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振盛 用照片为历史存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20:22:41
《世界周刊》记者 曾慧燕
人的一生常常会受某一句话影响而「一言定终身」。现居纽约的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以《红色新闻兵——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路历程》画册，名列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榜首，同时荣获美国外国记者俱乐部摄影大奖。法国文化部主办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环球巡回摄影展在巴黎首展三个月后，现正在欧洲各国巡展。
追本溯源，这正是当年他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念书时，老师吴印咸在课堂上的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还有当时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理论「决定性瞬间」也被他默默熟记于心。两位摄影前辈直接与间接的教诲让他终身受用。
在中国大陆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在全大陆的报纸铺天盖地都是正面报导「革命形势大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情况下，时为《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的李振盛，适逢其时，用他的相机忠实纪录历史，他捕捉了许许多多「决定性瞬间」，抓拍了不少「负面」照片，然后藏在地板下，千方百计保存下来。
＊文革成历史往事不如烟
如今，文革浩劫已成历史，但「往事并不如烟」，这些「会说话的照片」重见天日后，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荒谬，为历史存真补白。透过这些当年在黑龙江一隅拍摄的照片，可以从中一窥中国文革的全貌，让世人和后人真正了解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历史告诉未来」。
李振盛1963年进入《黑龙江日报》当摄影记者，前后长达20年。他的老师吴印咸三十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曾拍过很多毛泽东的照片。吴印咸在讲课时鼓励他的学生们要当「历史的见证人」，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一个学生将他这句话奉为座右铭，成为「历史的记录者」。
享誉国际的纪实摄影大师布勒松1958 年还是中国政府邀请访华的座上宾，两年后又作为资产阶级摄影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批判。2003年7 月布勒松亲切会见正在巴黎举办文革摄影展的李振盛时，才知道这位中国摄影家 4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着他的「决定性瞬间」的摄影理论。
这两位身处东西方的世纪摄影老人，大概都没有想到当年这个年轻的摄影师，遵循他们的教诲与理论，用十万张文革照片保留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图景。
文革是一个动乱的年代，许多摄影师为了自身安危，都不愿意冒险拍摄红卫兵组织的造反集会和游行活动。中共当局也不允许新闻记者拍摄所谓「消极」照片，包括所有残酷的批斗场面和折磨人的照片。中央文革小组、省革委会宣传组和大学的红卫兵曾多次下令摄影师上交「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不少摄影师听从命令，这些底片最后的命运是被烧掉。为什么李振盛能够拍摄并保存了这么丰富的文革照片呢？
李振盛说：「说实话，我当年是在冥冥之中，感到应当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将来会有用的。但究竟有什么用，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这些照片会走向世界。」
他又说: 「当时我只是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动乱的时代记录下来。我并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我自己，或为了将来。我只知道必须用相机作为记录工具。尽可能多留一些历史瞬间的痕迹，以防止人类记忆的失落。」
＊农家孩子走向世界
李振盛 2004年8月10 日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接受世界周刊专访时，回忆了他如何从一个山东农家的孩子，成为一位走向世界、蜚声中外的摄影家的人生历程。
李振盛原籍山东省荣成市。1940年农历8月21日，李振盛在辽宁省大连市出生。第二天，他父亲写信给他在山东老家的祖父，请他给这个刚出生的孙子起个名字。他的祖父是个读过书的农民，同时兼教私塾。
「在清朝末年，我爷爷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方圆十里八村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学识的人。我爷爷在查看《易经》后认为，我最吉利的名字应当是29划。根据家谱，『振』是我这一辈份的男孩规定用的字，我爷爷在这个字后面加上『盛』字，取其『振声激扬，盛誉四方』之意。」
李振盛的祖父用这个名字为他测字算命，认定他不会从事体力劳动。「我会上大学、挣大钱、名声甚至超过爷爷。我的命中注定会充满艰难，但都会挺过来。关键时刻总是有贵人相助，且事业有成，到60岁以后，不再有忧愁，患病遇灾，也会逢凶化吉。」
现在看来，迷信耶，非耶。今天李振盛的名声确实远远超出了他那位只在「方圆十里八村」出名的爷爷。经历大半生的艰难困苦，李振盛虽然相信命运，但绝不向命运屈服，他相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来获得成功，早在22岁时，他刚刚被「发配」到边疆省份，就在日记中写下「决不老死黑龙江」的豪言壮语。
如今，踏入花甲之年的李振盛，果如祖父算命所言，60岁后交上好运，尤其2003 年更是李振盛的幸运年：他的环球巡回摄影展览由法国文化部主办在巴黎首展；他的摄影画册《红色新闻兵》由具有80年历史的英国菲登（Phaidon）出版以20余种文字社出版。该画册主编是先后两度担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评委和评审团主席的美国联系（Contact）新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包括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及泰晤士报在内的欧美主流媒体，纷纷以显着篇幅报导该画册及作者的故事。
今年1月，《美国摄影》杂志将《红色新闻兵》评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该刊主编舍诺尔（David Schonauer）在2004年1月号杂志公布评选结果时撰文指出，2003年是摄影画册的丰收年，在各国出版的无以数计的画册中，遴选出20本世界最佳摄影画册，中国摄影家作品首次入选，并名列纪实摄影画册榜首。
《美国摄影》以两页篇幅专文介绍李振盛和他的《红色新闻兵》，称赞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摄影画册之一」，并说「它已成为20世纪一个时代的标志」。
2003年6月26日，由法国文化部主办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环球摄影展览的开幕式及法文版画册首发式，在巴黎摄影遗产博物馆首站展出，创下该博物馆有史以来参观人数最多的纪录。随后将在欧美及亚太地区各国巡回展览，需时数年。
＊用镜头纪录历史的同路人
李振盛最津津乐道的是去年7月10日，在法国出席他的摄影展期间，见到心仪已久的世界摄影界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布勒松认为李振盛跟他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对他「把握画面的功力极为赞赏」，破例让他拍照并合影。
李振盛最初接触布勒松的摄影理论及其作品，是1960年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期间，当时中国文化界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内部展览」，名为《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其中布勒松也成为主要批判对象，批判内容包括他的13幅照片，其中9幅是1958年他应邀到中国拍摄反映「大跃进」时期的照片，全部成了「反面教材」。
李振盛至今仍然保存43年前在北京参观这个展览时摘记的一份长达16页稿纸的原始批判材料，并清楚记得当时全校师生特别是摄影系的师生，在公开场合都要故作姿态批判布勒松，大多数人私底下却对他的作品构图及其「决定性瞬间」的理论十分欣赏。李振盛说他习惯于在批判中「逆向思维」，从官方公开批判词中反方向思索其真谛。在他此后20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一直默默地实践布勒松的理论。他说：「布勒松大师『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深刻影响我的摄影生涯。」
李振盛忆述与布勒松会面的经过，对布勒松破例让他拍摄各种表情的照片尤感兴奋。西方艺术评论界流传一个说法：「布勒松是摄影史上的一道门，是走上摄影之路的人都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门槛。」摄影界的人都知道，布勒松有个不让人拍照的「怪癖」，为了拒绝别人拍他的照片，常常把头上的鸭舌帽拉下来挡住脸，或者干脆转过身用屁股对向镜头。2000年，布勒松几十年的老朋友、已85岁高龄的著名摄影家大卫•邓肯，因未经允许拍摄并出版了他的照片，布勒松一怒之下跟他撕破脸皮诉诸法律，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话题。
布勒松为何给予李振盛如此「特殊礼遇」？原来是两年多前，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给布勒松看了李振盛的摄影作品，布勒松对李振盛亲身经历的故事和那些不加剪裁的照片表示「很感动」，所以才有了去年的会面。布勒松对他说：「半世纪以来，你和我在东西方不同时空、不同国度里各自实践着『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我们都是用镜头在为历史留下见证。」普雷基指出，两位东西方摄影大师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为历史存照」。
李振盛摄影作品全球总代理、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有意出一本书，记述布勒松与李振盛两位摄影家因纪实摄影作品结缘、神交43年的传奇故事。
《世界周刊》在长达7页篇幅的“专题报道”首页刊载记者曾慧燕在纽约为李振盛拍摄的肖像，同时发表了世界摄影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2003年7月在法国与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亲切会见并合影的珍贵照片(于洋摄影)。
＊人生当如流星般灿烂
《红色新闻兵》继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后，今年4月，又获得美国外国记者俱乐部2003年摄影大奖「欧利维尔•罗博奖」——国外杂志书籍最佳摄影报导奖，由李振盛与该书主编普雷基共同领奖。得奖评语指出，「李振盛在中国文革的高潮时期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但是，与他的许多同行不同的是，他没有让底片遭受毁灭的结局。现在，经他本人与《红色新闻兵》编辑、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的整理，全世界可以通过这些照片，更加清楚了解那一段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动乱岁月。」
正当李振盛在欧洲成为热门新闻人物之际，去年9月在去伦敦的旅途中感觉不适，当他飞返北京参加山西平遥的影事活动时，顺便在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医师证实他患了膀胱癌，在指着电脑屏上的图像给他解说时，他不但没有闻癌色变，反而后悔自己没有带照相机拍下「那朵美丽的珊瑚花」。他的「职业病」由此可见一斑。
李振盛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他的病情，当机立断动了手术。2003年10月10日做手术那一天，李振盛带一台数码相机，当半身麻醉躺在手术台的状态下，他仍在指挥一位麻醉师从各种角度拍摄了他开腹手术的全过程。他说等有空闲时想「攒」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写写他从发现到医治癌症的心得体会。他不无幽默地说：「咱也当一把『抗癌勇士』！」
李振盛听人说「活过60岁之后，多活一天就赚一天」。他说他已经赚了一千多天了。他「不怕向上帝报到」，但由于他向全世界展示文革照片的历史使命才刚开始，还有许多出版与展览大计尚未完成，所以他唯有祈求上帝让他「死缓」。他说「缓」的时间越长越好，他可以把那几万张照片都整理出来，奉献给世人。
他说：「我向来赞赏夜空中的流星，它在瞬息的生命里，默默地在无际的苍穹中划出最后一道痕迹，顽强地闪烁一次瞬间光芒，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宇宙间，化作永恒。」因此，他认为，「人生当如流星，没有阳光也灿烂。」
李振盛的一生，自始至终贯穿个人奋斗的精神。文革期间，当人们普遍批判「个人奋斗」和「名利思想」时，他我行我素，从来没有放弃追求，尽管许多人试图阻止他走向成功之路，包括他当时的领导、杀进报社支左的红卫兵，甚至他的同事，都认为他「不听党的话」。他承认自己「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的个性是「敢向强者挑战，不向弱者示威」。文革十年浩劫，他拍摄了大约十万张底片，普雷基反复看过其中三万张，《红色新闻兵》收录的只不过是285张；在环球巡回摄影展中只编入150多幅照片。
30多年后，当这些文革画面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李振盛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总算为世人留下了这些照片。我始终坚信要靠个人奋斗来取得成功。就历史而言，也惟有依据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
＊让历史告诉未来
今天，当李振盛反思文革时，深深感到「绝不能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他为自己拍摄的文革系列照片命题为《让历史告诉未来》，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向世界展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情况；让全人类都了解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空前大劫难。「现在谈起那一段荒唐岁月，就好像是昨天的一场噩梦。」他深有感触地说。
李振盛出身农家，从小就要帮父亲干农活，直到十岁才上学。那时候，「新中国」已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他成为第一批「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也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
李振盛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1951年设法重返大连工作，两年后如愿将李振盛接回大连。来自农村的李振盛，非常喜欢看电影和收藏电影票根，每张票根背面写着看过的影片名，他也十分喜欢文学与画画。初中时，每星期有三个晚上，他在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学习绘画历时三年，那时他的志愿是成为画家。
1957年春天，物理老师在学校成立一个摄影爱好者小组。因为李振盛擅长画画，老师让他担任摄影小组组长。学校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120型「方箱」相机，他开始拍摄照片。
李振盛对摄影真正产生兴趣，是在大连参观苏联摄影艺术展览后。他收集许多195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明信片，大部分是美丽的风景照。另外，电影院外面张贴的海报也令他印象深刻，那时他没有钱看电影，常常在电影院的门外「听」电影，一边听大喇叭广播影片对白与音响，一边看海报上的剧照想象着银幕画面。这样锻炼了他日后对摄影画面的把握与感悟能力。
李振盛念中学时是住校生，父亲每月给他8元人民币伙食费 （相当于今天的一美元 ），他每月省吃俭用节约一小部分钱用来集邮，不久便收集了许多国家的邮票，他还专门收集艺术或文化类的主题邮票，其中有作家、诗人、画家及名画等。那时集邮爱好者惯常聚集在全市最大的邮局胜利桥邮局的一个特定角落交换邮票。
一天，一位刚开始集邮的中年人，很想要李振盛的邮票，对方主动提出用一台日本制造的120型相机作价38元钱，与他交换200张邮票。「所以，我的第一台相机是用邮票交换得来的。」李振盛自豪地说。那个年代的中国，相机是奢侈品，中学生能拥有相机令人羡慕。遗憾的是他买不起胶卷，一个胶卷八毛钱，当时相当于他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
同学们知道他有一台相机，常常请他拍照。几个同学凑钱买一个120胶卷，可以拍16张底片，让他使用其中一张作为酬劳。由于胶卷难得，当他拍照时，总是认真构图和采光，每当发现有趣的画面，便会用属于他的那张底片拍照。
他拍的一张生活纪实照片，是回山东老家过年时，借助窗外照进屋里的一缕阳光，抓拍了爷爷和妹妹坐在炕上看书、妈妈为他缝补袜子的镜头，命题为「农家三代人」。三年后，这幅照片作为他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提交的摄影作品之一，受到主考老师的好评。
＊初生之犊不怕虎
当时，李振盛的志愿是考美术学院。「我从来没有想过学电影摄影，因为那时在中国只有一所电影学院，而且在北京。」然而，「大跃进」开始后，决定在每个省份都创办一家电影制片厂。1960年初，文化部决定分别在上海和长春创办两所新的电影学院。
长春电影学院在吉林省省会的长影院内，招生考场分设东北四个城市，大连是其中之一。尽管李振盛只是高一学生，校长却鼓励他去参加考试，「他认为我完全合格。刚开始，我不认为自己能行，但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昼夜苦读大量书籍，尽量了解与电影有关的一切内容，无论化学或物理，还是艺术，之后，我决定参加考试。」
那次摄影系在大连考区只有一个名额，却有160名考生竞争，加上报考其它各个系的考生有800多人。全部考生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黑板上有这么一道题：「史氏的著作你读过吗？有那些主要内容？」考生中有人举手问：「史氏是谁？」老师问谁知道这个史氏？没有人吭声。李振盛大声说：「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家都十分惊讶地看着他。老师又问：「他有哪些著作？」他曾经在图书馆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本书，凭记忆说：「《演员自我修养》。」
事隔多年，李振盛回忆这个决定今后人生关键性的一步，记忆犹新。他笑说：「其实我就只记得这一本书名，再问就答不出来了。」没想到老师此时很满意地说：「够了，不用再说了。」
摄影系除了理论与专业考试，主要看考生是否画得好。招生老师让一众考生画素描，李振盛三年的夜校绘画课没有白上，节骨眼上派上了用场，击败对手脱颖而出。
「电影学院设有五个系，包括导演系、表演系和美术系等，结果摄影系和编剧系都要录取我，我决定读摄影系。」
过了没多久，由于「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新开办的电影制片厂纷纷关闭，上头决定让长春电影学院下马，摄影系学生转学新闻摄影专业。学生们对不能从事电影摄影十分不满。恰恰这时，当时的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到长影视察工作。作为班长的李振盛召开全班同学开会，推举包括他在内的三个学生代表去同陈局长谈话。院方发现后全力劝阻，另外两名学生代表比他年龄大得多，其中一人当过医生，另一人曾经是教师，都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知道这会招惹麻烦，最后没有出现。李振盛初生牛犊不怕虎，照样去见。
陈荒煤相当开明，听取了李振盛反映的意见，回到北京后，告诉新华社，他们这些学生所学的电影摄影专业训练很扎实，能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新华社从中挑选了五个人，李振盛本来是其中之一，但院长不让他去，因为他「不听党的话」，越过学校领导向上级反映意见，是在搞「非组织活动」。
被选上的五个人，后来被送去北京外语学院念英语，培养新华社驻外记者。李振盛的替换者，后来成为新华社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记者。「我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李振盛提起这段往事似乎不无遗憾。
不过，世事往往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当初李振盛如愿去了新华社，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这数万张文革照片留存于世了。或者正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李振盛才有机会成为「历史的记录者」。
＊燕雀安知鸿鹄志
为了那次的「不听党的话」，李振盛付出不少代价，经历种种一言难尽的磨折。1963年8月，李振盛开始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了一句话：「决不老死黑龙江！」燕雀安知鸿鹄志。他相信通过个人奋斗，一定会走向成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李振盛无法理解为何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毁坏那么多珍贵的文物，为什么要将所有的佛像砸碎，烧毁经书。批斗极乐寺和尚是他最难忘的事件之一。红卫兵强迫和尚们扯起自辱门楣的横幅，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李振盛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位摄影记者在场，包括一位资深摄影记者，「为了要拍和尚低头认罪的照片，他想让和尚放下横幅，甚至动手将横幅从他们手中打掉。但我让和尚扯起横幅来拍照。因为我学过电影，知道拍摄人物没有什么能比脸部表情更具表现力，因此，我让和尚抬起头，而且看着前方。」30多年后的今天，这幅甚具人物张力的照片，成为控诉那个荒谬时代的有力证据，「有图为证」。
在李振盛拍摄的数以万计的照片中，几乎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如他在1975年7月23日拍摄的一张阿城县五万农民在山坡上观看中央芭蕾舞团下乡演出《白毛女》样板戏的照片(见《世界周刊》封面彩色照片)，触怒毛泽东夫人江青险些招致灭顶之灾。他为了拍摄人山人海的观众场面，在女主角喜儿与男主角大春会面的高潮时刻，李振盛突然从侧幕冲到舞台中央，抢拍到这个「决定性瞬间」。由于舞台上突然多了「另一个角色」，而这出戏是由「革命文艺旗手」江青指导排演的，芭蕾舞团团长每天晚上都要通过电话向在北京的江青直接汇报演出情况。舞台总监对李振盛的「大胆妄为」非常愤怒，江青接报十分不高兴，说李振盛在舞台上的出现是「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行为，指示团长转告省委，必须对这个摄影记者「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
李振盛说，江青以为党报的记者必然都是党员，其实他不是。虽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是「革命烈士」，父亲是共产党员，他算得上出身「革命家庭」，但被党组织认为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所以一直不让他入党。
本来，李振盛那次触怒江青，一般「不会有好下场」，幸亏他的好友王双印是红极一时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家，时任黑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正代表省委接待中央芭蕾舞团，暗中压下江青的指示，帮助他逃过一劫。也正应了他出生时算命所言，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化险为夷。
＊抢拍「决定性瞬间」
李振盛另一幅「经典作品」，拍的是时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被批斗的场景。李振盛至今记忆犹新：两个大汉将任仲夷揪到台上，观众高呼：「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
「他们专门为任仲夷准备一把木制折迭椅，这种椅子很难站稳，如果没有站在中间，稍往前站就会一头栽倒，稍往后站则会使椅子折迭起来，连人带椅一起摔倒在地。因此，必须小心翼翼。」
红卫兵们先给任仲夷挂上牌子，又拿来一米长、上书「黑帮分子任仲夷」的高帽子要给他戴上，但帽口太小了，一名红卫兵使劲往他头上扣，结果硬是给撑破了。这时，另一名红卫兵想出一个点子，在高帽子的后面拴一根绳子，逼着任仲夷把双手背到后面，抓住绳子的另一头。一个红卫兵端过来一脸盆墨汁擎到任仲夷面前。先是逼着他把两只手伸进墨汁盆里，蘸满气味难闻的墨汁，往自己脸上涂抹，或许觉得任仲夷涂抹的程度不够，不像「黑鬼」的样子，那个红卫兵将脸盆高高举起，对着任仲夷的脸、眼睛和鼻孔使劲往上一抖，墨汁顺着他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一直滴到水泥地上。
又一个红卫兵，拿起饱蘸墨汁的一支毛笔，在任仲夷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大概觉得还不够过瘾，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从任仲夷后脖颈子灌进去，只见墨汁穿过腰间又顺着双腿流淌到脚下，灰蓝色裤子从里往外渗透出一道道墨痕。
「我当时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拍摄出来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血，是泪，还是墨。」李振盛说。
李振盛第一次看到红卫兵真正打人，是在1966年8月。「当时，他们在批斗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主资本家，其中包括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他们先强迫这些被批斗者低头，高喊：『看一看这些吸血鬼！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开始打人。有一名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头抽打李范五，他的遭遇其实比挨打更惨。」
由于李范五在出差时，有时带小女儿同行，父女俩同乘火车包厢和同住宾馆套房。与他有矛盾的省委同事伙同造反派便要李范五的这个女儿指控他乱伦，她有两个选择：如果同意在编造的揭发材料上签字，便能参军得到好处；如果拒绝签字，便会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子女，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李范五这个女儿最后违心地在揭发材料上签了字。1966年9月4日，共有几十万人集聚在红卫兵广场，参加「炮打司令部」活动，李范五及其它省委领导人被押到台上，红卫兵逼迫他站到椅子上90度弯腰低头，然后宣读他女儿的揭发材料，并指控他有「政治野心」，「因为很不幸，他的发型很像毛泽东的发型。他曾在大连海滨照过一张相片，他梳着大背头的发型，穿着一件风衣，面朝大海远眺，看上去非常像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胜地海滨照的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变成对他不利的证据。『战友们，你们看他所留的发型，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发型一样！多么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场群众义愤填膺地呼喊。『给他剃了！给他剃了！给他剃鬼头！』」
李振盛在红卫兵动手前，抢先一步跑到李范五跟前，迅速拍了一张照片，画面背景是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画像，正好将两人发型作一个对照。接着他用一组照片记录了剃「鬼头」的全过程。李振盛拍摄的这一组照片被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学者史景迁教授称赞为是「李最杰出的一组系列照片」。
给李范五剃完「鬼头」，红卫兵又逼迫他弯腰站到椅子上，李振盛又拍了一张背景是毛泽东画像的对比照片。由于被指控乱伦，李范五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文革前期，大约被批斗两千多场。他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的这个女儿，甚至在遗嘱中，不让她出席追悼会和葬礼。
李振盛还拍到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照片。1966年9月底，李振盛到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联」，以及毛泽东第五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10月17日夜晚，喇叭广播宣布毛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大家激动得几乎整夜没睡，通宵庆祝在天安门广场跳忠字舞。李振盛也十分激动地去拍照，只睡了一、两个小时。
「当我在镜头中看到毛泽东的吉普车经过时，全体红卫兵激动得热泪盈眶地在道路两旁欢呼，但我没有看到所谓伟大领袖神采奕奕的光辉形象。毛泽东既没有挥手，也没有微笑，直视前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双手作鼓掌状。他乘坐的吉普车也开得非常快，机会稍纵即逝，我抓紧时间按下快门，只拍到一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眼见到毛泽东。」「我第二次亲眼看到毛泽东时，他已静静地躺在水晶棺中。」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1968年4月5日清明节，李振盛拍摄了一组枪毙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照片。其中两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巫炳源和王永增，他们的罪状是散发了一张油印的名为《向北方》的小报，被当局指为「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将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振盛记得其中一人叫巫炳源，当他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闭上了眼睛，到死都没有再睁开眼。
李振盛见证了八个死刑犯的行刑经过：他们脖子上被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游街示众后，开到哈尔滨西北郊外，然后在离黄山火葬场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迫跪下，然后从脑后被开枪打死。
当时的报纸上根本不会发表刑场处决的照片，报社领导也不准记者去拍摄这类照片，更没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离拍尸体，但他还是拍了一些特写镜头。由于当时他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看到脑浆四溅的惨象。
在后来整整半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他住在单身宿舍半夜起来去公用厕所时，总是闭着眼睛在昏暗的走廊里摸索着往前走，试图不要想到那些被枪毙的人。「每当我在报社食堂见到原先很愿吃的一种东北地方菜——血豆腐时，总感到想呕吐，因为这种血豆腐是紫红色，而且是胶状的，一看就会产生联想。」
当他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尸体的照片时，他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要帮助你们，我制作这些照片是要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直到现在，当我为出版《红色新闻兵》这本画册而在纽约放大这些照片时，我仍然这么默默地对他们说。」他用这种方式排解看到这些血腥画面难以抑制的恐惧感。
李振盛通常自己动手冲印照片。在当局下达命令上缴「负面」底片后，他将那些「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如批斗和处决的底片，放在小袋子里，藏到他在办公室资料柜抽屉中自己设计的暗藏隔层内。
文革是触及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大浩劫。1968年秋，身为报社掌权派、时任革委会常委的李振盛被一伙在报社支左的「革命小将」点名攻击。10月1日国庆节后，对他的斗争升级，报社楼道里贴满矛头对准他的大字报：「打倒李振盛！粉碎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幸运的是，他已将「负面」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结婚初期，他与妻子分别住在单身宿舍里，约半年后，终于找到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他在俄式平房的家中书桌底下的木板地上，锯了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再将锯下的木地板块重新放回去，然后系上一根小绳，以便能打开。当时还没有塑胶布，他只好用孩子接尿的黄油布将底片包好藏在地板下。后来，当他被「革命小将」批斗后，深夜里由一王姓红卫兵带领一伙人去抄他的家时，这些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总算躲过一劫。
1968年10月30日，他的儿子出生。为了表示绝不被攻击他的「政治寒流」压垮，他给儿子起的名字是「笑寒」。
＊初恋女友忍痛为爱分手
李振盛的爱情也像他的奋斗之路一样曲折。他的初恋女友孙培奎原为长春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在三年困难大饥荒时期，常常在不被同学注意时往他手里塞粮票，对他说得上有救命之恩。文革期间，孙培奎的母亲被指为地主家庭出身，遭受折磨后自杀身亡。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连死的权利也没有，自杀被视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行为。
一夜之间，原为重点培养对象的「模范教师」孙培奎的生活改变了。为了不连累她深爱的男友，她从任教的吉林省四平市来到黑龙江的哈尔滨见李振盛，说为了李振盛的前途而不能跟他结婚。她注意到报社的一位女编辑祖莹侠，既聪明又漂亮，还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李振盛发起创建的「红色青年战斗队」的成员之一，还是共产党员。孙培奎到报社时是住在女宿舍里，因此与祖莹侠认识，她劝说李振盛应当选择跟祖莹侠结婚。
李振盛恳切地对她说：「如果你的家庭成分影响我当记者的话，我就不干记者了，让我们躲到深山老林去生活。」但孙培奎认为这不可行，最后不辞而别，只在他的房间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
李振盛发现后，追到火车站，遍寻不获，便搭下一班火车赶到吉林四平找孙培奎，希望她改变主意。两个月后，她寄来一封信，内有她的结婚照片，对象是她在大连老家的邻居，早在她上电影学院之前就追求过她，这时她决定嫁给他，是为了让李振盛彻底死心。
半年后，1968年1月6日，李振盛和祖莹侠结婚了。那是个典型的「革命婚礼」。编辑部几位同事用恶作剧的黑色幽默方式，在新郎新娘的脖子上挂了两个牌子，上书「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
《世界周刊》发表李振盛与祖莹侠在文革中举行“革命婚礼”时被报社同事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牌子的“黑色幽默”结婚照。
他和祖莹侠结婚十个月后，祖莹侠的父亲也自杀了。「他只是一个农村公社卫生院的医生，由于他的中医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几名造反派先将他在屋里用火炉烤得他满身大汗，然后逼迫他脱掉外衣，只穿件背心和短裤，将他推到室外去挨冻，在雪地里站了几个小时，几乎冻成冰棍。第二天，不堪受辱的他便在隔离室上吊自杀了。」
祖莹侠得知父亲自杀后，大哭一场，但她没有时间也不能悲伤。第二天她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去向进驻报社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报告，表示「自己父亲背叛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与他划清界线」。即使如此，如同孙培奎一样，祖莹侠自此也被归入「政治不可靠」之列，被迫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她曾被认为是报社一名很有发展前途的女编辑之一，但在她父亲自杀后，再也不允许她在编辑部工作。
李振盛最难忘的是，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75岁生日那一天。当天晚上，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小将」专门组织了对他的批斗会。他被押到台上，被迫低头，在300多名报社职工面前共批斗六个多小时，这一伙杀进报社的学生造反派批判李振盛这一派组成「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反三红：反对省革委会，反对在报社支左的解放军，反对省革委会派来的干部和杀进报社的革命小将」，企图要「主宰」报社，建立「独立王国」，还指控李振盛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1969年9月6日，李振盛夫妇与其它26人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即使在那林海雪原、前途茫茫的情况下，他仍相信将来还会做摄影这一行，所以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和手指，而不少人在砍柴时砍伤了手指。一次，他看到一个人操作电锯时被一块飞出的木头击中头部，当场死亡，由于此人在1957年曾被划过右派，他的尸体被草草地埋葬。
1972年2月6日，李振盛的女儿出世了，取名为「笑冰」，「期望她能具有笑傲冰霜的坚强性格」。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终于熬到「红色革命风暴」结束，生活又恢复了原来轨道。
现在已退休在长春孀居的孙培奎与李振盛夫妇成了好朋友，两家的儿女们之间也都很熟识。一向风趣幽默的李振盛有时跟女儿笑冰开玩笑说：「如果不是你孙阿姨主动劝说我跟你妈妈结婚，可能就没有你的存在了。」
＊既是财富更是历史
「四人帮」倒台后，1980年代初，李振盛调往北京工作，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1996年10月，应邀赴美国哈佛、普林斯顿大学作学术演讲，随即以杰出人才身分移民美国，目前他一家四口人定居纽约。近年他以写作为业余爱好，并很快掌握使用电脑的本领，「回顾往事烟云，用键盘敲击出所感所悟的千言万语」，文章屡屡见于海内外报刊上，书也出了一本又一本，「内心不禁洋溢着余热发光的充实感」。
总结他64年的风雨人生，「有幸」亲历文革这样一段波澜起伏的大时代，见证政治风云变迁，这是很难得的人生阅历。李振盛谦逊地说：「漫漫人生路，我虽无甚建树，却也跟随着国家的命运，百姓的甘苦，风一程、雨一程地走过来了。」一直以来，有一个无声之音总在他身耳边萦绕，呼唤并引领他在风雨中前行。「这个呼声就是：百姓的经历，黎民的故事，既是财富，更是历史。」
他说，在历史长河中，人生只是短暂的一瞬，人们在这短短的人生旅途中，全力以赴追求人生目标，实现人生价值。「到头来，成功的辉煌与喜悦，失败的无奈与苦涩，统统伴随着人生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惟有那些纪录历史足迹的碎片会留存人间。」
《世界周刊》记者 曾慧燕
来源：世艺网
《世界周刊》封面采用李振盛在文革中拍摄的黑龙江省阿城县玉泉公社五万农民当成“政治任务”坐在山坡上观看中国舞剧团演出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彩色照片。
「摄影记者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拍摄新闻照片要扑捉「决定性瞬间」。人的一生常常会受某一句话影响而「一言定终身」。现居纽约的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以《红色新闻兵——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路历程》画册，名列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榜首，同时荣获美国外国记者俱乐部摄影大奖。法国文化部主办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环球巡回摄影展在巴黎首展三个月后，现正在欧洲各国巡展。
追本溯源，这正是当年他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念书时，老师吴印咸在课堂上的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还有当时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摄影理论「决定性瞬间」也被他默默熟记于心。两位摄影前辈直接与间接的教诲让他终身受用。
在中国大陆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在全大陆的报纸铺天盖地都是正面报导「革命形势大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情况下，时为《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的李振盛，适逢其时，用他的相机忠实纪录历史，他捕捉了许许多多「决定性瞬间」，抓拍了不少「负面」照片，然后藏在地板下，千方百计保存下来。
＊文革成历史往事不如烟
如今，文革浩劫已成历史，但「往事并不如烟」，这些「会说话的照片」重见天日后，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残酷和荒谬，为历史存真补白。透过这些当年在黑龙江一隅拍摄的照片，可以从中一窥中国文革的全貌，让世人和后人真正了解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历史告诉未来」。
李振盛1963年进入《黑龙江日报》当摄影记者，前后长达20年。他的老师吴印咸三十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曾拍过很多毛泽东的照片。吴印咸在讲课时鼓励他的学生们要当「历史的见证人」，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中一个学生将他这句话奉为座右铭，成为「历史的记录者」。
享誉国际的纪实摄影大师布勒松1958 年还是中国政府邀请访华的座上宾，两年后又作为资产阶级摄影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批判。2003年7 月布勒松亲切会见正在巴黎举办文革摄影展的李振盛时，才知道这位中国摄影家 4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着他的「决定性瞬间」的摄影理论。
这两位身处东西方的世纪摄影老人，大概都没有想到当年这个年轻的摄影师，遵循他们的教诲与理论，用十万张文革照片保留了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图景。
文革是一个动乱的年代，许多摄影师为了自身安危，都不愿意冒险拍摄红卫兵组织的造反集会和游行活动。中共当局也不允许新闻记者拍摄所谓「消极」照片，包括所有残酷的批斗场面和折磨人的照片。中央文革小组、省革委会宣传组和大学的红卫兵曾多次下令摄影师上交「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不少摄影师听从命令，这些底片最后的命运是被烧掉。为什么李振盛能够拍摄并保存了这么丰富的文革照片呢？
李振盛说：「说实话，我当年是在冥冥之中，感到应当把这些场景记录下来，将来会有用的。但究竟有什么用，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这些照片会走向世界。」
他又说: 「当时我只是意识到，必须将这个动乱的时代记录下来。我并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我自己，或为了将来。我只知道必须用相机作为记录工具。尽可能多留一些历史瞬间的痕迹，以防止人类记忆的失落。」
＊农家孩子走向世界
李振盛 2004年8月10 日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接受世界周刊专访时，回忆了他如何从一个山东农家的孩子，成为一位走向世界、蜚声中外的摄影家的人生历程。
李振盛原籍山东省荣成市。1940年农历8月21日，李振盛在辽宁省大连市出生。第二天，他父亲写信给他在山东老家的祖父，请他给这个刚出生的孙子起个名字。他的祖父是个读过书的农民，同时兼教私塾。
「在清朝末年，我爷爷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方圆十里八村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学识的人。我爷爷在查看《易经》后认为，我最吉利的名字应当是29划。根据家谱，『振』是我这一辈份的男孩规定用的字，我爷爷在这个字后面加上『盛』字，取其『振声激扬，盛誉四方』之意。」
李振盛的祖父用这个名字为他测字算命，认定他不会从事体力劳动。「我会上大学、挣大钱、名声甚至超过爷爷。我的命中注定会充满艰难，但都会挺过来。关键时刻总是有贵人相助，且事业有成，到60岁以后，不再有忧愁，患病遇灾，也会逢凶化吉。」
现在看来，迷信耶，非耶。今天李振盛的名声确实远远超出了他那位只在「方圆十里八村」出名的爷爷。经历大半生的艰难困苦，李振盛虽然相信命运，但绝不向命运屈服，他相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来获得成功，早在22岁时，他刚刚被「发配」到边疆省份，就在日记中写下「决不老死黑龙江」的豪言壮语。
如今，踏入花甲之年的李振盛，果如祖父算命所言，60岁后交上好运，尤其2003 年更是李振盛的幸运年：他的环球巡回摄影展览由法国文化部主办在巴黎首展；他的摄影画册《红色新闻兵》由具有80年历史的英国菲登（Phaidon）出版以20余种文字社出版。该画册主编是先后两度担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评委和评审团主席的美国联系（Contact）新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包括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及泰晤士报在内的欧美主流媒体，纷纷以显着篇幅报导该画册及作者的故事。
今年1月，《美国摄影》杂志将《红色新闻兵》评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该刊主编舍诺尔（David Schonauer）在2004年1月号杂志公布评选结果时撰文指出，2003年是摄影画册的丰收年，在各国出版的无以数计的画册中，遴选出20本世界最佳摄影画册，中国摄影家作品首次入选，并名列纪实摄影画册榜首。
《美国摄影》以两页篇幅专文介绍李振盛和他的《红色新闻兵》，称赞这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摄影画册之一」，并说「它已成为20世纪一个时代的标志」。
2003年6月26日，由法国文化部主办的《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环球摄影展览的开幕式及法文版画册首发式，在巴黎摄影遗产博物馆首站展出，创下该博物馆有史以来参观人数最多的纪录。随后将在欧美及亚太地区各国巡回展览，需时数年。
＊用镜头纪录历史的同路人
李振盛最津津乐道的是去年7月10日，在法国出席他的摄影展期间，见到心仪已久的世界摄影界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布勒松认为李振盛跟他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对他「把握画面的功力极为赞赏」，破例让他拍照并合影。
李振盛最初接触布勒松的摄影理论及其作品，是1960年在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期间，当时中国文化界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内部展览」，名为《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其中布勒松也成为主要批判对象，批判内容包括他的13幅照片，其中9幅是1958年他应邀到中国拍摄反映「大跃进」时期的照片，全部成了「反面教材」。
李振盛至今仍然保存43年前在北京参观这个展览时摘记的一份长达16页稿纸的原始批判材料，并清楚记得当时全校师生特别是摄影系的师生，在公开场合都要故作姿态批判布勒松，大多数人私底下却对他的作品构图及其「决定性瞬间」的理论十分欣赏。李振盛说他习惯于在批判中「逆向思维」，从官方公开批判词中反方向思索其真谛。在他此后20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一直默默地实践布勒松的理论。他说：「布勒松大师『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深刻影响我的摄影生涯。」
李振盛忆述与布勒松会面的经过，对布勒松破例让他拍摄各种表情的照片尤感兴奋。西方艺术评论界流传一个说法：「布勒松是摄影史上的一道门，是走上摄影之路的人都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门槛。」摄影界的人都知道，布勒松有个不让人拍照的「怪癖」，为了拒绝别人拍他的照片，常常把头上的鸭舌帽拉下来挡住脸，或者干脆转过身用屁股对向镜头。2000年，布勒松几十年的老朋友、已85岁高龄的著名摄影家大卫•邓肯，因未经允许拍摄并出版了他的照片，布勒松一怒之下跟他撕破脸皮诉诸法律，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话题。
布勒松为何给予李振盛如此「特殊礼遇」？原来是两年多前，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给布勒松看了李振盛的摄影作品，布勒松对李振盛亲身经历的故事和那些不加剪裁的照片表示「很感动」，所以才有了去年的会面。布勒松对他说：「半世纪以来，你和我在东西方不同时空、不同国度里各自实践着『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我们都是用镜头在为历史留下见证。」普雷基指出，两位东西方摄影大师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为历史存照」。
李振盛摄影作品全球总代理、美国联系新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有意出一本书，记述布勒松与李振盛两位摄影家因纪实摄影作品结缘、神交43年的传奇故事。
《世界周刊》在长达7页篇幅的“专题报道”首页刊载记者曾慧燕在纽约为李振盛拍摄的肖像，同时发表了世界摄影泰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2003年7月在法国与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亲切会见并合影的珍贵照片(于洋摄影)。
＊人生当如流星般灿烂
《红色新闻兵》继被《美国摄影》杂志评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后，今年4月，又获得美国外国记者俱乐部2003年摄影大奖「欧利维尔•罗博奖」——国外杂志书籍最佳摄影报导奖，由李振盛与该书主编普雷基共同领奖。得奖评语指出，「李振盛在中国文革的高潮时期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但是，与他的许多同行不同的是，他没有让底片遭受毁灭的结局。现在，经他本人与《红色新闻兵》编辑、联系图片社总裁普雷基的整理，全世界可以通过这些照片，更加清楚了解那一段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动乱岁月。」
正当李振盛在欧洲成为热门新闻人物之际，去年9月在去伦敦的旅途中感觉不适，当他飞返北京参加山西平遥的影事活动时，顺便在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医师证实他患了膀胱癌，在指着电脑屏上的图像给他解说时，他不但没有闻癌色变，反而后悔自己没有带照相机拍下「那朵美丽的珊瑚花」。他的「职业病」由此可见一斑。
李振盛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他的病情，当机立断动了手术。2003年10月10日做手术那一天，李振盛带一台数码相机，当半身麻醉躺在手术台的状态下，他仍在指挥一位麻醉师从各种角度拍摄了他开腹手术的全过程。他说等有空闲时想「攒」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写写他从发现到医治癌症的心得体会。他不无幽默地说：「咱也当一把『抗癌勇士』！」
李振盛听人说「活过60岁之后，多活一天就赚一天」。他说他已经赚了一千多天了。他「不怕向上帝报到」，但由于他向全世界展示文革照片的历史使命才刚开始，还有许多出版与展览大计尚未完成，所以他唯有祈求上帝让他「死缓」。他说「缓」的时间越长越好，他可以把那几万张照片都整理出来，奉献给世人。
他说：「我向来赞赏夜空中的流星，它在瞬息的生命里，默默地在无际的苍穹中划出最后一道痕迹，顽强地闪烁一次瞬间光芒，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宇宙间，化作永恒。」因此，他认为，「人生当如流星，没有阳光也灿烂。」
李振盛的一生，自始至终贯穿个人奋斗的精神。文革期间，当人们普遍批判「个人奋斗」和「名利思想」时，他我行我素，从来没有放弃追求，尽管许多人试图阻止他走向成功之路，包括他当时的领导、杀进报社支左的红卫兵，甚至他的同事，都认为他「不听党的话」。他承认自己「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他的个性是「敢向强者挑战，不向弱者示威」。文革十年浩劫，他拍摄了大约十万张底片，普雷基反复看过其中三万张，《红色新闻兵》收录的只不过是285张；在环球巡回摄影展中只编入150多幅照片。
30多年后，当这些文革画面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李振盛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总算为世人留下了这些照片。我始终坚信要靠个人奋斗来取得成功。就历史而言，也惟有依据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
＊让历史告诉未来
今天，当李振盛反思文革时，深深感到「绝不能让文革的历史悲剧重演」。他为自己拍摄的文革系列照片命题为《让历史告诉未来》，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向世界展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情况；让全人类都了解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空前大劫难。「现在谈起那一段荒唐岁月，就好像是昨天的一场噩梦。」他深有感触地说。
李振盛出身农家，从小就要帮父亲干农活，直到十岁才上学。那时候，「新中国」已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他成为第一批「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也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小学生。
李振盛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1951年设法重返大连工作，两年后如愿将李振盛接回大连。来自农村的李振盛，非常喜欢看电影和收藏电影票根，每张票根背面写着看过的影片名，他也十分喜欢文学与画画。初中时，每星期有三个晚上，他在大连市群众艺术馆学习绘画历时三年，那时他的志愿是成为画家。
1957年春天，物理老师在学校成立一个摄影爱好者小组。因为李振盛擅长画画，老师让他担任摄影小组组长。学校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120型「方箱」相机，他开始拍摄照片。
李振盛对摄影真正产生兴趣，是在大连参观苏联摄影艺术展览后。他收集许多195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明信片，大部分是美丽的风景照。另外，电影院外面张贴的海报也令他印象深刻，那时他没有钱看电影，常常在电影院的门外「听」电影，一边听大喇叭广播影片对白与音响，一边看海报上的剧照想象着银幕画面。这样锻炼了他日后对摄影画面的把握与感悟能力。
李振盛念中学时是住校生，父亲每月给他8元人民币伙食费 （相当于今天的一美元 ），他每月省吃俭用节约一小部分钱用来集邮，不久便收集了许多国家的邮票，他还专门收集艺术或文化类的主题邮票，其中有作家、诗人、画家及名画等。那时集邮爱好者惯常聚集在全市最大的邮局胜利桥邮局的一个特定角落交换邮票。
一天，一位刚开始集邮的中年人，很想要李振盛的邮票，对方主动提出用一台日本制造的120型相机作价38元钱，与他交换200张邮票。「所以，我的第一台相机是用邮票交换得来的。」李振盛自豪地说。那个年代的中国，相机是奢侈品，中学生能拥有相机令人羡慕。遗憾的是他买不起胶卷，一个胶卷八毛钱，当时相当于他每月生活费的十分之一。
同学们知道他有一台相机，常常请他拍照。几个同学凑钱买一个120胶卷，可以拍16张底片，让他使用其中一张作为酬劳。由于胶卷难得，当他拍照时，总是认真构图和采光，每当发现有趣的画面，便会用属于他的那张底片拍照。
他拍的一张生活纪实照片，是回山东老家过年时，借助窗外照进屋里的一缕阳光，抓拍了爷爷和妹妹坐在炕上看书、妈妈为他缝补袜子的镜头，命题为「农家三代人」。三年后，这幅照片作为他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提交的摄影作品之一，受到主考老师的好评。
＊初生之犊不怕虎
当时，李振盛的志愿是考美术学院。「我从来没有想过学电影摄影，因为那时在中国只有一所电影学院，而且在北京。」然而，「大跃进」开始后，决定在每个省份都创办一家电影制片厂。1960年初，文化部决定分别在上海和长春创办两所新的电影学院。
长春电影学院在吉林省省会的长影院内，招生考场分设东北四个城市，大连是其中之一。尽管李振盛只是高一学生，校长却鼓励他去参加考试，「他认为我完全合格。刚开始，我不认为自己能行，但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昼夜苦读大量书籍，尽量了解与电影有关的一切内容，无论化学或物理，还是艺术，之后，我决定参加考试。」
那次摄影系在大连考区只有一个名额，却有160名考生竞争，加上报考其它各个系的考生有800多人。全部考生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黑板上有这么一道题：「史氏的著作你读过吗？有那些主要内容？」考生中有人举手问：「史氏是谁？」老师问谁知道这个史氏？没有人吭声。李振盛大声说：「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家都十分惊讶地看着他。老师又问：「他有哪些著作？」他曾经在图书馆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本书，凭记忆说：「《演员自我修养》。」
事隔多年，李振盛回忆这个决定今后人生关键性的一步，记忆犹新。他笑说：「其实我就只记得这一本书名，再问就答不出来了。」没想到老师此时很满意地说：「够了，不用再说了。」
摄影系除了理论与专业考试，主要看考生是否画得好。招生老师让一众考生画素描，李振盛三年的夜校绘画课没有白上，节骨眼上派上了用场，击败对手脱颖而出。
「电影学院设有五个系，包括导演系、表演系和美术系等，结果摄影系和编剧系都要录取我，我决定读摄影系。」
过了没多久，由于「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新开办的电影制片厂纷纷关闭，上头决定让长春电影学院下马，摄影系学生转学新闻摄影专业。学生们对不能从事电影摄影十分不满。恰恰这时，当时的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到长影视察工作。作为班长的李振盛召开全班同学开会，推举包括他在内的三个学生代表去同陈局长谈话。院方发现后全力劝阻，另外两名学生代表比他年龄大得多，其中一人当过医生，另一人曾经是教师，都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知道这会招惹麻烦，最后没有出现。李振盛初生牛犊不怕虎，照样去见。
陈荒煤相当开明，听取了李振盛反映的意见，回到北京后，告诉新华社，他们这些学生所学的电影摄影专业训练很扎实，能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新华社从中挑选了五个人，李振盛本来是其中之一，但院长不让他去，因为他「不听党的话」，越过学校领导向上级反映意见，是在搞「非组织活动」。
被选上的五个人，后来被送去北京外语学院念英语，培养新华社驻外记者。李振盛的替换者，后来成为新华社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记者。「我失去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机会。」李振盛提起这段往事似乎不无遗憾。
不过，世事往往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当初李振盛如愿去了新华社，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这数万张文革照片留存于世了。或者正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李振盛才有机会成为「历史的记录者」。
＊燕雀安知鸿鹄志
为了那次的「不听党的话」，李振盛付出不少代价，经历种种一言难尽的磨折。1963年8月，李振盛开始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了一句话：「决不老死黑龙江！」燕雀安知鸿鹄志。他相信通过个人奋斗，一定会走向成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李振盛无法理解为何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毁坏那么多珍贵的文物，为什么要将所有的佛像砸碎，烧毁经书。批斗极乐寺和尚是他最难忘的事件之一。红卫兵强迫和尚们扯起自辱门楣的横幅，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李振盛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位摄影记者在场，包括一位资深摄影记者，「为了要拍和尚低头认罪的照片，他想让和尚放下横幅，甚至动手将横幅从他们手中打掉。但我让和尚扯起横幅来拍照。因为我学过电影，知道拍摄人物没有什么能比脸部表情更具表现力，因此，我让和尚抬起头，而且看着前方。」30多年后的今天，这幅甚具人物张力的照片，成为控诉那个荒谬时代的有力证据，「有图为证」。
在李振盛拍摄的数以万计的照片中，几乎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如他在1975年7月23日拍摄的一张阿城县五万农民在山坡上观看中央芭蕾舞团下乡演出《白毛女》样板戏的照片(见《世界周刊》封面彩色照片)，触怒毛泽东夫人江青险些招致灭顶之灾。他为了拍摄人山人海的观众场面，在女主角喜儿与男主角大春会面的高潮时刻，李振盛突然从侧幕冲到舞台中央，抢拍到这个「决定性瞬间」。由于舞台上突然多了「另一个角色」，而这出戏是由「革命文艺旗手」江青指导排演的，芭蕾舞团团长每天晚上都要通过电话向在北京的江青直接汇报演出情况。舞台总监对李振盛的「大胆妄为」非常愤怒，江青接报十分不高兴，说李振盛在舞台上的出现是「严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行为，指示团长转告省委，必须对这个摄影记者「双开」（开除公职，开除党籍）。
李振盛说，江青以为党报的记者必然都是党员，其实他不是。虽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是「革命烈士」，父亲是共产党员，他算得上出身「革命家庭」，但被党组织认为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所以一直不让他入党。
本来，李振盛那次触怒江青，一般「不会有好下场」，幸亏他的好友王双印是红极一时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作曲家，时任黑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正代表省委接待中央芭蕾舞团，暗中压下江青的指示，帮助他逃过一劫。也正应了他出生时算命所言，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化险为夷。
＊抢拍「决定性瞬间」
李振盛另一幅「经典作品」，拍的是时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被批斗的场景。李振盛至今记忆犹新：两个大汉将任仲夷揪到台上，观众高呼：「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
「他们专门为任仲夷准备一把木制折迭椅，这种椅子很难站稳，如果没有站在中间，稍往前站就会一头栽倒，稍往后站则会使椅子折迭起来，连人带椅一起摔倒在地。因此，必须小心翼翼。」
红卫兵们先给任仲夷挂上牌子，又拿来一米长、上书「黑帮分子任仲夷」的高帽子要给他戴上，但帽口太小了，一名红卫兵使劲往他头上扣，结果硬是给撑破了。这时，另一名红卫兵想出一个点子，在高帽子的后面拴一根绳子，逼着任仲夷把双手背到后面，抓住绳子的另一头。一个红卫兵端过来一脸盆墨汁擎到任仲夷面前。先是逼着他把两只手伸进墨汁盆里，蘸满气味难闻的墨汁，往自己脸上涂抹，或许觉得任仲夷涂抹的程度不够，不像「黑鬼」的样子，那个红卫兵将脸盆高高举起，对着任仲夷的脸、眼睛和鼻孔使劲往上一抖，墨汁顺着他的嘴巴、鼻尖往下流淌，一直滴到水泥地上。
又一个红卫兵，拿起饱蘸墨汁的一支毛笔，在任仲夷的白衬衫上写了一行字：「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大概觉得还不够过瘾，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从任仲夷后脖颈子灌进去，只见墨汁穿过腰间又顺着双腿流淌到脚下，灰蓝色裤子从里往外渗透出一道道墨痕。
「我当时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拍摄出来的照片上也分不清是血，是泪，还是墨。」李振盛说。
李振盛第一次看到红卫兵真正打人，是在1966年8月。「当时，他们在批斗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主资本家，其中包括黑龙江省长李范五。他们先强迫这些被批斗者低头，高喊：『看一看这些吸血鬼！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开始打人。有一名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头抽打李范五，他的遭遇其实比挨打更惨。」
由于李范五在出差时，有时带小女儿同行，父女俩同乘火车包厢和同住宾馆套房。与他有矛盾的省委同事伙同造反派便要李范五的这个女儿指控他乱伦，她有两个选择：如果同意在编造的揭发材料上签字，便能参军得到好处；如果拒绝签字，便会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子女，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李范五这个女儿最后违心地在揭发材料上签了字。1966年9月4日，共有几十万人集聚在红卫兵广场，参加「炮打司令部」活动，李范五及其它省委领导人被押到台上，红卫兵逼迫他站到椅子上90度弯腰低头，然后宣读他女儿的揭发材料，并指控他有「政治野心」，「因为很不幸，他的发型很像毛泽东的发型。他曾在大连海滨照过一张相片，他梳着大背头的发型，穿着一件风衣，面朝大海远眺，看上去非常像毛泽东在北戴河避暑胜地海滨照的一张相片，这张照片变成对他不利的证据。『战友们，你们看他所留的发型，同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发型一样！多么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全场群众义愤填膺地呼喊。『给他剃了！给他剃了！给他剃鬼头！』」
李振盛在红卫兵动手前，抢先一步跑到李范五跟前，迅速拍了一张照片，画面背景是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画像，正好将两人发型作一个对照。接着他用一组照片记录了剃「鬼头」的全过程。李振盛拍摄的这一组照片被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学者史景迁教授称赞为是「李最杰出的一组系列照片」。
给李范五剃完「鬼头」，红卫兵又逼迫他弯腰站到椅子上，李振盛又拍了一张背景是毛泽东画像的对比照片。由于被指控乱伦，李范五一直没有真正得到平反，文革前期，大约被批斗两千多场。他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的这个女儿，甚至在遗嘱中，不让她出席追悼会和葬礼。
李振盛还拍到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照片。1966年9月底，李振盛到北京采访红卫兵「大串联」，以及毛泽东第五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10月17日夜晚，喇叭广播宣布毛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大家激动得几乎整夜没睡，通宵庆祝在天安门广场跳忠字舞。李振盛也十分激动地去拍照，只睡了一、两个小时。
「当我在镜头中看到毛泽东的吉普车经过时，全体红卫兵激动得热泪盈眶地在道路两旁欢呼，但我没有看到所谓伟大领袖神采奕奕的光辉形象。毛泽东既没有挥手，也没有微笑，直视前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双手作鼓掌状。他乘坐的吉普车也开得非常快，机会稍纵即逝，我抓紧时间按下快门，只拍到一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眼见到毛泽东。」「我第二次亲眼看到毛泽东时，他已静静地躺在水晶棺中。」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1968年4月5日清明节，李振盛拍摄了一组枪毙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照片。其中两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巫炳源和王永增，他们的罪状是散发了一张油印的名为《向北方》的小报，被当局指为「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将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振盛记得其中一人叫巫炳源，当他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仰天长叹：「这个世道太黑暗了！」便闭上了眼睛，到死都没有再睁开眼。
李振盛见证了八个死刑犯的行刑经过：他们脖子上被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游街示众后，开到哈尔滨西北郊外，然后在离黄山火葬场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迫跪下，然后从脑后被开枪打死。
当时的报纸上根本不会发表刑场处决的照片，报社领导也不准记者去拍摄这类照片，更没有人要求李振盛近距离拍尸体，但他还是拍了一些特写镜头。由于当时他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看到脑浆四溅的惨象。
在后来整整半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他住在单身宿舍半夜起来去公用厕所时，总是闭着眼睛在昏暗的走廊里摸索着往前走，试图不要想到那些被枪毙的人。「每当我在报社食堂见到原先很愿吃的一种东北地方菜——血豆腐时，总感到想呕吐，因为这种血豆腐是紫红色，而且是胶状的，一看就会产生联想。」
当他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尸体的照片时，他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要帮助你们，我制作这些照片是要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直到现在，当我为出版《红色新闻兵》这本画册而在纽约放大这些照片时，我仍然这么默默地对他们说。」他用这种方式排解看到这些血腥画面难以抑制的恐惧感。
李振盛通常自己动手冲印照片。在当局下达命令上缴「负面」底片后，他将那些「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如批斗和处决的底片，放在小袋子里，藏到他在办公室资料柜抽屉中自己设计的暗藏隔层内。
文革是触及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大浩劫。1968年秋，身为报社掌权派、时任革委会常委的李振盛被一伙在报社支左的「革命小将」点名攻击。10月1日国庆节后，对他的斗争升级，报社楼道里贴满矛头对准他的大字报：「打倒李振盛！粉碎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幸运的是，他已将「负面」底片从报社转移到家中。结婚初期，他与妻子分别住在单身宿舍里，约半年后，终于找到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他在俄式平房的家中书桌底下的木板地上，锯了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再将锯下的木地板块重新放回去，然后系上一根小绳，以便能打开。当时还没有塑胶布，他只好用孩子接尿的黄油布将底片包好藏在地板下。后来，当他被「革命小将」批斗后，深夜里由一王姓红卫兵带领一伙人去抄他的家时，这些藏在地板下面的底片总算躲过一劫。
1968年10月30日，他的儿子出生。为了表示绝不被攻击他的「政治寒流」压垮，他给儿子起的名字是「笑寒」。
＊初恋女友忍痛为爱分手
李振盛的爱情也像他的奋斗之路一样曲折。他的初恋女友孙培奎原为长春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在三年困难大饥荒时期，常常在不被同学注意时往他手里塞粮票，对他说得上有救命之恩。文革期间，孙培奎的母亲被指为地主家庭出身，遭受折磨后自杀身亡。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连死的权利也没有，自杀被视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行为。
一夜之间，原为重点培养对象的「模范教师」孙培奎的生活改变了。为了不连累她深爱的男友，她从任教的吉林省四平市来到黑龙江的哈尔滨见李振盛，说为了李振盛的前途而不能跟他结婚。她注意到报社的一位女编辑祖莹侠，既聪明又漂亮，还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李振盛发起创建的「红色青年战斗队」的成员之一，还是共产党员。孙培奎到报社时是住在女宿舍里，因此与祖莹侠认识，她劝说李振盛应当选择跟祖莹侠结婚。
李振盛恳切地对她说：「如果你的家庭成分影响我当记者的话，我就不干记者了，让我们躲到深山老林去生活。」但孙培奎认为这不可行，最后不辞而别，只在他的房间留下一张字条：「因为我爱你，而又不想害你，才决定离开你，请忘掉我吧。」
李振盛发现后，追到火车站，遍寻不获，便搭下一班火车赶到吉林四平找孙培奎，希望她改变主意。两个月后，她寄来一封信，内有她的结婚照片，对象是她在大连老家的邻居，早在她上电影学院之前就追求过她，这时她决定嫁给他，是为了让李振盛彻底死心。
半年后，1968年1月6日，李振盛和祖莹侠结婚了。那是个典型的「革命婚礼」。编辑部几位同事用恶作剧的黑色幽默方式，在新郎新娘的脖子上挂了两个牌子，上书「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
《世界周刊》发表李振盛与祖莹侠在文革中举行“革命婚礼”时被报社同事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牌子的“黑色幽默”结婚照。
他和祖莹侠结婚十个月后，祖莹侠的父亲也自杀了。「他只是一个农村公社卫生院的医生，由于他的中医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几名造反派先将他在屋里用火炉烤得他满身大汗，然后逼迫他脱掉外衣，只穿件背心和短裤，将他推到室外去挨冻，在雪地里站了几个小时，几乎冻成冰棍。第二天，不堪受辱的他便在隔离室上吊自杀了。」
祖莹侠得知父亲自杀后，大哭一场，但她没有时间也不能悲伤。第二天她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去向进驻报社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报告，表示「自己父亲背叛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与他划清界线」。即使如此，如同孙培奎一样，祖莹侠自此也被归入「政治不可靠」之列，被迫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她曾被认为是报社一名很有发展前途的女编辑之一，但在她父亲自杀后，再也不允许她在编辑部工作。
李振盛最难忘的是，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75岁生日那一天。当天晚上，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小将」专门组织了对他的批斗会。他被押到台上，被迫低头，在300多名报社职工面前共批斗六个多小时，这一伙杀进报社的学生造反派批判李振盛这一派组成「邢、李、王、朱地下黑司令部」，「反三红：反对省革委会，反对在报社支左的解放军，反对省革委会派来的干部和杀进报社的革命小将」，企图要「主宰」报社，建立「独立王国」，还指控李振盛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
1969年9月6日，李振盛夫妇与其它26人被送到柳河五七干校。即使在那林海雪原、前途茫茫的情况下，他仍相信将来还会做摄影这一行，所以特别注意保护眼睛和手指，而不少人在砍柴时砍伤了手指。一次，他看到一个人操作电锯时被一块飞出的木头击中头部，当场死亡，由于此人在1957年曾被划过右派，他的尸体被草草地埋葬。
1972年2月6日，李振盛的女儿出世了，取名为「笑冰」，「期望她能具有笑傲冰霜的坚强性格」。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终于熬到「红色革命风暴」结束，生活又恢复了原来轨道。
现在已退休在长春孀居的孙培奎与李振盛夫妇成了好朋友，两家的儿女们之间也都很熟识。一向风趣幽默的李振盛有时跟女儿笑冰开玩笑说：「如果不是你孙阿姨主动劝说我跟你妈妈结婚，可能就没有你的存在了。」
＊既是财富更是历史
「四人帮」倒台后，1980年代初，李振盛调往北京工作，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执教15年。1996年10月，应邀赴美国哈佛、普林斯顿大学作学术演讲，随即以杰出人才身分移民美国，目前他一家四口人定居纽约。近年他以写作为业余爱好，并很快掌握使用电脑的本领，「回顾往事烟云，用键盘敲击出所感所悟的千言万语」，文章屡屡见于海内外报刊上，书也出了一本又一本，「内心不禁洋溢着余热发光的充实感」。
总结他64年的风雨人生，「有幸」亲历文革这样一段波澜起伏的大时代，见证政治风云变迁，这是很难得的人生阅历。李振盛谦逊地说：「漫漫人生路，我虽无甚建树，却也跟随着国家的命运，百姓的甘苦，风一程、雨一程地走过来了。」一直以来，有一个无声之音总在他身耳边萦绕，呼唤并引领他在风雨中前行。「这个呼声就是：百姓的经历，黎民的故事，既是财富，更是历史。」
他说，在历史长河中，人生只是短暂的一瞬，人们在这短短的人生旅途中，全力以赴追求人生目标，实现人生价值。「到头来，成功的辉煌与喜悦，失败的无奈与苦涩，统统伴随着人生的终结而烟消云散，惟有那些纪录历史足迹的碎片会留存人间。」
《世界周刊》记者 曾慧燕
来源：世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