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致富人

作者：克鲁格曼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1425    更新时间：2009-4-20   顶 热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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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翻译了这篇美国经济学家在2002年写的文章，尽管写于2002年，但至今看来仍有借鉴意义。文章主要对美国近100年来各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http://www.nytimes.com/2002/10/20/magazine/for-richer.html?scp=1&sq=for%20richer&st=cse
致   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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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尔·克鲁曼
翻译：堂主2009
1、消失的中产阶级
我十几岁的少年时代是在长岛渡过的，当时我最喜欢的短途旅行是去北海岸看那些“伟大的“镀金时代[1]”修建的大厦。那些建筑不仅仅是建筑史里的只言片语，他们是逝去的社会时代的纪念碑。当年富人们雇用成群结队的佣人以维护他们欧洲宫殿似的房子。当我看到他们时，当然，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长岛的大厦几乎已经没有私人公馆了，没有变成博物馆的都变成了疗养院或者私立学校。
我成长在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感觉方面来看，那都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巨额收入和财富消失了。当然底层社会还很贫穷，当时的普遍观点认为，那更应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一些富有的商人和继承人拥有的巨额财富可以使他们比普通美国人生活好得多。但他们和那些盖了豪华私人官邸的强盗式资本家发财方式不同，而且数量也没那么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财阀占据美国社会主导力量的日子，看起来都已成为过去了。
日常的生活经验验证了这个社会的平等。经济悬殊变得缓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中层经理、大学老师、甚至律师，经常抱怨他们赚的钱比有工会组织的蓝领工人还少。  即便是那些过得令人羡慕的人，有每周一次的家务清洁工，夏天可以到欧洲度假。但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得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自己开车去上班。
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我小时候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好像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了。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和原来那个一样的奢侈。豪宅又开始卷土重来了。1999年，一篇名为“知名人士过剩”的文章介绍了希利·戴斯庞特，一位为超级富人设计房子的建筑师。他的代表作是20000到60000平方尺的建筑，在他设计的作品中最大面积的房屋和白宫差不多大。不用说，成群结队的佣人又回来了，当然还有游艇，以及J.P.摩根也不曾拥有过的“湾流型”飞机。
就像故事“暴君”里说的，不公平的说：美国现实社会中正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根本没有被真实的报道过。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基本上这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显而易见。我觉得少数人已经意识到，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已经有一条鸿沟横亘在富人和其他人之间。实际上，只要一提到这些话题，你就会受到“阶级斗争”、“政治嫉妒”等等类似的指控。因此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就不断扩展的鸿沟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深远影响进行讨论。
如果你不了解过去三十年产生的巨大的不平等，其程度、起因和结果，特别是收入和财富令人震惊的高度集中在几个人手里，那么你就无法理解今天的美国是怎么回事。要搞清如潮的公司丑闻，你得知道那“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2]是如何被帝王般的首席执行官们所取代的。收入的高度集中——其最大的经济成就，就是导致了美国比其他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穷人和更低的平均寿命。尤其是，财富的集中重塑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它是政治上的右倾和极度两级分化的根本。
但是在我们彻底了解它之前，让我们先看一看谁得到了什么。
[1]镀金时代—美国1878-1889年，那个时代产生了大量超级富翁。
[2] 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斯隆·威尔逊些的一部小说，1956年拍成了电影，由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灰色法兰绒套装成了当时美国公司文化的象征，代表自我克制、责任感和不断反省生命真正的意义。
二、新镀金时代
宁得罪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不能得罪一个怨妇[1]。杰克·韦尔奇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通用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其混乱的的离婚过程总算还有一个无意中造成的好处：使我们有机会窥视一下企业精英们的福利，而这些通常都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原来杰克·韦尔奇退休时被承诺可以终生使用曼哈顿的公寓（包括食品、葡萄酒和洗衣房），有权使用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和各种其他福利，每年价值至少200万美元。这些福利显示：那些公司领导人现在可以享受到古代贵族般的对待。与韦尔奇得到的金钱相比，这些福利充其量不过是一小部分。2000年，他掌管通用的最后一年，韦尔奇获得的报酬是1亿2300万美元，主要是股票和期权。
大量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赚了很多钱是新闻吗？实际上，它是新闻。他们与中等程度的熟练工人比起来，总是获得更好的报酬，但这实在没什么可比性。我们倒是应该看看执行官们三十年前的报酬和现在报酬的比较。
过去三十年，大多数人的工资看起来只有少量的增长：美国的平均年薪，折合成 1998年的美元（调整了通货膨胀之后的），从1970年的32522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35864美元。即过去29年增长了10%——有进步，但并不多。同一个阶段，根据财富杂志的统计，美国排名前100位的首席执行官平均真实年薪从130万美元增加到3750万美元，从原来平均工人工资的39倍，到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1000倍。
过去30年CEO报酬的激增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惊异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它是美国收入和财富再集中这个大背景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富人总是与你我有很大不同，而这个差异比不久之前更大了。实际上，现在富人和其他人的差别，与当年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2]作出著名论述的那个时期也完全不同了。
这是个有争议的说法，尽管它本不该有争议。很难否认，过去15年美国社会中迅速增加的不平等的证据。人口普查资料清楚地显示，大部分增长的收入流向了排名前20%的家庭。
在排名前5%到排名前20%的这部分家庭，收入增长的曲线也呈锐减形态。尽管如此，要否认这些证据也是个大工程，而且很费钱。保守党智囊团炮制了大量的研究资料以试图让上述数据和分析方法看起来令人生疑，特别是那些宣告了显而易见事实的人的动机。那些驳斥“不平等在增加” 的文章获得了媒体社论版的广泛支持，同时被那些右翼政府官员们急切地引用着。四年以前，艾伦·格林斯潘（为什么没人认为他是无党派人士呢？）在年度联邦储备委员会杰克逊城的会议上发表了专题演讲，实际上是在试图否认美国的不平等在增长。
共同策划以否认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正是财阀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征兆（这种情况今后会更甚）。即使背后有强烈的反对，不平等的状况也还那样，甚至可能比以前更严重了。用玛莎·斯图尔特[3]的话说——那是好事。
拨开政治的迷雾，现实中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毋庸置疑。实际上，人口普查资料报告的数字比较保守，出于专业角度的原因，这些资料更倾向于少计算高收入。比如，它不太可能全面反映出那些CEO酬金的激增。另一些证据清楚地显示，不仅不平等在增长，而且你越是靠近顶端，就越会因为不平等得到更大的利益。不仅是排名前20%的家庭比中产阶级家庭得到的好处多那么简单：这20%中，前5%的家庭得到的比后15%的家庭多；前1%的家庭得到的比后4%多；以此类推直到比尔·盖茨。
研究工作试图跟踪高收入者的足迹，结果惊人。比如，不久前无党派国会预算办公室根据所得税和其他相关资料做了一项研究，以完善人口普查资料的评估数据。研究结果发现，1979年到1997年，排名前1%家庭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57%，相应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增长仅为10% 。更加惊人的结果来自法国经济规划研究所的托马斯·皮科迪和伊曼纽尔•赛斯（现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大学任职）的一项最新研究。利用所得税资料，皮科迪和赛斯作出了自1913年以来的小康阶层、富人和非常富有的人的评估。
在这些最新评估资料里，首先你会了解到：我小时候的那种“中产阶级美国社会”是能想到的最好的模式，尽管它不是我们社会的常规状态，但却是两个镀金时代的过渡期。1930年以前的美国，少数极为富有的人控制了大多数社会财富。中产阶级社会的到来是在新政时期，特别是在二战期间，财富的集中程度迅速下降。经济史学家克劳迪亚·高登和罗伯特·麦克将收入鸿沟迅速收窄的那些年称为 “伟大的压缩”。直到70年代以前、即战后第一代，收入分布完全平等，收入的增加也非常均衡。
然而70年代开始，收入差距迅速增大。皮科迪和赛斯证实了我的猜测：无论我们怎样评估，实际上我们都回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代。30年后，收入排名前1%的人占据了收入排名前10%的纳税人收入总额的绝大部分。收入分配的均衡程度远远低于20年代的水平，基本上大家已经倒退回曾经的年代。
最大的赢家是那些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们常用的一个策略就是通过将数据统计分析粗糙化来降低不平等的增长速度。他们将人口分成5个区间，每个区间包括20%的家庭；或者最多10个区间，每个区间包含10%的家庭。的确，格林斯潘在杰克逊城的演讲就是基于10个区间划分的数据。这样的话，我们谈论的内容就不再是——富人了。比如，一个保守党评论员可能会很不情愿地承认，国家收入增长的一部分流向了排名前10%的纳税人。但是之后他会指出任何一个收入超过81000美元的人都在前10% 。这样的话，我们谈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中产阶级，不是吗？
上述错误之处在于：前10%的家庭包含了我们仍然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可他们不是大赢家。过去30年，排名前10%纳税人中只有1%的人获得了大量收益，远远超过了其余的9% 。1998年，前1%的人收入起点是23万美元。依次，前1%的人获得收益中的60%属于前0.1%的人——即那些收入超过79万美元的人。而前0.1%的人获得收益中的一半又归属于前0.01%的人——即那些年收入至少360万美元的人，这个群体包括13000个纳税人，他们的平均收入是1亿7000万美元。
严格强调细节的人可能会指出皮科迪和赛斯的评估截止于1998年，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比他们的早一年。这会使数据显示出来的趋势颠倒吗？根本不可能。实际上，所有的指标都显示顶端人群收入的激增在2000年时仍在继续。其后的股票价格跳水，导致高收入打了一些折扣。但是普查资料显示，2001年不平等还在持续增加，主要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对贫困群体和接近贫困的群体影响更为严重。当这次经济衰退结束时，我们肯定会发现，这个社会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将比90年代末更严重。
对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断言并非夸大之词。在美国中产阶级时代，拥有豪华宅邸和游艇的阶级几乎消失了。根据皮科迪和赛斯的报告，1970年排名前百分之0.01的纳税人获得了总计0.7%的收入，意味着他们“仅”赚了平均收入的70倍，这些钱不够购买和维护那些巨大的宅邸。但是到了1998年，排名前百分之0.01的纳税人收入超过了总计的3% 。意味着13000个美国最富裕家庭，其收入几乎等于2000万个最贫困家庭收入的总和，那13000个家庭的收入相当于平均家庭收入的300倍。
让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变化过程发生的非常快，并且还在继续。你可能会想到1987年，在这一年，汤姆·沃尔夫出版了他的小说“虚荣的篝火”，奥利佛·斯通发行了电影“华尔街”，标志着美国的新财富文化达到了高潮。但是在1987年,排名前0.01%的人，其当时收入是现在的40%,高级执行官赚的钱要比现在至少少一半。与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国家相比，那个出版了“华尔街”和“虚荣的篝火”的美国，是一个更加奉行平等观念的国家。
[1] 宁得罪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不能得罪一个怨妇——出自谚语，宁得罪阎王，不得罪怨妇。2002年，杰克·韦尔奇离婚，其妻子简· 比利斯· 韦尔奇向媒体公开了她丈夫奢侈的退休生活。她在法庭上提供的书面陈述中对通用电气的公司财务说明比这家公司的股票说明书还要详细。说明韦尔奇并不是世人所认为的那个严守纪律的战略家，而是一个生活奢华无度的人，这些钱很显然是来自通用电气的股东。
[2] 菲茨杰拉尔德——美国小说家，他的著名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描述了美国20年代“爵士时代”美国梦的破灭。小说谴责了美国特权阶级自私专横、为所欲为。再现了金钱的腐化作用，并对当时社会存在的不负责任的道德观予以了批判。
[3] 玛莎·斯图尔特——曾经的 “家政女王”，曾经的全美第二女富翁，因2001年底的内幕交易被判入狱。
三、新政的崩溃
8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美国收入分配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并据此阐述了三种观点。
“全球化”一说将美国收入分配的变化归咎于世界贸易增长，特别是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的加工产品迅速增加。其主旨是，蓝领工人，我小时候这个阶层的人赚的钱通常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层管理人员一样多。而现在，在和亚洲赚取更低工资的工人的竞争中丢掉了他们地盘，同时国民收入也在流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第二种假说，“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不平等持续增长的原因并非由对外贸易造成，而是由于国内创新导致的。信息技术如火如荼地发展，故事的走向就变成：对高技能和高教育背景的人需求增加。相对于体力劳动，收入分配的增加向脑力劳动者倾斜得更多。
最后一种，由芝加哥经济学家舍温·罗森命名的“超级明星”假说，这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技故事的变形。它主张：现代通讯技术把竞争变成了一场锦标赛，比赛的胜利者将获得高额奖励，而其他参与者得到的很少。最经典的例子，正如这个理论的名字，即娱乐业。罗森指出，过去有好几百个喜剧演员在布罗斯特[1]和其他地方过着中等水平的生活。现在大部分都离开了，只剩下屈指可数的电视超级明星。
几种假说之间存在争论，特别是将不平等的增加归咎于全球化与科技之间的争论更多、也更尖锐。我也曾是参与者之一，但是我不会再在意它们了。因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们争论的这几种理论，没一个管用的。
对这些理论我并非无话可说。随着更多证据的积累，上述三种理论日益显现出依据的缺乏。“全球化”可以部分解释蓝领工人工资的下降，但是它不能解释首席执行官收入增加了2500%  。“科技理论”可以解释工资、奖金的增加与大学教育背景的关系，但很难解释同样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之间仍有不平等在迅速增长，其中大多数人工资增加得很少，而顶层的少数人获得了巨额的收入。超级明星理论可以解释杰伊·雷诺[2]，但无法解释另外那好几千人，他们变成令人敬畏的富翁，而这些人根本没上过电视。
巨大的压缩、不平等发生实质性减少的阶段是在新政和二次大战之间，看起来很难用常规理论解释清楚。在二战、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习惯于政府控制工资以压缩工资间的差距。如果说战争期间出现的中产阶级社会是一个人工产物，那它如何又坚持了30多年呢？
试图把“持续增加的不平等”搞清楚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开始重视一种理论，而这在不久之前还被看做是脑筋糊涂得不可救药。这种理论强调用社会行为规范来对不平等加以限制。根据这个观点，新政的执行——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热情的支持者们说它是：由于强调相对平等的社会报酬、且坚持了30多年，因而创造了一个大致的中产阶级社会。但是那些社会行为规范自70年代开始就被瓦解了，而且速度很快。
这个观点最明显的表现——高级经理人员的薪酬变化。60年代，美国大公司的举止更像社会主义企业而非残酷的资本主义企业，首席执行官们的举止更像有公益心的官僚、而非大企业首脑。那时候，高级管理人员假公济私的情况非常少，我并没有夸张，看看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3] 在他1967年出版的名为《新工业国家》一书中对管理行为所做的描述“管理不只是用奖励取代冷酷——一个健全的管理制度是被期望用来对某些行为进行约束。拥有决策权就会产生赚钱的机会……如果每一个人都找机会这么去做……那企业就会在贪婪的驱使下变得一团糟。一个好的企业掌门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会制定一个显著有效的规章禁止这种行为。在确保集体决策的同时，每一个的行动和想法都要为他人所知。这种做法强调规章甚于拍脑门，同时它也对个人诚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35年以后，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标题是“你买，他们就卖” “美国的所有企业” 。读读这个短评，“ 首席执行官们在他们的公司正在下沉时还忙着在股票市场套现，谁将留下来守着这个烂摊子呢？是你！” 如我所言，我们早已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
让我们把违法行为先放一边，先问问30年前首席执行官们适度的工资是如何变成今天这种庞大的一揽子综合工资的？针对这个变化的结果有两种看法，都强调改变的是行为准则而非纯经济理论。一种看法比较乐观，在首席执行官们激增的工资和自由棒球队员激增的工资之间加以类比。据此：给首席执行官支付高额报酬更有价值，因为这个岗位的人选是否正确，后果有很大的不同。我倒是觉得另一种看法更合理一些，但有点悲观——即对人才的争夺是次要的。是的，一个杰出的管理者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但是那巨额的一揽子工资往往给了平庸之辈。总经理们今天的报酬如此之多，关键在于他们可以任命公司董事会成员、控制董事会成员津贴的多少。所以导致首席执行官们巨额工资的不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不为人知的会议室里的握手。
但是，为什么30年前的总经理们没有那么高的报酬呢？那与企业文化有关。二战后的一代，总经理的工资有所节制是因为他们害怕激起公愤。现在，公愤早已不存在。总经理们工资的激增代表了社会的变化，而非纯经济力量——供求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这样想：这和湖边的房子升值这一市场趋势不同，它更像人们对待60年代性开放的态度——不再苛责、一种新的放任。而在这里，对财政的放任远比对性的放任更甚。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这样描述1967年总经理的老实可靠“即使他们在被美女包围的时候，他们也尽可能地回避那些可爱的、唾手可得的、甚至是裸体的女性。”而到了90年代，执行官的格言变成了“如果感觉良好，就放手去做”。
企业文化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尽管经济学家和管理理论家们刚刚开始探究这个问题，不过提出几个相关因素还是不困难的。一个原因是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哈佛商学院的拉凯什•库拉纳在他的新书 “寻找企业的救世主” 里暗示， 80到90年代， “管理资本主义”这个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早已被“投资资本主义”取代了。金融机构投资者们不愿意让首席执行官们从企业内部选择他们的继任者，他们想要有英雄气概的领导人，通常都是外人，而且他们愿意花大价钱挖来。顺便提一句，库拉纳新书的副标题是“对魅力CEO的非理性追求”
不过，时髦的管理理论家们并不认为那是非理性的。自从80年代以来越来越强调领导阶层的重要性——那些个人层面的、拥有超凡魅力的领导阶层。当克莱斯勒公司的李.艾克卡在80年代早期成为商界名流时，他是独一无二的。库拉纳报告中说，在1980年只有一种商业周刊是以首席执行官做封面。到了1999年，变成19种了。一旦让公众觉得首席执行官成为名人是一件很正常、甚至是很有必要的事的时候，那么让他们变富裕也就更容易了。
经济学家们也为此作出了贡献——即给总经理们以前不可想象的巨额报酬以合法地位。80至90年代之间，大量受到商业杂志和咨询顾问们推崇的学术论文形成了一股洪流，它们坚持认为戈登·盖科[4]是正确的：贪婪是好事、贪婪能成事。为了使总经理们表现得更好，那些文章坚称总经理们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是极为必要的。解决方法就是巨额的股票津贴和股票期权。
这些聪明的辩解很难避开一种嫌疑——即他们的作用只是为了给总经理们增加高额的报酬，而这些辩解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我并不是暗示那些管理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们道德败坏。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微妙的、无意识的加工过程：这些辩解让众多的商学院着迷，带动了很棒的演讲和咨询费，进而它让人们认为这个现存的趋势是获得认可的，最终它得到了其合理性地位。
经济学家和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们猜想：工资——特别是那些巨额工资，是由社会规范所决定的。而皮科迪和赛斯那样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变化的故事本身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30到40年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治进程建立起一个新的、平等的社会规范。到了80至90年代，那些规范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怎么着都行”的思潮。结果就是，顶层人群收入的激增。
[1] 布罗斯特——美国卡茨基尔山区的一个避暑胜地。
[2] 杰伊· 雷诺——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3] 约翰 ·肯尼斯 ·加尔布雷斯——著名经济学家。
[4] 戈登· 盖克——电影“华尔街”的主角，一个贪婪成性、不择手段的银行家。
四、不平等的代价
这是揭露真相的时刻之一　——　为了回应一封来自加拿大读者的电子邮件，罗伯特·诺瓦克进行了一次言辞激烈的短小演讲：“马格，就像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一样，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而且错了。美国人的寿命很长——拥有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世界最长的平均寿命。这才是事实.”
但罗伯特·诺瓦克列举的证据错了。加拿大人比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长2年。实际上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加拿大、日本和其他西欧主要国家都低。就平均值来说，我们的平均寿命比希腊短点，比葡萄牙长点。美国男性平均寿命比哥斯达黎加要低。
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理解为什么诺瓦克说我们美国是世界第一。毕竟，我们是最富裕的大国，人均GDP比加拿大高20% ，而且这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信心的标志——上涨的潮水将托起所有的船[1]。难道我们已经拥有的、且仍在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真的转化成所有美国人的高品质生活、包括良好的医疗服务了吗？
显然没有。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比其他发达国家高，但上述结果却没有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富人太富了。或者，想法再激进一点：富人得到的越多，留给其他人的就越少了。
上述内容，其实只是个简单的算数问题，不过我保证它会引起富人们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指控。如果原告对细节非常了解，那么他可能会提供两个抗辩理由，以证明那些对极少数富人得到了大量财富很担心的人非常愚蠢，完全是杞人忧天。第一，他会告诉你，“精英们看着像赚了大钱，实际上不过是社会总量中很小的一部分” ，意思就是说：那些富人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得到了最大的那块饼。第二，他会告诉你，任何想减少那些占据收入顶端人群的财富的尝试都是有害的，没什么意义，因为试图重新分配收入将损害竞争激励机制。
这些冷漠的辩解完全是花言巧语。如果是以前，即我们倒退回中产阶级社会的话，他们说的完全正确。但是今天，事实不是那样的。
首先，富人在总收入里分走的不再是“一点儿” 。目前，1%的家庭得到了所有税前收入的16%，税后收入总额的14% 。这部分份额大致是过去30年累计数的一半，是今天普通百姓收入总和的40％。这是收入向顶层人群的大转移，作为一道纯粹的数学题，它意味着—— “不太幸运”的家庭，其收入增长比平均收入增长要慢得多。事实也的确如此。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从1979年到1997年，收入总额除以家庭总数，结果是平均家庭收入增长了28% 。但是，中等家庭的收入——即那些典型的美国家庭，只增长了10% 。而底层那50％的家庭，收入增长得极少。
让我就此多说一点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我国的经济增长而自豪。但过去二、三十年，普通家庭收入增长得极少这一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中等家庭收入年增长只有0.5%，据一些不太可靠的资料显示，增长的这0.5%还是由于妇女们延长了工作时间而没有相应增加工资所导致的。此外，收入额也并没有反映出普通工人生活风险的增加。通用汽车曾是一个被认为对内极为慷慨的公司，很多工人感觉其就业有安全保障——即公司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会解雇员工。很多员工签有承诺提供医疗保险的合同，即使他们被解雇，合同仍然有效；他们有不依赖股票市场的养老金福利。现在，即使是老牌公司，大量的解聘也成为平常事了，失业也就意味着失去保险，几百万人开始了解，401K计划[2]并不是舒适退休生活的保证。
有些人会说：美国的经济体系确实产生了很多不平等，但我们与其他体系相比也产生了高收入，也因此大家的生活都很富裕。这也是商业周刊在其近期的一辑名为“25个主意改变世界”的特刊中试图传播的思想。其中一个主意是“富人变得更富，那么所有的事情都OK”。大家普遍认为：顶端高收入人群的产生是自由市场体系的结果，自由市场体系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竞争激励。顶端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并非靠损害他人利益得来，而是来自于他们的工作表现。
对此，怀疑论者会指出：那些总经理们激增的收入恐怕和他们的实际工作表现没什么关系。杰克·韦尔奇是美国2000年收入最高的10个首席执行官之一。你可以说，那是人家自己挣的。可泰科公司的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3]或者时代华纳的杰拉德·列文[4]他们不也都是收入排名前10位的执行官之一吗？怀疑论者还会指出——即使是美国90年代末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它的生产力增长水平并不比战后经济扩张时期的生产力增长水平高。但战后的那个经济扩张时期却是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社会，那时首席执行官们的薪水也不过和技术专家的工资差不多。
我们能够提供直接证据证明不平等的影响吗？我们无法让历史重来、抑或成天地问：如果当初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规范一直延续下来以限制高收入的产生，或者如果政府的相关政策更倾向于增加不平等而非遏制它，那么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和其他发达国家对比一下，结果挺出人意料。
很多美国人武断地认为：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拥有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高的人均G.D.P，所以全体美国人民都生活得很好。不仅是我们的富人比外国富人更富、典型的美国家庭比其他国家同等家庭生活得更好、甚至我们对贫困的标准也比外国的标准要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看看瑞典——这个被保守派们认为是眼中钉的国家。几个月以前，保守人士格伦·雷诺兹再次发出了聒噪，他说：“瑞典人均GDP和密西西比的差不多。看，那些愚蠢的信奉国家福利的人，最终他们不行了”。估计他的逻辑就是，瑞典的生活和密西西比一样穷，所以瑞典人比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差多了。
不过瑞典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长三年，婴儿死亡率是美国的一半、比密西西比的1/3还少。而且瑞典的文盲也比美国少得多。
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答案是：人均GDP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误导性指标。瑞典比美国的假期时间长，所以他们的年工作时间更少。实际上，GDP只是一种选择而已，并非判断一个国家经济成败的惟一标准。瑞典每小时实际GDP比美国低16%，这个GDP使瑞典的生产力水平和加拿大差不多。
更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瑞典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美国低，但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富人太富。瑞典的中等家庭和美国的中等家庭生活水平基本差不多：他们的工资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比瑞典的平均工资高，那么他将缴纳更多的税，同时政府将提供给他更好一点的医疗服务和公共服务以作为其多缴税的补偿。如果你的可支配收入将减少，这种情况下，瑞典当地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那些在美国生活的同类家庭。有小孩的、最穷的那10%的瑞典家庭，其收入水平比美国同等家庭收入高60% 。瑞典很少有人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而在美国这太常见了。有一个数据：1994年，只有6％的瑞典人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1美元，而在美国是14% 。
如果你认为大量不平等是我们为高额国民收入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上述对比则告诉我们这个代价是否值得根本就不清不楚。保守派人士之所以致力于痛击瑞典，其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确信在经济效益和公平之间根本没有折中。想把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只能使所有的人都更糟。然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比结果完全不支持他们那个定论。是的，我们是最富裕的大国。但我们的国民收入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比其他发达国家同类人口差得多。
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提出质疑：既然美国的不平等已无可辩驳地正在产生反作用。那么，据此可以提出这个论点——如果大富翁的人数没那么多，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富裕。
我可以为这个论点提供一些历史依据。美国历史上经济最蓬勃发展的时期与美国中产阶级过渡时期一致——即二战后的那一代，那时候收入分配极为平均。让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特殊情况——那些顶级执行官们过分的收入，难道这真的对经济有利吗？
直到最近，这还都是一个未曾受过质疑的、约定俗成的观念。无论如何，帝王般的CEO们的报酬让他们的工作成果相形见绌。现在股票泡沫破裂了，越来越清晰的迹象显示出这就是那些巨额一揽子报酬的代价。实际上，最终由股东和社会承担的代价可能是那些首席执行官们工资的很多倍。
企业丑闻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内部借贷、股票期权、特别目的实体[5]、逐日盯市、借贷套利等等。所有这些只为一个简单的目的——让细节变复杂。所有的计划是为了圈内人获益而设计，为了迅速增加CEO和核心利益集团的获益。这些关于“贪婪竞争引发的混乱” ，按约翰·肯尼斯·盖博瑞斯的话说，在60年代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存在。尽管来自美国公司内部的自我约束力正在逐渐消失，而包括股东在内的、来自外部的约束力也不起什么作用。不过无论如何，执行官们大肆抢劫还是不能被大家所接受。因此，抢劫被伪装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更复杂的计划和方案，局外人以为那些是聪明的企业战略，继而认为那些做法还是合理的。
研究犯罪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犯罪本身的损害不大，即犯罪所引发的间接成本比其直接成本大得多。犯罪和害怕犯罪，占用了本可以投入生产的资源。罪犯宁愿花时间去偷窃也不愿去从事生产，潜在的受害者们不得不花费时间和金钱以试图保护他们的财产。就像人们避开不安全的街区居住一样，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受害者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但是，即便成功的避免了犯罪，也产生了成本和花费。
上述情况同样适用于企业，无论他们是否真正卷入了违法行为。执行官们致力于创新和发明各种新方法以使股东的钱进到自己的口袋，可能都没怎么管理业务。（想想安然、世界电讯、泰科电子、环球电讯、埃德尔菲公司、等等等等）。执行官们通过制造企业收益率的错觉以骗取投资、圈内人同时兑换他们的股票期权，这种行为是对本已缺乏的资源的极大浪费。由于信任的极度缺失，从出借人及股东那里弄来的资金储备都耗尽的时候，经济终将会陷入一片混乱。去问问印尼吧。
以物质刺激作为竞争机制的基础，从而导致一些人变富，对这一理论体系一直以来存在争论。问题是，这种竞争机制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美国企业的真实情况，那些刺激竞争的机制真的能使执行官们的工作代表我们的利益吗？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不清楚了。
[1] 上涨的潮水将托起所有的船——谚语，即人人受惠。
[2] 401K计划——是一种缴费确定型计划，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制。由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缴费和投资收益免税，只在领取时征收个人所得税。雇员退休后养老金的领取金额取决于缴费的多少和投资收益状况。
[3] 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泰科公司前首席执行官。02年6月，因偷逃艺术品销售税被起诉。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了泰科公司管理层的贪污、舞弊、共谋、巨额盗窃、伪造公司支出账目、非法出售股票等多项罪状。
[4] 杰拉德·列文——时代华纳的前首席执行官。墙里主张并购美国在线公司。2000年两司并购后，由于网络泡沫破灭，时代华纳股价迅速下跌，公司资产迅速缩水。在接受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后，杰拉德·列文不得不宣布提前退休。
[5] 特别目的实体——是资产转移者或主要信托受益人设立的实体，用于执行实现某以特定目的的业务活动或与某一特定目的直接相关的一系列交易。
五、不平等和政治
九月，参议院讨论了一项提案，即对那些为了逃税而宣布放弃美国公民身份的人第一时间开征资本利得税。费尔·格雷米参议员很不高兴，宣称这项提议简直就象从“纳粹德国脱胎出来的”。语言挺粗野啊，但还是不如美国传统基金会[1]的丹尼尔·米歇尔的隐喻，他在华盛顿时报的社论版上说：这些设计出来的法律条款是为了预防企业在海外因为税务目的被重新核发执照。米歇尔将这项立法描述成“德莱特·斯科特式的税法[2]”，暗指1857年由最高法院确定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条款——已经获得自由的州得把那些逃到那的黑奴送回原处。
二十年前，杰出的参议员会将那些想让富人纳税的人比作纳粹吗？会有与政府内阁密切相关的智囊团成员将企业课税和奴隶制度相提并论吗？我想不会。但是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大了，而格雷米和米歇尔的评论则显示出美国政治上的两个重要变化。一个变化是，我们政治上仍在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客们自我节制的倾向越来越少，甚至连表面文章都不怎么做了。另一个变化是，政策和政策制定者们一味迎合富有阶层兴趣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的意思是富有阶层、而非小康阶层，只有那些净资产至少几百万的人才会发现“逃税流亡”是值得的。
你不需要一位政治学者来告诉你，现在美国政治分化的严重性。难道它不是一直都那样吗？不，它当然不是。从二战到70年代，收入不平等达到了历史上的低点，那个时代各政党的立场也比今天温和。这不是主观看法。我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同事诺论·麦卡帝和哈罗德·罗森思，与休斯顿大学的凯斯·普尔一起做了一项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与25年前相比，今天的国会议员，你知其党派归属，便可预测出其投票结果。实际实况是，今日两党之间的分歧是自20年代以来最为尖锐的时候。
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经济。麦卡帝、罗森思和普尔写到：国会的投票就是左、右意识形态的投票，就是自由主义者对保守人士。”将民主党描述成想从富人那征税并帮助穷人的政党、将共和党描述成想把税收和社会支出降到尽可能低的政党，听起来好像过于简单了。在美国处于中产阶级社会的时候，这种描述确实过于简单化：因为政治派别不应该仅由其经济政策来定义。但那个时代的美国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正如麦卡帝、罗斯森和普尔所说：“如果收入和财富被公平分配，也就不存在什么冲突，政客们组织政治活动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而现在，存在冲突，我们的政客们就可以围绕这些冲突组织政治活动。换句话说，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增长很可能正是我们不断加深的政治分歧的起因。
你可能会想，富人和穷人的之间的政治交锋尚在继续，还没结束呢。虽然美国的财政收入还在激增，而与此同时普通家庭的收入充其量也就是轻微增长，你可能会期望政客们通过对提案进行投票以在财富的均衡分配上达成一致意见。无论如何，政治上的两极分化都会发生。原因是共和党人的右倾更右了，而非民主党人的左倾更左。事实上，经济政策正在稳定地向财富一方倾斜。过去25年中最重要的减税，是里根执政的80年代和近来的布什时期，两次减税都是向有钱人的严重倾斜。（尽管也有迷惑措施、但仍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布什超过一半的减税政策最终是为那占据顶端的1%家庭服务的。）80年代税收显著增加的时期，增长的实际是工资薪金税，大部分增加在了工人阶级家庭。
政治向财富倾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人妄图取消遗产税。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济政策在向加剧不平等的方向运动，越来越强。遗产税，毫无疑问是针对财富的税种。1999年，只有排名前2%的遗产付点税；遗产税收的一半是由3300份遗产支付的，税额占遗产总额的0.16%，其中最少的遗产价值500万美元，平均每份遗产价值1700万美元。遗产税收的四分之一是由467份遗产支付的，每份遗产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那些家族农场和生意被缴纳遗产税搞得破了产才是真正的传奇故事，尽管我们费劲地搜索，但还是无法发现这种实例。
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只落在少数几个人头上、且能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的税种应该会受到政治上的欢迎，你当然也不会希望对此有太多人反对。此外，对遗产税促进了民主价值的论证也有很长时间了，的确如此，它限制了富人们以财富构建其王朝的能力。那么，为什么还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推动取消遗产税呢？怎么它还成为了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亮点了呢[3]？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没有几个人对取消遗产税的经济论证认真对待。对那些议员来说更重要的是：谁将因取消遗产税而受益？从中获利的只是少数几个人而已。他们有的是钱，他们可以控制的钱更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现在可以指望把遗产税这个问题扔在脖子后面去了）。而他们，博得了那些需要竞选资金的政客的青睐。
不过，不只是竞选捐款的问题，很多普通大众也认为遗产税不是个好东西。如果你和一些小康程度的退休人士谈论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他们认为这是“死亡税”，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会为此支付很少的一点税、甚至用不着付税，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遗产将会面临严厉的课税。他们确信他们的小生意和家庭农场都会首当其冲地被这个税种冲击。
这些错误观念的产生并非偶然，实际上，它们是被故意推销出来的。比如，一份由传统基金会炮制、标题为“是时候取消联邦死亡税了——美国梦的噩梦”的文件，其中特别强调了那些罕见的、现实生活中难得发生的故事：“小业主，特别是少数民族，他们想把仅有的财产留给孩子。但是一考虑到他们的遗产将会被死亡税所侵吞，就感到极为痛苦。……如果没能挤进“家庭遗产税免除计划”，那些孩子大点的母亲们就不得不努力重返就业大军。” 那么谁为传统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呢？当然，是富人们。
在这里很重要一点的是：即便在富人越来越有钱的时候，这种极端保守的观点——即阻止对富人征税，还是获得了广泛的认同。除了直接收买有权势的人，金钱也可以用于模糊公众的认知。自由主义团体——“美国式公民”发表了一篇题为“购买趋势”的报告，对传统基金会是如何花大价钱支持智囊团、与媒体和社会名流拉关系以支持右翼势力的活动进行了描述。
坦率地说，当富人更富，除了商品和服务，他们可以买到更多东西。钱可以买到政治影响，用得好的话，也可以买到知识分子的影响。结果是，美国人的收入悬殊越来越大，与之相伴的趋势是富人可以保留更多的钱，并把财富传给子女，而这离要稀释财富的目的已渐行渐远。
很明显，这大大提高了富人们“自我强化”的能力。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政策日益迎合精英们的口味，而公共服务、特别是公共教育资源变得极度匮乏。政策成天只顾着讨富人们的欢心，对普通大众日益疏忽，收入的悬殊日甚一日。
[1] 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73年，代表美国西南部财团极端保守势力的利益。
[2] 德莱特·斯科特式的税法——德莱德·斯科特一案在美国宪法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是最高法院试图将司法解决加诸于政治问题的一个例子。德莱特·斯科特生为奴隶，被担任军医的主任带到路易斯安那洲的自由之地。他的主人去世后，斯科特为自身自由提出了起诉，理由是既然奴隶制度在自由领土中是不合法的，那么他便是自由人，而且“一次自由、终身自由”。此案一直打到了联邦法院。法院裁定身为奴隶的斯科特不能使用自由公民在联邦法院提告的特权。随后，首席大法官和其他南方法院的支持者希望能够对各领土奴隶制度的问题从此作出一个决定性的裁决。因此他们裁定，努力只不过是财产，决定不能成为公民。本案招来了对法院和首席大法官的强烈批评，在北方引起了一场抗议和鄙视的风暴。
[3] 它还成了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亮点——美国遗产税的起征点比较高，并按物价指数浮动，税率实行超额累进，最高税率达55% 。美国国会曾经两度表决通过废止遗产税的法案，规定在10年内逐步废除遗产税及其相关的赠与税、隔代遗产税，用20%的资本利得税取而代之，但两次都被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否决。布什上任之后，即宣布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其中就包括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得益于这个计划，遗产税方面，从税率到豁免额都已相应进行了调整。
六、富豪统治？
1924年，长岛北岸的豪华官邸仍沉浸在荣耀里，堪配他们主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势。当纽约政府官员艾尔·史密斯提议在此兴建一个系统公园，华厦的拥有者们愤怒地坚决反对。何瑞思·亥沃梅耶、一位糖业大亨警告说，南岸城镇将会因此被来自城市的下等人所占领。“下等人？”史密斯说：“你谈论的就是我。”后来，纽约人建起了他们的公园。但最终仍是以几个极其富有家庭的利益打败了纽约的中产阶级为结束。
20年代的美国不是封建社会。但是在那个社会里，巨大的特权通常都是通过继承得到的，相比之下苦难的人也是一样继承而来。那也是一个政府服务于特权阶层，而对普通大众的愿望置若罔闻的社会。
那些日子过去了——抑或仍在继续？今天美国收入的不平等水平已经回到了20年代。虽然世袭的财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再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假以时日——一旦取消了遗产税，我们就可以将世袭精英们与普通美国人迅速隔离开，就像老何瑞思·亥沃梅耶说的那样。而新精英们将和他们的长辈一样拥有庞大的政治势力。
凯文·菲利普斯在他那本名为“财富和民主”一书的结束时作出了严厉警告：民主制度必须复兴，让政治权力重新回到老百姓手里，否则财富会不断加强和巩固财阀统治，民主制度将荡然无存”。听起来有些极端，但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极端的时代。如果民主只剩下废墟，那它还有什么意义？显而易见，我们将变成一个“拥有权力网的人才能得到巨额报酬”的国家，而普通百姓根本看不到进步的希望，那时，政治的插手也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精英们的利益总会被照顾得很好。
是我太悲观了吗？我的自由主义朋友告诉我说：别担心，我们的系统会产生巨大的反弹，而平衡也会恢复。我希望他们是对的，但他们也许该往后视镜里看看。最终我们的国家会发现，关于美国的乐观主义和我们的信仰都来自于曾经的那个中产阶级社会。然而，那已经是另一个国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