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诞辰111周年——多幅珍贵罕见图片

 纪念周恩来诞辰111周年——多幅珍贵罕见图片         谁让前联合国秘书长自许为“野蛮人”

谁让联合国为之逝世而降半旗

谁让全世界的伟人都推崇备至

谁让人们十里长街相送……

他就是我们敬爱的总理，并会缅怀一生的总理——周恩来 他是妻子心中温情的丈夫 20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夫妇在西花厅海棠花前合影

一个被爱人称为“同志、战友、伴侣”的人，一个跟爱人“我们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的人，他们刻骨铭心的相知相爱，他们半个世纪的完满婚姻都为后人所称道。

战争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他们常常分隔两地，只能靠书信往来问候。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经常在全国各地视察工作，通信成为他们联系的主要方式。

百忙中的周总理也会一改平日的严肃，颇带调侃的给妻子写信: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复：

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周恩来总在不经意的动作中流露深情  一次邓颖超因为感冒提前服安眠药睡觉，还没等上床，药力就发作了。值班医生经过正在餐厅吃饭的总理身旁，惊动了总理，总理就赶紧跑到大姐卧室，看到邓颖超瘫倒在床边，便焦急地直喊“小超、小超”，声音都变了。身旁的工作人员听了都为之震撼。 
        周恩来知道邓颖超喜欢唱京剧，朋友来访或相聚时，他就会提议让邓颖超唱上一曲，而他自己则专注地凝视妻子认真地欣赏。一次在周恩来的鼓励下，邓颖超甚至在梅兰芳面前都敢亮开嗓子。

 

 他是人民眼里贴心的总理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发生了6、7级地震，68岁的周恩来不顾余震，亲临震后现场。他走访整个村落，每见一个人，总理都问：家里损失怎么样？锅碗瓢勺还有没有？能不能吃上饭？面对一个失去儿子的老太太，周恩来说：“你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吧。”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1975年3月，刚刚手术后的总理，在手术台上叫住了原肿瘤医院院长李冰。总理从自己患癌联想到云南锡业公司矿工多患肺癌的痛苦，他吃力又坚定地叮嘱她：“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输液瓶日夜吊在总理的床头，而他心里挂念的却是普通百姓的痛苦安危，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如何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一问题的思虑。
                   193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会见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

        他是朋友身边率真的知己    

斯诺说：“他确实有一种吸引力。”

1970年国庆节的十几天后，他向相识了近30年的老朋友斯诺吐露了内心的烦恼，他知道斯诺是值得信任的，他谈了很多。他说在身体方面，“我被打败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岁了，身边的帮手却越来越少。”  1964年4月12日，周恩来总理参加解放军文艺会演联欢会，和文艺战士们一起合唱《社员都是向阳花》。 1961年6月召开的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引起了热烈争论，周恩来认为电影的时代感较强，比小说有所提高。演员赵丹的看法正好相反，两个人各抒己见。最后赵丹还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周恩来的回答却是这样：“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说完哈哈大笑，赵丹和大家也笑了。

他是国家利益的忠诚卫士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弥补杜勒斯对周恩来的不敬，我决定在跨出舷梯时向周恩来伸出手。”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多次会谈。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谈判。

尼克松坦率地说，他多年来曾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的观点曾和杜勒斯有相似之处。当今世界变了，中美关系也应改变。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到达北京。尼克松曾6次对他的随行说，在我下飞机的时候你们别跟着我，我和周恩来握手的镜头要让全世界看得更清楚。 祖国统一是萦绕于周恩来心中的挥之不去的情结，1975年9月生命垂危的周恩来用他已经不听使唤的手在一篇关于台湾局势的文章后留下了歪歪扭扭的“托托托托”四个大字，他是要把祖国统一的大业拜托给后人。他说：“我这辈子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有一个场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

（1975年）12月20日上午，体温38.7℃的总理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总理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  广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的起点。1925年8月8日，这对分别了4年多的年轻恋人相聚了，84岁的邓颖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日子：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合影 我们既没有我们可以登记的地方，我们也没有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我们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是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 天津觉悟社旧址

那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是特地从天津南下来和周恩来完婚的，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同事和朋友们知道他们结婚后，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夫妇就在离住处不远的太平餐馆请了两桌西餐，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

周恩来夫妇结婚时曾在太平餐馆请客

那天热闹活泼的情景，邓颖超在晚年还向自己的秘书赵炜生动地描述过，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的赵炜至今说起来仍情趣盎然：

 张治中要邓大姐介绍他们的恋爱经过，大姐对我说：“怕什么！要我说我就说。我啊，因为个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还特别为我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我当年‘五四’运动在天津是演讲队队长，这点事我怕什么，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讲，把我和恩来怎么相识、怎么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大家听了以后连声鼓掌叫好。” 当时张治中就说：“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大姐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大家听了也挺发愣的，这就是大姐的习惯。那天，总理喝酒喝得很多，但酒量多大，邓颖超不知道，客人敬邓颖超的酒，总理也得代喝，因为邓颖超不能喝酒，结果那天总理醉得一塌糊涂。邓大姐说：“我第一次知道恩来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几十年过后的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于革命之花遍开的广州，而邓颖超同样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五四”时期的邓颖

        1919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1919年“五四”运动时 

后来，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不曾想到，在他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他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两个人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回忆起这三年多的通信，特别是周恩来发出的那封要求确定相爱关系的来信，80多岁的邓颖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在天津当小学教师。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为她在我小的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就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我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2年、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了。

 周恩来20世纪20年代周恩来寄给邓颖超要求确定恋爱关系的信是在巴黎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的住所里写下的，半个多世纪后的1980年6月，邓颖超访问巴黎时专程来到这里，置身于50多年前便熟知的地方，回味着周恩来当年急切而又深情的来信，76岁的邓颖超再次心动不已。
 1980年，邓颖超访问巴黎时专程探访周恩来留学法国时的住所 

周恩来去法国之前曾抱定独身主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会更好。初到法国，他同一个一起留学法国的姑娘比较亲近，但最终他选择了邓颖超作为终身伴侣。

1956年，周恩来曾和侄女周秉德说起过那位姑娘。他说：

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50多年的时光证明，周恩来当初的选择是多么地富于远见，此后在风雨同舟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甘苦与共，一起度过了波涛汹涌的激情岁月。

历史老照片——周恩来、邓颖超合照： 

 

 

 

 

 

 

1950年上半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这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邓颖超就代表周恩来在一块红绸布上写下“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几个字表示祝贺。周恩来夫妇经常资助或送礼物给身边有实际需要的同志，这个手工制作的礼物虽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是上面写的几个字却表达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祝愿，更为重要的是，这几个字是对周恩来夫妇几十年爱情生活的最佳注解。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国民党重兵进逼延安。为了保存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并牵制胡宗南的兵力，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邓颖超则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并留在那里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

1947年，周恩来在转战陕北的行军途中

        大战在即，临别匆匆，暂时还未撤出延安的周恩来十分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妻子，他托即将到妻子身边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带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简单的几个字使时刻都在惦念丈夫的邓颖超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转眼间已是春色满园，投身于土改工作的邓颖超不时地给周恩来写信倾诉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和感受。看到邓妈给周爸写信，七岁的李讷也要给周爸写信，她写道：

周爸爸：你好吗？我好，邓妈妈好。我现在会做事情了。代问爸爸妈妈好。亲周爸爸。

邓颖超在这封信中加写道：

这是女儿自动给你写的信，另外一张画，画的时候，她说重要得很，要好好画，因为不比给亲爸亲妈画呢。

小李讷知道她的周爸爸一定会喜欢这幅画，但她不知道此时周爸爸正协助她的亲爸爸紧张忙碌地指挥陕北和全国的战争，周爸爸一时还顾不上给她和邓妈妈回信，直到中秋月圆：

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

1947年中秋节，转战陕北的周恩来给邓颖超回信

        他们已经分别半年多了，周恩来仍满心赞成妻子想在东边多留半年的提议，他写道：“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也会更结实而年轻。”

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俩你东我西继续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工作，邓颖超还是时常给丈夫写信，周恩来很忙，但也会抽空回信，仔细解答邓颖超在土改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1948年4月，分别了一年多的夫妻俩终于团聚了，久别重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喜悦。当时毛泽东还开玩笑地对邓颖超说：“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啊，这么久你连到前线来慰问一次也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周恩来则笑了笑回答：“没关系，有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


194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重逢老照片   
1948年，邓颖超在河北阜平

战争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邓颖超的健康严重受损，多年以来她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周恩来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帮助、鼓励妻子医治和战胜疾病。

    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正值南方早春时节，春风和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周恩来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1951年3月，在杭州养病的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回信

        收到妻子的来信，周恩来一改平日的严肃，下笔颇带调侃：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复：

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这回周恩来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

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他最后写道：

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周恩来的保健护士许奉生至今提起周总理和邓大姐之间的情感还十分激动，她说：

有一天晚上，邓大姐因为感冒提前服安眠药，还没等上床，药力就发作昏倒了，我进来看见给她扶住后，急忙去找值班医生，正好从总理吃饭的饭桌前跑过去，惊动了总理，总理就赶紧进到大姐卧室，一看大姐昏倒的样子，马上就喊：“小超！小超！”声音都变了，我当时以为是喊小曹，我想这里没有小曹，后来我马上明白了是喊大姐。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我很难忘记这件事。

1961年，经历了国民经济两年连续的严重困难，特别是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后，中央决定调整农村的政策，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为此中央提倡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国民经济困难时，周恩来深入农村实地调查

国民经济困难时，周恩来深入农村实地调查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身为总理和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夫妻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吉普车载着他们到了村外，他们下车步行，只见大道两旁的杨树叶都没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周恩来问：“杨树怎么这个样子？树叶怎么没有了呢？”

1961年周恩来在河北邯郸

1961年4月，周恩来在河北邯郸

1961年4月，邓颖超随周恩来到河北邯郸调查农村公共食堂等问题 

陪同的当地干部忙说：“叫羊吃了，羊吃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心里都明白，树叶是人吃的，不是羊吃的。

看到由于庄稼歉收所造成的严重缺粮状况，他们非常忧虑，在田间地头或在农民家中，他们仔细询问农民能否吃得饱饭，集体食堂好不好等生活问题，并和农民们一样吃着食堂里的玉米面糊。

 周恩来同农民一样吃食堂

        在路边，周恩来问在墙根下蹲着晒太阳的三个老汉：“食堂好不好？”

“好，好，好。”三个老汉异口同声回答。

“散了食堂行不行？”周恩来大声问。

“啊，真的？真的？”三个老汉惊奇了。

“真的，行不行？”周恩来又问。

“真散食堂？那可谢天谢地！”三个老汉喜笑颜开。

在一次和社员的座谈会上，敢说真话的农民张二廷直言食堂不好，他说：“你是现在来了，再过两年，社员全饿得不干活了，地里啥也不长，你北京仓库里不长粮食吧？地里收个斗儿八升的，俺在地里生吃了，还轮到你？就说你北京有存粮，两年你吃不完，三年扫扫尾，你还不饿肚子？”

听了这些话，周恩来慢慢说：“二廷，你说得我哑口无言。”

张二廷的话，强烈地震撼着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心，食堂问题必须解决。结束调查的第二天，周恩来便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不久，结合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对这一情况所做的调查反馈，中央就作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总理面前，农民们说出心里话

        邯郸之行，他们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深入理解了“民以食为天”的深厚内涵，也让邓颖超更加明白周恩来在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担负的重任。那段时间，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几乎天天收到全国各地报送的出现粮荒、饿死人的报告，而周恩来也天天在为粮食问题焦心。他经常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给哪个省调入多少。

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很难忘记总理那时对自己说过的话：

有这么一天呢，我就说：“总理，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能不能叫别人帮你做一下？”但是呢，总理还是说：“你认为这是一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能这么看，全国人民吃饭是个大问题，这可不是具体的什么技术性工作。我要是不自己算，我怎么能知道底细？就是因为我要知道这个底细，所以我要算得清清楚楚。”最后总理讲：“你要懂得我的工作，你才能理解，我作为一个国务院的总理，应该做什么！一切都是要为人民着想，一切要从人民这个利益出发。”

在国家档案馆现存的32张粮食报表上，他的笔迹有994处，其中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文字7处。密密麻麻的手迹凝聚着周恩来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1964年9月，周恩来在大食堂吃饭

三年困难时期，日夜操劳的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带头不吃肉、鱼、蛋。在国务院开会，如果到了吃饭时间会议没开完，周恩来经常同工作人员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放点粉条。外出时，每到一地，周恩来都首先立吃饭的规矩：主食，每天要有粗粮；副食，早饭只要家常小菜，午饭和晚饭最多两菜一汤。有一天，他来到鞍山，厨师做了四菜一汤，他亲自端走两个菜，并告诉服务员留着下顿热热吃。他点名要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地瓜粉，早晨冲着喝，二是高粱米，每天吃一顿。因为高粱米不容易煮烂，同志们担心吃高粱米不容易消化，周恩来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周恩来时时处处以自己的行为承担着作为人民公仆的职责，每到一处，他总是和普通百姓一样吃着同样的粗茶淡饭，从中体味着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发生了6.7级地震，地震震醒了入睡才两个多小时的周恩来。在紧急部署了救灾措施后，第二天周恩来就坐直升机匆匆赶赴灾区。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6.7级地震后场景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区的周恩来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后周恩来乘直升机匆匆赶赴灾区。 

在邢台震后现场，面对一个灾民的哭诉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后周恩来在灾区

 周恩来到达余震不断的地震中心—隆尧县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天气阴暗，狂风呼啸，大地还在频繁地震动，时常有残垣断壁倒塌。在隆尧县委办公室，周恩来正在听取县委书记汇报情况时，突然发生了强余震，房屋摇晃，门窗作响。与会干部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劝他出去避一避，周恩来拒绝了。当年跟随他到灾区视察的秘书周家鼎回忆说：“总理环视了一下房屋的结构，仍镇定地坐在那里，说这房子是新盖的，梁头都有立柱，塌不了，大家要沉住气。别人看他那安详的神态，紧张情绪很快安定下来，继续开会。”

在充分听取意见后，周恩来对抗震救灾工作作了全面安排，他考虑得非常周到，别人想不到的事他都想到了，该解决的问题几乎都得到了妥善处理。他特别提出要从这次地震中总结经验，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又赶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慰问灾民。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悲痛笼罩着白家寨，悲伤的群众听说“周总理来了”时都很激动，他们自动集合在总理乘坐的直升飞机停靠的空场上。此时周恩来发现群众迎风站着，坚决让当地干部把群众调过来，背风站，自己迎着风讲话。他说：“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要组织起来，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
 邢台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部署灾后工作

总理的到来使悲伤的群众渐渐稳定了情绪，在顶着寒风站立许久讲话后，68岁的他又继续走访整个村落。每见一个人，他都问：家里损失怎么样？锅碗瓢勺还有没有？能不能吃上饭？他指示：老年人家里没有依靠的，要帮助他们；娃娃没人带的，要帮助带好。面对一个失去儿子的老太太，周恩来说：“你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吧。”

3月22日，邢台再次发生7.2级地震，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再次奔赴灾区。4月1日那一天，周恩来走访了五个受灾严重的社队。从早晨5点钟一直忙到晚上9点钟，在十六个小时里，一刻也没停，一口饭也没吃。最后，只是到营房与战士们一起吃了点家常烙饼和炒白菜。

当年救灾指挥部总指挥徐信回忆：“在灾区视察的日日夜夜，总理一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不休息，直升机几次起落。余震一天发生好多次，周总理全然不顾，他跨越一条条一尺多宽的地面裂缝，穿过一道道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断壁残垣，哪里有受灾的群众，哪里就有周总理那伟大的身影，哪里就有他亲切的话语。”

当周恩来去看望一位伤势严重的老汉，老汉激动得表示感谢时，周恩来回答说：“为人民服务应该！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为人民服务，渗透在周恩来日复一日紧张的工作节奏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甚至高达十八九个小时。“文革”期间，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并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周恩来苦撑危局，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八个小时。

作为妻子，邓颖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作为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同志，一名共产党员，她深知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她不能干预影响周恩来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办公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邓颖超和他作息时间不同，就只能经常用便条留言来敦促丈夫尽量休息。

一张便条这样写道：

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

虽然这么写了，但邓颖超也知道要让日夜操劳的丈夫好好休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遇到周恩来外出顾不上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就让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用一个保温杯装些面糊糊或稀粥带着，在途中或工作时充饥。

 遇到周恩来外出顾不上吃饭的时，邓颖超就让工作人员用一个保温杯装些面糊糊或稀粥带着路上充饥。 

当周恩来夜里长时间坐着办公时，夜半醒来的邓颖超就会焦急地踱到办公室门口探探头，或轻声地叫丈夫起来活动活动，但周恩来常常是回答一声后又埋头继续工作了。

周恩来好不容易要上床睡觉了，还要抱上那些没看完的文件在床上批阅。邓颖超看他窝着批阅文件实在不舒服，就让人做了一个专门放在床上写字用的小桌子，没想到这使他办公的时间又延长了。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熟悉周恩来的工作习惯，他回忆道：

总理每一次离开办公室到睡觉房都要带一个文件，特别是“文革”以后，这个文件越来越厚。为什么呢？就是他白天的时间去会见外宾，把时间占掉了，回来以后，紧急文件处理完以后，他还有好多东西要看，那就到睡觉房来看。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最长的时候可以看六个钟头，也就是说，忙碌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在床上继续办公六个钟头。

“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1965年6月8日，周恩来结束坦桑尼亚的访问回国

        1960年4月在周恩来访问印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来自北美的一个记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62岁的人看来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

周恩来和普通人一样，见别人夸自己气色异常好，心里也很高兴，他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周恩来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东方文明的精髓渗透在他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在衣着上，周恩来有很多“讲究”，他说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中国人的脸孔。所谓衣服要表现中国人的脸孔，是指衣服面料必须是国产的。其实他没有几套衣服，在公开场合穿的都是那两三套，而且都穿了好多年了，有些地方还打了补丁。他的衬衫穿的时间就更长了，领口和袖口破了倒经常换，但其他地方的补丁是打了又打，直到补丁多得没法再洗，怕洗烂了，一件蓝方格睡衣从1950年一直穿到去世，袖边都长“胡须”了。
 周恩来衣服面料都是国产的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最熟悉周恩来的穿戴习惯：

有一次到非洲的几内亚访问，他跟塞古?杜尔在交谈当中就讲到了，他身上穿的外衣、衬衣，穿的鞋子和戴的手表都是中国自己产的。我们理解他就是告诉对方，要发展民族工业，要自力更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看着手腕上的外国表，周恩来叹息：“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我们自己生产的手表呢？”当听到上海能生产手表的消息后，周恩来非常高兴，他对工作人员说：“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他让工作人员花120元钱买了一块上海表，从此，周恩来参加各种活动，手腕上戴的都是上海手表，一直到去世。

周恩来还喜欢乘坐国产车。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还不能生产汽车，周恩来坐的车是斯大林送的吉斯车。这部车老化后，有关部门准备再给他买一部外国车，他当即拒绝道：“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轿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周恩来就要试用，有人劝他说：“产品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等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后来，国产轿车渐渐多了，除了红旗车外，还有上海牌小轿车等，从20世纪60年代起，无论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或是参加外交活动，周恩来都要求坐国产车。

饮食习惯上，成年累月的外事活动也没有改变周恩来的口味，他不爱吃西餐，最爱吃的中餐菜是冰糖肘子、红烧鲫鱼和红烧狮子头，他还经常点名要吃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总理和邓大姐吃饭是非常简单的，他们一般是两菜一汤，两菜呢就是一荤一素，每个星期都要吃两次到三次粗粮，就像玉米面啊，或是高粱面、高粱米。剩下的饭菜能够留着下顿吃的，他就不让工作人员倒掉，要留着吃。
 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餐桌

周恩来夫妇一直过着节俭、朴素、清廉的生活，他们也和其他在西花厅工作的人员一样按月交水电费，决不搞特殊化。外出坐车，凡出去理发、会朋友、看演出等私人活动，他们都要照章付费。周恩来因病到外地休养，邓颖超不放心，跟着去照顾，她的食宿费就由自己付。邓颖超说周恩来是因公休养，自己不能沾他的光。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曾经同我们讲起这样一件事：

1966年7月28号，周总理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同学们开座谈会，座谈会结束以后到了吃饭的时间，周总理就和同学们一块进入食堂。周总理买了馒头和菜，总共是两毛五分钱，当时就让我付了钱，师傅给开了发票。总理在吃饭的过程里感觉吃馒头有点干，就要了一碗汤，我就让厨师去做了一碗高汤，就是用酱油啊葱花啊香油啊香菜啊用开水一冲。总理一边喝，一边跟学生们一块吃饭，一边还问我交钱了没有，让我再去交钱。那厨师就又收了五分钱，当时把那个发票由两毛五改成了三毛钱。
 1966年7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食堂吃饭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