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爱国青年就有权代表中国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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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80后爱国青年就有权代表中国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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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爱国青年就有权代表中国不高兴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中国不高兴》遭受一个很大的质疑是,作者们有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不高兴。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作者们毫无疑问是为80后爱国青年代言,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所以问题就变为80后爱国青年有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不高兴。
   从家乐福事件可以看出,80后爱国青年走向政治成熟的。在讨论抵制家乐福爱国青年运动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目前的国内所谓的民族主义,它并不是个民族主义,也不是什么其他极端民族主义,而是民生民权主义。国内的矛盾被转嫁出去。看成是民族主义,具有民族主义的皮,但是被转嫁的民权民生。比如说年轻人有房子的问题,所以他特别愤怒,心理有焦虑。我敢肯定,如果这要再运作下去,股民肯定是第一个上街,为什么?因为他股票出了问题,股民肯定要第一个冲上街的,所以会带着这个民族主义的外衣,干的都是民权民生的事。
我认为,80后爱国青年的道德批判和言论激情言论,是作为政治参与的变相体现。郑永年最近说,《中国不高兴》的对象不是美国,而是针对国内不同利益群体,是对人民主权诉求的变相表达。
美国人最骄傲的,最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们很有钱,而是他们有一个最好的政体,最好的政治制度。
国民的信心,是来自政治制度的优越。一个恶劣政体,肯定会引起厌恶和敌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今天谈到北朝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害怕和恐惧,觉得他们就是蝗虫,天然是坏人。城市里面的白领,看到农民工,会不会心中油然而生一种邹眉头的感觉。
家里穷一样,走出来被人看不起。今天西方媒体或者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傲慢,根本原因还在于人家觉得政治体制不好。即使你很有钱了,人家还是认为你是暴发户,你是北大教授钱理群(钱里穷)。对这种傲慢,抵制和反对,还不如改进自己的政体,甚至用“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来说服外国人,都比这个强。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首先必须是自我怀疑的,你要做一个行为,你就要首先论证你自己的正当性。这是理性的要求。首先要考虑,我所做的事情对么,采取的手段合法么。你首先在说别的事,你要想一下,我们平时行为的手段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主义的。你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伤害别人。在民法里面有一个原则,权利不能滥用的原则。
怀疑主义的尽头就是法治,既然我对终极的价值,是否在我手上没有把握,那我们就遵守法律,遵守几千年的智慧准则。我觉得在抵制家乐福这个问题上,80后爱国青年是一个非常很自由主义的,真正自由主义的行为。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一定要表达对法国傲慢与侮辱的愤怒,那么找家乐福来当替罪。他们自己认为对,别人认为不对。家乐福的股东不见得一定与ZD有关系,没有准确证据,那么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就不通过伤害家乐福的方式,而是通过放弃了自己的权利的方式。如果手段理性,则可以排除这些嫌疑,就可以确立正当性。不管这些嫌疑成立与否。
抵制家乐福的年轻人,一定要作出政治决断,一定要把家乐福当作斗争的对象,一定要划分敌我,然后通过正确合法的方式进行,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政治意志。可见自由主义,也有其政治决断力。
必须强调的是,自愿放弃自己权利的形式,以及说服别人,只要没有强制别人,都不够成对家乐福的侵犯。也就是说服别人放弃自己权利,是属于自由的,法律不禁止的。而只有只要不破坏正在进行的交易,或者不损害家乐福的既得利益,都是合法的。
只要行为符合法律,动机没有问题,动机无关紧要。政治正当性的判断,不依赖于动机。比如一个人被精心设计的骗局所欺骗,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智力有问题。所以今天抵制家乐福在现在的语境下,没有问题。而至于语境的问题,不应该由80后爱国青年来负责。只要他们的行为方式,符合法律,就可以。动机无关于对错。  
   我们可以看到80后爱国青年的崛起,是一个彻底的断代,一个崭新的,几乎不占有过去专制气息的一代人,新鲜出炉。四五一代在政治上掌权,却将在精神领导权上丧失。而这之前的,主宰中国的,是四五一代。四五一代之后的人,都是跟屁虫,都是让四五一代跑马的。四五一代攫取了后面几代人的精神能量,让他们只能当学生,用嘴巴替四五一代干活。直到80后爱国青年的崛起。
80后爱国青年最彻底地与他们给父母断掉精神脐带。他们的生命体验,完全在改革三十年形成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内形成,与文革时代再无瓜葛。因此,新一代人站起来了。他们站在的是改革,而不是文革。
   或者这么说,80后爱国青年是被改革成本转嫁的一代。在80后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问题。我最小的弟弟陈永石,是81出生,和75年出生的我,就有很大的不同。等他出世,家境有所好转,他无需考虑生活的前提,可以在既有的条件上展开去,去做一些事情,可以瞻前不顾后。而我不同,后院可能随时有火,得随时警惕后面。
80后爱国青年小的时候,有一个经济性父亲,没有政治父性亲亲。等他们长大成年,没有经济支撑,而体制也是彻彻底底地抛弃他们,不仅如此,还构成种种间接的剥削和压迫(对于80后爱国青年是间接的)。市场经济对他们同样是如此。
市场经济对于四五一代感觉完全不同,他们可以是弄潮儿,只要他们行动和付出,就会获得市场经济的厚爱。而对于80后爱国青年,给出来的,风险极大,报仇极小,处在一种漩涡当中。因此80后爱国青年成年后陷入生存危机,也就是单纯为了维持生活的延续,不再有希望和出路,被压得死死的,被钉在生命的必需性上。
四五一代是政治漩涡中的小鱼儿,而80后爱国青年的困境,首先直接接触到,并不是政治困境,而是社会经济。也就是他们是中国市场经济漩涡中的小鱼儿。80后爱国青年是改革和市场化的产儿,同时也是改革的掘墓人。
法国大革命有一个著名的立宪派叫做西耶斯,写了一本书,叫做《论第三等级特权是什么?》。西耶斯这么说,至今为止,第三等级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但是第三等级就要是全部,就是法兰西。我今天要说80后爱国青年,就是全部,就是一切,就是中国。我想说80后爱国青年,也是一样至今为止什么都不是,但是爱国青年要话语权了,要开始在政治或者公共领域崛起。
     80后爱国青年,是作为改革的牺牲品,被彻底抛弃的。作为改革的受害者,与农民工人一样,可以形成统一战线。80后爱国青年因为是知识分子,可以为他们代言。 80后爱国青年就代表当下中国主流,悲观和绝望已经成为主要因素。
而这是四五一代及其信徒所不愿意承认的,即使放到他家里,放到他怀里,他们也无动于衷。认为这一些可以在市场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步之中,得到溶解。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有些已经成为当下决定性的,首要的问题,不说不容回避,而是必须首先面对的。
   尼采说,问题不在人们是怎样变得有道德的,而在人们是怎样使道德达到统治地位的。对文革的反思,是四五一代老一辈的生命体验。而且四五一代老一辈,不是用超越他们生命体验的理性来说服,而是动用父母性权威,和80后爱国青年根本不沾边的文革政治迫害来说服,简直天方夜谭。他们相信的,强迫我们相信,还沾一点边,如果强迫80后爱国青年相信,那只会起反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仅仅是看到80后爱国青年,已经成年,有点管不住了,老脸挂不住,开始倚老卖老,以挽救他们他们的权威。  
有一次三味书屋公民半月谈我请了原来费孝通的学术助手谢文博士来主讲。谢文博士谈了对改革的乐观看法,讲座来了很多上访的人,对从自己经历出发对乐观看法进行反驳。什么才是主流,是谢文还是上访人,是乐观还是民怨?哪一个是普遍的,是积极乐观的,还是底层悲观的?
民怨会成为主要的社会情绪,怨气会弥漫整个中国。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者利益沾边的,肯定是乐观的。四五一代已经绝大部分是既得利益集团里面的,肯定乐观。即使他们看到很悲惨的,但是也不会轻易摧毁他的信心。即使他们心中绝望,但是还是会假装乐观。  
施密特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说,真正的贵族恰恰重视大众,重视人民的信仰,启蒙知识分子是地道的假贵族,蔑视大众和常识理性,表现出一种非人道的自大性。半截子的自由主义者往往就是这样,他们标榜正确的欲望往往盖过宽容和对真实权利的追求。
启蒙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面对外人时,喜欢讲“大度”,喜欢“以德报怨”;面对自己人时,则是喜欢用批评与指责的口吻,并表达出一种自己不屑与民众为伍的高高在上姿态。他们认为80后爱国青年是他们的孩子,所以成为地道的假贵族。可是这孩子已经成年,有了完全不同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