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唯道论的创立（1）----邓晓芒序 @ 老庄哲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23:41:10
为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时代而努力
邓晓芒
建国以来，学术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城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然而总的说来，还停留在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简单套用中国哲学史实的表面化和独断论的层次，既未能对这些原理内在的精神实质有进一步深入的领会，更缺少对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民族文化性质的具体分析的贴切把握，显示我们数十年来在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优秀成果时，抱有某种急躁、浮泛的态度。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将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对立范畴直接拿来裁割中国哲学两千余年的发展进程，牵强附会地把中国哲学史弄成一个从头至尾“两军对战”的历史。这就不仅把复杂、丰富的历史、文化现象简单化、平面化了，而且偏离了中国哲学史这一特殊对象的具体内涵，不能把握其最主要、最本质的精神实质，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的一种误解。这固然有当时苏联日丹洛夫的哲学史定义的恶劣影响的原因，也还是反映了我们民族思维方式对理论不求甚解、重实用、重效果的偏向(当时哲学史研究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普遍认识到以往这种处理方式的弊病，但研究者们大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原理，要么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常常导致跟在港台和海外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要么抛开一切方法，一头钻入历史资料和传统氛围之中，抱一种盲目赞叹、欣赏和实用主义地“宏扬”的态度，形成了当前所谓的“国学热”。这些倾向表面上看似乎很“新潮”，实际上不过是过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简单化态度的翻版，是同一种非科学的，不求甚解的浮躁心态的不同形式的表现。
宫哲兵先生以全新的思维方式，从中华民族哲学的实际出发，对中国哲学史重新作了审视，撰写了《中国哲学史体系质疑》一书，该书是以真正严肃的态度对待并深入剖析以往
研究失误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例子。我们过去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到底失误在什么地方?通过这
种失误，我们究竟获得了哪些教益?在研究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中国文化现象时我们首先应注
意些什么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原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运用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又
在什么意义上必须经过具体的引申和发展才能适用于中国哲学史?这些问题显然是不能简单
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撇开不管就能回避掉的。这些年来，学术界盛行“追星族”，超“新”赶
“后”，“打一抢换个地方”，一切错误都能归结为一句“过时了”而轻易打发掉，一切时
髦都被当作最新真理而趋之若鹜，而少有人坐下来认真反思一下失误的理论根源。但只有这
种冷静的反思，而不是对时髦的追逐，才是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稳步向前发展的真正基础。
我十分赞同宫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我认为，这决不意味着宫先生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理论来研究中国哲学，恰好相反，宫先生此书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也是真正有成效、有启发意义的中西哲学观比较的一个实例。他不是单纯的史料比较、为此较而比较，而是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包括对“物质”、“精神”、“唯物”、“唯心”这些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含义的分析，在比较中突显出中国哲学本身内在的文化特质，启示了中国哲学史应有的独特的方法论道路。为此，我特向学术界推荐宫先生这本著作，以期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特别是对这种治学态度的讨论和重视，在21世纪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时代。
邓晓芒
建国以来，学术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城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果。然而总的说来，还停留在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简单套用中国哲学史实的表面化和独断论的层次，既未能对这些原理内在的精神实质有进一步深入的领会，更缺少对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民族文化性质的具体分析的贴切把握，显示我们数十年来在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文化优秀成果时，抱有某种急躁、浮泛的态度。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将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对立范畴直接拿来裁割中国哲学两千余年的发展进程，牵强附会地把中国哲学史弄成一个从头至尾“两军对战”的历史。这就不仅把复杂、丰富的历史、文化现象简单化、平面化了，而且偏离了中国哲学史这一特殊对象的具体内涵，不能把握其最主要、最本质的精神实质，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的一种误解。这固然有当时苏联日丹洛夫的哲学史定义的恶劣影响的原因，也还是反映了我们民族思维方式对理论不求甚解、重实用、重效果的偏向(当时哲学史研究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普遍认识到以往这种处理方式的弊病，但研究者们大都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撇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原理，要么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常常导致跟在港台和海外学者后面亦步亦趋；要么抛开一切方法，一头钻入历史资料和传统氛围之中，抱一种盲目赞叹、欣赏和实用主义地“宏扬”的态度，形成了当前所谓的“国学热”。这些倾向表面上看似乎很“新潮”，实际上不过是过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简单化态度的翻版，是同一种非科学的，不求甚解的浮躁心态的不同形式的表现。
宫哲兵先生以全新的思维方式，从中华民族哲学的实际出发，对中国哲学史重新作了审视，撰写了《中国哲学史体系质疑》一书，该书是以真正严肃的态度对待并深入剖析以往
研究失误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例子。我们过去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到底失误在什么地方?通过这
种失误，我们究竟获得了哪些教益?在研究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中国文化现象时我们首先应注
意些什么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原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运用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又
在什么意义上必须经过具体的引申和发展才能适用于中国哲学史?这些问题显然是不能简单
将马克思主义原理撇开不管就能回避掉的。这些年来，学术界盛行“追星族”，超“新”赶
“后”，“打一抢换个地方”，一切错误都能归结为一句“过时了”而轻易打发掉，一切时
髦都被当作最新真理而趋之若鹜，而少有人坐下来认真反思一下失误的理论根源。但只有这
种冷静的反思，而不是对时髦的追逐，才是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稳步向前发展的真正基础。
我十分赞同宫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我认为，这决不意味着宫先生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理论来研究中国哲学，恰好相反，宫先生此书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一个很好的实例，也是真正有成效、有启发意义的中西哲学观比较的一个实例。他不是单纯的史料比较、为此较而比较，而是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包括对“物质”、“精神”、“唯物”、“唯心”这些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含义的分析，在比较中突显出中国哲学本身内在的文化特质，启示了中国哲学史应有的独特的方法论道路。为此，我特向学术界推荐宫先生这本著作，以期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特别是对这种治学态度的讨论和重视，在21世纪开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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