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中的一个情节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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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中的一亇情节瑕疵
2006/05/18 经济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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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中的一个情节瑕疵
《红灯记》,这部以煽动(或曰激励)阶级仇和民族恨为主旨的革命样板戏,自六十年代中期演出以来,几十年久演不衰,凡中国人大部分都看过,有的甚至多遍。若以观众人次而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演出三百年以来也无法与之相比。
可就是这样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名剧,其中有一亇情节上的失误,多年来却一直未引起有关部门(特别是文艺把关部门)的注意,这个瑕疵一直到今天都未能消除。
问题出在李玉和母子慷慨就义一场戏的尾部。当日本鬼子鸠山在刑场处决李玉和母子时,居然给李玉和母子留下了充裕的时间和自由度,硬是等他(她)们从容不迫地喊完“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一长串口号后才开枪。那个凶残成性、十恶不赦的鸠山太君,竟然没想到事先割断李玉和母子的喉管,或在他们的颈喉部勒上一个绳圈,让他们稍无声息地归天。
这个情节疎漏是很不应该也是极不妥当的。为了片面突出正面人物的“高、大、全”,充分表现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从而忽略了对敌人凶恶残暴的揭露,这不免给人留下顾此失彼、以偏代全的不良印象,使观众对情节的真实性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对此,我还敢肯定会授人以非议的话柄,甚至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一个可钻的空子。
人们只要稍稍思索,就会感到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就连我们这个最讲人权、最讲人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枪毙反革命时,都会采用各种革命措施不让坏蛋们临刑前发出声来,而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会放任要处决的共产党人在临死前想喊什么就喊什么,并且等喊完后再开枪,这日本鬼子也太仁慈了,这岂不是公然宣扬日本鬼子竟然比我们还讲人道、还讲人权吗?这不是美化敌人、诋毁我们的政权又是什么呢?如此分析,这可不是一个小是小非啊!
对这亇问题,我曾多次反复考虑过,这会不会是编导们一时疏忽所致呢?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这样一台大戏,亇别细节上考虑不周,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这《红灯记》可是当年伟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女士亲自把关的经典革命样板戏,以她一贯极瑞认真负责的态度,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绝不允许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存在差错的。以她的高度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这种美化敌人、诋毁自已的大是大非问题,怎能瞒过她的两双火眼金睛?
那么,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是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亇小小的思索空间,以便让人们在看了日本鬼子怎样杀人,再想到我们的新生红色政权又是如何杀人后,相互进行对比,从而反衬出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透顶,我们红色政权的大智大慧,进而表明我们中华民族对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压倒优势呢?
对此我又有些吃不准。
去年,我专为此事请教过南京市京剧团一位资深导演王先生。王导告诉我,舞台上一般不宜渲染暴力、血腥,因为这对广大观众来说是不健康的。过度的暴力、血腥场面,往往会使人们的心灵、心理降低对暴力的敏感度,使得人对暴力的反应趋于迟钝,心理出现变异,时间长了,有可能会诱发暴力型犯罪。因此,舞台上对凶杀情节的处理一般都比较含蓄,不宜过分露骨。
王导的这番解释是颇为经典的,以前我也略知一二,不过这并不能消除我心中的疑惑。
若真如王导所言,出于血腥和暴力不宜在舞台上展现的改虑,为此在《红灯记》中特意替鸠山多少“保留”了一点人性,没让他在枪毙前先割开李玉和母子的喉管或用绳圈将他们勒昏的话,那么,当亲眼目睹了我们当局在日常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后,不免又会提出疑问:难道我们的红色政权,真的就在意那一点点人性?真的考虑过血腥和暴力的不良副作用?
张志新临刑前喉管被割断,李九红枪毙前“借用”了她的肾脏,我的好友李立荣母子在1970年12月10日同被枪毙前均被绳圈勒昏,我的好友曹汉华、张稼山在1970年临刑前都被勒昏,这些事都是在光天化日、几十万人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难道这不是当众展现血腥和暴力?可我们的革命政权对此什么时候有所顾忌一二?为了扩大影响、制造气氛,不惜成本动用各种手段动辄组织数十万群众覌看批斗、公判、游街、毙人,这都表明我们的政权是无所畏惧的,什么血腥暴力,既然是革命,哪管的了那么多!?
既然如此,那对区区一台戏中的细节,又有何必要去考虑什么暴力血腥呢?
显然,王导的这番经典解释并不能打动我,我只不过听听而已。
看来,对《红灯记》中的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问题,现在恐怕已没有人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诠释了。唯一拥有最终解释权的江青女士,由于早在14年前就用一根绳子把自巳挂了起来,从而无法当面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