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陈伯达（王广宇）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王广宇

　　自１９５８年８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至１９６８年３月４日陈伯达把我投进监狱，这十年间，我一直都在陈伯达麾下当一名小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很少能见到这位大首长，更谈不上同他直接接触，因此我一直把他看成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他当时的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１９６４年后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央的意识形态专家、理论家、头号笔杆子，人称“老夫子”。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我曾见过他几面，从外貌上看，他并不出众，深度近视，不讲穿着，不修边幅，也不端架子，人看起来还算随和。这是我当年的印象。
　　
　　初识大首长，两件小事印象深
　　
　　大约是１９５８年秋，我在政研室的思想界动态组工作时，陈伯达曾到我们组来过两次。有一次动态组开会时他来了，在同我们见面时，他并未发表长篇讲话和发什么指示。当主持会议的思想界动态组组长关锋说“请伯达同志作指示”时，他说没有“指示”，只是东拉西扯，半开玩笑地对关锋说：“大哲学家！最近又发表什么新作了？拿了不少稿费吧！”关锋回敬说：“伯达同志怎么老是讽（封）我呀！”陈伯达哈哈大笑，又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便走了。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１９６１年的四五月间，陈伯达奉命搞了一次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的调查。地点选在河北省霸县（当时归天津管辖）堂二里公社。陈伯达亲自抓这次调查，不过他没有住到堂二里，而是住天津市的大理道小招待所。陪同他一起进行调查的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调查组的成员主要是《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领队的是《红旗》杂志编委吴介民。调查组六个人都住在堂二里公社的一铺土炕上，吃饭也在公社食堂。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吃公共食堂吃不饱，我们调查组在公社食堂也是吃粗粮加“瓜菜代”，但尚能吃饱。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的粮食定量低，最后算账，我们的伙食大大超过了定量标准，公社叫我们如数交粮票，没有办法只好写了欠条，答应日后再还。
　　陈伯达虽未亲自来堂二里蹲点，但他还是和许立群在天津近郊农村调查了一些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为了遥控我们这个调查组，指导我们调查，不时地派随同他调查的中宣部人保科干事孙迺侠当联络员来堂二里，传达他调查时的议论和指示。现在回忆，那次公共食堂调查的基调还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优越性的前提下，听听农民对公共食堂的反映和要求，叫农民提出还有什么不方便，还没有提出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议论。那时农村公共食堂的大锅饭的弊端早已暴露，浪费粮食，老人小孩去食堂不方便，劳动力吃不饱，等等。中央似乎已有所察觉，但尚未下决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我记得，我们调查组的调查汇报，还是两方面的意见都讲，既讲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也讲它存在的问题，还不敢把真实情况全反映出来。
　　在调查组结束调查前，陈伯达有一天来到堂二里视察，他在许立群和天津市委一位女部长陪同下来到堂二里公社。天津市市、区、县的有关领导和公安局布置了严密的保卫措施。随同他一起来的车队和公安人员，前呼后拥，在公社大街上搞得很紧张。陈伯达下车后一看这么多车和人员，很不高兴，他马上“指示”那位女部长和陪同人员，立即把警卫人员一律撤走，那些随员和警卫只好后退佯装撤走。陈伯达不理解天津市委的苦心，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到农村来，天津市委有保卫他人身安全的责任，多派些警卫人员也在情理之中，可他似乎不太习惯这套繁琐的礼仪和保卫制度。
　　中午吃饭，陈伯达罢宴了。陈伯达这位大人物亲临堂二里视察，霸县堂二里公社绞尽脑汁想把接待工作做好，使陈伯达满意。东道主给陈伯达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宴，桌上摆上了肉、鱼、鸡等美味佳肴。这虽不是山珍海味，可是在那个饥荒年头，也算得上高档次的招待了。市、县和公社各级官员陪同陈伯达到食堂就餐，陈伯达一看摆了这么一大桌子菜，马上变了脸，退出了食堂，死活不吃宴席，他坚持把这桌菜撤掉，上老百姓吃的粗粮和“瓜菜代”，搞得东道主非常尴尬。后来在陪同人员说和、调解下，把鱼、肉之类的荤菜撤掉一些，上了些粗粮和瓜菜，陈伯达才吃了午饭。１９６１年春天，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吃不饱，连“瓜菜代”也难以为继，叫陈伯达到农村吃宴席，无疑要损害陈伯达的形象。陈伯达“罢宴”也不足为怪。
　　吃罢午饭，公社为陈伯达开了一个小房间，准备了一张软床，让他中午休息，他死活不上床，退出了单间，跑到一个小会议室的椅子上坐下。他说随便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麻烦。调查组中，我年纪最轻，级别最低，便派我中午照顾陈伯达休息。我给他弄了个旧藤椅，叫他坐下，给他腿上盖了条毯子，他蜷缩着身子休息了约半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同陈伯达接触，我对他的“罢宴”、“罢睡”的举动，肃然起敬，认为他不愧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和人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这个印象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要马列主义研究院率先实行供给制
　　
　　１９６５年年中，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一些说法，要在他主管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废除现行的工资制，恢复供给制。
　　陈伯达在马列主义研究院讲话说：建国后，干部实行工资制是一个错误，这种制度助长了干部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一些干部追求享受，导致腐败。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违背。为了使我们的干部更加革命化，缩小同工农生活水平差距，防止革命意志衰退，恢复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供给制很有必要。我们是搞马列主义的，先带个头，先在研究院试行供给制，成功了再推广。陈伯达又说：愿意革命的留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实行供给制，想要挣钱的可以调离研究院，继续挣工资，留去自由。
　　陈伯达的这个指示，在马列主义研究院职工中引起巨大震动，每个人都不能不考虑：实行供给制后，怎样养家？在全国干部实行工资制的条件下，唯独马列主义研究院实行供给制，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法？等等。
　　陈伯达提出这个问题时，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大部分干部还在天津搞城市“四清”，各业务组只留下少数人做以后课题研究的准备工作。陈伯达让在家的人先讨论，统一思想，端正态度，制订供给制的实施方案。在讨论中，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实行供给制是不是还像解放前在解放区实行的发衣服、日用品，吃大、中、小灶，津贴怎么发，家庭的老小怎么养，夫妻一方在外单位拿工资的，家庭供养怎么处理。这些具体问题，陈伯达让大家讨论研究想办法解决，他只管大方向和原则。
　　经过多次讨论，几上几下，院里集中了上、下两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测算，制订了初步方案，分成局、处、科、一般干部四级，按等级制订供给的标准，不发实物，按供给标准，折合成人民币发给个人。家属按供养的老人、小孩发生活费，也发给个人，配偶在外单位拿工资的，由双方分摊供养老人、孩子的费用，研究院只供养二分之一。这个方案有许多细节和难题都没解决。测算的结果，实行供给制后，仅干部工资一项，就可为国家节省一半以上的开支，同一等级的每月领取的货币（包括养家费）要比工资制少拿二分之一，级别越高，收入减少得越多。
　　这个方案，其实并不新鲜，同解放初期干部从供给制改成包干制没什么两样，实际上是低薪制，只是把原来的实物供给折合成货币发给个人，个人可以灵活掌握自己的衣食费用比例。
　　陈伯达在马列主义研究院搞供给制的消息传到中直机关，也引起一些反应。红旗杂志社的一位同志向我详细地询问了马列主义研究院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他不无担心地说：“研究院实行了供给制，红旗杂志社也是早晚的事，这两个单位都归他（陈伯达）管。”
　　研究院把供给制初步方案制订出来后，不知何故，陈伯达一直没有批准实行。不久，１９６６年春天，陈伯达就忙着搞“文化大革命”了，研究院率先实行供给制的事就不了了之。
　　
　　和“红五类”辩论口号
　　
　　１９６６年６月末，我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住进了钓鱼台十五号楼，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十五号楼，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之前，我主要做秘书工作。收发文件，打杂，办陈伯达的信件，帮助陈伯达秘书刘叔晏抄写专案材料，随同陈伯达出去开会作记录，或出去搞专题调查。虽然每天都在陈伯达身边工作，他也未必认得我。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后，我分配在文电组，继续办陈伯达的信件，直到成立了陈伯达办信组。这期间，我随陈伯达一起去对外文委看过一次大字报。有一次，陈伯达、康生在中南海西门接待室接见监察部的两位老干部，听取他们反映“文化大革命”前对干部使用和干部历史问题的意见，叫我去作记录。在记录中，我因为对老干部名字不太熟悉，经常写错别字，陈伯达坐在我旁边，看我写了错字就帮我纠正，我感到陈伯达的确没官架子，在他身边工作不感到紧张。
　　大约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有一天下午，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联合接待室（设在府右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楼），由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组织一场接见红卫兵座谈会，主题是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陈伯达在会上批驳了这个带有血统论色彩的错误口号。主张这个口号的“红五类”高干子弟居多，他们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一段以后，“红五类”学生言辞粗鲁，坚持意见，会场秩序大乱，辩论无法进行。许明和陈伯达秘书王保春见状赶紧维护秩序，让陈伯达先撤。因前门已被红卫兵把住不让陈伯达出门，要和他辩论到底，我只好护着陈伯达从后台撤下来，穿过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院子南门出来。这时中央警卫局的警卫把陈伯达的车子也调到了南门，我护着陈伯达上了车，回钓鱼台。这是我第一次坐上陈伯达的红旗轿车。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陈伯达一开始就不同意。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在主题报告中又批评了这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血统论。
　　
　　对朱成昭的严厉批评
　　
　　大约是１９６７年年初，原来一直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负责人朱成昭，可能是对中央文革把“联动”（即“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了反动组织并抓了一批骨干分子表示不满，发表了一些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犯了属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类的错误。我当时并不太清楚朱成昭究竟发了什么言论，但中央文革和陈伯达认定朱成昭变了，不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从“造反派”变成了“保守派”。于是，陈伯达亲自写了一封对朱成昭批评的信，派我去传达。
　　陈伯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锋也在场，看样子他们刚刚商量完批评朱成昭的问题。陈伯达对我说：“你去找朱成昭传达我对他的批评，按我写的向他宣读。”陈伯达把“批评信”递给关锋过目后，关锋对我说：“传达伯达同志的批评，口气尽可能婉转些，不要叫他感到有压力，批评他是爱护他。”陈伯达马上驳关锋说：“不！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地传达我的话。”这个批评稿不太长，大概就有二百字左右，但口气非常严厉、尖刻，带有严重警告或“最后通牒”的味道。“批评信”没指明朱成昭到底犯了什么错，只是对他的错误加以分析上纲。内容大致是：你朱成昭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有点名气就骄傲起来；你如果不识时务，脱离党的领导，背离文化革命路线，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希望你悬崖勒马，不要沿着错误道路滑下去，否则，“群众必然把你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不及了”。最后这句话我记得清楚，因为这是毛泽东用来批评蒋介石的话。
　　我向朱成昭宣读了陈伯达的批评信，他当场作了记录后，并同我一起核对了陈伯达信的原稿。朱成昭很冷静，泰然自若。他虽未公开拒绝批评，但也没表示要作检讨、改正。朱成昭问我：“陈伯达同志这个批评是不是往下传达？是不是先向我们‘东方红’勤务组传达一下？”我说：“伯达同志没说，传达不传达，传达到什么范围由你自己来定。”
　　朱成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也过于自信，但他光明磊落，不怕中央文革首长批评，竟将陈伯达对他的批评原原本本地向“东方红”成员作了传达，很快就有人把这封信的内容捅了出去，贴出了大字报。反对朱成昭的派别趁势把朱成昭从“东方红”第一把手的位置上掀了下来。朱成昭往下传达陈伯达的信的内容，这就注定了他必然垮台，因为在当时不管你是多么“革命”的造反派，只要失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那你就什么都不是，甚至会使你成为“反革命”。这就注定朱成昭必然垮台。
　　
　　字画引起的风波
　　
　　陈伯达的毛笔字写得好，有功底。党内外许多领导人或他的朋友向他求字，在“文化大革命”前，这对陈伯达来说是寻常事，也是文人之间交往的高雅方式，可是“文化大革命”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则把相互题字变成了有“黑关系”的罪证。原来一些同陈伯达关系不坏、手中有陈伯达字画的老同志陆续被打倒，成了“黑帮”。陈伯达的字画收藏在“黑帮”家里，无疑会给陈伯达带来麻烦，至少可以说明“黑帮”和陈伯达这个“大左派”关系不错，这件事不能不成为陈伯达的一块心病。他必须设法收回在“黑帮”手中的字画，以防后患。
　　１９６７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十六号楼大客厅召开小组会。这时，办信组的负责人杨松友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了一些信件和几卷捆着的字画，并附上一封信。信中说中央办公厅转送来几幅字画，但没有附言，还有几封不好处理的群众来信，一并送给我叫我处理。我看过信后，因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连看这些东西都没看一眼，就原封不动，放在戚本禹的办公桌上，并给戚本禹写了一个条子，附上杨松友给我的信，请他批示。随后，就把这事忘了。当时陈伯达和戚本禹都在大客厅开会。就在这个当口，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来办事组值班室问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字画，有人告诉他们我放在戚本禹办公室了。于是，王保春就直接去戚本禹办公室把几卷字画取了出来。王保春回值班室就问我：“伯达同志的东西，你为什么送给戚本禹？”我说：“我不知道是伯达同志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杨松友送来的，我连看都没看就送到戚本禹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小组会刚开完，陈伯达就匆匆来到值班室，他见我劈头就问：“我的东西你怎么送给戚本禹批？”我解释说：“我不知道是你的东西，办信组送来这些东西，我连看都没看就放在戚本禹桌上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时，戚本禹也到了值班室，陈伯达冲着戚本禹说：“我的东西怎么也由你来批呀？”戚本禹也莫明其妙，反驳说：“我批你什么了？”陈伯达又说了句什么话后，戚本禹生气地对我说：“以后陈伯达的事我一概不管，他的事别再找我。”其实，戚本禹还不知道这件事，陈伯达的字画王保春早从戚本禹办公桌上取走。戚本禹开完会还没回办公室，当然也没看到我写给他的条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陈伯达对这件事发这么大火，他怀疑戚本禹和我们合谋抓他的把柄，整他的“黑材料”。事情的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给中央办公厅一位老副主任写过字画，由于这位老同志被打成“黑帮”，抄家抄出来陈伯达的字画，就交到中央文革。当时，凡是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信件就直接送办信组去先处理，这些字画没有附言和信，办信组也不知该怎么处理，就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我。我也摸不着头脑，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戚本禹。没等戚本禹开完会，王保春就把字画取走了。戚本禹当然不知道这件事，确实不该责怪他。
　　陈伯达对我的严厉指责，我感到压力很大。越想越觉得冤枉、窝囊，就在气头上给杨松友打了一个电话，批评他不该把难处理的信件送给我，给我我也处理不了。以后凡是遇到难处理的问题，都直接请示戚本禹，不要经过我中转。一会儿，杨松友就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一封信，解释这些字画的处理过程，由于他失误给我造成了麻烦，感到很抱歉。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他也是按正常工作程序办事的，因为在他看来我是“办事组长”，办信组隶属于办事组，他“请示”我，没有错，他认为我应有职有权。然而，他哪里知道，江青、陈伯达从来就没承认过我这个“办事组长”。我一方面错怪杨松友，另一方面又想消除陈伯达的误会。但我不敢直接找他，便通过他的秘书王保春，请他帮忙向陈伯达解释一下“字画事件”发生的经过和我的过错。我那天下午到晚上为这件事连着给王保春打了三四次电话，请他无论如何也要帮忙。
　　
　　“二四”批示和它的后果
　　
　　“二四”批示是指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办事组编的《要事汇报》上对湖南长沙市“湘江风雷”组织的批示。
　　１９６７年２月初，湖南省军区向全军文革小组报告称：长沙市有个叫“湘江风雷”的群众组织，在长沙大搞打、砸、抢，火烧楼房，破坏公物，扰乱社会治安，是一个罪行累累的保守组织。全军文革小组把这个报告又报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成了《要事汇报》。２月４日，陈伯达在这份《要事汇报》上作了这样的批示：责成湖南省军区把“湘江风雷”的头头抓起来，并把“湘江风雷”定成反动组织。因为“湘江风雷”是反军区的，省军区不仅抓了他们头头，还抓了一些普通成员并把“湘江风雷”当成反革命组织，镇压了下去。但是，“湘江风雷”和它的支持者，不断地向中央告状，喊冤，揭露湖南省军区制造假情报打击报复“湘江风雷”。由于是经中央文革小组批示才把“湘江风雷”打成了反革命，因而“湘江风雷”要求平反的事迟迟未能解决。
　　随着“湘江风雷”喊冤、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叫秘书把“二四”批示的原件从办事组调走，说再看看。与此同时，戚本禹也到办事组调“二四”批示，办事组的矫玉山告诉戚本禹说，“二四”批示原件已被陈伯达取走。矫玉山又打电话给陈伯达秘书要“二四”批示，秘书说一时找不到了，等找着再还。戚本禹不满地说：“什么找不到了！不愿拿出来了。算了，不要了。”
　　武汉“七二○”事件后，戚本禹到办事组对我说：把湖南的“湘江风雷”给打成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二四”批示是根据《要事汇报》提供的情况批示的，办事组提供了不真实情况，要作检讨，并提出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意见。我当时考虑，“二四”批示是陈伯达批的，便提出：“写这个检讨和提出处理意见，用办事组的名义合不合适？”戚本禹发火说：“你们犯了错误，不主动检讨，还怕这怕那，你不愿用办事组的名义写检讨，用我个人名义写检讨（戚本禹是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我解释说：“不是怕检讨，错了就该检讨。我主要考虑写处理意见的程序问题。”
　　其实，办事组每天编《要事汇报》都是根据下边报告编写的，而且都是亟待批示的重要情况，每件事都要等核对后再报告，那种“汇报”就成历史了。出了事，办事组只好代人受过，写检讨吧！我向戚本禹请示这个检讨怎么写法，戚本禹大致把他的意见说了一下，我按他的意思写了一个检讨报告。主要内容是：“经过调查，把湖南的‘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并抓了一些人，这是错误的，应当给以平反。办事组对全军文革关于‘湘江风雷’的报告，没有调查研究，就贸然登了《要事汇报》，提供了不真实的情况，使领导作了批示，责任在办事组，我们应作深刻检查，吸取教训。”“二四”批示的错误是办事组造成的，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应为“湘江风雷”平反，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湘江风雷”人员。
　　这份以办事组名义写的关于“湘江风雷”问题的检讨和处理意见，打印后分别送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由戚本禹转呈周恩来。这就是“二四”批示的处理经过。不久，中央文革把释放后的“湘江风雷”的头头召到北京，给他们公开平了反，并进行安抚。
　　
　　红旗杂志社搬家的小插曲
　　
　　陈伯达除了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外，还兼红旗杂志总编辑和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他对他管的这两个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的要求是少给他惹事，尽量和社会上的派别少掺和，在本单位搞运动。而《红旗》在“文革”中是唯一的党刊，威信高，全国各地群众，各派别都相信，上访的、串联的自然也多。而它的几位副总编辑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又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找他们的也络绎不绝。陈伯达对这种“兴旺”景象却不以为然，他担心这种状况会给他捅娄子，加上各种派别各样观点相互串联，他心里也不踏实。他想叫红旗杂志社离开市中心沙滩搬到郊区僻静处，可能减少一些上访串联的人流。他选择了中央党校南院，党校的北院马列主义研究院已经住进去了，这样，他管的两个单位离得近，也便于管理。这个搬家的原因是凭我的直觉分析的，至于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那我就摸不透了。
　　陈伯达的搬家计划，似乎没有同他的副总编辑们充分酝酿和协商，但也没遭到反对，于是红旗杂志社的行政部门就奉命开始对党校南院的楼房进行了改造和装修，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工作。大约装修即将完成，陈伯达的红旗杂志社搬家计划突然发生了变故。１９６７年的六七月间，有一次开中央文革小组会，可能在会上讨论了红旗杂志社的搬家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没能提出红旗杂志社搬家的充分理由。有的小组成员则认为陈伯达把红旗杂志社搬到中央党校南院是为了住那里的好房子。最后，陈伯达叫红旗杂志社搬家的主张被小组会给否定了，并作出了红旗杂志社不再搬家的决定。这件小插曲已经过去三十九年了，创下了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自创刊四十多年，办公地址没动窝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