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朝廷的“非君”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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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朝廷的“非君”浪潮
说句实话,万历是被那帮大臣实在欺负的惨不忍睹,几乎任何大臣都可以上本奏折指着他的鼻子对他破口大骂,有时候看看那些奏折,都会让人觉得奇怪,这是大臣在对皇帝说话,还是老子在对儿子说话
现在的美国官员如果敢用这样的口气来指责总统,都肯定是要被炒鱿鱼的
万历一生只爱一个女人,从年轻到老都没有改变过,却被指责成好色
一年收点矿税,被说成是贪财,被骂的狗血喷头体无完肤(对比一下年收入以千万两计算的郑芝龙,实在替他抱屈),忍气吞声最后只能按照大臣的意志来立太子,还被指责成好生气
别说这皇帝当的实在不舒服,就是一个平常人,也没有这么窝囊的
偏偏这种情况又不是在他皇帝权力被剥夺,朝廷有弄权大臣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肉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说出了“天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此的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病告退的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到了清代,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对此都极其不理解,说:“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无非是说,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对皇帝破口大骂呢?简直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完全被调教成皇帝重视奴才的清人,是难以理解明朝中后期士人的“大胆”的。
其实,以上还只是部分朝廷大臣的“非君”,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不想赘述,仅举一例,首辅沈一贯谈及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时候说:“往时私议朝政着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万历年间是一个孕育着变动的王朝。有人也许会说,万历皇帝的某些做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和指责了。但,历史上昏庸的皇帝不计其数,有哪个皇帝当时能受到这样暴风雨般的斥责呢?有哪个王朝能给大家这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呢?有哪个王朝的大臣和普通百姓能有这样大胆的做法和意识?
万历王朝,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动,一种启蒙思潮,一种打破皇权至上的思想几乎已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它被后来的历史变动所扭曲了,中国的命运在某扇很有希望的大门前嘎然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