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宇的空间 - 马宇：跨国公司逃离中国？(独家) - 腾讯博客 - Qzone

　　2009亚洲博鳌论坛即将召开，腾讯财经博客特约当下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马宇、曹建海、吴晓波等解析博鳌论坛的热点话题，敬请期待。下文为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的博鳌专稿。

中国丧失对跨国公司吸引力了吗？                                             --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外商投资政策选择 马 宇（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
　　正当国内外都在热议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否见底底之际，我国主办的惟一国际论坛—博螯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也拉开了帷幕。应时应景，今年的论坛主题为：《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和展望》。围绕这一主题，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界高官、专家、企业家将进行多角度探讨。在这过程中，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趋势、影响以及相关对策将会或隐或显地贯穿所有主题和专题。

　　当然，这是一个极为庞大而且复杂的话题。对于笔者来说，进行全方位探讨力有未逮，只想从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观看一下，或许也可有某些参考价值。

　　鉴于跨境直接投资的特点，其发展固然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巨大影响，但毕竟不同于时效性更强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流动等，在目前情况下依然体现出中长期的特点和周期性。所以，我们的考察时间跨度也应更长些，以更准确地判断内在的趋势、原因，并寻求相关的应对措施。

　　200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进行全球最具吸引力的营商地点调查，结果87%的跨国公司把中国列为第一位。而在国内、国外有关机构，包括外国商会等做的类似调查中，中国也都是名列前茅。这似乎也得到了实际数据支持：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727.2亿美元，2007年835.2亿美元，2008年1083.1亿美元，节节攀高，终于跻身国际上少数几个年度外商投资过千亿美元的东道国之列。

　　这样的统计数据，在我国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的认为这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大成就，是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经济发展蓬勃向上的证明；有的认为外资在大举入侵中国，造成了国内众多行业被外资垄断，大量行业龙头企业被“斩首”，应该限制甚至严防外资。但奇怪的地方在于，不管持何种观点，似乎都不愿再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哪怕是粗浅的分析，以至于对其中相关的若干事实，也因为倾向的不同而选择性的视而不见。

　　实际上，略加分析就会发现，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现在仍然处于很低水平。

　　首先，从规模上来说，我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依然很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2007年，我国外商投资存量3270.9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2.2%；同期美国是20930.5亿美元，占全球的13.8%；英国13476.9亿美元，占全球的8.9%；我国香港11844.7亿美元，占全球7.8%；法国10260.8亿美元，占全球的6.7%；日本1328.5亿美元，占全球0.9%，低于我国水平--但众所周知，那是因为日本长期限制外国投资，只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才逐步对外资放开国内市场。从年度看来，2007年，美国是2328.4亿美元，英国2239.7亿美元，法国1579.7亿美元，加拿大1086.7亿美元，都远远超过我国。

　　据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为5.7%，居世界第四位；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为8.8%，居第二位；货物贸易进口占全球比重为6.7%，居第三位。可见，我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要大大低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更远远低于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

　　其次，从近年来看，我国在全球跨国投资中的地位在下降。虽然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规模逐步增长，但占全球的比重却在大幅度降低。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在全球所占比重1990年代中期曾经达到11.8%，占发展中国家的近40%；而2007年仅占全球的4.6%，占发展中国家的16.7%。我国外商投资存量占全球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3.3%降低到了2007年的2.2%。这表明，1990年代后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以外国家。

　　虽然与国际贸易相比，国际投资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但我国在经济和国际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在全球的地位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反而快速下降，不知该如何解释？

　　第三，我们仍未进入国际投资的主流，并有进一步边缘化的趋势。毫无疑问，外国投资的主要力量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了全球对外投资的80%左右。而我国的外商投资，则主要来自于华人资本，约占60-70%。即使考虑到部分欧美资本转道香港的情况，也不足以解释发达国家投资仅占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总量不到五分之一的事实。何况随着我国的扩大开放和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日益熟悉，转道香港的比重应该降低才是。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近年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居然呈现出大幅下降态势：

　　美国1999年42.2亿美元（下同）、2002年54.2亿、2007年26.2亿、2008年29.4亿；欧盟1999年44.8亿、2002年37.1亿、2006年54.4亿、2007年38.4亿、2008年49.9亿；日本1997年43.3亿、2005年65.3亿、2007年35.9亿、2008年36.5亿。这样的投资规模，连稍微大点的单项并购都无法进行，比如引起广泛关注的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的金额就达到了24亿美元，而2007年国际上超过10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交易就达到300宗。再考虑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经从1990年代的每年几千亿美元增长到了2007年的1.83万亿美元，美国近年来每年对外直接投资在2000亿美元左右，2007年达到3137.9亿美元；欧盟近年来则超过6000亿美元，2007年达到1.14万亿美元，但在华投资却连个零头都不到。如美国对外投资存量超过2.3万亿美元，但在华直接投资存量不到300亿美元，仅占1%上下，而我们却时时惊呼“美资大举入侵中国”，两相对照，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更令人啼笑皆非？

　　从我国外商投资来源结构看，美国1990年对华投资占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的13.1%，2000年占10.8%，2008年降低到了3.2%；欧盟1990年占4.2%，1999年占11.1%，2008年下降到了5.4%；日本1990年占14.4%，2001年占9.3%，2008年下降到了4.0%。欧美日对华投资最高时曾占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31.8%（1990年），2000年占28.9%，2007年降到12.0%，2008年占12.6%。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投资在远离中国？

　　一般说来，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技术、产品、管理、营销、理念等方面都更为先进，若要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理应提高这部分投资的比重才是。可遗憾的是，现实却恰好相反。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外商投资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从年度新进入外资的角度来看，也存在急剧弱化的态势。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994年为17.1%，2000年为10.3%，2007年则仅有4.6%，2008年进一步降低。考虑到我国199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宏观背景，出现这种状况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难道说，我们的投资环境不是在日益完善吗？我们的市场准入门槛不是在逐步降低吗？我们的生产要素不是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吗？细究其中缘由，或许有民营资本快速发展的因素，但也不能说，外资与民营或国有资本相比，竞争力在显著降低，或者理论上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对于跨国公司丧失了吸引力。从投资环境看，我国目前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自然与十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而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国内产业发展水平和企业竞争力也在提高，出现这种状况只能从软环境方面寻找原因。

　　那么，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是不是中国反会因祸得福，因为中国受影响相对较小、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长而加大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呢？根据以往我国外商投资与全球跨国投资发展逆势而动的经验来看，确实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在全球的地位，更不可能实质性地改变我国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和来源结构，无助于有效提升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水平。所以，我们更应从改善投资环境、采取有效措施等方面来想办法。

　　毋庸置疑，外商投资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际资源之一，是众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持要素，这也是不管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都竞相吸引外国投资的根本原因。对于我国来说，既不能沉醉在虚妄的外资大国成就中沾沾自喜，也不能陷入妖魔化外资的危言耸听，而应提高对外商投资的认知水平，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

　　首先，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尤其是行政垄断行业的开放。近年来外商投资相对萎缩，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新的市场突破，没有发掘新的外商投资增长点。近年来，我国在外商投资方面有两个认识误区，一是我国不缺钱，有2多万亿的储蓄余额，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二是我国市场开放程度已经够高甚至过高了，不应在进一步开放。实际上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表面看，我国不缺资金，但市场化资本依然短缺。今年我国的预算赤字可能达到9500多亿，中央政府还要破天荒地发行2000亿的地方债，也证明资本要素的短缺。可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超过9.8万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8.6万亿，贷款余额14.3万亿，说明有数万亿的资金未能转化为投资。但这并非因为缺乏市场投资意愿，而是政策约束和市场垄断，导致大量具有投资价值的行业难以进入，很多具有良好前景的项目难以实施。如银行、保险、电信、交通运输等行业就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行政壁垒，使市场化资本难以自由进入，不但严重制约了这些行业的良性发展，损害了国家和消费者利益，也使眼前的扩大投资受到很大局限。如果这些行业市场准入有实质性突破，则短期内就可形成上千亿美元的外商投资，长远来说则在上万亿美元。考虑到外资在某些重要行业中不能占比重过大，故应同时向民营资本开放这些行业，这对于激活市场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强大，并可为这些行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而在制造业和农业领域，包括一些传统行业，如石油石化、钢铁、汽车、机械甚至日化、食品以及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深加工等，也有相当的扩大市场准入的空间，且有利于在发展的同时提升产业水平。

　　第二，放松乃至鼓励外资并购。我们提出“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但国际上最常用、最传统的并购方式我们都难以采用。并购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约占80%左右，而我国外资并购却仅占2%上下（考虑到统计误差也仅占不到30%），且80%以上为500万美元以下的小型并购，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利用外资水平下降的很重要原因。实际上，我国的发展阶段和普遍行业状况决定了，我国拥有广阔的并购空间，不管是内资并购还是外资并购，都非常必要，是整合行业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但因为观念、体制、政策的局限，外资并购一直步履维艰，难以开展。经济低迷时期，也是行业整合的时机，应该把握这一机会，放开外资并购，为眼前和今后的发展助力。

　　第三，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清理并取消近年来发布的一些阻碍和限制外商投资的部门政策，建立稳定、透明、规范的制度环境。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外资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不稳定、不规范并且不可预期，影响了外商长期投资的信心，加剧了外资的投机心理。所以现在外资政策清理、修订的基本取向应是：以开放来引导外资投向和提高外资水平；以竞争政策来规范外商投资，如根据内外资统一的标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以清晰而且合理的外资规制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等目标的实现。

　　第四，改革并强化对于外商投资的行政规制。我国吸收外商投资30年中，外资管理部门和管理方式虽然有所调整，但没有实质性变化，仍然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重前期的市场准入审批而轻后期的生产经营监督。根据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管理改革的有关指示精神，建议对于外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革：

　　成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作为跨部门的、直属国务院而非列入政府部门序列的外国投资专门审批管理机构，成员部门包括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央行（外管局）、国土资源部、国防部、、环保部、信产部等，其基本职能是负责制定外资产业政策和有关国家安全的外资准入审批。同时，调整现行外资产业目录设定方式，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只包括禁止和限制两部分，除此之外的行业（即现允许和鼓励类行业）实行直接登记制，鼓励类则与国内鼓励发展产业目录合并，实行同一目录、统一标准、同一政策。如此，对于外资准入的审批将会更加规范、透明、统一，审批工作量也会大幅度减少，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再负责外资准入审批，而只负责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的依法监督管理。

　　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产业政策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审核。外资并购中的竞争问题，由国务院反垄断部门另行审查。鉴于反垄断审查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在我国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应该剥离发改委、商务部、工商总局的反垄断职能，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国家反垄断局，统一进行包括外资在内的反垄断执法。

　　总之，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加强对外商投资的有效规制，可使外商投资在促进目前增长的同时，又为我国今后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挥应有作用。这既是我国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有效措施，也是更好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国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