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知识分子：疏离还是顺从，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批判知识分子：疏离还是顺从，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发布时间：2008-11-18 10:39 来源：www.ccd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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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岁晚在即。一年回首，在真实悲恸与盲目狂欢之间的日子总是被生活的碎屑所填满和搅动，一些永恒的、根本性的问题总是迟迟不能进入我们的议事日程。在庸常的日子它们被假装遗忘，在敏感的关头它们又被看作是不敢触碰的电网——比如说，像“疏离”还是“顺从”这样的问题。
这一思绪完全是被费迪南·布伦蒂埃等著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中所收入的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论文《知识分子:疏离还是顺从》所勾起。在这位历史学家的笔下，美国知识分子的疏离与顺从的历史充满了因国家和文化而起的斗争与认同的痛苦之情，而且所描绘的画面上充满了美国历史、欧洲文化传统、激进主义思想源泉、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等复杂的因素。我们得以反思的是，真的不应该简单地以“疏离”还是“顺从”来划分阵营。作者的目光犀利、历史感尤为强烈，总的看来他反对疏离崇拜、反对为了疏离而疏离和为了反对而反对。但是，他还是细心地区分了真诚的政治上持异议者的疏离与“垮掉的一代”的游戏心态；虽然他对欧文·豪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是我还是被他诚实地、甚至是不无感慨地引述豪说的话所震撼:“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顺从者”，即使是那些仍旧试图保持批判姿态的人，也已变得“负责、中庸和温顺”；一系列的小小的妥协“慢慢地磨损了一个人保持坚定和独立立场的能力”——“知识分子已深深滑入文化适应（我想更准确的说法是‘政治适应’）的泥淖”。
疏离还是顺从，在两者之间的选择如果是一种痛苦，那么无论选择的是什么，都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可怕的是，无论是何者，如果都只有利益的盘算、知名度的考虑，或者根本就一无所虑、随遇而择——那么无论是疏离还是顺从，都根本不是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与极权政治的对峙与依存关系，齐泽克的研究是极具杀伤力的，虽然他的博学与幽默会使他显得有点书斋气。齐泽克著作的中译本已有数种，他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最有针对性——一种切肤之痛。齐泽克说，极权主义的源泉是对官方词语的教条主义依恋:缺乏笑声，缺乏讽刺的超然。然而，今天面对的后极权社会中并不缺乏笑声和讽刺，更没有什么人会真的依恋于教条主义的词语——如果有的话，那倒是很淳朴可爱的。再没有谁是、或者敢于声称自己天真无邪，但也没有谁会承认自己罪大恶极，一切都是以一种邪恶的默认来维持和进行着。我们像钟摆一样，在餐桌上的嬉笑怒骂与会议桌上的道貌岸然之间来回摆动，获得的是心理上的宣泄与现实中的平衡。这样的状况，到底是疏离还是顺从？对于这个问题，聪明绝顶的齐泽克选择了彼得·斯洛特迪基克关于“犬儒理性”的话来回答:“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齐泽克接着补充说，“犬儒理性不再是朴素的了，却成为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的一个悖论: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第40页）。如果从“断绝关系”这一角度来作判断，“疏离”与“顺从”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因为它们同在这种关系之中。但是，这种关系的远与近、疏与密并非是无关重要的，由此来看，“疏离”还是“顺从”就仍然是一个问题。哈维尔在1975年给总统胡萨克的信中说，“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今天看来，所谓的“例行公事。”既是指一种灵魂中的麻木不仁，也是指工具化的生存状况。
关于“疏离”还是“顺从”，从知识分子以舆论参与论政的实例中可以获得更具体的思考。李金铨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11月）所收论文，均以二十世纪中国重要报刊如何成为知识分子论政的媒介为中心，以多个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展示出知识分子在思想专制与自由之间所进行的选择与斗争，从中亦可见其在言论中呈现出来的“疏离”与“顺从”，亦可明了其必受制于复杂的政治生态和历史情势。文集中最末一篇是林淇养的《由“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试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机器的合与分》，很值得关注。雷震早期的“拥蒋”固是一种“顺从”，但是他所坚执的前提是通过政治协商、民主讨论逐步消弭蒋氏的独裁威权，建立自由、宪政的制度。到后期他的反蒋、反国民党也不仅仅是“疏离”，而更像是一场战争，到了反蒋三连任的时候便是图穷匕首现，是“刺刀见红”的肉搏战。雷震对蒋氏的疏离、《自由中国》对台湾政治的深刻影响，最后汇成了一场没有党名的“党外”运动。
再次回到霍夫斯塔特的论文吧。他还提到了艺术家的疏离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审美上的创造性才华似乎更多地依赖于疏离而不是顺从。在这里我们可以引述苏联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对诗歌与政治关系的论说，他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各种意识形态都怀有敌视诗歌的本能，因为诗歌构成竞争和提出疑问；他主张诗歌应该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诗歌；他指出诗歌注重个性、自由、革新、创造，反抗政治上的服从、稳定、复制、重复。但同时，他也敏感地反对张贴意识形态的标签，他所谓的政治常常不是指向某一制度或政府组织，而是更多地指向凌驾于个性和自由之上的、柏拉图所讲的“专制”。他留给愿意思考诗歌与政治关系的人的名言是:“诗与帝国对立”。（参见弗·阿格洛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第706—7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我们可以接着说:疏离与帝国对立——只有疏离会使我们发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