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是怎样炼成的

　　地主，顾名思义，土地的主人，在我的记忆海洋里，“地主”这个词汇总是与压榨、剥削、心狠手辣联系在一起，总是与贪婪、淫逸、心毒奸诈联系在一起，总是想起《白毛女》里的黄世仁，想起《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但在参观了位于栖霞城北古镇都村1977年命名“牟二黑子地主庄园”，1988年易名为“牟氏庄园”后，我对“地主”这一词汇有了新的认识。
　　不管是叫地主庄园也好，还是叫牟氏庄园也罢，能够称的上“庄园”，定有他的规模。且不说他雕梁画栋，明柱花窗，单说他一样的石基白墙，一样的青砖青瓦，把480多间房屋井然有序地变成三组六院，让重重叠叠的房舍疏密有致、鳞次栉比地呈现出我国北方传统民居建筑的典型特色，就能彰显出这家主人的富豪，而门楼高耸下的两扇朱漆的大门，张扬着气派，给人以不同一般的显赫。每个院落的地，铺就的是雕花的“地毯”，每个院落的墙，每一块石头都经过了人工精镩水磨，幽深的甬道把重重院落连为一体，给人留下不尽的思索。
　　土地是千百年来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土地，作为固化的、不可变更的自然资源，总是向人们展现其美丽与壮观，但作为土地的主人，时时变更主人的名字，很少能够冲破“贫不过三，富不过三”的轮回，而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牟氏庄园，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特例？这不能不让我们现代人去思考，思考是什么“材料”炼成了长达六百多年历史的地主。
　　就牟氏庄园的发家史讲，其牟氏一世牟敬祖，不过是明朝的九品县主簿，在三年任期期满后，因为没有经济实力支付返回湖北公安县老家的盘缠，不得不落户于当地。虽然牟敬祖曾为九品之“官”，但作为一支外乡的落魄“凤凰”，时时受到乡邻的欺凌；虽然他知书达礼，有着满腹经纶，立下了“只许读书，不许做官”的家训，但他知道只读书而不入仕途，就像种了庄稼不收割一样，没有家族发展的基础；虽然他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但牟氏一世毕竟不是白丁一个，栖霞城不是世外桃源，也需要生活，更需要与大千世界相融合，他把“耕读”紧密结合起来，开始“延明师，课诸子”，其后世子孙从童年开始一边“每课三篇文”，一边参加生产劳动，学习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因而他的年世子孙无论为农为商为仕，都坚持把农耕与读书结合起来，传承“耕读世业”家风。自牟氏八世起至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止，先后有１０人中了进士，２９人中了举人，其中有３人做了京官，3人做了州官，６１人做了县官，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宦世家，为牟家庄园崛起、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力基础，也生动的印证了“教育兴家”的古训。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更是兴业长久的基础。不管是地主还是普通百姓，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也不管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社会，唯有勤俭才能使事业长盛不衰。曾经看过这样一份资料，印尼华人占印尼总人口不足20%，但其财富占印尼财富的80%以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缘于印尼华人与当地土著人的观念不同。假如一个当地土著人今天挣了100元，他会拿出90元请朋友吃饭，而华人则会拿出20元用于个人消费，剩余的80元用于明天工作的原始积累。勤俭，是印尼华人拥有财富的基础，更是财富滚动积累的基础。
　　牟氏家族之所以成为地主，其财富并非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在勤俭中实现的最初的原始积累。牟氏一世入籍栖霞后，没有丰厚的家业，为了养家糊口卖过棕子。试想，一个卖棕子的读书人能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牟家的创业之初，在一定程度上与后来成为他家佃户的农民差不多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其天时、地利与人和甚至还不如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但牟家作为一个外乡人，如同旅居海外的华人一样，明白自己的处境，因而确立了勤俭持家的家风，以“勤俭”二字不断积累财富，不断发展、壮大家族财势。就拿牟二黑子来说，他虽然家有千亩良田，但牟墨林依然穿着简朴，遵循“黎明即起”的家训，每天清晨手持铁锨撅着粪篓，一边巡视农田一边拣拾野地里的人畜遗矢。如果牟二黑子像我们传统上的地主，何至于在他家门口的不远处，在与土匪迎面相遇时，土匪竟把他误认为是普通老农而轻轻放过？
　　一段记者与农村娃关于“放羊——挣钱——造屋——娶媳妇——生娃——放羊”的对话，反映出中国农村教育的缺失，但从另一个层面也反映出中国农民“富则造屋”的一大嗜好。建筑，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古往今来，农民通过造屋向世人展现的他的价值。牟氏家族虽然以“耕读”为世业，但没有在“耕”字上超凡脱俗，因为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既然还是一个农民，不可能在有钱的情况下走出“挣钱——造屋”这个怪圈。因而，在拥有土地6万亩，山岚12万亩，年收入330多万公斤而进入鼎盛时期后，将大量的钱财用于营建庄园上，把封建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融于一炉，造就出了胶东第一大地主的庄园，成为“中国封建地主生活的实物百科全书”，成为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历史见证。
　　牟氏家族的兴起，并非像一些暴发户那样弹指间冒出来的，而是经过了400多年的磨炼。从牟世一世以耕读间卖棕子补贴生活到十三世时，其占有的良田也不过1000余亩，真正出现转机尚属牟世第十四世传人牟墨林，他精于谋略，善于经营，他一生兼并土地4万余亩，山岚面积也不下4万亩，远远超过其先辈。
　　牟墨林，生于公元1789年，卒于公元1870年，享年81岁，为清嘉庆年间太学生，因其皮肤黝黑而名字中又带有一个“墨”字，人送绰号“牟二黑子”。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他生理上的缺陷成为阶级教育的最好例证，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给了人们“凡地主心都黑”的幻觉。
　　其实，牟二黑子人黑心不黑。从牟氏庄园正屋里悬挂的历代传人画像上可以看出，牟二黑子鼻翼厚实，给人以敦厚诚实之感，分外有神的小眼睛，透露出精明与威严，他不但“善务农”，而且“善用其财”，主张“人不患无财，患不善用其财。”在栖霞遭遇罕见的灾荒之年，他除了开仓放粮之外，又从东北贩回高粱，并随行就市，“以粮换地”。也就是因为他的“以粮换地”的运作方式，被带有阶级斗争观点的人们视为手段“毒辣”，孰不知正是这些高举经旗的人在反红旗。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分析，牟二黑子在灾年“以粮换地”，恰恰附合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当供过于求的时候，商品的价值必然会低于商品的价格；当供不应求的时候，商品的价值必然会高于商品的价格。在大灾之年，粮价要上涨，没有粮食的农民要想吃饭，没有钱怎么办？只能用生产资料去换粮。别说当时还处在封建社会，就是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帮人一时，不可能帮人一世，至于为何在大灾之年，有的人有粮，有的人无粮，其个人原因很多，但当初的牟氏家族与后来沦为的佃户相比，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小的时候看泥塑“出租院”时，知道了地主剥削农民的方法很多，什么“大斗进，小斗出”，什么“高利贷，滚雪球”，什么“水牢、逼债”等等，这些都是地主残酷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例证，从而使我深深地痛恨着地主。在牟氏庄园，我看的是经济强大起来的牟氏家族，为了创造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的家业，每遇灾年都开仓赈济饥民，动用的赈灾粮食，每年都是总收入的40%至50%。“霜露兴思远，箕裘继世长”，他临终前把儿子们叫到跟前：“吾生平无丝毫浪费，扶危济厄，终身无懈，尔兄弟须记吾言，继吾言者乃吾子，否则，不汝血食也。”他的儿子们严奉他的座佑铭，灾荒之年，一日三餐，定时舍饭赈济饥民，直到土地改革没有变。百年舍饭，赈谷一亿多斤，在旧中国实为奇迹。
　　古时候范蠡贩马的办法是，将一大群马无偿提供给运货商人使用，商人得到了免费驮运的马队，又使自己不用花费运费，这样就能将马匹从甲地运到乙地。牟墨林在日常的管理中，就把这样的经营之道，运用到自己发家致富中。他的以工代赈法，活学活用了范蠡的高明，既得到了大批无偿劳动力的使用，又使主佃双方均受益。
　　牟二黑子运用老子的“以反求正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八条治家办法，使其家业维持到五代。他运用供给制，制约子孙发奋读书，当好儒家财主。设置管理机构，进行全方位理财，按计划进行收支。花钱买官，严防官府中的混官敲诈。支援国难，唤出官府中的好官保护。不设专职家丁，提高工资让雇员身兼“保卫”。满足丐帮生活要求，杜绝土匪抢劫。主人造枪，佃户持有，主佃形成共同防御保卫体。广行善事，缓和与各种人的矛盾。用现在的眼光看，牟二黑子经营理念很现代，他在牟氏庄园和周围创建了一个和谐小社会。
　　在牟氏庄园面前，我不仅叹服这座古建筑群，在建筑上的别出心裁和完好无损，更让我百感交集的却是牟氏家族都能严格遵循祖训，读儒家之书，走财由道生之路，做儒家财主的理念。如果我们现在还依然用阶级斗争的情绪来看牟二黑子的聚财之道，仍然定位在盘剥敛财上，实在是不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