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分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分析*

王玉茹  李进霞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300071)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内容提要：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生产、交换、分配等问题，都曾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而消费问题则一度被忽视，尤其是关于近代农民的消费分析，成果不多。本文较为全面地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着重于农民生活消费的分析，同时涉及消费的来源、消费的营养结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不同耕种权的农民的消费差异等问题，力求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农民消费结构的全貌。

关键词：农民  消费结构  生活消费

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动因是消费的需要，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生产、交换、分配等问题，都曾经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产生了许多优秀成果。而消费问题却一直被忽视，成果不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消费和生产、交换、分配构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总体，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创造出新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创造出商品市场。忽视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无疑是一种缺失。①研究近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生活的本质与发展，极为重要。更进一步讲，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因此研究这个课题对于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关于近代农民消费的文献资料，甚为缺乏。有些记载又过于抽象与雷同，特别是缺少能形成长时段的、系列的具有可比性的数字资料，研究难度很大。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乔启明先生根据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调查资料分析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以及方行先生对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有过较为深入的分析，张东刚先生对于近代中国农家收入与农民消费进行了宏观的分析。本文拟以资料较为可得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及其特点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农民的消费结构是指农民各种具体消费内容和形式及其互相配合、互相作用的方式。消费结构十分复杂，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类，可以形成不同的消费结构类型。主要的消费结构类型包括宏观消费结构、微观消费结构、消费支出结构、形态结构、层次结构等。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从较低生活质量标准的消费结构向较高生活质量标准的消费结构演变的过程称为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揭示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农民消费结构的宏观分析

农民家庭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因此，宏观地讲，农民的消费就包括生产投资与生活消费。生产投资通常是指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与消耗。具体地讲，生产消费包括雇工及家工工资、肥料、饲料费、农具购买及其修理费、种籽费、购买牲畜费、家庭工艺用费等；生活消费，按传统的5大类划分法，包括食物、住房、衣服、燃料以及杂项(包括医药、生活改进、个人嗜好、器具设备、教育费、地保费等等)等开支。根据1929年河北盐山150农家(见表1)和芜湖102农家(见表2)的消费支出调查，我们可以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分配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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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物价、工资生活水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观察以上两表，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是，近代农民生产投资的比重低于生活消费的比重。河北盐山150农家消费支出中生产投资平均占总支出的37.9％，而生活投资即生活费用占总支出的62.1％，接近生产投资的两倍；芜湖102农家的消费支出中，生产投资占42.3％，生活支出占57.7％。生活消费支出高于生产消费支出，是近代农民消费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社会的农民，主要依靠家内劳动力从事生产，经营规模小，生产能力低。到了近代，这种状况依旧没有多少变化。农民家庭作为投资主体，生产投入的需求有限，生产投入的供给能力更为有限。其生产投入往往少于生活投入，甚至是大大少于生活投入。这种特征反映了农民生活水平的低下，农业经营的收入大多用于维持生存需要的生活消费，剩下的就没有多少可以用于生产投资活动了。

    在生产投资中，占最大比重的是家工工值与雇工工资，河北盐山150家这两项合计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17.8％，占整个生产投资支出的47％；芜湖102家这两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38.9％，占生产投资支出的91％。可见，劳动力工资(值)是生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为肥料费、饲料费等其它生产性投资，这体现了近代农民生产投入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的特征，对于畜力等人力之外的生产力的运用极少，这点也可说是农村劳动力比较充足的体现。

从以上两地的对比可看出，虽然河北盐山的生产投资比重低于芜湖农家，但是仔细分辨，主要是由于芜湖的工资(值)部分比重比较高，而其它生产投资的比重相比，芜湖仅有3.4％，河北盐山这一比重为20.1％，这一差别体现了两地劳动力配置的差异，河北盐山的非人力生产投资高于芜湖，比较注重肥料、畜力和农具的使用，同时还有家庭工艺的副业经营，而芜湖的生产投资91％用在劳动力的使用上，雇工的比重也高于河北盐山。生产投资(扣除工值部分)的比重越高，说明农民的再生产能力越强。因此，从以上两对比来看，河北盐山农民(扣除工值以后)的生产投资比重是高于芜湖的，说明河北盐山农民家庭的再生产能力较高，笔者认为，具有较高再生产能力的家庭其消费结构是相对较高级的，进而其生活水平也是相对较高的，因为他们在满足生活消费之后仍然能够支付得起较高的生产投资费用。

二、农民消费结构的微观分析

    农民的微观消费结构是指生活消费的支出结构，即农民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支出分配情况。农民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其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生存资料，这是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延续生命所需的生活资料。一部分是发展资料，这是农民及其子女发展德育、智育所需的生活资料。一部分是享受资料，这是农民提高生活水平、满足享乐需要的消费资料。①在这三部分生活资料中，生存资料属于基础性层次，其消费需求的弹性最小。农民只有在获得这一层次的消费之后，其消费需求才会向其他部分延伸和发展。消费层次由生存资料向发展和享受资料方向扩展的过程，就是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过程。农民主要的生活消费资料有食物、衣服、住房、燃料等。1922—1925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曾组织学生对全国6省13处2370户农家进行经济调查，其中有关农家生活消费的资料经整理汇成表3，它直观地显示了农家生活消费的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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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由于表3的数据覆盖面广及全国6省2370户农家，因而它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生活消费的一般情况，根据表3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农民生活消费中，生存资料占有绝大比重，而发展和享受资料比重很小甚至几乎没有，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消费结构是非常低级的。上表中，大致可以把前四项(食物、住房、衣服、燃料)作为生存资料，而后面几项作为发展和享受资料，则生存资料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83.8％，而发展和享受资料仅占16.2％。一般来讲，生活程度愈高，那生活四大要素(食物、住房、衣服、燃料)的比重越低。因为农民除了衣食住燃料之外，还应该有一部分收入，能用到发展和享受方面，这方面的比重越大，说明其收入越高，生活越宽裕。总的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分地区来看，中东部要比北部生活水平高一些，中东部除掉衣食住燃料外其它杂项的比重为20.3％，而北部为13.6％，比中东部低了近7个百分点。

    2．食物支出，特别是粮食支出，在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近代农民消费支出结构的一大特点。由表3中的数据可知，全国平均食物消费占总生活消费的58.9％，仅此一项就超过了总的生活消费支出的一半。分地区看，中国北部食物消费的比重占到62.1％，中东部食物消费占53.8％，均超过了生活消费的半数，在农民生活消费中占有绝对比重。这一比重是否合理，还要通过与同时期其它国家的对比来观察(见表4)。

    从表4中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农民的家庭生活消费中，食物消费支出的比重是最大的。丹麦、日本和美国农民的食物消费比重都没有超过50％，在杂项支出比重上则高于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依据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在全部生活消费支出金额中所占比重)，将消费水平划分为如下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者为绝对贫困型消费；50—59％之间为温饱型消费，勉强度日；40—50％之间为小康型消费；30—40％之间为富裕型消费；30％以下为最富裕型消费。①根据表3中我国总平均的恩格尔系数为58.9％，按这个标准属于绝对贫困型消费。在表4的各国比较中也可看出，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在4国中是最低的。

    3．燃料，属于四大生存资料之一，在生活消费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从表3中可以看出，燃料支出的比重仅次于食物，全国平均达12.3％。而在表4的各国比较中，中国的燃料支出也是比重最高的。燃料除少部分用作灯油外，大部分还是作烹饪的原动力。其它国家燃料费较低，是因为他们的燃料较为丰富，且价格低。我国却相反，山间没有森林，煤矿又没有开采，燃料十分缺乏。到处可见的是扫树叶、扒草皮、掘树根。北部农民多用秸秆做燃料，中东部农民除用秸秆外，大半还要靠山上的枯柴和茅草，尤其长江一带的地方。因此北部农民的燃料费用较中东部少了1／3左右。据当时南京太平门外农家的调查，卖茅草也是他们一项极为重要的收入来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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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三思：“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度量理论和方法研究”，www．6336．net。

②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序之研究》，《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

4．衣服费用约占全部支出的7.3％，北部农民占6.4％，中东部为8.6％。凡是生活程度较高的地方，农民衣服费用也按适当的比例增高。中东部农民不但衣服方面，就是其他方面也比北部费用比重大些。再以我国与美国相比，美国农家每年平均要用家庭总费用的14．7％购买衣服，比我国农民高出1倍多。总的来看，我国农民的衣物费支出很低。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对黑山扈64农家的年均衣服费调查，有38家的衣服支出在10元以下，20元以上的廖廖无几。其中被褥一项，有50家支出为0，①可见当时消费水平的低下。

    5．住房费用的计算，是按照房屋本身的价值，抽10％作为租价，来作标准的。依照这个标准，我国农民的房屋用费约占全费用的5.3％，中东部与北部相差不大。北部的房屋比中东部稍差一些，例如在金陵大学的调查中，江苏江宁的淳化镇，在全部调查中住房价值最高，平均每家为24.8元。安徽宿县最低，平均每家为4.35元。因为淳化镇农民的房屋，都用砖瓦造成，木料也比较好，房屋也较宽大。安徽宿县的房屋都是草房，房顶大半是用茅草覆盖，墙是用高梁秆和泥土筑成的，这两处房屋的比较可以作为代表我国北部与中东部农民房屋不同的典型。与美国比较，美国农民房屋的费用要占全年总费用的12.5％，大概价值是199.6美金。这笔费用比我国农民全年的生活费用还要高，因为我国农民全年家庭的费用不过是228.32元。②美国农民的房屋，内部构造较为完备，客房、卧房、书房、厨房等样样皆有，而我国普通农家，他们的厨房、会客室、卧室等都在一块，甚至有些地方，他们的牛栏、猪圈都和他们自己的住房靠在一起。

6．除掉上述四大生存资料后，其它各项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6.2％，这里面包括农民医疗卫生、生活改进、个人嗜好、器具设备等等发展和享受方面的资料。我们知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的消费结构会发生良性变动：生存资料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会逐步下降，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所占的比重会逐步上升；食物支出的比重会逐步下降，衣服、用品、住房等支出的比重会逐步上升；甚至服务性支出、精神消费支出的比重会上升，物质消费支出的比重会下降，等等。上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结构，正是当时生产力水平制约下，由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运动所规定的消费资料种类和比例关系。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民一种特定的低层次的消费水平。

三、食物消费的营养结构分析

    食物消费之所以在农民消费支出中占有绝大部分比重，因为它是人体维持生存的必要资料，它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食物在生理上有四项功能：一是供给热量；二是构成身体组织；三是补充消耗的物质；四是调节生理机能。③食物所含的营养成分大致有五种：碳水化合物(学名为糖)、脂肪、蛋白质、矿物质(又称无机盐)及维生素。碳水化合物与脂肪的功能是通过燃烧产生热量，蛋白质除了燃烧产生热量外，还有供给制造细胞的材料的特殊功能。因此这三样是人体生理上最不可缺乏的元素，但在营养价值上，蛋白质的地位尤为重要。矿物质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细胞的特性，同时也有供给构造器官的作用，如钙与磷有助于骨骼的生长，铁有助于造血等。维生素主要是调节生理活动，也有预防和抵抗疾病的功能。④人体必须对以上各种营养元素均有适当的摄入比例，才能得到平衡的膳食消费，才能维持生存。那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食物消费的营养情况怎样呢?通过如下表5的调查数据可以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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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古棵：《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上海中华书局版，第173页。

②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

③张培刚：《二世纪中国粮食经济》，第134页。

④陈美愉：《营养概要》，第5页。

    从表5可看出，与英国的标准消费量相比，我国农民食物消费中，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营养分量都是不足的。这是因为，中国农民的食物以“发热性”食物(主要指谷物、豆类等，见表6中含热量比重较高的食物)为主，这些食物以提供热量为主要目的，而缺乏充足的营养成分。这种营养的过偏性成为我国农民食物消费上的一个基本特征。

    此外，通过表7的观察，1910—1933年间我国农民的食物消费中，蛋白质和矿物质的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可知这期间农民的食物消费质量是不断下降的。靠山吃山，消费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生产结构，在生产上过于注重含热量高的作物，而对营养丰富的作物或动物类生产投入过少，造成农民消费结构上营养的过偏性。

四、生活消费的来源分析

    随着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从市场上获取的生活资料会逐渐增多，反映在消费结构上就是，生活消费依靠自给的比重不断下降，通过市场购买的比重会不断上升。根据金陵大学l922—1925年对中国农村生活消费的调查，我们可以对当时中国农民消费的市场化程度有一定的了解(见表8)。

    从总的生活消费来源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的生活资料有65.9％依靠自给，市场购买的比例达到34.1％，与过去几乎全部自给自足的消费相比，这反映了农民消费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农民生活消费变迁的一种表现，但它并不一定代表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在表中前四项的支出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是衣服(市购率81.7％)，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做衣服既需要投入设备又需要一定的技能，一般农民没有能力自己生产衣服，只能从市场上购买。其次是食物，市场购买比率为16.8％，这反映了农民不仅吃自己生产的粮食，还要到市场上购买一定的食物来满足需求，这一方面有可能是农民的生活程度提高了，有能力购买更多的食物，体现了农民生活质量的一种改进；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农民自己生产的粮食在缴纳租赋之后，不能满足家庭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粮食。农民在医药、生活改进、个人嗜好、器具设备等方面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这同样不能代表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是因为这些物品农民自身根本没有条件和能力生产出来，只能在必要的时候从市场上购买。这可以从农民在这些方面的支出金额和比重都非常低的事实上看出来。

    从地区比较来看，中东部的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中国北部的农民，这是由于中东部气候适宜、交通便利，市场较为发达，农民与市场的接触较为频繁，受市场冲击较多，因而消费结构变化较大，消费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此外，从农民消费食物热量的自给程度(见表9)来看，谷类、豆类、蔬菜类和果实类的自给程度较高，市场购买占1／4左右的比重；动物类产品、糖类的消费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购买比例达到2／3以上，这是由于农民的生产以粮食类为主，其消费也以粮食类为主，而且以自家种植的粮食为主，而动物类产品，农民生产的非常有限，因此消费以市场购买为主要来源，且消费量很少。

五、不同土地耕种权的农民的消费水平差异

    农民按土地耕种权可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3类，以上分析均是将农民视为一般的整体来考察，没有划分类别。如要详细考察农民的生活消费，还应对不同耕种权的农民消费加以区分，观察比较其消费结构中的异同。根据金陵大学1922—1925年问对全国6省10处1887农家的调查结果，按土地的耕种权分析，佃农的消费水平均比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低。据该调查，就有佃农的地方统计，佃农的衣、食、住、燃料四项费用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比自耕农高出3.7％。根据恩格尔法则，凡是衣食住燃料四项费用总和的百分率愈低的地方，农民的消费水平越高，所以自耕农的消费水平是高于佃农的。此外，半自耕农与佃农相比，其消费水平也高于佃农的，但是低于自耕农的消费水平。根据巫宝三对1933年全国各类农业人口消费的估计计算(见表10)，也可以看出同样的趋势。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在食物、住房、衣着、燃料、杂项各方面的消费分配比例基本是相似的，即食物依然占最大比重，其次为杂项、燃料、衣着、房租，这是符合恩格尔定律的，同时也证明我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普遍低下。从上表之调查数据可知，佃农的消费水平低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这可以从食物消费与杂项消费所占比重的差异上看出来。佃农的食物支出比重达64.17％，比自耕农的55.72％高出近10个百分点；半自耕农的食物支出比重为62.79％，介于二者之间，较接近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消费水平高于佃农，是因为半自耕农有一部分自有田地的收益是全部属于自己的，而佃农却要把他全部收入的一大半交给地主。同时半自耕农对于田地的经营管理也比较的经济，所种的田地多少都会考虑适合自身劳力的分配。不像佃农有时租地常常租不到，哪有条件讲什么经济不经济。从自耕农与半自耕农消费结构的比较来看，两者差别较小。这是因为半自耕农之所以租种一部分田地，更多的是为了充分利用自身多余的劳力和资本，由此所获得的消费水平不一定比自耕农低。

六、消费水平的评价

    以上分析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情况，这些特征仅仅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农民消费水平的低下，但是它在整个近代期间究竟处于怎样的消费层次，我们还需要通过纵向的变化来观察。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近代中国农家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动态变化情况。现代经济学一般都将消费看作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力和消费需求非常重要的因素。凯恩斯就曾指出：“在通常情形之下，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确以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①美国现代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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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84页。

经济学家加德纳·阿克利也曾指出：“任何消费支出的分析，从而任何总需求的分析(因为消费要占到这个总数的三分之二)，要是不把收入作为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它是一点也不值得我们注意的”。①从长期来看，收入变动的方向和消费变动的方向总是趋向一致的，消费随收入的变动而变动，收入的持续增加必然导致消费支出的增加。

    从表11中数据可知，农家年均总收入，以首尾年份相比较，1935／36年比1922／25年间增长13.96％，年平均增长0.94％。其间农家平均每家年消费支出变动亦经历了基本相同的走势。1922／25—1935／36年的14年间共增长12.9％，年平均增长0.87％，消费支出与农家收入呈同步上升趋势。1917—1935／36年间收入及消费的增加，说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

    亚当·斯密说过：“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是根据他所能享受得起的人类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品质和层次而定的。”②这就是说，生活水平可以通过人们日常消费的物品的优劣情况来反映。近代中国农民收入微薄，生活水平极低，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是，近代期间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不是一直下降的。据有关分析表明，在1936年以前，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较快，1936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840年增加了59.5％，尤其在1911—1936年问增长最为迅速，年均增长0.9％，③说明在1936年以前农村经济曾经有所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在提高；但是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一切的发展又很快被毁灭，农民的生活再次跌入深渊。因此，仅观察1840年和1949年的中国农村，我们会发现经济没有明显的改观，农民生活依然穷苦不堪。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此过程中农民生活水平的波动，不能因此而忽略它曾经提高过的事实。

    金陵大学于1929—1933年对中国21省142县的216个地区的田场进行了调查，发现当时田场生活程度的变化情况(见表12)，表中反映近几年有82％的田场生活程度是增高的，仅有11％的田场生活程度降低了，其余7％的田场生活程度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在1936年以前，农村大部分的生活水平是在提高的，这些提高主要表现在消费结构的升级(即消费品的改善)上(见表13)。

本文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消费水平是比较低下的，但是从纵向比较来看，当时农民的消费结构较以前是有改善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有所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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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加德纳·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②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

③莫曰达：《1840—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