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审判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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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里R…|石国雄、… 文章来源：旗帜网
审判斯大林(代结束语)
摘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作者：[俄罗斯]尤里•叶梅利亚诺夫，译者：石国雄 袁玉德。
据阿利卢耶娃说,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第一个离开别墅。“当一切都已终结,他第一个串到走廊里,在大家都默默地站在床边的寂静的大厅里可以听到他那不掩饰的大嗓门:‘赫鲁斯塔廖夫!汽车!’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反应则不同。”她回忆道。“那些日子里许多人流下了真诚的眼泪。我看见那里K.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Н.А.布尔加宁、Н.С.赫鲁晓夫都泪流满面。不用说,除了把他们与父亲联结起来的共同事业,他那天性的魅力太大了,它吸引着人们,使他们着迷,无法抗拒它。许多人——那些现在佯装从未体验过这点的人也好,那些没有佯装的人也好——都体验到并知道这一点。”即使斯大林对其中有些人来说是潜在的危险,他们也跟他和他的时代联系得太紧密了,以致获悉他和他的时代终结后,也会体验到强烈的震撼。
后来,如阿利卢耶娃写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来告别。就在这里有真挚的感情、真挚的悲伤。厨师、司机、警卫中的调度员、食堂服务员、花匠——全都悄悄地走进来,默默地走近床边,全都哭泣着。像孩子般地用手、衣袖、手帕擦着眼泪。许多人号啕大哭,护士自己哭着,给他们缬草酊……瓦连京娜•瓦西里耶夫娜•伊斯托米娜——大家叫她瓦连奇卡——在别墅里父亲身边工作了十八年的女管家来告别了。她啪的一声跑到沙发旁,头倒在死者胸前,像在农村里那样放声大哭起来。好长时间她都未能止住,谁也没有阻拦她。所有在父亲身边服务的人都爱戴他。他在日常生活中不耍脾气,相反,他很简朴、平实,对服务人员和蔼可亲,如果申斥人,也只是申斥‘当长的’——警卫中的将军、管理部门的将军。服务人员不可能抱怨他刚愎自用和冷酷无情,相反常常来请求他帮助做什么事,从来也不会遭到拒绝。而瓦连奇卡像他们大家一样,了解他和认识他比住得远和与他疏远的我要多得多……和所有的服务人员一样,直至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她都深信,世界上没有比我父亲更好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使他们放弃这种看法。”那个时候大部分苏联人都表达了这样的感情。
3月6日早晨无线电广播中响起了哀乐,它不时地被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告全体党员、苏联全体劳动人民书》所打断,通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患病并去世震惊了全世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怀着无限悲痛哀悼我们最尊敬和最亲密的导师、最诚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的逝世。”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给苏联政府的新首脑:“在和平和战争时期斯大林为人民服务给他带来了独一无二的荣耀,他的去世从当代世界夺走了一位极有才干和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俄罗斯和全世界的历史将带有他的努力和成就的印迹。请向失去亲人的家庭和人民(他以高超的艺术带领他们经过风暴和紧张时期)转达我的慰问以及我的政府同事们的慰问。”当时不在职的戴高乐将军因斯大林去世而发来的唁电,其中写道:“斯大林的名字将永远与苏联人民、法国人民和盟国人民共同进行的、直至胜利的伟大斗争的记忆联系在一起。”
来自国外的类似的哀悼有不少,但是我国承受了斯大林去世带来的最沉重的悲恸。在全部千年的历史中我国未必见证过因国家领导人去世而表现出如此群众性的真正的痛苦。而俄国的历史却知道不少相反的例子:最高统治者的死或者被推翻引起了普天的欢呼。如果一个半世纪前,即1801年3月俄国的居民不管认识不认识,彼此相告沙皇的死讯,如果1917年3月因为推翻了专制君主而举国欢庆,那么1953年3月泱泱大国中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不掩饰自己的泪水和满腔的深深的痛苦。
在苏联国内斯大林去世引起的悲痛是巨大的,真诚的,而且难以抑制地表现出来。在街上和地铁车厢里,在机关里,在工厂和学校里男女老少都潸然泪下。斯大林的遗体则放到联盟之家的圆柱大厅里,许多人就急着奔往那里。对安全和维护莫斯科的秩序负责的当局表现得不知所措,无法组织人们与斯大林告别。向圆柱大厅移动的长队没有组织和秩序,开始出现拥挤,造成了伤亡。当局明显无力胜任保证首都秩序的任务。
比起组织苏联人向斯大林告别来,似乎此时新的领导更多操心的是划分职位。3月6日晚上就宣布了对苏联高层领导岗位的新的任命。几乎所有在第十九次党代大会后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班子的“新手”(除了М.З.萨布罗夫和М.Г.别尔乌辛外)都被排除了。这确切地证明了,在斯大林生前最后的日子里和人民向领袖告别的最初时刻,是什么使苏联领导层中的“宿将”们最感不安的。十九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成员中也除去了“新手”:П.К.波诺马连科,Н.Г.伊格纳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但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同盟者伊格纳季耶夫被选入了书记处。
马林科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但是不久他就被免去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很明显,与斯大林的全权相比,他的权力将比较有限。赫鲁晓夫成了书记处事实上的领导者,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上他被选上担任新的职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贝利亚虽然成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内务部和安全部合并),他却没有得到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同等的地位,他大概是苏共中央新主席团里最主动和活跃的活动家。
贝利亚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倡议(特别是关于大赦的倡议,观众从电影《53年的寒夏》中了解了此事)的同时,越来越常作出旨在重新评价已故的斯大林的提议。后来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上原政治局委员А.А.安德烈耶夫指出:“在关于‘医生案’,‘格鲁吉亚案’等案的主席团记录中出现贝利亚签过名的败坏斯大林同志名誉的材料。”在那次全会的发言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И.Т.捷沃相指出,因贝利亚坚持而分发的有关“医生案”和“格鲁吉亚干部案”的内务部报告“证实”,“毒打被捕人的行为是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指示下发生的”。
当然,假如内务部长的职务是由过去从未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从未同意他看法的人担任,他不因斯大林的去世而与全民共悲伤,而是斯大林凶恶的敌人,那么,在得到类似的斯大林指示的消息后,可能会不等检查这一信息是否可靠就急于公布于众。但是损害斯大林名誉的信息是由斯大林三十年的忠实的战友,十五年的苏联高层领导成员这样的人传播的。
然而在青年时代读过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的斯大林,大概未必会对自己部长的蜕变感到惊讶。还在19世纪初这位英国作家就写道:“誓言、爱情、诺言、承认、感谢——过些时候读这一切是多么滑稽可笑。在名利场上应该出版一部法律,规定过相当短的一定期限后消灭任何书面文件(除了商人的付账单)……名利场上最好的墨水将是在两三天内完全退色、留下一张纯净白纸的墨水。”
写指责斯大林的报告的人是在外高加索安全部门开始自己的仕途的。他1938—1945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后来,在1959年前是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因此他对护法机关的工作有着相当完整的概念,因为那里保留了全世界警察工作长期流传下来的许多传统,其中包括对受侦讯人采用的残酷方法。1953年下半年在四十卷《贝利亚案》中收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和贝利亚本人在他担任该机构领导时破坏法制的许多例证。苏联护法机关史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写道:“对贝利亚的诉讼又一次证实,1939—1940年是根据贝利亚的指示继续殴打被捕者的。他本人也拷打他们。据马穆罗夫供称,在贝利亚的接待室书桌里保存着橡皮棍和其他打人的工具。”
对贝利亚来说威吓拷打和折磨是习以为常的事,甚至在他还未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和部长时就是他经常采用的方法,不仅用来对付被囚禁的人,而且对自由的人也是这样。苏联石油工业部部长巴伊巴科夫在1953年7月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因为共同工作我了解贝利亚有十年多,却不记得有哪次打电话或个人会见时的谈话是平心静气的。通常他喜欢用些有伤风化的词语,用这些话来侮辱人,例如‘我打断你的腿’,‘我打断你的肋骨’,‘我要你坐牢’,‘你要去集中营’等等。”同样大家都知晓,这些威吓并不只是空话,有时就以逮捕和关进集中营、拷问和痛打那些使他发怒的人而告终。顺便说一句,惩罚机关原工作人员的这种行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和当代的实践中还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同样经常可以见到的例子是,在说明“打断骨头”的手段时,各个时代和民族的护法机关的专业工作人员的理由是,他们只是执行上面的残酷指令。
贝利亚突然变成积极揭露斯大林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力求把自己伪装成数十万囚犯的解放者、人道和法制的维护者,以此获取声誉,而且也因为他显然没有能力像斯大林活着时那样来管理,用领袖的名字就足以让人们准备去完成可能和不可能的事。贝利亚比别人更快地意识到这种变化和“像过去那样”管理的不可能,用他儿子的话说,他打算大力拆除苏维埃的管理体制。因此某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贝利亚是戈尔巴乔夫的先驱。在贝利亚想出来的“改革”过程中,破坏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体制不可避免地要求给在人民中形成的对斯大林的概念以打击。
贝利亚的坠落制止了他试图对斯大林进行死后的审判,但是它在过了三年后由赫鲁晓夫继续了。实质上,1956年2月党的二十大的闭幕会议变成了“斯大林案”的审判会,会上原告和法官都是赫鲁晓夫,而被告则被剥夺了辩护的权利。和贝利亚一样,赫鲁晓夫奉行的是不讲出有关斯大林的全部实情,而是力求巩固自己并不稳固的地位。攻击死者使赫鲁晓夫不仅为自己在斯大林时代做过的不体面的事开脱,主要则是使人们相信,他现在的失误与“斯大林的罪行”相比算不了什么。随后,对斯大林的攻击使赫鲁晓夫有可能在自己的竞争对手中找出“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并把他们剔除出政权。
同时二十大闭幕会议上报告的主题是不允许对“党的功勋活动家”采取严厉的措施。提及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作为主要论据,借助于此赫鲁晓夫宣告1930—1950年受迫害的这个或那个活动家无罪。在谴责过去的残酷迫害后(把罪责加到斯大林身上,他则除外),赫鲁晓夫实质上向党的“将军团”提议,对当权者不采取严厉惩罚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找不到一个词谴责国内战争或集体化时期的“红色恐怖”。)实际上这不是意味着别的:事实上从二十大起开始实行对党的高层人士不惩罚的原则。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在高层梯队中得到几年的支持。
每当赫鲁晓夫遇到反抗他的政策的情况时,就要对斯大林提出新的指控。于是他“发现”自己的反对者的立场与被他谴责的斯大林的活动有相似之处。他用令人害怕的“斯大林主义”来吓唬党的领导人,要他们相信,万一他失去政权,他的敌人一定会发动流血的恐怖来反对党的领导。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言行有着纯粹玩弄权术的性质,这不能不注定在叙述过去的事实和评价斯大林本人方面会有歪曲。在竭力把一切错误和失算,悲剧和罪行都归咎于斯大林的同时,赫鲁晓夫制造了一个片面的形象:躁狂的暴君,没有远见,不学无术,好报复,好嫉妒,病态地多疑,经常处心积虑地寻找臆造的敌人和渴望得到普遍的赞扬。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整个活动说成是一连串的错误和罪行。斯大林所有的好的方面被忘却了,他的形象是在赫鲁晓夫喜欢制作的很不真实的小童话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赫鲁晓夫在说明30年代被迫害的牺牲者时,维持已形成的传统,把其他党的领导人描绘成为崇高的理想服务的英明的无可指责的勇士。此外,在解释那些年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时,赫鲁晓夫作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说人民是“无辜的”,回避了千百万普通人对国内战争、剥夺富农、1930—1950年的迫害中的残酷行为和造成牺牲的责任。
但是许多人为赫鲁晓夫“化力气”进行反斯大林运动作辩解,说这个运动是为受迫害的牺牲者恢复名誉。这样说忽视了一个情况:因政治罪而被判刑的相当一部分人(除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一些州,还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里的反苏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大之前就根据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提议而释放和恢复了名誉。显然,释放许多政治犯和恢复的名誉的事早已酝酿成熟并符合一直执行的“停止”1930年末—1950年初的政治迫害的精神的,这一点瓦季姆•科热诺夫在自己最近出的一些书中也提到了。同时,赫鲁晓夫给自己戴上“解放者”的桂冠,估计能得到苏联统治层的政治上有影响的代表们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这些迫害中的主要受害者,还有他们的孩子、亲属和朋友。
在一定程度上这重复了1917年的历史,当时怀恨在心和充满对使他们受苦的那些人的报复心的政治犯从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地回来(据上面所引的皮季里姆•索罗金的证据)。叶若夫时代和随后岁月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造成的后果就如一颗“缓慢作用”的地雷埋放在斯大林体制下面,现在爆炸了。许多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和被平反者的亲属要求报仇。不仅仅针对造成他们不幸的直接罪人——诬告者、令人发指地破坏审问准则的侦讯员、确认无根据判决的法官、提供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的监狱长,而且还针对容许目无法制现象的制度,还针对——首先是——这个制度的领导人斯大林。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与上层统治的代表者有亲戚和朋友关系,因此他们的呼声比起国内战争年代受害者的声音,能更快地被上面听到。他们对经历的回忆比起在强行的集体化和饥饿年代中受害的农民的叙述要让人同情得多。他们有可能发表自己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形成了逝去的时代的形象并对人们的思想倾向产生影响。
赫鲁晓夫忘记了他“揭露过”成千上万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让他们受拷打和折磨,把自己装扮成是战胜恶的公正法官,在斯大林死后对斯大林作了一个又一个判决,更改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推倒纪念碑,把他遗体搬出陵墓。虽然前托洛茨基分子赫鲁晓夫早就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执行了1938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提出的非斯大林化纲领。
赫鲁晓夫作为在其领导下开始“解冻”的自由主义者的名声加强了他在组织分子中的声誉。与此同时,那个时候许多时髦的诗人写的诗歌至今常常成为“解冻”的例子,这些诗歌刊登在许多杂志上,而诗人们同时却无根据地断言:过去不可能发表这些诗歌。但是大家知道,赫鲁晓夫用比斯大林粗暴得多的方式不止一次公开地批评那些其创作令他不快的诗人、作家、画家和电影工作者。同时文化活动家们看到,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对所批评的事物不能用深刻的知识来说明,更不能对创作问题给予深思熟虑的建议。不称赫鲁晓夫心的作品受到禁止。正是赫鲁晓夫当政时因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开展过喧嚣一时的迫害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
虽然40年代联共(布)中央作出的有关思想意识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受到谴责和取消,实际上第一书记是支持当年站在轰动一时的运动的浪尖的许多人的。例如,赫鲁晓夫继续积极支持Т.Д.季森科及其追随者。
赫鲁晓夫在恢复集体领导原则的口号下进行反对斯大林的运动,指责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原则。实际上赫鲁晓夫以最令人愤怒的方式破坏了集体讨论和作出决议的原则。不论哪一个苏联领导人都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好把自己的想法粗暴地强加于别人。赫鲁晓夫动辄用指责“斯大林主义”来恐吓自己的同事,消灭一点一滴独立思考、勇敢大胆、积极主动的精神,也正是斯大林竭力鼓励的一切。结果赫鲁晓夫周围是一群谨小慎微,没有原则的人,他们顺从地向第一书记让步,甚至当他作出明明是荒谬的提议时也是这样。不管辽阔国土上各地的气候特点推广播种玉米,不问自然条件和建筑的民族特点到处建设同一样式的五层楼房——这些决定是赫鲁晓夫不受监督的独断专行的后果。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根据赫鲁晓夫倡议把党的权力机关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则给管理体制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军人,尤其是海军对赫鲁晓夫特别有意见,因为他那考虑不周的行动削弱了国家的武装力量。赫鲁晓夫无视国家的现实可能性,把关于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冒险纲领强加给党。
无论是党内还是国内赫鲁晓夫都没有实行民主。在国内许多城市和在国外用武力镇压分歧比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要多得多,粗暴得多。宣称自己是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战士的赫鲁晓夫很快就成了人们交口称颂的对象。
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的运动中明显的虚伪与运动使国家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遭受的巨大损失结合在一起。赫鲁晓夫的报告实质上肯定了反苏宣传的所有指责都是正确的,这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出发点。许多外国共产党人不堪忍受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离开了自己的党。赫鲁晓夫的报告促使中欧许多国家的不稳定状况和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起义。二十大上也播下了中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的种子,这也成为代价昂贵的军备竞赛和中苏边境流血冲突的原因并导致了曾经是强大的中苏同盟的瓦解。
斯大林的名字在千百万苏联人心目中与最宝贵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做法之粗暴不能不伤害他们的感情。1956年3月在第比利斯就有群众自发起来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甚至过了许多年,在2001年春天的电视节目中当年这一行动的参加者这样说明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不走到广场上。大家都在那里!”这不是偶然的。残酷镇压第比利斯集会的参加者播下了不和的最初种子,后来促使格鲁吉亚脱离苏联。
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诋毁了所有的苏联领导。千百万人公正地问道:“既然看到斯大林的政策这么有害,其他苏联领导人,首先是赫鲁晓夫自己在什么地方?”赫鲁晓夫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并在二十大上给统治层所有成员赎罪的机会,同时一笔勾销了斯大林关于党必须保持与群众的联系的遗训。正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对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示威者开枪的事件。斯大林警告过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但是这种情况后来更加严重。
结果在苏共中央十月(1964年)全会上谴责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和破坏集体领导的准则。赫鲁晓夫的坠落终止了拿“斯大林主题”作投机的行为。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领导没有通过客观和慎重地研究那些年的所有情况来赶紧弄清“斯大林问题”。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个人与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领导人有联系,他们为发表朱可夫、瓦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叶廖缅科、什捷缅科和其他军事首长的回忆录创造了机会,在这些回忆录中叙述了那些军中的真实事件和斯大林的活动。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等不能说明那些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那个时代的悲剧,他们反对深入研究斯大林时代。实质上,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及其时代成为苏联历史上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个禁题。
不愿意研究苏联过去的经验和弄清斯大林时代的各个方面阻碍了当年的领导工作,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经历了赫鲁晓夫年代的震荡和对斯大林问题提出激动的声明之后要确保社会的安定。
同时理所当然的追求社会的安宁伴随着加强对领导人活动的不批判态度。遵循“不应该晃动船”的原则更加保持苏联高层地位的稳固性。赫鲁晓夫的“不受惩罚”原则又补充了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的“不更换”原则。对于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管理部门的许多领导人来说,他们身居高位是终身的。当然,如果注意研究斯大林时代及其对不论地位多高的人的极为严格的要求,那么就能较清楚地看到当前生活中对破坏纪律,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的不批判态度的许多例子,这一切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的管理体制。因此最好不要去看苏联历史的这些篇章。
然而西方却愿意研究斯大林这个课题。在美国,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的“苏联学”中心早就明白,这个课题为西方对我国进行心理战方面的政治破坏提供了多么多的机会。
美国知名的苏联学家斯蒂文•科恩在评价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争论的意义时写道:“斯大林问题……与整个苏联的甚至俄罗斯的历史有关系,它深入现代政治问题并使其尖锐化……斯大林问题既吓倒了社会高层也吓倒了社会底层,在领导人中播下纷争,影响他们作出政治决定,在家庭中、朋友间、社会聚会上引起激烈争论。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从哲学辩论到发生拳斗。”在这样的评价影响下美国的对外政治战略家会把斯大林的历史看做是进行“冷战”决战的苏维埃战场。
上世纪70年代,西方,首先是美国写了许多有关斯大林及其时代的研究著作。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努力遵照专业客观性的原则,但是他们在这些著作中要解决的“冷战”的政治任务决定了他们阐明斯大林形象及其活动的片面性。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被描绘成是像纳粹一样荒谬可怕的极权主义制度的领导人。“斯大林画像”的作者们相应地竭力利用斯大林的政敌——从托洛茨基到赫鲁晓夫,还有1930—1950年受迫害的牺牲者及其子女的所有诋毁诬蔑的材料。根据“冷战”的需要剪辑而成的斯大林的形象通过无线电宣传和其他渠道被积极地用来灌输到苏联人的意识里。
戈尔巴乔夫借助于公开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以清除因循守旧和贪污受贿现象,它似乎应该为国家除去过去时代的弊病。因为当时生活中的许多弊病似乎是斯大林行为的后果,因此纯洁社会的手段之一便是为克服斯大林的遗毒而斗争。从赫鲁晓夫下台起中断了的对斯大林的审判以新的力量恢复起来,这一次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要大得多。1987—1991年国内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一家杂志,没有一个电视频道看不到指责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材料的。死去的大元帅被揭发成恶贯满盈!一切可能有的事情,还有托洛茨基、赫鲁晓夫讲的小故事都被用来对斯大林作漫画式的描绘,那些年的作者忙于创作斯大林的“内心独白”,它应使读者彻底相信死者的缺点。在这方面特别卖力的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А.雷巴科夫和Д.沃尔科戈诺夫将军。
在“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口号下进行的戈尔巴乔夫的运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原因是“安泰—党”违背了斯大林的警告,脱离了人民,而当它变虚弱时,就不用赫拉克勒斯来扼杀它了。毫不奇怪,党的许多高层的代表不久前揭露斯大林忘记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后来却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的知名活动家。在审判斯大林的同时,当权者“不受惩罚”的原则转变成终身保留他们的地位,接着是继承这种地位的合法化。在许多苏共领导人积极参加恢复资本主义秩序,完成了苏联的分裂,促进了巩固西方的阵地以后,1936—1938年诉讼案中提出的指控(当时控告党的知名活动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准备分裂苏联,向国际帝国主义让步)现在不会让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了。
审判斯大林在“改革时期”比在赫鲁晓夫时期给斯大林的遗产带来更大的打击。改革年代消灭了整个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它是我国人民战争年代英勇斗争的结果创建的,保证了我国四十五年的安全。戈尔巴乔夫时期反斯大林运动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中欧和东西欧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华沙条约》的瓦解,波罗的海共和国里民族主义力量的执政。
认为斯大林遗产是缺陷,不能不导致抹杀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价值。虽然1991年3月17日有四分之三的公民投票主张保留联盟,过了九个月群众的意见被忽略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在别洛韦日森林自然保护区被破坏了。
诋毁斯大林的活动合乎逻辑地导致抹杀斯大林五年计划年代所创造的一切价值,伴随着“必须清除斯大林遗产”的号叫,国家相当部分经济和国防的力量瘫痪了。对斯大林的事业抹黑不能不导致斯大林时代创建的教育和文化体系、科学机构的毁灭或衰落。
“根除斯大林主义”导致污辱爱国主义和忘却我国的民族利益以迎合“新思维”。向社会意识灌输斯大林是一切不幸的渊薮产生了对自己和自己的缺点持不批判态度,产生了没有根据的自信:随着从斯大林遗产中“解放出来”,社会获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纯洁。“清除斯大林主义”产生了对不道德行为,没有原则性,虚伪、好斗的无礼行为,不内行,玩忽职守的忍耐性。虽然经常指责斯大林是怀疑狂,但在社会意识中充塞着对“新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偏执狂的恐惧。
经常培养对“新斯大林”或“斯大林主义”的恐惧早已使社会陷于瘫痪。任何大规模行动的倡议,领导方面的任何决心或勇气,任何维护起码的纪律或秩序的企图,任何旨在制止犯罪、吸毒、腐蚀少年一代的努力都一定会引起胆小的或挑拨性的大喊大叫,什么“斯大林的铁腕”或“斯大林集中营”。正因为这个原因,能使国家摆脱危机的人们无法走近国家领导,而占据他们位子的是些政治上的庸人、胆小的变色龙——反复无常的人,不然就是斯大林始终蔑视的道德上蜕化的人。如果В.В.舒利金把“白色事业”的覆没解释为“白的”让给了“灰色的”和“灰暗的”,那么“红色事业”遭到失败也有相似的原因:“灰色的”和“灰暗的”人在其领导中占了优势。狂热地谴责斯大林,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政治上破产和没有创造力的“灰色”和“灰暗”的人对他的嫉妒。
与这些庸人的大声嚷嚷和庸俗不堪的谰言相抵触的是20世纪知名活动家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因为他们清楚,在这个动荡的世纪管理一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三大国中的一位斯大林的同事,又是斯大林及其事业的政治思想上的一贯敌人之一,丘吉尔正是从这样的立场谴责斯大林的。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崛起的那一代政治家的代表,丘吉尔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是20世纪以及这个世纪的领袖必须具备哪些品质。1959年12月在下议院的著名演说中,丘吉尔这样描述斯大林:“他是个卓越的人物,令我们残酷的时代敬仰,他在其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丘吉尔认为:“在经受岁月艰难考验时领导俄罗斯的是位天才,是不屈不挠的统帅И.В.斯大林,这是俄罗斯极大的幸运……他创建并领导了庞大的帝国……斯大林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伟大的专制者。他接手的是用犁耕地的俄罗斯,留下的是原子武器装备的俄罗斯。不,无论我们说他什么——历史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样的人的。”
另一位政治领袖,绝不同意共产党人斯大林的政治思想观点的芬兰总统Ю.帕西基维作了相似的评价:“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对待他的政策,但是应该承认,是他把俄罗斯提高到它以前未必有的地位。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不仅得以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也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的胜利者尚未得到的和平。”
初次登上俄国政治舞台就失败的А.Ф.克伦斯基也承认斯大林领导国家的功绩。他在痛苦的经验中意识到,治理处于社会灾难旋涡中的俄罗斯意味着什么。他对斯大林的功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斯大林使俄罗斯从灰烬中振兴起来,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粉粹了希特勒,拯救了俄罗斯和人类。”
对于20世纪许多著名的领袖来说斯大林的榜样是富有教益的。戴高乐这样写他:“斯大林不仅在俄罗斯有着巨大的威望。他能使自己的敌人‘驯服’,他既不因失败而惊慌,也不因胜利而陶醉。”
丘吉尔评价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时,在自己的纪念讲话中说:“斯大林是个有非凡魄力、不屈意志,尖刻生硬,严厉刚强,毫不留情的人……英国议会培养出来的我丝毫不能跟他抗衡……斯大林非常富有幽默讽刺才能,也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写发言稿。在他的著作里总是表现出一种执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这种力量之大,使他成为所有时代和民族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人。斯大林使我们产生最伟大的印象。他对人们的影响无比强烈……他具有深谋远虑,处世不惊,富有逻辑地理解问题的睿智,是从最走投无路的境况中找到出路的无与伦比的大师。在不幸和胜利的最紧要关头他始终沉着持重,从不陷于幻想。斯大林是个异常复杂的人物。”
斯大林的功绩对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无论怎样都不用怀疑其对斯大林的事业有好感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列举他的功绩的同时,在揭示了反斯大林的指责的荒谬性以后,也不能回到他当政岁月时对他的评价上来,因为当年“斯大林颂”里只歌颂“斯大林时代的伟大”。如果在斯大林生前苏联人民看到的只是斯大林正面的肖像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拥有丰富的历史材料,使我们能看到有着全部优点和缺点、美德和瑕疵的现实的人。如果在斯大林生前苏联人民的出发点是在创建普遍平等、友爱和富裕的社会的道路上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那么现在经历了沉重的失败,有了痛苦的经验,我们能更慎重地评价我们的既有成就也有失败的国家所走过的道路。
研究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一直到近些年对斯大林个性及其时代的评价都是为政治领袖服务的,为效力于他们的大众传媒手段服务的,以便用过去来吓唬社会并在此背景上显示:触目惊心的当代的失败、国家领导人和全体人民的巨大错误,与臆造出的有一亿囚传关在集中营、一亿罪犯被处决的情况相比并不怎么可怕。类似的“可怕的东西”过去和现在都被用来阻止社会上出现抗衡腐朽与腐化的力量。但是否意味着,为了制止瓦解过程和恢复被破坏的一切就应该回到斯大林的治理方法上或要有“新斯大林”呢?首先应该意识到,“新斯大林”的出现和恢复他的治理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斯大林属于自己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会复返了。过去时代的人把他抬到权力的顶峰,承认他,尊敬他,甚至把他奉为神明,因此只能根据他那个时代的规律来评判斯大林。
在那逝去的年代,在大国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代,千百万它们的公民和所有的民族便不由自主地成为它的牺牲品。在那个时代千百万人都可能和斯大林一样会签署残酷的命令和指示。在那些年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都无法避免错误和失算,不要说错误和失算,即使是正确的决定往往也要付出大量鲜血。
我们的国家经历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革命,1917—1920年的国内战争,1929—1933年实际上的国内战争,伟大卫国战争,“冷战”的开始。治理这样的国家的方法对于当今时代早就过时了。决定了那几年领导风格的经济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很快就改变了。1917年成立的经济落后、有着文盲农民的国家已经成为过去。与它一起离去的还有那时的人们对世界的概念,他们的风尚和生活的规则,他们的成见和迷信,他们的幻想和理想。
一起成为过去的还有人民传统文化的巨大资源,它培养了斯大林五年计划时人们的劳动热情,对知识的渴求,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到20世纪末国家已成为城市文化的国家。由农民形成的无产者很快就变化了,那早先吸取人民文化遗产的战斗情绪渐渐“冷却了”。许多无产者的代表、他们的孩子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在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种职业的专家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在形成社会的观点和情绪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影响下“无产阶级政党”也变了,到80年代末工人的比例不超过8%。
十月革命后不久形成的并相当程度上保留到斯大林时代的管理方法,就是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也已经过时。因此残酷镇压渐渐地就停息了,而斯大林自己也越来越经常谴责“阿拉克切耶夫的暴虐统治制度”。想把注意力放到党的活动的深刻的理论依据上和对实践家同事们的失望证明,他意识到注意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解决当前的实际任务。他竭力要更换党的领导,去除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主要靠行政手段办事的人,用有学识的人代替他们——这证明了他想使高层的管理体制现代化。
同时很明显,斯大林没有准备实施许多迫切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与他的观念有矛盾,谁也不敢在他生前讲这种改革的必要性。他未必准备拒绝支持反对遗传学和那些年思想斗争的其他强硬观点的运动。他积极反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管理苏联经济的方法中已经迫近的变化。他多半没有准备大规模地重新审视政治犯的案件,其中包括无辜的犯人,重新审视原有的有关党史的片面和简单的观点,没有准备好面对符合时代现实的许多其他的变化。尽管他不止一次说到准备放弃他拥有的巨大权力,他还是没有离职,保留了他一旦去世就不能不受到攻击的管理体制。
但斯大林毕竟承认,他不是永恒的,按照自然规律他应该让位给在另一个时代形成的,因而具有另一种管理技能和对生活有另一种看法的人们。斯大林生前形成的管理作风在他去世后是不可能保留的,哪怕管理体制已经不再笼罩斯大林强烈的个人品质和威望的光环。贝利亚对利沃夫内务部长斯特罗卡奇(1953年夏天他拒绝给乌克兰内务部长寄资料)说的“打断骨头”,“磨成集中营的尘土”之类的话,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对他不起作用,就像对别的饱经沧桑的人一样,只是引起对苏联内务部新首长独断专行的恼怒和怨恨。同时没有疑问,在那一年年初寄材料这样的请求是被当做要求绝对和立即执行的斯大林的命令来接受的。斯大林去世后“上层已经不能按老一套来管理”,因而从1953年春天起国内开始实现的管理体制上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由历史必然性决定的。
但是国家领导为解释这样的变化的原因选择了最简单的手段,宣布“进步的改造”的障碍是斯大林。批判斯大林说明了他的专横造成了过去的悲剧性事件,而其他的国家领导人似乎心里都反对他的这种专横。这种批评没有注意与我国社会进程的性质相关的客观因素,也没有注意20世纪的特点。我国发展的历史特点也被忽略了。用斯大林的恶劣性格,好怀疑、好嫉妒、好报复来解释过去的痛苦事件的原因。结果斯大林的形象在公共住宅里庸人的概念、无聊的长舌妇的流言飞语,变成酒鬼的饶舌者的小道传闻的水平上得到了描述。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继续的对斯大林的审判不能不导致灌输这样的概念:要理解历史上的活动家和他的时代没有必要详细了解过去。不必了解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其他时代经历过的类似过程,不必了解历史时代的性质,而只要倾听撕心裂肺的叙述、日常的流言或似乎是作者偷听来的国家领导人的“内心独白”就够了。这样阐释斯大林这个人物,他的活动和他的时代不能不造成社会意识的普遍庸俗化。
尤里•博列夫编的并正确地称为“城市知识分子口头创作集锦”的《话说斯大林》是意识普遍庸俗化的令人难忘的文献。这本集子里粗俗无知的小故事是在城市,主要是首都的知识分子中创作和流传的,它们是历史、道德、人的心理的概念退化的鲜明证明。毫不奇怪,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怀着贸然的欣喜支持消灭伟大的国家,破坏它的经济、科学、文化,而后来则对这一切不幸是怎么发生的困惑不解。毫不奇怪,这些小故事的创作者和听众后来投票支持候选人,再后来却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大为吃惊,他们购买明显是诈骗公司的股票,相信广告里宣传其可靠性的花言巧语。
十分明显,后代对斯大林的评判要求仔细慎重地研究决定其活动的所有情况。为此首先应该正确地介绍他生活的严峻的时代。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进入了这样的时代呢:再也听不到凶手枪击的声音和恐怖爆炸的轰鸣声,人们不再因人的残酷或对他们命运的冷漠而毁灭。难道政府和议会作出的国家决定保障了我们人民有最大的安全和社会福利,为国家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加强道德和提高社会的精神创造了一切条件吗?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暂时满足于这样的决定:修复被破坏的一切和慢慢地从针对斯大林的歇斯底里的和无知的批评者把我们带进去的沼泽地里挣扎出来。
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使我们看到,在曾使我国受到致命一击的最绝望的危机条件下出现了一位领导人,他能提出明确的逻辑上有理的纲领,并把国家带出死胡同,把它从不可避免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研究斯大林的活动使我们看到国务活动家的榜样,他不能容忍无聊的废话、谎话、反复无常、玩忽职守,他鼓励诚实地履行公务和爱国主义的义务,深刻地了解事物,对人民幸福抱热心态度。斯大林的活动是国务活动家的榜样,他深刻理解国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仔细地研究它们,善于组织集体来讨论值得注意的问题,吸引各行优秀专家,把这些辩论变为创造性过程,最后作出经过斟酌和深思熟虑的决定。斯大林的工作作风表明,为了保持对国家领导人的话的信任,仔细监督执行每一个作出的决定有多么重要。斯大林的活动是为达到伟大的目标而顽强不息的榜样。
作为出身人民的人,人民传统财富和古老精神文化的体现者,斯大林以自己的生平和活动表明,保持接近人民,理解人民,善于用人民明白的语言说话,鼓励人民的才能,为教育和使最能干及有才干的、出身人民的人前进而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一切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同时斯大林是国务活动家的既在个人生活又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的榜样,是为实现人民的伟大而高尚的理想——建立社会平等和繁荣的社会——而完全奉献自我的榜样。
作为坚持自己政治思想观点的榜样,斯大林不怕坚决地放弃他曾经相信过的许多学说和观点,为的是转变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培养他们为自己的国家——不仅为它现在的成就,也为它过去的业绩——感到自豪。他是格鲁吉亚的儿子,却成了捍卫俄罗斯人民利益的伟大的俄罗斯的爱国者。同时,在建立苏联后和治理这个联盟时,斯大林鼓励在各民族牢固友谊的基础上为我国长久的民族间的和平创造条件。
斯大林在巩固我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地位方面也是榜样。斯大林善于使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关系个性化。为与他们的每一次会见做准备,建立需要的信任和求实的气氛,设计每次国际性的会见,从对我国的伟大地位的意识出发,为她赢得全世界的尊重,直到今天他仍是外交活动的光辉典范。
斯大林的生硬和严峻与他的灵活性、善于超越墨守成规、善于迅速放弃使国家进入死胡同的方针、善于找到符合今天实际的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法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不放弃一生自觉的生活所遵循的原则,保持忠于在他复杂的人生道路上获得的许多精神价值。
对斯大林的个性、生平和活动、他的时代的研究未必会很快结束。实质上我们只是开始做这样的深入研究。只是不久前才出现对斯大林的藏书、他的阅读范围的研究,因而我们现在只是接近揭示其精神世界。完全是不久前在档案中发现了斯大林在当政期间创作的漫画。这样又打开了他在创作上理解世界的另一面。大概,我们还面临许多新的发现,它们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人和他生活的世界。但是研究斯大林的主要条件是使他的形象摆脱粗俗的无稽之谈,那是卑鄙小人眼光狭小、无知、好斗、嫉妒的产物。
斯大林自己预见到在对他个性的评价上不可避免地会有急剧地转折。有好几个证明,其中包括В.М.莫洛托夫和А.Е.戈洛瓦诺夫说到的斯大林在1943年做的预测。他们肯定,斯大林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堆垃圾放到我的坟墓上,但是历史之风会无情地刮走它的!”现在很明白,放到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妨碍的不仅仅是他的个性的理解,而且还有对我国的历史的理解。只有摆脱关于斯大林的荒谬的概念,才能使社会意识清除谎言,这谎言残害人们,使他们把粗俗的胡言当做真理,使他们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使他们盲目地遵循虚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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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利亚诺夫在大量证明文件与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揭开了20世纪最杰出和最有争议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的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个谜团。撇掉围绕斯大林的一次次造神与造魔运动的历史浮沫,呈现给我们一个最真实的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基洛夫会被杀害?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内部政治斗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后,斯大林在苏联领导层中起了什么作用?所有这些问题的最真实的答案你都可以在书中找到。本书是斯大林两部曲的第二部。
目 录
引 言…………………………………………………………………………………………
第一部 自上而下的斯大林的革命…………………………………………………………
第一章 “伟大的转折”和“胜利冲昏头脑”………………………………………
第二章 在所有的战线上进攻的困难和牺牲…………………………………………
第三章 进军的胜利……………………………………………………………………
第四章 主人……………………………………………………………………………
第五章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第六章 基洛夫被害……………………………………………………………………
第七章 在宫廷阴谋的罗网中…………………………………………………………
第八章 “整个苏维埃制度处在千钧一发之时”……………………………………
第九章 叶若夫时期……………………………………………………………………
第十章 “在战斗中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部 面对考验……………………………………………………………………………
第十一章 赢得时间……………………………………………………………………
第十二章 赢得空间……………………………………………………………………
第十三章 苏联—芬兰战争及其教训…………………………………………………
第十四章 为什么德国的进攻出乎斯大林的意料……………………………………
第三部 伟大的卫国战争……………………………………………………………………
第十五章 初期…………………………………………………………………………
第十六章 为基辅、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而战斗………………………………………
第十七章 最高统帅……………………………………………………………………
第十八章 斯大林格勒…………………………………………………………………
第十九章 战争转折的一年……………………………………………………………
第二十章 三大国………………………………………………………………………
第二十一章 欧洲的解放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
第二十二章 胜利………………………………………………………………………
第二十三章 战争的总结………………………………………………………………
第四部 最后的岁月…………………………………………………………………………
第二十四章 关于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的国家的纲领……………………………
第二十五章 “冷战”的开始…………………………………………………………
第二十六章 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
第二十七章 在思想战线上……………………………………………………………
第二十八章 建立核保护………………………………………………………………
第二十九章 “冷战”变成在朝鲜的热战……………………………………………
第三十章 伟大卫国战争的统帅们——阴谋的牺牲者………………………………
第三十一章 “列宁格勒案件”………………………………………………………
第三十二章 “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医生案”和国家安全机关里的阴谋…
第三十三章 理论遗著…………………………………………………………………
第三十四章 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和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第三十五章 斯大林死亡之谜…………………………………………………………
审判斯大林(代结束语)………………………………………………………………………
引 言
半个世纪前,大多数苏联人,同样还有中国、波兰、罗马尼亚及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千百万人,都没有怀疑,斯大林执掌苏联政权是使他们的国家迅速和胜利地走向幸福生活的最好保障。在1947年出版的斯大林《简传》里说:“И.В.斯大林是党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战略家,苏维埃国家的领导者和统帅……各国千百万工人把斯大林看做自己的导师,过去学习他的经典论著,现在学习如何顺利地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如何准备无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的条件。”这样,就奠定了苏联宣传的论点: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共产党的政策无可指责、没有错误。从那时起对斯大林个人和那些年共产党政策的这种片面的、分明是简单化的评价在许多国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目前很少有人怀疑这一点:斯大林执掌政权给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现在英特网上传播的有关斯大林的资料就是证明。被《英特网•俄国资源》指南作为俄国知识的“绅士套书”来介绍的《英特网•俄国服务器上的俄国史》数据库中,所有关于斯大林和1924—1953这三十年历史的英语资料占了一页。
从英特网站可以知道,“斯大林”的姓在俄语里是“钢铁”的意思,在他领导下农村实行了集体化,城市进行了“工业化”。此外,全国实施了“大恐怖”:“从1935到1941年斯大林迫害他所怀疑的反对他和国家的每一个人。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及其军官们执行斯大林的命令,逮捕了社会上所有被怀疑的人物:老布尔什维克、新党员、红军战士、知识分子和富农(发家的农民)……两千万被捕者中七百万被就地枪决,其余的被送往古拉格改造……几十年中苏联失去了整整一代最英勇的、富有创造性的和忠诚的公民——民族的智慧和灵魂。”
因为“绅士套书”首先是给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看的,他们拥有电脑,能利用连通全球的电子邮件,所以它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给予了特别注意:“列宁格勒党的首脑安德烈•日丹诺夫推行‘日丹诺夫习气’,借口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迫害作家和艺术家。结果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以自杀了结生命。日丹诺夫只允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用他的话来说,它‘用社会主义精神帮助思想意识改变的进程’。谁都无法避免清洗,甚至日丹诺夫本人也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1948年他受到了谴责。”
套书里也同样告知,只有农民对这种迫害作了消极反抗:“他们中许多人宁愿烧毁自己的庄稼,也不交出自己的土地。”其结果就是“遍及全国的饥荒和饿死一千万人”。
这些报道叙述的是伟大卫国战争之前的事,而对战争的叙述是以这样的话开始的:“1941年希特勒侵犯苏联,而这时苏联军队只剩下可怜的骨干,而居民则挨饿和受到恐怖的威胁。”“指南”认为,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才能逼近莫斯科,围困列宁格勒,毁灭两千多万人。德国侵略者是怎么被击溃的,“指南”却缄口不言。
不能说,“指南”完全是杜撰捏造。斯大林时代的著名活动家中有拉夫连季•贝利亚和安德烈•日丹诺夫。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是斯大林的同时代人,关于他们悲剧性死亡的情况至今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确实,30年代初在农村是有普遍的饥荒,而30年代后半期则有大规模的迫害。也有过“列宁格勒案件”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
然而正像所有的神话一样,对真实的事件和人物的描写是带有不少想像成分的,有关工业化和集体化,列宁格勒围困和莫斯科城下战役的话则淹没在臆造的海洋里了。
这样的对斯大林的活动和他的时代的神话般的描写,犹如搞错了许多地理名称的地图,取代水量充沛的河流和湖泊的是沙漠,海浪拍溅的地方却高耸起山峦。看来,“指南”的作者在歪曲了斯大林的形象以后,已经不能半途而废,他不得不杜撰全部苏联历史,把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变成“列宁格勒案件”的牺牲品,日丹诺夫则被枪决,又为希特勒创造了轻取苏联的条件,从“指南”内容来看,他不能不取胜。
同时,与任何神话一样,对斯大林和他的时代的虚假描述是不堪一击的,因为借助于它就无法解释过去许多著名的现实事件。大概,连很不会用英特网的外行人也听说,希特勒是被击溃了。是谁又为什么击溃希特勒和他的军队并打碎了他奴役全球的计划?斯大林和苏联对摧毁希特勒主义有没有关系?如果当时斯大林领导的我们国家与此有某种关系,那么红军“可怜的骨架子”和“饥饿的”及“受到恐怖威胁的”苏联百姓能为战胜希特勒德国和它的盟国作出贡献吗?神话说斯大林在战争前夕把国家弄到濒临灭亡的地步,却不能解释,苏联怎么能经受住希特勒军队的猛攻,为什么苏联人民和红军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领导下能在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起决定作用。
在对斯大林连同他那个时期的历史作出评价前,必需摆脱歪曲现实事件的逻辑和情理的神话。只有仔细研究斯大林的社会的、民族文化的、职业的和其他的根源,研究他内心的进化过程,对他形成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活动,才能理解,他怎么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时期之一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通向权力之路》一书的作者就试图做这样的研究。同样,为了理解在达到最高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之后斯大林的活动,必须转向斯大林时代的现实事件,这些事件是由不可违背的历史逻辑联结成合情合理的链条的。
只有那时才能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个人迷信”和“30年代镇压”是怎么回事。只有合乎情理地、仔细地弄清楚那些年的事件,才能接近于解开围绕着基洛夫被害、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显要的苏联活动家被捕的秘密,只有收集了所有已知的事实,才可以试着去找到经常被提及的一些问题的答案:1939年是否需要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德国突然袭击我国?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红军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发动“冷战”是谁的过错?为什么战后党需要作出关于文学、音乐和电影的决议?“列宁格勒案件”以及战后类似的“案件”的缘由是什么?
同时,只有用心斟酌事实和合乎逻辑地研究那些年里事件的进程,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屈指可数的年岁里我国变成了伟大的工业发达的强国,消灭了文盲、失业和其他许多社会弊病。只有这样才能接近于理解,为什么能战胜希特勒德国,为什么战后能迅速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为什么要创建可靠地保卫了并继续保卫着我国的导弹——核武器保护盾。
只有以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理解,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斯大林的个性,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系列情况的原因,而这些情况超出了他控制的范围,斯大林哪些行动是对的,哪些在已形成的历史条件下是错的。
应该把1929年4月作为研究斯大林在权力顶峰时期活动的起点,那时斯大林粉碎了反对派——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开始贯彻他所制订的深刻改造国家的方针,这是一场新的革命,但这一次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审判斯大林(代结束语)
摘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作者：[俄罗斯]尤里•叶梅利亚诺夫，译者：石国雄 袁玉德。
据阿利卢耶娃说,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第一个离开别墅。“当一切都已终结,他第一个串到走廊里,在大家都默默地站在床边的寂静的大厅里可以听到他那不掩饰的大嗓门:‘赫鲁斯塔廖夫!汽车!’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反应则不同。”她回忆道。“那些日子里许多人流下了真诚的眼泪。我看见那里K.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Н.А.布尔加宁、Н.С.赫鲁晓夫都泪流满面。不用说,除了把他们与父亲联结起来的共同事业,他那天性的魅力太大了,它吸引着人们,使他们着迷,无法抗拒它。许多人——那些现在佯装从未体验过这点的人也好,那些没有佯装的人也好——都体验到并知道这一点。”即使斯大林对其中有些人来说是潜在的危险,他们也跟他和他的时代联系得太紧密了,以致获悉他和他的时代终结后,也会体验到强烈的震撼。
后来,如阿利卢耶娃写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来告别。就在这里有真挚的感情、真挚的悲伤。厨师、司机、警卫中的调度员、食堂服务员、花匠——全都悄悄地走进来,默默地走近床边,全都哭泣着。像孩子般地用手、衣袖、手帕擦着眼泪。许多人号啕大哭,护士自己哭着,给他们缬草酊……瓦连京娜•瓦西里耶夫娜•伊斯托米娜——大家叫她瓦连奇卡——在别墅里父亲身边工作了十八年的女管家来告别了。她啪的一声跑到沙发旁,头倒在死者胸前,像在农村里那样放声大哭起来。好长时间她都未能止住,谁也没有阻拦她。所有在父亲身边服务的人都爱戴他。他在日常生活中不耍脾气,相反,他很简朴、平实,对服务人员和蔼可亲,如果申斥人,也只是申斥‘当长的’——警卫中的将军、管理部门的将军。服务人员不可能抱怨他刚愎自用和冷酷无情,相反常常来请求他帮助做什么事,从来也不会遭到拒绝。而瓦连奇卡像他们大家一样,了解他和认识他比住得远和与他疏远的我要多得多……和所有的服务人员一样,直至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她都深信,世界上没有比我父亲更好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使他们放弃这种看法。”那个时候大部分苏联人都表达了这样的感情。
3月6日早晨无线电广播中响起了哀乐,它不时地被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告全体党员、苏联全体劳动人民书》所打断,通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患病并去世震惊了全世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怀着无限悲痛哀悼我们最尊敬和最亲密的导师、最诚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的逝世。”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给苏联政府的新首脑:“在和平和战争时期斯大林为人民服务给他带来了独一无二的荣耀,他的去世从当代世界夺走了一位极有才干和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俄罗斯和全世界的历史将带有他的努力和成就的印迹。请向失去亲人的家庭和人民(他以高超的艺术带领他们经过风暴和紧张时期)转达我的慰问以及我的政府同事们的慰问。”当时不在职的戴高乐将军因斯大林去世而发来的唁电,其中写道:“斯大林的名字将永远与苏联人民、法国人民和盟国人民共同进行的、直至胜利的伟大斗争的记忆联系在一起。”
来自国外的类似的哀悼有不少,但是我国承受了斯大林去世带来的最沉重的悲恸。在全部千年的历史中我国未必见证过因国家领导人去世而表现出如此群众性的真正的痛苦。而俄国的历史却知道不少相反的例子:最高统治者的死或者被推翻引起了普天的欢呼。如果一个半世纪前,即1801年3月俄国的居民不管认识不认识,彼此相告沙皇的死讯,如果1917年3月因为推翻了专制君主而举国欢庆,那么1953年3月泱泱大国中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不掩饰自己的泪水和满腔的深深的痛苦。
在苏联国内斯大林去世引起的悲痛是巨大的,真诚的,而且难以抑制地表现出来。在街上和地铁车厢里,在机关里,在工厂和学校里男女老少都潸然泪下。斯大林的遗体则放到联盟之家的圆柱大厅里,许多人就急着奔往那里。对安全和维护莫斯科的秩序负责的当局表现得不知所措,无法组织人们与斯大林告别。向圆柱大厅移动的长队没有组织和秩序,开始出现拥挤,造成了伤亡。当局明显无力胜任保证首都秩序的任务。
比起组织苏联人向斯大林告别来,似乎此时新的领导更多操心的是划分职位。3月6日晚上就宣布了对苏联高层领导岗位的新的任命。几乎所有在第十九次党代大会后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班子的“新手”(除了М.З.萨布罗夫和М.Г.别尔乌辛外)都被排除了。这确切地证明了,在斯大林生前最后的日子里和人民向领袖告别的最初时刻,是什么使苏联领导层中的“宿将”们最感不安的。十九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成员中也除去了“新手”:П.К.波诺马连科,Н.Г.伊格纳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但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同盟者伊格纳季耶夫被选入了书记处。
马林科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但是不久他就被免去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很明显,与斯大林的全权相比,他的权力将比较有限。赫鲁晓夫成了书记处事实上的领导者,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上他被选上担任新的职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贝利亚虽然成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内务部和安全部合并),他却没有得到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同等的地位,他大概是苏共中央新主席团里最主动和活跃的活动家。
贝利亚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倡议(特别是关于大赦的倡议,观众从电影《53年的寒夏》中了解了此事)的同时,越来越常作出旨在重新评价已故的斯大林的提议。后来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上原政治局委员А.А.安德烈耶夫指出:“在关于‘医生案’,‘格鲁吉亚案’等案的主席团记录中出现贝利亚签过名的败坏斯大林同志名誉的材料。”在那次全会的发言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И.Т.捷沃相指出,因贝利亚坚持而分发的有关“医生案”和“格鲁吉亚干部案”的内务部报告“证实”,“毒打被捕人的行为是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指示下发生的”。
当然,假如内务部长的职务是由过去从未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从未同意他看法的人担任,他不因斯大林的去世而与全民共悲伤,而是斯大林凶恶的敌人,那么,在得到类似的斯大林指示的消息后,可能会不等检查这一信息是否可靠就急于公布于众。但是损害斯大林名誉的信息是由斯大林三十年的忠实的战友,十五年的苏联高层领导成员这样的人传播的。
然而在青年时代读过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的斯大林,大概未必会对自己部长的蜕变感到惊讶。还在19世纪初这位英国作家就写道:“誓言、爱情、诺言、承认、感谢——过些时候读这一切是多么滑稽可笑。在名利场上应该出版一部法律,规定过相当短的一定期限后消灭任何书面文件(除了商人的付账单)……名利场上最好的墨水将是在两三天内完全退色、留下一张纯净白纸的墨水。”
写指责斯大林的报告的人是在外高加索安全部门开始自己的仕途的。他1938—1945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后来,在1959年前是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因此他对护法机关的工作有着相当完整的概念,因为那里保留了全世界警察工作长期流传下来的许多传统,其中包括对受侦讯人采用的残酷方法。1953年下半年在四十卷《贝利亚案》中收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和贝利亚本人在他担任该机构领导时破坏法制的许多例证。苏联护法机关史研究员弗拉基米尔•涅克拉索夫写道:“对贝利亚的诉讼又一次证实,1939—1940年是根据贝利亚的指示继续殴打被捕者的。他本人也拷打他们。据马穆罗夫供称,在贝利亚的接待室书桌里保存着橡皮棍和其他打人的工具。”
对贝利亚来说威吓拷打和折磨是习以为常的事,甚至在他还未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和部长时就是他经常采用的方法,不仅用来对付被囚禁的人,而且对自由的人也是这样。苏联石油工业部部长巴伊巴科夫在1953年7月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因为共同工作我了解贝利亚有十年多,却不记得有哪次打电话或个人会见时的谈话是平心静气的。通常他喜欢用些有伤风化的词语,用这些话来侮辱人,例如‘我打断你的腿’,‘我打断你的肋骨’,‘我要你坐牢’,‘你要去集中营’等等。”同样大家都知晓,这些威吓并不只是空话,有时就以逮捕和关进集中营、拷问和痛打那些使他发怒的人而告终。顺便说一句,惩罚机关原工作人员的这种行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和当代的实践中还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同样经常可以见到的例子是,在说明“打断骨头”的手段时,各个时代和民族的护法机关的专业工作人员的理由是,他们只是执行上面的残酷指令。
贝利亚突然变成积极揭露斯大林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力求把自己伪装成数十万囚犯的解放者、人道和法制的维护者,以此获取声誉,而且也因为他显然没有能力像斯大林活着时那样来管理,用领袖的名字就足以让人们准备去完成可能和不可能的事。贝利亚比别人更快地意识到这种变化和“像过去那样”管理的不可能,用他儿子的话说,他打算大力拆除苏维埃的管理体制。因此某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贝利亚是戈尔巴乔夫的先驱。在贝利亚想出来的“改革”过程中,破坏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体制不可避免地要求给在人民中形成的对斯大林的概念以打击。
贝利亚的坠落制止了他试图对斯大林进行死后的审判,但是它在过了三年后由赫鲁晓夫继续了。实质上,1956年2月党的二十大的闭幕会议变成了“斯大林案”的审判会,会上原告和法官都是赫鲁晓夫,而被告则被剥夺了辩护的权利。和贝利亚一样,赫鲁晓夫奉行的是不讲出有关斯大林的全部实情,而是力求巩固自己并不稳固的地位。攻击死者使赫鲁晓夫不仅为自己在斯大林时代做过的不体面的事开脱,主要则是使人们相信,他现在的失误与“斯大林的罪行”相比算不了什么。随后,对斯大林的攻击使赫鲁晓夫有可能在自己的竞争对手中找出“斯大林罪行”的“同谋者”,并把他们剔除出政权。
同时二十大闭幕会议上报告的主题是不允许对“党的功勋活动家”采取严厉的措施。提及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作为主要论据,借助于此赫鲁晓夫宣告1930—1950年受迫害的这个或那个活动家无罪。在谴责过去的残酷迫害后(把罪责加到斯大林身上,他则除外),赫鲁晓夫实质上向党的“将军团”提议,对当权者不采取严厉惩罚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找不到一个词谴责国内战争或集体化时期的“红色恐怖”。)实际上这不是意味着别的:事实上从二十大起开始实行对党的高层人士不惩罚的原则。这种情况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在高层梯队中得到几年的支持。
每当赫鲁晓夫遇到反抗他的政策的情况时,就要对斯大林提出新的指控。于是他“发现”自己的反对者的立场与被他谴责的斯大林的活动有相似之处。他用令人害怕的“斯大林主义”来吓唬党的领导人,要他们相信,万一他失去政权,他的敌人一定会发动流血的恐怖来反对党的领导。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言行有着纯粹玩弄权术的性质,这不能不注定在叙述过去的事实和评价斯大林本人方面会有歪曲。在竭力把一切错误和失算,悲剧和罪行都归咎于斯大林的同时,赫鲁晓夫制造了一个片面的形象:躁狂的暴君,没有远见,不学无术,好报复,好嫉妒,病态地多疑,经常处心积虑地寻找臆造的敌人和渴望得到普遍的赞扬。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整个活动说成是一连串的错误和罪行。斯大林所有的好的方面被忘却了,他的形象是在赫鲁晓夫喜欢制作的很不真实的小童话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赫鲁晓夫在说明30年代被迫害的牺牲者时,维持已形成的传统,把其他党的领导人描绘成为崇高的理想服务的英明的无可指责的勇士。此外,在解释那些年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时,赫鲁晓夫作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说人民是“无辜的”,回避了千百万普通人对国内战争、剥夺富农、1930—1950年的迫害中的残酷行为和造成牺牲的责任。
但是许多人为赫鲁晓夫“化力气”进行反斯大林运动作辩解,说这个运动是为受迫害的牺牲者恢复名誉。这样说忽视了一个情况:因政治罪而被判刑的相当一部分人(除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一些州,还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里的反苏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在二十大之前就根据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提议而释放和恢复了名誉。显然,释放许多政治犯和恢复的名誉的事早已酝酿成熟并符合一直执行的“停止”1930年末—1950年初的政治迫害的精神的,这一点瓦季姆•科热诺夫在自己最近出的一些书中也提到了。同时,赫鲁晓夫给自己戴上“解放者”的桂冠,估计能得到苏联统治层的政治上有影响的代表们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这些迫害中的主要受害者,还有他们的孩子、亲属和朋友。
在一定程度上这重复了1917年的历史,当时怀恨在心和充满对使他们受苦的那些人的报复心的政治犯从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地回来(据上面所引的皮季里姆•索罗金的证据)。叶若夫时代和随后岁月不分青红皂白的迫害造成的后果就如一颗“缓慢作用”的地雷埋放在斯大林体制下面,现在爆炸了。许多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和被平反者的亲属要求报仇。不仅仅针对造成他们不幸的直接罪人——诬告者、令人发指地破坏审问准则的侦讯员、确认无根据判决的法官、提供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的监狱长,而且还针对容许目无法制现象的制度,还针对——首先是——这个制度的领导人斯大林。因为他们中许多人与上层统治的代表者有亲戚和朋友关系,因此他们的呼声比起国内战争年代受害者的声音,能更快地被上面听到。他们对经历的回忆比起在强行的集体化和饥饿年代中受害的农民的叙述要让人同情得多。他们有可能发表自己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形成了逝去的时代的形象并对人们的思想倾向产生影响。
赫鲁晓夫忘记了他“揭露过”成千上万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让他们受拷打和折磨,把自己装扮成是战胜恶的公正法官,在斯大林死后对斯大林作了一个又一个判决,更改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推倒纪念碑,把他遗体搬出陵墓。虽然前托洛茨基分子赫鲁晓夫早就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执行了1938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提出的非斯大林化纲领。
赫鲁晓夫作为在其领导下开始“解冻”的自由主义者的名声加强了他在组织分子中的声誉。与此同时,那个时候许多时髦的诗人写的诗歌至今常常成为“解冻”的例子,这些诗歌刊登在许多杂志上,而诗人们同时却无根据地断言:过去不可能发表这些诗歌。但是大家知道,赫鲁晓夫用比斯大林粗暴得多的方式不止一次公开地批评那些其创作令他不快的诗人、作家、画家和电影工作者。同时文化活动家们看到,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对所批评的事物不能用深刻的知识来说明,更不能对创作问题给予深思熟虑的建议。不称赫鲁晓夫心的作品受到禁止。正是赫鲁晓夫当政时因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开展过喧嚣一时的迫害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
虽然40年代联共(布)中央作出的有关思想意识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在赫鲁晓夫当政时受到谴责和取消,实际上第一书记是支持当年站在轰动一时的运动的浪尖的许多人的。例如,赫鲁晓夫继续积极支持Т.Д.季森科及其追随者。
赫鲁晓夫在恢复集体领导原则的口号下进行反对斯大林的运动,指责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原则。实际上赫鲁晓夫以最令人愤怒的方式破坏了集体讨论和作出决议的原则。不论哪一个苏联领导人都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好把自己的想法粗暴地强加于别人。赫鲁晓夫动辄用指责“斯大林主义”来恐吓自己的同事,消灭一点一滴独立思考、勇敢大胆、积极主动的精神,也正是斯大林竭力鼓励的一切。结果赫鲁晓夫周围是一群谨小慎微,没有原则的人,他们顺从地向第一书记让步,甚至当他作出明明是荒谬的提议时也是这样。不管辽阔国土上各地的气候特点推广播种玉米,不问自然条件和建筑的民族特点到处建设同一样式的五层楼房——这些决定是赫鲁晓夫不受监督的独断专行的后果。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根据赫鲁晓夫倡议把党的权力机关分成工业党和农业党则给管理体制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军人,尤其是海军对赫鲁晓夫特别有意见,因为他那考虑不周的行动削弱了国家的武装力量。赫鲁晓夫无视国家的现实可能性,把关于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冒险纲领强加给党。
无论是党内还是国内赫鲁晓夫都没有实行民主。在国内许多城市和在国外用武力镇压分歧比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要多得多,粗暴得多。宣称自己是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战士的赫鲁晓夫很快就成了人们交口称颂的对象。
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的运动中明显的虚伪与运动使国家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遭受的巨大损失结合在一起。赫鲁晓夫的报告实质上肯定了反苏宣传的所有指责都是正确的,这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出发点。许多外国共产党人不堪忍受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离开了自己的党。赫鲁晓夫的报告促使中欧许多国家的不稳定状况和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的起义。二十大上也播下了中苏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的种子,这也成为代价昂贵的军备竞赛和中苏边境流血冲突的原因并导致了曾经是强大的中苏同盟的瓦解。
斯大林的名字在千百万苏联人心目中与最宝贵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做法之粗暴不能不伤害他们的感情。1956年3月在第比利斯就有群众自发起来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甚至过了许多年,在2001年春天的电视节目中当年这一行动的参加者这样说明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不走到广场上。大家都在那里!”这不是偶然的。残酷镇压第比利斯集会的参加者播下了不和的最初种子,后来促使格鲁吉亚脱离苏联。
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诋毁了所有的苏联领导。千百万人公正地问道:“既然看到斯大林的政策这么有害,其他苏联领导人,首先是赫鲁晓夫自己在什么地方?”赫鲁晓夫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并在二十大上给统治层所有成员赎罪的机会,同时一笔勾销了斯大林关于党必须保持与群众的联系的遗训。正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对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示威者开枪的事件。斯大林警告过脱离群众的危险性,但是这种情况后来更加严重。
结果在苏共中央十月(1964年)全会上谴责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和破坏集体领导的准则。赫鲁晓夫的坠落终止了拿“斯大林主题”作投机的行为。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领导没有通过客观和慎重地研究那些年的所有情况来赶紧弄清“斯大林问题”。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导人个人与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领导人有联系,他们为发表朱可夫、瓦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叶廖缅科、什捷缅科和其他军事首长的回忆录创造了机会,在这些回忆录中叙述了那些军中的真实事件和斯大林的活动。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等不能说明那些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那个时代的悲剧,他们反对深入研究斯大林时代。实质上,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及其时代成为苏联历史上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个禁题。
不愿意研究苏联过去的经验和弄清斯大林时代的各个方面阻碍了当年的领导工作,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经历了赫鲁晓夫年代的震荡和对斯大林问题提出激动的声明之后要确保社会的安定。
同时理所当然的追求社会的安宁伴随着加强对领导人活动的不批判态度。遵循“不应该晃动船”的原则更加保持苏联高层地位的稳固性。赫鲁晓夫的“不受惩罚”原则又补充了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的“不更换”原则。对于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管理部门的许多领导人来说,他们身居高位是终身的。当然,如果注意研究斯大林时代及其对不论地位多高的人的极为严格的要求,那么就能较清楚地看到当前生活中对破坏纪律,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的不批判态度的许多例子,这一切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损害了苏联的管理体制。因此最好不要去看苏联历史的这些篇章。
然而西方却愿意研究斯大林这个课题。在美国,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的“苏联学”中心早就明白,这个课题为西方对我国进行心理战方面的政治破坏提供了多么多的机会。
美国知名的苏联学家斯蒂文•科恩在评价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争论的意义时写道:“斯大林问题……与整个苏联的甚至俄罗斯的历史有关系,它深入现代政治问题并使其尖锐化……斯大林问题既吓倒了社会高层也吓倒了社会底层,在领导人中播下纷争,影响他们作出政治决定,在家庭中、朋友间、社会聚会上引起激烈争论。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从哲学辩论到发生拳斗。”在这样的评价影响下美国的对外政治战略家会把斯大林的历史看做是进行“冷战”决战的苏维埃战场。
上世纪70年代,西方,首先是美国写了许多有关斯大林及其时代的研究著作。虽然许多历史学家努力遵照专业客观性的原则,但是他们在这些著作中要解决的“冷战”的政治任务决定了他们阐明斯大林形象及其活动的片面性。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被描绘成是像纳粹一样荒谬可怕的极权主义制度的领导人。“斯大林画像”的作者们相应地竭力利用斯大林的政敌——从托洛茨基到赫鲁晓夫,还有1930—1950年受迫害的牺牲者及其子女的所有诋毁诬蔑的材料。根据“冷战”的需要剪辑而成的斯大林的形象通过无线电宣传和其他渠道被积极地用来灌输到苏联人的意识里。
戈尔巴乔夫借助于公开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以清除因循守旧和贪污受贿现象,它似乎应该为国家除去过去时代的弊病。因为当时生活中的许多弊病似乎是斯大林行为的后果,因此纯洁社会的手段之一便是为克服斯大林的遗毒而斗争。从赫鲁晓夫下台起中断了的对斯大林的审判以新的力量恢复起来,这一次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要大得多。1987—1991年国内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一家杂志,没有一个电视频道看不到指责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材料的。死去的大元帅被揭发成恶贯满盈!一切可能有的事情,还有托洛茨基、赫鲁晓夫讲的小故事都被用来对斯大林作漫画式的描绘,那些年的作者忙于创作斯大林的“内心独白”,它应使读者彻底相信死者的缺点。在这方面特别卖力的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А.雷巴科夫和Д.沃尔科戈诺夫将军。
在“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口号下进行的戈尔巴乔夫的运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原因是“安泰—党”违背了斯大林的警告,脱离了人民,而当它变虚弱时,就不用赫拉克勒斯来扼杀它了。毫不奇怪,党的许多高层的代表不久前揭露斯大林忘记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后来却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的知名活动家。在审判斯大林的同时,当权者“不受惩罚”的原则转变成终身保留他们的地位,接着是继承这种地位的合法化。在许多苏共领导人积极参加恢复资本主义秩序,完成了苏联的分裂,促进了巩固西方的阵地以后,1936—1938年诉讼案中提出的指控(当时控告党的知名活动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准备分裂苏联,向国际帝国主义让步)现在不会让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了。
审判斯大林在“改革时期”比在赫鲁晓夫时期给斯大林的遗产带来更大的打击。改革年代消灭了整个战后的雅尔塔体制,它是我国人民战争年代英勇斗争的结果创建的,保证了我国四十五年的安全。戈尔巴乔夫时期反斯大林运动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中欧和东西欧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华沙条约》的瓦解,波罗的海共和国里民族主义力量的执政。
认为斯大林遗产是缺陷,不能不导致抹杀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价值。虽然1991年3月17日有四分之三的公民投票主张保留联盟,过了九个月群众的意见被忽略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在别洛韦日森林自然保护区被破坏了。
诋毁斯大林的活动合乎逻辑地导致抹杀斯大林五年计划年代所创造的一切价值,伴随着“必须清除斯大林遗产”的号叫,国家相当部分经济和国防的力量瘫痪了。对斯大林的事业抹黑不能不导致斯大林时代创建的教育和文化体系、科学机构的毁灭或衰落。
“根除斯大林主义”导致污辱爱国主义和忘却我国的民族利益以迎合“新思维”。向社会意识灌输斯大林是一切不幸的渊薮产生了对自己和自己的缺点持不批判态度,产生了没有根据的自信:随着从斯大林遗产中“解放出来”,社会获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纯洁。“清除斯大林主义”产生了对不道德行为,没有原则性,虚伪、好斗的无礼行为,不内行,玩忽职守的忍耐性。虽然经常指责斯大林是怀疑狂,但在社会意识中充塞着对“新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偏执狂的恐惧。
经常培养对“新斯大林”或“斯大林主义”的恐惧早已使社会陷于瘫痪。任何大规模行动的倡议,领导方面的任何决心或勇气,任何维护起码的纪律或秩序的企图,任何旨在制止犯罪、吸毒、腐蚀少年一代的努力都一定会引起胆小的或挑拨性的大喊大叫,什么“斯大林的铁腕”或“斯大林集中营”。正因为这个原因,能使国家摆脱危机的人们无法走近国家领导,而占据他们位子的是些政治上的庸人、胆小的变色龙——反复无常的人,不然就是斯大林始终蔑视的道德上蜕化的人。如果В.В.舒利金把“白色事业”的覆没解释为“白的”让给了“灰色的”和“灰暗的”,那么“红色事业”遭到失败也有相似的原因:“灰色的”和“灰暗的”人在其领导中占了优势。狂热地谴责斯大林,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政治上破产和没有创造力的“灰色”和“灰暗”的人对他的嫉妒。
与这些庸人的大声嚷嚷和庸俗不堪的谰言相抵触的是20世纪知名活动家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因为他们清楚,在这个动荡的世纪管理一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三大国中的一位斯大林的同事,又是斯大林及其事业的政治思想上的一贯敌人之一,丘吉尔正是从这样的立场谴责斯大林的。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崛起的那一代政治家的代表,丘吉尔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是20世纪以及这个世纪的领袖必须具备哪些品质。1959年12月在下议院的著名演说中,丘吉尔这样描述斯大林:“他是个卓越的人物,令我们残酷的时代敬仰,他在其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丘吉尔认为:“在经受岁月艰难考验时领导俄罗斯的是位天才,是不屈不挠的统帅И.В.斯大林,这是俄罗斯极大的幸运……他创建并领导了庞大的帝国……斯大林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伟大的专制者。他接手的是用犁耕地的俄罗斯,留下的是原子武器装备的俄罗斯。不,无论我们说他什么——历史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样的人的。”
另一位政治领袖,绝不同意共产党人斯大林的政治思想观点的芬兰总统Ю.帕西基维作了相似的评价:“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对待他的政策,但是应该承认,是他把俄罗斯提高到它以前未必有的地位。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不仅得以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也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其他的胜利者尚未得到的和平。”
初次登上俄国政治舞台就失败的А.Ф.克伦斯基也承认斯大林领导国家的功绩。他在痛苦的经验中意识到,治理处于社会灾难旋涡中的俄罗斯意味着什么。他对斯大林的功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斯大林使俄罗斯从灰烬中振兴起来,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强国,粉粹了希特勒,拯救了俄罗斯和人类。”
对于20世纪许多著名的领袖来说斯大林的榜样是富有教益的。戴高乐这样写他:“斯大林不仅在俄罗斯有着巨大的威望。他能使自己的敌人‘驯服’,他既不因失败而惊慌,也不因胜利而陶醉。”
丘吉尔评价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时,在自己的纪念讲话中说:“斯大林是个有非凡魄力、不屈意志,尖刻生硬,严厉刚强,毫不留情的人……英国议会培养出来的我丝毫不能跟他抗衡……斯大林非常富有幽默讽刺才能,也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写发言稿。在他的著作里总是表现出一种执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这种力量之大,使他成为所有时代和民族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人。斯大林使我们产生最伟大的印象。他对人们的影响无比强烈……他具有深谋远虑,处世不惊,富有逻辑地理解问题的睿智,是从最走投无路的境况中找到出路的无与伦比的大师。在不幸和胜利的最紧要关头他始终沉着持重,从不陷于幻想。斯大林是个异常复杂的人物。”
斯大林的功绩对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无论怎样都不用怀疑其对斯大林的事业有好感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列举他的功绩的同时,在揭示了反斯大林的指责的荒谬性以后,也不能回到他当政岁月时对他的评价上来,因为当年“斯大林颂”里只歌颂“斯大林时代的伟大”。如果在斯大林生前苏联人民看到的只是斯大林正面的肖像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拥有丰富的历史材料,使我们能看到有着全部优点和缺点、美德和瑕疵的现实的人。如果在斯大林生前苏联人民的出发点是在创建普遍平等、友爱和富裕的社会的道路上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那么现在经历了沉重的失败,有了痛苦的经验,我们能更慎重地评价我们的既有成就也有失败的国家所走过的道路。
研究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一直到近些年对斯大林个性及其时代的评价都是为政治领袖服务的,为效力于他们的大众传媒手段服务的,以便用过去来吓唬社会并在此背景上显示:触目惊心的当代的失败、国家领导人和全体人民的巨大错误,与臆造出的有一亿囚传关在集中营、一亿罪犯被处决的情况相比并不怎么可怕。类似的“可怕的东西”过去和现在都被用来阻止社会上出现抗衡腐朽与腐化的力量。但是否意味着,为了制止瓦解过程和恢复被破坏的一切就应该回到斯大林的治理方法上或要有“新斯大林”呢?首先应该意识到,“新斯大林”的出现和恢复他的治理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斯大林属于自己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会复返了。过去时代的人把他抬到权力的顶峰,承认他,尊敬他,甚至把他奉为神明,因此只能根据他那个时代的规律来评判斯大林。
在那逝去的年代,在大国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代,千百万它们的公民和所有的民族便不由自主地成为它的牺牲品。在那个时代千百万人都可能和斯大林一样会签署残酷的命令和指示。在那些年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都无法避免错误和失算,不要说错误和失算,即使是正确的决定往往也要付出大量鲜血。
我们的国家经历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革命,1917—1920年的国内战争,1929—1933年实际上的国内战争,伟大卫国战争,“冷战”的开始。治理这样的国家的方法对于当今时代早就过时了。决定了那几年领导风格的经济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很快就改变了。1917年成立的经济落后、有着文盲农民的国家已经成为过去。与它一起离去的还有那时的人们对世界的概念,他们的风尚和生活的规则,他们的成见和迷信,他们的幻想和理想。
一起成为过去的还有人民传统文化的巨大资源,它培养了斯大林五年计划时人们的劳动热情,对知识的渴求,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到20世纪末国家已成为城市文化的国家。由农民形成的无产者很快就变化了,那早先吸取人民文化遗产的战斗情绪渐渐“冷却了”。许多无产者的代表、他们的孩子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在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种职业的专家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在形成社会的观点和情绪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影响下“无产阶级政党”也变了,到80年代末工人的比例不超过8%。
十月革命后不久形成的并相当程度上保留到斯大林时代的管理方法,就是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也已经过时。因此残酷镇压渐渐地就停息了,而斯大林自己也越来越经常谴责“阿拉克切耶夫的暴虐统治制度”。想把注意力放到党的活动的深刻的理论依据上和对实践家同事们的失望证明,他意识到注意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解决当前的实际任务。他竭力要更换党的领导,去除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主要靠行政手段办事的人,用有学识的人代替他们——这证明了他想使高层的管理体制现代化。
同时很明显,斯大林没有准备实施许多迫切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与他的观念有矛盾,谁也不敢在他生前讲这种改革的必要性。他未必准备拒绝支持反对遗传学和那些年思想斗争的其他强硬观点的运动。他积极反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管理苏联经济的方法中已经迫近的变化。他多半没有准备大规模地重新审视政治犯的案件,其中包括无辜的犯人,重新审视原有的有关党史的片面和简单的观点,没有准备好面对符合时代现实的许多其他的变化。尽管他不止一次说到准备放弃他拥有的巨大权力,他还是没有离职,保留了他一旦去世就不能不受到攻击的管理体制。
但斯大林毕竟承认,他不是永恒的,按照自然规律他应该让位给在另一个时代形成的,因而具有另一种管理技能和对生活有另一种看法的人们。斯大林生前形成的管理作风在他去世后是不可能保留的,哪怕管理体制已经不再笼罩斯大林强烈的个人品质和威望的光环。贝利亚对利沃夫内务部长斯特罗卡奇(1953年夏天他拒绝给乌克兰内务部长寄资料)说的“打断骨头”,“磨成集中营的尘土”之类的话,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对他不起作用,就像对别的饱经沧桑的人一样,只是引起对苏联内务部新首长独断专行的恼怒和怨恨。同时没有疑问,在那一年年初寄材料这样的请求是被当做要求绝对和立即执行的斯大林的命令来接受的。斯大林去世后“上层已经不能按老一套来管理”,因而从1953年春天起国内开始实现的管理体制上的变化在许多方面是由历史必然性决定的。
但是国家领导为解释这样的变化的原因选择了最简单的手段,宣布“进步的改造”的障碍是斯大林。批判斯大林说明了他的专横造成了过去的悲剧性事件,而其他的国家领导人似乎心里都反对他的这种专横。这种批评没有注意与我国社会进程的性质相关的客观因素,也没有注意20世纪的特点。我国发展的历史特点也被忽略了。用斯大林的恶劣性格,好怀疑、好嫉妒、好报复来解释过去的痛苦事件的原因。结果斯大林的形象在公共住宅里庸人的概念、无聊的长舌妇的流言飞语,变成酒鬼的饶舌者的小道传闻的水平上得到了描述。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继续的对斯大林的审判不能不导致灌输这样的概念:要理解历史上的活动家和他的时代没有必要详细了解过去。不必了解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其他时代经历过的类似过程,不必了解历史时代的性质,而只要倾听撕心裂肺的叙述、日常的流言或似乎是作者偷听来的国家领导人的“内心独白”就够了。这样阐释斯大林这个人物,他的活动和他的时代不能不造成社会意识的普遍庸俗化。
尤里•博列夫编的并正确地称为“城市知识分子口头创作集锦”的《话说斯大林》是意识普遍庸俗化的令人难忘的文献。这本集子里粗俗无知的小故事是在城市,主要是首都的知识分子中创作和流传的,它们是历史、道德、人的心理的概念退化的鲜明证明。毫不奇怪,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怀着贸然的欣喜支持消灭伟大的国家,破坏它的经济、科学、文化,而后来则对这一切不幸是怎么发生的困惑不解。毫不奇怪,这些小故事的创作者和听众后来投票支持候选人,再后来却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大为吃惊,他们购买明显是诈骗公司的股票,相信广告里宣传其可靠性的花言巧语。
十分明显,后代对斯大林的评判要求仔细慎重地研究决定其活动的所有情况。为此首先应该正确地介绍他生活的严峻的时代。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进入了这样的时代呢:再也听不到凶手枪击的声音和恐怖爆炸的轰鸣声,人们不再因人的残酷或对他们命运的冷漠而毁灭。难道政府和议会作出的国家决定保障了我们人民有最大的安全和社会福利,为国家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加强道德和提高社会的精神创造了一切条件吗?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暂时满足于这样的决定:修复被破坏的一切和慢慢地从针对斯大林的歇斯底里的和无知的批评者把我们带进去的沼泽地里挣扎出来。
研究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使我们看到,在曾使我国受到致命一击的最绝望的危机条件下出现了一位领导人,他能提出明确的逻辑上有理的纲领,并把国家带出死胡同,把它从不可避免的毁灭中拯救出来。研究斯大林的活动使我们看到国务活动家的榜样,他不能容忍无聊的废话、谎话、反复无常、玩忽职守,他鼓励诚实地履行公务和爱国主义的义务,深刻地了解事物,对人民幸福抱热心态度。斯大林的活动是国务活动家的榜样,他深刻理解国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仔细地研究它们,善于组织集体来讨论值得注意的问题,吸引各行优秀专家,把这些辩论变为创造性过程,最后作出经过斟酌和深思熟虑的决定。斯大林的工作作风表明,为了保持对国家领导人的话的信任,仔细监督执行每一个作出的决定有多么重要。斯大林的活动是为达到伟大的目标而顽强不息的榜样。
作为出身人民的人,人民传统财富和古老精神文化的体现者,斯大林以自己的生平和活动表明,保持接近人民,理解人民,善于用人民明白的语言说话,鼓励人民的才能,为教育和使最能干及有才干的、出身人民的人前进而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这一切对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同时斯大林是国务活动家的既在个人生活又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的榜样,是为实现人民的伟大而高尚的理想——建立社会平等和繁荣的社会——而完全奉献自我的榜样。
作为坚持自己政治思想观点的榜样,斯大林不怕坚决地放弃他曾经相信过的许多学说和观点,为的是转变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培养他们为自己的国家——不仅为它现在的成就,也为它过去的业绩——感到自豪。他是格鲁吉亚的儿子,却成了捍卫俄罗斯人民利益的伟大的俄罗斯的爱国者。同时,在建立苏联后和治理这个联盟时,斯大林鼓励在各民族牢固友谊的基础上为我国长久的民族间的和平创造条件。
斯大林在巩固我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地位方面也是榜样。斯大林善于使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关系个性化。为与他们的每一次会见做准备,建立需要的信任和求实的气氛,设计每次国际性的会见,从对我国的伟大地位的意识出发,为她赢得全世界的尊重,直到今天他仍是外交活动的光辉典范。
斯大林的生硬和严峻与他的灵活性、善于超越墨守成规、善于迅速放弃使国家进入死胡同的方针、善于找到符合今天实际的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法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不放弃一生自觉的生活所遵循的原则,保持忠于在他复杂的人生道路上获得的许多精神价值。
对斯大林的个性、生平和活动、他的时代的研究未必会很快结束。实质上我们只是开始做这样的深入研究。只是不久前才出现对斯大林的藏书、他的阅读范围的研究,因而我们现在只是接近揭示其精神世界。完全是不久前在档案中发现了斯大林在当政期间创作的漫画。这样又打开了他在创作上理解世界的另一面。大概,我们还面临许多新的发现,它们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人和他生活的世界。但是研究斯大林的主要条件是使他的形象摆脱粗俗的无稽之谈,那是卑鄙小人眼光狭小、无知、好斗、嫉妒的产物。
斯大林自己预见到在对他个性的评价上不可避免地会有急剧地转折。有好几个证明,其中包括В.М.莫洛托夫和А.Е.戈洛瓦诺夫说到的斯大林在1943年做的预测。他们肯定,斯大林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堆垃圾放到我的坟墓上,但是历史之风会无情地刮走它的!”现在很明白,放到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妨碍的不仅仅是他的个性的理解,而且还有对我国的历史的理解。只有摆脱关于斯大林的荒谬的概念,才能使社会意识清除谎言,这谎言残害人们,使他们把粗俗的胡言当做真理,使他们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使他们盲目地遵循虚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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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利亚诺夫在大量证明文件与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揭开了20世纪最杰出和最有争议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的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个谜团。撇掉围绕斯大林的一次次造神与造魔运动的历史浮沫,呈现给我们一个最真实的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基洛夫会被杀害?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内部政治斗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后,斯大林在苏联领导层中起了什么作用?所有这些问题的最真实的答案你都可以在书中找到。本书是斯大林两部曲的第二部。
目 录
引 言…………………………………………………………………………………………
第一部 自上而下的斯大林的革命…………………………………………………………
第一章 “伟大的转折”和“胜利冲昏头脑”………………………………………
第二章 在所有的战线上进攻的困难和牺牲…………………………………………
第三章 进军的胜利……………………………………………………………………
第四章 主人……………………………………………………………………………
第五章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第六章 基洛夫被害……………………………………………………………………
第七章 在宫廷阴谋的罗网中…………………………………………………………
第八章 “整个苏维埃制度处在千钧一发之时”……………………………………
第九章 叶若夫时期……………………………………………………………………
第十章 “在战斗中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部 面对考验……………………………………………………………………………
第十一章 赢得时间……………………………………………………………………
第十二章 赢得空间……………………………………………………………………
第十三章 苏联—芬兰战争及其教训…………………………………………………
第十四章 为什么德国的进攻出乎斯大林的意料……………………………………
第三部 伟大的卫国战争……………………………………………………………………
第十五章 初期…………………………………………………………………………
第十六章 为基辅、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而战斗………………………………………
第十七章 最高统帅……………………………………………………………………
第十八章 斯大林格勒…………………………………………………………………
第十九章 战争转折的一年……………………………………………………………
第二十章 三大国………………………………………………………………………
第二十一章 欧洲的解放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
第二十二章 胜利………………………………………………………………………
第二十三章 战争的总结………………………………………………………………
第四部 最后的岁月…………………………………………………………………………
第二十四章 关于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的国家的纲领……………………………
第二十五章 “冷战”的开始…………………………………………………………
第二十六章 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
第二十七章 在思想战线上……………………………………………………………
第二十八章 建立核保护………………………………………………………………
第二十九章 “冷战”变成在朝鲜的热战……………………………………………
第三十章 伟大卫国战争的统帅们——阴谋的牺牲者………………………………
第三十一章 “列宁格勒案件”………………………………………………………
第三十二章 “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医生案”和国家安全机关里的阴谋…
第三十三章 理论遗著…………………………………………………………………
第三十四章 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和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第三十五章 斯大林死亡之谜…………………………………………………………
审判斯大林(代结束语)………………………………………………………………………
引 言
半个世纪前,大多数苏联人,同样还有中国、波兰、罗马尼亚及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千百万人,都没有怀疑,斯大林执掌苏联政权是使他们的国家迅速和胜利地走向幸福生活的最好保障。在1947年出版的斯大林《简传》里说:“И.В.斯大林是党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战略家,苏维埃国家的领导者和统帅……各国千百万工人把斯大林看做自己的导师,过去学习他的经典论著,现在学习如何顺利地与阶级敌人作斗争,如何准备无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的条件。”这样,就奠定了苏联宣传的论点: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共产党的政策无可指责、没有错误。从那时起对斯大林个人和那些年共产党政策的这种片面的、分明是简单化的评价在许多国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目前很少有人怀疑这一点:斯大林执掌政权给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现在英特网上传播的有关斯大林的资料就是证明。被《英特网•俄国资源》指南作为俄国知识的“绅士套书”来介绍的《英特网•俄国服务器上的俄国史》数据库中,所有关于斯大林和1924—1953这三十年历史的英语资料占了一页。
从英特网站可以知道,“斯大林”的姓在俄语里是“钢铁”的意思,在他领导下农村实行了集体化,城市进行了“工业化”。此外,全国实施了“大恐怖”:“从1935到1941年斯大林迫害他所怀疑的反对他和国家的每一个人。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及其军官们执行斯大林的命令,逮捕了社会上所有被怀疑的人物:老布尔什维克、新党员、红军战士、知识分子和富农(发家的农民)……两千万被捕者中七百万被就地枪决,其余的被送往古拉格改造……几十年中苏联失去了整整一代最英勇的、富有创造性的和忠诚的公民——民族的智慧和灵魂。”
因为“绅士套书”首先是给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看的,他们拥有电脑,能利用连通全球的电子邮件,所以它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给予了特别注意:“列宁格勒党的首脑安德烈•日丹诺夫推行‘日丹诺夫习气’,借口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迫害作家和艺术家。结果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以自杀了结生命。日丹诺夫只允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用他的话来说,它‘用社会主义精神帮助思想意识改变的进程’。谁都无法避免清洗,甚至日丹诺夫本人也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1948年他受到了谴责。”
套书里也同样告知,只有农民对这种迫害作了消极反抗:“他们中许多人宁愿烧毁自己的庄稼,也不交出自己的土地。”其结果就是“遍及全国的饥荒和饿死一千万人”。
这些报道叙述的是伟大卫国战争之前的事,而对战争的叙述是以这样的话开始的:“1941年希特勒侵犯苏联,而这时苏联军队只剩下可怜的骨干,而居民则挨饿和受到恐怖的威胁。”“指南”认为,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才能逼近莫斯科,围困列宁格勒,毁灭两千多万人。德国侵略者是怎么被击溃的,“指南”却缄口不言。
不能说,“指南”完全是杜撰捏造。斯大林时代的著名活动家中有拉夫连季•贝利亚和安德烈•日丹诺夫。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是斯大林的同时代人,关于他们悲剧性死亡的情况至今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确实,30年代初在农村是有普遍的饥荒,而30年代后半期则有大规模的迫害。也有过“列宁格勒案件”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
然而正像所有的神话一样,对真实的事件和人物的描写是带有不少想像成分的,有关工业化和集体化,列宁格勒围困和莫斯科城下战役的话则淹没在臆造的海洋里了。
这样的对斯大林的活动和他的时代的神话般的描写,犹如搞错了许多地理名称的地图,取代水量充沛的河流和湖泊的是沙漠,海浪拍溅的地方却高耸起山峦。看来,“指南”的作者在歪曲了斯大林的形象以后,已经不能半途而废,他不得不杜撰全部苏联历史,把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变成“列宁格勒案件”的牺牲品,日丹诺夫则被枪决,又为希特勒创造了轻取苏联的条件,从“指南”内容来看,他不能不取胜。
同时,与任何神话一样,对斯大林和他的时代的虚假描述是不堪一击的,因为借助于它就无法解释过去许多著名的现实事件。大概,连很不会用英特网的外行人也听说,希特勒是被击溃了。是谁又为什么击溃希特勒和他的军队并打碎了他奴役全球的计划?斯大林和苏联对摧毁希特勒主义有没有关系?如果当时斯大林领导的我们国家与此有某种关系,那么红军“可怜的骨架子”和“饥饿的”及“受到恐怖威胁的”苏联百姓能为战胜希特勒德国和它的盟国作出贡献吗?神话说斯大林在战争前夕把国家弄到濒临灭亡的地步,却不能解释,苏联怎么能经受住希特勒军队的猛攻,为什么苏联人民和红军在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领导下能在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起决定作用。
在对斯大林连同他那个时期的历史作出评价前,必需摆脱歪曲现实事件的逻辑和情理的神话。只有仔细研究斯大林的社会的、民族文化的、职业的和其他的根源,研究他内心的进化过程,对他形成的影响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活动,才能理解,他怎么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时期之一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通向权力之路》一书的作者就试图做这样的研究。同样,为了理解在达到最高的,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之后斯大林的活动,必须转向斯大林时代的现实事件,这些事件是由不可违背的历史逻辑联结成合情合理的链条的。
只有那时才能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个人迷信”和“30年代镇压”是怎么回事。只有合乎情理地、仔细地弄清楚那些年的事件,才能接近于解开围绕着基洛夫被害、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显要的苏联活动家被捕的秘密,只有收集了所有已知的事实,才可以试着去找到经常被提及的一些问题的答案:1939年是否需要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德国突然袭击我国?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红军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发动“冷战”是谁的过错?为什么战后党需要作出关于文学、音乐和电影的决议?“列宁格勒案件”以及战后类似的“案件”的缘由是什么?
同时,只有用心斟酌事实和合乎逻辑地研究那些年里事件的进程,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屈指可数的年岁里我国变成了伟大的工业发达的强国,消灭了文盲、失业和其他许多社会弊病。只有这样才能接近于理解,为什么能战胜希特勒德国,为什么战后能迅速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为什么要创建可靠地保卫了并继续保卫着我国的导弹——核武器保护盾。
只有以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理解,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斯大林的个性,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系列情况的原因,而这些情况超出了他控制的范围,斯大林哪些行动是对的,哪些在已形成的历史条件下是错的。
应该把1929年4月作为研究斯大林在权力顶峰时期活动的起点,那时斯大林粉碎了反对派——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开始贯彻他所制订的深刻改造国家的方针,这是一场新的革命,但这一次是自上而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