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看经济模式

陈林
人性是文学的对象，是经济学的前提。人性固然繁杂多变、异彩纷呈，而使文学有万世不竭之生活源泉，但是究其若干侧面，却也保持着相当的恒定性和普遍性，足为经济学提供殊为必要的理论支点。
虽然人性与文学和经济学均属难解难分，但是，文学之于人性，往往灌输或明或暗的价值取向；经济学之于人性，通常并不加以道义上的褒贬，而是纯粹从经验的观察出发。
人性的证明，固然不可能在经济学内完成；人性的判定，却是经济分析的初步，纵使这种判定是隐含着存在的。
联系人性讨论经济，要是在过去，很容易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乃至于“唯心主义”的帽子，这种危险纵使在今天也令人惊魂难定。但是，人性虽然“主观性”很强，素无实体形式，其客观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对此视而不见倒有不切实际的鸵鸟之嫌。
马克思主义更倾向于强调人性的阶级性、历史性，体现了其深邃的洞察力。不过，既然你我皆为人也，想必还有些共性吧，这种共性不是人性又是什么呢？“从来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的现实存在总是具体的，但是对于人性的理论认识却离不开抽象。阶级的、历史的人性已经是一种抽象，固然有其理论价值，但也无从替代进一步抽象的人性的某些一般性。
据认为，到了共产主义条件下，阶级消亡，历史似乎也“终结”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其他人自由发展的前提”。那时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予取予求，尽可“大公无私”，真正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觉悟。这里隐含地认为，人性是可以彻底改造的。
毛泽东则更为急切的掀起了“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人性改造工程。作为社会工程的人性改造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至少可以肯定，这种改造恐非一朝一夕之功，那么，在改造完成之前，人性将大致地保有原状或不断地故态复萌。所以，经济分析从现实的而非理想的人性出发，应当保险一些。
何况，共产主义既然声称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纵其成功，恐怕也意味着人性的“欲无止境”不会有何根本的改观，不仅在欲求的数量上，更在欲求的种类上，特别是未知的种类永远不胜枚举。作为个体概念的人就算可以“修成正果”、不贪不嗔，但作为集合概念的人（即社会、人类）却不能止步不前，否则共产主义所为何来呢？
“欲无止境”的另一面，套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资源的稀缺性，这就引出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机制问题，这是任何经济社会的核心问题，看来到了共产主义亦莫能外。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讳言人性及其一般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论敌常以“人性的自私自利”论证私有制乃至于市场经济的天然合理性。的确，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总把“经济人”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甚至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已是既定的条件。
至于社会主义实践中，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未能尽如人意，也容易被我们自己归咎为“人性的自私自利”。现在，改革的市场取向日益明朗、不可逆转，但是计划经济到底为什么搞不好？无论是愤世嫉俗，叹人心之不古，还是乞灵于中央文件定下的调子，以及“实践证明了”云云，都是一种偷懒省事的办法。甚至有人称，计划经济“理论上说的通，实践上不可行”，好像“理论”全无问题，都是理解和执行的错，这很难令人信服。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不足以取而代之。
进一步地说，虽然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证明，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理论，譬如德布鲁采用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经济中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与稳定性。但是，严格说来，凡此并不能自动地否定计划经济，后者的要害所在，如果不在理论上予以清算，则是远远不够的，其所以阴魂不散、时有死灰复燃的势头，正有上述原因。
虽然人性的自私自利说易为常识所接受，但是，质疑计划经济，完全无须这样的前提，而有更可靠的事实和学理基础。说来话长，让我们首先从经济学的价值论谈起。
试举简单一例，假定我作为计划当局，向大家每人配给一箱苹果，其市价一百元。毕竟有苹果可吃，大家想必会感激我的“正确领导”，或者被迫表示感激。但是，设想一下，若换成每人分发一百元人民币，大家到市场上自由选择，则各有所好，有人会买鸭梨，有人会买葡萄，......或者买了股票、债券等等，或者什么也不买，把钱储蓄起来，这些选项从理论上说是不可穷尽的。大家肯定更为偏好后一方案。
同样是一百元的“等价”物品或货币，各人感受就不一样，或者说所得的效用就不一样，这些个人效用经过加总，整体的社会福利也迥然有异。这已体现了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机制的高下之别。
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可有简单推论：既然价值取决于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同一单位的同种商品，其“价值”应当彼此相等。不仅任意两箱苹果的“价值”对于不同的人并无二致，对于同一个人来说，第二箱苹果与第一箱苹果的“价值”也无差别，以此类推。
但是，这种“价值观”有其严重局限。首先，如前所述，“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就人性来说，其偏好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无限的多样性。其次，就同种商品，对于具体的当事人，也必然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
效用的主观性、相对性较之于“自私自利”，乃是根源于人性中更为深刻、普遍和恒定的因素。主观效用有其客观背景，相对效用有其绝对趋势。
效用，从而需求，不仅是千差万别的，也是千变万化的。今天喜欢可乐，明天想喝雪碧。如此一来，根据原计划生产出的东西往往就更加不能适应需要。
在生产领域，一个聪明、能干的厂长可以靠“深入挖潜”、“节能降耗”，在本企业多生产出100吨钢材，可谁能保证另有厂家刚好也能同比例地增产以消耗这原计划没有的100吨钢材呢？供求的协调殊为困难。所以，计划经济条件下常受褒奖的所谓“超计划完成任务”，其实正是对于计划制定工作的莫大讽刺，也往往干扰着计划的执行。
当然，在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般尚不至于出现“生产过剩”，相反倒是“投资饥渴症”和“消费饥渴症”普遍蔓延，不要白不要，什么都想要，而且多多益善，在微观上既没有在限定条件下优化消费组合和投资组合的考虑，在宏观上则表现为全面告急，总需求失真。
其实在理论和实践上，计划经济最困难的就是这个信息问题，而且主要是个信息来源问题，而非信息处理问题。这个深刻问题，永远不是改进了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就可以解决的。
中央计划当局为了按“合理”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在无数个相互竞争的目标上，要设法迅速求解由亿万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困难主要不在于这些方程的形式结构，甚至也不在于计算的工作量，而在于中央计划当局所能得到的信息往往不足、过时，更必然是失真的。一万个“深蓝”、“深深蓝”，照样是“垃圾进、垃圾出”。各方面都告短缺，没有价格信号，就难以区分轻重缓急，计划当局无从作出正确的判断。
如果“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都没有合理解决，越是发扬“共产主义觉悟”诸如大公无私、埋头苦干等等，产量越高，甚至成本也降下来了，在经济全局上，损失、浪费和低效可能更严重，甚至根本无从评价效率的高低。人人都是劳动模范，也干不好。这已触及计划经济的深层症结之所在。
但是，如果转而通过市场机制，大家各自用货币投票，则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信息化繁就简，浓缩为单一的价格信号，资源将配置到最需要的、也即出价最高的地方和环节，当事人得遂所愿，社会经济也不断地得到帕雷托改进。
在哈耶克看来，首先，各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具有先后次序的目标序列来表达。其次，不仅不存在无所不包的统一的目标序列，而且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去了解所有人的互相竞争有限资源的各种需要并给它们排出先后次序。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关于所有其他人的需求的完备知识，这是哈耶克证明市场机制优越于计划机制的基本观点。
“市场秩序之所以优越，这个秩序之所以照例要取代其他类型的秩序（只要不受到政府权力的压制），确实就在于它在资源配置方面，运用着许多特定事实的知识，这些知识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而任何一个人是掌握不了的。”（哈耶克：“知识的虚伪”，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73页）所有这一切，也可以说根源于人性。
总之，计划经济之成立，需要人性的大公无私、至少也是唯命是从为前提；更有甚者，还隐含地假定有一个超然于一切、控制着一切的计划者，不仅无私无偏而且全知全能，这已超越“人性”而可达于“神性”的范畴了。计划经济之不成立，如本文所述，却未必要归咎于人性的自私自利。相比之下，还是市场经济对于人性的要求比较平易，合乎如我这般凡夫俗子的层次。
作者简介：陈林，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