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的我－旧中国富豪在1949年以后的真实生活

周大先生
(1)
网上有了贵族、上流人与新富豪之争，看看帖子中的十八般武艺与考证，煞是有趣。演员当然是不错，帮腔的也居然帮得严丝合缝，还有老学究出来考证，从周公时代考起，让人看了一场酸秀才谈富豪的滑稽戏。
我是中国现代真正富豪、或曰上流社会的嫡亲后代，1949年时，先祖并未逃台或远赴美国。因此，对留在大陆的富豪及其后代在近六十年中的荣辱沉浮，略有所感知。说起来，那是一碗五味杂陈的老中药汤，真是“说不得也，哥哥”！
如今的时代不同了，“富豪”或曰上流社会不再是罪恶。君子也不固穷了，人人争说“汝南世家”，豪门六族，还有那1000万美金养一年的纯种马，包机四处乱飞的快意等等，好生意气风发。殊不知，小儿逞逞嘴上工夫，煞是爽快，而真正的富豪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不由己、一夜白头、遗祸子孙等等百年伤痛，怎是一个“苦”字了得的！
我的先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富豪之一。所谓“大写的人”、“非人工的纪念碑”等诸般美誉，他老人家完全当得起。我认为，在中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一个分类。49年以前的“官营资本”即所谓“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因资金来源不一样，所以不能在一个等量级上来比较。此外，还有前清一系的遗老，北洋废官家族，也多少有一点家当，都不能拿来一锅烩。
我只说民营资本，我先祖无论从业绩上，还是从截止49年的总资产上，排名都是第一的。这一点，有史为证，无须多言。到我出生时，距离那个辉煌顶点不过才三、五年时间，而我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看到什么纯种马、包机、私人律师之类。
我先祖过世得早，我不能设想他如果能熬过来会是如何。但不要说什么“汝南世家”，就是有什么金枝玉叶的“汝南王”还活着，也未必气壮得起来。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受家母委托，曾给梁漱溟先生送一本书。梁先生那时已老，不见任何客人了。书是由楼下“小脚侦缉队”（居委会）转交的。我看梁住的是木樨地大街22号（或是23号）的高层公寓，叫做高干楼了吧。在当时还是甚为雄伟的，现在也就是一普通的宽敞民房，无甚光彩。当下想，先祖若在世，不过也就是梁先生的地位，不过也就如此。别墅洋房，皆不可能。像南京宁海路、牯岭路早年的那种气势，不知灰飞烟灭多少年了。至于后来又有事到孙越崎爷爷家去，则看到的是一派朴素，家具、装修，如同常人，只是房间宽一些。孙爷爷晚年寂寞，很希望有个什么年轻人去跟他聊一聊。当年他也是做过惊天动地大事、把蒋公气得死去活来的人，晚年却这样平淡，我是很难想象的。再说说我见过的新民报系的创始人，两夫妇也是一样，晚年极为朴素平淡。他们的儿女，都各自有公职，每天忙碌不已。
他们固然不能称为“富豪”，但都是没逃台的一批民国时期经济、文化界的佼佼者，当时最豪华的场面，谁没经历过？三十年风云过去，都还健在，已属万幸，哪里有什么金杯玉盏、宝马香车在？
古时穷人说富，必是“穿金戴银”，而真正豪门公子说富，只说是戏散了，“灯火下楼台”。富不富，一语可判！
49年后，富豪及其后代，大致过着一种怎样的物质文化生活呢？《往事并不如烟》、《上海的风花雪月》、《女特务瓦莉亚》中，多少都有一些透露，以我的经验看，还是比较准确的。纯种马什么的，当是不可能有，不被红卫兵活活敲脑壳而死，就已经要感谢上苍。他们身上残存的富贵气质，莫不如说，在生活的品味上体现得更多。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方兴、人民当家”的时代，也有一些缝隙，可以过一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又是后来人很难想象的。

木落秋将晚，霜欺叶脉红。闲云忽过小桥东。惊起回头斜阳挽孤鸿。 信手涂颜色，淡愁笔下停。流年却是总无声。多少蓬莱旧事雨中听。
2005-11-16 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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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广告]: 2) 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
1949年那时候，国家的形势，绝对不像“马后炮”的伪自由主义学者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候，家母尚且年轻，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地去过香港，她后来对我说，那时的香港，土里土气，几乎等于乡下，哪里能与大上海比？跑香港，只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台湾，则一水之隔，风雨飘摇，连蒋公也不相信能守得住。海南岛一失，台湾如大厦将倾，官民一时间都惶惶不可终日。加之国民党溃退时，又是一派穷凶极恶之相，溃兵们对小商业者多有掠夺，对民族企业也屡欲施以破坏，留下的最后形象非常恶劣。所以台湾那个火坑，是个明智的人，就不会去跳。至于美国、英国，固然是西方乐土，我辈应前仆后继地前去投奔，但语言问题，习俗问题、财产转移问题、能否开拓事业的问题、有无奥援的问题，是每一个“成功”的富豪们不能不想的。离开故国，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比如说，现在的国门就是大开的，而我看发牢骚的年轻人有不少，那么，你们为何不走呢？一个人出去闯荡，尚且要思前想后，要有充足的银钱打底，何况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集团的跨国迁移？
再者说，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国人（包括富豪）中的绝大多数还是爱国的，是民族主义者，只要国家富强就好，谁也不是国民党的死忠分子，为何又要远离呢？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这第三个阶级，就是现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过去所说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内，还是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中，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新中国开国之初，并没有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斩尽杀绝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即使着仅仅是个说法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燹、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至于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问题，则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不能预料的。有些问题，比如“文革”这样的动乱，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能预料，那么，我们怎么能苛责民族企业界的精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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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6 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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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广告]: 多年的“阶级仇恨”教育
(4)
对于早年间的工商业者，不能一概而论，因资产有大有小，出身也有很大不同。从民国以后，这个阶层渐渐壮大，1927年蒋公定鼎南京后，有个“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尽管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仍是蔚为大观，直接影响了时代的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
由于多年的“阶级仇恨”教育，与改革开放后部分先富者“为富不仁”的劣迹，现在的一般人，无论老少，多认为旧社会资本家挣的都是昧心钱，腐化堕落，无恶不作。在1949年以前的工商业者中，确有一小部分人的作为令人不齿，但那多半是做投机生意的，依附权贵，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花天酒地。茅盾先生的《子夜》，剔除其中一些意识形态偏见，大多还是有所本的。
而真正做实业的一大批人，则另有胸怀。他们精明、勤俭、深明民族大义，是时代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的来源，一是来自底层，苦干而出头。一是来自知识界，期冀从商以实现人生报负。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实干派。那时候与现在不同，那时的“高干子弟”没有多少下海经商的。无论满清遗少，还是北洋官宦子弟，都差不多，在老北京捧捧坤角儿、偷卖家当、吃喝嫖赌……败光了家底拉倒。认真去从商的，不多。
当其时，尤其是由知识分子而从商的，包括“海归派”，有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富国强民为任，走的是实业救国路线。可惜，这批资产阶级实业派精英生不逢时，发展羽毛未丰，就遭逢外敌入侵，国家军队不能守土，家业千里流亡，多半损失惨重。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偏又是个“一世而亡”的混帐政权。中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在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实际处于“孤儿”状态，与当时政权的“共生”联系很单薄。据说“四大家族”中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只是党务巨头，没有什么钱。那么有钱的，就剩下“蒋、宋、孔”三家，全是联姻，逃窜之前还不忘搜刮黄金。以一家之利，拉上整个国家垫背，无廉无耻，莫此为甚。无怪国共交锋时，蒋阵营下层流行的一句话是“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来很早，有先发之势，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共和执政，但不幸政权先丧北洋之手，后遭蒋氏胡来，错失了实业强国的大好时机。民初以后生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先是在战争夹缝里生存，后又莫名其妙地消亡，并长久背上了耻辱的名誉。其后代，更是无辜地历尽艰难与屈辱，怀着终身挥之不去的伤感。
至于我先祖在1949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我不敢多言。因我是出生于“红旗下”的，又未见过先祖本人，所以不敢造次。我家里曾有几大本相册，里面有一些老照片，可传达出一些信息。先辈虽富甲一方，但那是股份公司资产，不是个人帐户存款，两个概念大不相同。先祖为人淡泊，鄙视享受，基本可以说是布衣蔬食。从照片上看，办公室、会议室的格调，与八十年代前我们的乡政府差不多，奢华用品一概没有。先祖是卧薪尝胆，借钱创业，一手一脚干出来的，所以也严格约束子女不得奢华糜费。
但这并不等于他是个“土老帽”。他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思考，对公司管理理念的归纳，在现代中国可说是“前无古人”，至今仍不过时。他的公司经营所涉行业之广，至今中国没有一家民营公司可及。
唯一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奢华之物，是公司配给的一两黑色轿车，究竟是“雪铁龙”，还是“福特”，因看照片时我年纪还小，故不甚了了。就是那种有很宽的车轮档板，车后面背个轮胎的老爷车。
先祖忧国忧民，笃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所有子女，都嘱一定要学理工科，以期用科学技能报效祖国。
由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对“资本家”的丑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可能我们有人至今还是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敲骨吸髓的黑心狼。当然，这样的老板在旧社会固然是有，但并不能代表全体工商业者。那时，先祖十分关注下属特别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1949年后，因战乱日久，国家政权变更，融资体系青黄不接，市场疲惫，公司业务萎缩到最低谷，眼看要发不出工资来。先祖曾为此忧心如焚。哪里会像文学人物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劳动者呢？只须想想，只要是个有抱负的企业家，就会注意爱护员工，留住人才，哪个能把自己的员工当敌人？就连老北京店铺掌柜的，都知道要厚待有一技之长的伙计，更何况现代的企业家？“杀鸡取卵”、死命剋扣员工的小老板，我近年来倒是屡屡见过，不过一些庸人而已，活活是巴尔扎克笔下的笑料。也许是工商传统中断得太久了，所以，现在的有些人都不大懂得做买卖的基本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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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6 1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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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广告]: 资本家怎能不爱国
(6)
在我们中国，有些事情，古代怎么样，现代还是怎么样，是有迹可循的。有些新派学者，老觉得中国古代的招数不好使了，搬些欧美的兵器来，在实际上一用，没有一个不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年轻时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曾看过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两部空想社会主义的煌煌经典。欧洲的绅士们确实是可爱，想得可是美，摩尔幻想，在将来的“理想国”里，城乡没有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达到和谐，一到假日里，城里人就悠哉游哉，结队下乡去帮助农民干活，一路有言笑。这简直是贵族的郊游图了。可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凡“缩小三大差别”的各类举措，如知青下乡、五七干校、城镇工人回乡务农等等、无不搞到怨声载道，苦不堪言。那些欧洲人，你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吗？对“商”这个阶层，我国儒家社会历来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据说古代商人的儿子不得参加科举，穿戴制式也有限制。所以富固然是富，社会地位还是卑微。这些举措，是有些过分，但是适当“抑制”是对的，你不抑制。商人就要抓狂，给你搞出乱子来。你让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他可以就做得很优秀。
在1950年，资本家阶级就是处于被适度抑制状态，他们从总体上来说，很驯服。知道世道已经变了，能让做生意，就已很不错了，时代在前进，他们身上有“原罪”，必须要表现好好的。从这时起，资本家阶层，都多少有了一些“赎罪”意识。这一年，他们的社团与政党积极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学习宣传国家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参加土改。这都是当年几项最时尚的活动，资本家不甘人后，有的还做得比较超前。就拿投入抗美援朝来说，现在大家只知道豫剧名伶常香玉捐飞机，殊不知，当年的中国资本家为国不知捐了多少飞机、大炮、坦克与高射炮，现在的媒体却一概不提了。历史就是这么可悲，“资本家还能爱国吗”成了永久的思维定势。
以当年的天津工商界为例，1950年11月。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提出捐献“仁立号”飞机1架，同时提出捐献6个月超产部分产品15%的利润，一语惊人，商界哗然。紧接着，李烛尘代表永利、久大捐献“永利号”飞机1架；孙冰如代表寿丰面粉公司捐献飞机1架；毕鸣岐等人的进出口公司捐献飞机5架。董少臣的五金同业公会捐献飞机2架……。青年企业家刘绳武结婚不久，即将结婚戒指捐献，其他如杨天受、陈锡三、宗德淳、王云鹏、齐业五等也都踊跃捐献，掀起工商界爱国的首个浪潮。后天津工商界普遍开展捐献活动，共收到捐款人民币(包括利息)227，692，520元，全部转交抗美援朝天津分会；另有民建会员所在企业或同业公会捐献飞机16架、大炮2门、高射炮2门及现金2，924，650，000元(以上均为旧人民币)。为支援志愿军，天津工商界还开展劳军运动，赠送大量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到前线慰劳将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慰问品占天津全市慰问品的一半。说资本家不爱国吗？看这情形又说不通。我看，起码他们还有爱国的一面吧。
如果历史都照50年这样下来，中国的资本家，后来可就洪福齐天了，国家和老百姓也都幸甚，不至于到70年代末买手表、自行车、肥皂、火柴还要凭票券。电视机、冰箱在中国大概早也就普及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我们国家那时候要建独立的工业体系，美中交了手，美国绝不可能帮助我们，我们只能死死靠住苏联，以计划经济立国，以求迅速强大。这一来，委屈了的，首先是农民，然后就论到资本家。个中原因，意识形态根本不是主要的，决定命运的，是经济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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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一九五一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天，学校通知处以上的干部到怀仁堂去听周总理的报告。中途休息时，我趁机到主席台上去见了周总理。他很高兴，问我在学院工作得怎样？我说很好，我很想见邓大姐，他说要我打电话与邓大姐约定。本想多谈谈，但因马上要继续作报告，他说：另约时间再谈。
回校后，学校又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动员会后，院党委和学生会来人找我谈话，要我谈经济问题，我不惊不诧，有啥说啥。我想，我参加革命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从来经手财务，都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没有占过公家便宜，心中坦荡，光明磊落。至于有没有浪费和官僚主义，欢迎大家揭发，但我自己心中有杆秤，认为不是特别严重的。因此，显得神态自然。谁知有的领导不以为然，说我“大而化之，态度不端正”。甚至说我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我“坦白交待问题”，而且有人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贪污分子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选”，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划入了“重点怀疑对象”。我说：“怪了，我革命几十年，还会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吗？”但有些人认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按照这个逻辑，认为我既管钱管物，没有不贪污的，从而对我说的话很不满意，认为我是抗拒检查，想蒙混过关。于是，天天对我批斗。
元宵节那天，两个学生突然跑来喊我，说：“走，带铺盖卷。”，他们把我带到中华大学旧址的一个教室里禁闭起来，每天派几个人轮流看着我，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想“身正不怕影子斜”，党历来讲实事求是，迟早会弄清楚的，因此，我不在乎暂时委屈。接着，又开小组会，要我写交代材料。我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没有贪污，怎能乱写？于是我便写自己的认识和经历。他们看后，说我态度不好，要我写“贪污罪行和反革命行为”。这莫须有的事，我确实无法写出来。他们就一会儿大会轰，一会儿小会逼，势头越来越厉害，今天弄到这儿批，明天又弄到那儿斗。走路时，他们还用帽子把我的眼睛遮起来，不准我看路、看人。有时深更半夜抓我起来斗，几十来人参加，拍桌子，打板凳，凶神恶煞的。有时我疲倦极了，实在支撑不住，打起瞌睡来，就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由于他们拿不出我的任何“罪行材料”，运用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对我也逼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竟把我的牙刷、牙膏、肥皂都没收了，只给我留下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想从生活上折磨我，进一步逼我“认罪投降”。
在这次运动中，杨梦游、史尔工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三月十八日，我们被弄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大会。我见会场坐得满满的，各个高等院校的“重点对象”大概都到了。严重的则被拉到台上交待问题，我没被拉上去，算是宽待了。会上，宣布了某某交待了贪污问题，某某交待了受贿罪行。其中也提到我们学院的孔科长交待了贪污问题，杨梦游因拒不交待，问题严重，当场被捕了。这次大会，号召有问题的人要赶快交待。
对杨梦游的处理，出我意外。我知道他做过农业银行总经理，家资富裕。在我所接触中，他办事谨慎，从未发现他在经济上有什么含糊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曾向他借10元钱，他清根清底地询问，不肯借出，似乎生怕情况不明，手续不清。这种人会与下属勾结起来贪污吗？但他的下属斗他时说：“杨梦游，你不交待是不行的。我们都交待了，你的秘密保不住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困惑，不知该相信谁的话。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被逼得无可奈何。我曾产生一个怪念头，后悔我没去贪污，要是果真贪污了什么，就好交待过关了。不过，又一转念，既然管这么多钱和物，又与工商业人士打交道，别人怎么不怀疑？古今中外受委屈的人有的是，我受点委屈算得什么！
有天夜里，星月无光，黑沉沉的，远处传来批斗别人的吼声。我被带到院党委书记的客厅里，领导黑着脸要我写交待材料，否则不让我睡觉。看这架势，非要把我斗倒不可了。我想，再顶下去，身体会拖垮的。于是，我只得瞎编材料，说我去租房子的那家房东没有现金给我，给了一些盘尼西林之类的贵重药品。管菜园的弟弟，给了我300万元，等等。领导看了这材料，问我：“能不能对质？”我想，这本是瞎编的，对质怎么对得上？便说：“不能。”领导听了很生气，一推桌子说：“算了，算了，我们陪你熬更守夜，你竟跟我们开玩笑，写假交待，这样顽抗下去没有好下场。”
此后对我管制更严，把我关押起来。我一打瞌睡，他们便吼叫；我要洗脸，也不给水；要刷牙，没有牙刷；要上厕所，有人守着，还不让洗手。我手上积的污垢，好久才洗掉。那时我才知道叫化子为什么身上那么黑！当然，这些折磨人的手段，是某些作风不纯的人干的，并不代表党的政策。这一点，我心中有数。
六月份，我被押到原辅仁大学旧址的一间屋子里。大概见我囚首垢面，有碍观瞻。去的前一天，他们叫人给我理了发，我穿了件干部服。进小屋后，见里面地下冒水，进出得在水里趟。有两张床，早有个妇女住在那里。她不知我与她同样是“重点对象”，误认为我是什么干部，见我进屋赶快站起来，对我说：“我有三个孩子在家里呀！我还要关好久？”我虽同情她，但既不了解她的案情，也无力解答她的问题，“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自身难保呢。后来才知道，她是师范学院的出纳员，因为有次去吃早餐，碰到为学校修理家具的老板，硬要请她吃了油饼，这件小事恰巧被别人看见，这人便怀疑她与老板有经济问题，在运动中要她交待。她被逼急了，便说贪污了一亿多元，其实师范学院修理家具总共才用了300多万元，凭常识，也可判断这是假交待。
住在这儿的共有十几个人，还有邮电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受审查的，编成一个小组。在接触中，我才知道同屋住的妇女叫马曼庆，我逐渐发现她是个老实人，因为出纳是管钱的，她也就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又过一段时间，估计是上级发现运动有些扩大化，有不实事求是的作法，进行了干预和纠正，这样，对我们的管制便松了些，待遇也有所改善。我们在一起时，也可以互相聊上几句。
一个多月后，又在这里开办了个“忠诚老实交待问题”的学习班。审查结果，证明我没有什么“罪行”，才获得自由，可以上街。
当我回学院去领每月30元的生活费时，发现关节很痛，上下楼很困难，坐也坐不下去。我坐三轮车去医院，下不了车，是三轮车工人扶我进医院的。医生照片、查血后，问我：“能不能住院？”我点点头。医院用担架抬我进病房。我才知道，在被关押在什刹海辅仁大学期间，因住在积水的房间里，成天在水里趟来趟去，门又不遮风，造成风湿性关节炎。我从七、八月份入医院，住到过年时才回家养息。又过了半年，才能迈步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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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
(12)
我非常感谢这位郭老先生为后来者提供的这一则短文，由于近来我大量地研究了关于“三反”、“五反”的资料，对那一段旋起旋落的风云岁月，多少有了一点认识。我发觉，这则文章几乎包含了当年运动过程中所有的信息。由于郭老先生并不是“运动”的挨整对象，不可能夹杂太多的恩怨在里面，因此我格外重视他的述说。
在那时以及后来的各次“运动”中，以“高度信任”作为激励手段，以“敌情”、“反击”、“革命任务”来激发人的使命感、庄严感，在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和单一的善恶标准下，没有阅历的年轻人怎么能不变“狠”？怎么能不把“运动对象”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通通践踏在脚下。这样的“极端化”斗争方式，实际上是抽去了“运动对象”关于人的一切内涵，把“对象”视为概念化了的敌人。在运动中，“对象”身上凡属于人的需求、人的痛苦、人的愿望都完全被抹杀了。所有的人，正反两边，都要服从运动的目标要求，即“把敌人打退，把敌人打跨，把敌人消灭”。因此，“对象”的冤屈与痛苦，并不能唤起强势者的同情。
可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战争场合，我们对待真正的战俘，却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实行人道主义。在战场上，“敌对势力”与敌方具体的人，是被我们截然分开的。只要放下武器，表示投降，敌人中的组成分子就不再是敌人，而是一个在人格上需要尊重的人。改造日本战犯是如此，优待朝鲜战场美军战俘是如此，对待中印度边境战争中的印度战俘也是如此。我在小学时，曾经看过关于优待印度战俘的纪录片。战俘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快与感激，那种自由和轻松，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可是，从“三反”、“五反”起，后来几乎所有的“运动”，都针对的是曾在理论上被界定为“自己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运动”会造成受害者长久的心理创伤、为什么挨整对象会感到巨大的、无法化解的冤抑之根本原因。郭老先生还是比较客观的，他没有隐瞒真实，关于自杀、关于人人自危，他都有所涉及。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下面让我们继续来看，当年“三反”、“五反”运动比较激烈的上海市，情况又是如何。我这里要引用的，是一位名叫高天民的人所写的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商人是怎样被消灭的——“三反五反”纪实 》。该人是彼时上海一个汽车材料店的小商人，在运动中因”坦白”得好而被树为典型。他的这篇回忆文章，虽是时隔多年后所写，但仍有不能释怀之处，因此他的叙述立场我不能完全认同。但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所提供的很多细节耐人寻味。尤其令我感叹的，是文中提到了当年进城干部们的朴素作风。我觉得，他一个在那时挨过整的人，不会凭空去虚构进城干部头顶的光环，所述当是真实。我只是想，为何这样一批淳朴可敬的人，会染上后来那种蛮横粗暴的工作方式？虽然这篇文章比较长，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因为里面的很多细节，其实是可以与以上两篇引文互为印证的。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略去了原文中与“三反”、“五反”无关的三个段落。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 ，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著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著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 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 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
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 ，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联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脚困地板 ，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 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
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 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 、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 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著；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 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
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
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
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著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 ，然后去电联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 ，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
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 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 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
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著，以防我们自杀。
这种晴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 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 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 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去了。
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 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 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 ，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第四 、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 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 我们常州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 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 ，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们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 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 ，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 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
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多，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 ？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 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 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 ；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认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 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 大家可以活著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 ，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
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著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 ，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 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 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 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著我们这些人“ 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 。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 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
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
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 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 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著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
“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 口物资，尤其是美国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 “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呆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 ，债多不愁，听便罢！
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 ，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著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 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
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著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 ”。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 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道地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 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请使用文明用语】！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 ，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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