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幸福指数却如眉毛一样慢？

(2005-11-28 09:00:59)
“幸福在哪里？朋友告诉你，它不在月光下，也不在温室里……它在你的理想中，它在你的汗水里……”这首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很好地诠释了“那个年代”的幸福观和对年轻人追求幸福的正确指引。
然而，20年后，幸福在哪里？在房子里、车子里、爱人那里、孩子那里，还是父母朋友的身边？现今的幸福概念再也难以用一种度量衡统一起来，它正同物质的、功利的、攀比的、他人的幸福纠结在一起。为着幸福，我们终日憔悴，衣带渐宽，然而，它却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增长最大化？幸福最大化？
有两个人，在一条风景优美的路上散步，沿途的风景让他们觉得快乐。但是，两个人的步伐并不一致，乙慢慢地落在了后面，这种感觉让他不开心。乙慢慢地加快了脚步，很快走在了甲的前头。甲看到这种情况，也加快了步伐，很快便超过了乙。如此反复，两个人越走越快，从最初的散步，到大步流星，直至后来的奔跑。他们的精力都专注于谁跑得更快，却无暇顾及路边优美的风景。
这是一个寓言，也是当今物质竞争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它可以阐发为：因为“向钱看”，因为赚钱速度的攀比，人们追逐财富的步伐越来越快，幸福感却越来越稀薄；大到一个国家，则是在“惟GDP为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球语境下，诸多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却付出了精神文明、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国民幸福指数日渐下挫的沉重代价。
是增长最大化，还是幸福最大化？这是关乎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命题，也是让经济学颇为尴尬的追问。传统经济学总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如何最大化获得财富。然而，经济增长了、财富增加了就一定幸福吗？实际上，幸福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增长不过是增强幸福感的手段而已。
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不到2%
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生活更幸福，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绝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最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而且，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事实上，人的幸福受到文化、教育、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并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快乐。
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却一直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在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快乐人口的比率仍是59%。
距离国民幸福还有多远？
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200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70美元。然而，与GDP增速“一枝独秀”不和谐的是，中国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不尽如人意：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1990年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这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GDP远未达到3000美元，也不能保证国民幸福指数的递增。
去年12月，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在对全球各国国民快乐水平的比较研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总在后列。
中国式发展困境
曾经我们以为：经济增长越多，财富就越多；财富越多，幸福就越多。然而，20多年冲刺般的GDP赛跑之后，我们发现，财富增多的同时，我们却日益被更多的压力、更多的失望、更多的社会不公所缠绕。
幸福是什么，心理学家认为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不可衡量的。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现代国民对幸福的社会感受可以通过一套系数反映出来。国民所处生存环境的优劣，比如就业、收入、教育、公共卫生，劳动保障状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每个国民幸福指数的高低。
“在这个国家，无论是收入、生活水平、环境……其差异都是惊人的。我很惊奇这些都发生在同一个时区。”这是世界银行新任行长沃尔福威茨对中国发出的感叹。
据统计，我国9亿农民中尚有4亿人还处在年收入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状态。而且，应该引起警惕的是，反映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8，超出0.4的国际警戒线，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全体国民的焦虑感和不公平感。我国每年有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无岗可上，数百万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几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处在不充分就业状态，很难想像终日生活在缺乏基本物质生活来源忧虑中的失业者，有什么幸福而言。此外，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养老问题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和压迫着人民的幸福感。
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而国民幸福指数却如眉毛一样慢。资料显示，教育方面，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达到4%的要求；科技方面，2001年中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占GDP比重1.1%，达历史最高水平，但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公共卫生方面，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目前中国享受医疗保障的只占总人口的15%。中国“卫生分配的公平性”在世界排在第188位。路
不想只在幸福的城外打圈圈
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闹明白，单单用GDP增速来度量我们的幸福指数，就像永远在幸福的城外打圈圈一样，注定是一条迷途，调整、匡正是当前必然的选择，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真正的幸福通道。
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感？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的建议不无启发意义。奚恺元认为，首先优先提高穷人的财富，政府应该着重于帮助月收入200元的贫困群体，使他们的收入提高到月平均1000元水平，而不是着重帮助月收入4000元的人，使他们的收入达到6000元的水平，同时尽量为那些失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其次是要弱化对金钱和物质地位的竞争，“很多人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用来更换大房子和买私人轿车，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社会应该减少对富人和奢侈品的宣传，从而减少人们在金钱和物质上竞争和攀比的压力。”最后要倡导社会的多元化，某种意义上，这同幸福的多元化本质相似。
“我也有一个梦、一个愿望：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为生活而烦恼，解决他们的医疗，特别是农村医疗问题。”这是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最基本的幸福。
本报记者：金永清
心灵的故乡——不丹的“幸福“发展模式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