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05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

一、  与社会史的融合成为主流

十三年前，吴承明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的，自应使用社会学方法[1]。2001年，吴老又发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2]。吴老的宏论不但引起了经济史学者的警醒，而且引起了社会史学者的重视。2003年，行龙发表《经济史与社会史》一文，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3]。文章还指出，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行龙的文章正确地总结了社会史与经济史融合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为本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众多成果所证实。

笔者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结合，不是经济史加社会史，而是有机的结合，也许将其称为融合更为确切。就其研究方法来讲，可以大分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二者都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当然，也可以二者融会贯通，兼而有之。

汪汉忠的《苏北自然经济的历史特点及其对社会转型的影响》，堪称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典型。文章回溯了黄河夺淮以前苏北发达的自然经济，指出，黄河夺淮以后，苏北自然经济具有粮食周期性或经常性的自给不足、纺织业的过早衰退、手工业的极度微弱和区域内部商品交换的低水平与外部商业主体的客籍化等历史特点。作者认为，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后，中国在外力影响下的现代化进程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果。但是，这些论著都未能回答为什么在同一外力作用下不同区域之间的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差异问题。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自然经济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基础，造成不同区域之间的现代化发展巨大差异的内在因素就是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自然经济，它们对区域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对商品经济对立面和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自然经济的研究[4] 。

晋商的衰落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老话题。刘建生、燕红忠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5] ，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晋商衰落这一社会现象，指出，官商结合为晋商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晋商正是通过结托官府，改善官商关系，进行垄断经营，最大限度地节约经商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而转嫁、分散和克服了经营风险。因此，官商结合所能取得的实际绩效决定了晋商早期发展商业的路径选择及其长期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产权结构的变化，通过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在逐渐递减。首先，社会的变迁与政府财政上的压力使晋商所面临的产权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时至晚清，中央政府在与各省督抚的权利竞争中日益处于劣势地位。各省相对独立的财政体系逐步确立，地方督抚的事权和财政权不断扩大。各地厘卡官吏则尽力欺压商民，以地方财政收入满足自身的贪污中饱。在晋商发展的前期，他们常常能够利用各级官衔或者各种“龙票”、“部票”作为护身符，来克服经商过程中种种人或物的危险、障碍和负担，但随着近代社会各地厘卡的遍设，地方权力的坐大和割离，商人们所领有的“龙票”、“部票”和官衔能够产生的威慑力已相当微弱。不仅如此，这些“职衔”在与外商的竞争中更无用武之地。近代社会的一大变局便是外国势力的介入，这对于晋商通过官商关系而进行垄断经营同样构成了极大挑战。例如，洋货或者与外商有关的出口货物只要交纳少量的子口税便可以“通行天下，不问所之”，而晋商等国内商人则不得不遭受厘金的重复盘剥。1907年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倒闭，理应按照实有资产平均分偿各家欠款，但所欠大清银行及外国各银行的款项都得到了全数清还。而山西票号的借款却不能收回。其次，随着一系列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律法规的产生，通过独立发展商业路径的经济绩效已经大为增强。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商人真正享受到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观念上得到了社会认同，官与商之间真正实现了互动和对流。尽管工商业活动的开展仍然离不开实力官僚的支持，但传统的以身份和权利为本位的产权结构逐渐受到冲击。最后，晚清政府卖官制度的推行和官僚数量的膨胀使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战略服从经济学上的效用递减规律，而晋商对官商关系的过分依赖及其大量投资更加剧了这一递减过程。随着清王朝国势日下，政府财政拮据，开始千方百计地劝商捐输、报效。晋商因同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常常成为其捐输摊派和勒索的主要对象。总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与产权结构的变化，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经济绩效在持续递减。而晋商在商业发展战略上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从而使其在近代化过程中沿着这一路径不断自我强化，被锁定在一种低效率状态。官商结合的经济绩效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其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而现实和潜在风险的增加则最终导致了其走向了衰落。

将经济学的触角伸向整个社会以扩大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史与社会史融合的一种表现。另一种表现则是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史的视角集中在经济事物上。小田的《区域特质、社区特色、历史轨迹—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性（以苏州为个案）》[6]即是后一种典型。该文从区域特质和社区特色来探讨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其所指的区域特质就是苏州社会在经济构成、区域格局、社会结构、人文景观、文化环境、心理因素等方面明显的乡土特质，也即是苏州的独特性即唯一性。其所指的社区特色则是苏州独具的稀缺的社会文化资源。在奉行市场经济制度的今天，不难明白社区特色与稀缺资源这一同一性原则。作者指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纵向过程，而历史规定性就隐含其中。与其把历史规定性看作是区域发展的制约因素，毋宁将其视作可资利用的自然和社会资源。讲苏州的发展，只能浸赜于社会的历史沉淀，以及由此凝结而成的乡土社会特质。而苏州历史上形成的社区特色，则表达了区域社会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倾向性，代表着区域社会的发展方向。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从历史规定性出发去寻求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学理途径。事实上，苏州社会的现代发展轨迹正是传统苏州合乎逻辑的延伸。看来，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融合确实能展拓眼界，开阔思路，拉近经济史和现实社会的距离。

我们说，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或者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理论上讲，是全方位的。然而从实践上讲，却可能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可能思路更为清晰，脉络更为鲜明。罗能生的《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经济发展》[7]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文化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湖湘文化自有其质的规定性。其对湖南经济发展应有其独特影响。罗文指出：近几十年来湖南经济发展不太理想的原因是什么，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在制约湖南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或者说，湖南经济的发展与湖湘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湖湘文化缺乏健全的经济文化内涵，没有一种激励人们去从事经济活动的文化动因，缺少一种滋生出现代经济伦理精神的基因。湖湘文化中经济文化的缺失，使得它缺少一种能激励个人经济能动性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方法。传统湖湘文化中利益价值观的缺失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距离。而文化作为积淀在人们心理意识和风俗习惯中的一种传统，又很难一下子加以改变，这就使得它可能对湖南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选择，对现代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同样，对于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主体的经济，我们研究的也可能只是一个侧面。而从这个侧面可以折射整个社会，李金铮的《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8]，正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经济的一个侧面—现代农业金融，揭示了现代农业金融对农村社会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该文指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不足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不综合治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就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

[1]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二、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成为热点

2004年是施坚雅模式诞生40周年，其影响达于整整一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者。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根据实证研究，对施坚雅模式提出了质疑，但似乎尚未动摇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础。本年，王庆成发表了《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1]一文，被誉为“极少数能够站在同等高度与施坚雅对话的论文之一”[2]，主要依据晚清华北的若干方志资料，显示了不同地区、不同州县集市数量的悬殊及其与人口、地域、经济的联系，并根据所研究的华北若干州县的集村比率、人口密度、市场面积、市场人口的实际数字，与施氏“基层市场社区平均面积和人口”表中的基本相关数字相比较。施氏认为，“基层市场体系的大小与人口密度反方向变化”是“显著而又极端重要的事实”。王庆成则根据44州县的同类实际数字，认为，“基层市场社区的平均面积和人口”表，基本上不符合实际。

有学者指出：“施坚雅成功地以克利斯泰勒的中心理论研究长江上游的城市系统，但他以后把这一研究模式推广于中国其他地区，却感到缺乏有这么充分的说服力”。对于克氏理论是在假设条件下得出的，“难免与事实存在有差距”，王庆成先生以深州集市为例，证实了这一看法。深州州城位于北纬38度上下，全境是平原，而其集市的分布很难说形成六角形，也不能证明显示出“集镇位于中央。周围有一个内环，由6个村庄组成 一个外环，由12个村庄组成”。施坚雅的分析，如他自己所说，从几何学与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实际上，农村市场的构成并不适用上述的几何学理论，至少不能完全适用，而且传统时代中国乡村的集市村镇，恐怕也与德国学者所研究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不同，其方法在何种程度上能移用于中国乡村市场研究，本身就是待研究的问题。

施坚雅另一个著名的论断“基层市场的范围就是农民的社区”也受到了质疑。王庆成认为，集市圈是基本社区之说，除了与集市圈规模大小悬殊的情况互相不容以外，正面说来，它没有任何周密的调查资料作为根基，是其基本的弱点。村庄对每一个农民的重大关系，几乎是一目了然的。在晚清的华北，差徭、看青、义学甚至保甲等等，都是在一个村庄的范围内与农民利害相关的事。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而集市是农民的基本社区之说还缺少确切的根据。

施坚雅认为，他的市场模型，从几何学与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事实果真如此吗？史建云提出了施坚雅市场理论的悖论[3]。她认为：从几何学意义上，这个模型可能确如施坚雅所说无懈可击，但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未必同样如此了。从经济学意义看，施坚雅用以支持六边形市场区域下属18个村庄模型的，是一个密集循环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施坚雅提出了一种村庄发展模式。他认为，新的村庄应该建立在与两个（模型A，代表山区）或三个（模型B，代表平原），原有的居民点等距离的位置上，这种选点方式是由运输费用和农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在平原地区，村庄最初建立在接近市场的地方，由于运输方便，村庄要发展得相当大后会有新的卫星村形成。因而，后者必须建立在能使新居民点可使用的耕地达到最多的位置上，即与3个原有的居民点等距离的地方。很明显，在这里，他假设，所有的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都是均衡的，因此，不必谈论影响村庄选址的其他因素：水源、河流走向、道路、树林、土质等等。史建云认为，一般来说，当新村庄是纯粹由外来的没有土地也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的移民建立时，有可能会象施坚雅所说的那样，出于既能得到最大量可供开垦的土地，又能不与原有的居民点发生冲突的考虑，选择在与3个原有的居民点等距离的地方。而在既有的村庄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距村庄越来越远，不得不建立新居民点时，我们很难想象，相邻的3个村子新增的人口，会不约而同或共同约定，在与3个村庄等距离的地方建立一个新居民点。合理的假设是，最先离开老村庄的居民，应该是那些其土地距村庄较远，已经感受到运输费用造成的负担，同时现有土地又不够用的人。他们在为自己的新居选址时，比较可能选择自己已有土地的边缘，一方面守着已有的土地，一方面面对着可以开垦的荒地，从而变最不利的运输条件为最有利的条件。当然，由于与3个村庄等距离的地方会有较多的可供开垦的荒地，这3个村庄中分裂出来的部分人口都有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但他们应该不会在3个村庄的中点建立一个新村庄，而是在与中点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分别建立一个新村庄。也就是说，假定原有的3个村庄分别位于一个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当人口增长达到分裂点后，并不是按施坚雅设想，在这个等边三角形的中心形成一个新村庄，而是在这个等边三角形内形成一个新的等边三角形，3个新村庄分踞3个顶点。这就把施坚雅密集循环理论打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按照施坚雅的密集循环理论，随着人口增长，村庄密度也不断提高。每经过一个循环，集市与村庄之比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最初是一群群离散的村庄稀疏分布，当新的村庄把空白逐渐填满时，整个模型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此后，新的村庄无法向市场区域之外扩张，形成更大的市场区域，而是不断地在与两个或三个邻近村庄等距离的地方建立，村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新的市场就会形成，原有的集镇成为高一层次市场，整个体系再一次达到稳定平衡状态。但若新的村庄不一定在3个邻近村庄等距离的地方建立，这个稳定平衡就不可能两次形成了。

也有学者认为，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尽管有诸多缺陷，但在探寻农村社会发展的相关变量之间关系时，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模式”，对于中国学者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无疑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对于理论模式与社会实际之间的差异性，中心地学说的创立者克利斯泰勒做出过精辟诠释，这一诠释使得施坚雅面临的难题、质疑或批评大打折扣。克氏称：“理论的有效性完全不在于具体的事实怎么样，而是依靠它的逻辑的正确，以及‘判断恰当’”。将理论与实际相比照，可以看出“实际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同理论一致，并能得到理论的解释 在哪些地方实际情况同理论不相一致，从而也就不能得到理论的解释。不能被解释的事实，必须用历史的和地理的方法去弄清楚，因为这涉及一些人为的、历史的和自然条件的干扰因素，由于这些原因使这些现实与理论相偏离，这些因素与理论本身无关，不能作为反对该理论有效的证据。”作者最后指出，从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角度对施坚雅模式提出的各种批评，只能证明施坚雅模式是一个有缺陷的分析模式，而不能将其推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施坚雅模式仍是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国学者将对施坚雅模式不断做出修正，并提出更科学的分析模式[4]。

关于新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新经济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上。新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学科，它把人与人之间以经济为媒介物所相互缔结的关系作为研究课题，是研究社会的经济部分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现象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在新经济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结构就是一种网络。社会结构牵涉到个人之间、角色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等多种层次的社会单位之间的关系模式，要分析这种关系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必须发展出分析这种关系的工具，而“网络”无疑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工具[5] 。应莉雅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视角，对天津商会网络化的组织进行了考察，同时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方法分析这一网络对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影响。该文把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分为内部的组织网络和外部的组织网络，以区别于以往学者所说的垂直的和附属的商会网络。正是由于天津商会具有较为完善的网络化组织系统，使天津商会能够发挥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功能。表现在下列方面：第一，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具有畅通的信息流通渠道。由于天津商会与各级政府、各地商会、驻津外国领事馆、洋商会等都具有程度不同的网络联系，天津商会可以及时得到来自政府的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信息，来自各地商会的外省、乃至海外华商聚居地的商务信息，来自领事馆的洋行经营信息和国外市场信息，各行同业公会则能够提供各行业生产、销售、消费、价格等市场行情，所有这些信息对商人制定决策、抓住机遇、规避风险都具有决定意义。第二，天津商会承担着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天津商会设立了专门负责收集和整理信息的考察处，为信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三，天津商会所属各商务分会既是区域市场信息的供给者也是需求者。商务分会在信息的供给和需求上都带有鲜明的地方性产品专业化特色。天津商会能够减少区域市场交易的契约实施成本也是无可置疑的。首先，天津商会致力于倡导和建立一种良好的信用机制 其次，天津商会初步建立了一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信用保障和监督制度。对商人来说，区域市场信用机制的建立和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的存在，大大减少了交易中为实施契约所必需的开支。交易双方首先不必花费精力去考察和了解对方的信用，如果契约的实施过程或结果出现问题，还有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供商人选择。如果在行业公所或商务分会能解决的，就不必上诉至商务总会 如果商务总会能解决的，就不必上诉至政府。如此低成本选择带来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6]。王红曼则力图借鉴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并运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作简要的分析，集中描述西南区域金融网络形成过程，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等。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时期，这种以国家四行二局为核心，以省市县银行为卫星，以简易储蓄所、邮汇局网点为最基层的战时金融网络体系已初步形成。这种由中央（重庆）到地方，由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战时金融网，同时也是战时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国库网。这样以重庆（中央）为中心，各省会城市为网络第二层，然后向各省的地、县、乡辐射，形成网络第三层，层层推广、延展，形成密密麻麻，犹如细胞的增殖与分裂一样的金融网络全面形成。

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不是孤立的、单一的任意分布，而是成群体化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相互联系、层层相连、彼此咬合，对活跃着区域内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以及推动和制约着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挥着特有的功能。

西南区域金融网络的特征显示：第一，西南区域金融网络所展示的是西南区域金融是全国金融体系一环的历史过程 第二，为了把西南建成大后方基地，国民政府力图开拓西南内地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努力使各个金融网点对内地的金融和信用机能与其相结合 第三，西南区域金融网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结构变化，是随外部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对西南区域全方位渗入这一现象密切联系而变化着的 第四，对西南区域的投资导致西南区域对金融的依赖。这样就使西南区域经济在得到难得的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7]。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强调近代南北方差异的同时，对近代铁路交通系统出现以前华北传统商路、市场网络的效率、作用以及华北内地的消费能力评价很低。这些学者或者受古谚“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影响，或者被帕金斯氏的经典定律所折服，概认为华北地区的旧水陆商路系统效率低、速度慢，完全限制了一般商品的长距离贩运，而远程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间缺乏广泛持久的内在联系，只服务于城市特殊阶层的需要，并非以一般大众需要为基础，故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虽然近年也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华北商品流通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了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并对“卓有成效”的传统市场网络体系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与世界市场接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积极推测，但同前者一样都缺少对传统市场网络的效率分析及对腹地购买力的论证。张思则通过实证方法证明，近代交通体系出现以前的华北地区既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交通阻绝”，也不能用“南船北马”、“低效慢速”之见笼而统之。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冲击”到来之前，华北的许多地区有着比较便利的水陆交通，有着免于厘金重课的“优越”条件，有着稠密的人口和显著发展的商品经济所提供的巨大购买力，更有着长期以来发育成熟的市场网络。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个由进出口商人、线房业者、内地中间商人、城乡集市与零售店铺以及城乡消费者结成的传统市场网络并没有制约而是“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开放口岸与华北内地间长距离贸易的发展。这种判断已经对华北深远腹地与天津、烟台间洋纱洋布长距离输入贸易的比重、长距离运输费用和内地市场价格方面的分析中得到说明，还可以从华北域内贸易比较及南北内地市场价格比较中得到进一步印证。该文并指出，在19世纪，在空间上以天津、烟台为主干，贯通整个华北腹地的传统市场网络在“西方的冲击”面前并没有象木乃伊见到空气那样分崩瓦解，倒是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在这一时期，处于这一网络顶端的批发商、行栈商、运销商们从容地与国际体制接轨，在对外贸易中迅速累积了财富，商业资本的实力得到扩张。同时，处于这一网络末稍的内地城乡集市、零售店铺以及广大的生产和消费者大众也被链接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使他们开始认识、了解并融入了外部世界。这一历史性的链接为通商口岸城市及华北内地的近代化准备了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可以看到，一个近代港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明显受到其腹地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果我们低估了华北市场网络的作用的话，那么近代天津、烟台作为商业外贸中心的兴盛和发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文章还指出，华北传统市场网络在近代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特性。尽管长期以来被贴上封闭、落后、保守不变的标签，但是它对近代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容纳空间并非想象的那样狭小。它能够不断调整自身，适应时代，而对一百年前的严峻的危机和挑战，它做出的答卷是合格的[8]。

本期，经济计量学方法和宏观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上的应用又有新的发展。刘巍接连发表三篇文章，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经济。其《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年）》认为，货币供给适度地大于事前货币需求，即导致物价水平适度上升的事后实际货币量，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物价水平适度的上升”，不能仅从百分比数字的高低去观察，而应主要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只要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促进了经济增长，即有积极意义的、公众可以接受的物价上涨，这个幅度就算是适度的。从资料上看，1936年批发价格上涨16.67%,导致名义国民收入增长18.33%,实际国民收入增长6.47%,按现有资料来说,这是抗战前批发价格涨幅最大的一年,但同时也是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最高的一年,因此,这个物价涨幅也是适度的。观察1927-1936年的国民收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年涨幅在16.67%以内的批发物价上升，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须的，也是公众能接受的，即适度的。从货币理论上看，保持“信用扩张型的温和通货膨胀”，使货币供求关系压迫价格水平有适度的上升，是欠发达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9]。刘巍还认为，近代中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市场，虽然内部均衡建立在传统经济和近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基础上，但外部均衡点已经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框架内移动着了。在外部均衡自发变动过程中，汇率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深入地对这个变量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1.1905-1936年，世界市场银价变动是中国国币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根据其计量模型，世界市场的银价每变动1%，中国国币汇率就同向变动0.93%，标准差为0.03个百分点。2.1905-1936年，中国国币汇率对中国的进口是有影响的，在间接标价法下，中国的进口额与国币汇率是同向变动的，即汇率上升，国际购买力上升，进口增加，反之则反是。同时，中国的进口额还受中国GDP的影响。1927-1936年，中国的GDP每变动1%，进口额就同向变动0.94%，标准差为0.19个百分点。最后，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变动也是对中国进口额有一定影响的。1905-1936年，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每变动1%，中国的进口额就反向变动0.57%，标准差为0.34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的进口额是受汇率、GDP和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共同影响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进口函数是三元的。3.同样的方法证明，中国的出口额也是受汇率、外国GDP和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共同影响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函数也是三元的[10]。刘巍的第三篇文章《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实证分析显示出：在这个时段上，国民收入正向影响货币需求，货币供给正向影响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正向影响投资，投资正向影响国民收入[11]。

外国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即是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资本形成的负面影响。梁华《1840-1936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研究》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1840-1936年与1985年-1999年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都具有挤出效应，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形成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万元，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就会相应减少8万多元。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官僚资本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弹性较大，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本国官僚资本降低4个百分点还多。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民族资本也为负相关关系，且弹性也较大，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本国民族资本降低近2.5个百分点。最后，该文通过对1840-1936与1985-1999年外国（商）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比较，断定，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是挤出效应普遍存在的外在原因，而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转变则是挤出效应产生巨大差异的内在原因[12]。

吴承明先生指出，经济上的量，都是以一定的质为前提的。计量学方法只见量变，不见质变，只追求数量的连续性，忽视突变。经济史上常见的由量变到质变以及突变（扬弃过程），只能用定性分析得出。又经济计量学是以函数关系代替事物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说明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又如经济制度等在经济计量学中顶多视为外生变量，而按历史唯物主义实为内在因素。又有些经济事物最初不表现为量，这些都只能靠辩证法，经济计量学无能为用。总之，经济计量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其范围是有限制的。在这个范围内，应该主要用它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设新的理论[13]。吴老的论断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1]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三、提出新问题和新观点的论文层出不穷

2003年--2004年，近代经济史研究多样化发展趋向日益彰显，研究新问题的论文明显增多。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工业生产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对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生产和生产力状况鲜有人研究。汪敬虞对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者首先对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工业生产力，进行一个总体的估计，认为，1946年中国工业的生产力，即使超过1933年，也不一定能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接着，作者分别对东北（伪满）、华北华中（战时沦陷区）和西南（战时大后方）三个地区的工业生产力，进行初步测算和估计。作者认为，在战争的八年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除了东三省以外，几乎是普遍的衰退。1946—1948这三年中，工业生产的情况，真是每况愈下。作者指出，一直到上世纪的30年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人均净产值只相当于一个德国工人或英国工人的1/9左右 对美国工人而言，则更下降为1/19。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卸下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当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力仍然程度不同地落后于资本主义乃至第三世界中的某些国家，“中国人的生产力只相当美国水平的3%和日本的4%”，而“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和日本的3%”。

最后，作者警示我们，对当前的中国说来，迅速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与此同时，迅速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同等重要。出路在于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而不能单纯从廉价的劳动力中，寻找出路[1]。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决定着政局的走向。而其财政关系反映着双方权力的消长，其中对外债和税源的控制则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惜乎以往对此研究不够深入。马金华《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外债为研究中心》[2]一文揭示了晚清中央对地方监管失控，财权不断下移以致崩溃的过程。该文认为，就地筹款是外债介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肇端。统一的财政权是清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鸦片战争前，全国财政机构在内由户部统理，在外为布政使司。各省的布政使司只是中央财政机构的分支，不是独立的一级财政，更不是地方督抚的下属。地方的各科常例开支，须经户部核准核销，中央拥有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权和全国财力的统一调配权。但自太平天国后，这种控制权被打破了。太平天国起义耗费了清政府大量库银，清廷不得不谕令地方就地筹饷拨解。就地筹饷权的下放是督抚权力扩张的契机。甲午战争则是晚清财政的转折点。2亿两的战后赔款，最终把清政府推向了借债活动的前台，不但总理衙门与户部代表中央政府直接成为债务主体，中央部门的单独债务活动也时有发生。而且借款数目极大，超过以往所有债务，使得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借款活动一度受到限制。并且外债摊还实行由中央向地方硬性摊派的办法，直接导致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恶化。首先，沉重的战争赔款和外债，迫使清政府将地方大量“的款”用于抵押和指拨偿还外债。因担保外债而挪移的地方财源必须另行解决，而中央对此一筹莫展，这无疑更使各省有理由拒绝筹解京饷，加速了京协饷制度的瓦解。其次，外债摊还，使地方向中央的解款制度由拨改为摊，同时也赋予地方开征新捐税的权限，地方财政收支独立成为现实。中央在原有的田赋税收之外责成地方筹款上解，无疑承认了地方在完成解京款项的前提下自收自支的地丁、盐课、厘金、杂税、关税等款项的合法性。各省自行摊派，自开捐费，名目繁多的“外销款”愈来愈多，中央逐步丧失对地方的考核、稽查、督察之权。最后，“就地筹款”正式代替“就地筹饷”。甲午战争后，巨大的外债和赔款压力使得清政府已无力进行财政整顿，只得沿着“就地筹款”的道路继续推进。就地筹款名正言顺的成为地方扩大收入的途径，直接影响了晚清地方新政的举行。而新政无疑又增加了地方督抚的实力，中央控制调度全国财力的权力更加衰微。最后，文章指出，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只是在各项政策推行并与中央体制发生矛盾后，才深切地感受到中央财政制度调整的必要性，并力图通过清理财政来削弱地方，集权中央，但外重内轻，积重难返的局面已成定局。

有些论文研究的是老问题，但提出了新观点。1986年，魏光奇曾发表《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3]，认为，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开始瓦解的中央集权财政体制，再经过“同光新政”中这一番破坏，便再也无法恢复了。清政府中的顽固派，曾多次采取措施，试图“复祖宗之旧制，收朝廷之利权”，均无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与当时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趋势不相适应。本期，刘增合的《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4]继续了这一研究。他认为，八省土膏统捐是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背景下，将地方经营有效的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的重大举措。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贯彻。但他同时认为，将八省土膏统捐推向各省，意味着中央攫取地方财政的程度更为深入，由八省而及全国，将土药税利益巨大的西部产土省份也囊括其中，致使各有关省份的财源受到限制，由此所引发的中央与各省的冲突，无法完全用中央集权或督抚擅权这一传统的解读模式来理解。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刘文的主要观点不无矛盾之处，而其结论也令人对清末财政集权的效果产生拿捏不准的感觉。看来，对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仍需深化。

关于地租率的问题，过去惯常的一个说法是：农民有50%，甚至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当作地租拿走了。为此，不少学者已列举出各地的各种史料。高王凌却另辟蹊径，研究地租的实际征收即“实收率”的情况。他首先考察了原额与实额，以及租额修订前后的对比，认为定额租，多数地方并不能照额征收，在许多地方都存在一种按原额折成交租的情况。如陶煦所说，“实额例以虚额八折算之”，“小灾则再减”，或咸丰《南浔镇志·完租》载，“至丰之年，每亩不过一石左右，稍歉即减，有仅三四斗者”。其次，他考察了实收数与租额的对比，得出结论，如果说地租实收率只有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即70%-80%），地租额约为土地产出的40%的话，如此计算起来，实际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30%的样子，或是略多一点，而远不是一向所说的50%。高王凌还认为，对于地租征收量下降的原因，一向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不管这一原因是些什么，地租实收率即地租征收量相对租额比率的下降，却是一个不可不论的历史事实[5]。

本期关于地租率的微观研究又为高王凌的判断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邢丙彦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典于记”租册，对松江、青浦两县地租减免惯例进行了分析，认为，民国时期，“典于记”在松江、青浦两县仍延续着清以来的地租减免惯例。大致上，在1918—1936年间，松江、青浦两县“正租”的“租成”最高不过八成，最低为七三成，平均约在七七成左右。所谓“正租”在租佃契约中又称“额租”、“租额”。所谓“租成”，是每年实际的地租数额与约定的地租数额之比例。进一步分析租册的收租记录，可以发现，即便规定了每年的“租成”，在收取实际地租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际收取时，“典于记”的佃户还可再获得“荒让”的地租减免。所谓“荒让”，即佃户租种的田地因遭受灾害而获得部分或全部的地租减免。苏南地区农田多为圩田、圩岸、排水沟洫的修筑，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修筑圩岸、排水沟洫要取土于农田或占用农田，必定影响被占用农田的农户的利益。对此，清代苏南地区，对佃户租种的田地因修筑圩岸、排水沟洫，地主给予地租减免。民国时期，“典于记”在松江、青浦两县延续着这种地租减免惯例。根据租册记载，这种地租减免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租佃契约中就对佃户租种的田地因修筑水沟而规定的地租减免 二是依当年佃户租种田地而发生修筑圩岸的实际情况而给予的地租减免。此外，在苏南地区，佃户交纳地租“逢限免米若干”是一种地租减免惯例。民国时期，“典于记”对一部分佃户仍然有“限前九折”和“照限减”的地租减免[6]。由此可见，“典于记”的地租实收率必然在八成以下，和前述高王凌的估计是一致的。

但是，高王凌和邢丙彦研究的都是南方的租佃情况，北方恐怕要另当别论。史志宏利用1958年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所得河北省清苑县4个村庄的1930年、1936年、1946年3个年份的历史数据，对19世纪30-40年代华北平原农田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做了较详细的考察，所利用的调查数据，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布。该文计算了4村在1930-1946年的粮租和钱租的地租率。粮租在38%-45%，钱租在45%-54%之间。交租时间除分成租外，普遍实行上打租，尤其钱租差不多都是上打租。所谓“上打租”，就是先交地租，承租人于订约时就预先把一年地租交清，然后才领地耕种。上打租使地主既避免了佃户交租的风险，还可以额外占有一年租金的利息，而且地租并不是佃户的全部负担。按照清苑租地的习惯，出租的土地虽田赋归地主负担，但杂捐杂税要由租种者缴纳[7]。对于高王凌“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30%的样子，或是略多一点，而远不是一向所说的50%”的说法，史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看来，中国地域广大，南北差异明显，是否存在全国统一的地租率应是一个问题。

近年来，对于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其发展的趋势逐渐达成共识，即在1949年前的几十年间，各地区地权变化的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地权是越来越分散，而非越来越集中，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有所下降，农民占有的土地有所上升。但对地权分散的原因尚缺乏实证研究。武力根据陈翰笙领导的第一次（1929-1930年）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和孙冶方、薛暮桥领导的第二次（1958年）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对20世纪30-40年代保定农村土地分散趋势及其原因进行了考察。他认为，近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最大变化，实际上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即外国列强入侵引发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中国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农业土地经营由过去封建社会的集中化转为分散化的趋势。但是土地分散化趋势虽然是封建土地制度的衰落，但并不意味着农业资本主义土地制度的发展。农业经营规模趋向分散，并非是小规模经营优于大规模经营，而是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民处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尽管经营条件不利，他们还得接受这种不利于经营条件而继续维持生产，走投无路，不生产就得挨饿。小经营在市场面前，还缺少随市场涨落而调节其生产的机动能力，这并不是他们不知趋利避害，认识上迟钝麻木，而是由于极端贫困所致。这种家庭经营表面上的牢固稳定，掩盖了这种经济实质上的贫弱性，从而使人们忽略了近代农村经济的贫困化与小农经济反而有所发展这两种现象的内在联系。武文在这里实际提出了两个悖论：封建土地制度的衰落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近代农村经济的贫困与小农经济的发展并存。这两个悖论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可以视为一种观点。尽管其内容仍需完善和深化，但不失为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不发展的一种较好诠释[8]。

对于民间传统借贷，近代经济史学界普遍视之为高利贷，认为它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正常运转，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温锐通过对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考察表明，当地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不仅具有普遍性，利息也不是学术界长期所认定的那么高。如果将边区已有14县的资料列表论之，各地民间借贷年利一般在15%-36%之间，最多见者或常利是20%-30%，均值在26%-27%之间。这一数值与作者多年在边区农村访问调查中农民认可的25%相近，而与目前相关教科书均取当地年利高值30%或50%以上相较，显然要低并更准确。

关于民间传统借贷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关系，也必须把它放到当时当地农村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考察。首先，农民生活中经常性、周期性借贷和应急性借贷在边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至少有助于濒临破产的小生产个体在缺乏国家或社区有效救济的情况下暂时得以延续其生存。维持小生产的生活消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障社会再生产的进行。其次，赣闽边地区的农村民间传统借贷，已开始较多地向商业性借贷延伸。借贷资本转为商业资本，参与了商业运作，成了边区城乡商品流通的关键条件之一，从而也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再生和发展。其三，边区民间传统借贷除在生活消费领域与商贸流通领域发展外，还通过生产性借贷直接参与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事实上，在边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或生产领域，民间借贷已成为人民直接维持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途径。第四，在边区农村民间借贷与当地农村社会经济的关系中，带有浓重地缘与血缘色彩的传统互助性特点也非常突出。当然，边区民间传统借贷的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在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农村民间借贷继续任由市场激荡沉浮，债权人因市场的无情而对债务人残酷逼债，或通过趋高利息甚至某些特殊高利的勒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增大了社会动乱风险，导致社会发展环境失衡。但是，文章也指出，就边区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借贷现象而言，它对社会贫富分化的推波助澜主要也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展开，或借助市场竞争机制进行的，甚或是难以避免的。与其说是农村民间借贷本身特有的罪过或阶级压迫所致，还不如说主要是商品市场竞争的无情所致[9]。就笔者之见，该文体现了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

[1] 汪敬虞：《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