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第二，区域研究成为热点。一年来，发表了93篇近代区域经济史论文，约占论文总数的35%，足以说明区域研究已成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区域经济史的兴起有其合理性，以中国之大，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为免以偏概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实在是一条必行之路。在国际上，区域经济的研究已从早期的工业区位论、传播论发展到区域经济成长论，并有区域经济学出现。而中国近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看来，中国近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转贴于区域经济史可视为区域内的研究和区域间的研究两个方面，双方应同时进行。区域间的研究就是考察本区域与外区域的关系。总之，区域经济史不能就本区域谈本区域，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

本年的近代区域经济史研究是瑕瑜互见。只有少量几篇能够结合区域内的研究和区域间的研究。如戴鞍钢的《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中国农史》1997年第2期）考察了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的经济关系。指出，近代上海开埠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大港和工商业、金融中心城市。毗邻的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受此促动，发生结构性的深刻变化。上海的内外贸易和城市经济，推动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促进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并相应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产区；与此同时，原先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发生剧烈变动，呈现转向国际市场，附丽于进出口贸易的新趋向。这些变化反映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了近代都市和周边农村互动的双边经济关系。

李宝金的《青岛近代城市经济简论》（《文史哲》1997年第3期）考察了青岛和周边地区，和山东省，以及全国以至和德国及日本的关系，研究了青岛的经济功能和辐射网络，指出，近代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兴起与经济发展，不但取决于其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优势和历史文化传统，而且也取决于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尤其是政权机构对这些情况的综合分析、宏观认识所做出的开发决策。

除以上两篇论文以外，一年来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多是以地区为单位孤立进行研究，有的研究由于缺乏有关理论的指导往往套用一般经济历史研究的模式，看不出本地区经济内外关系的特点，或在功利目的的驱动下予以拔高，出现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孤立化”和“自夸化”的倾向。这种情况虽已开始引起学者界的注意，但是看来要想摆脱尚需时日。

二、研究理论和方法

近年来，面对纷至沓来的外国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国内史学者包括经济史学者痛感有建立本国史学理论的必要。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不等同于史学理论，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等同于经济史学理论一样。因此，史学理论的界定都成了问题，以至于历史研究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释和验证。1996年，吴承明先生发表了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指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吴承明先生的观点正确地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史学理论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被包括在史学理论之内，但它并不能涵盖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根据对人类经济史的研究形成的伟大理论，但它对经济史研究来说是“流”而不是“源”。吴承明先生精辟的阐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又和教条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

一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应用了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首先是定量分析被广泛应用，应用定量分析的论文有十余篇。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研究都作定量分析，因为有的研究只宜于作定性分析，而有的研究因数据不足，不能作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有两种方法，即统计学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应用这两种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的，称作定量分析。只是引用数据，没有进行加工的，不能称作定量分析。

一年来，使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论文有10篇，其中有4篇较为有新意。茅海建通过搜集大量的有关资料，磨垢抛光，以确凿的数据得出了鸦片战争的军费为三千万两，使这一有疑点的问题画上了句号（茅海建：《鸦片战争军费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曹树基对太平天国战前各省人口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太平天国战前的中国人口》，《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认为，在施坚雅的论述中，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表现为忽高忽低的波动，与我们对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不相符合。所建立的清代以来的四川人口系列实不足取。张远鹏把东北沦陷对关内民族经济的影响量化，指出，“九·一八”后东北沦陷，使中国丧失了一个面粉、纺织品等工业的重要销售市场，丧失了一个土布、丝织品等手工业品的的重要市场，丧失了一个茶叶等农产品的重要市场，丧失了一个近百万关内民众谋生的好地方，急剧地降低了中国的购买力，导致了1932年开始空前的经济危机。以东北为基地，日本怂恿、保护下的华北白银走私；日本推动、保护下的华北货物走私，加剧了1934-1935年中国的民族经济危机（《东北沦陷对关内民族经济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陈争平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了1895-1930年进出口商品结构，引进一个统计指标—MP，即部门间分工参与度，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进口的商品完全是初级产品，出口的完全是制成品，则MP=1，表示该国完全参与了国际的部门间分工，即部门间分工参与度最大。反之，如果一国进口的完全是制成品，而出口的完全是初级产品，则MP=0，表明该国主要是以自然资源换取所需的制成品，这是经济不发达的特征，是自然经济的延伸，算不上自觉地参与国际分工，因而部门间分工的参与度为最低。在这两个极端之间，MP越大，表明一国通过参与部门间分工与世界经济相关联的程度越高；反之，MP越小，则表明该国经济较不发达。他经过计算，得出当时中国的MP，1894年为0.35,1920年为0.27,1930年为0.26，MP值比较低，而且越来越低。这说明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半殖民地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制成品和榨取原料的场所（陈争平：《试析1895-1930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周中建从农家户均人数及劳动力入手，分别就农业劳动力的耕作能力和主要农作物亩需工量的方面对近代苏南农业劳动力的供需状况进行了理论估算，并结合当时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了对照。结果表明，该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潜在性剩余率在40%左右，季节性剩余率在70%以上（周中建：《近代苏南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初探》，《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

对于定量分析来说，分析方法比最终结果更重要，就是说，只有建立在严格分析基础上的统计数据才是可用的。以上五文是体现这一原则的。

定量分析的另一方法，即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在本年的论文中未有体现，这说明定量分析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刚刚起步。

社会学是通过探讨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来研究社会整体的。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的，自应使用社会学方法。然而本年使用社会学方法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论文较少，突出的有罗苏文的《路、里、楼—近代上海商业空间的拓展》（《史林》1997年第2期）和忻平的《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罗文从上海的街、巷、弄到路、里、楼的变化，反映商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在上海的迅速推进，结合欧美环球经贸网络的拓展，近代科技的长足进步，中外文化的交流，近代上海都市生活方式的演变，从时间到空间，说明上海的走向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也是世界文明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忻文从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打开了封闭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闸门，引起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五个方面的转变，全面地说明清末新政是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并指出：“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

研究方法除以上所说，还有系统论和发展经济学等。发展经济学能够用于经济史研究的有比较研究法和二元经济论。比较研究法要求把研究对象放在国际体系中来考察。二元经济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项创见。近代中国亦属二元经济，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并存，研究其互动作用极为重要。但这些在我们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还一无所见。

三、新观点和新见解

一年来的近代经济史坛，没有重大的理论争论，但也并非没有惊人之论。

赫德是洋务运动中最活跃的外国人。前几年，汪敬虞先生发表了专著《赫德与中国海关》，从阶级立场、思想动机上对赫德作了全面否定。但1996年，毕生潜心研究洋务运动的专家姜铎先生研究了晚清海关制度的演变，认为关税支撑了晚清政府，同时也是大型洋务企业的财神爷，并给予赫德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对赫德为洋务运动所作的奉献的一生，应毫不吝啬地给予满分，即使不给满分，至少应打八十分”（《学术月刊》1996年第11期）。姜铎先生对洋务运动基本持否定态度，然而他却对赫德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进行经济史研究时，不应囿于历史人物的阶级身份，行为动机，而应更多地注意他对历史进步、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呢？

四川保路运动，在史学界一贯被正面肯定，被誉为“辛亥革命的先声”。然而萧功秦《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一文，罗列了商办铁路的三大弊端，即资金不足、管理不善与缺乏统筹，指出：“事实上，从各国交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铁路筑路权国有，几乎是后起的各国的通例。”他认为，四国借款合同，具有低利率；低抵押风险；力图保障中方利益；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由中方监控贷款国的产品与原材料；贷款方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经济条件等内容。因此，“相对于过去清政府与外国所签订的铁路借款合同而言，这份合同还是较为有利的”。他还认为，“保路运动”是经济排外主义、地方主义与立宪派的结合。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经济排外主义。经济排外主义者对现代实业所需要条件的复杂性知之甚少，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封闭心态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保路派的政治力量，还在于地方主义的分利集团与经济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利用了地方谘议局作为自己的政治舞台，谘议局成为地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者发起保路运动的大本营。

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资本列强侵略中国的后果有如下论断：外国资本主义，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林刚根据对长江三角洲近代经济的考察，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就一些主要部门来看，资本主义近代大工业并不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之破坏、小农经济解体的基础上，而是恰恰相反：这些部门往往是建立在农民家庭工、副业整体繁荣发展之上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农民家庭工副业的进步，并在进步、发展中发生了经济组织和生产力的新变化，并奠定了农村中的工业、手工业、家庭副业和商品农业在农村经济和整体经济中愈益重要的地位，从而，近代长江三角洲出现并确立了传统农业、近代型农村工副业、近代城市机器工业的‘三元结构’。”他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其社会经济绝非是西方经济理论框架中的截然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处于对立统一状态中的‘三元经济结构’，这是我们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大特色。”（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经济三元结构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这三篇文章都对我们耳熟能详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反思。尽管其中有些看法可能需要深化、补充，但他们的探索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一年来的近代经济史论坛，平静得发人深省。是近代经济史研究已成熟得不需要争论呢，还是它如此不成熟以至于无从争论呢？但是在这种平静下面，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有一股理性的思潮在酝酿。史学呼唤理论，理论也必然会光顾史学，希望我们这一预言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