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是谁在葬送大学的质量?

是谁在葬送大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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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葬送大学的质量？

邝红军

2009-2-21    
    博客是个好东西。好在哪儿呢？好在你能在博客上发现好东西。好东西又好在哪儿呢？一、它是新情况、新信息、新问题、新刺激；二、它让你产生思索、辩驳、对话的冲动，让你产生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博客的好处是，你能及时发表你的观点，表达你的感受、你的同意或者不同意。你可以发表在别人的博客上，也可以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

    2009年2月21日上午，刘铁芳教授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质量工程：提升质量的坦途还是葬送质量的坟墓》。这篇文章虽然篇幅非常小，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并不小，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不小。因此，我很有兴趣。一是对其中描述的现象很有兴趣；二是对当中涉及的话题很有兴趣；三是刘教授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

    刘教授对我的启发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从他那里，我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也确实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如何提高和锻炼自己的学术敏感性，如何从微小的日常生活和现象中提出意义深远的问题。这些都是“正面”的意义。从“反面”来说，他不断刺激我的神经，让我既怀疑自己，也怀疑他人：别人的观点“对”吗？我的看法“对不对”？这样，我既挑战自己，也经常去挑战别人。

    他这篇小文章，说到了“理智的设计”、“审慎的美德”、“事物的内在秩序”、“工程思维的局限性”，谈到了“大学的质量”、“大学的质量工程”、“大学的中心工作”，还提到了亚里士多德、柏克和哈耶克，以及他们对“理智设计”的警惕、反思和审慎的态度。我很喜欢他说的“任何‘工程’都可能是对事物内在复杂性的简约化”，他提醒我们：工程思维会因“泛滥”而“成灾”。为什么呢？因为工程思维的泛滥是对事物内在秩序的颠覆，其结果是“适得其反”的。

   很多人对大学里一个又一个的所谓“工程”或者熟视无睹，或者见怪不怪。为什么说“熟视无睹”呢？因为它太多、太平常了，而且“历来如此”。“工程”少了，或者“工程”突然不见了，那才奇怪呢！校园建设讲“工程”，人才培养也讲“工程”，“名师工程”、“名校长工程”、“各班主任工程”……五八八门，无所不有。甚至连“思想政治工作”,也讲“工程”。如果说“政治”是“工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说得过去，头脑里的“思想”居然也成了“工作”！再以“工程”来办，真不知道对“思想”的“简约化”会有多大？

    社会上流行“形象工程”一说，连“形象”都以“工程”相待，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的那么一些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工程”呢？刘教授用了“工程思维”一词，描述得非常准确，概括得非常到位。换句话说，这些人的大脑里装不下别的，里面装着的，全部是“工程”。那“工程”，或者“项目”，说它简单，那还真是简单：争取一下，动员一下，安排一下，布置一下……还能提前NN天竣工呢！思想教育工作，不也常常“工程化”了吗？教师不是被喻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种简单化、简约化，其实根本用不着“思维”，只要权力安排一下，人民币支持一下就行了。因此，说它是“工程思维”，显然是“拔高”它了。真正的“工程”需要合理的安排、准确的计算、对效果的期待和对危险的防范等，其复杂性和对思维的要求其实并不低。简简单单，草率了事，疏于计算，这能算是“工程思维”吗？那些“豆腐渣工程”，果真是“工程思维”的结果吗？

    一方面，我们深受“工程思维”之害；另一方面，我们又深受缺乏“工程思维”之害。需要用“工程思维”的地方，我们不用；不该用“工程思维”的地方，我们却泛滥成灾。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状况。我们的“工程思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或者说，我们的“工程思维”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正说，反说，无论怎么说，都能准确地描述我们的状况。这不是很有趣吗？

    大学在搞“质量工程”。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质量工程”在大学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的？说老实话，对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重视大学教育的质量，我举双手赞成！然而，以“工程”的搞法来提高大学教育的质量，我却不知道教育质量怎么会提高，我更不知道作为知识生产、思想交流和培养“受过教育的人”之地的大学，通过“工程”，其质量如何能提高。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不过，还是有敏锐的人看出了门道：

    在目前大学官本位体制之下，大学质量工程的结果是，大学的好坏等同于适应大学质量工程项目的好坏。所以，“工程”之下的诸多大学，自然地就把在质量工程中分一杯羹作为首要的目标，在全力适应大学质量工程的需要之时，就把大学自身真正的质量的提升付之高阁，倾一校之力，用尽各种功夫，从各种工程中去争几个项目，有项目就有了成绩，有了成绩就有了一切，而大学质量的实实在在的提高则根本就不在大学工作的中心之上。
    刘教授说，“这个工程（大学质量工程）的出发点当然是非常好的”。这显示了富于人文关怀的刘教授的“性善论”的一面，我却没有像刘教授那样“慈善为怀”，更不会“想当然”地认为其出发点是何等美好。如果其结果是“恶”的，再让我说它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甚至是“非常好”的，我就感到为难了。

    如是一个人长期“好心办坏事”，我就会怀疑：难道他真不知道他的“好心”会办出“坏事”来？如果他心里清楚他的“好心”会办“坏事”，他还坚持要施予他的“好心”，你说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以为，很难让我说他“好”。与其如此，还不如他“坏心办好事”的好。如果他心里不清楚他的“好心”会办“坏事”，那么，他得“提高认识”啊！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们不是常说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吗？

    今天的大学，都以搞项目为重点，为光荣，上面给出项目，下面倾力而为，大学不再是大学人自身沉静地在追求学术精神的过程中获得大学内在秩序的合理化，而是统计表上的数字的繁华。大学在一片喧嚣与热闹之中，早已越来越多地成了项目与工程的奴隶。
    我怀疑那样的事是不是“光荣”，我也怀疑那些人是不是真的以为拿到了“工程”，拿到了“项目”就觉得“光荣”。他们真会觉得“光荣”，发自内心地感到“自豪”吗？那有什么好“光荣”的？除了“权”和“利”，还会有什么？只要能够增加自己的权力、扩大自己的利益，只要能兑换成金钱和功利，哪管它是“光荣”还是“耻辱”呢？！大学、大学校长和大学教师，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是谁在葬送大学的质量？到底谁是大学质量的杀手？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