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强迫与汉初无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6:22:09

    春秋战国500多年,中国终于由秦始皇实现统一。其实,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大多都有实现统一的想法,只不过由于具体原因,最后由偏居西部的秦国实现宿愿。从此以后,统一成为中国的历史主流。但是,为何统一会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长期的普遍愿望呢?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其出现和存在,都有其合理性。统一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的历史主流,也有其必然的原因。中国历史上财富生产主要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的特点,使得中国人自然倾向于统一。统一的好处在于避免纷争和战乱,这是农业社会非常需要的。农业生产必须合乎气候季节,春播秋收,误了时令,农业生产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分裂与战乱,会破坏农业生产的规律,而且往往出现于不同经济模式的对抗,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影响所及之地,无一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财富手段,因此,依靠农业生产为生的人们,自然不喜欢战乱,和平统一便有了必然的心理基础。
    其次,自秦朝起,中国消除了封建贵族的等级制度,虽然后来也有短暂的反复,但是,总体上说,中国自秦朝以后的历史,是一个平民社会的历史。封建贵族的存在,土地所有方式决定了封建制度倾向于割据和分裂,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土地掌握在少数贵族手里。而秦朝对于中国的一大贡献是,废除土地封建制,平民分得土地,并且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土地兼并的现象较难出现,小农经济成为主流。小农经济的好处就是财富的平均化,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平均主义的传统,“均贫富”几乎成为每一次农民起义最具鼓动性的口号,应该说,这个传统自秦朝就已经奠定了。而财富平均主义的倾向,也必然导致对统一的要求。小国林立,各自保护自己的利益,容易引起纷争。欧洲的历史很典型,小国太多,利益纷争,两次世界大战天昏地暗,到如今,不得不搞欧共体。
    土地的平均化还会带来一个结果,小农经济由土地所获得的财富有限,一旦战争,不管是谁,损失都很巨大。相反,如果封建贵族拥有大量土地,贵族个人的土地综合效益往往非常巨大,这种财富的集中,实际上是财富两极分化的结果。而贵族手中拥有大量的财富,就容易将财富花费在战争上,以求得更大的财富。因此,小农经济的平均化色彩,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原因,也是统一的基础。久而久之,统一已经成为中国人习惯性的文化特征,难以改变。而且,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国家消亡还不可能实现,统一对于工商经济的发展同样大有好处。美国如果分裂就不会强大,欧洲要想统一,也是这个道理。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做到了。
    相反,商业社会或工业社会的寡头经济,基本不受气候季节的影响,只要战争获胜,寡头们就能获得巨大的好处,因而常常成为战争的策源地。也许有人说,小农经济缺乏竞争力,在现代社会必然失败,这种观点是从后人的现实出发,用后人的观点去评判过去的现实,它会忽略小农经济之所以存在的客观合理性。无论如何,在没有现代工业生产手段的情况下,小农经济是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最好的制度。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日益走向福利社会,就是理念上向小农经济靠拢,避免出现生活无所依靠的社会群体。当然,避免财富两极分化如果走向极端,变成绝对平均主义,也是违背人性和自然的。
    秦朝实现统一之后,立即做出了一个与它几百年东征西战很不相符的事情:寝兵。秦朝收缴天下兵器,拆除用于战争的城郭,疏通因战争防务而阻断的河流,所谓“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免兵役、销锋镝”等等,修建长城也是试图将战争杜绝在城墙外面。从理念上说,秦朝实现统一,力求消除战争的观念是大势所趋,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心理预期,也符合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平民社会的普遍要求。但是,秦朝的失败在于,它以为一个正确的观念,靠强迫就能让每个人心甘情愿地接受。
    秦朝的政策自商鞅变法以来,始终坚持法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由法治做出严格的规定,因此,秦朝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制度崇拜者,以为只要定下制度,一切就能井井有条。由于秦朝忽视教化和教育,法治的贯彻和实施,只能靠严刑峻法,导致民怨暗聚,一旦政策失误或客观原因造成困境,民心便不在秦朝一边。从秦朝的“寝兵”政策就可以看到,它以为法治能解决一切,甚至能消除战争。而战争的根源并不是收缴兵器就能解决的。要杀人,没有兵器也行,要造反,没有兵器也能。再说,什么才算兵器?日常生活生产工具算不算?欧洲历史上歧视犹太人的时候,曾经下令禁止犹太人拥有厨房使用的刀具,秦始皇能让全中国人都没有锄头、铁锹吗?秦始皇也要求百姓尚孝,但是,法律规定的“孝”与发自内心的“孝”相比,结果如何,其实不用多说。
    陈胜的两句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解读秦朝平民社会的钥匙。陈胜的观念,一是说明在废除封建制度后,平民百姓也有大展鸿图的机会;二是说明,王侯将相的封建意识,还没有彻底消除,这在汉朝建立初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刘邦打天下的手下功臣,绝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包括他本人。而项羽则是贵族后裔。刘邦打败项羽,是平民阶层对封建贵族的胜利。但是,刘邦建立西汉后,出于残留的旧观念,封建制度有所恢复。一是子孙封国,二是大封异姓王,后者与周朝的封建宗法制度又有不同。此后虽有所谓“文景之治”,诸侯封国还是造成了社会的动乱,直到汉武帝时,才消除了诸侯争霸的隐患,其手段也充满了当时的智慧,以后有机会再说。当然,从刘邦建立西汉,到汉武帝消除诸侯争霸的隐患,其中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西汉初年实行的黄老之学,无为而治。
    西汉代秦而立,对于中国社会第一个巨大的影响是,皇帝不再由一家永久世袭,皇帝无道,“彼可取而代之”。相比之下,欧洲的国王大都永久世袭,日本也同样。到今天,那些民主国家还保留着王室的地位,实在很滑稽。西汉成立还有一个特点是,打破了对制度的崇拜,注重人的因素。西汉初期的政策大多延续秦朝的政策,却可以出现“无为而治”,说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同样的制度、政策,在不同人的手里,效果完全两样。从社会现实来说,西汉初年,百姓历经战乱,需要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政策也带来很多问题。
    信奉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造成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重新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导致“豪强之暴,酷于亡秦”。从经济政策上说,秦朝的政策可以类比计划经济,西汉初年的就等于是自由经济。秦朝严格法治、高压管理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源自“人性恶”的观点,它试图用高压政策管束人的本性,结果失败了。西汉信奉黄老学说,虽然还没有达到“人性善”的地步,但是,它类似市场经济古典学说中信奉“看不见的手”,以为自由的市场可以自己达到调节和平衡,而事实上,自由经济往往导致经济上独裁,也就是贫富两极分化。
    在小农经济的大环境下,自由经济政策也会导致土地兼并,造成贫富差距加大,但是,由于土地生产财富的自身特点,这种兼并的周期会比较长。而西汉初年“无为而治”的政策下,除了农业得到发展外,工商贸易也急速发展,马太效应使得兼并速度加快,70多年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期,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司马相如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说,司马相如是设计了一个圈套,勾引了富家女卓文君,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卓文君的父亲是四川数一数二的富豪,而且不是大地主,是企业主,手下有工人数千,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暴富的矿主。这说明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成分中,工商贸易的比例很大,当时广东的贸易至少已经到达南洋。张骞出使西域,也是贸易的要求。张骞甚至看到四川的商品不是通过西域而到达了印度,由此判断中国与印度之间还有其他贸易通道。
    西汉初年“无为而治”虽然增加了社会财富,但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文景之治”后期,为了对付骄横的豪强,不得不使用秦朝时期的酷吏方式,但是收效甚微。最终到了汉武帝时期,为解决这一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一政策除了思想学术上值得探讨外,在经济上也形成了对后世中国具有长期影响的范例。例如,窦太后喜欢黄老学说,喜欢“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因为窦太后的亲戚既是朝廷高官,又是地方豪强,他们利用“无为而治”的政策,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无为而治”对于他们来说,类似金融风暴之前华尔街的金融巨头所喜欢的那样,最好政府不要管我。最终美国政府不得不管。而儒家学说占上风后,董仲舒提出,做官不可经商,“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后来的儒家学者还提出商人不得做官。
    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有点过激,但是,今天的社会经济与当年完全不同。现代工业、科技、金融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财富创造源源不绝,没有穷尽,因此,社会各界人士都可以施展自己的本事,尽情追逐财富。但是,在当年农业生产为主的情况下,天下财富有限的观念深入人心,儒家学说关于做官不得经商,商人不得做官的观念,其根本的出发点是,“不与民争利”。做官的人,本来就享受百姓的税赋,如果再要“与民争利”,其权势必然导致弱势的百姓无利可得。商人本来就具有财富的力量,如果还能做官,裁判员、运动员集于一身,真是天下无敌了。西汉时期儒家学说的上述观点,对于后世的影响,以后再说。简单来说,从秦朝到汉朝初期,中国社会在建立大一统平民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着合理的方式,最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其真相究竟如何,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