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性观的现代解读

潘天强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一方面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深度思考的问题：我们现代人，我们的社会到底要向哪里发展？说到底就是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不仅普通老百姓在想这个问题，很多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本文就历史上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本质的误读作一个澄清，并提出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新的理解，尝试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我们对理想社会的信心。
关键词：人性、社会属性、自然属性、阶级性
长期以来,关于人性的表述我们一直都依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话“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于是我们就当然地推理为社会属性是区别人与动物的唯一标准，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表现为阶级性，不带阶级性的人性就是抽象的人性，超阶级的人性。于是每个人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于是就有了文革残酷的阶级斗争。然而，今天我们回头再来看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表述，我们会发现关于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表述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
一、马克思论人性
马克思在1844年到1846年两年中对人性有三种不同的重要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1）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
（一）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的根本属性。
马克思对人性的表述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对劳动的阐述，是通过对人的劳动与动物的劳动加以比较为说明人作为类存在的根本特性，这是马克思主共产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美学理论的基础。“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4）正因为人的生产是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全面的，所以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一切违背这一根本属性的都是非人道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5）有必要重点强调一下，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个人相对社会所拥有的自由，而是指人作为类存在超越于其它一切动物之上所显示的自由，是指人类的生产摆脱了肉体的直接需要和物种衍繁的需要进行的真正自由的生产。因此人类的生产是能动的、创造性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种自由的生产劳动中人可以得到美感。如果一旦人的劳动失去了自由性也就失去了自觉性，没有自觉性的劳动也就没有创造性，是一种被迫的、痛苦的劳动。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在异化条件下的劳动不但没有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得到体现，反而使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都感到痛苦。工人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剥夺了，仅仅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人类的劳动退化为动物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变成被迫的劳动，因而异化劳动是违反人性的。要克服异化就必须消灭阶级，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真正含义就在于此。
除了私有制形成对人类劳动的自由性的强烈破坏之外，人类劳动的社会分工也会或多或少地造成自由性的减弱。因而，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使人类劳动的自由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在物质财富极其丰富的基础上使每个人的劳动最大限度地接近艺术劳动。因为艺术劳动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劳动、创造性的劳动，是生命意义的体验，是避免了被迫性、单调性、重复性的愉快的劳动。
以往在解释人性的回归时，许多人把人的原始欲望随意宣泄或个体人的随心所欲作为终极目标，这都是对人性的误解。人性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类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
（二）全面的需求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
“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时常被提出来却又得不到圆满的解答。其实我们仔细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就可以很坦然地回答，活着就是为了满足需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自然界任何一种动物存在的理由都是为了满足需求。但同样是为了满足需求，人与动物却有本质的不同。动物的生产是自发的、无意识的。它们在获取食物时只是得到一种生理满足的快感；而人的生产是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人类不但要满足物质的需要，还要满足精神的需要。人类在满足需要时不但能获得快感，还能获得美感。动物的生产是被动的，它们每一次只是把自己的产品吃掉，每一次生产都是从头开始，都是对前一次生产的简单重复，它们对自然界的作用等于零；而人的生产是一种创造性的生命活动。人类按事物的规律进行生产，不但改造对象，而且直接创造出新的对象。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狭隘的，只是在延续生命和物种的需要时才生产，它们只生产自身；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类通过社会性劳动创造新的世界，以满足人类的各方面的需求。正是由于人的生命活动是积极全面的，因此人的需求也是丰富多样的，不断发展的。人类的需求显现出一种不断超越的过程。生存的需求满足了，就会产生发展的需求；物质的需求满足了，又会产生精神的需求。动物靠被动、消极的活动可以从自然界直接获取所需要的一切。而人的需求必须通过全面的、创造性的生产才能得到满足。人类的需求的积极性和实现这些需求的手段的积极性，产生了人对大自然能动的关系以及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独特的能动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满足人类的全面需求是人类存在的最终目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人类把大自然作为自身的延伸，作为实现自我的手段，作为体现本质力量的对象。因此，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在范围上显得异常广阔。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就越广泛。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水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只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6）人类通过创造性的生命活动满足类生活的全面需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需求的不断满足以及为满足需求而出现的新的工具，又会引发进一步的需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总是处于永远可以满足需求和永远无法满足需求的矛盾运动之中。“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创造的。”（7）
由于人的需求是全面的，所以人的本质也是全面的，人的需求失去了全面性，人性也就失去了全面性。在异化劳动状态下，工人与需求之间产生了脱节，人性变得不完整，甚至人性降低为动物性。所以必须改变异化状态，恢复人性的完整性。依据这一原理，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就是按人的本性分配。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种暂时的、狭益的分配原则。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消除由于劳动能力的差别引起的占有和消费的不平等。共产主义是对异化的彻底扬弃。按需分配是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分配方式。当然这一分配方式的前提是社会物质财富达到能源源不断地满足人们各种需求的水平，否则按需分配便是一句空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疯话，就是把这一原则给忘了，因而开了个历史玩笑。
在我国，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定论曾经走过许多弯路。在50年代曾经提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可是后来由于认识上的失误，把社会的基本矛盾定为阶级矛盾，以至于引发十年浩劫，使中国错过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重新把社会的基本矛盾定为落后的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由此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才有了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人性的表现形态是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以往有关人性的权威结论是“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许多人以此为依据把人性归结为人的社会属性，并推导出在阶级社会中人性表现为阶级性，因此人性便没有了共性，任何人性都打上了阶级的印记。这就是使中国社会陷入几十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漩涡的理论根源。澄清马克思在这一表述上的准确含义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时形成的理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体系虽然在认识上是唯物主义的，但由于他否定了人的能动作用和历史作用，所以在历史观上却走向唯心主义。
马克思在肯定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了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研究人与费尔巴哈在出发点上就不同，马克思是从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从研究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开始。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联系人与自然的中介，使人在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人的劳动不仅体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还体现类的本质，人的劳动无论是内容还是存在方式都具有社会性，是社会性的活动。人的劳动不只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简单的物质交换，还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界的人的本身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8）
劳动使人成为社会的人，人不能以个体的形式在世界上存在，每个人都具有类的共同本质，人类又是每个个体人的总的集合体。人还是历史的人，人的所有本质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结果。但是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仍然无法摆脱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原始形态。恩格斯说人永远是社会性的动物，在这个意义上人仍然具有动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人性的表现形态永远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于人性表述的三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简单概括为：人的本质的核心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人的本质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就是满足人类的全面需求，人的本质的表现形态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
二、人性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
过去对人性的一般理解都是把人的自然属性等同于动物性，理解为人的原始本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特征，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而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有属性。这种观点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用社会属性排斥自然属性，又用阶级性替代社会属性，最后的结论就是人性等于阶级性。
1、人的自然属性不能等同于人的动物性。
人不同于动物，但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社会属性，还表现在自然属性上。人的自然属性在形式上的确有许多特征与动物有共同点，如饮食、性爱、母爱、安全感等，这些都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大自然赋予人的最基本特征。但这些形式上相同的特征在内容上却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在人类还处于动物阶段时，人类的需求与动物一样是由于肉体的直接需要。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人类的需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现这种需求的手段也有了质的变化。而动物却没有任何变化，仍然简单地重复它们的生活方式。以饮食为例，人类最早也与动物一样采集野果、捕杀猎物。但后来人类进行种植和饲养，火的发明使人的饮食不仅能维持生命，还有了美的感觉。随着社会发展，饮食已经发展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如酒文化、清真文化、快餐文化，甚至有人把拒绝饮食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绝食斗争）。性爱的变化更为典型。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早已不把性爱视为传宗接代、物种衍繁的唯一手段。人类婚姻的演变史是最好的证明。两性关系既是衡量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又是衡量个人品行的重要尺度，其中道德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两性关系的纽带也已从最低级的情欲发展为高尚的爱情，成为艺术家描写的永恒的主题。即使现在仍有卖淫、纵欲等现象，但这只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不能等同于动物性，其中搀杂着大量的社会因素，比如经济因素。长期以来专制统治者总是把人的正常的性要求、性行为视为兽性并严加控制，如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三从四德的戒律，对所谓通奸行为的残酷惩罚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专制社会都要夸大人的社会属性，压抑人的自然属性，如中世纪、封建社会和我国的十年浩劫时期。
2、人的社会属性的核心仍然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所谓社会就是指个体在交往中产生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9）然而，这种依赖或合作关系并不是人类特有的，绝大多数的动物都有这种依赖关系。物种要衍繁便会有两性关系，便会有母子关系。特别是那些个体比较弱小，自我保护能力较差的物种，都有一整套群体协作的保护能力，比如蜜蜂、蚂蚁等。这种群体的保护功能是在自然界物竞天择中自然形成的。在灵长类动物中甚至还有等级和礼仪关系。可见由个体之间的交往形成的社会属性，并不能严格地区别人与动物。然而人与动物这种形式上相似的交往与依赖关系，在内容上却有本质的不同。创造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类的交往成为独特的、造就人类文化历史的社会关系。在大自然物竞天择中形成的所有物种都必须具备的交往与依赖关系，必然会产生冲突与矛盾。在这种冲突与矛盾面前，动物是依靠适者生存的原则被动地淘汰弱者，而人类却是能动地进行调节。通过法律、道德、国家、宗教等一系列上层建筑形式解决冲突与矛盾，促使每一个成员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做贡献，以此使全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最充分的释放。而“在私有权关系的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10）因此，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充分展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理想形式，才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而真正区别人与动物的，还是人的自由自觉的、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能力。
3、人性中的阶级性。
人类以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区别于动物，所以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与动物有了本质的不同，有了更丰富的内容。由于人的需求的全面性，使得人类对社会的依赖更加彻底，人类只能以生产分工的形式来满足需求，因而人类的社会关系变得异常复杂。法律、道德、政治、经济都成为调节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人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需要，人类从事的主要活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因而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和物质关系。在社会生产还不能完全满足每个人的物质要求时，财产分配就会出现不平衡，一部分人占有了较多的财产，另一部分人占有较少的财产，阶级关系随之产生。
（1）人的阶级属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由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物质需求，人类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这一需求。当一小部分人占有了大部分劳动产品时，使大部分人的需求与对象之间发生了脱节，使劳动变成异化劳动，人性被扭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因为剥削是通过资本这种隐秘的方式实现的，无产阶级明知自己的财产被剥夺，还要在异化状态下劳动。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夺回自己的财产。所以阶级属性是由社会属性的差异性造成的。因为无产者如果失去了物质产品就失去了人生存的基础，那么，其它的一切属性都毫无意义，因而阶级属性在社会属性中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常常表现为对抗性。在阶级对抗激烈时，阶级属性往往在社会属性中起决定作用。
（2）人的阶级属性是较容易变化的人的属性。
由于阶级关系最终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以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划分的，因此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减，人的阶级地位也随之变化。今天的资本家，明天可能成为无产者。但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状态下，社会生产的运行是靠资本来进行调节，所以两大阶级的数量总是保持相对稳定，即少数人占有大部分财产，大多数人始终赤贫。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总是残酷的、无节制的，因此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变得极其恶劣。这种状况迫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暴力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夺回自己的财产。这种自取灭亡的剥削方式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必须以另一种较文明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于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节税收、调节社会分配，使无产者的收入相对增加，使有产者的收入控制在一定数量上。随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随着工人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工作时间的缩短，阶级矛盾也逐渐缓和。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不存在。随着跨国公司的形成，资产阶级原来在国内的掠夺变成以跨国资本的形式进行国际掠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缓和了，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变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经济冲突甚至战争。资本主义国家还采用移民等方式，把本国公民不愿干的、条件恶劣的体力劳动，让外国移民去干，榨取这些人的剩余价值。可见剥削方式的变化，使阶级斗争的内容与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
（3）人的阶级属性不等于人的社会属性。
阶级属性首先是社会属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唯一的属性。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社会关系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人类存在的本身就决定了人类在生理特征、心理特征、生存方式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同一性，无论差异性表现在哪一个层面，类的同一性是无法改变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使世界没有阶级，达到类的最终同一。其次，在阶级社会中，在阶级冲突激烈时，阶级属性可能占主要地位，但随着阶级对抗的减弱，阶级属性也随之减弱。20世纪50年代末把阶级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违背了客观现实，致使发生十年动乱的悲剧。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复杂的社会矛盾往往会将阶级矛盾冲淡，比如民族矛盾激烈时，阶级矛盾便退为次要，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保证了对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比较人与动物时发现了人与动物的唯一区别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以此为依据，马克思建立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大厦，构建了以人为起点和以人的全面发展终极目标的理想社会。任何把马克思主义狭隘化、利益化、时髦化的企图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意相违背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