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之死(何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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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之死(何虎生)


                  ·何虎生·

                  死于心肌梗塞

    1989年9月20日中午, 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
高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
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儿媳
赶紧敲响隔壁房间的门,那里住着公安人员老萧。老萧马
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
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陈伯达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是和他的儿子陈晓农生活在一起的。据陈晓农
事后说: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
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
声波检查有冠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
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 我九时多
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
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妻子说父亲起来后,即说天冷。
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
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
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根据领
导人的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八宝山火化。
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却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
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的,没有接到任何
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书。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 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
第一告别室。那里挂着他的遗像。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
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可作遗像的照片。
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好友为他拍过一次照,赶紧请摄
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陈伯达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
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
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
    9月20日,美国、 英国等电台播出了陈伯达去世的消
息,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9月30日, 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本社记者从有关
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 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
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1988年10月17日是他的刑满之日,他的获释仪式是在
医院里举行的。这天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头戴大盖
帽、身穿橄榄色警服的公安人员。陈伯达所住的单间病房
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公安部副部长郑重地向陈伯达宣
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接着,宣布把
陈伯达分配到北京某单位工作。那个单位的领导人徐主任
也说了几句话。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特等待遇的囚犯

    1970年,毛泽东第二次选择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
会的地方,这就是当年8月23日至9月6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
共九届二中全会,也是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在这
次全会上,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
《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
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
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
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
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北京。他闷闷地步入长安门
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他躲进了书屋。陈伯达亲笔写下的
回忆中,有这样一段:
    回北京,想再三求毛主席、中央宽恕。晚上,打电话
到毛主席处,想求见他。过了一会,毛主席的秘书回电话:
毛主席刚开完会,很疲乏。当然,我不好再求。打电话给
康生,康生不接,要曹一欧(引者注:应为曹轶欧, 即康
生之妻)接,她也不接。
    但是,当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周恩来同志的秘书要
我稍等。不一会,周恩来同志来接了。说话的语气是亲切
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周恩来同志不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遇到困难,就加
以鄙弃,却是给以希望。我想,这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的道
德。
    回北京后,有几个晚上,陈伯达到郊外散步,为的是
排遣自己的苦闷。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出去。国庆节
将到,怕遇见外国人。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
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
自由。
    从此,即禁闭在自己家里,开始,整本参考消息( 引
者注:即通常所称“大参考”)还给,以后也不给了。 有
迹象,是要逮捕送监,我感到绝望,托那位管药的同志:
在要实行逮捕时,请他设法把一批安眠药给我。我这样一
说,他不愿意出事,把药都退给了医务所了。我的确不想
坐自己的监(引者注:此处“自己”指“自己人”意思)。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八三四一部
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陈伯达实行就地监
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在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失去了自由。他们
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也就在这一天,陈伯
达不再拥有三辆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
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
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
一天被关押。
    他是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被选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当时他名列第五。1967年初,在陶
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
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安眠药的药力已经发作, 陈伯
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在喊他,那声
音是陌生的。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
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
两个大汉不由分说像抓小鸡似的,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
了汽车。汽车出了北京城,驶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秦城监
狱。
    在监狱门口他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不愿进去,
大喊了一声:“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
    正是这句话,可以说救了陈伯达的一条命。
    刚入秦城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
连床都没有。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
大为改善。他被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他一
人,并且可以睡床。陈伯达还可以在三楼自由走动,可以
看书读报,生活也特别优待,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
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此外每天都有大夫来看。
这样的待遇,在秦城监狱里是颇为罕见的,正像陈伯达所
说,“吃得还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更好”。
    那么,他到底在阜平做过什么“好事儿”呢?
    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
相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最初就是在阜
平印刷厂排印的。
    陈伯达从未对人谈起他在阜平做的“好事儿”。秦城
监狱狱方只知道毛泽东关照过在生活上给陈伯达以照顾。
毛泽东去世之后, 陈伯达更不愿谈这“好事儿”, 直至
1984年公安部门派人专门调查此事。面对公安人员的查问,
他不得不说了有关经过。事情是这样的:
    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 来到河北
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于5月26 日才转到
平山。毛泽东到了阜平县城南庄之后,派人把陈伯达从平
山县叫到那里。
    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国民党军队知道毛泽东在阜平
县城南庄。一天,城南庄上空响起了国民党B—25 轰炸机
隆隆的轰鸣声。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赶紧进防
空洞。毛泽东正忙着,没有当一回事。陈伯达听见飞机轰
响,朝毛泽东那边跑。半路上遇见江青,正匆匆朝外跑。
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江青答道:“在屋里, 说服
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个人也来了,都
急着劝毛泽东赶快躲一躲。毛泽东这才意识到敌机已相当
近了,便跟随大家撤离,朝防空洞走去。
    就在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
院子,爆炸了!毛泽东那房子的玻璃全震碎, 墙也坍了…

    后来,陈伯达说:“本来,这件事不值一提。充其量,
我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儿’。可是,当我被突然投进监狱,
我为了救自己,才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
这句话。”“我确确实实,是为了救自己! 我的话被汇报
上去了。别人当然不明白我说的‘好事儿’是什么,毛主
席心里明白。所以,当时他在政治上狠狠批判我,在生活
上给我宽大——我非常感谢毛主席!我的体质很弱, 在监
狱中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关照,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唉,不
过,我活着也难为情——我这样犯了大罪的人,何必活着
呢?”
    由于毛泽东的关照,陈伯达在那四周高墙、哨卡林立
的秦城狱中,居然过着衣食颇为优裕的生活。这时,批林
批陈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陈伯达在狱中
每天细细地读着报纸。陈伯达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
泽东去世。

                   晚年的岁月

    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
    北京市公安部门为他寻觅新居,征求他的意见,他说:
“希望住平房。”他向来住平房。不论他进京以后最初在
中南海住的迎春堂,还是后来在新建胡同、米粮库胡同的
住处,都是四合院、平房,或者是两层楼房。他不爱住高
楼。尤其是他已上了年纪,上上下下有诸多不便。可是,
在北京寻找独门独院的平房,并不容易。新盖的几乎都是
楼房。
    公安部门考虑到他的安全,几经研究,还是为他安排
了一幢偏远的新楼的顶层的一套房间。公安人员住在他的
隔壁,以防种种不测——因为他毕竟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另外,有公安人员作为他的邻居,可以挡掉一切未
经许可的来访者。
    于是,陈伯达在过了十来年孤独的囚禁生活之后,过
上了安定温暖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这一切,外
人莫知,还以为他囚居秦城呢。即便在秦城,他也受到特
殊照顾,这又是外界从不知道的。他的视力和听力都还可
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他很注意国内
外的形势,经常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
晚报》,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思
维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
仍能握笔著文。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
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
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
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
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
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他
的未曾公诸于世的文稿的题目其中包括《试论一下日本的
“生产率运动”》(1982年)、《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
和两国的“精神危机”》(1982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
——〈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1984年)、《关于日
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1986年)等等。
    陈伯达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
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
国新著《大趋势》、《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加以评
论。
    陈伯达就是这样度过他的晚年岁月的。 

(《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