,他还是要隔那么一会儿才吭声。我很烦曾经在衙门里流行过的这一套。记得哪一本书上见到过有关这种行为的心理解读: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节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这一点,我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门就推开,推敲一气呵成。但这一天,我决定满足一下袁大头。
我轻轻推开门。袁大头装出一副正在审阅文件的样子,示意我去沙发上落坐,要我稍等一下。他继续看文件。我知道袁大头在拿两眼的余光研究我,同时在肚子里聚集语言,他一贯这样做。反正在他手下也没几天了,看在他上次爽爽快快答应我休假的份上,我就爽爽快快地坐在那里。袁大头放下文件,在文件一角飞快地写几个字,才离开办公桌走到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袁大头说你来了,我点了点头。这显然是废话,袁大头很擅长拿废话做开场白,我觉得,临走前多听几句废话也是应该的。袁大头似乎看出了我心情还不坏,接着又来了一大串滑滑溜溜的废话。他问了问我休假的情况,去了哪里,愉不愉快,等等。再接着,用很诚挚的口气表示了一下对我的赏识,他说这次公司决定让我去做销售,他看出了我的素质:我在公司里有令人羡慕也令人嫉恨的关系,却没动用过,他真是很赏识我的沉着与自信,等等。末了,表示了一下惋惜,他说我一直对他的工作很支持,现在我要离开了,他真是很惋惜,等等。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不出声地听着,像欣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有几次想站起来走掉,有几次想吐,有几次想笑,还有几次觉得他把那么多文件一样的台词说出来,也真不容易。我在袁大头手下干了大半年,他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这么有“感情含量”。有几秒钟我想起了人力资源部经理,如果那个经理用这种方式跟维修部的技术员谈话,我不知道他的鼻子还会不会歪掉。
大约半个小时后,袁大头看了看表,说:“一起吃顿饭怎么样?部门里的人都去,为你饯行。” 我笑了笑,说:“算啦,有你一个人挖苦,应该够了吧?” 袁大头也笑了笑,说:“不能算是挖苦吧?你啊,我也知道,你一回来我也就不在这个位子上啦。到时候你是给我饯行,还是挖苦我,都随阁下的便吧。” 我说:“阁下这是真的在挖苦我了。” 他直摇大头,叹气,把我送出办公室。我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觉得自己已经没必要说更难听的话。一想到我再也不会走进这间办公室了,不会跟这个大头在一个部门了,心胸仿佛开阔了许多,跟过去结下的怨也都一刀两断了。
乘同事去食堂里吃饭的时间,我走进办公室,往纸袋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收拾好东西后,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坐了一会,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呆。然后关掉日光灯,轻轻地带上门走掉了。我觉得这样静悄悄地离开最好,免得我和大家都罗嗦。
拎着大纸袋走出公司大楼,回头望了望这幢挂满了空调的建筑,想起了玲姐第一次陪我来应聘的那个上午。那个上午天很热,我在培训中心参加笔试,玲姐和另外几个应聘者的亲友站在一起,一直呆在门口的大树下等着。玲姐第二次陪我来应聘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说通了保安,在大楼里晃悠开了,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的韩总喜欢下围棋。第三次应聘,我正在填表,林秘书走过来把我带到韩总的办公室里。我看见玲姐正坐在韩总对面,跟韩总聊国家围棋队的八卦故事。后来我跟韩总下了一局棋,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
现在,我离开这幢大楼了,不用说,我百感交集。从编制上讲,我已经是北京分公司销售部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总部。写到这里我停下来想了很久。我想,如果不是由于我跟玲姐的关系刚刚有了突破,我整个人振奋而新鲜,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会是怎样的晦暗和失落。我想,一份感情带来的能量真是不可思议,这次挫折不仅没有太影响我对生活的信心,甚至不妨夸大其辞一点说,我反而受到了激励。我在大楼前只站了不到一分钟,就叫了一辆车迅速离开。
在出租车上我拨通了玲姐的电话,把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简单告诉了她。我尽量往平淡里说,不想让她太担心。玲姐想往细里问,我打断了她,“具体怎么回事,晚上见了面再慢慢说吧。”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她正想告诉我,她下午要出差。
我心里空跳了一拍,很快恢复正常了。这几年,玲姐每年都要出一两趟差,顶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我问她这次要多久,去哪里。玲姐说去上海,应该不会太久。我嗯了一声,问了航班编号,说要去送她。玲姐说几个同事一起走,单位有车送。我说好吧,要她住下后给我打电话。她也嗯了一声,停了停,要我照顾好自己。她说她不在的时候,我不要把自己饿瘦了。她说她刚买了一套厨具和调料,放在客厅里,要我有空的时候拿走。她说:“记着不要经常下馆子,啊?好在你已经能做很多菜了,我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
听见她这样尽心尽力地为我着想,我的心像要化掉了一样。她以前要是这样罗嗦,我可能会有点不耐烦,但这天,这种罗嗦是那样享受,我把她叮嘱的事一一答应了下来。末了,我本来要说我会想她的,但觉得有一点婆婆妈妈的,说不定说到最后会让她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出现在同事面前,就没有多说什么。我极力压着离愁别绪,平平淡淡地祝她在上海开心后,就挂机了。
第六部分(2)
晚上,玲姐没给我打电话。打她的手机,她没开机。打电话去航空公司,知道她乘坐的那趟航班已经在上海准时降落了。再打电话去她以前住过的一家宾馆,人家说房客名单中没有这个人。我闷了一分钟,觉得几个人一起出差,她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她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她可能正在接风宴上周旋。
第二天我去北京分公司销售部报到,部门经理介绍了销售业务。从理论上讲,凡是通信上用得着的东西无所不包,小到电话配件,大到通信卫星,可大可小的单子如电缆、光缆、载波、微波、交换机等等。拿经理的话说,我们出售的是家庭的神经,城市的神经,世界的神经,到底是哪一部分神经,就看销售员个人的本事了。他表示很欢迎我这样懂通信技术的人来做销售,欢迎的理由说了一大套。这个经理很能煽乎,是个热情洋溢的小老头,笑的时候,满不在乎地露出一嘴乱七八糟的坏牙。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感谢这个老头。见面不到半小时,他就把我说得浑身都是劲。
回来的路上我去书店转了一圈,挑了一堆销售方面的书。吃惊地发现,这些销售理论跟《魅力》杂志里《给爱情加分100招》的专题有相似之处。其中,鲜花、微笑、返点、甜言蜜语、个人习惯……都成了销售战争中无所不用的谋略和利器,闪着寒光,寻找着客户柔嫩的心脏和任何致命的部位。正看得热血沸腾,粘糊小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约好了一个客户晚上去谭鱼头火锅店,要我一起去。
我说我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大大地“啊?”了一声,问我是不是也跟客户约好了。我笑了起来,告诉她:我动作没她那么快,我刚刚开始学销售理论。粘糊小妹又大大地“啊?”了一声,说:“你可真秀才。学理论学理论学你个头,我可是打听过了,这一行都是拿脚板跑出来的。”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建议她先去田径训练班学几天。她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楞了楞,才反应过来,我的话里好像有讥讽的意思。但在说的时候,我是真诚的。对于我来说,进入新行当之前,我希望先掌握一些理论知识。对于她来说,很可能第一是行动,第二是行动,第三还是行动。发现了这一点,我觉得跟她合作一把,个性互补一下,没准比我一个人单干强一些。我打算找个时间跟粘糊小妹好好谈一谈。
下午,接到了玲姐的电话。头天晚上没打电话的事,她没解释,我也没问。我把做销售的事跟她详细说了一遍。这次,我尽量让她了解我真实的处境。我还把林秘书说的那句话也告诉了她。林秘书说:“犯了错误的,让他去做销售员,要提拔的,也让他去做销售员。”玲姐问要提拔的,通常做多长时间销售。我说一般不超过一年。玲姐觉得先做一做销售业务也没什么不好,她说:“不就是一年嘛。一年过后,怎么回事就全知道了。”她语气很平淡,我很感激她用这种平淡的语气,这样谈这件事。她要是不安,我肯定会很不好受的。
接着闲聊了几句上海的天气和饮食。玲姐从饮食聊到了减肥,从减肥又聊到了许可佳。她说:“许可佳向我打听你呢。”
我嗯了一声。
“她问你这些日子都在忙什么。”
我又嗯了一声。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你说该怎么跟她说?”
“我的事,能不能不跟她说?”
玲姐笑了,“她追着问,我只好乱说了。我告诉她前一阵子你去上海出差了一星期。”
“这样的啊?”
“反正我已经这样说了。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去和人家说清楚吧?”
“嗯。”
我心里沉了一下。又闲聊几句后,挂上了电话。心里沉下去的那一块缓缓浮了上来。我已经很久没跟许可佳联系了,要不是玲姐提起,我这会儿根本想不起许可佳来。她为什么提起她?她跟许可佳谈起我的时候,她还说了一些什么?许可佳又说了一些什么?热带丛林餐厅的那一幕在大脑里翻转了几圈。那个夜晚缓缓展现。我觉得,我跟许可佳手拉手散步的事,应该由我来告诉玲姐,而不是让玲姐从许可佳嘴里知道这事。当然,告诉玲姐的同时我应该加上反省。那天晚上从餐厅里出来,我对许可佳是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举止是有一些轻浮。但现在,我对许可佳什么想法也没有。我相信这些是能说清楚的,不管是对玲姐,还是对许可佳。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不能被原谅的程度。
这么想了想,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不应该胡思乱想,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我觉得我和玲姐的感情已经通过了最终确认,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设共同的家,共同的未来,而不是扩散猜疑的阴影。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阴影,都能够被湖边小屋壁炉里透出的火光驱散。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接着看销售方面的书。我希望把别人总结出来的那些智慧,尽快灌进自己脑袋里。我希望自己能尽快成为金牌销售员。虽然不一定马上让玲姐过上富人的生活,但至少不应该成为玲姐的负担。那阵子我每个月房租1000元,手机费生活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每个月收入少于2000元就得动存款。工作了大半年,存款没上万,如果3个月以内拿不下一单,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我不愿意再想象了。
2003年7月16日,我写销售员这一段经历时,重新翻了翻以前的读书笔记。我发现,那阵子,我对销售书籍有时候欣赏,有时候厌恶,更多的时候欣赏与厌恶混在一起。那些销售书中,有大量的表格和概念,枯燥就不用说了。还有大量的军事术语,把客户描述成敌人,不知不觉中激起你对陌生人的仇恨。目标,情报,迂回,掩护,波次,占领等等,这种词不时冒出来,带着硝烟和血腥味。看了几天销售书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小故事,让杀气腾腾的文字稍稍松弛下来。我把这个故事抄在了笔记本上,也许值得在此转述一下。
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应聘做销售员。第一天试用结束了,老板问他今天做了几单买卖。小伙子说:一单。老板说:“只有一单?我们这儿可是大公司,一个销售员一天要做20单到30单呢,你卖了多少钱?”小伙子回答:“一百万。”老板有点不相信,问他是怎么卖的。小伙子说:“有个男人来买东西,我先卖给他一个小号的鱼钩,接着是中号的鱼钩,再接着是大号的鱼钩。我又卖给他小号的鱼线, 接着是中号的鱼线,再接着是大号的鱼线。我问他上哪儿钓鱼,他说海边。我建议他买条船,他就买了条船。他说他的车拉不了,我又卖给他一辆车。”老板说:“哇,好厉害,他开头只是来买个鱼钩的吗?”新来的小伙子说不是的,“他来给他老婆买卫生棉 。我对他说,他的周末算是毁了,他应该去钓鱼。”
这是个小笑话,但这是个能鼓舞我这种销售新手的笑话。在不久后到来的四处碰壁的日子里,在我陷入无人救援的绝境时,我就会想起这个笑话,从这个笑话中吸取力量。
半夜里,粘糊小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拿下了第一单。她大骂她请的那个红脸汉子心黑,把价压到了底线。扣除这天晚上的火锅钱后,她不赔不赚,白干。我认为她还是赚了经验,还有开张的心情。她说那倒也是。她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出马。我说要等我把这几本书看完。她说你看吧看吧,看完了别忘了把书煮熟吃掉。我笑了笑,说不至于吧,有你这样的搭档,就算赚不着钱,谭鱼头还是有得吃的。她又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楞了楞,拨通了她的手机,她好像忘掉了刚才砸电话的事,不停地笑。我们约好下个星期见面。
星期四,我给林秘书打电话,说带她去找常四段。林秘书很高兴,说她下班后就去棋院,要我先去棋院里等她。我下午早早就去了棋院。能在销售员的事公布之后再帮林秘书找围棋老师,这让我感觉很好。
走到棋院方形大楼背后,我看见楼顶上站着几个工人,用绳子拴着电缆往上吊着,三楼窗户里探出一些脑袋不停地喊叫,楼下还有几个工人在挖沟。这些工人都穿着黄马甲,黄马甲上印有“XX通信公司工程部”几个红字。XX通信公司正是我所在的公司,但我一看施工现场,就知道他们不是本公司的。一定是某个有关系的包工头,以公司的名义揽了活。我有点埋怨自己太不敏感了,这么熟的地方,没来打听一下。这笔业务可能是早就敲定了的,但也可能是我得知自己要做销售员之后才开始谈的。那可是大屏幕转播专用的电缆,不是小单。
见了常四段,我才知道那条电缆是通向一家茶艺馆的。有个佛山人在附近租了一个大厅,平时做茶艺,有棋赛时,打算请国家队的高段棋手来讲解,收门票。通信单子是怎么回事,常四段不清楚。过了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做那个单子的销售员果然把单子转给了一个包工头,包工头用淘汰的电缆冒充优质电缆。一场官司下来,销售员被大大罚了一笔款。
我和常四段正聊着,林秘书来了。我作过介绍后,他俩聊了几句。我发现他俩的瞳孔在放大,目光在对撞,空气中有静电火花的噼啪微响。我相信,我目睹了一场爱情的诞生。我相信,她一眼就看出了一个男人的孤独与纯粹,他一眼就看出了一个女人的寂寞与渴望。
第七部分(6)
乐小天
我去冲了个澡,再次走进卧室,发现红色的床头灯已经关掉了,一盏乳白色的壁灯打开了,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玲姐正在放音乐,一个女歌手温润的声音从挂在墙角的四个小音箱里流出来,让室内的空气染上了一股奶茶的香味。
……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
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很爱很爱你 只有让你拥有爱情
我才安心
看着她走向你  那幅画面多美丽
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
地球上  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
做不成你的情人  我仍感激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
飞向幸福的地方去
很爱很爱你  只有让你拥有爱情
我才安心
音乐在卧室里回旋,我被触动了一下。这首歌以前听到过,路过音像店的时候,或者在公司电梯门口,不过我没有仔细去听。大学毕业后,我对流行音乐不再着迷,我的心情不再需要流行音乐来发现,来定义,来表达。
玲姐去冲澡的时候,我靠在床头,对着碟套上的歌词,又听了一遍。这回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被渗透了,那个地方只有无形的东西才能抵达。接着,我像个傻瓜把这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整个人像泡在了慢慢变热的奶茶里,慢慢融化掉了。有一瞬间,我觉得歌手温润的声音,比玲姐的声音更像玲姐的声音。可以说,我是因为玲姐才记住这首歌的: 刘若英演唱,施人诚作词,滚石唱片公司出品。
不知不觉中,我被那种深情的牺牲感动得眼泪要掉下来了。深情的牺牲,按理说我不应该是这个夜晚才意识到。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这正是玲姐这几年来行为的主旋律。但确确实实,这一切只是偶尔在我的大脑沟回里模模糊糊地响起,直到这个晚上,才被一个歌手捉住,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现在回过头想想,真是悲哀,两个分明心心相印的人,大部分相处的时间却云遮雾罩的,甚至还有些交手的味道。
交手…… 我忽然隐隐不安起来…… 觉得这音乐,这灯光,这整个气氛,都有点不对劲一样。我想到了一名日本武士从玫瑰花丛中嗅到了杀气的故事,我想到了韩信的楚歌和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毫无疑问,这么联想太夸张了。毫无疑问,交手在继续。我预感到玲姐正在遣词造句,准备在冲过澡后,跟我认真谈一谈。
事到如今,也该认真谈一谈了。这几年的交手,应该说互有胜负。中间谈过不止一次,都不了了之。今夜,似乎有点决战的意思。卧室绝大部分沉浸在幽暗里,只有这张大床被一片淡淡的灯光照着。这张床现在看起来很像舞台,同时很像战场。我一点一点亢奋起来,觉得绝对不能不战而屈已之兵。
前些日子,工作上的压力和玲姐的反复本来就让我心累,得知玲姐要嫁给老易,无异于晴空霹雳,猝然的打击是让我很灰心绝望。现在,我似乎又看到一点希望了。玲姐若是铁了心要跟老易结婚,这个夜晚我们应该不会在一起。当然,在一起了,我心里也明白并不代表她已经回心转意。但无论如何,她将要跟我进行的一场谈话,既是她的一次机会,也是我的一次机会。我若不争取,她就嫁给了老易。我争取,失败了,也不比没争取有更多的损失。大不了大家又都呕一场气。万一翻盘了呢?虽然渺茫,但值得一搏,能扳回多少就看造化吧。
我迅速调整思路: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也可以说是推着你走向更不幸的地方。谁说得清别的地方,是幸福还是不幸? 谁能事先比较?
就拿老易来说吧,虽然我不了解老易(我干什么要真正去了解他呢,除了“摸敌情”的需要以外),但我觉得玲姐嫁给他,也不一定会更幸福。这倒不是自我安慰。玲姐跟老易在一起的感觉,大约也就是我和许可佳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虽然许可佳是一个很动人的女孩,可我跟她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外面看起来挺顺眼光鲜,里面却不能做到心脉相通。想起许可佳,我心里多少有些难过起来。但这会儿我已经顾不上她了。决战在即,我只能先解决眼前的主要问题,然后再找机会向许可佳解释和设法补偿。   玲姐穿着浴袍走了进来,换上睡衣睡裤,看起来像一个柔道选手或者跆拳道选手。她望着我笑了笑,坐到梳妆台前去梳头发。我注意到她从镜子里瞟了我几眼,发现我在看她,她又朝我笑了笑。按照相扑选手的说法,胜负是在相遇之后、交手之前的那几分钟里决定的,双方都在那几分钟里观察对方的状态,做自己的策略准备。
我打算后发制人。玲姐关掉音响,爬上床,闲扯了几句我瘦了她也瘦了那一类纯体重方面的事。我只是笑,嗯嗯着,等着她亮出兵刃切入主题。没想到她说了一声睡吧,就关掉了灯。她轻轻抱着我,把腿横过来轻轻压在我肚子上,把脸挨着我的肩膀。 我楞了楞,睁着眼睛望着黑暗。难道就这样算了?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明天早晨起来,大家照常去上班?然后哪天又找一个碴吵上一场?难道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老易?如果我先提出来谈一谈,又该怎么谈?这不是个好谈的话题。要是好谈,我们也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我开始做深呼吸,希望控制住自己的冲动。这次谈话如果没把握谈好,就不应该主动出击。我注意到玲姐也在做深呼吸。我们的呼吸心法都是常四段教的,那是一种来自瑜珈的胸腹式呼吸法。我默念着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吸气时,犹如在品尝空气一般,缓慢而深长地吸入气息,感觉到由于横隔膜下降,腹部完全鼓起;随后,肋骨向外扩张到最开放的状态,肺部继续吸入空气,胸部缓缓上提,胸腔进一步扩张;吸满气后,缓缓呼出,犹如蚕吐丝一般,细微而绵长;先放松胸腔,将胸部的气呼出,随后温和地收紧腹部,向内瘪进去,将腹部里剩余的气完全挤压出来。
玲姐忽然浑身颤了一下,笑出声来。
她说:“你也睡不着呀。”
我嗯了一声。接着听见玲姐谈起了刘若英那张碟子,她说:“我买这种音乐,你不会笑我吧?”
我说:“怎么会?我知道你是一时心情而已。”
她问:“你怎么这样说呢?”
“你当然知道这种东西没法认真听。一认真,你就会发现每一样乐器都在冒傻气。比方说吧,什么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谁说得清别的地方,是幸福还是不幸? 要是真的很爱很爱,就不应该那样。除非对方不爱她了。真要是这样……嗯,那也不关我们什么事,就不说刻薄的话了。”
“不那么简单吧?别的地方幸福还是不幸,还是可以比较的。”
“你这么说我很难明白的。”
“我本来想拿咱俩的事做个例子,可又怕说起来你会生气。”
“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生气?有时候你就是这样,事情还没发生,你就开始怕这怕那的。”
玲姐笑了:“我要是你这个年龄,我也就什么都不怕啦。”
“你到底怕什么呢?我们的事完全可以敞开谈一谈的,我实在是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一些什么。”
“我都已经说了。当然年龄只是其中一个。”
“年龄这个话题,我们都说了一千遍了。你要是不怕耳朵起茧子,我倒是很高兴把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就算是谎言,也到了该变成真理的时候了。”   “我不是不相信你,这话我也说很多遍了。照你的逻辑,你说将来要怎么对我好的那些话,也算是在说还没发生的事吧。”
“我承认你说的,也有一些道理。我们就直接说已经发生的事,好不好?”
“唉,已经发生的,有一些是我不好。走到这一步,我也不想标榜那都是为了你好。我还是为自己考虑了不少的。我都是这个年纪的人了,你知道,我一直想要个孩子,现在都有些晚了。”
玲姐想要个孩子的事,她以前也对我谈起过。她还没离婚的时候,在同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丈夫有了外遇。她悄悄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夫妻冷战。这天晚上她又旧话重提,让我又感觉到了那种曾经有过的心疼。我抱紧了她,她的身体温暖柔软,肚子轻轻起伏,呼吸的气息吹在了我的颈子上。我能意识到我抱着的是一条生命,一条需要也有权延续生命的生命。   我说:“这事是不能再拖了,我们还是赶紧去登记吧。”
以前谈起生孩子的事时,我没表过态,因为我还没到我所在的区规定的结婚年龄(男方22岁)。
玲姐动了一下,说:“不要说傻话了,我怎么能嫁给你?”
“怎么不能?法律规定我们不能结婚生孩子吗?”
“你知道这不关法律的事。你也从来不为我想想。”
“有什么好多想的。在我眼里简单得很,我们像大多数人一样,遵纪,守法,结婚,生孩子。”
“又在说傻话了。”
“看看,我一说这些,就是傻话。我不说这些,你又说我不为你着想。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拉亮了灯,坐了起来。玲姐把我拉了下去,抱在她怀里。 她轻轻摸着我的头发,不停地叹着气。
“天儿,你别这样任性好不好?你才22岁,你还是走你自己的路去好不好?我这真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心里不好受,我也不好受。我不好受,只能怪我自己,你不好受,也应该怪我。你要发脾气,你就发吧,只要你觉得好受一些。”   我又坐了起来。
我说:“我不想发脾气,只想要一句痛快话:你是不是一定要跟我分手,要嫁给那个姓易的?”
“你,你一定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我不跟你说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了吧?要不要我帮你说出来?你干嘛不直接说你就是变心了呢?”
“我没有。跟老易的事情一直想跟你说,一直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就拖下来了。早知道你要这么说,还不如干脆让你觉得我变心了算了。”
“没有变心啊?真的啊?那我们还争什么?下次那个姓易的还敢来找你,惹毛了我,哪一只脚先进门我就把那一只脚剁了!”   “你就会胡来。你就会说这样的气话。你不是说要遵纪守法吗?人家老易也是有这个权利的。”
“那好。公平竞争。划下道儿来吧。”
“划下什么道儿来?”
“文比还是武比?什么条件?多长时间?让我跟老易过过招。”
“你不要这么固执和胡闹好不好?”
“你要我就这样放手?我怎么会甘心?”
“唉,我就知道会这样。算了算了,不说了,睡吧。”
“我不困。要睡你自己睡。”
接下来玲姐只好也坐起来,陪着我说话。说不得,我只好继续吓一吓她,告诉她我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具体要怎样,我没有说,让她自己去想。她眼睛转了转,好像是有点给吓着了。她答应再想一想,暂时不跟老易结婚。接着要求我不得在外人面前胡闹,继续当她的“表弟”。我忙不迭地答应了。在那一刻,我觉得只要她暂时不跟老易结婚,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只要争取了时间,就不怕不发生变数。我知道她这一招使的很可能是缓兵之计,虽不是我想要的最好结果,但也算是颇有收获了。   她关掉灯,再次拉我躺下来。我乖乖地躺下来了。
第八部分(1)
乐小天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玲姐的交往可以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她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也许,她觉得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只需要拿出耐心和时间来等待变数。我也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她答应我暂缓跟老易结婚(原定春节),但真正怎么样我要等到春节才知道。况且在此之前的折腾,我消耗也不小,也需要休息一下。
一些零星的温存和冷漠分布在漫长的平淡里。我努力用工作来对付平淡。那些工作本来
就是需要做的,现在变得更需要做了,因为它不仅可以增加我的筹码,还可以转移我的焦虑。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能一刻不停地在这座城市里跑来跑去。但只要有空,我还是会去玲姐那里看看她。我觉得应该保持小规模的浪漫攻势。有时候我会为她写一首小诗,或一首歌词,或几句话,就写在卫生纸上,她的记帐簿上,她常读的电视报上。有一个傍晚,我还把折叠餐桌搬到了阳台上,铺上一张新桌布,拿出葡萄酒和两只水晶玻璃杯,点上了蜡烛。然后我坐在烛光里等着她。外面下起了雪,雪片轻轻扑打着包封阳台的玻璃,像在轻柔地絮语。   整个冬天我都很忙。随着互联网投资持续升温,钞票跟雪片一起落进了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我得时刻准备着出门抓几把。公司里多数销售员都不是通信专业出身,对通信系统产品的了解,往往不及客户的技术人员,沟通起来困难比较大。看见我和几个专业出身的同事连连得手,有些人就去销售部经理那里吵闹。经理只好决定,做互联网这一块的,必须一个专业的和一个非专业的组合在一起。我挑的搭档是粘糊小妹。   再次见到粘糊小妹的时候,她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围巾。走进了有暖气的办公室,她也不把围巾取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为和阿伍的事吞过两次玻璃,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把她的喉管切开,她的颈子那儿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知道这些后,我每次看见暗红色的围巾都不舒服,像看见了凝固的血一样。粘糊小妹自杀未遂的事件给我震动不小,让我面对许可佳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我既想把话说清楚,又不想伤着她,结果总是迟迟进入不了主题。   这年冬天,我跟许可佳不时见一见面,去各种时尚的餐厅里吃一吃饭。有时候我很不愿意相见,面对她,我心理压力很大。她在那种特定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门前,像一个火堆出现在一只快要冻僵的动物面前。我生病期间虽然没有跟她怎么样,也没有明确关系,但我不能不承认我跟她已经有了历史遗留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见面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可一旦见了面,我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让她平和地接受我的想法。常常是她问几句,我答几句。我不忍对她太冷,太狠,我深知太冷太狠她受起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她因为我而留下身体创伤或心理创伤了,我觉得那真是一桩罪过。   有时候许可佳会来我的住处看看我,不过没再在我这里过夜。上次我生病的时候,她在我这里住过两个晚上,她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像要杀了她一样。她父亲还为此跟她母亲吵过一架,两个上了年纪的人都在客厅里蹦蹦跳跳的,据说最后是她母亲赢了。许可佳告诉我:“我妈说,想住在外面尽管住,只要我结婚的时候还守身如玉,家里就多我送一万美金。”接着,她转了转眼珠,告诉我最近她天天思想斗争,盘算着这笔买卖值不值得。虽然我对她母亲顿生敬意,但许可佳的话仍然让我心惊肉跳的。她不用亲密行为紧逼我的时候,我觉得她可以算是一个很令人温暖舒服的朋友,可要是哪天万一不小心,让许可佳在我的床上完成了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我不跟她结婚我简直就要从人变成不是人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种不小心是很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坐在床上吹一只避孕套(她说是她妈妈从医院里拿回来送给她的),吹成一只气球扎起来,然后一次次抛向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我差点希望自己不是人。有个声音对我说,可以做点什么,跟这个女孩一起做点什么不正是玲姐希望的吗?几分钟后,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太卑劣了。又是几分钟后,我对这种道德的自戕失去了兴趣,因为道德的自戕太容易了,也太脆弱了。幸好那只吹鼓的避孕套及时爆掉了。
打这以后,我尽量不让许可佳上我的住处来考验我的意志,虽然每次拒绝都不是很坚决,但也够生硬的。一想到我生病的时候她来照顾我,我就没法子做到很坚决。坚决果断不是我的性格特点。我希望时间能帮我慢慢把关系转化为一般朋友,帮许可佳慢慢明白我的心意。这看起来也像是缓兵之计。可比拖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羡慕有些人身上那股快刀斩乱麻的狠劲和利索劲。
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看书,许可佳突然笑嘻嘻的爬上了床。她抱着我,说要跟我好好谈一谈。看样子她是有备而来,我心里跳了一下。我马上联想到我跟玲姐那天晚上交手的情景:壁灯的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四周一片幽暗,让那张大床看起来很像舞台,也很像技击场。
很久以后我知道她这一天果然是有备而来,她身上又揣着避孕工具。这次她想把跟我的事明确敲定,不想再不清不楚地拖下去了。
我挣脱许可佳,跳下了床,坐在沙发上。我觉得我不能在床上跟许可佳谈她要谈的事情。那次我在床上跟玲姐交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我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如果换一个交手的地点,如果不是在那张床上。有一本古籍上记载了一种说法:床,天生就是女人占优势的地方。床是女人的庇护所,是女人忠实可靠的同谋。男人要站着说话才有力量。至少得坐起来。躺在床上跟女人交手,男人十有八九得丢盔卸甲。
看见我坐到沙发上去了,许可佳噘着嘴溜下了床。她叉着腰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不知道她跟什么人聊起了天,聊着聊着她的眼睛就红了。后来她把上网电缆拉到了洗手间里。她坐在马桶上,抱着笔记本电脑,边哭边聊。我在洗手间门口转了转,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听见她鼻子里发出的抽泣声,我有点心烦意乱。我走到楼下的雪地里转了好几圈,第二天出去跑业务的时候,鼻子里不时流出一点清亮的鼻涕。
有时候我很想请教一下粘糊小妹,我该怎样做才不会引起许可佳的激烈反应,可一看见粘糊小妹那副憔悴的样子,又觉得自己这么问太过份了。后来,我感觉粘糊小妹苍白的脸色和暗红色的围巾太影响我跟客户谈判的情绪,隔几天我就让她在家里休息一下。粘糊小妹也很乐意,反正我每做成一单,财务部都会自动分成给她。
这年冬天,我一连做了十几单。有时候走在街上,望着漫天飘飞的雪片,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喜欢北京的冬天了。我本来就觉得北京的冬天比南方小城的冬天好过。赚了点小钱后,我一高兴,就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来北京过春节。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一高兴,就提前两个星期来了。没来几天,他们就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连几乎没人扶过的楼梯扶手也擦得干干净净的。
望着父母在一起做家务活,有说有笑的,我心里很宽慰。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和睦相处过。离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像离婚以前一样不停地吵架。现在,父亲心中的烈火似乎已经熄灭了,母亲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要强了。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两位老人似乎到了晚年才发现了平淡生活的价值,有重归于好的趋势。一天晚上,我跟父亲睡一间房子,问他有没有可能跟母亲复婚。父亲很有点不好意思一样,把头扭向一边,说他没意见,就是不知道母亲的想法怎么样,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我马上走进母亲住的屋子,告诉她父亲想跟她复婚。母亲的眼睛像少女一样亮了一下,接着呸了一声,让我不要瞎操心,“你把你自己的事操心好就行了。”接着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我告诉她要想在北京成家,得先挣够成家的本钱。母亲点点头,开始抱怨北京的房价和菜价,接着抱怨我父亲不中用。她说他要是早点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挣下一百万什么的,我在北京的亲事也会好办得多。听她这么说,我赶紧打岔扯别的,然后赶紧收住话头去睡觉。
周末的一个下午,许可佳突然来了。
上午,她打电话约过我,我告诉她这几天有事,当时她没说什么,没想到下午她就突然敲门了。我向父母介绍了许可佳,只报了她的名字。许可佳似乎毫不在意我这么简陋地介绍她,她拉起我母亲的手就聊开了,很快又拉起我母亲的手逛街去了。我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把我母亲哄得那么高兴的,这天母亲给她买了两件衣服,还把祖传的一对耳环从耳朵上取下来一只,送给了她。另一只,逛街回来后母亲悄悄给了我,要我在结婚的时候再送给许可佳。母亲笑着对我说:“这姑娘乖,说话像电视里的人儿一样。”我有点给吓着了,说:“你不要乱来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母亲问:“你生病的那几天,是不是她住在这里照顾你?”我说是,不过不是我要她来的。母亲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喜欢她。你不讲良心,妈替你讲良心。”
母亲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羞愧。对许可佳,我心里一直盘踞着一些类似歉疚的东西。我也想为许可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但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对许可佳这么热呼,我就当是替我做了一些吧。做晚饭的时候,许可佳走进厨房里去给母亲帮忙。听见厨房里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我耳朵里又一阵阵发麻。我真恨自己没本事把我和许可佳的事处理妥当。
很久以后,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回想起我跟许可佳交往的历史,我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挤着自己的太阳穴,我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啊?我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已经揭示出来的原因,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可我就是想不起来。现在,我坐在电脑前,试图看清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清。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具备完全理解自己的能力。
晚饭后,许可佳陪我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见她提出来明天可以陪我父母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我父母都很高兴,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正商量着游览计划时,我把许可佳叫到了另一间屋子,告诉她我父母年纪大了,一般睡得比较早。许可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我只顾着傻高兴,把老人家睡觉的时间搞忘掉了。”
送许可佳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许可佳的耳朵上晃荡着我母亲送的那只耳环。那是一只镶有祖母绿宝石的耳环,是我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的。虽然不算名贵,但意义非同寻常。我很想要回来。我陪许可佳走出了小区,一直没想好怎么开口。听着积雪上的脚步声,我心里一点一点变冷变硬了。走到了大街上,我有了主意。
我对许可佳说,耳环有点问题,我母亲忘了告诉她,套宝石的箍子不牢实,得修一修。
许可佳站住了,说:“是吗?”她取下耳环,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看了看,“挺牢实的呀。”
我说:“看着牢实,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上次宝石掉下来,我母亲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许可佳说:“那我拿去换个箍子好了。”
我说:“最好是换个箍子。不过也可能是我母亲的那一只有问题。反正一只换了,另一只也得换。两只得弄成一样的。”
许可佳笑了,说:“没事,哪天我都拿去换好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对她说:“你给我,还是我明天去修吧。”
许可佳说:“看你不放心的,好像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一样。”
她笑着把耳环放在了我手心里。放下前,还往上提了一下,才放下来。
第八部分(2)
乐小天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父母出了门,去长城和几座皇陵看了看。出门的时候母亲问我许可佳怎么没来,我跟母亲瞎扯了几句。母亲皱起了眉头,没说话。路上,许可佳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们怎么提前出发了,我走到父母听不见的地方,跟许可佳瞎扯了几句。她问要不要她赶过来,我说不用。
打完电话,我呆呆地望着长城,这么短的时间就说了这么多假话,不知道以后还要说多
少假话才能补上,心里真是不爽。我不是故意矫情。如果把我过完22岁生日后我说的假话都收集起来,堆在一起,就会看清楚这一年我的人生态度到底有多大变化。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一条为假话辩护的名言:适当说一说假话是善良的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接受真实的能力。从此以后,我觉得越来越不便反对这种说法。   从长城和皇陵回来没几天,我和许可佳在海洋馆的水下餐厅里吃过一次海鲜。许可佳突然问我耳环修好了没有。我假装没听见,像是被鱼吸引住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鱼在许可佳的脑袋旁聚成一团。许可佳顺着我的目光瞧了瞧,用筷子敲了敲玻璃,那些鱼立刻像受惊的鸟群散开了,各自飞得远远的。许可佳回头又问了我一遍耳环的事。我只好又拿假话来抵挡了,我告诉她,耳环被我弄丢了。
许可佳张着嘴望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在空气中弯成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很快,她笑了,问我是怎么弄丢了的。我脸上在发热,呼吸困难起来了,感觉很需要潜水员头上戴着的和背上背着的那一套东西。搓了一会儿脸,我很不情愿地编了一个故事,说耳环是在地铁里被人偷走的。
许可佳笑出了声,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第一,丢了东西又不是丢了人了;第二,偷东西的人又不是你。”见我还在搓脸,许可佳讲了几个海底生物有趣的故事。我配合着笑了笑,很感激她没有继续说耳环的事。
此后,我和许可佳还去冰封雪冻的什刹海吃了一次韩式烤鱼,去东方广场回转寿司吃了一次日式生鱼片。显然,许可佳每次挑餐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顺着我的嗜好和口味。我呢,宁愿顺着她的意思,跟她在外面吃吃饭,也不希望她常去我的住处跟我父母搅在一起。我想等父母走了,再跟许可佳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说清楚,否则她闹腾起来,我母亲定会帮她,那时候我可真是里外不得安神。当然,跟她左一顿右一顿的吃着喝着,理由不止这一条了。其实有时候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我还是有点开胃的。我很少见到像许可佳那样热爱食物的女孩,她有时候吃得稍嫌放肆,还偷偷松一松皮带什么的,脸上和衣服上沾着油渍,她那副吃相的确能让人感到生活是值得享受的。那一阵子,因为玲姐的事一直悬着,我心里很不踏实,跟许可佳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只要她不逼我太紧,我多少能感到一点放松和安定。好在大多数时候她有理有节,进退得度。   见许可佳很少再来我的住处,有时候我母亲会在餐桌上问起来,问我和许可佳最近是不是在闹别扭。我总是跟母亲瞎扯几句,搪塞过去。每次跟母亲在一起,我都有点担心她会突然提起耳环的事,幸好,母亲好像忘掉了她给过我耳环。没说的,我又欠了许可佳一次情。如果许可佳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我母亲,接下来的麻烦我不愿意去想象了。
这一天正吃着饭,母亲说:“有一件事我这几天一直想问问你,总是给忘掉了。”我的耳朵像给敲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我望着母亲。母亲说:“我听可佳讲,你在北京还有一个表姐,我怎么没听说过一样?”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什么表情。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我走开了,走进厨房里给父亲盛了一碗饭。我在桌子上扫了一眼,发现父亲的饭碗空了,就端起来走进了厨房里。我慢慢添着饭,脑子里迅速转开了。具体转了些什么,现在也没法子一条一条理顺拿出来。按理说,我首先要确定的是:说不说谎?但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厌烦许可佳,觉得她不该这么东说西说的。接下来,我意识到此刻没有时间去厌烦许可佳,我应该决定是不是对母亲说实话。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应该说实话。可是,说假话的念头很快又占了上风。我觉得说假话省心。父母那一辈的表亲本来就多,我编一个故事并不困难。我可以在母亲和玲姐之间放上七大姑八大姨,把水搅浑。为了安全起见,我还可以往其中放一两个跟母亲关系不好的姑姑,再放一个死去多年的表姨,让母亲无从查证。一下子说不清为什么,编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心里堵得慌。也许我实在是不愿意把春节前的这一周变成“谎话周”,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厨房里走出来,我决定不说实话,也不说假话。我决定不把真相说完整。我告诉母亲:4年前我在棋院里认识了一个比较年长的女人,她今年40岁了,一直比较关心我,照顾我,帮我找工作,还帮我找女朋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关系时就省事说是表亲了。   母亲轻轻拍了拍脑门子,笑了,“我说呢。我把头想痛了也没想出这门子表亲来。还以为记性不行了呢。”闲扯了几句,母亲问父亲:“人家这么照顾天儿,你看是不是该请她吃一顿饭呀什么的?”
父亲说:“那是应该,那是应该。”
母亲说:“天儿,你爸爸也说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呢,你看哪家馆子像个样子,价格也合适?也别太便宜了,省得人家说我们小地方来的人小气。”   父亲点点头,说:“第一次大方些,那是应该,以后熟了,就在家里吃点什么都不要紧的。”
我心里一阵感动,说:“她也不是那种讲排场的人,要聚一聚,就家里聚吧。”
母亲说:“那不行。妈也不是一定要讲排场,妈的手艺你是知道的。嗯,这回妈跟爸出钱请,是妈跟爸的一点心意。这回你就不要管了。你只负责约人。”
饭后,我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饭桌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玲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近怕是没什么时间啊。”   我说:“我妈这个人你还不清楚,你要是不来,她肯定要亲自找你去的。”
玲姐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这一顿我来请。我也应该尽一尽地主之谊。”
我说:“我觉得谁请谁是次要的,聚一聚再说好不好?”
玲姐笑了,说:“我现在要说不好,怕是也不行了。”
春节前的那一阵子,玲姐所在的单位酒宴不断,我听见玲姐在电话里算日子。末了,她定在了腊月二十七号中午。地点在前门烤鸭店,那儿是在北京工作的人请外地亲戚朋友吃点上档次的饭时,一般会首选的地方。我没什么意见。挂断电话前,我本来想说点别的,后来又觉得这会儿没什么更多的话好说,就挂断了。挂断后,还冲着电话笑了笑,望着窗外舒了口气。窗外,大雪静静飘落,一派祥瑞。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所在的销售部也有一些应酬。除非请的是跟我有直接关系的客户,一般我能推的就推掉了。许可佳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她家吃年饭,我告诉她节前忙得要命,她似乎有点生气,我也只好由她了。得着空子,我就去玲姐那边看一看。玲姐肯答应跟我父母在一起吃饭,我就像提前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心态平和多了。但我有时候还是担心中途有什么变故。每次去她那边,四处看看,看见没什么异常迹象,我才会觉得又平安地过了一天或两天。有一次在她那边住了一夜,回来母亲盘问了半天。后来因为不愿意说谎,再晚也回家了。   腊月二十七号一大早,粘糊小妹打电话来跟我借钱,说她想把阿伍保出来过年。我这才知道阿伍被关进了局子里。我很久没跟阿伍联系过了。见着粘糊小妹后,听她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原来,我让粘糊小妹在家休息的那段日子,她闲得发慌,就想跟阿伍一起出去做几单。一家私营企业有个中年女老板有下单的意向,阿伍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床上。阿伍就是在床上赤条条地给警方逮住的,原因是女老板的丈夫十几个小时前被勒死在汽车里,阿伍成了嫌疑犯,现在已经给关了半个多月了。女老板托人带口信,说只要阿伍承认她丈夫死的前后个把小时,阿伍跟她在床上,她就出钱保他出来。可阿伍觉得人命关天,没有答应。粘糊小妹讲这些事时,笑嘻嘻的,让我弄不清真假。我问她为什么不找阿伍的弟弟要钱,她说,阿伍的弟弟不肯管他。阿伍跟女老板来往的那一阵子,阿伍的弟弟就发过脾气骂他胡闹,要他跟女老板分手,正正经经跟粘糊小妹谈恋爱。有一天,阿伍的弟弟找到阿伍,要他立刻打电话给女老板说分手的事。阿伍说:“你说分手就分手啦?那我成什么啦?我本来今天要分手的,你这么一说,我就不分手了。就算是搞包办婚姻,又哪有弟弟来包办的?”就这样,两兄弟不来往了。   取出钱,见时间还早,我决定跟粘糊小妹一起去接阿伍。进了局子大门,粘糊小妹一路跟警察打着招呼。我对她说:“看来你在这里下了不少工夫,但愿阿伍没事后,你们能好好的在一起。”粘糊小妹眼睛红了红,说:“以后的事儿可说不准,我只是觉得他有难,我不帮一把,心里过不去一样。”她这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这次一共交了八万,粘糊小妹出了五万,剩下的我出。粘糊小妹那五万里也有一些是阿伍的,阿伍被拘留期间,跟局子做了一单50部大功率对讲机的生意,还卖给几个看守几部手机,粘糊小妹只是负责跑跑腿。隔着铁栅栏,我看见阿伍正踱着方步,脸色红润,气度雍容,看起来在里面没受什么罪。看见了我,他朝我笑了笑,还双手抓着铁栅栏使劲摇了摇。   从局子里出来,阿伍对我说,他以后一定会回报我的。我笑了笑。8个月后,他跟袁大头联手发动技术部的员工签名,抵抗我回技术部任经理。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他从局子里出来的那天,他说过什么。他马上把签名簿掏出来,当着我的面撕得粉碎,说:“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了,这一单两清了。”我朝他点头微笑,觉得这位学兄又给我上了一课。
跟阿伍和粘糊小妹分手后,我打车直接去前门烤鸭店。路上给母亲和玲姐各打了一个电话,父母正要出门,玲姐已经出了门。母亲说:“上午可佳打电话来,我顺便让她也去前门烤鸭店了,一起请了省事。”   “妈呀!”
“你叫唤什么,主客是你们的介绍人,请可佳作陪也是正该的。成不成是以后的事,谢不谢是今天的事。”
“好好好。回头再说吧。”
我挂断了电话,觉得好好的一顿饭叫我母亲弄变了味儿。可已经这样了,跟她多说无益。我赶紧给玲姐打电话,解释许可佳要来吃饭的事。
玲姐笑了,说:“我怎么觉得跟鸿门宴似的?到头来还得我埋单,我可真会做冤大头!”   我说:“你放心。”
“我倒没什么不放心的,冤大头就冤大头吧,做到家好了。”
“嗯,没人吃得了你。有我在呢。”
玲姐又笑了,说:“你啊,你只要老老实实呆着,不胡闹我就谢天谢地了。”
“好吧,反正我是怎么回事,你是知道的。”
“知道归知道,唉,不说这个了。”
到了前门烤鸭店,进了包间,我看见玲姐正跟许可佳坐在一起研究菜单,脑袋挨着脑袋。听见脚步响,她俩抬起脸朝我笑了笑,几乎同时说你来啦。看见两个脑袋挨得那么近,像一张合影照片似的朝我微笑,这一幕真的如同幻觉。我仿佛看见火柴跟炸药搁在了一起。跟玲姐的眼光一碰,心里颤动了一下。再跟许可佳的眼光一碰,脑袋里嗡嗡的。我迅速冷却,收拾着自己纷乱的思绪。勉强笑了笑后,我说我去门口接我父母,就退出来了。
站在烤鸭店的门廊里,望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静静飘落,我感到浑身燥热。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炮竹爆炸的响动,眼前不时有人嘴角挂着油光和新春祝辞出出进进。穿旗袍的礼仪小姐睃了我两眼,瞅着没别人的时候就不停地搓手,呵气,蹦跳。我朝她笑了笑,她问我是不是在等什么人,要我把包间号和来人的特征告诉她,然后要我进去,“外面太冷了。”我说不冷不冷。她的脸马上冷下来了,站得直直的不再搭理我。我走开了几步,走进了雪地里,本来只是想在行走中张开身体透透气,没料到走上了瘾似的,越走越快。后来干脆往地铁口走过去,真想坐进地铁一走了之。
手机响的时候,我快到地铁口了。是父亲打来的。父亲问我哪里去了,说他正站在烤鸭店门口等我。见到了父亲,我说我以为他们会坐地铁来的。父亲说:“我本来是要坐地铁的,你母亲非要坐出租车。也好。”看见他手上拿着的是许可佳的手机,我问是不是许可佳接着了他们,父亲说是许可佳和玲姐一起接着的。上楼的时候,父亲拉了拉我的袖子,说:“儿子啊,你妈妈要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吃年饭,你要是乖乖的不闹脾气,她就封个大大的红包给你压岁。”
我哈哈一笑,走进了包间,三个女人六只眼睛齐刷刷地瞄准了我,我顿时感觉如同置身前沿阵地。我坐下来,玲姐率先开始取笑我,说我真的还是个孩子,一到过年就高兴得昏了头,到处乱跑,也不怕跑丢了。许可佳附和着笑。母亲也笑,说:“我才不担心他会跑丢呢,这年头的孩子,自己跑是跑不丢的。”看见三个女人都在笑,空气中隐约有炮竹爆炸之后的那种淡淡的火药味,我多少放松了点,如果她们过份其乐融融的,我会感到恐惧。
我最担心的是我母亲或许可佳会说什么让玲姐不高兴的话,玲姐拂袖而去,从此一去不回头了。对我来说,春节前的这几天本来就是让我神经过敏的日子,我是真的害怕会把多的事情搞出来。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主要是母亲跟玲姐闲聊,北方的干冷和暖气,南方的阴冷和湿气,如此等等。当母亲突然把话题转到玲姐的背景上去时,我的心又一下子提起来了,隐隐地感到了亲人的可怕。
母亲问:“你怎么还是一个人啊?你先生呢?你孩子呢?”
我马上打断了母亲,说:“你还让不让人家的嘴吃菜啊?”
母亲笑了,说:“这孩子!我们是几十年不见的表亲么,见了面自然要拉一拉家常的。”
我说:“以后有的是时间扯这些,就怕扯得你不爱听了。还是先吃饭吧。”
玲姐笑了,说:“他就是这样,他不爱听的,就不要别人说。”
我说:“不是我不爱听,回头我再慢慢告诉妈好不好?”
母亲笑了,说:“好,好。怎么样都好。”
许可佳拿餐巾抹了抹嘴,也笑,说:“还是伯母一家民主,要是我爸爸妈妈,跟别人说话就不许我插嘴。”
母亲朝许可佳面前迅速堆起的一堆骨头瞟了一眼,又给她夹了一块烤鸭,说:“那是你懂事,乖,不像天儿,让我说句话都说不完整。”转头又对玲姐说:“瞧你给天儿介绍的女朋友多好,我们做父母的,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才好。”
我张了张嘴,玲姐抢先说话了:“他俩看上去是挺般配的。看见一个好小伙子,看见一个好姑娘,不由自主的就想把两个人拉扯到一起去,好像这是很多做女人的一大乐子吧。要说感谢的话,哪天我再做东,把许可佳爸爸妈妈也请来,那时候我们一起感谢他们生了许可佳这个聪明漂亮的丫头。”
我张嘴结舌,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脑子转得越来越费劲了,搞不清玲姐说这一番话的用意。想到来之前玲姐在电话里跟我打过招呼,要我老老实实呆着,我觉得,也许我这会儿还是老老实实呆着好,随便她们怎么聊。她们后来又聊到了表亲的话题上,母亲解释说:“上次听可佳提起小天有一个表姐在北京,我就半天没想起来,瞧我这记性,传回去要给人骂死!” 我正要插话,她们已经聊开别的了,还一边聊一边互相夹菜。每道菜上来,母亲都要不停地给玲姐和许可佳夹菜,有时候也给我和父亲夹一夹菜。然后玲姐站起来给每一个人夹菜。此起彼伏的。在这种亲昵的气氛中泡一泡,我渐渐松弛下来了。我给父亲敬了一杯酒,然后给大家一起又敬了一杯。女人们喝的都是果汁,在座的只有我跟父亲喝白酒。父亲不怎么说话,一直笑咪咪的,基本上是我敬一杯,他喝一杯。我们很快喝了不少。   正吃着,喝着,呱啦呱啦着,听见包间外面有个男人在叫玲姐的名字。玲姐答应了一声,沉重的脚步声走过来了。在一阵憨厚的笑声中,包间的门打开了一条缝,刚够一张胖脸塞进来。接着门整个打开了,一只很壮观的肚子进来了。
玲姐的眼睛只眨了一下,就把来人介绍给大家,她说:“这是老易。”
我脑袋里立刻有个炮竹爆炸了。玲姐接下来介绍在座的人时都说了些什么,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我楞楞地望着老易,望着他的一只大手,那只大手端着一只高脚玻璃小酒杯微微晃动着。
后来我才知道,我给玲姐打电话说父母请她吃饭的事时,老易正在玲姐家里坐着。老易听见玲姐对着电话说要请客,就给了玲姐一张前门烤鸭店的贵宾卡。他在单位里虽然不是个领导,但资历摆在那,这种卡人家送了他不少。腊月二十七号上午,辖区内一些企业派人来机关送年货,处长就让老易陪这些人去吃一餐饭。老易想,不如干脆把这些人带到前门烤鸭店去,吃完后,顺便把玲姐的帐一块结了,回单位报销。吃到中途,他想到玲姐请的是一些表亲,从长远打算,他觉得自己过去敬一杯酒还是很有必要的。   轮到老易给我敬酒的时候,老易拉起我的一只手握着不放,说早就听说玲姐有我这么一个表弟在北京,一直想见没见着,今天终于见着了,心里真是高兴。   我努力笑了笑,说:“我也很高兴,今天我们要好好喝几杯,喝高兴。”
第八部分(3)
乐小天
老易说:“在那边已经喝多了,见到了你就已经很高兴了。”
我说:“还可以再高兴一点嘛。”
老易犹豫了一下,随手拉了一张椅子过来,坐在我和父亲中间。他说:“我有高血压,心脏不太好,不过小天老弟这么有兴致,我就舍命陪三杯吧。”
第一杯喝得很平淡。他没有跟我说什么话,碰一碰杯就一饮而尽了。倒转杯子亮底,杯口聚了晶亮的一滴,缓缓落下,叮当一声掉在他面前的一只空碗里。他随即扭过头,搬出一些套话问候我父母。我父母跟他谈笑风生的。玲姐和许可佳也不时跟着笑一下。
我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过了几秒钟,才明白自己是在生气。好像有很多原因让我生气,但每一条原因都像气流一样看不清,抓不住。
一个女服务生给我们斟上第二杯酒后,走出了包间,我看见玲姐跟着走了出去。玲姐介绍老易过后的这几分钟里,我一眼也没看过她。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不时从我的眼皮上、脸上和手中的酒杯上扫过去,我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她。她太让我失望了。上次她要跟老易结婚的事,她说她不知道怎么跟我说所以拖下来了,我原谅了她。这次她串通老易来给我父母敬酒,且不论用意如何,事先连个招呼也不跟我打,也太不把我当人看了。我拿起酒杯,朝老易搁在桌上的酒杯碰了一下,一仰脖子喝干了。
听见当的一声碰杯的响动,老易转过脸看了看,笑了笑,张了张嘴,就把第二杯酒倒进了嘴里。他的嘴巴喉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那酒已经落进了凸起的肚子里。他撇开双腿坐着,肚子直接搁在了大腿上,浑身散发出一团热烘烘的酒气,让人烦躁。
服务生抱着一瓶白酒走了进来,打开瓶盖,给老易和我的酒杯仔细斟满。杯口几乎鼓起了晶亮的凸面。我望着酒杯,感觉胃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就像一只动物被弄醒了。我做了几次深呼吸,才算是镇住了它。此时我多少有点后悔老易进来前我跟父亲喝得太急,不过,后悔也没用,那是天命注定。我相信天命注定老易在走进来之前也喝了不少,从他身上的酒气,从他拿杯子的手微微晃动的样子,可以看出来。我对自己说,那就比一比天命是偏向你还是偏向我吧。谁在此前喝得多,都没话说。谁在此后倒下,也应该没话说。有几秒钟我脑子里塞满了这样一些不可理喻的想法。
我不是那种经常喝酒,但酒量还可以的男人。在我眼里,酒是有了灵魂的水,酒是融化在水中的火焰,遇到血会重新燃烧。当那些小小的火焰沿着血管在全身流窜,喝酒的人能感觉到躯体内发生的奇妙变化。但喝过了量,就是另一种奇妙了。毕业时跟同学最后一次聚餐,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敞开了喝酒。大约喝了七八两,喝出了种种奇妙幻觉,把同学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后来有个女同学说那天晚上是我4年来最性感的时候,我莫名其妙,不过没忘掉她的话。男人能喝酒就是性感,我基本上当个结论记下来了。这天我主动挑战老易,我想潜意识中应该跟这个结论有关系。不过,这个结论在这一天起的作用应该是次要的,我主要是要跟老易比一比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先倒下去。
玲姐走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拿起了酒杯。玲姐说:“老易,我听见那边有人在向服务生打听你,是跟你一起来的人吧?他们好像要走了。”
老易哦哦了两声,说得送送他们。
玲姐笑了笑,说:“你们今天怎么也来了?真是巧。”
老易说:“嗨,这几天处座天天让我陪客吃饭,到哪里吃不是吃?到这里来吃也是一样的。我就把他们带这里来了。其实这几天谁还真在乎吃鸡还是吃鸭——吃的都是感情。”
玲姐又笑了笑。“那倒是。你进来的时候我还在纳闷呢,怎么这么凑巧。”
老易说:“说凑巧,也算是凑巧吧。凑巧就是走运。你今年会走运的,在座的今年都会走运的。”他拱了一圈手,站起来要走。我拉住了他,说酒还没有喝完呢。老易拿起了杯子,又说起了套话,祝我年轻有为呀前途无量呀等等。我回了他一句酒桌上的套话:“不说这些了,话都在酒里。”一碰杯,他喝下去了。我喝进了嘴里,心中一惊,又吐进了杯子里。我觉得我喝的不是酒,是矿泉水。招手把服务生叫过来,问这一瓶酒是怎么回事。
服务生慢慢走过来,边走边望玲姐。她站在我身边,问:“怎么啦?”
这时,我已经大致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一定是玲姐跟服务生在包间外面搞了名堂。我心里又多了一点不高兴。就算玲姐这是在帮我,怕我喝多了,怕我伤身子出丑,可这又是事先不打招呼,事后才让我知道。况且在酒桌上我不喜欢这种骗人的把戏。她刚才跟老易的一问一答也像是在做戏。
我对服务生说:“你们拿矿泉水当酒卖呀,好大的胆子。”
服务生说:“不是我,不是我。”
我说:“知道不是你。说的是你们这店子,欺客骗人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玲姐站起来,对我说:“不关他们的事,这酒是我带来的。我事先没打开尝一尝,怪我怪我。”
母亲笑了,说:“现在造假卖假成风,怪你什么?你又不会喝酒。天儿也真是,我看你是喝多了。当爸爸的,把他的酒杯收起来,不准再喝了。”
我说:“我可没喝多。跟老易说好的三杯酒,还是要喝完的。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母亲说:“这孩子,还真是喝多了。”
老易哈哈一笑,说:“他喝得不算多,我才真是喝多了。刚才那几杯酒到了嘴里,没尝出味道来。小天老弟也不要不高兴嘛。这样好不好,我先送客,回头带瓶如假包换的好酒过来,好好喝几杯,喝高兴。”
我说:“我等着你。刚才那一杯本来就没有味道,你没尝出来,也不说明你喝多了。往下咱们来真的。”
老易说:“好,一言为定。要是早知道小天老弟真是这样好这一口,我也早就找你碰一碰去了。”
我说:“现在应该不算晚吧。”
老易笑了笑,说:“你说不晚就不晚吧。”
老易又拱了一圈手,说一会儿过来,就走掉了。我看见玲姐张了张嘴,又闭住了嘴,她转身走开,打开了电视机。电视机里首先出来的是白酒“千杯少”的八折春节促销广告:酒逢知已千杯少。我默默地吃着菜,觉得这广告真幽默,这个时代在一起喝酒的还有几个是知已?我能感觉到老易身上那一团热烘烘的酒气还留在空座上。我正琢磨着老易那只大肚子能装多少白酒,坐在身边的许可佳碰了碰我,轻声问:“还喝啊?那次你跟我爸爸喝酒,记得没喝几杯你就说不行了。”我说:“那是跟你爸爸喝。”许可佳笑了,说你不会是今天遇到知已了吧,是不是有点相见恨晚。我没说话。许可佳又碰了碰我,说这几天她妈妈所在的医院里经常有一些喝出了毛病的人去吊葡萄糖。听见这话,母亲接了过去:“可佳别管他,他喝醉了咱们都不管,等他自己折腾去。”我看了母亲一眼,说:“你又管过我多少?”母亲恨恨地盯着我,夸张地扁了扁嘴巴,说:“好好好,今天娘亲多照顾你几下,待会儿娘亲给你斟酒,大不了你喝趴下了咱们再一起后悔。”许可佳笑了,说:“他年轻身体棒,应该问题不大。可是那个老易要是喝出毛病来了呢?那可怎么办?他那个样子可能真有高血压、脂肪肝、心脏病什么的。”母亲拍了拍额头,说:“就是,不会出人命吧?”坐在母亲身边的父亲突然插了一嘴,若有所思地说:“会的,一定会出人命的。”
正说着,老易抱着一瓶酒进来了。玲姐说:“老易,你还真拿一瓶酒来呀?我以为你是在开玩笑呢。”
老易说:“本来是在开玩笑。我看见小天老弟兴致好,就凑凑趣。就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了。”
我说:“把第三杯补上再说吧。”
第三杯喝过后,老易问我尽兴了没有,还说一定要尽兴啊。我说:“好,你也要尽兴。”我们又喝了七八杯,都是一杯对一杯。有几秒钟我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连做几次深呼吸才让自己在椅子上坐稳。还有几秒钟我发现一只胖大的蚊子,趴在老易的杯子沿口上伸出尖嘴,帮老易喝酒,我有点生气,挥手赶了赶,差点把那杯酒打翻了。就是在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出现了幻觉,因为几秒钟过后就意识到这个季节一般不会有这么富态这么嚣张的蚊子。我揉了揉眼,从指缝里发现玲姐跟老易使了两次眼色,我肚子里翻江倒海的,脸上有一条肌肉连着跳了好几下。老易好像对我脸上的表情很好奇,眯起通红的眼睛研究着,突然打了一个嗝,说:“想不到小天老弟文质彬彬的,还挺能喝几杯的,要不是我下午得写一个材料,一定奉陪到底。”又打了一个嗝,又拱了一圈手,准备走掉了。
我听见他被酒浸透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已经染上了酒意,估计再来三杯,他应该差不多了。我掂量了一下自己,自己已经差不多了。几种动物的肉吞进了肚子里,叫过多的酒一泡,混成一团变成了一头暴躁的怪物,几次想从喉咙里冲出来。我微微有些紧张,这时吐出来现丑,可真是自取其辱了。强攻没把握,我决定试一试智取。
老易握着我的手跟我告别的时候,我拉他坐下来,说易伯伯不要着急,要走可以,把罚酒喝完再走。
我叫易伯伯的时候,老易的眼睛眨了一下,我说罚酒的时候,老易的眼睛又眨了一下。他看了看玲姐,玲姐正蹲在电视机面前调电视。
老易回过头望着我,问:“什么罚酒?”
我说:“你好像跟我爸爸的年纪差不多吧,我该喊易伯伯才是。你一口一个小天老弟,我都给你数着呢,叫了五次,打个八折,也该罚酒四杯!”
母亲拍了拍额头,说:“天儿叫你易伯伯,是正该。我刚才还纳闷呢,你怎么管他叫小天老弟呢?”
老易的眼睛眨了好几下,又朝玲姐望了一眼。玲姐似乎对这边在说什么浑然不觉。老易笑了笑,说他是跟着玲姐叫的。接着,跟我父母这样解释:他原来打算春节前跟玲姐结婚,但玲姐推迟了婚期。“推迟就推迟吧,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不该太心急的,只是那个推迟的原因,让人心里摆不平。她说她在天桥上遇到个算命的瞎子,瞎子告诉她近期不易完婚,最好明年一年都不要结婚。这事就这样拖下来了。”犹豫了一下,老易说他现在对这桩婚事没把握,先前没好跟我父母提。他跟着玲姐管我叫小天老弟,是怕以后结了婚跟我见了面不好改口。
母亲拍手笑着,说了两遍原来是这样的。还说玲姐真不该听那个瞎子的瞎话,老易多好,真搭配。转过脸望着我,说:“天儿,罚酒就算了,你让易大哥沾一沾嘴表示一下就行了。”
我说那不行,谁让他先前不说清楚,害我乱了辈份,心也乱了半天。我让服务生给老易斟了四杯酒,并排搁在老易面前。老易点点头,说罚酒也有道理。说完往嘴里倒了一杯酒,全身凝定不动,过了好几秒钟才挟了块肉送酒,缓缓吞下去。接着又往嘴里倒了一杯酒,全身凝定不动。
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过份,不想看他那副受罪的样子。打算喝完这一杯就放他走人,他毕竟是个老实人。
老易把第二杯罚酒咽下去后,上身飘摇起来。我知道喝下去的酒已经在他肚子里掀起了浪头。正要说剩下的两杯算了,这时候玲姐说话了:“老易,你没事吧?”
老易摆了摆手,像受了内伤似的,不能开口说话。玲姐转过身子对我说:“小天,老易那样叫你也有我的错在里面,剩下的酒,我就帮他代了吧。”
我肚子里的酒气直往上冲,带着一阵阵翻腾的悲痛,眼前黑了一下,再看人时看谁都不顺眼了。原来她都听见了。原来她是这样的。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你代什么?不喝了就是。本来有个意思就行了,还非要喝得不行才行呀?”
我嘿嘿地笑了几声,对玲姐说:“你要代可以,那就要代到底。我喝多少,你喝多少。”
玲姐说:“好,好你个小天,好。”
玲姐去端酒杯,老易挡开了她的手。老易刚刚调匀气息,开口说:“好酒,好酒!这酒味道真长呀!我不要你代,你爱喝自己喝去吧。”
母亲说:“老易你要是不行就算了,别管小天,他爱撒酒疯让他自己撒去。”
老易清了清嗓子,说:“我没事,喝完这罚酒,我还要跟小天老弟好好喝几杯呢,一直喝到高兴为止。”
玲姐一转身,下席坐到沙发那儿看电视去了。许可佳也跟了过去。在老易对付剩下的两杯罚酒的时间里,电视里放完了去年央视春节晚会唱过的一首歌,然后开始预测今年哪首歌会走红。我母亲埋怨着父亲,怨他不该跟我喝那么多酒。父亲一言不发,自己一个人喝开了闷酒。见父亲不理,母亲接着埋怨父亲不该不拿话出来制止我,埋怨个没完,遮遮掩掩的把旧帐都扯了一些出来。
在老易对付剩下的两杯罚酒的时间里,我不愿看他,就慢慢扭动脖子四下里看了看。窗外在继续下雪,积雪一点一点升高。许可佳在跟玲姐继续讨论哪首歌会走红。我听见许可佳说,网上投票的时候,她本来看好《为什么你总是不明白我的心》,后来发现这首歌的歌词有点模仿《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她气了个半死。玲姐说,她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投票的表格,她有点看好《误会》和《身不由已》,都填好了,还没寄出去。许可佳说,《误会》不错,据说有个电视剧想买了去做主题歌。接着聊起了那个名叫《情杀》的电视剧,玲姐说没看过。许可佳告诉玲姐,里面的男1号和男2号同时爱上了女1号,一次喝多了酒,男1号和男2号都手持敲掉了半截子的酒瓶,互相往对方的喉咙上戳。玲姐脸色微变,说她不喜欢这种境头。许可佳说她也不喜欢,据说这一段情节在审查的时候给删掉了,同时删掉的还有一段。说到这里,许可佳把嘴巴凑到玲姐耳朵边,告诉玲姐里面有个野蛮女2号爱上了男1号,后来知道男1号爱上了女1号后,野蛮女2号就剪掉了男1号的“小哥哥”。玲姐笑了,说:这个你也拿出来说呀?现在的导演都拍些什么呀?许可佳说玲姐是假正经,在玲姐耳边又嘀咕了两句什么。俩人嘻嘻地笑起来,你掐我一把,我掐你一把,直到老易哗地站起来,她俩才止住了笑。
老易圆睁两眼,紧闭嘴巴,鼓着双腮,跌跌撞撞走了出去。玲姐跟着走了出去。母亲拍着胸口,望着许可佳说:“不会真出人命吧?”
许可佳说:“吓坏我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
父亲严肃地说:“会的,一定会的。”
母亲哼了一声,说:“你就会说些没用的话吓人。我听人家讲,吐了就好了。你别想吓唬我。”
父亲说:“你没喝过白酒,你不会知道的。”
母亲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喝过?你没看见就是了。要不要我今天喝给你看看?”说着倒了一杯酒,喝下一口,咳嗽不止。   父亲说:“不能喝就不要喝了嘛。”
母亲说:“你就很能喝吗?你喝一杯,我喝一杯,试试看?”
接下来父母真的对饮起来。许可佳在一旁给他们斟酒,好像许可佳也跟着喝了几杯。我懒得去管他们。难以形容的悲痛在我心里已经转化成悲凉,我觉得这一场斗酒实在太没有意思了,我就像个被出卖的大傻瓜一样傻闹着。我自己慢慢喝着酒,望着窗外的大雪出着神,心里简直凉透了。积雪一点一点升高,已经涨到窗台那儿了。远处的一些平房看上去已经被淹没了。这座城市快要被大雪淹没了。
服务生走过来给我斟酒时,瓶中的酒已经没有了。我让她再去拿两瓶来,她乐不可支地小跑着出去,很快跑了回来。我让她放下酒忙自己的去,这里暂时不用她招呼。她又乐不可支地跑了出去,差点跟正要进门的老易撞在一起。老易整整衣服,步态僵硬地走了进来。我努力保持镇静,朝他笑了笑,我的脸皮有些发麻,好像把老易吓了一下。老易抹抹自己的脸,他刚刚洗过脸,看起来清新了不少。   玲姐怒气冲冲地走进来的时候,老易已经拿起了酒杯,他说:“来来来,小天老弟,我们接着喝,喝高兴。”
我说:“好。”
玲姐说:“你们还要喝啊?好,喝喝喝,你们喝,我陪你们喝。”   许可佳拉了玲姐一下,说:“你就别去跟他们搅和了,你要是真想喝,我来陪你慢慢喝。”
玲姐说:“咱俩就不要说陪不陪的了,我酒量小,只怕是陪不了你。”
许可佳走到沙发那儿坐下,一言不发,楞楞地盯着电视机。玲姐自己一气喝了好几杯酒。屋子里一下子没人说话了,只有电视机里播放着喜气洋洋的音乐。父亲突然说:“儿子啊,我怎么看每个人都是两个人影儿啊?我是不是喝多啦?你先送我回去好不好?”
我说:“老爸,对不起,大雪封了路,这会儿谁也走不了啦。”
母亲走到窗边看了看,说:“天啦,这么大的雪!这可怎么办?”   许可佳说:“伯母不要着急,一会儿雪停了,铲雪车就出来开路了。北京冬天经常下大雪的。”
母亲嗯嗯了两声,说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母亲突然趴在窗台上呜呜地哭起来了,哭得像个小女孩一样伤心。许可佳走过去劝了两句,自己也跟着哭起来了,间或又不时笑那么两下。有那么两秒钟,许可佳从胸罩里剥出自己的乳房,看一看,又迅速塞了回去。一个穿制服的老男人庄重地走进来,打一个酒嗝,在地上打一个滚,然后爬出去了。我听见玲姐笑了两下,然后听见玲姐在哭。她哭几声,猛喝几口酒,咳嗽几声,再哭几声,再猛喝几口,像要抢着把瓶子里的酒都喝光似的。我在心里说,不要哭啊,不要哭啊。只要她们停止哭泣,叫我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都可以。我想站起来走过去安抚她们,但没有一只脚肯听使唤。稍稍一动,就像一堵被泡软了的土墙要塌下来了。我能想象自己此时满脸困惑的表情。老易呵呵地笑起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没人理老易。老易问我:“小天老弟喝高兴了没有?要是还没够味,就再来一瓶。”   我心里烦躁无比,趁玲姐走过来的时候把她手中的酒瓶子抢了过来。我对老易说:“剩下的酒,咱俩一人一半,一口喝完再看高兴了没有好不好?”
老易说:“好。拿点感情出来,搁在酒里,一口干了。”   我说:“好。拿点感情出来,搁在酒里,一口干了。”
老易找来两只空海碗,咕嘟咕嘟倒出酒,说随便挑。我随便挑了一碗,望着不停扑击窗玻璃的飞雪,心想把这一碗喝下去,就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了。老易端起酒碗跟我碰了碰。我喝了几小口,直着脖子让酒打着滚掉到胃里去,溅起的酒气阵阵上冲。我能感觉酒气一直冲进了越来越重的脑袋里,像往脑袋里灌满着浓酽的迷魂浆。努力睁开眼,每一张脸都像被强光照着,每一张脸都纤毫毕现。听觉异常敏锐,能从一片悲声和电视机喜气洋洋的音乐声里分辨出雪片扑打窗玻璃的声音。   服务生走进来的时候,玲姐正对着镜子补妆。我母亲还在哭泣。许可佳已经停止了哭泣,举起左手看看,再举起右手看看,说:“表姐,表弟,哈哈!表姐,表弟,哈哈!”
蓦地听见扑通一响,往地下看看,一个人倒在地下一动不动了。看起来像父亲,再看一眼,果然是父亲。
服务生喊道:“快送医院!”
马上响起了轰隆轰隆的脚步声,有人抬起父亲走了出去,很快一屋子人差不多走光了。
我想站起来,但站不起来,望着老易嘿嘿地笑着。老易也嘿嘿地笑着,慢慢地滑到了地上,尽量伸展四肢躺平,想躺得舒服些。有一只椅子妨碍了他,他把那只椅子小心翼翼蹬开了一点。我伸手去拉老易,自己却扑在了他身上。我趴在他的大肚子上觉得真舒服,很快就睡着了。最后映入眼睛的是老易的脸,老易的脸离我的脸比较近,微笑还没有退去,每一条笑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注:以上有很多情节是我凭靠不住的记忆写出来的,跟事后别人的回忆很不一样。不过,在场的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是肯定的,所以他们的回忆也未必真实到哪里去。)
第八部分(4)
乐小天
我醒来,一片漆黑。我像给镶嵌在黑暗里了,浑身动弹不得。这种情况以前也经历过,事后琢磨一下,才知道是脑子醒了一部分,身体还没醒过来。
黑暗沉甸甸地挤压着我,让我体会头疼欲裂是怎么回事。脑袋里像有一块镜子裂成了好几块,每一块里都能看见烤鸭店里发生过的事,每一块里的人和事都不一样。我没办法把那些发生过的事串起来。意识继续一点一点回到脑子里来,我有一些不安,有一些沮丧,有一
些悲伤,有一些后悔,什么乱七八糟的感受都有一些,但又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很快就把自己想累了。我像米勒描写过的一个疯子,手里攥着一柄锈迹斑驳的斧头,四处乱挥乱砍一阵之后,浑身又痛又累,只想沉回黑暗深处钻进洞穴里,像一头狗熊进入冬眠。   再次醒过来后,听见一阵阵鼾声,如浊浪拍岸,我有一种晕船想吐的感觉。趴在床边吐出了一些东西,意识再次回到了脑子里。我慢慢搞清楚自己是躺在了家里,躺在父亲身边。有几分钟,我仿佛回到了模模糊糊的童年。我摇醒了父亲,说我吐了。父亲嗯了一声,拉亮灯,梦游似地下了床。走到门边时,父亲的脑袋在门上碰了一下,他摸摸额头,嘟哝着说你自己去拿扫把来扫掉。说完躺回到床上,很快打起了鼾。
我走进客厅,双腿像在深水中划动。还没摸着灯,就看见母亲房间里的灯亮了。母亲打开门,披着衣服站在逆光里,问我要做什么,然后问我饿不饿,然后要我回床上躺着。她走进厨房,卟地点燃了天然气灶。我站在门口没动,呆呆地望着一团热气中晃动的身影。这一瞬间,我觉得母亲非常亲近。喝过汤又吃了一点东西后,我还是感到头疼,睡不着觉。我躺在母亲床上,听母亲说话。没多久,就知道自己昏睡了十多个小时,知道我昏睡期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一大帮醉醺醺的热心人七手八脚把我父亲从烤鸭店二楼弄下来后,呆在门廊里,等了一会儿出租车。其中一个大汉一手拎着我父亲的脚脖子,一手拎着酒瓶不时往嘴里灌一口酒。这天出租车很少,空车更少。风雪让人睁不开眼睛。如果不是我母亲和玲姐不停地央求,这帮热心人早就缩回烤鸭店里了。后来他们还是把我父亲扔在街边的雪地上就跑掉了。
好不容易叫到一辆出租车,三个女人好不容易把我父亲塞进了车里。出租车刚启动,父亲哼唧开了,问:“小天怎么没来呀?”母亲咦了一声,说了一句你还挺能装的,又拧了父亲一下,听见父亲哎哟哎哟的叫,母亲才笑了几声,跟玲姐返回烤鸭店。母亲和玲姐看见我的时候,我正趴在老易的肚子上呼呼大睡,怎么弄都弄不醒。老易倒是醒了,但让他靠着墙都站不稳,或站相难看。只好又让人帮忙把我和老易弄下楼。父母、许可佳和我坐一辆车。玲姐和老易坐另一辆。路上,父亲让出租车改变方向直接回家。把我弄上楼后,父亲用开水兑了些醋灌我。灌了几下,我就吐了,吐了一身。母亲洗我的衣服时,发现我钱包里有玲姐的照片。
听到这里,我一下子傻了眼。我再一次感到了亲人的可怕。
亲人是那种不用打招呼就可以坦然入侵你的隐私的人,你能怎么样呢?看看母亲那双皱纹环绕、坦然而又慈祥的眼睛,看看她,这个做母亲的并不懂得应该尊重你,怎样尊重你。爱和愚昧混合在一起,就会像一句流行语说的一样:“无知者无畏。”
我抱着脑袋蜷在床上,母亲问我是不是又头疼得厉害了。她说她本来是要送我去医院的,但父亲坚持要回家。母亲一边唠叨着,一边伸出手来帮我按摩太阳穴。 我挡开了她的手,说老妈啊,不要你管啊。 但母亲依然没完没了地折腾着我,说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说我在烤鸭店里的胡闹太过份了。我一言不发,把反驳的话压在舌头下面。母亲东拉西扯了几句后,又说起了照片的事。
母亲说,这种照片怎么能放在钱包里呢?要是不小心叫许可佳看见了,怎么得了?我没吭声。我很快知道,回到家里后,许可佳在母亲面前嘀咕了几句我有别的女人,母亲都给挡回去了。母亲让许可佳不要胡思乱想的。 这一番话很出我意料,震得我心里砰砰直响。母亲发现了照片,不仅没有吵闹哭骂,反而安抚许可佳,我真是惊讶不已。我像陡然瞥见了一口深井,从井水中瞥见了母亲的面影。我发现不仅是母亲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母亲。
母亲接着告诉我,这天许可佳在我家里呆到很晚才回去。许可佳看起来没什么异样,走的时候还说有什么事就给她打电话。母亲夸许可佳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要我分清楚谁有可能是我一生一世的人,谁只是我一时之需的人。一时糊涂既然已经糊涂了,只要及时明白过来,只要不被别人抓住什么把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无言以对,真怕母亲继续说下去。母亲的眼光不时像雪片落在我脸上,让我浑身发冷。我推说困了,走到另一个房间里躺下。躺了几分钟,摸出钱包和手机,上了一趟洗手间。玲姐的照片已经不在钱包里。我拨通玲姐的座机,没人接。望着手机发了一阵呆,我决定不打她的手机。走出来敲了敲母亲的门,问钱包里的照片哪里去了,母亲说她收起来了,明天再给我,接着听见了她的叹息声。我在门口站了站,回到了床上。
我躺在黑暗里,听着父亲的鼾声,此时才有些后悔跟老易斗酒。可是,不那么恶斗一场,也不知道玲姐的心到底偏向谁。此时我拿准了玲姐是偏向老易的,一想到玲姐跟老易所谓的巧遇,一想到玲姐在烤鸭店里的所说所为(特别是帮老易代酒),我心里就一阵阵酸痛。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我替她找了一些理由。可是找了一些理由我还是难过,老易呆在那儿让我绕不过去。我觉得,如果时光倒流,老易重新端着酒杯走进包间,我还是会跟他恶斗一场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说我有些后悔,后悔的理由好几条,其中之一是不该当着许可佳的面那么干。我睁着眼望着黑暗,一个身体匀称结实、眼睛黑亮的女孩悬浮在面前,微笑渐渐变成了忧郁的神情。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她的感受也许像挨了好几刀一样。仅仅是玲姐的背叛和欺骗就够她受的,更不用说我这方面了。照母亲的说法,许可佳看起来没什么异样,很懂事——在我看来这才更令人不安。她朝我脸上吐口水才自然,她冲上去抓玲姐的头发摔杯子打碗才自然。   也许,许可佳觉得自己现在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发作?应该说许可佳只是感觉到了,拿我母亲的话来说,还没有抓着牢实的把柄。但谁又拿得稳这种情况下的女人,只有在抓着了把柄之后才发作呢? 我想象不出许可佳发作的情景,也想象不出我该如何应付。我想,除了手足无措和内心歉疚,也许我不会有别的反应。
第二天上午,许可佳来了。她的眼睛有些红肿,脸色被化妆品掩盖着。看见我跟父亲坐在一起看电视、说话,她打了一个招呼,像往常一样钻进厨房里帮我母亲烧菜做饭。厨房里依然不时传出她和母亲的低语轻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她才显得跟往常不一样,吃了很少一点,一边吃还一边叭叭地摁电视遥控器,仿佛吃饭这件事对她来说已经成了负担。她在一个“姐弟恋”专题节目上停住了。那个节目举了很多娱乐圈和体育界的名人做例子:约瑟芬·狄伦和小17岁的“情圣”影帝克拉克·盖博,木谷礼子和小13岁的围棋大师小林光一,张璇与常昊,小泉林美与张栩……每一对有情人和每一个浪漫美好的故事此时都有点触目惊心。母亲显得有些紧张,给许可佳夹菜的时候把菜掉进了汤碗里,汤汁溅到了我和许可佳的身上。许可佳随意用餐巾纸抹了抹,继续看电视。镜头转到了对一些家长采访的画面上,不同的脸上呈现出相同的忧虑。母亲突然笑了起来,说这有什么好忧虑的,这种事都长不了的,“不管了,闹腾几天就没劲闹了,一管,反而闹个没完没了。”许可佳回头笑了笑,说那也不一定的,围棋界的“姐弟恋”就很稳定。母亲张着的嘴合不上了。恰好电视里在谈围棋界的“姐弟恋”为什么稳定,还举了木谷礼子和小林光一,张璇与常昊做例子。我有些吃惊,看样子,许可佳昨天回去后上网做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
吃过饭,许可佳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问老易现在怎么样了,要不要让她妈妈帮忙。语气自然亲密,姐啊姐的叫个不停。玲姐的反应我不知道,反正我的耳根子有些发热。我觉得自己随时在等待着许可佳突然发作,我仿佛能看见她的笑脸后面有一副扭曲的面孔。她的语气实在是太自然亲密了,让人难过。末了,许可佳让我跟玲姐聊几句,说:“你表姐问你恢复得怎么样,还是你亲自向你表姐汇报吧”。她把电话递给我时,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的呼吸一下子不那么顺畅了。
玲姐说:“你没事吧,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说:“啊,没事,挺好的。”
玲姐把老易去烤鸭店的经过详细解释了一遍,我不时啊啊两声。等我发现自己不像平时打电话的语气时,我差点结巴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许可佳依然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我。我鬼使神差地关心起老易的身体来了。玲姐一听我提这个,说你还想得起来这个呀。她开始数落我不该耍性子斗酒逞能,把老易弄出了毛病,害她陪了一个通宵。
我问:“一个通宵?”
心里沉了一下。像一条船的裂缝蓦然扩大了,哗哗进水,但还是得在激流中强撑着。
玲姐说:“就是。老易直到现在还起不了床,直喊这儿痛那儿疼的,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完。他又没个亲人在北京。”
我问老易这会儿在哪儿。
玲姐说:“在老易家里。”
我说:“不行就送医院吧。”
玲姐说:“老易不肯去。”
我说:“那就不用管他了。”
玲姐说:“你说得轻巧!他这么大年纪,哪像你那么经折腾?要是死了怎么办?不死落下后遗症半痴半傻怎么办?你负得起责任吗?”
我说:“我有什么责任?”
玲姐冷笑了一声,说:“你不用跟我嘴硬。两个人斗酒,一个死了,另一个该有什么责任?老易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有没有责任会有人告诉你的。我这会儿累得要死,懒得跟你说了。”
说完玲姐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许可佳站在旁边一直笑嘻嘻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看出了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打电话的时候,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第八部分(5)
乐小天
许可佳脸上的笑容像塑料花,真正的她就躲在塑料花后面观察我。她的目光像要穿透我一样,让我浑身不自在。她能从我脸上看出什么呢?她不可能知道我的心正在往下沉,不可能知道我的大脑里正翻滚着玲姐跟老易在一起的种种情景。
许可佳后来去了我母亲住的房间,跟我母亲说说笑笑的。有几分钟,我听见许可佳一个劲地问玲姐是我们家什么表亲。起先,母亲说他们那一辈人的表亲多得数不清,不想具体说
。接着拗不过许可佳的缠问,母亲就在我和玲姐之间编排了七大姑八大姨,其中,一个姑一个姨死去了多年。我暗暗吃惊,庆幸母亲问我玲姐是哪门子表姐时,我没有编故事骗她。   一个多月后,许可佳去我的家乡小城旅游了一次,顺道打听和查证了一下我家的表亲。当许可佳坐着小船,沿着血脉的河网寻找那些通向玲姐的表亲时,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断流的地方。她两手空空回来了。这是后话。
这天目睹母亲被逼说谎的一幕,我心里真是惭愧和烦恼不已。我真想走过去对许可佳说,我和玲姐不是表亲关系,那又怎么了,知道了这个要干什么。但一想到许可佳没什么错也挺可怜的,再想到我曾答应过玲姐要在外人面前保持表弟身份,我又开不了这个口。许可佳的父亲是玲姐的上司,玲姐非常在意自己在单位里的形象。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不应该撕破这一层薄纱。   突然,许可佳在母亲房间里大哭起来了。我走过去,看见许可佳趴在母亲怀里哭得浑身发抖。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说:“不知道,刚刚还有说有笑的。也可能是因为你不肯去她家里吃年饭的事?她告诉过我,说她父亲骂她真贱,还骂她妈妈真贱。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我有点相信了,从灶王节开始,许可佳就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去她家里吃年饭,我都是胡乱找一些理由搪塞她。我知道她家里的年饭因为我一天天拖下来了,并影响了她家亲戚朋友安排年饭的次序。我有点内疚,拧了条热毛巾递给许可佳。许可佳擦干了脸,把她家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昨天晚上,许可佳的母亲问许可佳的父亲,能不能请我父母和我一起吃年饭。许可佳的父亲起先看报纸不说话,后来突然跳起来,一边撕报纸一边大骂。 听到这里,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觉得这件事不像是真的,即使是真的,许可佳也不是为这件事大哭。不过不管怎样,事情都应该是因我而起。可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又给许可佳拧了一次热毛巾,除了拧热毛巾,好像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母亲把我拉到一边,问:“要不你还是去吃餐饭吧?不就是一餐饭嘛,你又不是没去吃过。”我直摇头,对母亲说:“现在我更不能去了。”母亲说:“要不你不去,我跟你爸爸去?”我说:“你要是觉得合适你们就去。”母亲沉吟了一下,说:“我要是觉得合适,早就和你爸爸作东请许家吃饭了。这事你没个态度,我们不好出面。”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多少有些放心了,我真担心她会莫名其妙地冲到许家去,或者又去什么馆子里摆上一桌。也许是我在前门烤鸭店那么闹了一场,母亲心有余悸,不然她才不会管我什么态度不态度的。
这天下午母亲安慰了许可佳好一阵子,具体叽咕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听到许可佳后来笑了。送许可佳出门的时候,母亲理了理许可佳的衣领,突然提到了她送许可佳的那只耳环。母亲问:“你怎么总是不戴那只耳环呀?是不是那只耳环太老气了不好看?”
许可佳看了看我,不停地笑。我也嘿嘿地笑。
母亲说:“你们两个笑什么?那只耳环样式是老旧了点,可上面的祖母绿,是货真价实的祖母绿呢。镶在上面快一百年了吧,一点都不发暗。”
许可佳说:“啊,原来这么珍贵!难怪小天弄丢了不敢告诉您。”
母亲也“啊”了一声,望着我。
我只好把在许可佳面前编过的一个故事,再编一遍。
母亲皱了皱眉头,说:“这孩子,总是这样恍惚。丢了算了,改天给你买一副新的,新的样式是要好看一些。”
许可佳也不推辞,冲母亲笑了笑。母亲要我送许可佳去打车,许可佳拦住了,说:“外面有风,他身子还虚着呢。”她一跳一跳的很快就下了楼。
母亲关上门,马上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揪到她的房间里去,要我说实话是不是真的把耳环弄丢了。我怕她会伤心,告诉她没有丢。她要我拿出来。我要她答应不送给许可佳,才拿出来给她看。母亲说:“我还怎么好送给她?快快拿出来!”我把耳环找出来递给她,她才舒了口气,说:“你要真弄丢了,我真要把你的耳朵揪一块下来。嗯,收回来也好,今后要送给谁还是我亲自送去,免得你胡乱送了哪个表姐,可惜了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母亲的这句话让我有些不高兴,我嘟哝着说:“人家还不一定稀罕呢。”母亲说:“人家稀不稀罕是一回事,我稀不稀罕是一回事。”接下来就聊起了她跟许可佳编的假表亲这件事,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作孽,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跟人家小姑娘说瞎话。”
我像听见了冷不丁响起来的鞭炮一样,耳朵里有一根神经蓦地抖动了一下。母亲接着罗罗嗦嗦地说了下去,大意是:她虽然不赞成我跟玲姐的关系,但她也知道这种关系不是一时半会断得了的。她希望尽快结束,同时不希望让许可佳知道。她觉得这种事闹起来谁都不好看,也影响我将来的选择。我心里清楚这些可能都办不到,不过也不想跟她拧着说。母亲能暂时容忍我跟玲姐的关系,我觉得对于她来说,已经不容易了。我不应该要求她马上支持我的选择,她的观念毕竟受她所经历的时代的限制。等将来生米煮成熟饭了,估计她也就认了。这几天随便她说什么,反正她在北京的日子长不了。
没料到,十几分钟后,我的这些想法就面临了考验。母亲告诉我,她想跟我长期住在一起。最好她这次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处理一些事情后,就来北京。她说她有退休金和积蓄,生活费用不要我操心。我结婚前,她可以照顾我的生活,我结婚有孩子后,她可以照顾我的孩子。我抓了半天脑袋,说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母亲强调了一遍她的理由:她主要是不愿意去敬老院跟一大帮老人住在一起。她担心总是跟老人呆在一起,会加速自己的衰老。
就在这一瞬间,我瞥见了在母亲的生命中飞逝的时间之箭。那是一条理解母亲的清晰的轨迹。她仿佛大半辈子都在与时间作战。她拚命抵抗时间,抵抗时间把她光滑的脸变成废墟,把她鲜活的身体变成累赘。末了,她又不得不像她这个年龄的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放弃了身体上的抵抗,不再奢望用化妆品和保健品来保卫身体上的年轻。她走上了另一条抵抗之路:通过保持思想年轻,使自己回到年轻人的队伍中来,使自己的大脑和心灵不致与青春绝缘。她希望能跟我住在一起,也就是希望每天近距离地从一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里吸取鲜嫩的汁液,浸泡在朝气里。如果能允许她帮着带孩子更好,她可以跟在孙子后面回到童年,乐呵呵的像孙子一样迈着蹒跚的步履。
抓着脑袋这么想一想后,觉得有一束光照进了脑袋里,仿佛人生的迷宫又向我敞开了一个秘密的窗口。我联想到了玲姐,仿佛从母亲心灵中的一道轨迹里,找到了一条理解玲姐的线索。立刻,心里充满了跟母亲认真谈一谈玲姐的渴望。我希望母亲能更深地理解我和玲姐的关系。我试探着聊了几句围棋大师小林光一跟年长13岁的木谷礼子婚后美满幸福的故事,母亲马上打断了我,让我不要胡思乱想的。她说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就算那个什么光一不怕人背后戳脊梁骨,他妈妈一定怕得要死。我问:“这管别人什么事呢?”母亲说:“不跟你这混小子乱说了,也不知道你是真混,还是假装混来逗娘亲开心。”
我说:“当然是逗老妈开心啦。”我心里多少有些明白了,母亲想保持思想年轻,但有些地方还摆脱不掉更早时代的阴影,那些阴影已结成了硬茧,一时半会难生新肉。她能在性观念上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同步已经不容易了,一涉及婚姻,就要退缩,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她没有一套可以用一致性来形容的观念,脑子里聚集着几个时代流行的思想碎片,那些碎片拼凑成了一个混乱的复合体。我再次联想到了玲姐,玲姐的一个侧面肯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决定还是慢慢说服母亲,或者,造成事实来让她接受。既然她不希望被时代抛下,想理解年轻人的愿望是那样强烈,我相信她最后还是会理解我并与我站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我和母亲之间有一条脐带无法割断,她应该是希望我获得幸福的。即使她铁了心要一直反对下去,我也只好得罪了。说句不该说的话,她从小没怎么照顾过我,我现在的选择,她不应该干涉过多。
我觉得现在真正的问题应该不是在母亲这里,而是在玲姐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我跟玲姐之间越堆越多了,再不清理清理,我们的感情很可能就要被埋葬。我怀疑这几天不是老易在装病骗她,就是她在找借口骗我。把前门烤鸭店里发生的事在脑子里慢慢过了一遍,渐渐联想到这样的一幕:在大海上,我和她划的一条船裂开了口子,她看见一块木板从附近漂过,犹豫再三还是跳了下去,抱着木板越漂越远。而我,还在埋头抢修那条破船。
我闷闷地走下了楼。外面很冷。我站在门洞口竖起了防寒服的衣领,朝雪地上几只起起落落的麻雀望了一会儿,觉得这些麻雀像我脑袋里一些不肯安静的念头。我决定在小区里走一走。事到如今,我真是该好好想一想了。我已经里外不是人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路上碰到一个雪人,歪着鼻子,拿两颗石子眼珠瞪着我。我莫名其妙地踹了它一脚,在它肚子上留下了一个窟窿。在小区里遛达了一圈,找了些理由安慰自己,对自己说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再次停在雪人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有人把一只大号可乐塑料瓶子,插在了雪人肚子上的窟窿里。雪人的样子有点雄纠纠的滑稽。我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绕着雪人一边转圈,一边给玲姐打电话,问她能不能一起吃个晚饭。
玲姐说:“今天可能回不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说:“没事就不能一起吃个饭啊?”
玲姐说:“那倒不是。我今天恐怕走不开,以后好不好?”
我说:“以后?以后什么时候?大过年的,我们也该单独在一起吃个年饭吧?”
玲姐说:“这倒是。”她停了停,“初三好不好?”
我说:“我不知道初三的饭,还算不算年饭。”
玲姐说:“这两天我确实走不开,总担心老易会出个什么事。”
我说:“看来你是在老易家住上瘾了。”
玲姐说:“唉,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说:“那是怎样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玲姐说:“老易年纪大,恢复得慢,也容易有反复。我想反正已经在送佛了,不如送佛送到西。”
我笑了,说:“原来老易还是个在家修行的活佛啊,我才知道。”
玲姐说:“别乱说好不好?我心里正乱着呢。”
我说:“我没有乱说。你要是确实走不开,我可以来跟你一起供着那尊活佛吧?”
玲姐说:“你还嫌不够乱啊?”
我说:“我来陪你一起照顾老易,怎么说是添乱呢?”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表姐辛苦了,表弟来替一夜,不能说是添乱吧?”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你一定要这么说,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本来想告诉你,我这个表弟快当到头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必要说。”
玲姐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我妈看见了你的照片,在我的钱包里。”
玲姐没说话。接着,我把母亲是怎样发现照片的过程告诉了她。
玲姐问:“你没说什么吧?”
我说:“我还能说什么?还用得着我说什么吗?”
玲姐说:“她看见照片是一回事,你说不说是另一回事。你没说什么就行了。”
我说:“这么简单啊?”
玲姐说:“还能怎么样呢?除非你想弄复杂。”
我说:“我要是照实跟母亲说了,说不定更简单一点呢。我总不能一直是这么一个表弟吧?我妈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要骗她呢?”
玲姐又停了停,说:“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你去我家里吧,我们商量商量这事好不好?”
我说:“你早这么说,我早就会说好好好了。”
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我出去有点事不回来吃晚饭。
母亲说:“天儿啊,你要当心啊。”
我问:“当心什么?”
母亲说:“算了,算我白说。”
第九部分(1)
乐小天
去玲姐家的路上,车载交通台播报:由于下雪,今日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接着播报了堵塞的路段。我让司机改道东单。经过东方广场的东门时,我看见天桥上有人卖年画,我让司机停了停,说想买张年画。
往天桥走过去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和许可佳在东方广场吃回转寿司的那一天,许可佳站在天桥上喊我的情景。她远远地摇着手大喊:“小天!小天!”那样子很像电视连续剧《
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明莉香。当时我把这个联想告诉了许可佳,许可佳有点得意地笑着,说赤明莉香正是她的偶像。那时候“东爱风暴”(娱乐记者如是说)已经过去了,但无数的中国少女把赤明莉香这个经典动作从电视屏幕上复制了下来,不时搬到她们的现实生活中去,甘愿让一个日本女明星的姿势遮住本来面目。许可佳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我后来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这不像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人,也许并没有什么本来面目,人的自我像水一样随着瓶子的形状而变化。许可佳正处在被人们的目光和语言雕刻的青春期,似乎很容易就被传媒塑造了。这跟不久以前的我太相似了。这种相似导致我跟她的落差太小,这也许正是我和她交流困难的原因之一,至少是难以激起浪花的原因之一。   到了玲姐家,我听见玲姐正在浴室里洗澡。屋子里刚刚收拾过一样,到处干干净净的。电视矮柜上点了一柱印度香。香炉旁有几本英语教材。走进卧室里看看,床上扔着玲姐的内衣。打开音响,是一首英文歌。这一切很熟悉,我却有一种走错了门的感觉,像不留神走进了一个陌生女子的家里。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一点一点想起来了:我刚认识玲姐的时候,她已经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几乎什么班火暴她就参加什么班),其中就有英语。我第一次来玲姐家,就看见过这几本英语教材,而且就摆放在现在摆放的这个位置。搁下了很久的英语教材怎么又翻出来了?这个疑问像香炉里升起的烟缕,缭绕了一会儿,消失了。   我敲了敲浴室的门,告诉玲姐我来了。
玲姐答应了一声,说她马上就出来,接着问我出门的时候,告诉母亲我上哪儿去了没有。
我想了想,说没有,不过她好像知道。
玲姐说:“她知道?那她说什么没有啊?”
我又想了想,还是说没有。
玲姐打开门出来了,穿着一套几个星期前我为她买的新衣服。她这儿扯扯,那儿拽拽,好像有点不合身一样。她问我:“你妈妈不会找到我这儿来吧?”
我说:“怎么会?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玲姐说:“就是因为你不怕,我才怕啊。想想那天在烤鸭店里,其实我怕得要命。”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妈找不着你这儿的。”
玲姐说:“万一她让许可佳带她来怎么办?”
我笑了,觉得玲姐像变了个人似的。跟烤鸭店的举止一比,她这会儿简直像个胆小莫名的小女生。原来她一直是强撑着的,我心里涌起一股要保护她的冲动。我把她揽到怀里,轻声安慰着她,说许可佳即使带着我妈妈来了也没关系,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坏事。玲姐摇摇头,说:“我说不过你,可我就是担心叫她们知道了。这两天真是担心得要命。要是问起来,你可一定不要承认啊。”
我又笑了。有点想问问她,她现在跟老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话到嘴边,却谈起了许可佳。我告诉玲姐,今天许可佳向我母亲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母亲跟许可佳编了个挺复杂的故事。我问要不要我跟她讲一遍。   她摇摇头说不用。想了想,又说:“本来你们家的那些表亲,我还是很有兴趣听一听的,可这会儿一提起这个就心烦。作孽作孽,我们真是难为你妈了。”
我说:“先不要忙着内疚吧,等你嫁给了我,给我妈当儿媳妇,多孝顺一点,也就补上了。”
玲姐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又乱说开了。”
“这怎么又是乱说呢?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在老易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这样,不会是真要嫁给老易吧?”   “我不会嫁给他的。他这人太好了。”
“这样啊,好的,好的。那你跟他说好了没有?”
“以后再说吧。”
“又是以后,以后。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总得有个清楚明白的说法吧?”
“你不要着急好不好?用不了多久,我想我会给你一个说法的。”
我问具体什么时候。
玲姐想了想,说:“夏天吧,最迟儿童节。”
一丝隐隐的不安又像印度香的香烟一样飘散在空气里。这么长时间,天知道会发生多少事。即使是像有一些日子那样,来上一段冷战,也够让人受的。拖得太长,对她对我都不好。我觉得应该给她一点压力,让她早点敲定。   我有点夸张地摇着头,说我觉得最好提前,最好在她生日之前。“4月19号。到了这一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当你是古时候的淑女了,什么那个摇头不算点头算的。然后向所有的人宣布。”
玲姐望了我好几秒钟,说:“怎么搞得像最后通碟似的。”
我说:“随你怎么理解,反正到了这一天,就不要怪我了。”
她又望了我几秒钟,说:“好吧,我尽量争取在这以前告诉你吧。”
闲扯了几句,玲姐让我去洗个澡,要我换上一套她为我买的新衣服。脱衣服的时候,我听见她打电话给一家餐厅叫送餐。等我出来,发现她已经把我买的年画贴上了,屋子里顿时有了一点过年的喜气。还发现她把棋具摆在了茶几上。   我和玲姐有很久没有下过围棋了。最后一次下棋,是在怀柔山中的湖边。她白衣胜雪,坐在湖边一棵大槐树下。在她旁边,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下就睡着了。湖边很静谧,几乎能听见野鸭子的心跳。
我摸出一枚棋子抚弄着,一边回想着玲姐那天下棋的样子,一边随手把棋子敲在棋盘上。棋盘上落下十几颗棋子后,我才发现这正是我跟玲姐那天下的一局。那天我没有让子,且执黑先行。布局是从天元开始的。也许应该说,一种情爱语言是从宇宙深处开始的。她紧紧跟随着我,对天元的棋子飞挂了一手,像轻轻拉起了我的一只手。舞蹈就这样从棋盘的中心开始了。双方基本上放弃了争城夺地的胜负心,思考着怎么在黑白棋形的变化中保持住微妙的平衡。默契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共同目标是终局和棋,谁也不战胜谁。从棋理上来说,这一盘几乎是“反围棋”。一方有了失误,另一方就绞尽脑汁把对方失误的那一手变成妙手。一方有了妙手,另一方就想出相应的妙手让对方的妙手更光彩夺目。风起,金黄细碎的槐花缓缓落在身上,落在棋盘上。我和玲姐不时伸手把槐花从棋盘上拈出来。喜悦在湖光中缓缓流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玲姐,以前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人像我们这样下围棋。   我一点一点回忆着后来的每一步,越到后来越困难。有时候要想好几分钟,才能往棋盘上落下一颗棋子。玲姐微笑着望着我,眼眶有些湿润。见我复盘艰难,她托着腮跟我一起想。不一会儿,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了汗水。我让她不要想了。她摇摇头,不肯从炽热的思索中抽身而退。她把汗蹭在我肩膀上后,继续回想着。
这是一局没下完的棋。因为哑巴农妇钻进草丛里捉那只正在打瞌睡的野鸭子时,野鸭子突然挣扎起来,呱呱的鸣叫声嘶哑悚人。   我和玲姐终于回忆到被中断的地方。玲姐走到我对面坐下,说:“咱们接着下完吧?”
我说:“好啊。”
心里马上泛起了在湖边中断的喜悦。但下了几手后,却感觉到棋盘上生出了一股凉气,挨着这几手白棋的黑棋,仿佛都在微微颤动,试图远远逃离。再看看全局,那股凉气已经改变了整个棋势,一直波及到棋盘的最边缘。每一颗都在挣扎,都在呼喊救援。从前亲密相依的黑白子此时看起来,都像是在贴身肉博。如果以胜负来论的话,黑棋几乎大势已去。要想挽回来保持平衡,好像不是我的功力能办到的事。我悬在棋盘上方的那颗黑子久久无法降落,我收回手,吃惊地望着玲姐。    玲姐面无表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玲姐是要借下棋来决定自己是否悄悄出国。出国的念头她早就有了,真正变得清晰起来,是去年11月下旬我跟她在床上长时间交手辩论的那个晚上。但此后,她一直下不了决心。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我给结结实实地卡住了,动弹不得,无法自拔。”于是想出了这么一套不完全听天由命的决断程序。决定用这套程序来决断自己的未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点怀疑她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精神状态,随即又打消了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她,这本身就是卡住她的一个原因。她总得给自己找个出口,不管用什么方法。选择这套程序,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选择。   程序稍稍有点复杂:首先在棋盘上分出黑白输赢,然后再用从道士手里买来的棋子猜黑白决定输赢的意义。具体地说,假如白棋获胜,则由执黑棋的我来猜她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我猜对了她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她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反之亦然:假如黑棋获胜,则由执白棋的她来猜我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她猜对了我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我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不考虑和棋情况,排列组合一共8种,出国和不出国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这天我不知道玲姐心里是这么一番打算,吃惊了几秒钟,又挣扎着走了几步。后来,我觉得她可能是要在平手的情况下赢我一局,以后好取笑我。我就嘿嘿地笑着认输了。
但我认输后,没从玲姐脸上看出什么高兴的表情。她的脸色甚至可以说有点凝重。她叫我跟她一起去阳台上的蒲团上盘腿静坐了一会儿。十几分钟后,她取出了从道士那里买来的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我问:“你又要猜这个玩呀?”
她说:“这回不是闹着玩,你可要用心猜。”   她双手捧着两枚棋子,像作辑似的摇了三下,然后一手抓一枚。左手握拳向前,伸到我面前,右手藏在身后,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想都不想,就对她说:“黑色。”
她打开手心一看,果然是黑色。
我笑起来了。她也笑起来了。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泪光闪动,说:“瞧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她抹抹泪,说:“真是的,我怎么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这么好的大节,这样可不好。真是对不起。”
我说:“怎么又认真起来了?也好,你身上又多了一种认真之美。”
玲姐笑了笑,没说话。吃过年饭后,我们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有好几次我把头搁在玲姐怀中差点睡着了。这天我特别疲乏虚弱,本来想在这里过夜,后来想到母亲会盘问,十二点之前我还是下楼打车回家了。   初三,许可佳上门拜年。
许可佳告诉我母亲,说头天玲姐上她家里拜年来了,她问玲姐记不记得什么姑什么姨时,玲姐说,记不得了。许可佳嘻嘻地笑,对母亲说:“那些姑啊姨啊,她居然一个也记不得,她比您年轻十岁多吧,记性怎么这样差呢?还是您记性好。”母亲脸红了,打岔骂我,骂我那几天把她气糊涂了,那些姑啊姨啊记错了几个兴许也是有的,她那一辈的表亲实在太多了。然后骂我不该把耳环弄丢了,拉起许可佳的手,要去逛街。   这天我父母和许可佳一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回来。到处都在打折,我父母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带回去送人。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让我下楼接他们。一进屋许可佳就让我看看她的左耳,接着把右耳转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了母亲给她买的一对耳环,随口夸了几句。买耳环的钱本来是要给我压岁的,年三十晚上母亲拿出来在我手心里拍了一下,又收回去了,然后将用途告诉了我。当时我笑了笑,说:“那你再来一下。”我母亲居然真的在我手心里又拍了一下。
晚饭后送许可佳下楼,从五楼到一楼,我和许可佳一句话也没有说。耳朵里灌满了下楼的脚步声,还有零星爆炸的炮竹声。   走到门洞口,许可佳让我别送了,我说没事,送她出小区我也可以顺便在小区里散散步。许可佳说:“你要散步等我走了再去好不好?我总觉得你要告诉我什么坏消息一样。小天,要是有坏消息,这会儿你千万别说,让我自己慢慢弄明白。”说完,转身走进了雪地里。
她的话忽然在我胸中产生了回声,每个字都让我有点惆怅,这是我们交往中很少见的事。寒风扑面,傍晚的雪地上,她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柔弱,我心里怦怦地跳了两下。
我叫了一声:“许可佳。”
许可佳回头望了望我,像赤明莉香一样摇了摇手,说:“回去吧。”
第九部分(2)
乐小天
春节过后,我被调回了公司总部,给韩总当秘书。林秘书怀了孕,人力资源部给韩总准备了两名秘书候选人,韩总却点名要我。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日子真可以用忙得要命来形容。父母离京的时候,我等不及火车开动,便返回了公司。玲姐那边去得比较少。交接工作。学车。写讲话稿。喝酒吃饭也成了个事。陪韩总下围棋。替韩总领福利。我跟在韩总后面城里城外的走动,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我一只手端着韩总的茶杯,另一只手拎着两个公文包,其中一个公文包里装着围棋。
我知道公司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是踩着围棋子爬上去的。当阿伍把更多更不堪入耳的闲话转告给我的时候,我笑了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也无法辩解。事情的背景太神秘复杂了,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秘书们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原先给韩总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对头安排的眼线,韩总当然不敢要。韩总点名要我,他的对头之所以画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和能力,只会下下围棋,正好让韩总玩物丧志。还有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说人力资源部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死党,韩总的对头不点头,这才匆忙把我的材料搁在了那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上讨论。第三种说法来自林秘书,她的说法似乎与高层斗争无关,她说是我的围棋水平,还有我坚持不约玲姐来公司陪韩总下棋这件事,给韩总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不出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没想到的是,阿伍却把我的沉默理解成疏远。从此,阿伍常常出现在袁大头那伙人的酒桌上。
回公司总部后,第一次见到袁大头是在洗手间里。袁大头握手问候,热烈祝贺,诚恳要求彼此多多沟通多多关照,诸如此类,把这次见面搞得很正式,很隆重。有一瞬间,我几乎要产生错觉,觉得正置身于金碧辉煌的会谈室里。我虽然十分内急,却不得不跟着他一起变得很诚恳,很庄重。第二次在洗手间里碰到袁大头,袁大头正站在小便池前抽烟出神,左手两根指头在嘴边夹着香烟,右手两根指头夹着下面,沉思的脸被一层薄烟罩住了。这次我先解决内急,然后跟他打招呼。袁大头哆嗦了一下,像被烫着了一样。他朝我笑了笑,解释他是来这补充尼古丁的,抱怨这烟抽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我知道他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总办要求他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财务室三天两头找他算帐查底,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职位岌岌可危。5个月后,我接替了他。他被调任市场研究员,级别不变,但那是个寡淡的闲职。
对于我在公司里职位的变化,玲姐高兴之余,好像有不少顾虑。她建议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照她的分析:1、那个韩总太嚣张,必定走不远;2、我不大像是能做好秘书工作的人。她这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些扫兴,我刚接近公司核心的那股新鲜劲还没过去,我认为事情是有例外的。韩总那样性格的人,也有可能升到中央去。做秘书的,也不见得非某种性格不可。我觉得玲姐的眼光太机关了,在机关里坐久了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大多会条件反射地觉得应该什么样,有点模式化。这次讨论话不投机。还没来得及说别的,我就被韩总一个电话叫到了公司里,跟着他去了通县基地和城里几个下属机构。   眼看着玲姐的生日(4月19日)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又一点一点提了起来。我和玲姐的事,不知道她最后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这段日子,时间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没个准数,好不容易能抽身去看她,她不是要去英语班上课,就是要去外地出差,很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充分交流。我不清楚她心里在想什么,真希望我跟她的关系能尽快定下来,让我集中精力对付新工作。
这种给挂起来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我有时候想,这大约就是报应吧。我施于许可佳身上的,现在玲姐还给了我。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两者还是不可比的。我父母走了以后,许可佳开始对我冷淡起来了,我觉得我和她的事大概已经完结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要我猜猜她在哪里,我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猜嘛猜嘛,接着我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声音,有点像划船的浆声,心中晃荡了一下。我再一次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那好吧,你不用猜了,我告诉你好了,我、正、站、在、你、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说完她的笑声和流水的声音一起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就是在这一天,我知道她去了我家乡的小城,已经去我读书的小学和中学看过,打电话的时候正坐在一条渔船上。我胸中立刻给一种莫名的情绪涨得满满的,像雨后的小河,汹涌,混浊,退得也快。   许可佳回北京后,来看过我一次。我跟她绕了半天圈子,想把话题绕到我和她的事情上去,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她,让她不要为了我空耗青春和感情。话题刚开头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我支支唔唔地对她说:“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清楚。”许可佳打断了我,眨了好几下眼睛,又像上次那样说不是好消息就不要告诉她,让她自己慢慢弄明白。我以为她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没有说下去。这次她刚从我的家乡小城回来,我母亲就打电话来对我说,一些表亲告诉她有个讲普通话的女孩到处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马上联想到了许可佳。我觉得许可佳可能打听到了玲姐不是我的表姐,许可佳也就明白了自己和我没有共同的未来。她不让我把话直白地说出来也好。我和她的关系本来就没有用语言固定过,到了最后,也不一定非得亮出那些残忍的话不可。许可佳在我家里呆了十几分钟后,就匆忙离去。好像我父母不在这里了,她坐着站着都不自然了。送走她后,我在小区里走了走,空气在发酵,像美酒一样醉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呼出来。   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一条大鱼的背上,逆流而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记不起是坏事还是好事),把我惊醒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阳台上。没有风,没有月亮。星阵密集,清晰,却又像命运的语言一样神秘。我忽然觉得我的大脑跟星空联在了一起,准确地说,深邃的星空有一部分延伸到了我的大脑里。我真想马上打电话把这种感受告诉玲姐,双手挤了挤脑袋,忍住了。又挤了挤脑袋,冒出了一个主意。我决定在玲姐生日那天送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不能给她星星,不能给她月亮,但我可以用她的名字给星星命名。   我马上打开电脑,上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网站,填了一份申请表,从帐上划过去了860美元。   我选择的是白羊座的第二颗亮星,第一颗已经被一位法国人命名过了。白羊座在黄道星座中虽然不起眼,像芸芸众生一样普遍,但玲姐是白羊座的。在希腊神话中,白羊座还跟我喜欢的金羊毛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网页上介绍,每年12月中旬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白羊座正位于北京上空。那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但愿到时候我能跟玲姐一起去紫金山天文台,或者河南登封观星台看看它。至少,我们应该一起上楼顶去看它,并排坐着,脑袋挨着脑袋。
没几天,我的电子邮箱里就出现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确认信。确认信告诉我,申请和批复已进入网站数据库,一周内还将有一份漂亮的证书通过快递公司送到我手里,上面有我所命名的星星的座标、星图和观星信息。确认信后面,附有一位主管的几句话,他说他很高兴接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份申请,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把这件事作为新闻向全世界发布。最后他祝我和玲姐福星高照。我毫不犹豫地敲出了两个字:同意。然后祝他星运当头。   4月19日很快就到了,这是春天里一个普通的日子,空气里照例有柳絮飘荡,花朵照例在开放,大街上的每个人似乎都要发芽一样。如果没有玲姐的答复悬在心里,这一天应该是美好的一天,美好得让人只想到处闲逛。   早上一起床,我就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没把命名星星的事告诉她,打算见面的时候突然亮出证书,让她惊喜一下。她在电话里情绪好像不太好,她说一个女人41岁的生日有什么好祝贺的,过一次生日,就老掉一大截。
我没有跟她辩论。关于岁数的看法,我们一直不一样,该说的我早就说过了。
走在上班的路上,我拐进一家快递公司,让他们给玲姐送一束鲜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感谢41年前的这一天,让一个美好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进了公司大门,我又给玲姐打了个电话,忍不住提了一下她应该答复我的事。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小天,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我说:“你不能什么呀?”
玲姐说:“我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事。”
我说:“好吧,今天晚上我请你上外面吃饭,你想吃什么?”
玲姐说:“吃什么都好,只是,我也不能当着面跟你说这事。”
我笑了,说:“那你要怎么说呢?”
玲姐停了停,说:“你等我的信好不好?”
我说:“好像也只有这样了。不过,我还是只能等到晚上十二点以前。”
玲姐说:“你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我说:“你愿意多想就多想吧。这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多想其实是多余的,无论什么事,一多想,就复杂了。还不如靠直觉,脑子一热,腰板一挺,就定下了。”   玲姐笑了,说:“那是你。我做不到的。”
“嗯,好吧。”
刚挂断电话,就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她在网上看到了我给星星命名的事,要求详细采访。我推到了明天。接下来电话响个不停,都是记者要求当面采访的事,我都推到了第二天。
下午,我知道不能准时下班后,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先去餐厅点菜。玲姐反对,还说了好几条反对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总去外面吃饭不像是过日子的样子。这条理由让我觉得有些温暖,多少抵消了一些上午她在电话里带给我的不安。差不多整个上午,我都有些不安。她在电话里一连说了几个“我不能”,她不能什么?事到如今,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多半不是什么好话。或者,她要答应嫁给我,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心里有些乱。   在去玲姐家的路上,我摸着国际星座登记局寄来的证书,在心里发着狠,这次要是她真的不答应嫁给我,我也真可以豁出去接受记者的采访。把我们两个人的单位地址都公布出来,让世人知道有个她,让世人知道有个我。可是,要是她不明说不答应呢?我思考了一下玲姐可能采取的拒绝的策略。拖,应该是首选。但这次决不能再拖了,越拖问题越多。求也不行。除了答应,怎么样都不行。我觉得只要不违法,公开挑战世俗,大张旗鼓地追求她,应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同时也让媒体做一回好事,推她一把。   门打开了,我举着星光闪闪的证书走进去时,发现玲姐刚刚哭过一样,脸上湿湿的,眼睛红红的。
“咦,怎么啦?”
玲姐又要哭了,说:“你尽干傻事,这回要害死我了。”
“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
玲姐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报纸,说:“你自己看看吧,这可怎么得了?”
顺着她的指头看过去,版面左中位置有一条新闻。标题是《以星星的名义,见证浪漫爱情》,副标题是《中国大陆第一例用恋人的名字为星星命名》。内容不用多说了,提到玲姐时,报纸上有一句:“享受这一殊荣的是一玲小姐”。一玲就是玲姐的名字,在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申请表上,我没有填玲姐的姓。   “啊,这个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这个又怎么啦?”
“你还有心情装傻,呜呜呜,我都要被你害死了,呜呜呜,你干脆窝心一刀,让我死个痛快得了,呜呜呜。”
我说:“没那么严重吧?”
玲姐走到卧室里去躺下了,只是哭,不理我。我哄了她一会儿,进厨房里看了看,冷锅冷灶的。打电话叫了送餐,然后又坐到床上去哄玲姐。她还是哭,不理我。   我觉得在路上硬起来的心肠一点一点泡软了。我用手揩干她的脸,说:“不要呜呜嘛,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我不管,你惹出来的事,你自己去收拾。”
“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怎么收拾?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上午有几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详细采访,我现在还想着要不要答应呢。”
玲姐马上坐起来了,“你答应吧你答应吧,你就想着顺自己的意,全不管别人死活。”
我有点生气了,说:“过了晚上十二点,我就给报社热线打电话。”   玲姐又躺下了,背冲着我,不时抽泣一下。餐厅送餐来了,我叫她起来吃饭,她也不理。我怕把她哭坏了,饿坏了,拖她起床,结果把她连被子一起拖到了地上。她就裹着被子蜷在地上继续哭着。我忽然笑起来了,想起了两年前我有一次生气的情景。那一次也是她叫我起床吃饭,我不理她。她把我拖到了地上,我就裹着被子躺在地上。
我蹲在她面前又哄了她半个多小时,她才又开口说话了。她告诉我,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有个同事拿着报纸问她,这个一玲是不是她。她当时吓得要喘不过气来,慌忙说不是她,天下叫一玲的人多得很。同事撇了撇嘴,说:“我估计也不会是你。”那语气仿佛是怎么可能有人这样追求玲姐,玲姐气得差点又喘不过气来,差点说:“那就是我!”说到这里,玲姐渐渐缓和一些了,她抓着我的手,求我千万别再把事情闹大了,尽量控制局面。还说结婚的事急不得,这么久就这样过了,也不在乎急着要那个形式。我说你先起来吃饭吧,别的一切都好说。她要我答应不接受记者采访,我同意了。不到一秒钟,我就后悔了。我怎么能这样就同意了呢?她裹在被子里又是哭,又是不吃饭,这阵势,我也真是没见过。   正在微波炉里热着饭菜,韩总一个电话把我叫到茶艺馆里,要我找个高段棋手陪一位大客户下棋,公司出钱都可以。聊了几句后,我知道了那位大客户是长江水文局的一位负责人,以前在城陵矶做观测员时,闲来无事,自学围棋,在业余棋手中没遇到过什么对手。他这次进京,是想在几家通信系统公司中选一家,做长江沿线的自动观测数据处理系统。我估摸着他的实力顶多也就跟常四段差不多,不想让别人把这笔费用赚去,就找到了常四段。   我有很久没见到常四段,他瘦得吓人。常四段告诉我,他这几天心中大乱,没法子跟人下棋。前天他老婆在棋院门口堵住了林秘书,抓头发撕脸,一脚就把林秘书踢流产了。看着常四段那副悲痛的样子,我也很悲痛。默默坐了几分钟,常四段帮我联系到一名女专业棋手后,我就告辞了。几天后我给常四段打了个电话,常四段说,正在跟老婆谈判。漫长的离婚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想想真要问情为何物,世间最美妙的是男女间的感情,世间最折磨人的也是男女间的感情。   站在棋院门口,等那名女棋手的时间里,我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有一会儿没吭声,突然大声说了一句:“小天,你好……好……好你个品位不俗的大混蛋!等着吧,本姑娘跟你没完!”说完咔嚓一声挂了机。
这一声咔嚓在我大脑里嗡鸣不止。我抬头望着星空,飞马座和仙女座的四颗亮星组成了一个大方框,从方框北面的两颗星引出一条直线,向东延长一倍半的距离,就是白羊座。我找到了一玲星,望着它,心中渐渐寂静。   路上给女棋手塞了8000块钱,然后把她带到了茶艺馆里。我悄悄对韩总说,今天我很头痛,想回家了。韩总皱了皱眉,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许可佳的话,想着那近乎陌生的声音,觉得这下可以肯定她明白我的想法了。她生气骂我几句也是应该的。也好,用不着我亲口说那些想法了,甚至连普通的谈话也可有可无。如果她再多骂几句更好,让她发泄出来,我心里也更舒坦一些。跟许可佳交往一年,最后用一个大混蛋的形象在她心里定格,但愿她能为结束感到庆幸。难过是会有的,我也一样。这种难过我能够理解,但我没有什么办法。   半夜里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一开口就抱怨我让她不省心。等她的唠叨告一段落了,我才明白是许可佳刚给她打过电话。
母亲说:“可佳在电话里哭得昏天黑地的,害得你娘亲也陪着哭,真是烦死了!”我没吭声。母亲继续说:“这叫什么事嘛。我已经帮你遮过几回了的,你怎么还没处理好?现在揭开了闹,闹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没吭声,不知道说什么,继续听母亲说下去。慢慢知道了许可佳跟母亲通话的大概内容。   许可佳告诉母亲,晚饭前她爸爸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报纸,突然跳起来,一边撕报纸,一边大骂不已,把眼镜都摔碎了。许可佳接下来就知道了命名星星的事。许可佳问母亲:“小天他为什么?小天他为什么?阿姨你也说过是表姐的,为什么这么一个老表姐!你们合伙骗人么?”母亲支唔了一阵子,说具体怎么回事,她还不清楚。然后要许可佳把事情弄清楚,先别这么激动。末了,又安慰许可佳说:“这事顶多就是小天那个糊涂东西太年轻,一时糊涂。他一个人也糊涂不到哪里去。相信他表姐决不会跟着他糊涂的。等我什么时候打电话问问他表姐。”   说到这里,母亲问我现在的打算是什么。
我说:“我还糊涂着呢。”
母亲说:“你不会真把她娶进门吧?”
我说:“为什么不会?只要她愿意。”
母亲停了一下,说:“这事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好不好?”
我说:“好的。”
母亲又停了一下,说:“你这孩子,我现在也差不多弄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了。谁说什么你嘴上可能不反对,心里面怎么想是谁也不知道的。可做母亲的,有些话却不能不说。该说的,我在北京的时候已经跟你说得差不多了。我也知道,你现在长大了,我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大用。你想怎么办,自己琢磨好了,就算你年轻经得起折腾,只是不能折腾得回不了头呀。妈求你,至少先别急着结婚好不好?”   我说:“妈呀,别说什么求不求的啊,我经不起。你说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
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算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不早了。我都折腾累了,困了。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像扫帚星下了凡一样。”
第九部分(3)
乐小天
接下来有很长时间,许可佳没找过我,她的声音也没在我耳朵里出现。只是做梦的时候,有两次梦见了她噙着泪水的眼睛。
一天,我把许可佳给我和母亲打电话的事都对玲姐说了,玲姐告诉我,有一个星期,许可佳天天去玲姐单位里晃悠,从这间办公室到那间办公室。许可佳的父亲在单位里负点小责,那些办公室里不少人对许可佳挺热呼的。有两次玲姐从某办公室门口路过,听见里面传出
笑声,转过脸就看见许可佳正连比带划地说得起劲。许可佳看见了玲姐,要么突然不说话,要么压低声音。玲姐再往前走,双脚重了很多,不知不觉走错了地方,还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她开始感到一些同事的眼神有些异样,有些目光像针扎过来,有些目光在扒她的衣服。突然有一个上午,许可佳走进了玲姐办公室,停在玲姐的办公桌旁微笑。玲姐顿时感到脸上一阵灼热,下意识地拿起一个文件夹挡在胸前。说到这里,玲姐对我苦笑了一下,说:“我也真是神经过敏,担心她会干出什么傻事来,毁了我也毁了她自己。”   许可佳摘下耳环,在手中抛了两下,说:“铃姐,这一对小东西,麻烦你还给你那个表弟好不好?”
玲姐勉强笑了笑,说:“佳妹这不是要考我的反应嘛?我还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呢。这些日子我东忙西忙瞎忙一气的,没顾得上关心你们。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许可佳也笑,“不敢再劳你关心啦。帮个忙,把这个还给你表弟就好了。其实你交不交给小天,大概都是可以的。”
看见有的同事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在朝这边观望,有的同事在跟许可佳笑着打招呼,玲姐觉得许可佳塞进她手里的那一对耳环,滚烫滚烫的。她能感到掌心在出汗,能感到掌心的脉跳。耳朵里嗡嗡的。
有个同事去饮水机那边续完水,端着茶杯从身边走过,问了句怎么回事。许可佳就把我母亲送给她耳环的过程讲了一遍,连先前送的一只祖母绿宝石耳环被我弄丢了的事也讲了。末了,转过头对玲姐说:“不知道那对耳环会不会落在了你家里。”   玲姐说:“你是在开玩笑吧?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了,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似的。走,我陪你上家里找找,找得到找不到我们都可以放心了。”
说完,要拉许可佳离开。许可佳笑了笑,说算了,她还有事。看见许可佳走出了办公楼,玲姐才回到办公桌前接着做事。没几天,许可佳又来了,依然这个办公室坐坐那个办公室坐坐,玲姐的办公室也不例外。玲姐对我说:“有时候真怕她会敞开了闹,有时候又宁愿她敞开了闹一场。”
我说:“怎么能这样?我找她谈谈。”   玲姐说:“这事你是谈不清楚的。说起来,到眼下为止她还不算是恶的。以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玲姐叹了口气,说这也是她自作自受,怨不得许可佳。接下来把三年前她是如何在许可佳身上用心的事,大概说了一下。三年前,她给我安排的相亲一次又一次失败后,她就想到了这种古老的相亲形式可能有问题。她虽然急着为我找一个女朋友,好让女朋友拴住我的心,不再纠缠她,但她已经明白这事不能急。精心挑选了许可佳后,她仔细研究了许可佳的喜好,然后有针对性地训练我,有针对性的影响许可佳。这个过程历时近两年,把我塑造成许可佳认为的比较理想的择偶对象后,才安排我和许可佳第一次“不期而遇”,然后不时鼓励许可佳追求我,鼓励我追求许可佳。听到这件事,我心里猛地被震动了一下,像一堵墙轰然倒塌,秘室里的机关一下子暴露在眼前。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没等大脑里激荡的尘埃落定,韩总就打来电话要我陪他去天伦王朝参加一个酒会。路上,我昏昏沉沉的,想到了不少往事,有和玲姐在一起的,也有和许可佳在一起的。那些往事里有不少细节被风雨剥落了颜色,露出了破败的底子。再换个角度看,又像是抹上了一层新的亮色。我觉得有一种想重新评估过去经历的冲动,转瞬又被许可佳在玲姐单位里晃动的影子挡住了。   应该说,玲姐对许可佳做得有些过份,许可佳生气是有道理的,但许可佳也有些过份。从玲姐的话里我能想到这个活泼的女孩已经变得幽怨,我真有些心痛,埋在心底的愧疚又翻上来了。毫无疑问我有责任。我应该找她谈一谈。
到了天伦王朝,上电梯时,许可佳黯然神伤的样子还在我眼前挥之不去。这次酒会上我喝了不少酒。像前几次跟着韩总出席酒会一样,我帮韩总代酒,不过这一次韩总没让我代多少,他自己接着喝了。没人跟我碰杯,我自斟自饮。酒会散后,韩总仿佛意犹未尽,要我跟他去三里屯接着喝。我有些惊讶,觉得他的酒量远在我之上。再想一想每次在酒会上他只喝一点就忙着宣布不行了,我更惊讶了。韩总很可能是老子称赞过的那种人,知其雄而守其雌什么的。自己真是走眼。   坐在酒吧包间里,韩总又喝掉大半瓶酒后,说他今天要跟我说点酒话。直觉告诉我有重要的话要从他嘴里出来了。果然,韩总告诉我,公司要改制上市,他即将卸任退休,有些话还是趁早说了好,免得公开场合下大家都言不由衷。他感谢我拿那么多时间陪他下棋,让他得以把许多烦闷孤独排遣在棋盘上,希望以后有时间还能去看看他。我当然表示那是不用说的,这次不是客套话,相信他也听出诚意来了。韩总点点头,说还有几句话希望我牢记,但不准拿笔记,出门后也要忘掉是谁说的。   这一番话,让我稍稍有点紧张,又稍稍有点兴奋。我觉得他可能要透露什么绝密的事情,我不想知道又想知道一点。几分钟后,才发现他用语言展现的是一张人事关系网,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是怎样结成这张网的,谁谁谁的背景是上面的谁谁谁。语言所到之处,障人眼目的隔板纷纷拆掉,遮掩的浮土纷纷掀开,露出的根节沿着走廊,或穿墙过壁,在整座大楼里纠缠,往城市的心脏延伸。又喝了几杯后,我好像明白了韩总把这张网提出来给我看的意图,他想把我安排到技术部去做经理,如果他卸任前办不到,他希望我自己去找“组织”。   这次喝过酒后不到一星期,韩总就被宣布退休了。拿有些人的话说,是下课了。宣布的第二天,韩总没来公司里露面,携夫人和保姆游山玩水去了。办公室的交接是我替他做的,我仿佛成了总经理办公室的勤杂人员。跟打字员和复印机传真机什么的共用一个小办公室。上班看报,闲得无聊,总觉得别人看我像看一件被遗弃的东西一样。去找总经理,要求再去北京分公司的销售部,总经理笑着拍我的肩膀,说你急什么急什么,想去干销售员就更不用急了。这一挂我就被挂了两个星期。 有一天我很想去找一找韩总的上线,接下来问自己去找韩总的上线干什么,一下子把自己问住了。在秘书位置上呆了这么些日子,感觉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好,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很有兴趣再给谁当秘书。去部门或分公司做管理好像也没有多大吸引力,我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管理人员,扬眉吐气的是少数。忽然想起玲姐的建议: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这样的事一琢磨起来,就不免迷茫,烦躁。玲姐的建议说起来简单,其实复杂得要命,哲学家都没几个有能力去想去做的。偌大一个公司,我觉得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恐怕比扬眉吐气的管理者更少。只不过多数人不像我一样,往人生意义呀价值呀活着为什么呀那座迷魂阵里一钻就不容易停下来。
找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对于23岁的我来说,难度实在不小。倒回去几年,我曾一度看见过一点亮光,在远处闪烁,再看看通向亮光的路,宫墙重重,还有地雷阵和万丈深渊,我的勇气差不多烟消云散了。然后再回顾回顾已经走过的路,发现大多数快乐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跟玲姐在一起度过的。跟玲姐在一起,虽然有不快乐的时候,但毕竟有过那么多快乐的时候。不跟玲姐在一起,有不快乐的时候,却极少有快乐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重大区别。在这个时代,还能被我信奉的格言已经不多了,“惟乐至贵”可以算一条,我还是争取跟玲姐在一起过快快乐乐的小日子吧。没有更伟大的事业可以干,那就把爱情当事业来经营。其它的,用两只眼睛一起瞧,不就是钱这一个字嘛?做什么都是挣钱,做秘书不见得比我做销售员收入高,而且时间还不是我自己的。苦闷了几天,算是把人生的小方向敲定了。
这一天我兴冲冲地给玲姐打电话,打算晚上去看她。自从上一次谈过许可佳后,我们的心情都不太好,我虽然没有把对玲姐的不满当面发泄出来,但也没怎么跟她好好聊过。我希望过去的事情能够过去,希望这一次能够说服她不要再犹豫,快点跟我结婚把两个人的未来绑在一起。
玲姐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说她正好也有事要跟我谈。是出国的事,单位里派她去美国谈一个合作项目,她自己想在美国进修一下。
我说:“这是好事呀,什么时候回来?”
玲姐说:“现在还不清楚。”
我说:“那我们赶紧结婚吧?我也可以去美国探探亲什么的。”
玲姐说:“晚上再商量好不好?”
放下电话前,玲姐要我10点过后再去她那里,10点之前她还有些事情。在公司里吃过晚饭,我想10点之前我没什么事情,不如先去玲姐家里搞一点浪漫的求婚气氛出来。我又买了些气球、鲜花、巧克力、红纸、笑娃娃等,去玲姐家里布置开了。气球做的金牛这次依然委以重任,在进门处的鞋柜上,在茶几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在阳台上,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金牛佩着红缎带,驮着五颜六色的玩具聘礼。四处飘浮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金牛与白羊,两个两个的系在一起。巧克力、鲜花、糖果当然还是摆成心形。大约有20张字条上录着世界各地的求婚诗或求婚歌词。门框上方, 做了点手脚,门打开到一定的程度,一只大气球就会爆炸,让里面的花瓣和字条飘飘洒洒地掉在进来的人头上。然后笑娃娃一个接一个地往身上掉,高唱我在商场柜台前录进去的童谣:“嫁给我吧,哈哈哈哈。嫁给我吧,哈哈哈哈。”
浪漫工程搞完了,玲姐还没有回来。我坐在沙发上,想象了一下玲姐进门时的惊喜样子,把自己想笑了。茶几下面一层的隔子里有水果,果篮上有一本杂志。我拿起来翻了翻,有几页像被水滴打湿过一样,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几页上刊登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大概情节是:女主角为情所困,给男主角留下一封信后悄悄出走,男主角四处寻找,把自己弄得不成样子,最后病死在一家小旅店里,女主角后悔莫及,终日以泪洗面,背上刺了四个大字:“永不嫁人”。
我很容易就把这个故事跟我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跟玲姐学英语和出国的事联系在一起,心中有些感伤,又有些惊骇。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手中举着杂志,呆呆地看着,眼睛像要把每一个字都吸到脑袋里去,页面上渐渐一片空白。
玲姐和老易进门的时候, 气球叭地爆炸了,玫瑰花飘飘洒洒落在玲姐头上,玲姐吓了一跳,脸上的惊讶像无价之宝放出光来,几秒钟后,脸色变白了。紧接着高唱求婚歌的笑娃娃一个接一个掉下来,掉在随后进门的老易身上。我的声音在老易手上充满激情地重复着:“嫁给我吧,哈哈哈哈。嫁给我吧,哈哈哈哈。”
玲姐朝老易尴尬地笑了笑,说他就是这样,喜欢胡闹,然后请老易落坐。老易绷着脸,朝我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三个人坐在热烈浪漫的气氛里,彼此都有些冷淡。玲姐总算想起应该给老易泡一杯茶,老易大手一摇,说不用,说他还是那几句话,玲姐给个说法他就走。   我很快听明白了,老易这天来找玲姐,是要玲姐赔他家房子的装修款。玲姐把老易带到小区的小饭馆里吃晚饭,饭桌上就谈得不太愉快。老易坚持要全额赔,共16万多一点,零头可以算了,老易说他为装修花的心血也可以不论。玲姐说这不公平,她顶多负一半责任,而且装修也没花那么多钱。老易说:“我还结婚不结?我未来的夫人肯定不喜欢你喜欢的那种装修,肯定得全部重来。花了多少钱有发票,你可以自己算。”玲姐点点头,说:“改天你把发票拿来,先把数额算清楚我们再说好不好?”老易说:“发票我带着,就不要改天了。”说完当着玲姐的面,掏出发票和一个小计算器。可能是指头太大了,他摁了几下计算器,不好使,找了根牙签接着来。   我起身在屋子里转了转,心情有点舒畅起来。瞧这架式,老易正式下课了。又去阳台上转了转,繁星满天。脑子里盘算了几个来回,把销售谈判小技巧过了一遍,走回茶几旁坐下。计算器已经显示出结果了,是老易说的那么多。玲姐没有说话。我有点怀疑发票的真实程度,不过没有指出来。我笑了笑,说我可不可以说几句话。玲姐正要开口,老易抢先回答了我,说当然可以,小天老弟毕竟是表弟嘛,哈哈。   我也打了个哈哈,说玲姐在装修房子的时候,误了工,出了力,这些都是老易同意了的,应该折算成钱。玲姐因此受了伤,老易应该赔。老易说这也有道理,就把误工以日工资折算了一下,再把住院费用加了进去,共2万多一点。另外应该加一些补偿。讨价还价了一阵子,他一口咬定这部分费用的总数,他能接受的上限是3万8。我说暂时放下这个,先说说比例。我的看法是,这事说到哪里去,也是一人一半的事。如果要玲姐赔一半,明天就叫小工去老易家里,把装修拆掉一半。不接受这个说法,可以上法院打官司。老易说:“过几天你表姐就上美国了,我找谁打官司?”我说:“你找我好了。”   我拿准了老易会接受一人一半的比例,他坚持要玲姐全额赔,不过是为难一下玲姐,出出气而已。比例谈妥后,他不答应让小工拆掉一半装修。我说那好办,可以把那一半装修卖给他。把发票上的数额除掉一半,就是那一半装修的费用。玲姐的工伤费用另算。这样绕了两下,老易糊涂了。他自己算来算去,牙签在计算器上摁断了两根,发现还得倒给玲姐3万8千块。老易有点急了,说你拿钱来,叫小工拆一半好了。   玲姐在一旁笑了起来,说她不要老易给她钱,她还是出一点钱补偿一下老易。我说凭什么。最后玲姐还是拿出了2万块钱,说她要出国,实在是一下子拿不出更多。老易不肯接,说他今天脑子有点糊涂,改天再来算。玲姐说也好。老易出门的时候,我说慢走,他像没听见似的走掉了。
玲姐送老易下楼,我心里忽然很不舒服。我说不清为什么不舒服。去阳台上站了站,能听见楼前空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唱的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朝天上望一望,这个角度看不见一玲星,但我知道孩子们歌唱的星星中,也包括一玲星。
我去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客厅里等玲姐,等她跟我说出国和结婚的事。这么久还没回来,我觉得她真够磨蹭的。
第九部分(4)
乐小天
玲姐回来了,脸色有点发青。那神情,像生了气但压在了肚子里。我问她是不是老易在路上说了什么难听的话,她没吭声,走进浴室里去放水洗澡。
听见哗哗的水声,我感到大脑深处有什么东西涌出来了。过了几秒钟,我才意识到我在试图理解老易的行为。如果他对玲姐有过感情,他应该不会这样计较房子装修的事。如果他对玲姐从来没有过感情,他又怎么会要跟玲姐结婚?又怎么会依着玲姐的意思装修房子?也
许这一切的前提,跟感情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有关系,但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我懒得想下去,对于我来说,只要老易现在跟玲姐没有感情关系,其它关系都没什么关系。现在我应该琢磨的不是这个。老易虽然下课了,但并不等于玲姐的丈夫非我莫属。老易说过的一句话表明,玲姐留给我求婚的时间并不多。     东想西想了一阵子,我忽然明白了刚才不舒服的原因之一:出国那么大的事情,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至少,玲姐不是今天才知道单位里要派她出国的,可是她一直瞒着我。我又拿起果篮上的杂志翻了翻,觉得很可能是这本杂志上的悲惨故事影响了她,否则她会一直瞒下去的,她会像那个女主角一样留下一封信然后悄悄出走。但愿我的感觉错了。但愿她从来没那么想过。   玲姐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我正靠在沙发背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那儿悬浮着好几对金牛和白羊。
玲姐说:“不早了,还是睡吧。”
我说:“你不是要商量出国和结婚的事吗?”
玲姐笑了,说:“我有些累了,这些日子我本来就够紧张的了,还是躺着放松些。”
我站起来,又坐下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一定不能在床上谈。我半年前就已经得出了结论:床,基本上是一个排除严肃的地方。尤其是一男一女在床上。
玲姐走过来挨近我坐着,一边梳头一边说:“这次出国的机会很难得,争的人不少,我的申请在许可佳爸爸手里卡了好长时间,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道前几天他又放手了,还帮我说通了另外一个副职。”   我说:“他要是早点放手,你早就悄悄溜了对吧?”
玲姐摇了摇头,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其实不是那样的。我觉得你现在成熟多了,不会听不进去别人的想法。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事情没有确定。已经有不少不确定的事情够烦的了。”
“你的想法是什么,直说好不好?”
“我是应该直说。有时候我是想得太多了,总担心这担心那的。认识这么些年,几次大一点的不愉快,差不多都是跟沟通不好有关系。”
接下来玲姐说了很多事,差不多把我们交往的过程反省了一遍。起先,我耐着性子听她说。接着,我觉察到我自己也在回忆,在用我的回忆去对照玲姐的回忆。玲姐的回忆改变了很多事情在我心中激起的反应。我这天晚上才知道,老易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前门烤鸭店里,我有点为自己当时的多心和斗酒感到歉疚。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最后一次陪我在商场里买衣服时,她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歉疚。我这天晚上才知道,许可佳常常打电话给玲姐汇报最新进展,导致(至少是原因之一)玲姐在香山淋雨生病,在上海深夜的街头徘徊,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失眠。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打算嫁给老易之后曾抱着我的衣服大哭了一场。我这天晚上才知道,我发高烧的时候把我的住址告诉许可佳的人是玲姐。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在湖边小屋里给我上最后一课的时候,她差点决定嫁给我,让我跟一起去隐居。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借下棋来决定她是否悄悄出国……她从来没有像这个晚上这样坦诚过,不止一次翻开日记指给我看,不止一次泣不成声,不止一次微笑着望着我。   我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努力保持镇静。
我觉得她这天晚上真是过高地估计了我的成熟程度和承受能力,或者,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叙述里了,好像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安静跟平时的安静有何不同。其实我内心里异常混乱,愧疚,感动,焦燥,失望,屈辱,愤怒……屈辱和愤怒,以前很少出现过,特别是愤怒,这么明显地燃烧还是第一次。   上一次,玲姐谈到她在我和许可佳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谈得比较抽象,我已经有些不满,我觉得她不尊重我,觉得她那些人为的制造大大削弱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价值,但我把这一切压在了心里。这一次,她谈得比较具体,还加了不少燃料,让我的不满像火苗从余烬里升了起来,上升为越来越旺的愤怒。
有十几分钟,我有一种被蒙蔽被操纵的感觉。如果她当时不打算把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捆在一起,那她凭什么蒙蔽和操纵我的生活?即使她是我妻子,也不应该这样!她有什么权利诱导和安排我的感情?有什么权利把她关于人生幸福的观念强加在我头上?我觉得满屋子的气球(金牛,白羊,其它怪模怪样的东西)都在哈哈大笑,都在嘲笑我对玲姐的感情……血液的激流一点一点涨上来,慢慢淹没我的五脏六腑,灼热的岩浆在拱动,在寻找出口……我觉得一切都汇聚成了一句话,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她,让这句话冒了出来:   “你出国之前,跟不跟我结婚?”
玲姐捂着脸说:“对不起,天儿,我不能。”
我脑子里轰了一下,像最后一根人生的支柱倒了一样。我轻轻地吐出一个字:“好。”然后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玲姐在哭泣,趴在沙发上哭泣。我觉得她的哭泣是那样虚假,像是在表演一样。我觉得我这几年简直像是生活在这个女人导演的电视剧里,整个现实是那样荒谬和虚假,而我是那样愚蠢无用,将近5年的努力化为了泡影。我走到阳台上,阳台被玻璃密封着,我打开一扇窗子,想把自己从这个窗子里扔出去,像扔垃圾一样。我爬上去,一声不吭坐在窗台上,双脚悬在阳台外面晃荡。
星空一下子近了很多,虫鸣一下子响了很多,有什么东西在虚空里诱惑着我,让我飞过去。我头一次感受到自己掌握着自己的生命,像掌握着巨大的力量。我头一次发现人不能轻易动自杀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动,就像一块磁铁在铺满锈钉子的地上翻滚,会吸引一个又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这些理由正在我身上聚集。这些理由仿佛与生俱来,在每一个细胞里沉睡,现在一个接一个苏醒了。
玲姐在我身后惊呼了一声:“小天,你这是干什么?”
我头也不回地说:“看星星。”
“你快下来!”
我说:“你别过来。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嫁不嫁给我,十二点钟以前,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然后我再决定是走,还是留。”
玲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几分钟后,玲姐哈哈大笑起来,说走吧,走吧,都走吧,我早就想走了!你逼我,他逼我,我逼我,数不清的人逼我!我也该走了。她一边疯言疯语,一边顺手抄起门边的晾衣叉在客厅里乱挥乱舞,气球一只接一只爆炸了,玫瑰花瓣和纸条纷纷扬扬飘落。突然,吊灯爆炸了,屋子里一片漆黑。玲姐走到阳台的另一扇窗子前,打开窗子。还没等我从这边的窗台上下来,她已经爬上那边的窗台坐下了。
我说:“你这又是何必?”
玲姐轻轻地哭泣着,说:“要不是想到你会难过,我早就从这里走了。”
我有些发懵,说:“也好。”停了停,叫了一声姐,说:“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会难过的。”
玲姐说:“天儿,我也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也会难过的。一会儿我数一二三,我们一齐走。”
我嗯了一声,说:“好。那边还有几个孩子,等他们回家后,我们再走吧。”
“嗯,好。”
我和玲姐就这样一人占据一个窗台,面对星空和万家灯火,坐着说话。说一玲星。说人死后还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会不会跑到某一颗星星那里去。到了某一个星球,原先认识的灵魂会不会不认识了。诸如此类。说着说着我们有点高兴起来,我发现,人只要当自己是个死人了,就很容易变得轻松一些。玲姐不时发出笑声,双脚不时晃荡那么两下,像个坐在父亲膝头的小女孩子一样。接着,她的一只鞋子掉下去了。我听见什么东西掉在绿化带的草坪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才发现玲姐的一只脚光着。虫鸣停了几秒钟,又接着响起来。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们回到跳楼的技术问题上来了。
头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脸先着地,死相难看。我当然不在乎,但玲姐有所顾忌。如果一定要头先着地的话,玲姐希望最好是后脑勺先着地。不过她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不清楚如何在空中控制身体。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两个人死在一起,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不清楚两个人跳到空中后,能不能在空中抱到一起。我说,你等着我,我来抱着你。我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玲姐那边的窗台前。窗台有些窄小,两个人不容易并排坐在一起。我几次想爬上去,都差点把玲姐挤了下去。我们终于抱到一起了,可是,似乎还有问题,如果一个人先着地,另一个人很可能就死不了,还很可能要落下残疾。第三个问题就是残疾,玲姐说有一个人从6楼跳下去没死,落下了残疾,丢人现眼,还失去了再次自杀的能力,生不如死。我们所处的位置正是6楼。玲姐提出到楼顶去,我同意了。高一层楼,毕竟多一分把握。把玲姐扶下窗台的时候,发现她抓着我的胳膊都站不稳,她全身都软了。   玲姐干脆坐在一只蒲团上,说歇会儿。要我去鞋柜旁把她的鞋拿来,我走进黑暗的客厅,听见自己的鞋踩在碎玻璃上的声音。摸索着打开落地灯,看见沙发上、茶几上和地上有一些花瓣、字条和碎玻璃。
这天晚上去楼顶之前,玲姐找出了一床蚊帐,还揭下床上的凉席让我抱着。玲姐有时候会上楼顶练瑜珈,在楼顶的阁楼里放了一床棕垫。我们很快就在楼顶布置好了。 钻进蚊帐,躺在凉席上,望着星空和附近高楼群的灯光,听着虫鸣和呼吸,觉得生命是这样美好而让人感伤。我们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
玲姐又把跳楼死相不好看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一边爱抚,一边讨论着各种自杀方法的优劣。去山中上吊,去海里自沉,去铁路上卧轨,割腕,吃安眠药,打开天燃气……据说天燃气中毒身亡的人,几天内脸色很好看,玲姐差点选了天燃气加安眠药,因为我想死在湖边,玲姐才表示放弃。末了,我们决定带安眠药去湖边。
方案定下来后,讨论自杀的过程中激起的兴奋却没有停下来,我们依然有些激动,仿佛已经置身于湖边。玲姐又哭起来了。接着,我也哭起来了。我们很快哭成了一团。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做爱。我舔干了玲姐眼角的泪水,还舔干了她鼻尖上的汗水,我发现泪水和汗水是同一种滋味,仿佛是同一种东西,仿佛鼻尖也会哭泣。接下来,我发现她的胸脯在哭泣,我的胸脯也在哭泣。胸脯和胸脯一边交谈,一边哭泣。彼此的大腿也是这样,一边交谈,一边哭泣。手和手在说再见。脚和脚在说再见。脖颈和脖颈在说再见。都是一边说再见,一边哭泣……仿佛每一部分都在哭泣,仿佛我和她渴望像两滴泪水那样融在一起……身体和身体分开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又分开,分分合合,没完没了地说着再见,没完没了地哭泣……哭得越来越厉害,浑身湿淋淋的,仿佛是从泪水中捞出来的一样,仿佛有无穷的泪水要从每一个毛孔里流出来……我在她的身体里面深刻地哭泣着,甚至能听到血管里流动的血也在哭泣……越过临界点的那一时刻,我在她身体里大哭一声,把泪水热热地喷洒在她身体里……她激烈地抽泣着,一次,两次,三次……我们都像死了一样。
不用说,经历了生命的极度欢愉之后,我又不太想死了。 可是,不死又怎么办,我很茫然。
我们轻轻地抱着,都不说话。
星光遥遥射来。我忽然想起了一本科普书上说过,我们看见的星星,很多是亿万前的星星。谁也不能肯定我们看见的星星有一些还是不是存在。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肯定一玲星是否存在。不清楚我怎么会想起这些。接下来,我开始计算,对面1000米处的大楼,是三十万分之一秒以前的大楼。对面1米处的玲姐,是三十亿分之一秒以前的玲姐。空间里到处充满了时间大大小小的漩涡,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在”。甚至,对于我来说,“现在”并不存在。   自然界中并没有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时间是人为规定的,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想法像是我的发明,让我激动。我很想告诉玲姐,打消她对于并不存在的时间的恐惧,但此时玲姐已经睡着了。
我轻轻搂了搂玲姐。我感到我的身体在思念她的身体,我感到彼此的身体像两颗星星一样遥远。
第十部分(1)
乐小天
玲姐去了美国后,我感到整个北京空空荡荡的。少了玲姐的呼吸,好像这座城市的空气也有些不一样了,让我胸闷。一下班,我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满街游荡,双脚虚飘,那种状态让我很容易联想到孤魂野鬼。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还不如真的跟玲姐一起自杀了好。让爱永不衰败,远离现实的阴影。让爱定格,归于永恒。
玲姐走后的那些孤单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回想起差点从楼上跳下去的夜晚。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跳下去?我觉得原因之一,很可能当时有逼一逼玲姐的想法,逼她跟我结婚。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激情并不是表演出来的,那迷乱的激情,那危险的激情,都像冲到头顶的血一样真实。假如玲姐既不逼我,也不答应结婚,我很可能下不了台,只好跳下去。我跳下去了,只怕是玲姐也会跟着跳下去。幸好那只是一时的激情,很快过去了。每次一想起来,我都有些心惊惶惑。我和玲姐第二天早晨裹着蚊帐从楼顶上走下来后,交谈中再也没有涉及过关于自杀的话题。
应该说,去死亡悬崖的边缘晃了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彼此再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了,同时又能小心翼翼地相对,这大大促进了我们理解对方的能力,两颗心相知相通的程度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本来,我对玲姐的不满和失望还有一些余烬,但因为接下来几次深入交流,渐渐熄灭。说到底,对差点跟你一起去死的人,没什么不可原谅的。
玲姐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长谈了一次。我们谈得非常兴奋入迷,几乎忘了分别会带来痛苦。我们都极力使对方相信:她这次去美国,看似彼此的距离一下拉大了,实际上离我们的婚姻大大近了一步。 只要她下一步能移民美国,我也能移民美国,或者别的不歧视长女少男结合的国家,我们的婚姻就会减少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都很清楚移民不容易,也清楚彼此之间还有别的障碍,但我们丝毫不去触及。我们情愿在美好的希望中分离。我们真的相信:在美国,有我们无比美好的未来。
我没想到的是,分离的第二个月,玲姐的态度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她走的时候我预料到了可能会有变化,但那应该是在双方苦苦奋斗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什么都没干就变了,这未免太让人沮丧了些。8月份,我刚被任命为技术部经理,玲姐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她认为我留在公司里做管理,比去国外有前途得多。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不用仔细琢磨,也能看出里面有令人伤心的成份。我能够理解玲姐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理解她那么说不全是为了我。玲姐有她自己的考虑:她不希望我为她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希望她一辈子被这件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能怎么样呢?眼看着她写邮件的次数越来越少,字也越来越少,字里行间的感情含量越来越低,一种熟悉的苦恼和无望的感觉越来越多地涌上了我的胸口。有好几次,我在深夜的北京街头游荡,感觉自己像在星际飘浮。
一天晚上,阿伍打来电话,约我去青塔“爽一爽”。我找借口想推掉,阿伍很不高兴,说现在当领导了,不与民同乐了。拗不过他,我答应下来,开车去一家馆子里接他。在路上,不知道阿伍是喝多了酒,还是真的有点感动,主动把一些同事在背后对我的议论都告诉了我。我不太习惯这种新的表达忠诚友情的方式,感觉很不爽,但又不知道怎么打断他。到了上次那家美容美发店,我让阿伍挑人去小姐们的办事处,我说我就在车上。等阿伍领着小姐走了,我找了一个小姐到车上聊了几句,给了她一点钱就让她下了车。
我开着车在青塔一带转了转,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起先许可佳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喂了好几声,她才哼哼了两下。
许可佳说:“是我,怎么啦,你没话要跟我说吗?”
我笑了,说我还真有话要跟她说。我知道,我和玲姐欠她的太多了。
许可佳说:“这么久不打电话,我还以为你要装聋作哑呢。”她认为早就该见个面好好谈一谈了,把该说的话说清楚。
我看看表,有点晚了。明天是周末,我想跟许可佳商量明天在什么地方一起吃个饭。许可佳想了想,定在了热带丛林餐厅。第二天见了面,我们都有些生疏。喝了一点果酒后,话才渐渐多起来。我有些担心这种被酒精激发的友好气氛会一下子蒸发掉,因此说了不少废话。许可佳耐心地听着,像豹子潜伏在丛林里。蓦然,我想起从前跟许可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许可佳总是说笑不停,我多数时间静静地听着。现在有点颠倒过来了,我心里有点别扭和感伤,嘴里的果酒很不是味道。也许,并没什么必要约她见面,我又干了一件傻事。我暗暗希望这个糟糕的晚餐尽快结束。许可佳的谈兴却渐渐高涨起来了,她说:想想我们两个真是很有意思,几乎每一次出来见面都是在餐厅里,吃呀喝呀,一副新时代饮食男女的模样。我笑了,觉得谈话方向不对劲,找时机插嘴打断了她。我很诚恳地向她道了歉,说我和玲姐真是对不起她。许可佳神色黯然,摇着头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又喝了几口酒后,许可佳突然望着我,问我到底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
我问:“你指哪方面?”
许可佳说:“你知道我问什么。”
我说她每个方面都不错。
许可佳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你也学得油嘴滑舌了,跟我认识的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也好,那我再问你,说实话,你到底喜欢过我没有?”
我脸上有点发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许可佳笑了,说:“这才是你,多问一句就现原身了。算啦算啦,我不为难你了。我也知道你说不出什么。我好我自己知道,我都快爱上我自己了。”话虽这样说,没几分钟,她又开始为难我了,问玲姐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我。我说:“其实你都知道的。”她点了点头,说这个问题她是认真想过,还把她自己跟玲姐比较过。她觉得,玲姐也没什么了不起,等她到了玲姐那个年龄,她会比玲姐更好,会有一大堆男生喜欢她。如果我和玲姐明年有了儿子,儿子一满18岁就会知道她的厉害了。我笑出了声,没有说话,觉得她有点微醺的感觉了。许可佳也笑,表示这些话都是在开玩笑,她不会真的报复在下一代身上。不过,经过这件事,她也真多了一些人生的信心,从此用不着害怕衰老了。
她能这样说,我多多少少有些欣慰,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她。接下来,许可佳解释说她其实没跟玲姐的同事说玲姐的坏话,只是一般性的闲聊,“信不信由你。”她承认还耳环的事有些过份,她非常后悔。说着说着她眼眶湿润了,说她从报纸上看到给星星命名的事后,实在是咽不下那口气,是想过要狠狠报复一下。她觉得,如果那颗星星的名字属于一个比她许可佳还年轻还漂亮的女孩,也许她会想得通些。后来又想到年轻正是自己的本钱,她输得起,玲姐却输不起。这么想一想就决定放一马了,她被自己的决定感动了好几天。
后来,她知道玲姐出国的申请卡在了她父亲手里,她联合母亲劝父亲放手。说到这里,许可佳对我说,她求父亲放玲姐出国,没别的意思,她当时是真的觉得那个机会难得。后来玲姐还非常感激她。从她接下来的话中,我了解到玲姐到了美国后,给许可佳写了不少信,还在网上长聊过好几次,把我和玲姐认识的经过、中间的反复、玲姐的苦衷差不多都告诉了许可佳。许可佳非常感动。
许可佳停了停,喝了一口酒,望着我说:“看得出来,玲姐是真的很爱你,为了你好,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可你哪,你干嘛不跟她一起出国?”
我说:“玲姐不让我去。”
许可佳哼了一声,说:“我还以为你真的是个大情种呢,原来是这样的!”
我有点惊愕地望着她,看点看不懂她了。
许可佳接着说:“有人捆着你了?还是要等着玲姐来求你?我看你是舍不得那个经理的位子吧?是怕去美国吃苦是不是?”
我心里有些震动,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许可佳的眼光抵达了我自己都没看透的地方。跟许可佳交往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太不了解她了。一种陌生的东西在我心里滋生,让我感到尴尬和不安。幸好这时候鼓声响起来了,土著婚礼游戏开始,餐厅里很嘈杂,我可以不说话。
勉强坐了一会儿后,我借口有事,向许可佳告辞。许可佳说她还想坐会儿,我点点头。走到门廊那儿,我感觉她还在看着我,我的心跳得像丛林里的鼓声,我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一直往前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我走出了门,走到了夜晚的大街上,才把那口气缓缓呼出来。
就是在这一天晚上,我决定好好想一想我和玲姐到底怎么回事,想一想玲姐和经理这个职位对我意味着什么,想一想人生中什么对我最重要。我觉得,即使不能样样都想清楚,我至少应该把是否出国的事作个了结,不要没完没了地悬在头顶。 差不多整个春天,我一有空,就坐在电脑前回想我跟玲姐交往的过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小的瞬间,每一次孤寂中得到的慰藉,都在回忆中闪闪发光……我能看见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小伙子慢慢地走在自己的路上,青春在他身上一点一点地流逝,往事在他身上一点一点增加。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流逝与增加的转换中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公式,就像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中隐藏着爱因斯坦的公式。我研究着那个公式,直到发现自己这么干是个糟糕的坏毛病。有什么好多想的呢?玲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应该早就是确定无疑的。只有跟玲姐在一起,我的生命才能安宁和完整,才能得到人们常说的那种人生的幸福,这些,都应该早就是确定无疑的。我每次花很长时间想来想去,最后都是总结归总结,行动归行动。想得太多了,我总有一天会丧失行动的能力。   尽管玲姐极力反对我辞职,我还是辞了职,不到三个月就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手续。在办手续的那些日子里,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往电脑里敲一些字,或者把以前写的一些段落整理一下。我觉得纪念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完整地写下来,不让它被尘埃湮没。我觉得我应该把我写的这个长长的故事献给玲姐,让她做第一个读者,让她完整地了解我的心。   但愿这一切能打动她,让她接受我。
第十部分(2)
乐小天
现在,我坐在飞机上,给这个故事写一个结局。有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结局即开始。”这句话,在我即将踏上美国大陆的时候,更是准确无比。春天快束了,一段漫长的回想快结束了,用不了几个小时,一段新的故事应该开始了。
我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
我的面前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我的手指搁在键盘上,努力触摸一个个白天和夜晚。飞机正在月亮边飞行,机翼下的大海像光滑的玻璃屋顶,眩窗外闪烁着星空的密语,血管中流淌着记忆的密码。正在回想的故事被一个美国空中小姐打断了一下,她送来一床毛毯,让我盖在膝盖上,并祝我好梦。我对她说了声谢谢。
这时候有人祝我好梦,真是太好了。我需要一个好梦。我需要有人祝福。
我蓦然想起许可佳还没有祝福过我。几个小时前,许可佳、阿伍、粘糊小妹在机场为我送行,我们每个人都说了不少话,可我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或者我想听的话没有听见。现在,我才想起当时心神不定的原因之一,是我非常希望得到许可佳的祝福,同时把我的祝福送给许可佳。我很清楚从此一别,彼此很可能再也不会见面。
阿伍和粘糊小妹说起祝福的话来,倒是非常慷慨。特别是粘糊小妹,她强忍着悲愤,微笑着把大量祝福的话送给我。我知道粘糊小妹有理由悲愤。阿伍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一见许可佳,就对许可佳热呼得要命,对粘糊小妹非常冷淡。虽然许可佳对阿伍冷谈而有礼貌,但阿伍毫不气馁。应该说这件事也是我心神不定的原因之一。我真不希望许可佳和阿伍之间发生什么故事,我总想找个什么机会,向许可佳提醒一下阿伍对女人的态度,但我又不清楚这样提醒是否合适。直到我走过安检门,我也没有拿定主意提醒还是不提醒,时间不多了,还是以后再说吧,我回头跟他们挥手再见。
走进狭长的通道之前,我又回过头挥了一次手,我看见许可佳朝我一下一下地挥着手中的太阳帽,眼睛里似有泪光闪动。我登上飞机,一闭上眼睛,还能看见许可佳挥动帽子的样子。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能感到我的身体跟飞机一起轻轻抖动,我能感到座椅在挤压我,能感到心跳在加速。两分钟后,我能看到机翼下的北京,像一堆积木在群山与平原之间展开。阳光下,看不见人,看不见汽车,看不见一切活动的东西。只有建筑物本身静静地显示生命存在的痕迹。
我趴在眩窗边,徒劳地寻找着玲姐曾经住过的居民楼,我曾经住过的居民楼,我们一起学过棋的教学楼,但那些楼与楼混沌莫辨。哪里是我曾经哭泣与欢笑的地方?哪里是我和玲姐的故事上演的场景?一切都混沌莫辨,了无生气,但我知道机翼下的城市里曾有我渺小卑微的生活,像虫蚁一样渺小,像尘埃一样卑微。在那里,我活过,爱过,那些哭泣与欢笑,那些故事的情节与细节,都留在了曾经的北京。
北京从视野里消失的那一瞬间,我恍恍惚惚看到了棋院的四方形大楼,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正式认识玲姐的情景。那一天,我正盘腿坐在常四段办公室的蒲团上打棋谱,门轻轻打开,玲姐带着漂亮的膝盖走过来,周围的空气一圈一圈荡开。玲姐走到我面前,朝我伸出手,她对我说:“你好,我是陈一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