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奴解放纪念日揭示同达赖集团斗争决心

　　“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政治意涵

　　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不仅使人们铭记“民主改革”这一历史性事件，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所谓“西藏问题”的实质所在

　　本刊记者/王维博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九届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50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嘎玛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设立纪念日是西藏自治区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同达赖分裂集团斗争的重大举措。

　　明史鉴今的另一种解读是，在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等之后，“西藏自治区正在民心民意上与达赖分裂集团展开新的斗争”。

　　议案的提起

　　1月19日，在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二次会议闭幕之前，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宣布，382名代表全体通过决议：将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表决前，列确分别用藏语和汉语宣读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草案)》。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嘎玛在介绍设立“纪念日”的背景时说，达赖集团自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叛逃国外后，一直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在国际上大肆恶毒攻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组织策划分裂破坏活动，梦想在西藏恢复反动、黑暗、野蛮、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为长期面临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保持社会稳定的严峻考验，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许多群众，特别是老干部、老党员、老同志多次请求把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嘎玛在19日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西藏各族人民的一致愿望和要求。

　　来自察隅人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张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西藏和平解放前，人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原始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帮助人从深山老林迁出来，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颇具意味的是，纪念日议案的提出并非出自张梅这样的个别代表，而是由九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出，交由全体代表审议通过。

　　据嘎玛介绍，自治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主任会议提出议案，自治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把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议案提请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按《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上，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人以上联名，也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而大会主席团、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本级人民政府也可以直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这些议案一经通过，便开始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廉湘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由立法机关提出这一议案，不仅顺应民意，也突出了这一议案的重要性。

　　历史上的3·28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提出，让人们对50年前的记忆更为清晰。

　　廉湘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后，从西藏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没有立即在西藏实行社会政治制度改革。1955年，国务院根据《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依据宪法的规定以及西藏的具体情况，开始为正式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进行筹备工作。但西藏反动上层为维护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于1959年3月10日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3月28日不过是短暂的一天，但对西藏而言，却意味着一个新旧社会的分水岭。”廉湘民说，西藏全面武装叛乱18天后，时任总理周恩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在藏学家看来，即使是发生在1959年3月10日的那场叛乱，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廉湘民介绍，从《十七条协议》签订以来，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建立后，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卫道士们便一再制造事端，反对民主改革。

　　“达赖集团竭力维护的正是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廉湘民说，1959年之前的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了几乎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和95%以上的农奴，农奴主不但可以随意剥夺农奴的财产，甚至连农奴本人以及他们所生的子女也是主人的财产。“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甚至规定农奴所生的子女也世代为奴。”

　　在欧洲告别中世纪500余年后，比欧洲中世纪更加黑暗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却依然在延续，“这显然与历史发展潮流格格不入”。

　　一项数字记录了50年来西藏民主改革的深刻变化：2007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342.19亿元，比1959年增长了59倍，人均GDP达到12109元，比1959年增加了11967元。西藏地区人均预期寿命也由上世纪50年代的35.5岁增加到67岁。

　　“过去的藏语词汇只有‘主’和‘奴’而没有‘人民’，民主一词也是在1959年以后才诞生的。”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张梅说，如今科学、律师、行长、经济、股票以及市场经济等众多的新词汇已出现在改革后的雪域高原。

　　“纪念日”的另一种解读

　　相比西藏自治区建区纪念日，“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更具象征意义，对象更为明确，也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藏思路新的宣示。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嘎玛在设立“纪念日”通过之后说，“自治区与达赖集团的斗争，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也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政权、捍卫旗帜、捍卫道路的严重政治斗争，事关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嘎玛说，用“纪念日”来回顾新旧西藏的历史，就会更深切地体会到民主改革对西藏、对中国的巨大意义，也会更清晰地看到，那些“呼吁”关注西藏“人权”和“发展”的人，恰恰就是当初拒绝给百万西藏人民人权和平等，声称“什么都不能改”的人。

　　显然，西藏自治区期望从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压迫和50年来的经济发展的鲜明对比中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政治观察家认为，随着藏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场斗争日益诉诸经济与人性化手段，除大力宣传达赖的农奴主身份，以及解放西藏的人性含义之外，更诉诸藏区农奴后代的感情，将反对达赖集团的斗争，变为人性与非人性的斗争、农奴制存亡的斗争、经济发展与倒退的斗争，以及和平与暴力之间的斗争。

　　“经历过苦难，没有人愿意再回到那段黑暗的年代中去。”藏学家廉湘民认为，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对那段历史很不了解，“去年‘3·14’事件的参与者中，就有不少是不明真相的年轻人”。

　　争取民意支持的同时，西藏自治区开始把注意力更多放在青年人身上。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嘎玛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反复强调，将通过一系列活动，推进“纪念日”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