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我们身处信息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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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我们身处信息泛时代2008年10月31日 08:48红网-潇湘晨报【 】 【打印

  作者:杨耕身

  假如必须要用几个字来描述最近我们所处时代现场最逼人的心理感受,我所能想到的惟有这几个字:信息泛时代。泛者,泛滥,浮泛。泛滥是它的表象,浮泛是它的精神。信息泛时代,多少浮光掠影,雪泥鸿爪;多少沉渣泛起,泥沙俱下。泛滥到头,怎一种空泛了得?

  一只蛆虫长出了翅膀,以一种令人略感心理不适的方式在公共空间里飞翔。四川柑橘事件以流言起,却仍未到终结的时候,但橘农的伤心已经堆积如山,零落满地,不堪收拾。而媒体评论依然在橘灾之罪应归咎于谁之上各执一端。成彪在10月28日燕赵都市报上,俨然代称“公众目前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因”是:不当的宣传放大了“问题”,使得公众产生消费恐慌,对奶品、柑橘缺乏消费信心。同日人民日报刊载署名“常宣”的读者来信,径直指出由于网络媒体、手机短信误导,全国出现了恐“橘”心理。但也在这一天,东方早报社评却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地方政府应拿出最大坦诚与公开,来解答消费者的悬疑,使保护橘农利益与保护消费者利益取得一致,从一开始就成为这场危机公关的关键所在。次日上海商报社论也推论道,四川农业厅若及时披露真实信息,拿出补救办法,今天又何至于使举国橘农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

  三聚氰胺仿佛一个幽灵,仍旧徘徊不去。两只分别产自大连与湖北的“坏蛋”连番在香港被检出三聚氰胺超标后,再次危及国人已然岌岌可危的食品安全信心。29日南方都市报社论认为,三聚氰胺作乱食品安全的完整链条,至今还不清楚,缺乏一个公开的司法审讯程序,必然会为有针对性的立法设置障碍。毕诗成则在同日重庆时报直指农业部三聚氰胺检测标准为屠龙之术:因为没有含量标准,检测标准只能作为推荐性标准而不能要求强制检测。在东方早报上,鲁宁将橘子与鸡蛋所导致的消费心理恐慌,放置于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之下不无忧虑地指出,缺乏消费信心何以扩大内需?而尤为令人关注的是,尽管公众和媒体质疑的目光已经不约而同指向了“已经被毒染的饲料行业”,但国家质检总局仍表示目前还不会启动全国性调查行动,农业部也表示“究竟是鸡蛋产出过程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尚不清楚”。

  一出又一出悬疑大剧,“你唱得热闹,我看得悲凉”。清华大学跳水队教练于芬与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之间的奖金纷争呈白热化。沉默的官方机构、喋喋不休的媒体,在29日新民晚报郝洪看来,虽然,剧情没有刚刚喜获茅盾文学奖的《暗算》那般扑朔迷离、惊心动魄,却也是真假难辨。他极力希望此事应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一旦发生诉讼,法律会给当事者以公正的判决,同时也能给中国体育一个诊断和反思。是的,这不再只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恩怨情仇。30日重庆晚报借报道之名认为,于芬发起的这场“战争”,被很多人看作是典型的“民告官”案例。而白岩松在扬子晚报的评论标题便是:于芬为何敢叫板体育总局?这是于芬面对体育总局与体育举国体制的“一个人的战斗”。面对不可能的任务,于芬会不会成为唐吉诃德·于芬?

  在信息泛时代正如人类的丛林社会,除了丛林法则,没有法则可言。河北蔚县“7·14”矿主毁尸灭迹、勾结官员瞒报矿难两月之久,对此,10月28日新京报社论认为,这些信息似乎表明,在我们用各种手段应对地方矿难的时候,在一些地方却同时形成了一种“事故瞒报机制”。当真相面临被瞒报危机的同时,一些更隐蔽的东西也从煤矿的深处浮显出来。中国青年报披露真假记者排队从山西一煤矿那里领取“封口费”的情形,成为这个真相缺乏时代更加让人黯然神伤的一幕。十年砍柴在28日南方都市报上表示,假记者之所以一窝蜂去吃矿难,根本的原因是在今天中国,信息传播是可控的,也就是说用钱“封口”能起作用,否则矿主何必花这份冤枉钱。而杨涛则在同日新闻晨报上乐观地表示对记者行业并不绝望,因为身边仍然有一些追求真相的记者在温暖我们的心。只要有一个宽松的监督环境,“封口费”的丑闻会越来越少。

  泛着,并且焦灼着。当信息泛时代以一种颠覆权威话语的方式愈演愈烈,它也在焦虑与不甘之中寻求重构权威的路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权威的意义绝不体现为压制,表达为舆论一律,而在于最大可能地取信,最大程度地认同。这正是哈贝马斯曾经说过的:“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仍然会遵循它的权威性结论。”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特定的时代场景,信息泛时代不应持续下去。它要么变得更滥,要么就是有足够公正、公开、公信的信息机制获得真实而权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