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学生时代——看不见的影像之《动词变位》 21世纪网

曾经作为精神贵族的大学生

《动词变位》讲的是1990年毕业、未毕业大学生们的彷徨、失落。

1980年代末本是个糊涂时期。当时事实是清楚的，但除事实之外的一切都是糊涂的。比如学生有什么主张，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别人把学生想成了什么妖魔鬼怪、或是救世英雄。为什么大家认为中国的整体像个少不更事的青年？最前卫的知识分子也在从事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好像把全体国民当成学生。学生长久地习惯认为自己肩上上有着一副重担。当他们超越现实企图真的挑起重担，现实的分量是谁都没有预先意料到的。

所有有关起因、原因与结果之间关联的分析都带有揣测的成分。更可怕的混沌，是事后无论如何分析总结，越分析，事实越模糊;而且，人为的忘却也使得原来惟一清楚的事实确实越来越模糊。

其中最可怕的是学生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以后又要如何。这不仅仅来自与他们年龄同步的成熟程度，也来自转型期经济的含混性、起码是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的双重性。

1980年代末的学生们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学习至上逐渐“跌落”到市场经济（这一转化没有下降的概念，跌落一词充满主观情绪），看到学习与社会地位、个人抱负的有机关系越来越小，但大部分人还没打算走出校门把自己的时间价格化。

1980年代末是中国大学生作为精神贵族的最后时代。1990年代末高校扩招大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只是这之后大学生平民化趋势的一部分。

1980年代末的学生很悲哀，没有态度，只有情绪；没有方向，只有行动。行动只是为了到达一个象征性的地点，而不是任何中转站或终点。惟一得到的结果是强加的，人道主义的结果。

1990年代整体是往市场经济“跌落”的时代。1980年代的大学生发现国家事业的重担并不在他肩头之后，多数转向去发财。有的发了，泡上影视明星了；有的出国了，普及着精神贵族们的西方中产阶级梦想；有的还像我这样在爬格子码字，担心空想主义的最后一缕光线在拳头的缝隙中消失；有的做上部长秘书了，天天在强调新闻的导向、社会的稳定。多数失语。原来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说出来，没人听；但关键还是没的可说。大家一起唱卡拉OK歌曲，至今他们还想起《大约在冬季》、《驿动的心》。

失意者相会在巴黎街头的时候，互相还能调侃：你是怎么出来的？我游出来的。在哪里拿的护照？联合国的。

社会整体的格局也在变化。发财丧失了“万元户”、个体户等词语的色彩，经由大款、款爷等中性字眼，渐渐变成了充斥《21世纪经济报道》、《时尚》等平面媒体的企业家、金融家。

经济方面的成熟，还在于1980年代，按当时的政治家的说法，“摸着石头过河”，举止很像个小孩，或者在虚心学习的、没有经验的人，也就是学生。当时另外一个领导人的流行语是“交学费”，指缺乏经验造成的公共资产的损失。现在对1980年代的形容，在官方语言中，最常用的是“总设计师”，好象1980年代是勾画蓝图的时期，1990年代是建造的时期，就是工程师的时期。

还是现在好一些。再精神，也还是不当贵族更好。以前说肉食者谋之，现在大家都吃肉了，并不是大家共同谋划。这就是时代的双重性，或者经济发展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差别。

《动词变位》

《动词变位》是部现实主义影片，把事后、其实也就是当时学生的状态描摹得非常清晰。如果大学毕业了，单位的工作没什么好做的，上班就是舞着彩绸跳亚运会的集体舞，个人的工作也没法开展;如果在学校，把出国当件大事的人（按老式理想，每个人都该有个生活目标）在动词变位，实在没别的理想还可以有性爱。结局是辞职的大学生在街头卖更年期妇女才戴的围脖。

说这是现实主义，因为我本人现在的老婆当时就在广场上谈恋爱，不是跟我；而当时唐小白据她自己说不当学生之后在北大墙外办酒吧，一天一个地痞要往扎啤杯里尿尿被阻止了，就带十几个朋友把酒吧砸了。

说是现实主义，比如新世纪的大学生们好像很高兴地在摆脱旧世纪的影子，但快要开奥运会了，有一些人会去跳奥运舞，杰出的是一小部分，可以到中心运动场上去跳给全世界人民看，其他的大部分只不过在自己学校跳给同学们看。雅思还是要考的，暂时出不了国的可能到父母关系的公司或朋友的小摊上混一段。

说是现实主义，因为唐小白只知道当时她与她周围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知道电影是什么。所有有关电影必须好看、必须表达点什么、必须流畅紧凑、必须与市场接轨的要求，好像她并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了也不明白如何做到。她只会把她知道的当时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一件件摞出来。毫不激动，拖沓冗长，缺乏情节，表演平板。似乎最专业的是摄影和录音，剧本、演员、导演都很业余。

但似乎现实主义已经足够了。有一些细节就够了。学生们各奔东西时，决定把捐款箱里的钱分掉。恋人们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里租民房寻找栖身之所。与大部分国产电影的差别，是其他大部分作品给了人很多希望，好像所有这些窘迫、欲望的无从发挥、被迫的卑劣，都是暂时的，是达到美好生活的前奏，而《动词变位》里现实主义的细节说着我们从来都是这样，也永远都会这样下去。

《动词变位》使用的是香港的私人资金，使用16毫米胶片拍摄，完成后没有进入发行渠道。

火锅里的小白

动词变位是法语学习的一部分，德语、俄语里有变格，形式差不多，但更复杂。法语里动词有30多个时态或形态，常用动词根据人称不同还有变化，背诵起来很烦人。

动词变位很模糊。它是个行动、还是段话语，都搞不清。它是个练习。变化本来是用来找到某个东西，比如自己的位置。但动词变位作为练习的意义在于没完没了地变化、永远没有目的。与1980年代末的大学生状况太相像。

“我是，你是，他是，她是;我们是，你们是，他们是，她们是。”

动词变位作为话语没有意义。更没有动作。我是什么？这个问题跟动词变位没有关系。

看《动词变位》的第一印象是唐小白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虽然她大学毕业已经十年了。

动词变位是个小众举动。少部分人在少部分时间才做这事。大众行为中与动词变位相似永远只以变化和含混为目的的，我只找到了火锅。火锅是一种异常糊涂的吃法。什么东西都有，随时可以加菜，煮在汤里什么都看不清，一筷子下去不知道捞上来的是什么，等放到麻酱香油料碗里，也模糊一团不知道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火锅与选择的关系。选择火锅是保留选择的权力，把选择推后到下一步。点菜必须马上有决断，火锅不是的。火锅的决断是把菜从锅里夹到碗里的瞬间。这一瞬间经常不讲究明确知道夹的到底是什么，一个食客如果夹起某物，并非所愿又放回去，不太礼貌。点菜还有可能分餐，但火锅是大家围一圈。火锅还意味着对厨子的不放心，宁愿自己掌握火候。

唐小白作为食客，与火锅的关系如何？她是成都人，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小部分时间在香港。成都和北京的火锅是大锅，香港是小锅。成都是麻辣锅，北京是羊肉锅。我与小白第一次见面是2001年冬，也是她的处女电影完成的一年多以后。我在郭林家常菜等她，她却非叫我去东来顺吃涮羊肉。

火锅还有点老式词汇中引申意义的煎熬。唐小白无法在一个地方久住，她或许看作是无奈，我却看作是她的选择；唐小白不能不拍电影，却又不做个拍电影的，她或许看作无奈，我却只能看作无为；唐小白这么多年之后，还只能拍当时的变幻、含混和无意义，对于她是个完成、卸下心中的包袱，我却只能看作是再生。

火锅吃到后来，锅里已经没有原汤，大部分汤是后来加进去的。我这样，1980年代末在国外晃荡、恋爱、学习、胡说、旅游、动词变位，而直到今天才写下我那个年代看法的第一行字。大部分原汤早被消化掉了。而小白是原汤，还在受煎熬。东来顺的蒙古式火锅边壁非常窄。火锅终有吃完的那个时刻。我与唐小白的第一顿火锅吃了接近三个小时。如果小白到最后还在汤里翻腾，有可能随最后的波澜翻出窄边来在黄铜的炉边烤焦，形同炮烙;更有可能随着汤的整体被食客们忘掉，逐渐冷却、凝固。

这就是我和唐小白面对火锅的两难。吃掉，恐非任何一方的意愿;但木炭尽了，任它/她凉下去，就只有一块冰。

面对《动词变位》影片时，没有两难。这部影片不是它的结尾，失意的大学生在寒风中叫卖两块钱的围巾；这部影片是它的开头，恋人在零下的公共汽车后座上做爱。

在所有结冰的液体中，体液是最后一种。

我们都有体温。体温阻止我们的体液凝固。

体液流动就有性爱。

性爱与1990年初的北京之冬，与动词变位、与火锅是一样的，把选择推迟到最后一刻，不断加菜，不断变化，只有主语谓语没有宾语，没有条理方向，没有快感之外的目的，没有形式之外的内容，只有事实，没有原因和结果，既是行动，也是话语。