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钰烽：《权力、伦理和经济学》上

作者：天际吹雨 提交日期：2008-11-1 22:21:00 访问：1758 回复：156
自 序
在动手写这部关于权力和经济的运行模式的作品时，我正在着手注销自己的一个小公司。在近5年的时光中，自己作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人，这次尝试使我有机会浮出了水面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看这个社会的经济运行状况。5年中我看到了一些小范围低层次的社会真相，我总是试图找出某种妥协，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从现实的经历来看，多数情况下我无处可退。
这部作品的视角，是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我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通过这种审视我把我的世界观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对未来作一些有限的展望。经济学是否能够被称为科学，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即使作为严肃的人文科学，首先也要认识和界定人性的本质，这是个根本的问题，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人类的本性决定着社会的组成和发展。如果没有对人类本性有个基本的判断，那么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有成为空中楼阁的危险。
另外，我一方面要从传统的被灌输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要和古典经济学有所区隔，我首先要尝试解答一些有关经济社会的基础性的问题，什么才是经济学应该做的，经济学目的是什么？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是怎样分配同时经济分配的依据是什么?
2008年的春天，有一次和几个高中同学在北京聚会，席间高谈，海阔天空。一位体制内的朋友指着我问，你怎么整天愤愤不平，对他们这么不满，他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我简单的回答说，他们从来没有公平的对待过我。
但是问题是，什么是公平呢？《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孔子看来君臣父子就是公平，你看那些领导血统多么高贵。按照孔子的说法，我这样的人血统低贱，所以应该对现在的状况感到满足和感激才对。你看领导们血统高贵的。但是，我不是佛教徒，所以也不能期望来世高贵，现实中除了不知死活的喊出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好像看不出别的方法平息我心中的疑问。我曾经自认为自己是国内一流的图形设计师，纪录片导演和撰稿人。但是这些显然都不能代替高贵的血统。
这部文稿，只能给那些致力于发财致富的人们一盆泼头的冷水。历史和现实的事例都告诉人们，没有权力你必将一无所有。在文中权力是一条重要的主线，我在文中尝试对权力的概念作一个新的界定。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货币的定义，我将货币定义为，一种所有权的凭证。这样的解释显然更有利于解释现行的纸币制度的运行规律。
现在的经济问题，往往被那些自视精英的经济学家们所垄断，一些经济学家们用一些看似高深的数学公式，将大众对经济问题的关切阻挡在决策者门外。问题是，在经济的基本哲学和伦理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这些公式有何科学性可言？
我们对于经济运行中的权力概念虽然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一些基本的权力依然存在着模糊的认定，比如关于土地、空气、河流水的权力以及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力。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新的契机，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至于那个伟大的制度就让天堂里的经济学家去讨论吧。
何钰烽 2008年11月
先插一段抗议书：大家可以对我有所了解。同时感受一个被剥夺被歧视被压榨的普通人。
标题：这是一个肮脏的时代，这是一场剥夺者的盛宴
国家版权局、新闻出版总署的负责人，你部版权管理司于2008年6月15日接受了我方投诉书，内容是关于上海文广集团下属iptv在全国多个地方盗播由我方投资出品的电视纪录片《征战清朝》的投诉及相关证据。接件人为苏姓女士。2008年6月24日，版权管理司将该案，转移给上海市版权局处理。并在我的要求下将相关文件权司【2008】83号传真给我。文件上注明要求上海版权局尽快调查处理并将结果上报。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却做证据充分的案件，处理过程竟然被人为拖延近4个月毫无结果。更令人气愤地是上海市版权局的负责人员王先生（具体姓名不知道也没有告知我方，只知道手机号码是 1381***9355），居然可以用厚颜无耻的撒谎和食言作为手段，公然一再欺骗我方。这位王先生，自七月中旬开始，就向我保证下个礼拜就给我个结果，这样的保证居然多达7-10次，也就是说每周当我向其询问处理结果时，这位王先生都信誓旦旦的说下周就给你个结果，这样的保证居然延续的两个多月。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怎么可以无耻到这样的地步？请问这样的态度和地痞流氓有何区别？难道上海市版权局是流氓地痞的窝子吗？
十八世纪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评论中国的满清政府时这样说道：“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亚当·斯密《国富论》
时间过去了两百多年，我们的国家居然还在上演着权贵和大资本对平民劳动成果的公开压榨和掠夺。对此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感到极端悲愤和巨大的历史责任感。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理当拥有法制公正和自由。
为此，我方在此强烈要求，国家版权局处理相关的流氓工作人员，联系相关部门对我方提交的证据给以电子证据认定。并严肃处理上海文广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的最起码秩序。事情到了今日是否给与经济赔偿已经不再重要，甚至法律诉讼是否胜诉也已经不再重要。现在我的抗争是为了一个历史的纪录，因为所有的剥夺和罪恶，历史都不会忘记。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1　22:24:12
正文：
《权力、伦理和经济学》
第一章 人性的本源
社会科学追根到底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在一切重要的论述的开头，对人类的本性加以分析和定义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人类社会的所有重要事件无不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上。比如，获取食物、分配食物、交易、婚姻、养育后代、争夺、战争、乃至该朝换代等等个体和群体行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被人类的本性驱使。关于人的本性问题自古以来是世界上的哲学家思想家争论的焦点。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这一问题向来是中国哲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学说。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孟子曾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荀子则针锋相对的提出了他的性恶学说。荀子认为道德观念不是天然现成的，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众人努力和觉悟的产物。
另一方面，许多哲学家认为到了人在大多数时候是被自利的动机所驱使的。老子说：“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往往，皆为利往”。西方古典经济学常常将经纪生活中的人定义为自利的人。17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发生争执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竞争，第二猜疑，第三荣誉。竞争使人求利，猜疑使人求安，荣誉使人求名。”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无形之手的理论”，既市场中的个人的生产和交换是为了自利，并通过这种自利行为完成社会资源的自然分配。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在谋取自己私利时，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自私的个体在不知不觉间服务于社会利益。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打算。……每一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支看不见的手 的引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不是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国富论》
霍布斯和亚当·斯密这种对于人性的判断和解释，其根本的出发点在与——人性是自利的。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工作就是为了取得经济报酬。为此，需要用金钱与权力、组织机构的操纵和控制，使员工服从与为此效力。这种观点后来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
“经济人”的这种观点，虽然很容易被每个人感受和理解，但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比如，假如人性都是自利的，那么为何还会有人志愿去为他的国家打仗？要知道，一个人走上战场的生存机率和收益之比，较危险的抢劫还要高的多，因为作战甚至毫无收益还要搭上性命，例如一战时著名的凡尔登绞肉机。1916年法国凡尔登拉锯战，双方参战兵力众多、由于机关枪的大面积使用，造成惨重的伤亡。法军损失 54.3 万人，德军损失 43.3万人。相比之下强盗却很少首次抢劫就丢掉性命。另外正如孟子所说为什么我们要对别人的苦难深深的感到同情和难过，为何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财富捐献给社会，显然人性不是简单的“自利说”能解释通的。20世纪的哲学家罗素也曾经指出：
正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的利己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视为基本的动机。马克思也同此见解。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当追求商品的欲望离开了权力与荣誉两种欲望的时候，这种欲望也就有限得很了，只需适当数量的财富就能完全使它满足。
——罗素 《权力论》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权力论》中，他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人会有荣誉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根源在哪里。这种欲望的产生给与更多的进化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以及人类学的分析，显然对于人们理解人类的本性至关重要。
长久以来，世界上的哲学家们不厌其烦的讨论着——上帝、上天、神圣、崇高、善良、邪恶。但是，既然上帝、上天不可证明，神圣自然也没有根据；善恶又极易划向个人好恶的深渊。人类似乎只有这样无休止的争论下去了。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1　22:40:16
另外一面，自然科学的发展给现代人类以新的契机从新认识人类的本性和行为。现代生物学、动物学、心理学特别是进化心理学、遗传学、生理学等学科的新进展，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新发现，所有这些的科学的成就给现代的人们以全新的空间来重新探讨“什么是人性”，这一社会科学的基础性问题。
在人类了解自身的过程中，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当时西方的社会伦理以强烈的震撼。当时一位叫沃斯特的主教的妻子，当她听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后，非常感慨地对他的丈夫说:
我们是猿的后裔！天啊，希望这不是真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让我们祈祷不要让人们知道。
显然，受到进化论冲击最大的是宗教信仰和神学。进化论的出现，给当时的神学和哲学以极大的震撼，因为既然人是猿的后裔，那么作为猿的后裔，人类看不出有何神圣性可言。大概从七百万年前和类猿类分化成几个分支，存活下来的有三支，一支是现在的大猩猩，一支进化成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第三支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我们人类的祖先和黑猩猩在五百万年前才分开，成为独立的一支物种，人类的基因有99%与黑猩猩完全相同。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证明了进化论的理论基础。历史流传下来的把人类视为神圣的哲学和政治理论，在现代学术领域已再无立锥之地了。
既然，“神圣”从来不曾存在，那么那些宣称“神圣”的事业可以退出社会科学的舞台了。回顾人类历史，多少奴役和压迫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历史上统治集团往往通过宣称自己是某个神圣目标的执行者，而把大众置于本集团控制之下。人类学家认为，历史上的国王也正是由大祭司天然转化而来，比如埃及的法老和中国商代的国王。
中国古代的“天子”即以神圣的上天的名义，在商周时代所有的国家大事都要通过占卜征询上天的意志。中国古代认为，国之大事在祀（祭祀）与戎（战争），祭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见一斑。用现代政治来比喻的化，祭祀是内政，战争是外交。
僧侣和君主在人类学家所知道的最原始的社会里久已存在了，当然当时他们仍处于原始的状态。有时候，两者的职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情形不仅野蛮人当中有，而且高度文明的国家里也有。奥古斯都在罗马就兼任祭司长，在各行省就是一个神。哈里发既是国家的元首，也是伊斯兰教的领袖。
——罗素 《权力论》
中世纪欧洲的教皇和国王们关于世俗和教会的权利分界争执不休。罗马教会代表上天统治，而教会哲学家们在政治上则是维护教会的利益的。直至现今宗教依旧是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中东北非的伊斯兰教地区，这些地区依旧保留了很多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到了近代，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强调，国家是神圣的，即国家在道义上高于市民社会，市民的愿望及其满足理所当然的要为实现民族的更高目标而做出牺牲。神圣的上天和神的意志，变成了被人为操弄的“国家”或者“人民”。黑格尔把正义和强权视为一体，从而有意识的把两种含义融为一体。这种理论最终成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行动指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受其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蔑视和后来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内核——即不择手段的消灭对立阶级。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将沙皇的全家老小统统处决，这种残暴的手段即使是清王朝的后期也不再采用了。还有，中国文革时期对“阶级敌人”亲属的迫害，这些在阶级斗争理论看来都是顺利成章的。但是这些反人道行径公然违背了“罪不及亲人”这样起码的现代社会伦理。历史的教训说明一个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最终往往都成为独裁、歧视、压迫、奴役、杀戮、甚至种族灭绝的工具。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1　23:04:20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神圣的消亡并不会让人们感到绝望和无助，反而会给人类更大的自由。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最主要的品质是——互助和友爱，人们爱亲人、爱朋友、乃至爱人类，这种关爱才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为了亲人和群体、民族、信仰、很多人都可以奋不顾身的面对危险。这种品质从何而来，古人多归之于神秘主义。孟子认为，宇宙在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原则，人性就是这些原则的例证。卢梭认为，共同生活的习惯，使人产生了人类所有情感中最温柔的情感：夫妇的爱和父母的爱，每个家庭变成一个结合得更好的小社会，因为相互依恋和自由是联系这一小社会的唯一的纽带。现代的科学发现则表明这种情感不是由某些神圣者感化而来或者来自圣人的教化，而是人类群体进化的天然结果。
为了了解人性的天然成因，我们必须由生命的初始状态开始认知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关系以及相互的作用力。人性起源于生物自然的行为模式。人类的行为模式是自然进化和社会组织的演化以及遗传的偶然性交互作用的结果。人类学家韦斯顿·拉巴尔（Weston La Barre）认为，人类作为动物，他不仅需要适应外在的客观的环境，也需要适应他所畏惧的、向往的和幻想的境界。这个观点从一个方面说明就是说心理机制也是人类的进化的一部分。现代进化心理学的出现，将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到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理解中，进化社会心理学吸收了达尔文的观点，这些观点在达尔文提出之后，一直被生物学家用来解释昆虫鸟类及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许多人类的倾向和偏好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现象被称为“进化心理机制”。这些机制被视为人类祖先对特定情境或问题的适应性反应。当人类进入拥有语言和工具的文明社会后，文化又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心理反应机制。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e-Strauss）曾经讲述了原始人对亡灵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死去的人不再纠缠活着的人，从而换来了后者的尊重并定期向他们表示敬意，死者也保佑生者。第二种态度是，死去的人企求安乐，但是活着的人则无视这种愿望，他们不停的调遣死者已帮助自己，利用死者的恐惧，以此获得某种威望。现在看来，这两种文化现象，可以看作是人类的文明在语言出现后，人类成员特别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依赖程度增加，以及死亡现象的恐惧有语言带来的扩散效应的某种心理的平衡机制。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1　23:27:36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立法者和统治着都宣称自己或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善”的化身，反之，把敌人塑造成“恶”的化身。在此之后就是无休止的争论，直到用暴力消灭对方肉体。而许许多多的杀戮正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古人也开始认识到了善恶，似乎和上天或神灵没有什么关系。老子曾在《道德经》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进化论认为，作为一个物种，现代人类是作为整体一起进化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独处者非神即兽”。20世纪后期兴起的进化心理学认为，个人与群体保持一致的愿望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生存和繁殖的关心。在人类种族的进化史上，成为群体的一员不时一种选择，而是生存的必须，不被群体接受的个体通常意味着死亡。无论大猩猩还是和黑猩猩以及现代人都在出生伊始就存在于组织化的社会之中。
所谓的“善恶”的根源，都是群体动物的行为偏好，比如作为独处的动物，它们的行为偏好就没有多少善恶可言，因为它的行动不会对同类有什么太多的影响。但是，一旦进入交配季节，这些动物还是遵循这某种规则，因为这是一个双向交互的过程，既有同性的竞争关系又有异性之间的吸引关系。作为群居动物的物种其内在的偏好和规则就复杂的多，比如狮群中多数由雌狮捕猎,而猎物则根据体力来争夺,大都被雄狮瓜分,雌狮和幼狮则必须等到雄狮吃饱后才能吃些残羹剩饭。狮群中新获取交配权的雄狮会咬死先前雄狮留下的幼崽，而这些人类看来匪夷所思行为，这些在狮群中却是得到认可的行为。狼群集体捕猎,猎物同时被狼群内所有个体吃掉,只有饥饿过度时才有例外。而黑猩猩则需要向对方讨要食物，另外，群中有一些母黑猩猩会死去，它们的未成年子女会被它们最大的一个子女抚养，通常是姐姐来抚养，这一点已经和人类非常接近。虽然各个物种之间行为偏好千差万别，但是这些差别都是自然进化和生殖竞争的结果。同样人类的行为偏好，也是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中逐步形成的，人类在400万年前开始走下树枝，再250万年前，原始人的脑容量加大，到了170年前，原始人的体型已经接近现代人，而脑容量却只有现在的一半，50万年前晚期智人取代了直立人，到了5万年前，人类发生了进化史上的飞跃。人类的有些偏好依旧留有远古生存的痕迹。比如人类包括多数男性，当独自的境况下依旧在夜里对漆黑的环境感到恐惧。这显然是远古时期形成的心理机制，试想在野兽出没的远古时期，个人在自然环境下很可能成为掠食者的目标，恐惧是对个体行动的警告，其作用在于告诉个体快速离开危险的环境并找到庇护所。
自然界中所有的行为，其基础的构成是神经活动，神经活动从非常低级的动物那里就已经存在。比如，线虫是一种精微细小的微生物，它的神经系统非常简单，只有302个神经细胞。利用一种最新发明的设备，研究人员进而发现了与行动和感觉相关的特定神经细胞。当代生物心理学家的核心理念是，行为是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许多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神经的基本作用是通过生物电流信号，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人类体验的感情，如欢乐、忧郁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枢神经的神经元的活动，这些活动分为基本的兴奋和抑制两类反应。科学家发现，某些化学物质决定了神经的反应。换句话说，每个行动都由神经末端的化学物质决定和驱动。比如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也就是说，行动回把上得到体内的化学反馈。科学家们确定了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为脑内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的化学物质。这种脑内分泌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感觉，将兴奋及开心的信息传递，也与上瘾有关。爱情特别是热恋其实就是脑里产生大量多巴胺作用的结果。另外，某些药物都可以影响这种神经反应，比如吗啡、海洛因、可卡因等。通常在服用可卡因的吸毒者身上，由多巴胺水平提高带来的变化，会使吸毒者产生飘飘欲仙的快感，并产生更强烈的渴求。最新的科学成果表明，进化过程是由基因、酶、荷尔蒙（激素）、食物、光照、种群密度共同形成的。其基本模型是：基因在细胞中，细胞在肌体中，肌体在环境中。20世纪后期兴起的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不仅是肌体和智力，人类的心理包括情感和欲望也是进化的产物。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1　23:40:49
将来必定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没有知道的机制有待科学发现。但是，现有的发现也足以说明，人类的活动都会从体内的化学分泌中得到反馈和驱使。恐惧、仇恨、热恋、嫉妒等等活动都是由内在的物质驱动的生物电流。这些驱动和反应，都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肌体的先天本能和后天的条件反射活动反馈给我们应该采取的的行动。而什么是这些的驱动力呢？基本的观察和经验可以初步推定，这些行动都由生命的本质驱动，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存和繁衍，即种群基因的延续。而生物进化的推动力之一，则来自生存和繁衍同环境的互动。《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每当生命遇到困境时，这些困境包括种群的过渡繁衍和环境的巨变，为了生存，处于困境的生物都会作出某种改变，而改变又通过繁殖得到扩大和完善，同时自然选择和生殖竞争又淘汰了一些种群的基因突变。另外环境的微小改变也会逐步累加造成改变基因的改变。最近的《现代生物学》杂志，发表了一个纽约大学的生物学家的发现，这个多国研究小组通过不同的蛔虫样本研究，发现进化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随机的，而是具有确定性且有秩序的。
2005年，西班牙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科学家小组研究了40对年龄从3岁至74岁单卵细胞双胞胎的遗传物质，对DNA甲基化区域进行评估。现已查明，三分之一的双胞胎的DNA和组朊的化学结构变形程度明显不同，而年龄很小的双胞胎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年龄越大差别也越大。在60%的双胞胎基因结构中观察到最明显区别，他们的年龄在28岁以上。西班牙科学家相信，正是基因中这些改变在影响人的敏感性和健康，研究人员还指出，单卵细胞双胞胎分开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基因差别就越大。因此现在可以肯定，环境会对人的DNA产生很大影响，会引起由遗传因素决定的疾病。
20世纪60年代初，生物学家美国人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和英国人 威廉·汉密尔顿 William Hamilton先后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提出倡从基因上理解进化和从细节上解释群居行为。威廉斯认为衰老和死亡对肌体来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而对基因则可以由此实现优胜劣汰，其结论是动植物的生命并不是为自身个体的存在，而是为基因的延续服务的。比如，鲑鱼在产卵后会死亡，蜜蜂蛰了入侵者后自己也会死亡。自然界很多例子证明个体为了基因的延续可以牺牲自己。专司劳作的鼹鼠甚至也会为群体冒生命的危险，甚至牺牲自己，如遇到将要入洞的蛇时，鼹鼠会奋不顾身的冲上去用身体堵住洞口。狒狒群中，地位显赫的雄性狒狒遇到捕食者，发出狂叫一边给同伴报警，一边以敢死者的姿态冲向入侵者，即使不敌入侵者，它也会掩护群体撤离，自己始终处于最危险之处。
这一基因进化的理论把基因限于个体或者家族的基因，所以，被科普作家道金斯说成是“自私的基因”理论。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基本观点：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实质是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在动物遗传中，一个基因如果不同其他基因进行交换，这个基因也必将被削弱或走向灭亡。所以高级动物的基因本质上是要同其他同类的差异的基因进行交换。生物制造的不同个体越多，在面临生存环境中出现危险变化时（如超级捕食者来临），至少保证有一个个体具备必需的应变能力的机会就越大。一个物种的地狱，绝不是其他物种的天堂，因此竞争不可避免。例如，中国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家李保国发现，森林采伐是造成金丝猴等濒危动物种群隔离的“元凶”。长年大规模的砍伐使得秦岭山区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隔断了金丝猴等野生动物的种群交流，加速了小种群的灭绝和近亲繁殖造成的基因衰退。这也就证明了，种群内基因无法交换必然会走向衰落，这也不符合基因复制的利益。所以如果基因是自私的，也是整个种群的自私。那又怎么称得上自私呢？这种自私说是“大同”更为贴切。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1　23:46:02
1967年艾德华兹（Wynne-Edwards）提出群体选择理论，正如自然选择可以在个体层次上起作用一样，群选择也可以在群体层次上起作用。具有某种适应性的群体很可能会逃脱绝灭的命运。群体选择学说认为种群和社群都是进化单位，作用于社群之间的群体选择可以使那些对个体不利（降低适合度）但对社群或物种整体（增加适合度）有利的特征在进化中保存下来。
再以蜜蜂为例， 工蜂的刺螫行为是抵御蜂蜜掠夺者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执行刺螫的工蜂是一些敢死队队员。在刺螫这一行动中，一些生命攸关的内脏，通常要被拖出体外，而工蜂很快就死去。这种行为显然不仅有利于这只牺牲蜜蜂的基因，而是所有蜜蜂，通过这种牺牲警告了所有试图入侵的动物，其他的蜜蜂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种群的生存意志，在这里超过了个体的求生意志。另一方面，蜜蜂在蜂巢内部也会为了生殖的机会展开激烈的自私的竞争，最先孵出的蜂王会杀死自己的同胞姐妹。这里则是个体的基因复制优先。
蜂巢里的蜜蜂是共产主义的完美模式，完全符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在它们的世界中生存斗争受到严格限制，蜂王、雄蜂和工蜂的食物数量各有不同……一只生来就注重伦理道德、细致周到的雄蜂必须做得像一个毫不掺假的道德家。它将完全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告诉那些仅仅为了混点口粮口粮而辛劳一生的工蜂们，它们的奉献既不能说是大公无私，也不能用任何出于实用的动机来解释。
赫胥黎《天演论》序言（1894）
作为高级动物的狼群活动则更为复杂，狼群有着复杂的等级制度，狼群需要团队协作才能捕获到足够的猎物同时保证自己的幼仔，在狼群中母狼会帮助自己的姐妹抚育下一代。黑猩猩的社群是以雌性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这些家庭小集团成员之间的协作互助行为是经常发生的，它们结成一种联盟，共同御敌，相互帮助。动物学家贝尔特·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观察到一群乌鸦发现了一个动物尸体，但是它们并没有马上开始大快朵颐，而是呼叫其他同伴一起分享。他曾抓住了一些疲惫的乌鸦，并做上标记对其进行DNA分析，进而证明了它们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这是相互利他主义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正如海因里希证明的那样，这些被呼唤来的乌鸦彼此之间并没有亲属关系。
在最新的研究中，来自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的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的实验。他们将三个房间分别编号1，2，3。1号房间里放有鲜美的西瓜或者香蕉，2号房间里放置一只黑猩猩，1号和2号房间之间的门是锁住的，这使得2号房间里的黑猩猩垂涎欲滴却无可奈何。3号房间里是另外一只黑猩猩，它能够通过移动一个木栓而开启1号和2号房间之间的门，从而使2号房间里的黑猩猩得到食物，而它自己却得不到。实验结果显示，80％的情况下，3号房间里的黑猩猩都会移动木栓。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利他行为并非人类所独有。自然界既然进化出了群体动物也必然进化出了联系群体动物的“内在生物机制”。这种机制在低级的昆虫比如蚂蚁中是某种化学分泌物，在较高级的动物中就是大脑的运行模式。
人类的行为模式都是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而来。作为群体动物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组成群体是他们求生的主要手段。这个群体的组织水平直接关系到群体的生存的重要因素。
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进化》中说：
什么样的种族能够生存下去呢？一个种族，他的成员都有非常高的、热爱自己团队的精神，都能非常忠诚、守秩序，有勇气并有同情心，这样他们随时都会互相帮助，而且随时准备好了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的种族会成为其他绝大多数物种的胜利者，这就是自然的选择。
作为群体动物进化而来的人来说，人类的进化也是以整个种群为基础的。而推动种群进化正是基因的内在力量。一个能够存留下来的物种必然有着成熟的行为偏好和生存策略。虽然达尔文在描述，种群的互助行为时，依然用者传统的道德的词汇，然而现代科学的发现，使我们可以确信，生物种群在进化的同时，也进化出了联系种群的行为偏好和相应的生理心理机制，这种偏好存在于个体体内，使得种群不会解散，并一代代得到强化。例如，哺乳类动物的母亲会抚养自己的孩子，这种内在的动因，并不是完全自利的，而是有利于整个种群的情感。另外，人们的同情心也是联系种群的心理机制，只有富有同情心得种群，面临挑战时才会更加团结。这种情形不但存在于人类社会，同时也在很多物种中存在。比如遇到狼群的围攻时，成年麝牛会肩并肩形成一堵墙来保护幼崽。正如孟子说的，人类对幼儿的喜爱，也是天生的性情，现代的杂志封面还是常常把天真的儿童作为封面，广告商也对儿童的形象推广乐此不疲，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种“护幼情节”的普遍性。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1　23:54:06
中国古人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不仅是后天的道德需要，也是天然的情感驱动。所以人类的互助本性是种群存在的必然要求，远古时期一个无法互助的群体必然在自然竞争中和社会竞争中走向消亡。在人类社会中即使像强盗小偷这样的群体，也会逐渐形成属于他们的互助和道德。就是所谓的“盗亦有道”。这个成语出于《庄子·胠箧》，文中说：
盗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盗乎？跖曰：何适（哪里）而无道邪？夫妄意（能猜中）室中之藏，圣也；先入，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判断是否可以下手），知（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这个寓言从另一方面说明即使要成为一个大的盗窃团伙，没有某种互助互利的伦理都是不可能的成功的。在西方著名的黑手党影片《教父》也是这种黑帮道德的完美演绎。黑手党之所以成为西方最大的犯罪团体，和其历史悠久和一直传承的内部伦理也是分不开的。
孟子提出大量论证，来支持人性的利他主义。孟子把道德伦理的起源归结于人类天然的内心感触，比如同情心、羞耻感、要求公平的心理要求，这些说明人类的利他的道德伦理都是根植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沐惕侧隐之心。……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
这种良知来源于人类本性的说法，在明代又被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感悟了出来一些，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心学。这个人就是王阳明。王阳明认为，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有一个故事说，有个王守仁的门人，夜间在房内捉得一贼。他对贼讲一番良知的道理，贼大笑，问他：“请告诉我，我的良知在哪里？”当时是热天，他叫贼脱光了上身的衣服，又说：“还太热了，为什么不把裤子也脱掉？”贼犹豫了，说：“这，好像不太好吧。”他向贼大喝：“这就是你的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的本心的表现，通过良知人们直接知道是为是，非为非。就本性而言，人人都是圣人，也就是说人都有利他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王守仁的门徒惯于说“满街都是圣人”的缘故。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1　23:56:29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Kant）曾经对同情做出过的分析：
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感到难过，这就是同情。……有一点极为重要，那就是给予同情的行为是自私的行为，因为别人快乐你才快乐，别人苦恼你也难过。因此对别人的同情可以帮助你实现自身的价值。
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怎样产生的，再也没有比满怀激情地看到别人的同感更使我们高兴，也没有比别人相反的表情更使我们震惊。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康德虽然把互助解释为自私，但是这种却也说明了，一个人做了正确的有利于种群的事会得到内在情感的奖赏。这一点也被斯密注意到了。现在看来这种奖赏——“快乐”，换句话说就是说一个同情他人并帮助他人的人，自身获得了脑部的分泌的回报，这种回报正是种群的利他机制的作用，也可以说是群体的联系机制的作用。根据生理学的研究，可以认为，本质上一个年轻男人同情他人并帮助他人的快乐的奖赏，和获得一位美女的青睐是一类性质，只是存在着强度的区别。当然可能美女的青睐脑内多巴胺分泌的可能更多些，给人的兴奋也更强烈。通过上面的例子，既然互助的情感是会在人类的大脑中的得到回馈，我们有理由相信，种群的互助机制是进化过程中通过内分泌的赏罚系统来完成的，这种机制的本质就是维持种群的内在联系。这和驱使我们的男女之间的情欲的机制，本质上是一样的。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0:02:35
心理学家把这种内在动力称为精神动力理论,由19世纪末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弗洛伊德把一种内化的道德标准的形式控制着人的行为的内在心理驱动力称为“超我”。当行为违反这种道德标准的时候，个人就会感到内疚并被这种痛苦的感觉惩罚。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没有，明确这种内在的驱动机制的成因，却在经验上确定了某种超越个体自我利益的内在心理驱动力。现代的生理学证明，人类脑部的海马体和杏仁体和人类的情绪和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的大脑中存在着一个很小的叫额前叶的部分，这个部位受到损伤的病人，会成为“理智的傻瓜”，这些人感觉和智力完全正常，但是这些人却无法对兴奋、苦恼、挫折有任何反应，他们无法感受别人的情感，对人际关系无动于衷，以至于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1995年安东尼·戴马索（Antonio Damasio）在其著作《笛卡尔的谬误》中对12位这样的病人进行了描述后，得出结论，他认为，人类对有些事情的判断和决定一刻也离不开人类的情感。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认同在一个人的心理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个体对自身生命的认同，这些事件在一些极端的被社会排斥者的极端行为，比如一些人的自杀自残中也说明了，人类的意识时时刻刻都在被集体和种群驱动。
人类的美德不需要背离人类的本性凭空创造，人类的美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它是人类的本能。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0:03:57
2008年5月12日，这是个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的8级地震造成了超过8万人死亡，数十万人重伤。当人们从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看到了地震灾区的惨状时，特别是看到被校舍夺去生命的孩子的画面时，整个中国社会惊呆了。这个平日里略显自私和了冷漠的民族心底的情感被唤醒，人们发自内心的行动起来，人们涌向医院争相为灾区献血，街边的乞丐也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大批的志愿者涌向了灾区。中国人一般被外国人认为比较冷漠（这种冷漠来自历史上专制政府对民众结社的长期限制），但面对巨大灾难时中国人表现出来的协作和献身精神，让世界感到吃惊和敬佩。这种力量正是种群互助的内在力量，这就是——人性的力量。同类的苦难和死亡让人们强烈的感到了种群基因的损失，进而采取奋不顾身的援助灾区的同胞的行动。这就是种群的驱动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正是这种力量把一个个志愿者和士兵推上了或保卫国家或反抗暴政的战场。中国有句千古流传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个为了自己的群体慷慨赴死的英雄是多么的激动人心。正是群体的内在机制给了个体以慷慨赴死的豪情与持久的冲动，数千年来我们依旧为此感动。但是这种情感比人类的历史更要久远，因为它是群体动物的天然本性。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0:05:00
在进化的另一方面，种群的进化过程中，种群内部又存在着竞争，竞争的主线是生殖权利的竞争。每一个个体都希望自己有机会繁育后代，而这种竞争的基本规则是强壮者机智者得到更好的繁殖机会。而优秀而强壮的个体必然要获取更多的资源，所以这又有着自利的行为偏好和心理机制，同时形成对竞争者的排斥心理，比如嫉妒、厌恶。一直以来许多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对于女性的争夺是新石器时期部落之间仇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论点。不过2008年6月，科学家们通过新的方法对从德国一个集体墓穴出土的骨骼进行分析后，得出了有利于上述论点的佐证。这些虽然产生了种群内部的不团结，但同时也实现了种群基因的优胜劣汰，即要足够优秀才能够取得复制基因的机会。当然要获得繁殖的机会首先要活到能够繁殖的时候，并获得足够多的生存物资。这就引发了生存机会生存资源的竞争。科学家们认为，宽吻海豚是因为食物减少导致竞争加剧，从而出现“杀婴”的现象，科学家说，虽然宽吻海豚是一种温和的动物，但也会有攻击性行为。
在狒狒的群体社会中，年轻的狒狒总是通过三五成群的结成同盟来对抗年长的猩猩对众多雌猩猩的霸占和独享，在取得成功后将年长的猩猩赶走。然而在此之后只有一个团伙成员可以获取交配权。狒狒的夺偶游戏，实际上是由两个或者多个较弱的个体去驱逐一个年长的强壮的个体的，这种规则实际上是为了达成种群的基因多样化的一种方式，即轮换或许强壮的雄性基因，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基因多样化也是种群繁盛的重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竞争中，单独的个体很难获得交配权，由于多方参与，成员平等的竞争规则也被产生了出来。同时每一个参与打斗的成员都是出于自利的目的，也就是说打倒原有的强者才能有自己争取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可能取得新的交配权利。作为个体的竞争之外，自然界又存在着广泛的小群体之间的互利结盟行为。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0:06:07
人类群体进化过程中的互助利他的本性，发展为某些行为偏好，就是后来发展成社会的所谓的“善”。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某些自利和排斥的内部竞争，发展出了某些违背群体利益的是个体行为，这些行为为大多数成员所反对，比如在自然界中，猛兽的择偶争斗也很少将对方真正至于死地，那些不被群体所接受的行为逐渐被后来的文明社会称之为“恶”。比如在食物匮乏的时期，独占共同捕获的猎物，这种行为通常被定义为“恶”，在远古时期一个男子如果抚养了别人的孩子，对自己的基因是很大的损失，每一个男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女性的不贞行为在文明初期就多被定义为恶。但是这些行为在现代则要相对负面性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在富裕的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相对容易的多。在善恶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过渡地带，这些行为符合或不抵触群体的利益同时的自利和排他的竞争行为这些行为就成为所谓的“自由”。
人类社会的基本的构成的力量是联系群体成员之间利他动力，这种动力表现为利他的行为，这种动力的根源是种群的延续和繁盛的要求。另一个动力是个体的生殖生存竞争和排斥行为为代表的自利动力以及派生的个体成员之间的同盟的互利关系，其根源是个体的基因延续的愿望。人类社会是由利他的互助性和自立的排他性交互作用的复杂群体。现代生理心理学认为，人的大脑由不同的模块构成，可能负责群体的互利模块和负责个体的自利模块属于不同的模块。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类的这些利他和自利的属性就不是谁比较强的问题，也就是说二者可能同时存在，造成人们在精神上的矛盾和彷徨。
人性的本质也可以概括为——利他的群体性和自利的个体性的交互作用。他们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更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或者说是相互嵌套。由于利他性和自利性都是自然形成的，那也必然存在自然的差异。个人先天的利他性和自利性存在着个体的较大差异。根据进化论和遗传学的原理，这些差异，部分是后天的经历和环境有关，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着少量的遗传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同一对父母的两个孩子，为何会道德品质有着天壤之别的原因。当然，这不等于说某些人天生是所谓“坏人”。另外心理学的数据表明，环境对人类的行为的塑造作用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个人的行为模式是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二者的复杂的结合。
美国在20世纪的一系列战争中出现了很多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压住手榴弹以保护战友的生命，或冒死从战场上营救受伤的同伴，或作出其他同样性质的极端的行动。这种理智和激情相结合而产生舍生取义的结果，在第一手的战场记载中常有报导。20世纪90年代，爱伯斯坦领导的研究小组曾经发现过一种“冒险基因”。这次他们从354个有多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选取血液标本，向受测试者提问，并按照所获取的信息，划分其无私行为（一种测量利他主义的方法）的等级。由于调查问答和验血采用匿名方式，因此受测试者无需为自己标榜，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数据。为进一步求证得出的结论，研究人员还通过具有奖罚性质的经济游戏，来观测人们是否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然后再检测他们的基因变异情况，进行比较后发现，大约有2/3的人携带有利他主义基因。
研究人员指出，利他主义基因可能是通过促进受体对神经传递多巴胺的接受，给予大脑一种良好的感觉，促使人们表现利他行为的。这意味着多巴胺在忠实于社会道德准则的利他行为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认为，拥有利他主义基因的人可以承担好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从工作中得到更多回报。
这种利他主义基因是第一次被发现，但研究人员认为，一定还有其他利他主义基因有待发现。而且，利他主义基因只是决定人类表现利他行为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因素则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环境的因素到底有多大？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0:09:21
最新的遗传学说明遗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方面的，研究显示，环境的影响和和生理的改变细胞的变化组织的变化乃至环境的变化。（比如自然的用进费退，一个喜欢锻炼的人较之懒惰的人获得健壮的后代的几率显然要大一些。）在物种发展中并不存在事先确定的基因的改变。基因决定论是无法全面揭示生物的遗传和进化的。另外进化也不是线性的发展的，相反在人类这样的高级哺乳动物中，从宏观来看，进化是量子化发展的，从微观来看是多样化发展的。
环境的变化有时取到关键性的作用，研究显示，鳄鱼的卵在某个孵化温度范围内都是雄性，在另一个温度范围内则全是雌性。还有一种珊瑚礁鱼，鱼群里只有少数雄鱼，当雄鱼一旦离开鱼群时，某些雌鱼就会自动变性为雄鱼。
人类的环境因素对个人的发展作用显然更加重要。这些在现代的犯罪心理学中有了许多证明。例如许多暴力罪犯，在年幼时都有被虐待或者被性侵犯的经历。人类的文化不仅改变人类的生活也可以改变人类的遗传，人类的进化存在着基因和环境的互动，由于文化的出现环境的影响对人格的塑造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关于人性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所谓“理性人”问题，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常说的,“理性人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个问题表现在古典经济学中的所谓的理性主义和边际主义。所谓“边际”（margin）是指商品的效用，通俗的说就是利弊之差，我不不知道是哪个中国人翻译的这么差的专业用词。亦或是那个经济学家有意翻译了一个最不着边际的词“边际”来说明这个效应。实际中文的词典中就有：富余，利润、差数等词，这些远比“边际”接近英文本意。边际主义简单的说就是理性人追求富余（边际）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这件事是否合算。但是问题首先是，理性是什么呢？英国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说：“理性乃是而且应当只是情感的奴隶，除了为情感服务并服从于情感之外，决不能冒称任何其它的功能。”这也就是说理性首先是服务于人类的内在需要的或者说是以人类的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为基础的。心理活动的最高层级是思维策略，中间一层是初级信息处理，最低层级是生理过程，即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元和大脑的活动。另外人类的大脑是模块化的，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发现大脑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央处理的方式进行思考的，而是多种目的的模块程序构成的器官。而且打个比方说，大脑没有中央处理器，而是多个不同的处理器构成的器官。这些模块负责人的不同层级的心理活动。这些不同的层级有着不同的需求，这也是人类的心灵产生矛盾的内在原因。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0:14:14
每个人都会有为选择所苦恼的经历，这也说明了利益最大化的不可行性，因为许多时候各种因素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比如，在宴会开始前，中国人的理解是不可以吃餐桌上的东西的，但是你又很饿，你吃了就是不礼貌，你可能又有低血糖，不吃会给身体很大的伤害，宴会的主人又是你的上司。所以你的选择会非常难以决定，这种情况常常是生活的常态。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的看到身边的非理性选择。比如，男人们常常会为妻子从超市里大减价而购买的大量无用的商品感到烦恼。边际主义的经典例子是，“有一辆车可以方便出行，假如它要维修或作为备用车，第二辆车也相当有用，但不如第一辆车有用，第三辆车就更加不如前面的两辆车了。给定汽车的价格，没有人会相信会有人去购买三辆车，因为第三辆车的收益可能低于其价格。”这个例子换成衣服鞋子就马上失效，因为，人的需要本身是多方面的甚至是矛盾的。所以人类的思维本身就是多重标准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统一认识和理性思维的。
总结一段简单的关于人性的描述。人性就是人类种群为了生存和延续而进化发展出来的习性或者偏好。人性的本质是维护种群的生存繁衍，每一个个人都是种群的一个组成，这种组成依赖于人类的群体的互助利他精神，另一方面人类又有个体和集团的繁殖及生存竞争以及相应的自利排他本能和基于自利的互助利他的协作。人类的自利和利他即密不可分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同时人类的行为又被环境所限制和改变，这就是人类的本性。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的自利“经济人”假设，和与之相应的古典经济学体系是不完整的，基于这样的假设的经济学，如同将历史看作是只有男人的历史学一样荒谬。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利益来源于个人的自利行为，以此解释了自利的动机如何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润滑了经济机器。但是斯密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自利动机在经济中的作用显然不是单方面的，自利本身也是阻碍经济机器运转的重要因素。例如掠夺性的开发，制造假货偷工减料等行为，徒劳无益地增加社会的监督成本。人类社会的伦理和法制都是人类的互助和互利的基本愿望的体现，所以作为经济研究基础的“经济人”概念也应当是双重特性的。经济学中另一种说法“理性人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显然也建立在一个对人类大脑的错误理解。生理学、心理学研究说明，人类的大脑有许多模块组成，这些模块同时处理不同得事物，正由于这些模块的的存在人类的内心才会又矛盾和挣扎。现实人类的行为显然不是完全理性的处理问题，情感和冲动更是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理性本身也是情感的某种体现，所谓以理性人为基础的经济学规则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实情。准确地说，人类似乎是在理性情感和需求之间摇摆。基于人性的多从性，以理性人和经纪人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势必需要重新检视和推导。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0:19:20
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说：“心既理也，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王阳明把心定义为本心，这个本心就是人类的本性。我们用许多文字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所有的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都必须顺应人类的本性，至少不得违反人类的本性。
清思想家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是礼虽统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虽居静而为感通之则，然因乎变合以章其用。唯然，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王夫之指出“礼”既伦理或制度，必须和人的基本欲望相适应，同时制度中也要体现人的欲望。历史上，抑制私欲的最典型的灾难当然是，1958年发生在中国的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其后的结果是造成了几千万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这个灾难的根源在于许多人都认为，别人在艰苦的劳动自己可以获得免费的午餐。恰恰当是的制度设计却假设多数人是无条件利他的，这种错误估计和错误判段，最终导致了历史上罕见得灾难。自由市场强调的人性自利的，但是自利的灾难更是随处可见，污染、欺骗、杀戮、抢劫、战争，人类的历史几乎被人类的贪婪和自私推向毁灭的边缘。在经济生活中，一个问题是毫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毫不克制的扩大生产和消费，而不顾社会真正的承受能力。林德布罗姆（ C.E. Lindblom）在《政治与市场》说， “我们必须决定，是否以灾难性的速度从事生产，劫掠地球的资源或者通过热量污染或者少数瞬间爆炸从地球表面上烧毁自己。”人类的自利需要约束，这就是自由市场面临的终极困境。但是人性自利的观点，之所以得到支撑。自私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大崩溃的根源还是在于某终社会力量的存在。对于这种力量，马克思·韦伯总结的很好，那就是宗教伦理。正是由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伦理给了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以某种支撑。但是这些支撑显然是不足的，一方面宗教不可避免的会走向衰落，另外历史证明宗教本身的约束力也无法抑制人的贪婪。所以某种交易规则和政治制度的设计才可能使社会的发展走向平衡。
在本章的最后我给以一些补充，本章关于人性的讨论中我们常常强调进化的作用，但我必须强调——我反对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后期，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倾向，而是一种社会基模，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
这一理论被人用于支持原始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在生存竞争中，财富是成功的标志。在对待社会的问题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优越的说法。反对这种理论不仅仅因为其非人道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是因为生物学知识和文化现象知识的领域不断扩大，足以驳斥而不支持其基本信条。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固然是从猿类进化而来，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的一切行为可以反而追述到动物，并用动物的行为反过来作为人判断类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人类的行为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动物的行为模式虽然有利于研究人类的行为，但显然不具备反向指导人类行为的依据。
在科学的发现为基础的地社会学探讨中不能过分夸大单一科学发现的作用，这不是否定自然科学的正确性，而是在于我们了解的自然科学离事实的全部还有很远的距离。比如现在虽然解释了蛋白质的成因，但是细胞或者生命的起源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这样的错误，也发生在20世纪的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身上，在他广为人知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盲眼的钟表匠》中，所强调的所谓基因的自私属性和进化的被动随机的属性，现在都被新的科学发现所推翻。道金斯的关键问题就是其过分盲目的认为现有的科学发现可以解释一切，过于主观的引用科学发现来证明他充满社会偏见的意识形态。过往的经验说明，引用最新科学发现的社会学者们应当对未知的自然科学领域给以充分的考虑。
第一章 完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11:28:09
第二章 人类权力的本源
首先关于“权力是什么？”权力在词源上对应的拉丁语或英语词汇大致上有两种取向，一种认为是拉丁语中的Potere，原意为能够，或具有作某事能力，后派生出英文Power。另一种认为“权力”一词出于拉丁语Autorias，一是指意识和法令，二是指权威，由此派生出“Authority”这个英语单词。在汉语中“权”原指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后引申为变通，后来又变成某种能力如“大夫执国权。——《谷梁传》”国权指统治国家的能力。现在把权力引申为“一个人依据自身的需要影响乃至支配他人的一种力量”。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即使遇到参与活动的其他人的抵制，仍能有机会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关的概念“权利”，这个词更多的用于法律概念，源于英文right，比如财产权、继承权、人权等等。德国法学家耶林使人们注意到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说，“权利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权利看作受到法律保障可以行使的权力。比如财产权就是处置财产的权力。在这里我们把权利right作为权力 （authority）的一部分看待。丹尼斯·朗（Dannis·H·Wrong）将权力定义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但是这个定义似乎还是将权力视为一种能力，更多倾向于强势的个体或组织。这样的表述并不能涵盖权力的全部，因为显然权力这个概念应当是中性的。比如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福柯就拒绝把权力视为压制和禁止的消极观点。
在这里我将权力简单的定义为，权力是——行为在环境中被允许或者被接受的范围。之所以这样定义是因为这更符合各种权力的共同特征，社会行为动态的被接受的边界。比如，一个总统有权否决没有达到三分之二通过的法案，但这只是总统的可能选择之一，实际是多数情况总统会签字通过。一个乞丐也有权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唱歌，当然他选择不唱。无论总统还是乞丐都是没有做的行为，但是如果他们想那么做，他们可以这么做。所以把权力定义为行为的范围更符合事情的面貌。社会的权力是生存竞争和繁殖竞争的产物，人类的权力包括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在内，权力欲由人类的本性驱动。权力本质上是群体之间或个体之间由在的驱动力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也就是说权利是群体或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和互利利他驱动的行为边界。比如国王的权力来自其所在的王国允许其行动的范围。比如调动军队、罢免官员、制定法律等等。而这种行动的范围显然是由国王的能力决定的。历史上充斥着，独裁专制的暴君和被操控的傀儡，他们的权力有着天壤之别，国王的权力大小是由国王所在的政治集团的能量大小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大多数情况下国王权力一般无法限定国民吃什么食物和什么时候上床睡觉，因为那些权力是自然赋予个人的基本权力或者说这些行为是天然的最基本的自主行为，这体现了即使在最专制的政体内普通国民也存在着自己的权力范围。哲学家罗素曾经形象的将权力的表现比喻为物理学上的能量。
我打算证明：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也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
再用物理学来做一个比喻：权力和能一样，必须被看作是不断地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而求出这种转变的规律，应该是补会科学的任务。
——罗素《权力论》
多数哲学家社会学家都把权力的概念限定于人类，但是实际上权力并不是人类的发明，权力在自然界也有着普遍的存在。自然界中最广为人知的权力，是争夺头领的权力和交配的权力，在很多时候这两种权力合二为一，这种情形最为常见的是在猴群和狮群之中，只有取得了首领的权力才有资格取得交配的权力。
黑猩猩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是年纪更大的雄性杀害刚出生的小黑猩猩。此外，雌黑猩猩也会杀害其它黑猩猩的小宝宝。如果它们认为小黑猩猩可以当食物或成为其潜在的交配对手的话，雌黑猩猩就会不择手段地干掉这些小黑猩猩。
科学家们发现当母黑猩猩与此群体中职位最高的雄性交配时，她们最能叫。其用意在于说明她们生育力强，可以接受交配。这可以增加她们与这些黑猩猩交配的机会，从而混淆其后代的父系关系。如果雄性怀疑自己是一只新生黑猩猩的爸爸，它更加有可能地保护这位妈妈和孩子。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11:53:55
当高级别的雌性黑猩猩在周围时，雌性黑猩猩交配时会保持沉默，以确保她们不知道她和一只好质量的雄性交配，从而避免其它雌性前来攻击她们，并阻止她们交配。
在《人类的猿性》一书中，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之一，弗朗斯·德·瓦尔在人类及其两个最亲近的灵长类物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关系。他的发现是，人类的侵略性、权力欲望和父权家长制的趋向归结于黑猩猩，而另外一方面，人类的爱好和平、平等主义和雌性权制的品性则归因于倭黑猩猩。
通过这些自然界的例子可以看到，权力的内在动力是自然形成的，并非人类社会独有的行为模式。人类的权力模式只不过是更为复杂而已。
人类的祖先直到500万年前才和黑猩猩分道扬镳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人类的本性中依旧保留了黑猩猩的古老的行为模式，人类的交配和婚姻制度和黑猩猩较为接近而不像猴子那样由猴王独享交配的权力。低等动物比如鱼类昆虫等的繁殖采用的是多卵子政策，即后代数量众多，通过自然选择（多数都无法存活到交配时期）繁殖后代，这样后代无法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而繁殖力较弱的生物，比如鸟类中的鹤类则有着相对固定的性关系。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则由于主要是单卵子的和多精子生殖模式，这种方式对于后代从父母那里获取更多的教育非常重要，同时由于一次只生一个孩子，孩子的存活对于父母的意义也更为重要，所以相对固定的性关系和家庭关系对灵长类动物的繁衍至关重要。由于人类的后代的成熟期在灵长类动物中最长，早期面对严苛的自然环境，人类的幼儿需要同时来自父母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更多的生存机会，这种自然的力量逐步形成了人类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的家庭雏形，并逐渐向一夫一妻制为主的家庭制度过渡。
我相信，哪怕是在原始时期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或者几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习性。他们彼此发生性关系，共同养育子女，男子是家庭的保护者和扶养者。
——E· A·韦斯特马克 《人类婚姻史》 1891年
人类的本性是种群内的互助和个人的生殖竞争，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个理想的繁殖对象，在原始人类时期，母亲不可能不知道哪一个孩子是自己的，而父亲也同样在意这一点，即使他们还无法完全的确定。女人之间可能相互帮助看护幼儿，但是这种种群的互助和对儿女的养育还是有巨大区别的。黑猩猩的例子证明，黑猩猩的交配都是复杂而有序地围绕生殖权竞争展开的。有记录表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的一个黑猩猩家庭，它们由一对成年黑猩猩和两个幼仔构成，两个幼仔的年龄差距较大由此可以确定这个家庭至少存在了两个繁殖季节以上。雄性的黑猩猩还会给磁性的黑猩猩和幼仔在树上搭建巢穴，而自己则睡在下面的枝杈上。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12:11:04
在黑猩猩的社会中，体格健壮崇尚勇武的现象明显较猴子和狒狒要少很多，一群黑猩猩的首领并不一定是最强壮者，反而通常是一位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熟练驾驭并协调社会组织的智者。
人类在远古时期就形成了夫妻的家庭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是自然形成的，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的幼儿需要的后天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巩固配偶之间的联系，人类的进化还产生了爱情这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把男女双方在交配期强烈的联系在一起，并使男女双方都对第三者都具有强烈的排斥性。生理学告诉我们，像所有情感一样，爱情源于大脑。我们感受到爱的激情，是因为大脑中特定的神经化学体系让我们产生这些情感。 最近进行的几项研究揭示了人类爱情的大脑化学机理。像那些一夫一妻的大草原田鼠一样，人类的催产素感受器位于大脑中几个富含多巴胺的区域。
人类学会使用工具，特别是学会制造工具之后人类的生存技能有了质的飞跃。原始人开始向猛兽投掷第一块石头之后，人类的攻击能力已经没有竞争者了，人类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旅程，人类开始从非洲向世界扩散。由于工具和武器的出现个体之间的能力比较平衡，特别是石斧、矛、弓箭的使用使得剧烈的打斗更加危险，人类逐步放弃了内部雄性打斗为主的求偶模式，转而寻求相对平和互相制约的竞争方式。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不但力量比我大，而且还相当腐化、懒惰、凶恶，竟至强迫我替他觅取食物，而他自己却无所事事呢？那么，这个人就必须下定决心时时刻刻注意着我，在他要睡觉的时候，还得十分小心地把我捆绑起来，免得我会逃掉，或者把他杀死，也就是说，他必须甘愿给自己增加一种负担，而这种负担远比他自己想避免的和他所加给我的还要大得多。除此之外，他的戒备会不会稍微松懈一下呢？
——雅克·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卢梭告诉人们，在原始的自然状态奴役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南非的土著在发生争执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别说谁打谁小、谁高谁矮、拿起家伙来，让我们用弓箭说话。”武器的发明在人类文明的初期使得部落内部更加趋于平等。但是随着武器的复杂程度和杀伤力的增加，在某些时期武器又成为人压迫人的工具。
部落内部的平等使得生殖机会的选择机会更加公平。近现代的记录显示在许多原始的部落民族中，一夫一妻制也是主要的婚姻制度。虽然很久以来文明世界的传说往往把这些原始民族描绘成处于乱交阶段的野蛮人，但是认真的田野调查都越来越趋向证实，无论原始部族的发展多么落后，这些部族主要的家庭结构依旧是一夫一妻制。列维·斯特劳斯记载在巴西的原始部落中，已婚的夫妻和未婚的单身男女分开居住。欧洲殖民者在发现夏威夷群岛之时，岛上的原住民社会还处于新石器时期，但是虽然已经有了稳定的社会阶层划分和集权制度，但是实际的家庭形态依旧是，以一夫一妻制为主的间有一夫多妻的现象。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12:23:54
十九世纪末，人类学家对马来群岛的原始塞芒人的记述表明，当地的原始部落依旧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一夫多妻的现象只能在与马来人交界的部落才能见到，而在纯种的部落中淫乱和通奸一般会受到严惩乃至被处死。那里的夫妻多是一夫一妻制而且很少离婚。
2003年，美国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欧文·洛弗乔伊日前提出，男女身材大小差距很小，表明人类祖先多实行一夫一妻制。欧文认为一夫一妻制正是保证早期人类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进化领域里，异性之间夸张的体形差距意味着，雄性需要依靠巨大的体形赢得配偶争夺战的胜利。另一方面，较小的体形差异意味着雄性之间打架的时间较少，照料配偶和后代的时间较多。
人类在原始社会的平等来源于，人类个体成员之间能力的差异减小。投掷的石头的技能使得即使不是那么强壮的个人挑战强者成为可能。女性也可以由此拒绝多数其所部中意的男性求偶者。
人类内部的生存和交配权竞争成为社会的主线。在此过程中人类逐渐稳定了一夫一妻的家庭规则，而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制度，由于种群内部相对平等的生殖竞争关系，说明人类在远古时期就有了原始的成员之间平等的社会规则。一夫一妻制为主的家庭结构是人类平等的自然习性，这种制度说明人类的竞争已经摆脱了完全靠体力竞争交配权的阶段，人类的多数成员都可以得到交配繁殖的机会，人类的生殖竞争走入的体力和智力等多方面竞争的新阶段。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成为原始部落中要求权力平等的重要基础。自然的权力是能力的天然体现，人类的进化特别是武器的出现形成了早期人类社会权力平均的基本原则，并把反对不平等权力的愿望强化并根植在每个人的意识之中。虽然人类的文明历史中集权政治几乎一度垄断了所有大国的政治体系，但是多数普通人依旧延续着原始部落时期流传下来的公平、平等的法则，他们在家庭中、朋友中都遵循者这样的原则，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社会环境。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12:26:25
另外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权力则是群体中的领导权力，而在现代社会中国家领导权力的争夺成为社会竞争的一条主线。在原始时期作为首领的好处是可以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源和交配机会。另一方面，作为首领也可能会承受更大的风险和承担更大的责任，个人对领导权力的欲望也是人类群体意志的趋势，每个人的内心都希望社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这也说明了为何有时某种权力并没有非常实质的利益仍然被激烈的争夺。原始人类的部落首领在早期已经脱离了单纯依靠体力竞争的阶段，在部落中年长而有经验的长者常常成为部落的首领。小的原始部落只有20-50人，他们的成人之间大致平等，他们没有制定的首领也没有等级。男人必须要和邻近的部落通婚，待嫁的女子则必须出嫁到邻近的部落，这种外部通婚关系逐渐联系成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成为后来国家的雏形。在部落需要做出决策时候，他们会集体讨论并作出一致的决定。原始阶段由于人类能力的平均和血缘上的纽带，造就了部落中原始的民主决策机制。而首领的产生也是通过民主讨论形成，而民主的保证是成员间的权利和能力的平均。首领的权利多数情况在于决定公共事务而不是决定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个人之间的问题通常由部落的伦理决定。罗素认为“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一向是存在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了解所急得远古时代。”这确实是表面的现实，但实际上这些原始阶段的权力差异大多是对公共事务的权力而不是个人的人身权力的不同。大多时候原始的部落首领不可以独享猎物，但另一方面，虽然首领可以通过某种不明显的措施使得自己的亲友获益，但这样做也带来了失去头领地位的风险。然而，从石器时期开始人类开始信奉原始的巫术，巫术的出现使得公共权力从部落首领向巫师倾斜，同时首领和巫师的地位也愈加稳固了。
至于巫术的起源，心理学家的实验可以证明：巫术的来源——迷信大多来自人类环境认知的偏差，人类对环境的认识来自某种因果关系的探索，其中有些是正确的比如认识到草种子和果实的关系使人类有了原始的农业，有些是错误的，比如下雨和鬼神的关系。自然界中动物会条件反射般的把某些结果和实际没有关系的因素联系起来，这一过程为的基本模型为：情境→→行为→→结果→→学习（将结果和某种因素联系起来）。1948年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Skinner·B·F）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实验，实验证明即便是鸽子也会在某些情境中产生了特定的迷信行为。
斯金纳把鸽子放到一个箱子里。箱子里有食物分发器，每隔15秒落下食物。然后
然后什么也不做。就观察鸽子就可以了。几天后，实验结果出来了。在每次间隔的15秒没有食物的时候：
一只鸽子总在箱子中逆时针转圈。
一只鸽子总是用头撞箱子的某一个固定的地方。
第三只显示出某种上举动作……
斯金纳的那次试验放了8只鸽子，其中6只出现了各自不同的奇怪习惯。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鸽子的行为与获得食物没有因果关系。但鸽子还是这么做了，就好像它们这么做了，确实就会得到食物似的，鸽子变“迷信”了。另外在持续多次的失去联系后迷信也会消失，而实验中鸽子迷信消失的次数居然达到一万次。斯金纳就是用这个实验来解释人的迷信行为的原理。同样的原理人类产生了古代中国人求雨的巫术，现在人们知道下雨实际和那些巫术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长久的干旱后，举行的巫术活动，遇到下雨的机会将逐渐增大。
1961年，两名心理学家布鲁纳和列维斯基（Bruner & Revuski）用这个原理给人类作了实验试验。实验非常简单。4个高中生，按电报机的键。键有多个，如果按对了，就能得到硬币。按错了，什么也没有。真正的事实是（当然4个高中生并不知道），3号键是奖赏键，只要按他就能得到硬币。但必须要间隔10秒，3号键才会起作用。也就是说连续快速按3号建没有用。
实验的结果是，一段时间后，高中生变得“迷信”了：他们各自形成了自己固定的一套按法，比如按1，2，3，4，再按1，2，3，4……因为他们认为这么按就会得到硬币——他们确实能得到硬币，因为里面有“3”，但跟序列没有关系。
随着原始人类的迷信行为不断加深，巫师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巫师们发明了很多骗术来巩固他们的巫术的可信度。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记录了巴西土著的巫师们利用骗术来验证他们的法术的记载。巫师们用一种藏在自己口中绒毛和自己口中的血来验证巫术的成功，这种骗术类似今天的魔术。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巫师们显然已经从巫术中获取巨大的利益。巫术在原始部落中可以用来决定一个成员的生死，通常看到的记载是，巫师们判定某个部落成员是魔鬼的化身或者被魔鬼附体，这样巫师的压迫手段就变得越发恐怖了。
古代埃及的法老，就是一种神的替身的角色，法老被指定为伟大的太阳神之子，法老的大臣都是僧侣，自己则是僧侣的首领。中国古代的国王如商王、周王也自称为“天子”既上天的儿子，在商代大祭司的地位仅次于国王。史书记载，商俗迷信，商王武定为了任用地位低下的伊尹为相国，命令画工画出面貌四处寻找，由于迷信那些贵族们也不敢反对。到近代中国西南的苗族人依然虔信巫术。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此时的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村寨的长老。人类社会的进化在巫术出现后完全走向了靠智力竞争头领的阶段。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　13:55:23
古代埃及的法老，就是一种神的替身的角色，法老被指定为伟大的太阳神之子，法老的大臣都是僧侣，自己则是僧侣的首领。中国古代的国王如商王、周王也自称为“天子”既上天的儿子，在商代大祭司的地位仅次于国王。史书记载，商俗迷信，商王武定为了任用地位低下的伊尹为相国，命令画工画出面貌四处寻找，由于迷信那些贵族们也不敢反对。到近代中国西南的苗族人依然虔信巫术。巫术活动由巫师主持。此时的巫师大多是非职业化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巫师还兼任村寨的长老。人类社会的进化在巫术出现后完全走向了靠智力竞争头领的阶段。
巫师的专权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不是那些原子弹和坦克飞机而是人们心中的思想，要解放现实中的奴役最主要的还是改变人们的特别是士兵们的思想。公元前3世纪，印度历史上著名的阿育王，在多年的征战后，曾经留下这样的感慨，“真正的征服是精神上的征服”。1989年的苏联和华约专职国家的崩溃，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当派去镇压集会群众的士兵们，要么倒戈要么拒绝执行命令的时候，思想的力量让苏联的坦克和大炮相形见绌，那个美国武装到牙齿的战争机器也无可奈何的专制集团，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因为无论怎样的武器都要由人来完成（这些人多数来自平民的子弟），人的思想发生坚决的改变，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的了。思想的解放才能达到社会的解放，否则即使有民主的制度也会形成事实的压迫，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巴基斯坦、伊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林肯曾在任命一个总司令时写道：“他们告诉我，你有志于独裁。达到独裁目的的途径是打胜仗。我指望你打胜仗，甘冒出现独裁的危险。”林肯这样做错不了，因为美国的军队不会追随一个将军去攻打文官政府。这是因为士兵们普遍信仰美国的自由精神。而两百年前，在十七世纪，英国克伦威尔的士兵很愿意遵守他的命令去解散长期议会，但在假如十九世纪的威灵顿公爵或者二十世纪的麦克阿瑟也计划这么做，那么，谁也不会听从他的吩咐。
领导权力的获得并不是都是有利于自身的，头领在争夺的过程中受伤甚至被杀的几率远大于一般的成员。另外，领导者同时负责群体的决策，这些决策对群体的生存往往至关重要。作为头领往往最先面临危险，对群体的安全负有更大的责任。自然界中猴子和猩猩的头领成为捕食者的猎物的可能性非常大，我曾经在一个关于动物纪录片中看到，一群猎犬的头领在于狮群的争斗中首先成为牺牲品，被一只雄狮扑到咬死。在中国和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皇帝的寿命大多很低，非正常死亡的例子也有很多。但是人们还是全力争夺这个终极的地位，这种驱动还是归之于群体动物首领的天然的竞争机制是群体动物的本性。
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头领对于一个群体的意义虽然事关群体的生死，但人类对领导权的争夺却产生了一些异化，比如世袭制，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世袭制的本源是人类部落头领权力的增加和巫师武士的利益集团联合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明确记载的世袭制，始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源于大禹个人权力和声望的空前增长。从《史记》的记载中大致可以推定，大禹可能和一些重要的军事头领达成默契，大禹把首领的位置传给儿子——启，作为回报，大禹承认或者支持重要职位的头领们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的行为。这就是后来的封建分封制的雏形。事实证明，后来的军事首领们对反对派的镇压，在启的即位和夏朝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还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群体中，成员对于头领的遵从。牧羊人懂得只要控制了头羊就可以控制羊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原始社会的意识围绕着两个极点聚集，一个是萨满(泛神论的巫术)的内心体验，一个极点是群体的共识。自然界中任何一个群体的头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显然也需要多数成员的共识和认可。
在自然界中，一方面尊从头领有利于群体迅速的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而迅速的反应意味着生存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遵从是非理性的。这主要来自人类的大脑模块，进化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类的大脑在进化工程中产生了多种相矛盾的能力，其中一种是仔细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但是这种能力需要相对较多的时间，这种能力属于大脑中的高级模块。另外一种是直接的感觉能力，这种反应通常在很快的时间完成，这用能力相对比较模糊，出错的机会也很大，但是这种能力对于比如人们总是把一些紧急的事件有所反应，这个模块来自人脑的遗传的躲避掠食者模块，属于大脑中的较为低端的模块。比如，我们现在依旧会被任何突然的声响惊吓，无论这种声音是否真的有威胁，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警报是错误的，但是由于这种本能的反应机制的存在，对于个人脱离危险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群体而言，在危急时时刻对头领的无条件服从和跟随也是社会动物的天然本性。例如在火灾时多数人们会非常自觉地听从任何人的指挥，而根本不会去想这样做是否真的有帮助。而这种遵从心理显然也是盲目的和无理性的。但是这些理性的或者非理性的追随者，被一些人比如巫师酋长的利用，这些人甚至自身也不知道为何大众会听从他们的指挥。但是，这些盲目的遵从者最终对巩固原始时期人类压迫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长远利益来看，遵从头领的策略会取得很多好处，在自然界可能可以获得优先分享食物的机会，在人类社会则可以获得世袭或者变相世袭这样的利益。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盲目遵从甚至成为了某种文化现象和心理机制，如日本文化中对领导的绝对服从，和日本武士道文化。又如一个现代的公司的员工会盲目的遵从上司明显违背法律的命令。心理学家发现，在社会中人们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盲从现象。而年轻人的盲目成为最容易被煽动或蛊惑的目标。红卫兵、党卫军、都是以年轻人为骨干建立的，这些组织中士兵的年龄因素无疑是将其训练成杀戮机器的绝好条件。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18　12:43:34
武器的发明使得人类的头领的产生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靠体力的打斗不再是单一的方式，原始社会的部落成员间的权力也更趋于平等。在人掌握了武器后，还有一项显著增加的重要事务就是合作捕获猎物，虽然在没有武器之前可能也存在着捕猎的行动，但是那算不上不是原始人类的主要来源。人类学家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人类学发现，非洲塞内加尔的雌性黑猩猩经常会咬下树枝，当作矛来追捕猎物。很多动物都懂得使用工具，但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发现动物使用武器猎食，显示黑猩猩比人们所想的更近似人类。雌猩猩和发育未全的雄猩猩常会用树枝觅食，但有能力捕食较大猎物的成年雄猩猩则鲜有这种行为。黑猩猩会用武器追捕丛猴。黑猩猩不会弄断丛猴栖息的空树干，这样会让牠们逃脱，黑猩猩会先用尖树枝戳进树洞。可以推测人类最早的武器必然是投掷出的石头和弄尖的木矛。人类在掌握了较为实用和专门制造的武器后，大规模的猎杀行动开始了。这个时期人类的食物逐渐丰富了起来，从小羚到大型的猛犸都可以成为人类的美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分配这些大型的猎物。显然参加狩猎的人都有资格获取一份蛋白质丰富的鲜肉，但是许多考古学家并不认为猎物的分配仅限于参与捕猎者。
人类学家对当代狩猎采集社会进行了研究计算，结果显示女性对于族群的饮食比男性贡献了更多的热量。作为蛋白质的来源，肉类是饮食结构中相当关键的补充。不过，在狩猎的途中男人们仍然靠着植物食品来补充能量，当捕猎的行动失败时，整个族群都要依赖植物食品维持生存。
——《全球史》 杰里·本特利 赫伯特·齐格勒
人类早期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群体内部互助的模式，对于捕获的猎物具有共有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分配源于早期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较为不均衡，有人做过统计，六个人协作捕猎和一个人单独捕猎其分险降低了约80%。一小组人也可能连续数天一无所获，所以需要别的成员接济些食物，另一方面对于捕获的大型猎物来说，比如野牛，其能够供给的肉类也远超捕猎人员未来几日内的食量，在没有发明可行的保鲜方法前，供给其他成员食用也可以换取下次的获取其他成员接济的权力，由于食物贮存的瓶颈和人类耐受饥饿的能力限制，将一无所获的风险分摊，共享猎物是一个群体和所属个体之间现实和明智的选择。
直至今日聚餐仍然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联络情感的方式。从原始的亚马逊部落到国家元首之间的外交餐会。分享食物是人类最为普遍的表示友好的方式，这种习俗无疑是人类远古的祖先们共同捕猎和生活的遗传。另一方面人类从原始时期开始就倾向于把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和小型猎物归于个人所有。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人常常一起分食从森林中捕获的大型猎物，但是小猎物和采集的香蕉却都归个人所有，这种分配方式是由于小猎物和采集通常是由一个人独自完成的，同时也便于采集着藏匿。一方面原始人的食物分配方式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之中，在另一方面，原始人分配食物的方式又由于其地理环境的不同和可获取的食物的不同以及获取食物能力的不同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类分配食物的方式也引发了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的复杂的交错和划分问题。
生活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至今仍旧处在农业社会的边缘，哈扎妇女一般从事采集植物和蜂蜜的劳动，而哈扎的男子则沉迷于用弓箭捕猎大型的猎物，羚羊通常是男人们日常的猎物，但是偶尔他们也能捕获长颈鹿这样的大型猎物。长颈鹿等大型猎物无法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保存，所以捕获的长颈鹿都归部落共有，甚至捕猎者在分配食物时也难以获得特别明显的优惠，甚至存在着猎物越大猎手得到的越少的现象。一旦鹿肉被抬回村子，捕获者就无法将其收归己有，而且吝啬的行为会被大家所唾弃，与捕获者非常不利。而作为小型的猎物比如珍珠鸡在习俗上则完全归个人的家庭所有。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1-29　19:34:31
虽然这样，哈扎男子还是醉心于捕获大型的猎物，这是因为哈扎男子获得了一些无形的社会回报。成功的捕获者被其他男子嫉妒同时被妇女们仰慕。这种荣誉的欲望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罗素在《权力论》中说，“ 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对于荣誉的取得，虽然也有功利的因素存在，但是单纯的荣誉依旧驱动着各色人等。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家曼克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社会刺激，为公共利益效忠的行为就很容易解释。比如，一个成功的商人会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宣布自己愿意出资建设一座灯塔。通过上一章的关于人性的描述，我们知道这种社会刺激正是人性中内化的种群驱动力量。同时这种荣誉的获得也有助于，个人获得妇女的青睐，而妇女的青睐本身也是某种群体意志的内在驱动。比如，战时的妇女往往非常青睐战场上的英雄，尽管这些英雄可能很快就会丧生，这种驱动和女性日常的物质偏好。有着截然不同的趋向。人类权力的欲望，不仅仅是个人自利的驱动也同时来自群体意志的驱使。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获得社会的肯定，同时很多人把社会肯定作为自我实现的目标。
回到人类的原始阶段，人类初期的权力是由集体和个体的利他行为、互利行为、排他的行为的三种行为的范围交错构成。人类初始的财产的权力自然由公有、私有按照部落的伦理构成，而所谓分配的伦理实质是部落成员之间达成的分配协议。人类的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权力是缔结婚姻的权力也和财产权息息相关，许多原始的部族依旧将婚姻看作财产交换的一种形式，一个父亲可以用自己的女儿去换取几头牛的财产。世界上多数民族的婚姻依旧保存着复杂的聘礼嫁妆等等财产交换形式。
在非洲中南部一个沙漠中，还生活着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始部落——卡拉哈里。这个部落习俗规定，用毒箭射杀的猎物，箭头的主人享有分配食物的权力。但是作为狩猎者，可以先喝掉动物的血。对于集体获取的猎物，捕猎者只能先行分食猎物的内脏。如此严苛的分配食物习俗，源于这个部落处于严重的食物匮乏状态。箭头所有者的分配权是原始的资本主义。集体获取的猎物分配权则是原始的配给制度。人类分配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完全被文明所改变。在二战期间的崇尚自由资本主义的英国也由于受到德国潜艇对航运的严密封锁,不得不对基本民生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制约分配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件是社会可获得的资源总数。
在自然界中较为常见的另一项权力是动物对领地的占有权，雄狮经常会用尿液的气味标注其领地的范围，每当有别的雄狮侵入都会有一场新的争斗。作为群体动物，人类的领地观念也是天然形成的。人类的部落和国家之间也延续着同样的游戏。争夺领地的内在驱动依旧是保障生存的权力和交配的权力。由于人类和猿类从根本上就是群体动物，人类的领地观念是群体的概念和个人的领地的复杂的混合，这种领地观念在现代文国家中依旧得到了保留，即使在最文明的国家中，国家之间、中央政府、地方州或省、到县、到镇再到居民家庭，人类的社会群体内部和家庭内部无不有着层层嵌套的划分。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6　14:18:12
即使在土地没有私有化的文化中和原始部落中，领地的争夺同样也产生残酷的战争。从化石证据来看，远在距今14万到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部落之间就开始使用武器互相杀戮了。科学统计显示当时的原始人至少有5%的人口死于相互的争斗。
原始部落的领地里，部落成员一面要共同维护领地的边界，另一方面部落成员内部语言存在某种程度的划分，人们会自发的形成某种形式的个人或者家庭的势力范围。在巴西的原始部落中，已婚夫妻和未婚夫妻分开居住，在部落居住地的中央有着公共活动的广场。在太平洋上的美拉尼西亚群岛，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描述了特洛布里恩群岛中的奥马哈卡纳（Omarakana）村子的平面图。村子中中心的广场属于男人，街道部分属于女性，单身汉有特定的居住区域，已婚夫妇必须住在周边。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原始社会的部落中，人类的领地也有极为复杂的划分方式，这些划分就是明确的又是相互重叠的。
人类社会对于集体领地的观念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观念，但是个人的土地私有概念和相应的土地私有权力却应当是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而出现的。即使在古代，土地也很少完全被个人真正占有。国王拥有征用权，所有者拥有开垦的权力，路人拥有通过的权力。
由于权力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长期的进化，人类早期的权力形式就注定是复杂而交叠的，人类社会的基础是权力，权力有着公共事务的权利和个人事务权力的划分，但是很多情况下权力是二者的混合。权力的划分、分配、组成是社会良好运转的基本条件。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6　17:17:32
人类之所以组成社会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繁衍，而不是为了被压迫、剥夺和奴役。为了更好的生存和抵御野兽和恶劣的环境，人类从进化的开始阶段就已经是群体动物和社会动物。在原始状态，部落成员都存在着采集和狩猎的共有阶段，一般妇女采集，男人打猎，虽然收获多有不同，但是每个部落成员拥有获得一份食物的权力，即使在最原始的部落中也存在着复杂的权力范围划分。列维·斯特劳斯就曾提到
在北美洲，（印第安人）神话解释了火种的来源，但是火种则置身于一系列的财产中，这些财产的排列标准只有一个：那些财产是用来交换的，那些财产是用来共享的，哪些是留给自己的，一些乍一看粗俗可笑漫无目的的故事，一旦经过细致的分析，就会显示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哲学。
——《人类学讲演集·裸人》
作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能过持续运转的关键就在于，社会成员内部的权力划分。原始的部落中一般存在着，成员个人的权力，家庭的权力，血族的权力，等等复杂的划分。一般情况下，这些权力的划分由于长时间的延续被固定下来，成为部族的基本伦理。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天然的拥有管理自己身体权力，比如是否留胡子，穿什么样的衣服，今天是否出去打猎，当然最为重要的一项权力是选择交配对象的权力。另一方面，一些权利则关系到公共资源的权力，比如妇女可以在所有的部落领地内采集植物根茎和果实。另外还有一些，则来关系到每个个人，但是必须由集体决定的集体选择权，比如部落要向哪里迁移，是否要和别的部落交换富余产品选择什么进行交换，这种选择权力必然会因人而异，所以常见的方式是，推选一个首领或长老来决定不落的集体选择问题，把分散的个体成员的选择让渡到少数人手中。而这种方式就产生了民主代议制度的雏形。而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核心依旧是权力及其行使范围的划分。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复杂程度的增加使得权力的范围和关系也必然相应的更为复杂。
经济学的基础也应当是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人的权力，资本的权力，产权，集体谈判权之间的关系也仍旧是一个模糊的和充斥着利益博弈的领域，而现今世界上，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资本的权力，大于人的权力，甚至存在着资本权力大于生命权力的现象。巴西政府面对艾滋病逐渐蔓延的严重局势，1997年巴西政府决定鼓励国内的制药公司复制抗艾滋病的专利药品，也就是公然倡导废除这些药品的专利权。这样做的结果是，巴西国内市场中，这些药品的价格大幅下降，只达到美国同类药品价格的1/4，个别药物甚至只有1/16。然后，巴西政府付费买下这些仿制药，免费发放给艾滋病患者。这项措施，使得巴西艾滋病患者的死亡人数急剧下降。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6　21:32:25
面对资本的专利权和患者的生命权，人们又处在了两难的选择之中。美国政府接受了专利持有者的立场。美国威胁要实施贸易制裁那些侵犯专利权的国家。同时，美国还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控诉巴西，指责其破坏了国际贸易的规则。但是在世界和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之下，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宣布不再对侵犯专利权的国家实施贸易制裁。好几个国际组织都积极出面进行协调和组织谈判。一些私人基金则提供了资金支持。2000年，5大制药公司同意就出售给亚非国家的药品价格进行谈判。2001年，主要大公司宣布，它们决定仅以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药物，这相当于西方国家药价的1/10。其中一家公司宣称：它们不打算在非洲的艾滋病药物上获取什么利润。
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放任资本权力的危害，同时也看到了给以资本权力和其他的权力的平衡和谈判最后能够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所以，需要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加以检讨，重新界定和审视资本的权力，并对资本的权力加以限制应该是未来世界政治的发展方向。在德国根据该国法律，雇员在董事会中有其代表。尽管离真正的权力平衡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但是这个例子说明，民主本身也给予社会一种缓慢的自我调整的能力。
第二章 【完】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6　22:58:27
第三章 自然资源的共有权力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雅克·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的问题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但是显然这个问题依旧困扰着后来的人们。土地私有一方面是压迫的产物，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源于原始农业的发展，使得独自的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职的生存方式称为可能。即便如此原始农业的初期，相信多数情况人们依旧共同拥有他们耕作的土地，共同拥有他们的收获，其主要原因还是部落的粮食还无法有大量的富余。上文我们得出的一个间单的规律是，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可以推断，原始农业的食物存量只有在能够明显的超出人口的需求时，土地的私有才可能成为现实。即便如此，直至近代世界上的很多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依旧共同拥有他们的土地，共同分享多数的收获。在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时，印加帝国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农业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土地依旧是“公有制”的。
1854年，美国政府要求签约，要以15万美元买下印第安人的200万英亩土地。当时的印第安酋长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州议会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
你们怎能买卖天空？怎能买卖大地的温暖？这念头多么奇怪啊。……在我们心中，每一片闪光的松叶，每一块沙滩，每一团密林中的雾霭，以至于每一块空地和嗡嗡叫唤的昆虫都是圣洁的。树中流动着汁液，载负着我们的记忆。……空气对于我们也是宝贵的，因为万物生灵都一同呼吸。白人好像没有注意到他所呼吸的空气，向死亡多日的死人，对恶臭没有反应。但是如果我们卖给你们土地，你们必须记住空气对于我们是宝贵的，空气和她所抚育的生灵同享她的精神。她给了我们祖先生命之初的第一口呼吸，也给了他们生命之终最后的叹息。……我们知道，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
虽然着篇文章是否真的出自印第安酋长，是个颇受质疑的问题。但是无论谁写下了这段优美的文字，这篇文章中，西雅图酋长谈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土地是私有财产那么空气为什么不能成为私有财产？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某人或者某集团宣称，空气归他们所有怎么办？是否无力支付费用的人将不得呼吸？既然作为自然资源的土地矿产能够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那么为何不把空气也列为私有财产？显然没有人会这么做，因为空气本身无法被认为控制。唯一合理且可行的答案就是空气是自然界的资源，空气天然的归全人类每一个人所共有。
由空气是自然资源，还有天上的雨水，海里的鱼类，显然土地矿产也是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本身不是人类的劳动所得，出于人类要求平等的天性，自然资源理当归人类每一个人共有，由于国家的存在，现实的理想只能是自然资源理当归每一位国民共有。同时人类的一项基本的权力应当是获取生存资源的权力。比如人类生来保有呼吸、饮水、使用土地的权力。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我们就自然理性来说，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其他物品。”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7　20:38:41
自然资源具有天然的共有属性，假设在一个非常封闭的无人居住的山中，来了一群移民，移民们先分配了各自的住址，然后大家开始寻找水源，可是恰巧只有一家人家的院子里能够打出井水，显然这家人家不能向其他人家索取回报，否则这家人家会被村民们赶出村落。这个假设说明，对于天然的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问题显然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但是，回顾历史，土地和矿产的私有权力，多是少数人暴力和压迫的产物。而土地问题也是工业革命前亚欧大陆上各个国家的社会矛盾的主线。二十世纪30年代的罗素讲述了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这是很明显的。波斯南部时有之所以属于英波石油公司，是由于英国政府明令禁止其他任何人侵犯它，而英国政府有一直强大，能过贯彻它的禁令；但如英国在一场重要战争中打败了，这里的是有所有权就很可能发生变化。……美国石油之所以属于某些公司，是因为它们对于油田享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权，而美国武装力量有准备随时执行纪律；至于油田的原主印第安人之所以不再有合法权利，是因为它们在战争中打败了。洛林铁矿属于法国公民还是属于德国公民，要看两国在最近的战争中谁是胜者；如此等等。
——罗素《权力论》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7　20:45:38
罗素的分析很形象地说明了土地私有的一个来源——军事的征服。另一方面，人类特别是血族关系的存在也使得原始农业时期，家族拥有土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家族联盟成为部落，部落联盟成为国家，最终土地的分配被国家政权所左右。《诗经·小雅·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国王是所有土地拥有者。西周时期，国王拥有所有的土地的分配权，国王将大部分土地租给诸侯，并享受各个诸侯的地租。而诸侯则驱使农民集体为其劳动。《诗经·豳风·七月篇》就是周国先人居豳时的农事诗。诗中叙述贵族和监工，监督着农夫农妇整年不息地为公家作工。农夫种地、打猎、修宫室、凿冰块，农妇养蚕、纺织、制衣裳狐裘。公家给农夫农妇衣服，饭菜柴火薪樗。只有打猎时所得小兽，允许农夫私有，其余生产物全部归公，这显然是原始狩猎部落的伦理影响。从这篇古诗来看，与其说贵族掌握了土地私有权不如说贵族掌握了土地和农产品的分配权，也就是说土地实际还是有着一些公有色彩的。
也有很多思想家为私有土地的合理性辩解。洛克曾经用劳动为土地私有制辩解。而实际上当时的英国的土地制度是准国有制，在1775年以前，英国土地实行的是“公地制度”或“公开地制度”(Open Field System)“公社经济(Communal Economy)”，绝大多数土地属于王公贵族所有，但是农民也有无偿使用的公共牧场。
这就是说，为了生活需要而改良土地，从而把属于他的东西、即劳动施加于土地之上。谁服从了上帝的命令对土地的任何部分加以开拓、耕耘和播种，他就在上面增加了原来属于他所有的某种东西，这种所有物是旁人无权要求的，如果加以夺取，就不能不造成损害。
——洛克《政府论》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7　21:17:44
洛克的观点有些偏颇，显然对土地加以劳动改造不等于可以永远拥有土地，否则如果一个园丁对一个花园加以改造就可以取得花园的土地所有权。对于开垦的劳动或许有权取得回报，但显然不可能是无限期的。这个道理就像现在的著作权和专利权的时限一样。一个人开垦了一片荒地当然可以有权要求，在未来的十年或者几十年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他无权永久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因为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天然的归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甚至作为自然资源的矿产品如铁和铜，也会在极端的战争状态下被定为战备物资，政府会要求百姓上交用于制作枪炮子弹等武器。另外产权概念的出现也有助于化解，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矛盾。科斯（Coase）在《社会费用问题》一文中首先讨论了产权，他说：“个人拥有的包括义务和特权在内的权利将在很大程度上由法律决定。结果，法律制度就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起着控制作用。”在这里，产权本身就是一种安排和平衡权力的法律机制。
现代国家中许多都有大量的国有土地，如俄罗斯国有土地占国土面积的92%，加拿大90%，新加坡83%，荷兰占80%。瑞典自1904 年开始推行土地公共所有的政策，规定土地一旦被收购便永久成为公共所有土地，再不能出让给私人所有。1964 年斯德哥尔摩市已将70 ％的土地变为公有土地。英国自1979 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住房私有化，住房所在的土地相应由公有变为私有，公有土地比例随之呈下降趋势。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一个流传甚广的偏见，是所谓集体所有制、公有制和限期使用制对资源的破坏。对于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破坏性掠夺性的使用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多的情况下也存在着共有财产被小心的看管起来。比如英国自中世纪以来，共有的土地就被严格的守护起来，每一项权力都被私人拥有，比如砍伐树木的权力，放养猪的权力等等，但是所有活动明显的要符合伦理和规则，比如放养的牲畜被严格的限定数量。英国的领地法庭的纪录还保留着当时的登记表。所以，公有资源被破坏的问题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相关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的能力问题。例如，几千年来，地主把土地按一定的限期租给农民，农民并没有过渡耕种或放牧而把土地变成荒地，显然这是由于地主对自己财产的监管。在现代对于房屋的租客来说，房东的监管方式也决定了租客对房屋设施的爱护程度。既然私人的业主可以很好的监管财产，为何政府就监管不好。即使政府真的监管不好，也可以委托专业的私人公司来做好监管工作。现代世界各国的土地制度大多对土地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例如，1981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农地保护政策法》，对基本农地，禁止其改变成非农业用途。美国是土地私有和公有同时并存的国家，这项法律说明政府有权对私有的土地的用途做出规定和管理而同土地的所有制没有关系。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7　21:32:50
肯尼亚北部在一个叫图尔卡纳湖（Turkana）和特科维尔河(Turkwell River)的两岸，散落着大量的刺槐树的豆荚，这些豆荚是羊群的绝好饲料。传统上牧羊人要在此地放牧必须要得到当地的长老们的许可，这等于变相地支付了地租。后来政府接手这片河谷，从新制定了放牧规则，牧羊人可以自由的出入放牧。不久，由于过度放牧，这里的植被被严重地破坏了。许多学者以此来说明国有化的弊端。而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何当地长老所有就可以保持植被和资源。为何国家就无法象长老那样管理河谷？实际上在国有后，完全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选定牧羊人，并制定合理详细的规则同时指定官员进行监督。这样既可以获取地租又可以使得大众获得土地红利。公有制的土地同样可以提供生产效率和资源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产权关系的法律约定，而产权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制度和政治制度，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政治制度应当是这个民族能力的最佳的体现。普芬道夫（Pufendorf）《自然法与万民法》中关于不同的权力也有论述，“同一样东西根据持有方式的不同而属于不同的人。因此，同一块土地，国家享有征用权，所有人享有直接所有权，使用者享有有效的完全使用权。”洛克认为对于共有资源的观点，“如果规定任何人在把共有的东西的任何部分拨归私用的时候，必须得到每一个共有人的明确同意。”这种理念正是现代处理公有资源的基础。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现代市场环境中的公有土地的拍卖制度。
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土地问题。中国最熟悉的是香港土地制度，众所周知英国在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从清政府手中取得了香港岛的占领权，后来又通过武力和胁迫的手段获得了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的租借权。1903年，港英政府完成了对全港土地的测量、调查和登记，同时对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变革，宣布除新界部分农业用地归当地村民所有外，最终所有权归英国女王所有，由港英政府代为行使。这就是说这些新得的土地大多成为英国政府的财产，接下来土地出让成为香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并使得香港成为免税的自由港。1841年港府第一次批租土地，当时租期未做明确规定。1844以后租期确定为75年，并不可续约；后来港英政府一度把租期从75年延长至999年，而且不补交任何地价。1898年，港英政府认识到租期过长导致政府无法与承租人一同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因此在新批土地时取消了999年租期的租约，代之以75年可再续租75年且不另收地价的租约，同时政府要求承租人在75年租期期满后支付按新标准制定的土地租金，此后，75年租期成为标准租期。
香港回归前，所有土地契约都将期满，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规定，港英时期的土地批租制度将继续实行下去。1997年以前期满的土地契约可以续约；1997年到期的土地契约可以自动延长至 2047年。目前，香港特区政府仍以拍卖、招标或协议的方式批租土地，但新租约的期限最长只能到2047年。另外香港特区政府还可以对一些1985年到期的土地征收年租金。
香港回归后，根据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精神，香港实行港人治港原则，即从法律上讲香港的土地租金所得理所当然地为香港全体居民所有。对于货币化的财富，自然最无争议的方式是，每个香港居民可以平均分配这些土地所得。而事实上这种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年租金，都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非普选产生的立法会决定其使用方向，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出让金的大部分都被用于香港政府的日常公务开支和市政建设，而土地财政的模式使得香港一直坚持实行低税负政策，是目前世界上税收负担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在含有扼止措施的“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的1981年，批地收入占香港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还高达37%。土地出让金这样一个项属于全民的资产用于公共财政看起来也说得过去，但是这种使用方式却暗含着对大众基本权力的剥夺和对富商利益的纵容。现代量能课税的核心理念是按照个人给付（负担）能力而予以课税，对负担能力相同的人课以相同的税收，对负担能力不同的人课以不同的税收。简单地说，现代通行的课税基本原则就是多得者多交。这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税务分配模型来显示其中暗含的玄机，殖民的港英政府和后来的代表富商阶层利益的特区政府正是通过政府的分配达成了对大众财富的侵占目的。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7　22:09:46
假设，政府需要的预算税收是S=10000$,假设有100个纳税人，人均税收是每人100$，土地收益为10000×37%=3700$，人均土地收益是37$。根据香港的贫富差距保守设定在100人中有5%，富人财富量占总社会财富的60%，经过计算5个富人的平均财富是其他人平均财富的28.5倍，那么应缴税款也应等于其他人的28.5倍。这样的假设并没有夸大香港的贫富差距。2006年总部设在赫尔辛基的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负责人安东尼奥·肖罗克说，目前全球财富分配很不平均。2％的成年人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美国名列前茅，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70%，法国、英国的这一比例也都超过50％。香港的贫富差距显然高于美国，美国基尼系数0.40香港为0.56。
假设仅按照财富多少和相应的支付能力征收税款，土地收益为全民均分，平民收入相等，每人应缴税款为α，富人收入相等，每人应缴税款为β，那么这些人的纳税情况如下：
1) 95×α+5×β=10000
2) β=28.5×α
通过计算等式为： 95×α+5×28.5α=10000；
α=42.1$ ；β=28.5×α=1199.85$
平民需缴税52.63$ 而富商则需缴纳1000$。
如果将土地收益37$直接发放给大众，平民实际缴税42.1-37 = 5.1$（港元），富人的实际缴税为1199.85-37=1162$。
而把土地收入全部用于市政的情况下，10000-3700人均的税负变成了6700，同等条件下。
1) 95×α+5×β=6700
2) β=28.5×α
通过计算等式为： 95×α+5×28.5×α=6700；
平民实际缴税α=28.2$，富人实际缴税数为β=804$。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7　22:13:32
通过两个结果的数字对比，大众看似减少了税务支出，而实际上是丧失了公共的福利，而富商则通过削减应纳的赋税大幅度的侵占公共福利，这种财政安排根本上是有利富商和企业而有损大众的。香港特区政府通过操弄土地所得的使用方向，实质上将大众应有的福利用于补贴富豪或企业的生产成本。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用来形容香港政府非常合适。2001年以后香港表示社会平复差距的基尼系数甚至达到0.525，2006年更高达0.56，跟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差不多，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香港有不少企业家是“亚洲十大首富”，甚至是“全球十大首富”，仅李嘉诚一人即拥有超过二百亿美金的资产。同时从上面的模型也可以看到，基尼系数越大，土地收益直接用于财政的方式对富人越有利。随着土地收入的增加，香港政府又做出了一件有利于富人的举措，香港从1915年开征的遗产税，2005年11月2日，香港立法会经过三读通过的《2005年收入(取消遗产税)条例草案》，这意味着在2006年2月11日零时之后去世的港人，其遗产将不再需要缴纳遗产税。香港政府为富人把自己的后事都安排好了，这里面土地拍卖可谓居功至尾。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大陆的土地政策居然可以直接效法殖民地香港的土地财政。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但是土地可以无偿划拨或有偿使用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就是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若干年限的地租之总和，中国大陆的土地出让年限为70年、50年和40年。以2005年为例，2005年中国财政收入首破3万亿人民币，属于地方财政的“土地出让金”就达5500亿元，为总收入的六分之一还多；相当部分的地方财政各种预算内外土地收入比重在50%以上。5500亿除以中国13亿人口，每人应当可以得到423元福利，由于土地天然归全民共有，人民理应分得土地的出让金，这样一个3口之家2005年末应当得到1269元，而按照官方的数据，2006年的农民平均年收入仅2829元，显然谁都可以看到这笔钱对于贫困的中国农民的意义，如果中国农民家庭每年都有这笔钱，那么可以使得多少苦难得以避免。起码孩子们的学费总算有着落了。而实际的情况是他们没有得到一分钱。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世界上很多地方，一向宣称是全民拥有的土地资源，被叫做公有制的土地政策，实际上变成了政府拥有制的土地政策。而真正的土地公有制政策，好像还没有出现。作为公有财产的土地，既然通过公平竞买的方式获取报酬，这些财产又是归全体国民所有，所得也当然归全体公民所有。由于土地招标和拍卖制度的成熟和统计技术的电子化，以及货币收益本身具有可分割的特点，全民平均享有土地所得的分配方式才是天然符合公平和正义的方法。同时国民自行决定这些土地收益的取向，也最符合传统的私有化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理念，即由市场来决定资金的流向最为有效率。从共有的角度和自然的正义的角度来说；合法政府有权征税，但是无权直接将土地所得划归政府的预算。因为，假设一个人因为失去稀缺资源，无法获得回报，那么不是这个人懒惰，而是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和使用者排他性权力决定的。一个贫寒的人首先有权力要求获得拍卖资产里属于他的那一份，而不是由政府决定怎样把共有财产收益分配给需求者。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多数情况下贫寒者甚至社会大众，大多被排除在公有财产的大门之外，即使民主政府也不能完全杜绝利益上对本集团的倾斜。所以共有资源的出让所得应当平均的分配给每一个公民，作为每一个公民失去权力的补偿。遗憾的是，世界各国政府有意无意又不约而同地偷换了一个概念，将全民所有变成了国有或政府所有，很显然国有或政府所有和全民所有还是有区别的。而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像香港政府那样通过数字游戏，将全民福利的土地收益变相的补贴了少数富商和企业的利益。说到这里，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土地政策应当是未来的土地发展方向。而通过香港的土地制度，可以了解到将土地收益为主的公有收益和税务支出两条线计算最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和效率，也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拿穷人的福利补贴富人的税务负担的情况。同时这样的分配模式，也有利于社会的财富的流转促进需求和消费，社会的公正和公平也会增加社会的良性运转和减低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风险。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7　23:52:06
通常对于紧缺的自然资源的权力，较为常见的是由招标拍卖的方式来决定公有财产的租用者，政府制定租用年限租用规则，同时监管租用者，拍卖所得租用费用全民平均分配成为全民福利。另外，政府不得直接将公有财产的收入用来抵扣税金以避免税收变相向富人倾斜的状况。
社会和利益团体是复杂的，推行这样公有制政策使，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投标者资质的问题，资源的分配由全民均分还是集体均分的问题，又如一个城市的土地所得应当由城市市民均分还是全体国民均分还是国民和市民按比例均分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只能由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行民主决定。
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农业用地。作为生存基础的农业用地，是用于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所以应当立法予以保护其不得随意变更用途。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是他们的基本权力和基本的社会正义，所以作为耕种者理论上应当无偿的获得耕种的土地。史书记载公元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行均田制。男夫十五岁以上受露田（不种树的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男夫受桑田二十亩。这是中国历史上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第一次得到实施。均田制一直持续到唐代后期才告瓦解，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从宋代开始地主雇用佃农生产的土地私有制生产方式成为社会主流，这也成为中国后来的主要农业生产关系，同时自耕农的数量仍然占很大的比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才得到全面彻底的公有化改变。即使十九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地主收取地租的利益是和全社会对立的。李嘉图反对向农产品征收关税，因为那样会降低国内土地的产出并且使地租升高。这样一来，大量的补贴会转移到封建地主手里，而远离工业资本。因为地主倾向于将财富浪费在奢侈品上，而不是进行投资，李嘉图相信《谷物法》会导致英国经济停滞。李嘉图死后20多年，1846年，英国国会废除了该法。现在中国的经济恰恰在城市用地上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大量的递增的土地增值收入，使得城市中的工业和服务也难以为继。北京的中关村曾经是中国的电脑产业的重要基地，但是由于地价和相应的房租的增长，中关村地区的企业大量前初到远郊，这样给公司和雇员都平添了大量的交通成本。十九世纪西方许多国家完成了土地的无偿或者极低价格的土地分配。1862年美国政府颁布的《宅地法》，这部法律规定，成年公民只要经过登记，就可以在西部免费得到一块不超过160英亩的土地。如果他在这块土地上居住或耕作满5年，就可以获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到了工业革命后，由于现代工业社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和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低廉，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自己的土地搬入城市。很多农业用地由于耕种者的迁移出现撂荒的现象，而耕地的撂荒是对社会安全的威胁，所以政府有义务对耕地进行管理和监督，防止这种现象的蔓延。为了防止撂荒，相应的土地耕种权利的流转也是有必要的，土地流转主要是为了使得大面积的生产根有效率。而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的方面是，农村的土地招租规则应当相应地参考当地乡村的伦理。但是应当有的基本的原则是，耕者有其地，防止出现过高的农用地地租的出现。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8　14:18:31
另外的一项重要的公有的自然资源是能源矿产的探矿权和开采权。在加拿大，本省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省政府。矿产大多处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同时探矿的风险较大。作为公有财产，政府可以将探矿权和开采权分开处理，作为探矿权，应当通过招标选出最合适的探矿公司和开采公司，同样的矿产权的收益也应当为全体公民平均分配。这样既保留了矿产品的竞争和活力同样也保障了自然资源公有的社会正义。开矿权的招标方式，已经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模式。
现今世界又一个巨大的不平等在于，全球范围内矿产资本利用矿产的相对稀缺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勒索行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石油产量超过国内需求，其价格仍需视消费者需求而定。自从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立以来，美国石油生产商的命运就只能由能够决定世界油价的阿拉伯国家掌握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石油国产与进口的比例开始接近平衡，然而整个国家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程度增加了。而到了2007年底石油已经超过100美元，显然这些问题也不是通过自由市场和期货市场可以解决的。
根据《新民周刊》报道，山西、陕西都是中国的煤炭大省，储量巨大而且分布广泛。在山西一些偏远地区，有的小煤井就开在农民家的自留地或者院子里，在陕西府谷一带，由于地质条件优越，部分煤层就暴露在山体表面。当地农民采煤根本无需办理任何手续，用四轮车装上一台发电机，拉到矿区直接用割煤机沿山体平着往里挖就是。
后来90年代地方小煤窑被禁止了，接替的是一些官商的联合体，到了2000年后，煤炭需求的增长终于使得这些人纷纷暴富。
一个来自山西的陈老板。这个年纪不到40岁的山西人，是位拥有6口煤井和一个焦化厂的私人矿主。他从2001年和一个朋友一起凑足了21万起家，短短4年多的时间资产已经神话般超过10个亿。
这个事件的特点是，政府通过所谓的“调控”将公有的煤炭资源，归之于少数人手中并赋予他们排他性权力，多数村民被排除在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的民众也无法从矿产收入中分得任何利益。2006年到2007年，我曾经多次去过山西，这几次旅行真切的看到了，那里的官商对民众的欺压，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所以矿产品的权力首先是一种公共资源，天然的应当归之于全民共有，政府的权力操控往往是和利益集团的联合，这种联合完成了公众的潜在的或者公开的剥夺。
在这里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少数人垄断了的采矿权形成了对多数人权力的剥夺。
【第三章 完】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9　16:05:54
第四章 商品与交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亚当•斯密认为，每个动物必须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下去，并且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而交换是人类独有的才能。有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60小时吃不到血就可能饿死；因此，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濒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但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或者说是基于利己的互惠交换但是这种交换更多的显示为对“下次”的预期，或许还不能说是真正的交换。但现代的研究显示，交换行为的存在早于700万年前人类和猩猩的分化。在2005年的《灵长类》杂志上，研究人员记录了黑猩猩社会的简单的随机交换现象。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黑猩猩的社会中用食物换取交配的机会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人类学家大多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社会已近存在着广泛的交换活动，早在二十万年前，石器就开始了长距离的流通。当西方殖民者到达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北部的土著——伊尔约龙特人（Yir Yoront）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他们是真正的狩猎采集民族。伊尔约龙特人主要的工具是石斧，这些石斧在当地社会具有极高的价值。妇女用其采集柴火，砍伐树木收集野果。男人们用石斧打猎捕鱼，或者用它劈开树中的野蜂巢。石斧归男人所有，但是可以借给女人。显然拥有石斧是当地男人的一项重要权力。伊尔约龙特人生活的地方处于海边一块开阔的冲击平原，作为石斧的石料来源远在400英里以外。如果自己生产石斧想必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是好在伊尔约龙特人并不需要自己生产石斧。因为他们可以自己生产的一种梭镖和邻近的部落换取石斧。这些石斧也不是邻近部落的产品他们做的是不过是一个中间商的角色，他们用更少的梭镖去和邻近的部落换取更多的石斧。但是当西方的传教士把铁斧带到澳大利亚的土著社会，铁斧的性能远超石斧，但是在土著社会中的价格也高的惊人。伊尔约龙特人迫切的希望得到铁斧，为了得到哪怕一把石斧伊尔约龙特的男人们宁愿让自己的老婆和一个陌生的男子睡觉。
商品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对于商品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定义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定义：“商品(good commodity)是用来交换以满足人们需要的一切物品、服务及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商品的本质定义为劳动，“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在实际的社会交换和交易中，还有许多交换的主体并不是在劳动产品和劳动产品之间进行的。比如我们熟知的权钱交易模式，即某些商人为了在政府的公用事业中得到合同，不惜向主管的官员提供大笔的现金。人类的交易形式非常多样，在成书于先秦时代的《庄子》中，有一个著名的寓言表现了交换的巨大差异。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洸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洸，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洸，则所用之异也。
——《庄子•逍遥游》
宋人把自己的祖传的秘方在商人那里换得了一大笔钱，而商人把这个配方作为政治筹码送给了吴王，而这个秘方最后给商人带来的是得到了分封的土地成为一个低等级的诸侯，并可以长期享受土地上的附庸农民的赋税的权力。宋人的开始，在于一种秘方的独占的权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技术秘密和专利，交易的最后则变成了一种，长期赋税的占有权力。这种交换也从经济权力变成了政治权力。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9　16:19:49
伊尔约龙特男人则为了一把铁斧让出了自己的最重要的排他性权力，和老婆睡觉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存在或许只能在原始的男权社会中存在。马克思认为，“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这种理论，来自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一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斯密后的大卫•李嘉图也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 但是，李嘉图也意识到了这种价值理论的内在矛盾，他自己曾经犯过嘀咕：“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贮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镑的橡树。”后来，人们用水与钻石来概括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价值悖论”：水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低；而钻石是奢侈品，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高，其中原因？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后来的经济学中边际主义兴起，边际主义也试图解答这一问题。答案是：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某些东西也许有很多的劳动时间，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一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在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边际主义的解释实际上也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欲望的和评估也是因人而异的无法得到有效的范围限制，当然许多交换都是由欲望推动，但是很多时候欲望难以作为交换的尺度。比如，一个人口很渴，但是他依旧可以免费或者用很低的价格获取饮水。如果卖水者趁机大幅度提高水的价格，是不被世俗和社会所接受的，如果卖水的人有竞争者，也肯定有人愿意用比他低的公道的价格卖出水，还有卖水者怎么评估买水人的渴的程度。欲望评估对于天然资源就更是无法适用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价值作为交换尺度，一个人的欲望也是很难从外表上得到评估的，而作为购买者的支付意愿显然是比照别的交易进行的。所以这种欲望评估的边际主义解释，根本上偏离了价值理论基本的尺度作用。另外人的欲望有时也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是体现在前文提到的，人的大脑是多模块的并行的生理模式。这也给边际主义的欲望说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困难。
好了，回到前面铁斧交易的例子，这里，显然伊尔约龙特人的老婆和劳动时间没有直接关系。在这个例子里，铁斧的价值包括为铁矿的开采权所支付的成本、支付者劳动的成本、支付远途运输支付的成本等等，但是伊尔约龙特男人几乎没有成本，这显然不能用劳动时间来解释。另外也没有几个卖主，会主动要求要求和别人老婆睡觉，甚至在伊尔约龙特男人提出之前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欲望。而从另一个角度来换算则很容易理解，一把铁斧的占有权等于一个伊尔约龙特男人出让的和他老婆性交的权力，这种尺度基本上等同于斧子在当地社会享有的权力。遍布世界各地的卖淫行为，所有的这些交易都建立在人身权力的基础之上，卖淫者通过短期出租自己的部分人身权力换取货币，或者由黑帮控制卖淫者强迫其出卖人身权力从而榨取利润。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这些行为和黑猩猩中用食物换取交配权力的行为如出一辙。同样的促销产品工作，面貌平平的售货员和外表鲜亮的模特，单位时间的报酬必然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还是来自身体权利的不同。以北京为例，一般的商业模特日薪也在200元左右，而临时的促销员日薪则一般不到80元。身体条件的不同造成了，促销者和模特身体权力的稀缺性不同的造成了报酬的不同。另外，一个强盗劫持路人实际上是控制了路人的生命权，一旦生命权被控制，强盗就可以拿到他可以找到的一切东西。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交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甚至自然界所有的交换，归根结底都是权力的交换。在现代社会，各式各样的权力成为商品，更是五花八门，比如，中国有种叫QQ的Oicq聊天软件，由于用户只能随机获得，数字号码，那么早期的数位数少的号码，也成为拍卖的对象而且价格不菲，这些稀缺的资源根本就是一种权力争夺对象而已。中国人这种对数字的敏感，又集中在汽车排号的拍卖中，2007年，广州的一次汽车牌号拍卖中，小汽车牌号竞价发放拍出单个车牌最高价，一个为粤某某00F1的车牌以74.7万元成交。这些交易显然与劳动没有任何关系。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9　16:23:43
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商品同称为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总是两个商平等价的表现。
——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
马克思的商品劳动尺度在土地和公共资源的交易和买卖上立刻就出现了难以解释的反例。土地向来存有很高的交易价格，而土地的原始拥有者一般只能是公众或者暴力征服集团。对于土地的交易核心必然是权力的某种交换。土地的劳动量在甚至是负的或者小到忽略不计。
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说过：“在法律产生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财富可言，废除法律，所有的财产将不复存在。”从人类学知识看来，人类的财富和交换显然早于国家和法律的出现。在没有法律和国家的猩猩中，之所以有交换的现象，基本上是由于权力的存在。政府、法律的产生都是为了平衡复杂的权力关系。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在权力产生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财富可言，废除权力，所有的财产将不复存在。1799年，清嘉庆帝下令将权臣和珅革职拿问，并派成亲王永瑆查抄和珅家产。和珅身居要职二十多年，无厌地向各级官员索取财货，各级官员也竞向和珅纳贿输财。上下相通，层层效尤，自朝廷到地方，形成了以和珅为首的庞大的官员贪污网。据随后的估价，和珅家产即值银两亿二千余万两，相当国库数年的收入。和珅的反面例子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一旦丧失了基本的权力，他就立刻变得一文不名。基于法制的权力才是财富的基本保障。在现代社会，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障，首先也是基于对个人权力（重申一下本书中权力包括权利）的保障和对强势群体或组织的权力限制。
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亚当•斯密《国富论》
满清政府的腐败和残暴使远在英国的斯密也甚为感触。斯密的观察说明，中国的官僚体制中，由于没有法律保障以及权力的不平衡，最终不可避免的形成权贵对中小生产者的剥夺和压迫。同时压迫也是垄断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的没有保障也使得财富拥有者丝毫没有安全感。
这里，有必要对商品的本质进行一番新的审视。由于任何交换都是基于双方对于对方对所有权的确认。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商品的本质是某种可以交换的权力，商品交换的本质是权力的交换。常见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与劳动所得相关的权力对等交换的表现。比如，一个人用两个照相机镜头换取了一个人的一台二手摄像机，这个交换是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交换。又如，一个养蜂人用一罐蜂蜜作为交换要求理发师为其理发，这里的交换是基于养蜂人的蜂蜜所有权换取理发师的为他服务的权力，很显然，如果没有蜂蜜作为交换，理发师有权可以不为他理发。
理发师和养蜂人的交易确实是劳动时间为主的交易，但是这种交易是假定双方都是在简单的身长环境下工作，比如都不要支付地租，理发师是无房租的露天工作。如果有房租的地租，双方的交易就不是劳动时间的交易了。假定社会上的养蜂人，无需支付任何地租，蜂箱也都是自己制作的，而理发师支付了较高的房租，还要购买许多工具，这个交换就会产生了变化。
蜂蜜的劳动成果所得权力+当地蜂蜜的稀缺性权力=理发师的劳动所得权力+房东的房屋所得权力+电力公司的劳动权力和垄断权力+ 许多从理发师那里的商品消耗的权力。
而两位劳动者之间的交换比率，多少重量的蜂蜜换取一次理发，实际上则由当地多种对等或不对等的社会权力以及相关伦理或法律决定的。
作者：光明在黑暗　回复日期：2008-12-29　22:53:58
商品的本质是某种可以交换的权力，商品交换的本质是权力的交换。
－－－－－－－－－－－－－－－
见解新颖，看到商品的极重要的属性，西方经济学用产权来表达．
商品交换当然是权力的交换，但是同时也是效用的交换，你买冰淇淋不是为了支配冰淇淋的权力欲，而是想吃冰淇淋的需求欲望．权力属性只是商品的基础属性，但不是本质．
在产权没有得到法律规范和保护的情况下，你才看到财富的权力属性的重要性．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9　23:56:50
作者：光明在黑暗　回复日期：2008-12-29　22:53:58
商品的本质是某种可以交换的权力，商品交换的本质是权力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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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新颖，看到商品的极重要的属性，西方经济学用产权来表达．
商品交换当然是权力的交换，但是同时也是效用的交换，你买冰淇淋不是为了支配冰淇淋的权力欲，而是想吃冰淇淋的需求欲望．权力属性只是商品的基础属性，但不是本质．
在产权没有得到法律规范和保护的情况下，你才看到财富的权力属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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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 ，效用，边际主义的论调。这种理论实际比马克思主义的还落后和保守。
但是实际并非如此。
你买冰激凌当然是要取得其支配权和所有权，否则就不可以吃，作为交易你除了吃他还可以转卖，比如批发，可以施舍给乞丐。。。。但是所有的效用（或无效用）都只能存在于取得支配权或所有权之后，另外有些效用是不用付钱的，比如你在别人的树下乘凉。
显然，这里商品支配权是交易的第一属性。换句话说就是交易的本质。
商品的效用属性当然存在，效用更多是自然属性而不是社会属性，但是，效用不是交易的主体。
所以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就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理论我不苟同，但是政治经济学的方向是对的。政治经济密不可分。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29　23:58:40
马克思指出的某些商品交换中劳动时间的对等规律，首先是源于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一个自耕农生产的小麦和另一个自耕农生产的水稻，假定，两人的其他权力完全对等，他们当然可以用相同的劳动时间作为尺度，来考虑彼此之间的交换比率。但是多数情况下交换的复杂性都远超单纯的交易双方之间的劳动时间对比，其中另外一些重要因素包括生产效率、技术难度产生的稀缺性、生产的关系、资源的稀缺性、交易环境、交易信息等等要素，这些要素实际是各种形式的权力。
在一部优秀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得情节。典狱长利用监狱犯人地价承揽建筑工程，导致许多当地的建筑承包商失去商业机会。为此，商人们不得不向典狱长行贿，以换取典狱长的退出。典狱长宣称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为何对社会形成了伤害呢？
由不同的人群同样的简单工艺生产的同样的商品拥有不同的价格是一个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许多情况下这种不同主要是源自各个人群所享受的权力的不同，比如在工资相同的情况下，甲地工人权力较少每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时，乙地工人权力较多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在劳动力充足的市场中，相同的劳动趋向相同的价格。由于同样的商品必定是价格低廉者胜出，所以最终必定是权力少的人群淘汰权力多的人群，成为主要的生产者。结果无非是，权力多的生产者被淘汰出生产领域，或者权力多的生产者的权力被逐渐减少。例如在甲地的工厂大获成功后，乙地的工厂要么倒闭，要么也和甲地采用相同的工作时间。这里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压迫扩散定律，即在相互贸易的市场网络中，通过商品的交换，压迫式生产者最终会淘汰非压迫式或轻压迫式的生产者。而压迫式的生产关系最终成为主流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个原理，在《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些无权索取报酬的囚犯，使得普通的工人失去工作的机会，因为工人不可能长期免费的为老板工作。监狱附近的建筑承包商，要避免被淘汰唯一的选择就是贿赂典狱长，要其退出市场。这些贿赂的费用最终也会转嫁到工人的身上，形成事实的压迫。
劳动压迫中最极端的形式是奴隶制，奴隶，一般指既无自己的土地，又无自由，其他大部分权利也没有，是属于主人的“物品”，主人有权处置奴隶。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使用奴隶的时代始于商代，商代的部族是中国历史上首先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的部族，青铜武器的和马拉的战车的使用使得大规模征服成为可能。大量的奴隶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他们除部分被杀害以外，大多成为商王和各级贵族奴隶主的奴隶。而历史上奴隶制的消亡和衰落，则只有通过战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奴隶的抗争才能得以实现。例如商代奴隶制度的瓦解，主要是周国的兴起和周国在灭商的战争中，商国奴隶的给与周国的支持，周武王伐纣，促成了这个革命的爆发，其表现是纣兵在阵上起义（有家室的老奴隶可以当兵，有实例可证）。武王克商与周公东征两次大战争的取得胜利，都是配合着殷奴隶兵阵上起义。奴隶助战有功，自然改善了原来的地位。周代奴隶制的衰落，不是由于商奴隶制的效率低下，而是由于民众和周国伦理的反对。奴隶制的消亡根本上还是依赖于政治的解决，而不是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经济自然淘汰的结果。
近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解放奴隶战争，自然要属美国的南北战争。关于美国战前奴隶制经济的问题一直成为后来美国学术争论的一个焦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总体上是没有效率的和无利可图的。奴隶的利润主要来自奴隶的养育和买卖，奴隶只有在非常肥沃的土地上劳动才有可能赚取利润。南方的奴隶经济已经到了垂死的边缘，奴隶制使得南方经济发展迟缓乃至停滞等等。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30　0:00:57
然而现代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则完全证明事实恰恰相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Fogel）长期以来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及计量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从而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在1974年和恩哲尔曼（Engerman）一同合著的《艰难时刻——美国奴隶制经济学》一书中，福格尔和恩哲尔曼接受了这篇经典文章的观点，进而严加抨击像种族主义者那样的死死维护正统观点的那些人。福格尔和恩哲尔曼坚持认为奴隶制具有相当的效益，并且唯有像南北战争那样的超经济力量才可能导致它解体。在书中通过数据和推算，描绘了和以往的古典经济学家迥然不同的美国奴隶种植经济的面貌。他们研究了4万名奴隶的档案和一份4%奴隶的死亡纪录，种植园账目、政府纪录以及法律文献中5000名种植园主的资料。他们发现，南方奴隶制度是利润极大且极为有效的一种制度。
实际上，当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经济不是无理性的经济模式，根据经济学原理市场上奴隶的价格体现了奴隶劳动的能力。到了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奴隶制的经济体并没有要垂死的迹象，没有证据显示奴隶制会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自行瓦解。在效率上，美国南方以奴隶劳动为主的种植园甚至可能比家庭农场的效率更高。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经济非但没有停顿，甚至经济的单位产出高于美国其他地区。1860年战争爆发前夕，南方农场的总体单位资本投入所带来的产出高出北方35%。其中南方的自由农场和家庭农场产出率则不超过北方9%。而奴隶农场的效率则要高出北方农场40%。
看到这些数字，我们就可以做些基本判断，那就是在同一个市场网络中南方的奴隶农场主比北方的农场主在市场上的优势更加明显。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工业产品之间，一个效率高过竞争对手40%的企业，必将毫不费力吧多数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市场的基本规则确定了，一吨同等级的棉花无论是出自奴隶之手还是自由的农民之手，在交易中棉花只能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假设，南方和北方都同样的种植棉花，那么北方的农场主多半会在不久后倒闭。北方的自由农民只有向奴隶那样，每周7天的工作或者只要求最低的生活保障才可能同南方的奴隶庄园竞争。虽然南北方的作物的差异使得北方农业可以获得一些生存的空间，但是对于北方的农场主和农民来说，南方的高效的奴隶制农业的竞争无疑使得北方的农业日益艰难，甚至导致一些农民的失业和破产。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由于奴隶大多为黑人，参考当时的历史资料，自由黑人的比例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极低，由于人种的原因，使得黑人奴隶的逃往非常困难，所以黑人奴隶庄园的奴隶逃往率在应当比较低，这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所以，在某个时间点，北方反对奴隶制的呼声就可以超过道德的范畴，达到道德和利益的双重契合。同时南方各州使用奴隶让北方各州成为新移民优先选择的目的地，因为南方不需要多少非奴隶劳工。这样的结果导致北部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优势按照人口规模日益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才可以得到多数选票，当选为美国总统，林肯是反对奴隶制度的温和派，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随着北方的军事胜利，在1864年12月, 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1865年正是生效，全美国废止了奴隶制度。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30　0:34:14
通过美国南北战争和奴隶制和自由农场的比较，说明了美国南方的奴隶的压迫，通过市场交易的这个媒介把压迫和不平等扩散到美国的自由农民身上。这就是在商品交换中分配权力的不平等造成的压迫扩散现象。而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只能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得到解决，非常不幸，美国采用了最极端的手段——内战。
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中国鞋城，几百名西班牙制鞋工人聚集街头，抗议中国鞋类的进口，示威者烧毁了一辆载有温州中国出产的鞋的卡车和一个鞋商的仓库。埃尔切市人口大约20万，历来是欧洲的制鞋业中心，有大小鞋厂600多家。西班牙在2003年从中国进口了6190双鞋，西班牙人口3900万，平均每人一双半。这些鞋子价值2.2亿欧元，平均每双鞋子3.55欧元。在当地市场上打着“中国制造”旗号的鞋子平均售价5欧元。即使如此低价，利润依然不薄。西班牙生产的鞋子平均成本是8欧元。欧洲鞋子平均价格是温州鞋的3-8倍。显然，它们无论如何也不是中国产品的对手。西班牙本地产的鞋子卖不出去，厂商纷纷关门倒闭，制鞋业的失业率已经超过30%。中国鞋子在1998年方才进入埃切尔，不到5年就夺走了一大块市场，面对着滚滚而来的中国制造的鞋子，埃尔切市的制鞋工人束手无策，就业机会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次不幸的暴力事件中，西班牙鞋业工人弄错了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工人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而是不平等的工作权力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劳工权力的缺失使得全球化的贸易客观上成为了压迫和不平等的扩散机制。
中国的鞋业工人每周至少工作6天，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劳动环境极其恶劣，工厂可以随时开除任何工人而不用支付任何遣散费用，有些工人甚至长期暴露在有毒的化学原料的环境中。同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鞋业工人也没有自己组织工会的权力更没有集体谈判权，罢工的权力也无法得到官方的允许，而发生在中国工人身上的所有这一切境况，在西班牙可能都是无法想象的。在西班牙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有《劳动者宪章》《工会自由法》《集体合同法》《罢工法》《劳动视察法》等。其中最为主要的权力是，工人有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力和《劳动者宪章》和《工会法》又规定工会有代表劳动者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当中国和西班牙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体系下进行贸易，压迫扩散定律将不可避免的发生作用。这里单位投入的效率远高于西班牙鞋业公司的中国鞋业公司，必然将西班牙的鞋业工人大规模的赶出市场。而资本由于其流动性则，自然的向效率最高的地区流动，中国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绝非是偶然的。假设中国工人能够有西班牙工人一样的劳工权利，那么必然会让成本会有所提升，但是是中国的商品依旧可以和西班牙的商品保持较大的差价，这是由两地的工资水平决定的。但是，这样的差价完全是可以通过关税、运费等方式调节的，起码西班牙的鞋业可以有一个缓冲和重新调整的时期，通过相互的磨合最终形成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并形成新的竞争和分工。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世贸组织的框架协议中，保护劳工权力的法案被人为的排除在外。美国政府曾经多次提出要将劳工标准纳入世贸谈判议程。1999年的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明确“将不符合劳工标准的国家生产的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可惜后来的布什政府显然没有坚持克林顿的努力。由于人权、环境和劳工标准往往与各国的国内政治密切相关，特别是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力在很多专制国家被认为是潜在的挑战政府的可能。国际劳工标准由于遭到发达国家内部的全球的资本集团和一些资本输入国家的极力抵制，最终劳工权力没有被纳入到世贸框架之中。SA8000是当今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民间劳工权力标准的认证体系，1997年，社会责任国际(SAI：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简称SA8000)。2001年12月社会责任国际SAI发布了第一个修订版：《SA8000：2001》。SA8000的推出是劳工权力方面的一项重要的进步，标准中包括了自由组建工会的权利、集体谈判权、强迫劳动和童工、劳动环境等问题。SA8000是一种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宪章、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而制定的，以保护劳动环境和条件、劳工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标准体系。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对资本权力的限制是SA8000一个重要内容。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30　14:27:50
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标准不仅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抵制，无法成为世贸框架内的协议，在一些出口国家，即使SA8000被出口企业被动接受，但是由于政府监管的缺位缺乏国家的强制力，使得认证体系疏于监管，无法很好的控制企业的实行。SA8000的要求还是太过基本，还不能真正体现劳工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平等。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在推行标准方面的努力也受到，国内进口商的压力，在执行上力度明显的不足。所以虽然SA8000虽然是令人可喜的进步但是由于缺乏政府的广泛承认和支持，其作用势必被上大大的折扣。当今在全球化贸易的框架下，通过一个由联合国主导的《劳工权力宣言》是一项非常紧迫的议程。劳工权力的标准至今还没有发挥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应有作用。但是，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相信劳工权力问题必将深刻的改变全球的贸易方式，并最终重塑国际贸易形式。
当代关于劳工权力的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山西。
2007年，6月中国山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被拐卖到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一位目击者记录了暴行摧残下童工的惨状。
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8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
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也坐视不管。后来经过努力，上一级公安机关所对乡派出所进行敦促，乡派出所终于表态：“孩子是在河南丢失的，强制用工的窑主也是河南人，你们应该回河南报案，只要你们河南警方出面，我们会全力配合。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30　15:31:23
从媒体曝光的资料来看，山西的这些地区，至少存在着十几家奴工制砖厂，即所谓“黑砖窑”。这些砖窑的老板或者所谓的租用者都是有能力区别其中的是非的自然人，且正常情况下他们知道其中的风险。然而，由于官员的腐败和麻木不仁，在普通的情况下这些人对其中的风险自认为可控，但是后来由于此事被全球媒体热议，这些用工者自然难逃被处罚的命运。这件事中1000个奴隶的资本效率显然大大高于正常的劳工效率。也就是说市场的竞争使得一个奴工砖窑，逐步淘汰了附近的一些正常的砖窑，这也使得至少1000个劳工失去了工作机会。而由于工作时间和暴力监工的因素这些人的资本效率应当在正常用工的2倍以上，所以这些奴隶不仅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和获取酬劳的权力，更变相的剥夺了2000名工人的工作机会，同时在一个地区（山西省洪桐地区）内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成为制砖业的主要生产关系。这件事可以看作是压迫扩散定律的完美案列。
中国的国有建筑企业，是中国建筑业的主要力量。60-80年代的中国建筑工人享有医疗、退休金等基本的劳动权利，从80年代初开始，由于建筑行业的兴盛，中国政府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大量农民工进入建筑行业，这些农民工工资低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由于农民工的竞争，90年代中国有建筑企业大面积亏损，大批国有建筑工人失业。但是国有建筑企业的管理层大多没有失去工作，后来这些国有公司也开始大量的雇佣不需要任何劳动保障的农民工，农民工成为中国建筑行业的主要人力来源。而先前的下岗工人依旧没有机会取回原有的工作。显然这个问题来自我对周围生活的观察，官方是不会给出任何正式的数据的。
在一个贸易网络中，要避免自己的权力受到压迫或者削减，就必须关注于和所有的贸易伙伴国的权力平衡问题。商品交换的特性也决定了公平对商品流通的重要性。
商品是一种权力，所以商品的交易环境，对商品的交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代，特别是在那些被征服地区，这些地方人民把交税看作是一种，换取生命保障的交易。这种交易显然是强迫性的和不公平的。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交换的不对等。现代的社会中比如垄断和保护主义也是交易不公平的某种表现。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30　15:38:01
作者：摩尔假发　回复日期：2008-12-30　15:26:27
写的不错，最起码比那本大学课本《货币银行学》有水平。
不过，你关于人类的起源，估计全世界都在争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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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Nature》、《Science》及其他重要杂志的编辑们讲，他们几乎没有见过有关反对进化论的投稿。起码科学界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谢谢鼓励。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8-12-30　15:48:16
第五章 货币和流通
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商品交换媒介当然是货币，货币本身也是权利的集中体现，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货币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于货币的定义向来颇具争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将货币定义为：“货币或货币供给是任何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或在偿还债务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著作《货币的祸害》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多世纪以前，有个叫威廉•弗瑞斯（William Henry Furness）的美国人类学家闯入在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其中有个人口在五千到六千人的雅浦岛（Yap）给他很深的印象，尤其是货币制度。岛上没有金属，唯一的资源就是石头，在消费中他们支付“石轮”，一种当地人叫做“费（fei）”的媒介，材料是来自离雅浦岛四百里的另外一个岛上的石灰石。岛上的交易结束之后往往不移动笨重的“费”，而让它留在原处，甚至连标志也很少作。岛上某家人曾经试图运回一个壮观的比例和非凡质量的“费”，但是却在靠岸时候沉入海底，尽管如此，但是当地人还是觉得他们拥有那块“费”，所以这家人被认为岛上最富有的人。——这就是传说中的石币岛，而人类学家一次不经意的探险解开了人类法定货币的本质：是大家基于信用共同并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换句话，货币的基础是社会对所有权力（那块海底的石头）的确认。
上面的例子颠覆了传统的货币在人们中的观念，石轮根本部用来回的流转。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费不过是某种所有权的确认而已，当这种叫费的石轮沉入海底时，岛民们流转的实际是一种权力。所以，货币根本上还是一种权力。这在里我以权力的角度定义货币。货币是一种所有权的量化的凭证，所以货币也是一种权力。货币这种权力凭证一般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或者被法律强制要求接受，并尽量提供精确的可量化的尺度。货币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和纪录财富的数量，现代的货币甚至仅仅是一些电子数据而已。货币本身就是商品的替代品，货币也是商品。货币的基本社会作用是规范交换的秩序。所谓规范交换秩序是指通过媒介使得交换得到很好的量化。比如，假设物物交换时两只羊可以换取一头猪。那么，交换时的差异性就很大，无论羊和猪的重量品种等等都有着多种差异，这就使得交换的公平特点难以保证，可能有的人会有意少味饲料用两只瘦羊去换取一头肥猪。由于劣币淘汰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 Law），养羊人的可能会效仿，在民风不够纯朴的地方，市场上的羊会越来越瘦。而这些差异性带来的困扰在货币时代都迎刃而解，因为货币可以量化。普通一头猪100个钱币，羊一只50个钱币，但是你的羊瘦这样就只能换取40个钱币。
未开化社会，据说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牲畜无疑是极不便的媒介，但我们却发现了，古代往往以牲畜头数作为交换的评价标准，亦即用牲畜交换各种物品。荷马曾说：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牛九头，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牛一百头。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变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据我所闻，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用铁钉作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
——亚当•斯密《国富论》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9-1-2　13:56:31
为了更多的了解货币的形成，然我们回到人类社会货币的形成之初。看看货币的形成过程。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比如用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在完成了基本的分工之后就需要一种交换来完成生活必需品的交换。物物交易的困难导致某种商品成为通用的交换媒介。这些商品，因为环境各地多有不同，常见的有牲畜、盐、贝壳等形式，而通过长时间的筛选，金属货币以其耐久和可以分割成为后来的基本货币。中国最古老的货币是贝壳。贝壳成为我国最古老的货币也是有记载可寻的，司马迁《史记•平准书》里提到夏朝曾使用“龟贝做为货币”。考古发现的原始贝币产生于距今三千年的商代，是钱币的始祖，是一种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的贝类货币，出土于河南殷墟妇好墓等地，年代为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这类海贝主要出产于我国的东海、南海等地海域，反映了商代商业交流的情况。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也铸造成贝壳的形状。从考古资料中，河南仰韶，山西苪城等文化遗迹中也发现了贝的存在。这些发现显示，贝壳成为了远古时期所有权的一中凭证。古人卖出一只羊，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贝壳，就表示说社会承认这些贝壳等于一只羊的财富数量。这些贝壳也可以在几个月后买回另一头羊，或者用两倍的贝壳买回一头猪。在本质上，古人卖羊得到贝壳和现代人卖出羊得到的银行卡中增加的若干货币单位的电子记录没有区别。由于货币的本质是权力凭证，而且这种权利必须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行使。
货币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又一个关键性的飞跃，货币使得大范围多方面的交换更加便利。由于货币的出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各个人群和部落之间的联系被货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货币犹如社会生活的血液，把需求和产出有效的联系了起来，生产者通过货币交换得到需求，消费者通过让出货币满足了自己得需求。货币就如血液里的红细胞，带来氧气（货币）带走二氧化碳（消费）。由于货币的贮存特性，又极大的刺激了生产者的生产欲望。一般情况下，货币的流动又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过剩。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9-1-2　21:42:21
在商代晚期又出现了铜质货币，形制也仿海贝形式。铜贝出土于河南安阳和山西保德等地的商代晚期墓葬中，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铜贝是现在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币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
货币商品的选择，实际上是从使用价值向价值尺度和财富储藏的功能转移。以贝币为例，贝壳很早就用在原始人的首饰和墓葬中。贝壳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实际的生理需求比如食用御寒等已经脱节，成为分工出现后最先也最有可能脱离出来成为货币的物品。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货币的媒介使用价值要相对较低，通俗的说，也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财计》记载，东晋的权臣桓玄曾经想废止用铜铸钱，（这可能是由于战乱时期大量的武器铸造的需求。）用粮食和布帛代替货币，一位叫孔琳之的官员劝阻他说：
孔琳之曰：“先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此钱之所以嗣功龟贝也。穀帛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者，著自於曩。”
孔琳之的讲述中提到了古代的货币选择有意得选择无用的东西，如龟贝等物品。也就是说，这些媒介物品在古代并不是有着许多劳动，而仅仅因为是比较稀缺有利于作为权力的凭证。黄宗羲的文中又记载了南北朝时期，各个地区金属货币由于流通和价格的不足民间存在着，以布帛和钱币金银等货币同时流通的状况。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馀州郡杂以穀帛，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陈用钱兼以锡铁栗帛，岭南多以盐米布，交易不用钱。北齐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绢布。后周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钱，而官不禁。
——《明夷待访录• 财计》
这里可以看到古代的货币是多种形式流通的。并不是金属货币为单一形式，这也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金银的实际开采能力，实际上无法供应足够数量的货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期，适应着当时经济的繁荣和商品交换的需要，白银也逐渐作为货币使用。大致在唐末到五代阶段，白银正式成了货币。虽然白银的使用并没有经政府明令认可，但事实上它已取得了货币的地位。宋代发明了纸币，纸币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流通,曾在宋朝盛极一时。到了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把纸币当成榨取百姓的工具,无节制的过度发行纸币，（这种无节制也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制约失控的因素）使纸币走向衰落，元朝社会也由此走向崩溃和灭亡。但是元代的纸币有个突出的特点是，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了两种纸币：一种是宝钞，一种是“丝钞”，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这是罕见的一种丝本位货币，但是由于丝的贮存和转移的问题很快就不使用了。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9-1-4　11:32:06
这里可以看到古代的货币是多种形式流通的。并不是金属货币为单一形式，这也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金银的实际开采能力，实际上无法供应足够数量的货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期，适应着当时经济的繁荣和商品交换的需要，白银也逐渐作为货币使用。大致在唐末到五代阶段，白银正式成了货币。虽然白银的使用并没有经政府明令认可，但事实上它已取得了货币的地位。宋代发明了纸币，纸币的发明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流通,曾在宋朝盛极一时。到了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把纸币当成榨取百姓的工具,无节制的过度发行纸币，（这种无节制也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制约失控的因素）使纸币走向衰落，元朝社会也由此走向崩溃和灭亡。但是元代的纸币有个突出的特点是，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了两种纸币：一种是宝钞，一种是“丝钞”，以丝为本位，以两为单位。这是罕见的一种丝本位货币，但是由于丝的贮存和转移的问题很快就不使用了。
两汉赋税制，按亩收租，按丁口收算赋，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自曹操改革赋税制，直到唐租庸调法，有按亩收租调，或按丁收租调两种，朝廷收入全部是实物。唐两税法改为按资产收税，实际是按田亩收税，朝廷收入主要是货币。
——范文澜《中国通史•隋唐卷》
中国后来的明清社会选择金银作为主导货币，明初一度曾经想恢复纸币的使用，但是由于元末纸币的噩梦，百姓普遍不愿使用只好作罢。而储量较多的铜由于相对较多无法成为主要的世界性的流通手段，古代中国铜钱的用途虽广，但是大额流通还是很不便的，铜钱一千枚为一贯重约4-5公斤。而通常一千枚铜钱相当于一两（约30克）白银。单纯的金银货币流通会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货币的贮存特性很多金银被贮存起来就长时间不再流通，所以即使中国的白银一直以来处在入流状态，有些时候民间依旧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
二百馀年，天下金银，纲运至於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
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於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
——《明夷待访录• 财计》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9-1-8　21:59:44
这里黄宗羲指出由于明朝二百多年来富商权贵对白银的囤积,到了明末的十七世纪中期,由于市场上白银的缺乏，土地价格折合银价已经不到明初的十分之一。考虑到明代长时期的出于和平状态，人口的增长很大，土地的稀缺性明显的是不断的增加的，这也表示真实的通货紧缩不止是原来的十分之一。史书记载，由于白银的吃紧，十六世纪末的明神宗派出宦官为矿监，到处开矿，以图增加赋税之外的白银来源。
明末这种通货紧缩应当不仅是总量不足引起的，而是由于财富过渡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引起的。通俗的说就是富人钱太多，穷人钱太少的缘故，而最要命的是富人的消费有限，甚至金银被埋入墓葬，另外由于通货紧缩，白银越贮存越值钱，加之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人口的增加加剧了对货币的需求，最终这种通货紧缩情况让流通几乎瘫痪。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十五世纪的日本侵扰和十六世纪末的中日朝鲜战争，原本大量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被迫中断。原本脆弱的通货危机雪上加霜。
即便现代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认为：“我主张抛弃从货币总量出发而不问用途的传统方法，改而从社会的报酬或货币收入流量以及其所分成的两部分出发。”从明朝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达官显贵拥有大量白银，而民间白银吃紧，在总量基本恒定的情况下，流通性的货币量既货币分配是否平衡是比货币总量更为重要的货币因素。
明朝通货紧缩的情况到了清代又有了另一种改变，这种改变是由于白银又可以大量的供应市场了，这一方面是战乱对权贵的重新洗牌，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外部白银的入流。十八世纪清代乾隆时期，清朝财政的最高峰时一年纯岁入1182万两，积累库存白银达到8000万两。这些白银则是来自西方的殖民地美洲的银矿大量进入中国的缘故。
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这些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卖给其他的亚洲买主，其次是供应马尼拉一美洲贸易。另一个同样被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联在于，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
——贡德•弗兰克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
作者：stepbestep　回复日期：2009-01-13　00:00:00
作者：hjm50　回复日期：2009-1-13　14:10:03
先马克。官本位的社会，本就是权利主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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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社会都是权力主导的，所以才要讲人权。所以公民才要行动起来夺回本来就属于我们的权力。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9-01-18　23:00:36
正是这种来自美洲的白银流入才缓解了中国的通货紧缩。这种白银的入流使得清代中期突然开始出现了一个经济的繁荣时期。货币的供血功能和新陈代谢的功能，生动的显现了出来。适量的货币是社会经济的一种很好的润滑剂。
这也反面说明，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中期，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着痛苦的通货紧缩时代。由于明朝末年政府的税收单方面依赖白银，使得商品的流通缺乏足够的货币支持，明代的手工业无法继续高速运转和大量的吸纳农业富余人员。不幸的是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中国北方又遇上气候的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中国北方连年的干旱，一些地方甚至长达一年没有降雨，气候历史上称之为小冰河期，这个气候危机最终诱发了明朝的崩溃。而明朝的单一的白银为主的税制无疑加重了这种通货危机，如果能够加以某些实物作为税收的物资或许明朝的财政会好很多。
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时期，欧洲的王公贵族和达官显贵们，大量伪造阿拉伯银币。尽管这些假币上镌刻着“只有安拉才是唯一的真主，穆哈默德是主的门徒。”这样在基督教世界大逆不道的句子。权贵们的贪婪使得假币铸造的行为风行欧洲大陆，以至于惊动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虔诚的路易九世对这种亵渎行为大为震惊，敦促教皇英诺森四世加以禁止。显然这种禁止的成效是有限的。有学者估算基督教国家在整个13世纪大约共筑造了30亿枚假币，在阿拉伯世界流通的假币价值等于约4000吨白银。这相当于整个欧洲银矿连续25年的产量。但是这样大量的伪币流入并没有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或许这种伪币的缓慢流入造成的温和通货膨胀，由于适应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反而大大刺激了经济的增长，成为一种难得的润滑剂，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正应了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根据《剑桥欧洲经济史》的记载，美国在十九世纪40年代以前，小工厂主要依靠来自附近农场的临时工，他们的工资也多用实物而非现金的方式支付。也就是说明，在货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会被迫的回归到以物换物的流通方式。
1991年，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恢复货币信用，阿根廷政府启动货币兑换计划，开始实行货币局制度。1991年4月，阿根廷正式开始实施“兑换计划”。其基本内容为：比索以1：1的水平钉住美元，每发行一个比索都必须有一个美元的储备作为支持，并且可以自由兑换。中央银行不得为政府财政赤字融资，必须严格依据国家外汇和黄金储备发行货币，其国际储备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低于基础货币总量。一般认为，“兑换计划”的实施标志着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建立。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可以与联系货币自由兑换，使阿根廷经济逐步走上美元化道路。
虽然实行货币局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阿根廷的恶性通货膨胀，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也是阿根廷美元化带来的深刻教训，其主要表现在：一是货币局制度使汇率政策失去弹性，造成比索对美元的比价严重高估；二是货币局制度使货币政策失去主动性，削弱了阿根廷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国民经济的能力；三是货币局制度使财政政策失去灵活性；四是货币局制度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2002年1月，阿根廷议会通过了经济改革法案，决定放弃比索与美元1：1的固定比价，实行比索贬值。由此，阿根廷联系汇率的货币制度终于宣告结束。一方面联系汇率和金本位也会造成了事实的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对于外贸依存度不大的国家这种币制设计显然是创造性的毁坏。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9-01-22　15:44:41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货币的分配方式又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货币既然是一种商品，货币的价格和购买力实际也存在着波动。这一点对于现代人特别是熟悉外汇市场的人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这种货币供求的波动，导致了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而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既然货币是一种权力，权力本身又不可能是恒定的，所以随着权力的变化，货币随权力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纸钞时代的恶性通货膨胀。
　　史书记载，在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四川的商民已使用一种叫“交子”的纸币。由于四川使用铁钱，铁钱分量重、价值低，携带极为不便。商民就自发地产生了以纸制的符号来代替铁钱流通。后来发展到由十六家富商主持发行，官督商办。富商称交子铺或交子户。这种纸币实际是由地方的私人发行的金属货币本位的纸币。北宋时因四川是铁钱区，交子的面额单位和实际使用只能直接表现为铁钱。南宋会子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和白银的比价，但孝宗时一再用银、钱回收会子以保持其价值，说明纸币和仍旧和贵金属货币有内在的联系，虽然会子的面值单位是钱而不是银。南宋时期，由于财政困难，因而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取得收入。南宋最初发行的是“关子”，后一度改为“交子”，但流行最多的则是“会子”。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会子”的流通额达一亿一千五百多万贯，比最初发行时增加了三十三倍，引起了物价上涨。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时，“会子”二百贯尚不能买一双草鞋。纸币初期的金属本位的制度本身是允许有一定比列的增发的，但是显然这个比例是不可能无限降低的。当时的政府当然也应该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但是由于南宋王朝面临蒙古人强大的军事攻势，显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显然毫无节制的增发纸币只会加剧社会的动荡。
元朝统治者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制，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比其他朝代为少。元代初期发行的中统钞以白银或金来维持币值。钞币持有者可以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钞币的发行额也有限制，在初发行的十来年间，物价尚称平稳。到了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于蒙古统治者大肆搜括，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价上涨。十七年（公元1280年），纸币就贬值成为原来的十分之一。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时，物价与至元十三年比较，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由于发行增加，币值不稳，就在这一年又发行“至元宝钞”和中统钞并行。新钞一贯当旧钞五贯，仍以金银为本。
到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又发行“至正交钞”，一贯合至元钞两贯或铜钱一千文。这次发行根本未提准备问题。发行不久，贬值严重，物价暴涨，人民只好用铜钱、白银或实物相交易，公私积存的钞币视同废纸。而在此后不到20年元朝就被各地人民的反抗推翻。同样战乱又加剧了这种纸币的增发和泛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巨额战争赔款，战败的德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德国工人甚至要求，工厂主每天中午就发给他们当天的工资他们好在午餐间隙把钱变成商品。中国的四十年代末也曾发生过高强度的通货膨胀，1937-1948年上海的通货膨胀达到363660%，高强度的通货膨胀经常都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出现，因为那个时候除了配给制看不出怎样才能迅速的恢复社会的运转。实际上这两次通货膨胀的最大的问题是，战场上的失利导致政府的信用破产，而货币则是权力的证明，当这个货币的证明人——政府，失去证明能力时，货币的效用就会突然下降，这才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祸首。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9-02-06　15:23:22
为了应对超速通货膨胀，后来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又发明了所谓——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本是医学术语，20世纪8O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当时玻利维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24000％，经济负增长12％，导致政局动荡。萨克斯向该国提出建议：放弃扩张性经济政策，紧缩货币和财政，放开物价，实行自由贸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述做法一反常规，短期内造成经济剧烈震荡，仿佛病人进人休克状态，但随着市场供求恢复平衡，经济运行也回归正常。两年后，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GDP增长2％，外汇储量增加了20多倍。这个做法看似有效，但是很显然这个方法会给所在国的民众，带来极大的痛苦。
1973年，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将军领导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原来的民选总统阿连德。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被邀请到智利，智利政府在弗里德曼的建议下制定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智利在经过了5年所谓的滞胀期，经济开始突飞猛进。而实际上更为中国人熟知的则是著名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现在看来这个所谓5年的“休克疗法”简直可以称作是“自杀疗法”。这是因为，无论俄罗斯还是智利实际上都有着较好的生产能力，只是货币信用系统危机而已，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实际上这个休克疗法本身比配给制还糟，因为他把政府的调控功能大幅度削弱。或许临时采用配给制和市场交易的双轨制并逐步放宽并取下配给制，就可以完成平滑的过渡。
货币信用的重建，完全不必以停止生产为代价，停止生产完全是本末倒置。在一个习惯于权力掌控的社会中，突然的让政府的角色消失，无疑会造成经济的瘫痪。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的重要的错误是激进的私有化和放开物价。休克疗法的重头戏，也是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当时的俄罗斯叶律钦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习惯了凭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可没过多久，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想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政府过快的放开了物价，特别是基本物资的燃料和原料价格同时上涨，这样剧烈的变化几乎是毁灭性的。俄罗斯到1998年通货膨胀依旧有50%的幅度。
作者：天际吹雨　回复日期：2009-02-06　15:36:30
对于有急救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快要冻僵的病人是不可以马上把他放入热气腾腾的浴缸里的。而俄罗斯休克疗法这种做法，正好是这样一种致命的不当措施。在1991年俄罗斯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生产者由于计划分配和配给制度，生产的动力严重不足，在改革初始阶段，先重点应当放在鼓励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上比如劳动者给以产品数量给以适度奖金的方式。至于国有化的问题也必须充分的考虑和探讨后才能渐进的实行私有化的改革，且有些部门入能源和通信电力等部门完全没有必要私有化。而这种改革显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键性的政治经济权力再分配问题。当时的国有化政策，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权贵的阴谋，当时的政策是每个俄罗斯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这等于增发了一个庞大的货币存量。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启动，已是1992年10月，时过境迁，此时的1万卢布，只够买一双高档皮鞋。因此这个措施使大批国有企业落入特权阶层和暴发户手中。因为这些证券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货币，但是当时市场上的商品严重不足，突然增发这么货币只能使得通货膨胀到达一个灾难性的水平。
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应对方案中，重要的不是让政府的职能消失，而是规范限制政府的行为，和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自由市场从来就不是什么万能丹。或许采用逐步实行私有化改造，俄罗斯原本可以很快恢复经济活力。而激进的私有化政策犹如炸毁了一座大坝，必然导致货币的洪水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