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仇和时代县委书记解读

“后仇和时代”的县委书记们既有一个仇和榜样，又希望能够走出仇和的影子，他们要做自己，不要做“第二个仇和”。

撰稿·卞 宁(记者)

“过高的利息让借贷人不堪重负，逼败了企业，逼垮了家庭，逼毁了个人。”

“做广告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

“代表睢宁县人民，向杨师傅表达歉意。”

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是躲在这些话后面的人。在睢宁县内，尽管高利贷问题搅得人心惶惶，王天琦在民众中的威信不减。在睢宁县外，“进京做广告”和“西湖边道歉”让默默无闻的睢宁抢到了新闻眼，幕后的策划人也正是睢宁县“一把手”王天琦。由于王天琦的原则上不接受县外媒体正式采访，国内主流媒体对其的报道少之又少，他说自己无意成为话题。

41岁，电视台播音员出身，一口标准的播音腔和儿化音，南京大学EMBA，仪表一丝不苟。这些标签构成了王天琦一个“洋派”县委书记的表面。

一系列勤于吏治的措施，敢于出位的宣传是王天琦“洋派”的内里。

目前看来，“洋派”书记得到了睢宁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同。睢宁县城里随便找一个人，就能在他的手机找到县委书记的手机号码。

睢宁与宿迁市相邻，睢宁人一直很羡慕邻近的沭阳县近些年来的发展，本来不如自己的地方现在发展上去了。上世纪最后四年，主政沭阳的正是后来名声大震的“酷吏”仇和。睢宁人中，仇和的“粉丝”一直很多，他们希望睢宁也能出一个仇和这样的强人，现在，他们看好王天琦。

“在睢宁历任书记中，我最佩服王书记。”一位睢宁官员在私下聊天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至于理由，是人格魅力和感召力，能服人，能带人干事。

很难说，与仇和治理过的地方相邻是幸福还是苦恼；很难说，在仇和之后做县委书记是什么滋味。因为仇和塑造了一个得到主流认同的成功“县委书记”形象，仇和当年的一些措施现在广被效仿。

“后仇和时代”的县委书记们既有一个仇和榜样，又希望能够走出仇和的影子，他们要做自己，不要做“第二个仇和”。

王天琦亦是如此。

禁酒令、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全力招商……这些都是仇和做过的。

但是，今天的社会形态已经与10年前仇和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时大为不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后仇和时代”县委书记们更个性化的施政。

比如，悬疑形象广告。两会期间，睢宁的广告出现在北京报摊上。与“美女+美景”传统地方形象广告不同，睢宁的广告设计得颇为精妙——整版广告中视觉中心是田字格中的“睢”字，让读者有奖竞答其读音。第二天继续悬疑，第三天才揭示谜底，告诉人们睢宁是江苏的一个县。此前，这个广告已出现在温州、台州、福州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

如果说，形象广告是一次主动出击的正面宣传的话，“西湖边道歉”则是一次反应迅捷的危机公关。3月20日，杭州报纸报道西湖保安被来自睢宁的野导游打伤，并说睢宁的野导游在杭州成帮成派。当晚，睢宁派出了县委副书记带队的工作组连夜赶往杭州，向被打保安道歉并协助杭州打击野导游。

再比如，在西祠胡同网络社区，睢宁的好几个论坛人气都很旺，这种火爆在县域论坛中很罕见。睢宁每个部门都有网络发言人，解答群众的举报，王天琦自己也在睢宁的论坛实名与网民交流。

还比如，“我们需要，迫切需要一个自信向善的未来”，这样与官场语境格格不入的“文艺腔”的句子，可以出现在县委书记的讲话稿和文章中。

睢宁民风豪爽，既有小农式的明哲保身，又有彪悍的“秋菊精神”，徐州地区有“睢人好讼”的说法。有人说，在睢宁要毁掉一个干部很简单，那就是放出风来“他要提拔”！然后各种来信蜂拥而至就会把这人毁掉。

王天琦的选择是，改变睢宁，从治官风、治民风入手。

在《新民周刊》的一再请求下，3月26日晚，在接待完外地客商后，王天琦破例与记者进行了一次长谈。会谈的最后，王天琦解释了自己县内高调县外低调的理由：“我现在没有成为话题的欲望，但是我有强烈的干事的欲望。一旦成为话题，老弟你要说我好，另外一个人一定要说我坏，不然不能说明他有水平啊，在你们的PK当中我就成为受害者了。”

会谈结束后已是临近夜里11点，王天琦还要去处理两个经济案件，他带着秘书站在招待所门口，保持着告别的手势，一直目送记者的车离开视线。

一开始我们就没打算讨领导欢心

《新民周刊》：今天招商情况怎么样？

王天琦：今年招商难度比去年大，但总体效果还不错。

《新民周刊》：像睢宁这样一个农业县，我们集中在哪个领域招商？

王天琦：我们在招商的时候绝不会把自己定义为农业县，不然的话就没法招商了。我们就是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这样一个县，招商主要还是瞄准自己的主导产业去招，这样成功率高。但除此之外，有什么我们弄什么。但有两个底线大家要把握住，一个，严重污染无法治理的不招，第二个，以牺牲后人利益为代价的，我们也不招。比如有的项目来了后，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都没有回报，纯粹是面子，我们就不要。

《新民周刊》：回报是指财政收入，税收？

王天琦：是啊，总要有回报的。有的项目用地很大，用工很少，而且还提非常苛刻的要求，对不起，这样的项目不要来了。你要弄清楚招商的目的是什么，要有回报。

《新民周刊》：最近您是新闻人物，睢宁的新闻很多。我来了几天，接触了各式各样的睢宁人，他们对你的评价很高，这在“县官”中还很少见。

王天琦：这说明睢宁人民很可爱。(笑)

《新民周刊》：睢宁招商的优势是什么？

王天琦：第一是土地，第二是人。地多，我们有容纳项目的空间。人多，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另外人员素质相对还比较高。这是我们的优势，除此之外，你说交通优势，在中国交通优势已经不是优势了，没有交通优势的地方肯定有旅游优势。

一开始我们宣传的时候也打过一个宣传语是“历史悠久”。后来我就说，这些都是废话，你说中国还有历史不悠久的地方？不要讲这些。

本来呢，我从不接受县外媒体的采访。老弟，说句实话，我没准备见你。但是你来睢宁好几天了，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选择《新京报》做广告？

王天琦：我们在做广告之前，每个地方都做了深入的调查。我们在北京调查时，特别加了一条，北京的白领主要是看什么报纸，答案是《新京报》。国企，还有负责经济决策的人他们主要重视什么报纸，最后讲还是《经济日报》。我们就想到底做哪个，只做一个怕有遗漏，最后下决心，两个报纸我们都做。

开始也有顾虑，人家会不会觉得是在两会期间，故意让领导高兴，讨领导欢心。后来我们在一起分析也讲，你要是讨领导欢心也应该是做《人民日报》啊。一开始我们就没打讨领导欢心的主意，确实，做这个广告就不是为了政治上的考虑，纯粹是招商的形象广告。

《新民周刊》：全国做广告，以及向杭州道歉，这是很罕见的政府层面的危机公关。两件事的决策是相关的吧？

王天琦：杭州有些媒体认为，我是个做媒体的高手。其实，他们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分析的，完全是不客观的。

《新民周刊》：可是你确实是媒体出身啊。

王天琦：我搞媒体时间很短，而且那个年代的媒体也不是现在这样子。

从本质上讲，倒不是为了危机公关，主要是抱着负责任的态度，你没什么可以选择。这也是我们做广告的一个副产品。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做广告，睢宁也出名了，所以有的朋友一看到就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我一看，杭州媒体的报道里面有一段说，睢宁县前段时间刚刚做了广告，等等。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引起重视，下一步，你还是按照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它，那么下面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它成为了又一次效果很好的宣传，那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新民周刊》：这轮形象宣传下来，对招商的实质效果呢？

王天琦：对于企业家来讲，你的知名度只是媒介。能不能招商引资成功，取决于利益。不会说你有一次招商引资宣传，人家就马上投怀送抱，这不现实。对于企业家来讲，他还要考虑到你这个地方投资有什么回报，广告只是一个敲门砖。以前他不知道睢宁是个什么地方，你要给他费尽口舌给他介绍睢宁在哪里，睢宁有什么资源。现在我们再和客商沟通的话，很快进入实质话题，但真正要成功招商引资的话，第一个，要给投资者回报；第二个，要有一个良好的政务环境，要给投资者安全感。

你说我刻意去学习仇和，没有

《新民周刊》：公布手机号码的做法有没有受到仇和的影响？这里离宿迁很近。

王天琦：每个人都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很苦恼。(笑)

我对仇和很敬佩，这不是客套话，是真话。我很敬佩他那种气质和精神。从气质和精神的角度讲，他是我的一个榜样。我在睢宁县的工作也得到过仇和的具体帮助。睢宁的工业园区，在他的关心下，10天内，所有的手续全都搞定了，正常情况下至少半年，我很感激他对我们睢宁发展的帮助(注：仇和时任江苏省副省长)。他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另一方面，我从没有研究过仇和的施政风格，也没有研究过他的施政措施，都没有。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我的个性和我对事物的判断。怎么讲呢，不仅仅是他，我就没有刻意模仿过任何人。你看我的讲话稿，你看我像模仿别人的人吗？当然仇和有很多值得我借鉴的东西，但你说我刻意去学习他，没有。

而且仇和同志做县委书记离现在也比较远啦，除非你是一个专门研究的人，否则你想借鉴都无从借鉴起。我们做的很多事，比如说机关作风、县委常委会直播、经济工作会议制造话题、在网络上掌控话语权，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风格。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是什么呢——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的改革，这点应该来讲，据我了解，在全国做的地方也不是很多。

《新民周刊》：是指去掉官话套话，改变官场语境？

王天琦：改变官风、改变会风、改变行为方式。

《新民周刊》：现在见效了么？

王天琦：新闻机构总是喜欢这样问我，某件事是不是见效了。就像问这个药有效果吗？你说有效果，那我感觉到舒服了，可能有效果。你说哪个点、哪个部位炎症消失了，恐怕还不好评估。但是有一点，现在县委县政府只要一声令下，可以做到一呼百应，这是最大的效果。第二点，我们的老百姓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满天去发告状信，到处网站上都有我们负面的消息，他现在遇到事情都给我发信息，都到县里的几个重要网站去发帖子，说明他信任你，追随你，这是最大的效果。

至于说其他的效果，再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大概在20天时间里拆迁了500户，没有1户上访，这是非常大的效果。

《新民周刊》：这是因为拆迁文明，拆迁补偿高，还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

王天琦：这个是一言难尽，说拆迁文明，从形态上讲，把一个东西拆掉，本身能叫文明？但是从行为和语言上讲，我们现在和老百姓没有冲突。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拆迁政策更合理了。更合理本身也是社会的进步，决策的进步，决策者能够更多地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更多地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这本身就是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肯定是和老百姓互动的结果。

要给老百姓讲清楚你不能做什么

《新民周刊》：最近睢宁整治高利贷问题，是不是也和招商引资有关系？

王天琦：社会上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相互有联系的。高利贷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地方所独有的，全国各地都有的，我相信有很多地方可能比我们还严重。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下手比较早，处理得也比较实，这点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赞许。

高利贷问题从深层次讲，与我们国家的资本流通制度设计有关系。中小企业解决不了自己的资金问题怎么办呢？他去寻求社会帮助。社会的民间借贷又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会演变得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它不仅仅没有促进到企业发展，还伤害了企业发展。

尤其严重的是，它伤害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秩序。一部分人产生了疯狂发财的念头，他不再认为致富一定需要勤劳，通过非正常手段也能致富，积累了许多迅速积累个人财富的泡沫，对社会道德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高利贷不仅对经济本身，对社会秩序，对道德体系，都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

所以我们决定，先下手为强。

《新民周刊》：民间借贷是我国的又一个灰色地带，你们处理的依据是什么？

王天琦：我们在处理高利贷时，不是凭领导同志头脑发热。对高利贷的负面反应，大家要求打击的呼声，大家在一年前就有了。

这样的事情处理起来，时间的把握非常关键。太早了不行，太早了你得不到社会的拥护；太迟了不行，太迟了打击的成本你承受不起。时间的把握，分寸的把握，切口的把握非常关键。

一年前老百姓的反映就非常强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动手，今年我们动手了，主要是因为两起案件使我们感觉到时机比较成熟了。

(哪两起案件？)一个春荣面粉，一个是新四通纺织，两个比较大的企业。

《新民周刊》：从我掌握的情况看，这两个厂的负责人到最后已经不像是融资行为，而很像诈骗了。

王天琦：现在这两起案件已经在公安局的侦查之中，我们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而言，这两个企业的情况还不一样。新四通纺织的情况似乎还好一些，而春荣面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比较复杂，这个厂的业主看来客观上有原因，主观上有责任。

《新民周刊》：春荣面粉还欠着很多外地经销商的货款，经销商们在等着政府的答复，这种情况也很伤害睢宁的形象，政府有什么举措呢？

王天琦：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既然打击了，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出现。我们对出现的情况都有预案。

我们定位很准，我们不包办代替，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监管，对社会秩序、金融秩序的监管；第二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企业出问题了，影响到社会稳定了，我们通过监管措施来帮助企业“料理后事”，但不是包办。毕竟有些问题是他们企业的问题，不是我政府解决的，有些问题需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我们只是起到一个把事情调查清楚，监管他们不要让事情继续恶化的作用。有关企业的生产和经销商的关系啊、利益啊、矛盾啊，还需要相关的责任人通过法律的渠道去解决。

《新民周刊》：财政去补高利贷的窟窿可能永远补不完。

王天琦：能不能补完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不能补。

《新民周刊》：但很现实的问题的，不补的话，群众会有负面反应，怎么样平息群众的负面反应？

王天琦：我们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这也是我本人一贯的观点，不要动不动给老百姓讲你能做什么，而是要给老百姓讲清楚你不能做什么。

政府不是一个万能的政府。我们在一开始打击非法高利贷的时候就讲，国家的金融政策大家都明白，包括高于同期银行利率四倍的利率不受法律保护，在明知道这些政策的前提下，你仍然把你的钱以非正常的利率投入到非正常的渠道，相关的风险由你本人承担，这个你不能让政府去帮你背着。

至于说企业，你要为你错误的行为负责，资产能分配的分配，不能分配那么通过法律途径去处理。政府是帮助你查清楚，查清你现有的资产是哪些，你通过高利贷聚敛的资金去向如何，给债权人债务人一个清楚的说法，为下一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提供一个基础。

让这个疯狂的游戏停止

《新民周刊》：最后处理的情况会是什么样？

王天琦：说不准。(对春荣面粉案件)我们做了资产保全措施，我们已经掌握的资产已经被冻结，而且我们还正在深入调查她其他资产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会向社会公布，然后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新民周刊》：但是老百姓有一个逻辑很清楚，我为什么会借钱给王春荣，因为她头上有很多光环，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名人，是政府让我贷钱给她的，很多干部也借钱给她，我借给她保险。怎么向群众解释？

王天琦：有人这样直接问过我，我这样回答，我说如果你是16岁以下的人士，你借钱给别人也许我要为你承担责任，你已经超过18岁了，你已经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了，你已经有了基本的社会知识和法律知识了，那你必须对你的行为负责。政府已经超出对你保护的职责范围了，因为你已经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了。

至于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不是能说明一切。我想人大机关从来没讲过人大代表是万能的，他也没有讲过人大代表绝对不会出现犯罪和违法行为。而一个人一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事件，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还需要每一个社会人增强自己的鉴别能力。

《新民周刊》：睢宁高利贷涉及的总的金额能有多少？

王天琦：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目前暴露的几个事件，几个大厂，大概在两三个亿。很多年累计下来的金额大概有10多个亿。

《新民周刊》：你觉得高利贷会圆满解决吗？

王天琦：圆满的标准好像没有制定过。到最后，如果方方面面大致都能接受处理结果，能不能非常满意不好说，都接受。违法者肯定会受到惩处。投入到高利贷中的无辜的人，没有违法行为，我们会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损失，最好是没有什么损失。

《新民周刊》：有没有什么善后措施让受损失的群众更加振作一些？

王天琦：高利贷形成的源头很复杂，责任也很复杂，个人有损失我们感觉到很痛心。但是个人参与这样的事情，个人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是毫无疑问的。政府怎么去做善后我刚才谈得比较多了。我想我们现在打击高利贷本身就是一个善后的措施，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他们避免进一步地陷进去，避免陷得更深，让这个疯狂的游戏停止。

但是每一笔借款政府都要调查清楚的话，可能难度比较大。很多人他在和你聊天的时候和你表达出来的这样的(悲观)情绪，但是真正我们去每一笔调查的话，不一定能了解到非常客观准确的情况。但是我们处理的每一个案件会及时向社会发布，客观、公正、妥善地解决。

《新民周刊》：在处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有什么举措吗？有人说断了高利贷就断了企业融资的链条。

王天琦：如果有借高利贷的企业这样说话，我倒愿意和他面对面。迄今为止，我听到的都是企业对我的感谢，而不是表达这样的观点。我们打击高利贷是保护企业，而不是断了它的财路。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甚至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国家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每个地方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现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无非是这样几条思路，第一个呢是让它自己去筹钱，第二是社会融资，第三呢是依靠金融机构放款。但现在看来前两个方式都不是非常可靠。第三个途径，银行要对企业评估，如果银行觉得这个项目不错，但是你没有土地，也没有厂房，机器也是抵押的，银行又怎么给你放贷呢，因此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不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问题。

《新民周刊》：有说法说，睢宁的高利贷资金中，有很多是从金融机构流出的钱，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王天琦：就目前的两个案件(春荣面粉和新四通纺织)而言，还没有发现，但是也不排除有这种情况。资金的流向和路径非常非常复杂，把每一笔贷款的来路搞清楚是件很困难的事，就目前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还没有发现，将来我们在深入调查的时候，也许会出现。

在中国，有时候高调风险太大

《新民周刊》：介意别人称呼你为“个性官员”或者“洋派官员”吗？

王天琦：别人怎么称呼是别人的事，别人称呼我什么我都不介意。

就如同在不同角度看一个人他是不同的表现，别人叫我什么样的名字那是基于别人对我的判断，无论是爱是恨，都是他们的心情，对于我来讲，接受不接受，都是一样的，客观存在的。

《新民周刊》：你做官做事的原则是什么？

王天琦：真实。

《新民周刊》：真实也是没有标准的。

王天琦：真实有标准。你内心深处的真实是需要靠你的表达建立的。你说自己真实别人不一定说你真实，但是你做出来的事情一定会成为你真实与否的验证。比如讲，我说我以人为本，但是如果你做出来的事情离老百姓很远，那你这个人一定不真实。你说到做到，就是真实。

我干的事情我负责，我干的事情由大家评说，但是要有一个干事的环境。不然今天来一拨记者，明天来一拨记者，其他不说，总得见见面吧，不然的话人家会说这人太骄傲。你傲什么傲啊，我拍你砖看你还傲不傲。真正完美的东西一定是没落的东西，鼻烟壶很完美，但是它没落了，很多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完美的东西，你说不完美的东西能经得起批判吗？

一旦你们去批判我，我怎么办啊，我从来没有想到站在聚光灯底下。

《新民周刊》：很多官员觉得高调也很好。

王天琦：我没有说高调就不好，低调就好。如果一个社会认为高调是缺点的话，是没有生命力的。我很喜欢高调的人，高调的人一定是有本事的人。高调不坏，问题是在中国，有时候高调风险太大。我们有许多成本没必要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