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如何看消费

目  录

前 言

一、 改革初期国民消费的饥渴需求 

二、 耀邦同志关于消费的几个观点 

三、 耀邦同志关于消费思想的形成过程

四、 耀邦同志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 

结  语

附录
《胡耀邦思想年谱》中有关需求和消费问题的论述 

前 言

耀邦同志于1982年5月19日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这次研读讨论会是针对我国当时的经济问题，结合改革开放的现实而召开的。参加者有宋平、刘毅、李朋、袁宝华、蒒暮桥、马洪、郑必坚6位同志。这次讨论会，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气氛平和，畅所欲言。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消费问题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可能还是第一次。会后，由马洪同志整理成文，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作了学习、传达。

该文是对那次讨论会的回顾，能否又对当前我国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一些参考作用呢？这就是我执笔的出发点。

今天中国居民的富裕程度、国家实力，远非30年前能比。虽然今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但以我国现有的各种有利条件而言，只要我国抱以善于应战，又敢于胜利的智慧与决心，那么率先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则是完全可能的。那次讨论会，作为真实历史进程中的一截横断面，愿它像一面镜子那样，可以让后人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为民富国强目标所做的努力。

一、 改革初期国民消费的饥渴需求

　　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亿农民未得温饱，城镇职工的工资也少得可怜，1978年，我国个人储蓄余额210亿元，以当时10亿人口计算，人均21元。1982年，个人储蓄余额已达到570亿元，人均57元。不到四年，居民储蓄即增加到2.7倍，虽然绝对值还很小，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已大幅攀升，储蓄也成倍增长，已成可喜的事实，且发展势头方兴未艾。这是因为我党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明确了生产的目的，人们如饥似渴的生活需求开始逐步得到满足。

　　在1982年5月19日的那次座谈会上，大家都对一个具体问题——啤酒生产问题展开了有趣的讨论。作为座谈会上的一个插曲，它生动的反映了当时生产和需求的尖锐矛盾，也算是一个经典的小故事吧。

　　1. 啤酒生产的插曲

1978年全国生产啤酒达到40万吨，李先念同志据此作出“把啤酒搞到50万吨”的重要批示，给啤酒行业鼓舞很大。那几年啤酒生产发展很快，但大中城市供需矛盾仍然突出，我国自产的大麦原料可做750万吨啤酒，但国家到1985年才安排了250万吨啤酒生产，可是国家却要计划管理，要进行调整，下达控制指标。耀邦同志说：

　　这就把我搞糊涂了。既然材料不缺，供需矛盾又十分突出，各地积极性又很高，而且正在上马，为什么调整要调整到它的头上呀？

结果1985年我国产啤酒310.4万吨，大大超过原来计划。超过计划是否就满足需求了呢？也未必。

啤酒生产节节高攀，不是偶然的，新的所有制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加快了发展速度。秦皇岛有家国营啤酒厂，供不应求。在它旁边又诞生了一家社队啤酒厂，取名“山海关”啤酒，很快在竞争中，“山海关”啤酒占据了秦皇岛啤酒的主要市场。国营厂不服，以“挖社会主义墙角”之名，向市委状告“山海关”啤酒厂。在两个厂打官司的前前后后，《工人日报》等 36家新闻单位都支持社队工厂生产的“山海关”啤酒，这些新闻报刊都参加过《人民日报》开展的“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认为生产要为需求服务，要为人们的消费服务。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看了对“山海关”啤酒厂是否“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各种报道之后，明确表示：谁代表新的生产力就支持谁，谁把生产搞上去就扶持谁，社队企业是新生力量。

当时只是大中城市的供需矛盾突出，到底有没有算2200个县市的啤酒需求呢？进一步说，有没有计算8亿农民也终有一天要喝啤酒呢？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70年代中期很多人是拿着暖水瓶买啤酒的，80年代初，瓶装啤酒才多了起来；中央统战部在80年代中期开车到顺义燕京啤酒厂买瓶装啤酒，还要找关系才行。80年代末，在饭馆里喝啤酒还必须搭配几个小菜。直到90年代市场上才大量出现了“五星”、“青岛”等听装啤酒。现在啤酒生产到4000多万吨，已是1985年原计划的16倍还多。市场、消费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多么大的推动力呀！

啤酒的生产和消费只是这次座谈会上的一个小例子，消费的观念就是市场的观念，就是民生观念，用生产和消费同一性的观念去指导生产，就有明确的目的性，各种方法也会层出不穷。

　　2．山东超出预计37%的消费增量说明了什么

自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露头以来，农村形势发展很好，农林牧副渔全面铺开，多种经营、社队企业迅速发展，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人们的口粮多了，钱多了，几个人的活一个人干了，个别地方劳动力剩余了。我还清楚记得胡启立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时，一次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说，城内黑白电视机积压，市委向各区县打了个招呼，农村的大爷大叔们赶着马车把积压的电视全部买走了。

　　根据农村出现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耀邦同志和国务院的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等同志商量，从1981年起每年要递增300亿元的消费品，搞不了300亿，也要搞250亿。能否达到这个目标？1981年5月，他借休养的机会到了山东临沂、泰安考察，并和省委苏毅然等同志商量，山东能否每年增加20亿消费品生产？为此，他问山东同志到底需要什么消费品，原材料够不够？并说：

紧紧抓住满足人民消费品的需要，抓住这一环，来推动工业的调整，工业的改革。

一年过去了，在这次座谈会上，耀邦同志又回忆起此事，他说：

1981年我先到山东，同山东的同志讲，按全国每年300亿的幅度长，你们山东按人口比例要18亿到20亿的消费行不行？他们算了3天，苏毅然同志跟我讲，他们搞不到。他说今年（注：指1981年）可以搞到16亿，明年可以搞到18亿。今年（注：指1982年）1月份他写了个报告来，他们去年完成了22亿。

一年之内，山东群众对消费品的需求，竟增长37%以上。这使耀邦同志更加充满了大胆工作、继续学习的信心与决心。

　　3.从人民的消费需求逼出改革需求

苦人民所苦，爱人民所爱，福人民所福，都始终是耀邦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和领导改革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点。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民的需求如潮似涌、汹涌澎湃起来，极大的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社队企业、“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城市的集体企业及个体专业户、雇工数人的个体经济，都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他们的产品以市场为导向，以民生产品为主，这支力量越来越强，大大填补了众多日用消费品生产的空白和缺口。

全国人民开始接触、享用到了更多、更好、更新的生活日用品，有了日益充足丰富的农畜产品。当时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中，也夹进了许多生活的新元素。“太阳岛”、 “游泳装”、“六弦琴”和人们更新的衣着梳妆相得益彰；“少林寺”、“上海滩”、“澎湖湾”和社会多种的喜爱情味相映成趣；“四化”、“中兴”、“阿信”、“八十年代”和人民改革大潮的进程相互激荡。这一切固然有刺激、鼓励、引导消费政策的作用，但也不应忘记建国以来，我国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规模。问题是不能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不能工业报喜而商业报忧。只要第一部类的生产为第二部类的生产服务；只要国家大力扶植民生产业，产业得到合理调整，我国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就能在运动中平衡，在发展中适应。

这就说明，我国人民的消费品短缺，并不是生产能力问题，而是经济体制问题。高度集中的旧计划体制有两个自身不能克服的痼疾，一是短缺，二是浪费。所有前苏联体制国家对此都有切身体会。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奈尔把苏联式经济定义为“短缺经济”，波兰一个经济学家经过统计，认为苏联体制下的经济浪费率达到13%左右，超过一般资本利润率。这就是说，旧体制之所以不能生产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生活必须品，是因为那种体制不愿意也不能够这样做。

要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就不仅要从政策上调整经济政策，还要从体制上改革经济制度，这就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凡这样做的前苏联体制国家，就能走上平稳渐进的改革之路，如上世纪的中国和越南。现正在试探改革之路的朝鲜和古巴，也是从放开人民消费限制入手的。对这种从消费倒逼出渐进改革之路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耀邦同志为此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在大力倡导合理消费的同时，耀邦同志于1983年1月在党内作了著名的《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讲话，把全面改革问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在他看来，要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必须改革高度集中的短缺经济体制，从家庭联产承包，放开农产品生产开始，逐步放开城镇商品流通环节，并且让“包”字进城，扩大工商业企业生产和销售自主权，这样还可以广开就业门路，鼓励青年自谋生路、自主创业。党制定的新政策又使数百万计的城镇青年、待业人员进入到餐饮业、零售业、服装业、建筑业、运输业等行业，从而使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

历史的进程，正如耀邦同志所预期的那样，经过几年努力，到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呈现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局面，很快市场上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的老“三大件”就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的新“三大件”所代替。人民群众如潮似涌的需求，就在前所未有的市场中，不断得到了满足。

二、 耀邦同志关于消费的几个观点

　　在5月19日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现把耀邦同志关于消费的几个观点介绍如下：

　　1.  刺激消费，引导消费

在耀邦同志看来，20世纪许多国家在准备战争、战争时期都鼓励人们储蓄，搞所谓“爱国储蓄”，购买公债，抑制消费。我党在江西苏区也大量发行过公债，延安时期提倡节衣缩食。这是一个阶段。

建国以后是第二个阶段。我党仍然提倡居民储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人们拿到钱、奖金买却不到东西，生活消费品非常匮乏。那时挂在每个人嘴上的“三大件”，也是人们心中朝思暮想的幸福指数。但有钱少货不能满足需要，只能把钱存入银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大量资金，而又不能多印票子，所以国家鼓励人们储蓄，并辅之以发公债的办法筹集资金。“文革”中，我国一度达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财政状况，但计划经济的生产仍然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说，无法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社会。

　　有鉴于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此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这种形势下，耀邦同志提出了他对我国居民储蓄的看法。他说：

请大家研究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个人储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这种作用？

在请大家讨论发表意见的同时，他说了自己的意见：

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的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

耀邦同志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过分地强调积累。那么群众有无自己消费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欲望呢？

　　2、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满足人民的需求

衣食住行用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计划经济根据计划指令，安排人们的生活需要，市场经济则根据市场供求调节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由人们的支付欲望和支付能力完成物质文化的消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概莫能外，只不过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要强调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考虑安排公共事业、公益事业、公共建设的财政支出。耀邦同志的话虽然没有用经济学专业术语，但也能说清问题。如1979年11月5日，耀邦同志在家中召开了一次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他说：

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不是拿国家的东西给他，改善人民生活与满足需求是两个概念。……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过一二年后，人们会来算我们的账，说你们把生活来压生产。……生产热水瓶，在某种意义上是改善生活，但要用钱买。

又如，1981年9月在中南海勤政殿，耀邦同志还是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同志讲：

满足人民需要是一个方针，说是工业产品、布局、结构要从满足需要出发，但还是要用钱买，通过等价交换。

计划经济要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很困难，因为个人的支付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改善生活，只能在政府、全民和集体企事单位的范围内进行。这就造成了平均主义带来的普遍贫困。市场经济则要满足劳动者的需求，即不断促进劳动者支付能力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责任就是要把满足劳动者需要和其支付能力统一起来。

今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的需求消费问题，完全正确，地方上也积极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正不懈努力。如有的地方给贫困民众发购物券，澳门地区给居民平均发钱。虽然这种做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但这却是一种基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一次性行为，对整体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缺乏可持续性的拉动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消费和生产联为一体。生产、消费既是两回事，各有特殊性，又有同一性，脱离消费的生产和没有生产的消费都是无法想象的，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才能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上更好的解决劳动者的支付能力问题。

3．为何强调消费

重生产轻消费是我头脑中长期存在过的思想，没有用辩证的、动态的、平衡的观点去认识它。在中国、世界的经济史中，对消费就有许多深刻、精彩、甚至难于想象又很离奇的观点和论述。

如孔子的消费观是知足、安贫、不耻“恶衣恶食”、“俭不违礼”、“用不伤义”。

管仲的消费观带有主张节俭、同时又重视侈靡的两重性。如在特殊的产品积压，生产不振的“兴时化（货）”之时，就要提倡侈靡，他的浪漫、幽默竟发挥到极致——“雕卵然后瀹(yue音月,煮)之，雕橑然后爨（cuan音窜，烧）之”（雕刻鸡蛋然后去煮，雕刻木头然后去烧）。当然，即使是美国、澳门的赌场都不会侈靡到这种程度，但这一观点对那些不知消费也能刺激生产的人，倒是一例很好的历史教材。

荀子的消费观承认人们的消费欲望，又强调节俭。他认为，只生产而不讲人们的欲望、需要的消费，无异于“人之情为欲富贵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有人想要富贵但不喜欢宝货，爱美而不喜欢西施，这是虚伪的）。他还睿智地指出，“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我认为这句话对短缺经济其行不远的命运也是先哲早已有之的教诲。

再则消费也是和生产目的、人们的需要、交换相结合的。墨子说过鞋匠做鞋，其目的绝不是要自己穿，而是为了让别人消费。亚当•斯密也说面包师烤面包也不是为个人吃饱，乃是让别人消费。马克思告诉我们：“说商品有使用价值，不外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欲望。”

消费和生产、流通、分配是一个统一体。为何要强调消费，这只是针对旧经济体制的弊病而言，绝非要打破这一经济统一体中的内部平衡，独树“消费”一帜而罢黜百家。根据人们的需求发展生产，生产的商品又能货畅其流，让劳动者有合理的支付手段进行消费，并催生更新的需求，反复以往，周而复始，这是人间正道。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方面应更有魅力、吸引力。生产力不为人们的需求服务，也可以引用荀子那句话“好美而恶西施也”来回应。我们决不能“好美而恶西施也”，否则，我党宣传未来社会的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岂不真成为一场空想？当然这是很远很远的事了。

　　4．消费与浪费的区别

耀邦同志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反对的只是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说：

在延安时期，因为我们没有东西卖，拼命地提倡节衣缩食，什么打补丁啊，霓虹灯下的哨兵啊，拼命地讲节衣缩食。现在如果我们重新在人民当中提倡这个口号，说我们要节衣缩食啊，拿钱去储蓄啊，我觉得不适当。我们提倡的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要适当地提倡人民的消费，适当地刺激人民的消费。我们不搞高消费，高消费的办法是错误的。

耀邦同志的生活是简朴的，仅举一例，他在外地视察工作，一直提倡吃四菜一汤的饭。为避免大吃大喝，他总是吃得很快，经常是不等饭菜上齐就离席而去。如果是晚饭，他还要给主人这样的“宽慰”：“我去看新闻了，先走。”用心良苦。

耀邦同志十分看不惯生活上的大少爷作风，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之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导的投资浪费的比例比较大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计划经济无法避免这个问题。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改革尚待深入，浪费性的投资还时有发生，例如，有些贫困地区不切实际的建设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等。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拉动需求的今天，尤其需要尽可能的避免浪费性的投资。

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消耗自然资源、消耗环境资源取得的，在当下拉动需求的投资大潮中，我们同样要避免这方面的浪费。罗马俱乐部1995年在《四倍跃进》报告中提出了“一半资源消耗，创造双倍财富”的经济增长模式，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三、 耀邦同志关于消费思想的形成过程

　　耀邦同志的消费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他出身于一个下中农的家庭，经过革命战争岁月异常艰苦的生活。延安时期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他就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要求，“什么时候可以到北平，听一下梅兰芳先生的京戏，那多好啊！”建国以后，他和青年人的接触，也使他更深一层了解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1．对经济工作的热爱

　　耀邦同志做过人民军队的组织工作，也做过共青团的工作。两段时间都不算短，他对政治思想和干部工作相当熟悉。建国以后，“文革”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对他未能直接从事经济工作，总感到相当的遗憾。他总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作为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回忆。那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新中国建设起步的阶段。整个中国一片红火，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川北人民更是欢呼雀跃投入生产建设事业之中。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要换来一个越来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吗？耀邦同志也坚信这个道理，如果背离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可以说，革命的目的和经济建设的目的是共通的。我想这是他热爱经济工作的思想根源。所以，他投入了大量精力，研究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建设问题。

　　2．对群众需求的关注

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据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回忆：上世纪60年代，耀邦同志下乡调研，来到河北安国，在田边地头和一群男女青年社员席地而坐，他问：年轻人究竟有什么希望？有什么要求？青年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旁边就是轰隆轰隆的铁道线，城里人的生活多好啊！青年人还学着火车的声音，编了个顺口溜：咣当咣当，七八十块；咣唧咣唧，皮鞋大衣。

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却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当众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个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耀邦同志第一次倡导消费。

　　改革开放以后，耀邦同志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说：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耀邦同志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

　　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他是否预见到后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也会大行其道呢？

　　据李汉平回忆：1984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号搬到现在的居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耀邦同志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3．“文革”中的逆向思考

“文革”初期，和父亲的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 ，我又一次念经似的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选一卷，有篇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文章。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平地一声雷，经济建设这种平常事情，还是“伟大的任务”，“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些什么，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早在前一年的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现在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那篇文章，那个时间，那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国的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耀邦同志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道：“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文革”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4．“文革”中的学习

耀邦同志为人民事业工作的一生，也是他学习的一生。即便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仍在潜心读书。他的君子之友于光远同志有一段回忆文字为证：

这次（1976年7月唐山地震几天后）去他那个房间，桌上翻开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看这本书？”（《湖南党史》1999年4月）

耀邦同志解释说是要查找马克思著作中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有无更精准的论述。

此后不久，于光远又去我家串门，一进父亲房间，又看到书桌上仍然翻开着刘潇然翻译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于老问，怎么还在研究科技是否是生产力的问题？父亲说，这本书不是第三分册，而是第一分册，他正在看这本书的导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个情节十分生动。耀邦同志非常兴奋地谈了他的读后心得，据于老记载：

胡耀邦对刘潇然这个第一分册中，翻译的这篇《导言》很有兴趣，兴致勃勃地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他谈得非常好，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同1975年、1976年那场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何也很重视。

于老是我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深理论家，也是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积极参与者，他记录的这段历史轶事很有意思。他在文章中还回忆到，1979年耀邦同志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与他接受批判在家赋闲时认真学习读书有关系的，是有思想理论做指导的。

5．发起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耀邦同志和《人民日报》的同志共同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根据耀邦同志的建议，中央党校写出一篇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

　　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该文，由此引发“生产目的”的大讨论。10月22日，《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吸引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也有人誉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第二次大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

10月9日，耀邦同志在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

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至此，耀邦同志基本形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有关消费的理论观点。有了这种理论准备，他才有可能召集1982年5月19日关于消费问题的讨论会。

四、 耀邦同志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欧亚大陆迅速连为一片，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先是南斯拉夫，50年代以后，则是波兰、匈牙利、捷克，乃至苏联等国家，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东欧某些国家的改革，对我国改革初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还以他们的改革为榜样。确实，他们的一些经验对我国是很有帮助的。在这次座谈会上，耀邦同志对此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看来，东欧国家，包括匈牙利，也还不能说真正走出了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道路。现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还是处在盲目状态中。我们能否经过5年、10年的时间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要靠我们的努力。他提出，当代世界的经济建设模式是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即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采取大量的外国借款的办法，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这个模式并不是真正根据人民需要来搞的，所以不能成功。“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最典型的国家就是苏联。1991年，苏联国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它的经济模式有关吗？有人理直气壮地宣称，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背叛马列主义，大搞资本主义的结果所致。真的如此吗？否！赫鲁晓夫并未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所建立的经济建设模式。请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的核心部分是怎么说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斯基主义及右翼资产阶级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作用。是什么样的一种积极作用呢？赫鲁晓夫说：

　　如果1928年至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方面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对不同意见强加一顶“复兴服装工业”的帽子，极尽挖苦调侃之能事，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苏联重工业化和集体农庄的经济模式。苏联在特定阶段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有充分理由，但把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轻工业、农业的所谓“反对派”，统统作为“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人民公敌”，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并清除出党，关入集中营，把很多好同志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这就窒息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苏联的经济体系成为一种僵硬的斯大林模式。而东欧数国虽想改变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解决轻重工业失衡，群众日用生活品极其短缺的问题，但摄于苏联的压力和霸权，只能是以力不从心，无能为力而作罢。为安抚人民群众对生活下降的不满与愤怒，为满足人民每日不可缺少的食品和日用品，便向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借贷举债，充实货架上的消费品，但仍未启动起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运转，反而触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转变成政治危机。这些才是苏东共产党倒台的深层原因。正应验了荀子那句话，“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也就是说，凡想天下大治而又牺牲群众欲望要求、又不去引导百姓欲望向着健康方向发展的领导者，一定会陷于老百姓的欲望要求不能满足的怨声载道之中。

　　耀邦同志对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缺陷，是做过认真观察和思考的。

　　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接着说：

第二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即追逐高额利润，加强对群众的剥削，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耀邦同志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分析较为一般化。1982年以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一个也没有去过，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有概念化的东西，但他通过各种间接渠道、多种信息也了解到，从20世纪的50、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竞争比二战前后的竞争还要激烈，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日、美两国的经济竞争，攻城掠地。耀邦同志认为，资本主义表面上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剥削，剥夺世界人民群众的手法、技术、游戏规则更高明了。怎么个高明呢？耀邦同志说：  

他们利用货币储蓄的职能，利用劳动人民防御天灾人祸的心理，用较低的利息收进来，再用更高的利息贷出去；然后又同工业资本家串通一起，抬高物价呀，货币贬值呀，名义上是有利息，实际上几年以后，价值更低。　　

耀邦同志的这种说法，与今天的经济形势、情况有极大不同。今天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告诉我们，通过利息差剥削人民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譬如说，美国的储蓄率近年来一直很低，居民的借贷消费在美国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不太可能普遍的剥削人民。

　　实际情况是，银行业中，传统利差业务利润大大降低，而非利息收入已成为主流业务。现代银行岂是只做一种买卖？岂是只有一种生意？现代金融业通过代理个人理财业务、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为人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提供了有用的平台，为人们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必需的工具和手段。而且，现代的消费信贷模式，也拉平了个人消费在时间上的波动，使得人们可以将未来预期的收入提前变现，大大增进了人们的效用，当然也大大促进了消费。虽然，当下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今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一些弊端，但也不能因此而放松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还谈到中国模式即第三种模式：

　　即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

事实上，耀邦同志上面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论述已经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那就是人们的需求是生产的目的，人们需求的多少（稀缺性）构成了生产多少的“指示标”。“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耀邦同志的论述中呼之欲出。

　　耀邦同志最后说：

提请大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我们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他对三种模式的论述是他在座谈会上最后的的归纳。希望这些理论能够对我国经济翻番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式发展道路发挥指导作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命题。这是一代睿智的、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的科学认识和归纳。

结  语

目前国际金融海啸还未平息，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及突出的内需问题又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提振消费的根本在于提高人民的收入。1984年初，耀邦同志在贵州考察时说，“是否能使人民更快的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 耀邦同志还多次讲过，不能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一些人以国家利益之名行部门利益之私，实际上是阻碍人民致富。应该说，耀邦同志强调“人民富裕”的观点与今天某些以GDP为纲的观点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境下，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突破了旧式日本财阀、典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桎梏。其“计划”的开篇即是：“本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极大地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为此，必须极大地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体上是成功的，到1970年，日本年均增长率为10.9%，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法国、德国，位居世界总量的第二位，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26的水平。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有信心克服不利因素带给我国经济发展的种种困难。相对于困难，我们的有利条件更多。我国国家的经济总量现已跃居世界第三位，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以敢于应战、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围绕扩大内需下大力气，不必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背包袱，以提高人民收入、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为基本目标，去打拼下一个30年的光明前景。

附录

《胡耀邦思想年谱》中有关需求和消费问题的论述

1976年  与来访的于光远谈话。谈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他说：我特别注意到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注：于光远讲，有一次在胡耀邦家里，见到桌子上打开着《淮南子》。他看我注意这本书，就说古书中有些话讲得挺有意思，他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发表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意思是治大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要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

1977年7月5日  作《谈谈按劳分配问题》的讲话。关于按劳分配能够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吗？他说：按劳分配的内容通俗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分子不是一码事，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分子不是一码事一样。地主、资本家是从哪里来的？靠按劳分配取得的多劳多得的劳动报酬的人就是资本家吗？这种很简单的问题，普通的工人、农民是懂得的，如果我们不懂得，那就成问题了。我们要毫不含糊地、斩钉截铁地肯定：按劳分配制度本身不能产生资产阶级分子，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说：按劳分配，有收入多少的差别。收入多的人掌握较多的货币或消费品。货币这种东西按其特性是可以用来剥削别人的。但可以用来剥削和会不会用来剥削是两码事，正如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码事一样。在我们的国家，收入多些富裕一些的人，他们所掌握的货币和消费品，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作正当的消费，消费不了的，可以存到银行里，或者用来帮助别人。一种是财迷心窍，用来投机倒把剥削人。这后一种前途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只要多做工作，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情况减少和限制到最小程度。

1979年9月10日  对人民日报第一四九八期《情况汇编》的文章《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给理论动态组作出批示：该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地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按照批示，写出题为《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文章，在九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一百六十期《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需要，为生产而生产。”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由此引发“生产目的”的讨论。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文章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许多读者尤其是经济战线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纷纷撰文和座谈讨论，认为这是一个切中时弊的大问题。）

1979年11月5日  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关于《再谈一定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他说：所有人都要弄清楚，不弄清楚不好。什么叫社会需要？主席讲过需求。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不是拿国家的东西给他，改善人民生活与满足需求是两个概念。搞得不好，人家会有错觉，好像国家出钱了。全民所有制当然有改善生活的问题。一般地还是讲生活。二个概念不要混淆。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过一二年后，人们会来算我们的帐，说你们把生活来压生产。我们是要发展轻工业，满足生活的需求。生产热水瓶，在某种意义上是改善生活，但要用钱买。满足人民的需求与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两个概念。我赞成写一篇小文章。农民的生活怎样改善，满足他生活上的需求嘛！生产价廉物美的东西。写个小东西，针对石油部的（观点）。当有人提到石油部的简报时，他说：看了！那是他们的发明权！开始时是见困难就上，以后提出有条件就上，没有条件也要上。这是五八年大跃进中出现的口号。后来出了乱子，开始不是工业上（出现）的，是从农业上（搞起来）的。我记得最初是刘少奇讲的，说没有条件不要上，创造了条件再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是你们发明的。谦虚一点嘛！我记得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的。他说有一个口号你们考虑一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们查一下，什么时候讲的。大庆有功，事业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但意识形态不是他发明的。我刚才讲两个东西，改善人民生活与满足人民需求，是两个概念。什么叫改善人民生活？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满足人民需求？不要乱用。像这种东西，《宣教动态》上是可以用的。这不叫大文章，叫一个概念的正确性。

他说：我们《人民日报》或《理论动态》，（搞一篇）《认真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生产》或《积极发展满足人民需求的生产》，实际上是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深化。可从生产目的讲起，也可从现状讲起。我们国家这么多人民，世界上市场没有这样广阔的，轻工业、手工业、服务性行业，三个方面。日用工业品，特有的手工业品，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都）有自己特有的（产品）。各种服务行业，（要）讲清它的好处：第一，满足国内人民的迫切需要，第二，可以出口，也可以就业。一个国内市场，一个创汇，一个就业。服务行业也是为了生产的，刺激生产的，理发，洗澡，照相，旅馆，各种各样的服务行业，搞他一篇。告诉同志们，轻工业不是那么几大行（业），像苏联那样，就是烧碱、纯碱，我们是几万种，几十万种。我们的计划怎么做，我发愁。一讲轻工业，就是八大件，视野就是那么一点点。他们会找个理由反驳你，（说）王麻子剪刀算什么，一年只有几万把。（他们）没有想到集腋可以成裘嘛！一讲纺织工业，就说棉纱没有啊！他就想到自行车！可搞家俱嘛！我讲了几个剩余，采伐剩余，造材剩余，加工剩余（用这些剩余制造各种产品）！现在还可以用钢材。你们给我开个单子，全国两千多个县。什么烧碱，我看都不看。你们给我开个单子。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手工业产品有中国丰富。服务行业现在走下坡路了。我们那些做计划工作的同志，一是视野就那么一点，一是不知道集腋可以成裘。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嘛！现在经济工作没有做活。源从哪里来？养殖业，种植业。不搞调查研究是不行的。要给我写出来，给我看一看。这是第二个题目。这个题目我非常重视。

第六个题目，《财贸战线的同志都要明了党的财贸工作的总方针》，他说：财贸工作要为促进生产服务，为满足群众生活的需求服务，脑子里应当有满足生产发展、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服务的思想。这个观点不建立，财贸工作就做不好，人民就不高兴。生产发展了，财源就茂盛了。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财贸部门的同志没有一个生产观点、为老百姓服务的观点，不是通过财政、商业的手段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同以粮为纲、多种经营是一个道理。不是发展多种经营，促进以粮为纲，而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财政工作也是不懂这个辩证法。从来不想改进经营管理，要加强全局观点的教育，加强思想工作，总是从多赚一点、多收一点出发。没有灵魂不行。有些资产阶级很有远见，许多资产阶级政府用钱去补贴农业。我们要有远见。我扶持你是为了我。

1980年12月16日  主持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在第一天讲话，以经济形势问题为主题，中心思想是强调要“退够”，说“可能有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陈云赞赏一个年轻人（翁永曦）的八句话：“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认为可以作为经济工作的纲领。他要求采取紧缩措施，遏制“经济过热”现象，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邓小平二十五日也表态“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说“这些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一九八一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正在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立即传达陈、邓的主张，修订一九八一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降低为百分之三点七。胡耀邦同意要把比例严重失衡的一些门类加以调整，但是强调指出：要在发展、改革、前进中调整，而不是在消极停滞的后退中调整，尤其不能因为调整而舍弃发展和改革，把速度降到百分之四。指出：这种冷风刮下去，会对全国经济建设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反对把速度降得这么低，他说：不能抱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

1981年10月20日  《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按照胡耀邦要求撰写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该文九月三十日先在《理论动态》第一百六十期刊发。文章阐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文章评析多年存在的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并指出：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文章针对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总结了经验教训。讨论出现超出预想的矛盾。讨论中涉及到对“先生产，后生活”这个口号的评论。文章认为，如果把这个口号理解为生产决定消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无疑是对的，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这个口号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口号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机械地割裂开了，容易产生种种误解。文章提出，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这些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1981年11月2日  视察广西南宁并做报告。他说：搞社会主义经济工作，要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有个根本要求，叫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使工人、农民拿到票子能买到东西，有的同志说波兰是高工资、高消费，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他们的工资额可能比我们高七倍、八倍、十倍，但拿到票子买不到东西，肉买不到，鸡蛋买不到，糖也买不到。所以我们生产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要，使人民有钱能买得到东西。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话、高指标万万不能搞，但也要防止悲观失望的情绪。

1981年  在中央书记处提出“适当地提高人民的消费，适当地刺激人民的消费，鼓励消费，就能发展工业”的消费思想。

1982年1月14日  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扩大国内产品的出口，方针和方向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总结一下我们的历史经验。过去，某些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挤国内消费需要。当然，五十年代那时没有多少东西，只好走这条路；如果今后仍然这样走下去，就不妥当了。挤一点高档产品出口，挤一点农副产品出口，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搞得过分，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上面，那就会同国内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只好压缩国内人民的消费，又使国内加工工业不能顺利向前发展，而国内商品不足，又会打击人民的积极性，助长国内市场的投机倒把。讲得彻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单纯依靠农产品出口和大量进口国外的消费工业品，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类型的经济。有同志可能会说，美国也大量出口农产品。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美国农业已经差不多工厂化，而且大幅度地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要，这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农产品大量出口，实质上是过剩产品的倾销。而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农产品，买进消费的工业品，却是在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中遭受富国的剥削和损害。我们不能走这样的路，否则就要犯错误。

指出：积极扩大矿产品的出口。煤炭、石油要挤一些出口，还要努力发展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产品的出口。过去有种说法，凡是战略物资不能出口。这是一种过时的陈旧观念。超级大国的战略武器已经储备得过量了，你那一点点战略物资为什么不能出口？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解放思想。当然，为了防止压价，要有计划地安排出口，要取得有利的交换条件，但是首先必须解除禁令。

1982年5月19日  与国家计委、经委、商业部、财政部负责人和经济学家举行座谈会。当了解到我国城乡个人储蓄累计有五百七十亿元时，他说：我们国家提倡储蓄，不同于其他国家是为了紧缩通货、防止通货膨胀，而一是人民群众要防备天灾人祸，具有社会保险和福利作用；二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他说：请大家研究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资金，另一部分是消费资金。积累资金即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盖房子（特别是农民），还有一些由个人积存起来，作为储藏手段起着社会保险的作用。我们的储蓄，能否把这些储藏的资金，即利用人民的存款，把它变为可以增值的资金？我们对储蓄处理适当，可以促进生产，否则，也会妨碍生产。要看到储蓄这种两重性。如果群众的收入过多地集中到储蓄方面，那么我们生产出来的消费品，销路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有可能卖不出去。这样就会造成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不利于发展生产。过分地刺激消费或提倡高消费是不对的，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使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有销路。这不是说要吃光用光，不是说不要艰苦奋斗精神了，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对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合适？值得研究。当了解到现在商业库存有一千一百亿元的商品时，提出：很多东西积压在那里，商业部门有没有惜售的思想？今后我国每年增加二百二十亿元的消费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多设商业网点，要鼓励商业人员下乡，现在有些商品在城里卖不掉，在乡村还买不到。

他说：在十二大文件起草小组，我着重宣传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某一些民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我为什么要先引这句话呢？因为我们往往在解释国情方面片面性很大，总是只摆困难方面，人多呀，贫穷呀。按马克思的观点，财富的“主客观因素”，那么主观因素就是中国的种族好，素质好，人民勤劳、勇敢；至于客观因素，资源比日本多，气候比苏联好，美国的地理条件也不见得比中国好。至于人多，还是有两重性，不能只讲一重性。（胡耀邦读马克思的一段话：“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生产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性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一）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二）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他继续读马克思的论述：“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二）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三）……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在摘要读完马克思经典论述后，他说：学习马克思的这些话，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就要多从发展生产方面来打主意、想办法，而不要只从压缩消费方面打主意，这是一个根本方针。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激发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如果我们对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问题不理解，那么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不清楚，还要犯错误。

他说：这就联系到经济建设的模式问题。当代世界无非是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高积累，加重群众的负担，或者高借贷，压缩群众的消费，强制发展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二种是资本主义的模式，高度竞争，追逐高额利润；我们应该搞出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来，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重工业生产的发展，不是先有第一部类后有第二部类，而是第二部类反过来促进第一部类也向前增长。人民的需要和增长总是走在前头的，总的讲消费和生产还是相互促进。他说：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提请大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我们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摸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1982年9月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说：为了使经济的发展既是集中统一的又是灵活多样的，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由于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由于对社会的各种复杂需求和大量企业的生产能力难以作出精确计算等原因，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给企业以不同程度的机动权，这样才能使计划在执行中及时得到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至于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产值小，品种多，生产、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一般很强，国家不必要也不可能用计划把它们都管起来。这类小商品，可以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国家应当通过政策法令和工商行政工作加强管理，并协助它们解决某些重要原材料的供应。

1983年12月13日  出席团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就精神污染问题发表讲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要注意的问题时，他说：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种品种，衣着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以后报上把奇装异服这个话去掉。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衣服是奇装异服，外国人看我们中国的女同志总是穿裤子也是奇装异服。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现在我们的布积压大概是五十亿米吧。我们今年的棉花是八千万担，就是四百万吨，是世界第一。苏联没有我们多，美国也没有我们多。美国是三百一十万吨，苏联大概是三百三十万吨。化纤我们也多了。所以适当提倡穿着，也就是适当刺激人们的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措施。

再一次强调不要用“奇装异服”这个词，他说：我主张“奇装异服”这四个字以后在报纸上不要登，取消这个词，行不行？同《人民日报》商量一下。个别的，极个别的人穿得很不像样的衣服，要说服。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适当提倡一下服装的多样化，这对刺激生产有好处。要弄清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同时，人们看我们的面貌，第一是环境卫生好不好，第二是衣着好不好，所以适当提倡一下注意衣着是关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当然精神文明的建设主要还不在衣着上啰。我说适当提倡注意我们的衣着问题，我看不会犯错误。我的意思是文件上、报纸上“奇装异服”这几个字去掉。什么叫奇装？什么叫异服？现在我们是短袖子，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战国的时候，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好射箭，好打仗。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

1983年12月22日  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他说：我们要把农民的收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自给部分，一个叫商品部分。自给部分又有三个标准，有低标准，中标准，高标准。不管达到哪个标准，都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自然经济要转到商品经济上来。他说：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要大力帮助农民发展商品经济。如果我们做党的工作、做经济工作、做财经工作的同志，没有帮助、扶持农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概念，农民就富不起来。这就是新事物，这就是新问题。三年以前，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不可能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个口号，现在应该响亮地把这个口号提出来。要向我们的同志灌输这个指导思想。

他说，不能把眼光只放在十八亿或者二十亿亩土地上，只把眼光放在粮食上。必须要逐渐从耕地的狭小范围内一步一步地、积极地冲出来，离土不离乡。冲出来从事什么业呢？第一是各种各样的养殖业，第二是开发业，第三是山林业，第四是加工业，特别是饲料工业、食品工业，第五是运输业，第六是服务业，第七是建筑业，第八是采矿业。门路不是一项二项，要一步一步地做到本世纪末或者下世纪初从事种植业的人达到三亿左右，占百分之三十的样子。现在不喊这个口号，但是我们心中要有数，心中无数就没有方针上的指导。指出：要保护专业户，支持专业户，发展专业户。这是我们根据新形势制定的新政策、新方针，即使在实际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也不要紧，纠正它就是了。但是这个方向不能动摇，动摇就办不成事。当然，保护和发展农村专业户，不能只满足于停留在现有水平上，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依靠政策的威力，使专业户不断发展，不断提高。要认识到，农业的分工愈发展，农民的富裕就愈快，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愈快。

指出：为了保护和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要通过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保护和发展专业户，第二个环节是大力疏通流通渠道，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天上地上水上一起来。产品是靠流通变成商品的，如果取消了流通环节，或者流通环节不灵，商品流通不了，产品就叫非商品。所以商品和流通是姊妹关系，是一对双胞胎。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重视疏通流通渠道。第三个环节是帮助农民正确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储蓄要适当提倡，但是不能提倡得过分，过分了对发展生产不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同消费是相互促进的，过分地压缩消费，对发展生产不利。

1984年1月16日  主持中央书记处一○七次会议并讲话。他说：我们还能帮助老百姓干一点什么事情？我在贵州提出，贵州有一部分老百姓很苦，没有棉絮，没有帐子。现在我们的化纤和棉布积压九十亿米，可不可以搞点赊购？搞赊购，分期付款，既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又减少积压，不要国家出钱。你们敢不敢这样干？贵州赞成这个办法。要准备百分之十的钱收不回来。请你们考虑一下，刺激一下消费，使人家欢欢喜喜地过一个国庆节。

1984年6月8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与高勇、李彦谈话。当谈到用消费刺激生产，机关干部工资太低，一个月才几十元时，他说：工资是太低。还是用消费刺激生产，先把两千万矿工和建筑工人的工资提起来，平均搞到一百五十元，这没有危险。钱多了，住房解决了，还干什么呢？解决了住房，就是要穿好一点，吃好一点，到饭馆吃点，喝点酒，就可以刺激生产。钱多了还是用在吃穿用上。我们不搞高工资高消费，而是适当提高。有人说，高工资高消费不好。我问他们，低工资低消费究竟有什么好？他们也说不上什么好来。我主张提高工资，每人平均搞到二百元，用消费来刺激生产。

1984年9月9日  同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谈话。他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不要看得太浅太窄，或仅就一时的、个别的现象看待改革。他说：我们工作中一些助长封建宗法观念的东西也要坚决废除或改变。像我们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到下边去，不要搞那些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作法，也不要组织什么群众迎送。他说：要纠正我们宣传工作中一些陈旧的“左”的东西。消费是和生产紧密相关的，我们抓消费，实际上也是在促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今天，再片面强调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等，就不适当了。指出：领导干部要热情鼓励和大胆支持那些提倡改革的人和有助于改革的作风，即使有的改革过了一点头，也要保护、补救。这样，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就改过来了，改革就一定会收到巨大的实效和成果。对改革都应支持，不要害怕，我到处都支持改革。

1984年10月21日至27日  视察山东烟台市、青岛市和临沂地区的十四个县市。会见青岛市、县党委负责同志并讲话。对于城市郊区的经济工作方针，放开了没有？是不是明确地认识到要为开放服务、为外贸服务、为旅游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他说：我国北方沿海有两个大的半岛，一个胶东半岛，一个辽东半岛，是避暑、游览的好地方。人民收入增加了，就要消费，他要上名山，到有海的地方去旅游，你就得准备让他们到你这个半岛上来，这反过来又将成为推动你们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听取青岛市委工作汇报时说：要让农民进城办企业，办旅馆，办旅游业，搞城市建设。让农民进城，不仅是允许郊区农民进城，还要允许本省其他地区和外省农村一些有专长的人来沿海城市兴办各种各样的企事业。指出：要鼓励个体户经营第三产业。

他说：广东的经验证明，要想在较短时期内把经济搞活，打开新局面，从“第三产业”抓起是一个好办法。发展“第三产业”，投资少，见效快，很有必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第几产业，都要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同职工的收入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就要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正确处理积累消费关系的前提下，使本企业职工的收入有较大的提高，这就叫做水涨船高。为什么许多大城市的工业上不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捆绑企业手脚的东西太多，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没有挂钩。不挂钩，改革就不能持久。

1985年1月5日  在中南海听取保定地委和二十二个县的负责人汇报。他说：我赞成保定地区各县在汇报中提出的狠抓乡镇企业的发展和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的打算。关于乡镇企业，一是你们向高档产品方向走，年年要有所改进，我也赞成；但是要注意也要有中档、低档。如果都往高档走，大路货就没有了。人民消费能力目前毕竟有限，高了就买不起。二是要特别注意开拓国内市场，实行薄利多销，不图一时之利，这才是长期的可靠办法。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  出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在北京怀仁堂召集的中央一级“民主生活会”。连续几天的“生活会”，批评的矛头全部指向胡耀邦。他们除了批评他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不力外，还指责他只讲反“左”、不讲反右；说他以“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来篡改整党的方针；批评他鼓吹高速度、高消费，给下面制造压力，给经济建设制造混乱。

1987年1月19日  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中央生活会情况向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向全党发出。文件说：胡耀邦同志强调刺激消费，促进生产，把消费放在生产前面，因而过分强调增加消费，不赞成提勤俭节约的口号。反对多搞储蓄，反对多积存点外汇。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九日和宋平等六同志谈话中说：“去年，我在书记处提出一个概念，要适当地提高人民的消费，适当刺激人民的消费，吃光用光是不对的，但搞过分了反过来影响消费。”“现在要转到适当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就能发展工业。”这种“消费在前面”的观点，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拿来的，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文件指责胡耀邦同志的上述说法和做法是造成一九八四年经济严重失控，总分配远远超出总供给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9年4月5日  邀请李锐到家中谈话。谈到十个问题。元元陪同。（谈话要点根据元元记录和李锐记录整理而成，括号内为李锐作的按语）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注：李锐按语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耀邦曾支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被胡乔木强行制止。）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外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品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一定要有个速度。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翻不了两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年，（注：李锐按语说，耀邦多次谈过，自己一九八七年下来。）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一九八○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印发的材料）：“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注：李锐按语说，这就是要采取紧缩措施，压制当年“经济过热”现象，说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我会上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注：李锐按语说，一九八二年全国经济形势看好，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二，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七。）一九八三年那次会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没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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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2009年2月21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